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长篇小说《中国轨道号》是我2020年出版的一部科幻作品。小说获得了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少儿科幻小说星云奖中长篇小说金奖，入选了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项目、中国作家重点项目扶持等多项奖励。在销售市场表现也很良好，一年内加印了8次，对一部科幻小说来讲，已经是很好的状态了。不过，对我这个作者来说，奖励和销售都只是一件事情的后续部分，因为创作这部小说用去了我20年以上的时间。

我是从1978年闯入科幻文学界的。那一年五月，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别具一格-读叶永烈的科学文艺作品》。1979年，我的第一个科学小品《给盲人一双眼睛》和科幻小说《冰山奇遇》发表在上海《少年科学》杂志。1980年，我受邀参加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科学文艺和少儿科普专业委员会哈尔滨年会，成为仅有的中学生代表。自那之后，我立志从事科普和科幻创作，并撰写了一系列短篇小说。我的第一个短篇科幻集《星际警察的最后案件》于1991年出版。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是1994年跟郑文光合著的《心灵探险的故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长篇创作，内容则是把郑文光的三个短篇融合拓展成为一部长篇。紧接着，我自己创作的《生死第六天》则是把我自己的一个获奖短篇改写成了长篇。这本书初版于1996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准备写一本新的长篇。

我是经历过80年代对科幻小说横加指责的年代的。在那个年代里，许多人说科幻小说不切实际，想入非非。科幻作家则对自己的作品不被文学界认可而焦虑。我就在想，我能否写一篇看起来非常真实，但却根本没有发生的故事，令各种质疑都在作品面前失去意义呢？这样我就想到了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我们都曾经隐约听说，中国很早就开始过载人航天试验。但那个年代这些都是完全保密的。我能否虚构一个中国确实成功地在那样的年代中把人发射上天，但因为技术力量不足却无法返回的悲壮故事呢？我记不得这个想法是哪一天窜入我的脑海中的，总之我一下子被这个想法攫住了。我给这本书起了个名字，叫《中国轨道》。这是一个饱含寓意的名字，我相信这部作品将实现我把科幻小说写成跟现实主义作品读起来一样且充满史诗韵味的作品的梦想。

我旋即投入到寻找各种资料的工作中去。那个年代有关中国的航天秘密，我只能从偶尔出现的零星报道、回忆录、报告文学作品中找到。我购买了大量的《航天》杂志进行阅读。有一本1986年出版的书，题目是《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这本书中提到，中国曾经进行的那个载人计划开始于1968年，而第一个载人航天计划叫做曙光一号。在那个年代甚至训练过航天员。而对航天员的生活，叶永烈曾经在上海《科学生活》杂志上披露过一点，还拍摄有照片。但仅有这些显然是不够的。为了撰写秘密载人航天计划我必须参考更多国防科工计划的资料，而我所需要构造的宇航飞行的一些细节，则需要看更专业的读物。于是我对市场上的航天信息进行了疯狂地收集，我购买了《科罗廖夫文集》和钱学森生平与科技创新方面的著作，还有一本关于世界火箭发射场概况的书。那个年代我还常常骑自行车去拜访作家郑文光。他住在和平里，去他家访问的时候我总会看到一个航天科研所的大牌子。我记得有一次我下决心要闯闯这个科研所，结果成功进入里面，还买到了一些内部资料。这其中就有四卷本的《国外航天事故汇编》，其中详细记录了数百个已经发生航天事故。这本书对我的启发很大。

整个90年代的后半期，我都沉浸在《中国轨道》的构思和撰写过程中。但我高估了我的创作水平。一旦下笔之后，我就发现我对现实生活的把握能力比想象的要差许多。前前后后写了好几稿，虽然有的地方看起来不错，但总觉得还是写不到我所想象的那种深度。郑文光老师看过一些章节，觉得构思很好。他也在不同场合表扬过我的这个创意。但这部作品终究还是没有真正写出来。两个原因制约了我的创作。第一，我看了太多技术资料，已经无法从技术中把自己拖出来回到文学空间。其次，我对人物的把握太幼稚了。阅历浅薄导致我无法把人物的命运写得那么活灵活现。

进入21世纪之后，我的整个心情都因为这本书和另一本小说没有能按照我自己的设想成功被写出而苦恼。我几乎停止了创作，把自己的注意力大规模地转移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在这个时段我仅仅写过几篇短篇小说。虽然我在撰写简历的时候总称自己为作家，但我真的没有怎么在从事创作。

