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长篇小说》2021双月号-5｜石一枫：漂洋过海来送你（节选）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等。
漂洋过海来送你
石一枫
第一部分：来自太平洋西
1
那年那豆二十三，在大酒店当服务员。他爸那三刀，在出租汽车公司开车。他妈马丽莲，在大方家胡同西口的清真肉店卖牛羊肉。那豆的爷爷也跟他们一家三口住，过去是北新桥酱油厂的工人，不过早退休了，现在连酱油厂都没了。
所以爷爷的精力主要用于养鸟。
“隔辈儿亲”，这说法有道理。那豆跟他爸也就那么回事儿，甚而隔三岔五还会闹点儿别扭，但跟他爷爷关系好。直到在酒店上班以后，只要头天没夜班，他都会陪着爷爷去遛鸟。冬天的清晨，太阳还是红的，胡同里尚凝着一团薄雾，俩人就出门了。这时街上几乎没车，空气分外清新。爷爷走前面，左手一笼黄巧儿，右手一笼八哥，那豆跟在后面，穿着酒店发的门童制服，看起来像个小跟班儿。爷爷也的确有“范儿”，梳个半灰半白的大背头，胳膊朝两边枝杈着，一副瘦而高的身架恨不得占了半个胡同，不时还会放个响屁，如同给雾里的孙子指引方向。
他们出了东四三条，往南拐上了朝内大街，再奔东走到朝阳门环岛。
环岛边上有个街心花园，就是爷爷遛鸟的地界了。爷爷把俩笼子挂在树上，舒舒坦坦地坐在水泥台阶上，听黄巧儿唱歌，教八哥说话。黄巧儿姑且不提，那豆比较偏爱八哥。这时的八哥已经是爷爷养过的第三只了，前面两只也能说话，不过在第二只上出了点儿差错。那两年那豆他爸爱骂街，骂着骂着就把八哥教会了。有时刚说句“恭喜发财”，下面就接一句“大傻逼”，还有时正说着“您吉祥”，跟着又是“小丫挺的”。这让爷爷痛心疾首，说这叫“脏口儿”。扳了一阵子没扳回来，爷爷只好把那只八哥给放了。八哥振翅高飞，飞出二环路，飞向CBD，满北京地散布“大傻逼”和“小丫挺的”去了。
因而在那以后，爷爷格外注重八哥的教育问题。到了第三只上，八哥又有进步，学会了紧跟时事，还学会了举一反三。这让爷爷很骄傲，又问那豆：
“这觉悟，比你们单位头儿怎么样？”
爷爷问话时，那豆也坐在水泥台阶上，连鼻子带嘴一块儿往出喷热气。他瘦而长的躯干弯得像根扁担，扁担上挂了一枚如斗大头，大头里好像藏着许多心事。但这状态并不妨碍他跟爷爷聊天，那豆说：
“比我们经理强，但还赶不上贵宾楼的客人。”
这说的是实话，作为一家经常负担着会议任务的国营酒店，客人的身份自然不同凡响。有时听他们在门口寒暄或在咖啡厅里神侃，说的那些话都能把那豆给绕晕了。
爷爷听了那豆的评价，欣慰地逗八哥：“也不能对咱们要求太高，对吧？”
八哥倒不干了，连着蹦出一串儿“从严”。
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八哥一句，太阳也由红变白，照散了环岛上方的薄雾，照出了远处立交桥下丰沛起来的车流。不多时，那车流又渐渐停滞了，开始了这片地方每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拥堵。环岛四周的地铁站口也拥出人来，有时候那豆想，瞧这些人那乌泱乌泱的架势，真说明他像新闻里说的，生活在一个泱泱大国。而这景象也说明时间差不多了，于是他站起身来，对爷爷说：
“那您歇着，我上班儿去了。”
爷爷就说：“小猴儿崽子，跪安吧。”
这么说话也是爷爷的习惯。倒不是来源于祖上，而是来源于电视，但正是电视又让爷爷想起了爷爷的祖上。有那么两年，电视剧里演的净是“宫里”的事儿，不是皇上就是太监，要不就是几个娘们儿斗心眼儿，互相打胎，噼里啪啦往下掉孩子。看了那些电视剧，爷爷的口风忽然就复古了，拿腔拿调了，进而又说起了自己这家人在过去也是“有身份”的。可不么，要不是“在旗”，谁家姓“那”呀？
只不过话说回来，且不说那豆和他爸了，就连爷爷本人也没赶上过他们家的好时候。爷爷的爷爷早就把家底儿给败光了，靠的是一杆鸦片枪。也正是因为这个司空见惯的故事，爷爷在过去的年月里才没吃“瓜落”，那豆他爸也还能被组织上派去学开汽车。话再说回来，就算祖上是有过一点儿“身份”的，毕竟离皇亲国戚也还远着呢，那些专属于“宫里”的老词儿，也轮不上他们说。一句话，你也配？
因此对于爷爷的这个毛病，那豆他妈马丽莲曾经指出：“搁几十年前够批斗的，搁几百年前够砍头的。”
又对那豆他爸那三刀说：“我看你爸的脑子是糊涂了。”
但那豆和他妈持不同意见。他并不觉得爷爷那么说话是在怀旧，更不觉得爷爷有什么跟谁比祖宗的意思。怀旧和比祖宗都是要有现实基础的，或者说，是那些混成了“人上人”的家伙在论证自己本来就该是个“人上人”。一个前酱油厂工人，也唱这么一出，那不是自取其辱么？活了一辈子，爷爷该懂这个道理。
但爷爷又图的是什么呢？按照那豆的看法，其实很简单，纯粹就是图个“玩儿”。
北京人尤其是胡同里的北京人，先天都有着“玩儿”的基因，甚而伴随着他们逮着什么“玩儿”什么的努力，“玩儿”这件事情本身也成了一种精神，一种态度。而在诸多可“玩儿”的物件里，唯有这嘴百玩儿不厌、随玩儿随有。玩儿鸟玩儿多了鸟还累呢，一张好嘴却永远能够花样百出。伴随着爷爷把孙子说成“猴儿崽子”，把回头见说成“跪安”，把吃糖油饼说成“用早膳”，把吃多了胃胀说成“龙体欠安”，把串肚子放屁说成“出虚恭”，好像过日子的内容没变，但日子又不是本来的日子了。
只不过那豆又想，这种“玩儿”的基因似乎也是逐渐退化的，在爷爷身上还挺明显，到了他爸他妈那辈人，就被日子磨砺得淡薄了下去，再到他自己，干脆连“玩儿”的兴致也很少有了。相反，他老觉得自己在被别人“玩儿”。
因此那豆还有些羡慕爷爷。这也是他长大了还跟爷爷亲的一个原因。
再说回俩人在清晨的对话。当爷爷允许那豆“跪安”，那豆便也回一声“喳”，屁颠儿屁颠儿地跑向路边，用手机去扫一辆小黄车。有时是小黄车，还有时是小蓝车或小绿车。
这时爷爷却在后面说：“瞧你这记性。”
那豆便“咳”一声，又屁颠儿屁颠儿地跑回去。他看着爷爷掏兜，捻出几张票子给他。
这也是爷爷的习惯：只要那豆陪他遛鸟，那么早饭钱他管。爷爷的意思那豆也明白：他爸他妈钱紧还“抠儿”，从小人家孩子有什么玩意儿他都没有，那正好，早饭爱吃吃不爱吃不吃，攒下钱来还能买点儿可心的东西。那些钱的确也变成了他的日本漫画、电子游戏机和四轮轱辘鞋，到职高毕业以后，居然还置了一台二手电脑。只不过那