这期间，因为我开设了国内第一个科幻课程，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科幻学位，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第一个科幻研究项目而受到关注。许多出版社纷纷来找我，希望我给他们主编一些作品集。我也曾经接手韩松主编《年度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总共九年。但别人一旦问起我自己能否写作，我就会回绝他们。我记得安徽少儿出版社当时的社长张克文带着自己的部下来找我。我当时还住在北京西三旗。我们在回龙观找了个饭店吃饭。到场的还有青年作家杨鹏。此后，克文社长的下属王利、丁倩等又跟我联系，希望我帮助他们编辑选集。同时他们也希望我来撰写作品。但我都以各种理由回绝了邀请。又过了一阵，听另一个作家说，他跟出版社的合作，就是让对方把自己过去的书重新出版一下。我想我也可以这样。于是，到责任编辑丁倩再来找我的时候，我就以这个理由作为回绝。但丁倩是个有心人，她马上答应了我的要求，把我之前的两个长篇加上一个短篇合集，作为他们社科幻系列的“时光球原创少儿科幻小说”的第一辑出版。这就是时光球系列中《心灵探险》《生死第六天》和《引力的深渊》的由来。感谢徐凤梅总编辑对这套书的关怀。

等书都出了，丁倩再来找我说，那您的新作怎么办？我觉得再也没有办法拒绝她的要求，于是我开始考虑重返科幻创作的可能性。这时候我又想到早就搁浅了的小说《中国轨道》。由于我没有写出这本书，但书的创作消息早就在业界传开。大家一直在期待这部作品。2001年，有个电视剧还采用了这个名字。幸好影响不算太大。我还能重新回到这个作品上来吗？如果回到这个作品，我该怎么去写？而且，少年儿童出版社所需要的，一定是一本少儿题材的作品，原有的构思怕不再适用。但经历了这些年，我自己成熟了许多。而且，如果将少年儿童当成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那么航天科技就会退居侧面，成为一种背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作品的难度有所降低。想到这些，我决定接受这个挑战。

2018年，我正式跟出版社说我可以写作这本书，我还把书名从《中国轨道》改成《中国轨道号》以示跟前者的区别。

2019年1月，我提交了第一个梗概。当时我还没有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觉得我写起来一定很容易。前两本小说写作的时候，我大概每天能写4000字，所以我不急着动笔。而且，既然要写儿童科幻作品，我就应该有点新的追求。我想起八十年代曾经看过日本作家宫本辉的《萤火河》，当时就特别喜欢这本小说的缥缈风格，还有台湾作家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那种怀旧感。曹文轩的《草房子》也给我很多启示，我把过去纠结的关于时代的问题想清楚了。其实，作品写什么年代都没关系，我们并非要去展现那个年代，而是要在任何一个年代中发现人性到底是怎样的，父母给我们的教育是怎样的，我们这些作为某个民族成员的人自己的精神是怎样的。

渐渐地我心中有了一点感觉。于是交给编辑我的第一个梗概。这个梗概只有四个章节的题目，题目是我随便想的，觉得它们很好听。我又给题目编了一些内容。按照这样的写法，我要写四个围绕第一次虚构的载人航天背景的小故事。四个故事之间没有联系，只是共享一个背景。

写好梗概我就又扔下这个事情去做别的。几个月过后，编辑又来找我，问我情况怎样。并且，他们还想向中国作家协会申报一个支持项目。我知道我不得不开始写作了。

《中国轨道号》的写作比预想的难。我写了一些章节，但发现铺垫太多了。要想说清一个远离今天孩子的时代的情况，我差不多要用半本书讲那个时代的各种背景。我太太看了稿子说，一点意思也没有，只有政治背景，没有生活细节，不像一本小说。她说的政治，是我写的那个年代中国载人航天的背景。第一章的初稿给编辑看了之后，他们也说要多写细节。过往的细节才是吸引孩子进入的真正的动力。我于是调整了写法。讲述了大量那个年代的故事。

最让我为难的，还是每一章看起来我知道会怎么发展，但到了跟前就发现其实还是缺少一些感人至深的东西。过去我写的科幻作品，关节点都在技术突破上。每每小说中的人置于窘困境地之后，科技发现会把他们解救出来，至多是通过勇气战胜恐惧。但现在，我写的是一本虚构的准日常生活的小说，人物关系和情感是故事的核心。我的短板立刻就暴露出来。

那些日子里写不下去是常有的事情。我又找来许多书阅读，从狄更斯到盖达尔，从《溯源中国计算机》到《军校学生的幸福》。但书也不一定就能给我灵感。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紧张焦虑脾气暴躁，想要把故事拉向其他方向。但我太太跟我说，这是不行的。你不能总开始新的方向，这样下去无法跨过的壕沟永远都无法跨过！她的批评特别准确。我只好回到原来的路径。但突破自己的短板太难了。特别是在反复修改无果的时候，更是如此。

我们住在大公园一样的南方科技大学校园中。这个校园据说是两个自然村合并建造的，园中有九山一水。大沙河从园区缓缓流过。山上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夏天这些树枝上总是挂满荔枝。当然，那必须是荔枝的大年成才行。我太太说我可以出去换换空气，她乐意陪我去走。于是我们就走入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虽然是在校园中沿着山路或者河边缓缓走过，但我全部心思都在作品上。我一点点把我的故事讲给她听。她就给我一些建议和提示。我太太是文学专业出身，对文学的理解和作品的分析比我更在行。就在这样的讨论、行走、观点对抗中，我逐渐找到了每一章的关键点。我记得小说的核心第三章，我写了好几遍，总写不到我要的那种感觉。后来也是我太太的建议，她说，关键的转折字数不在多，有了前文情节的铺垫，情感的流动和爆发往往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这个说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回来就闯过了那一关。等我把这个新改稿子给丁倩的时候，她说看到那里她流泪了。

2019年1月，我的这本书在中国作协立项，成为次年的重点资助作品。10月，第一稿上交。在编辑的指导下我继续修改。前前后后写了多少稿我自己都记不住。总之2020年12月正式出版前才定稿。写作字数是实际发表字数的两三倍。感谢编辑们认真修改，替我把握住了节奏。现在发表的稿子，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他们的功劳。

《中国轨道号》在写法上，沿袭了我在上世纪90年代的想法，要把虚构的事件写的栩栩如生。我动用了我自己的回忆，把童年的许多往事，修改之后写在了上面。就连大院的名字、大人和孩子的名字、大院的大致构造，都跟我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天地相互重合。但所有的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的。虽然这些故事和人物或多或少有一些真实的影子，不过如果你找到我的发小询问，他们会告知你故事的感觉是亲切的，但内容是陌生的。这一点就连我自己都觉得吃惊。我创造了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怪物，小说既真实又不真实，永远游荡在真实与虚构的边缘。我欣喜地听说，小说发表之后许多人都以为是真的历史。甚至有人认为，这部作品不属于科幻小说。我很早就反对科幻小说写得欧化和拗口，对儿童读者更是如此。所以，我尽量用简单明快的语言，并且希望把多重的科技、社会、文化内容植入到作品之中。现在读者看到的故事有某种隐含的立体性，各年龄段的人阅读能从中提取到不同的信息。不同年代的人从自己的角度解码后看到的景色和想到的问题不同。这本小说不但让今天的孩子喜欢，还引发了50后，60后，70后和80后读者的阅读兴趣。

我觉得我创造了科幻跟回忆录结合的方式，相信这种方式能在未来很长时间影响到中国科幻的发展。当然，跟我想法一致的人也不止我一个。最近收到一本刚刚翻译出版的美国科幻小说《计算群星》，看内容也是写的过去。不过都是写过去，也仍然有许多不同。我自己定位《中国轨道号》是怀旧的未来主义。故事中的过去只是表象，未来才是内核。如果你亲自读上一读，就能知道我的话是什么意思。

以上是我对《中国轨道号》的写作和出版过程做的一个回顾。总之，这是一本酝酿了很久的书。写到最后，我感觉昏天黑地，都不知道用了多少时间。责编丁倩的前分管领导王利告诉我，说您写了三年了。我说你怎么那么清楚？她说，在约稿的时候丁倩生了一个儿子，现在孩子已经三岁。我这才清醒过来。期间，出版社也换了新一任的社长。我的这本书能在疫情期间上市还获得许多读者的关注，要归功于张堃社长的大力推动。

感谢责任编辑丁倩、曾文丽。感谢所有的美术设计和画家为本书做了非常好的设计与插画。插画家张德敏的封面我特别喜欢。感谢饶骏、刘洋、北星和我崇拜的老作家萧建亨对作品提出的修改意见。感谢儿童文学、科幻文学、航天科技、中小学教育方面的许多名家替我写了那么多书评。韩松、姚海军、周群和饶俊几位感到意犹未尽，都发布了至少两篇书评，我真的很感动。还有好多孩子，在不同场合和地点发表了对作品的评价。感谢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和少儿科幻星云奖评委会将奖励颁发给我。最不能忘记的，就是感谢我太太给我的支持和帮助。

回到八十年代的那些争论，大家就能理解我和刘慈欣、韩松、王晋康、何夕在内的这一代作家身上肩负的责任了。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科幻正名，是我们这一代人创作的强大动力。

我们或多或少地做到了这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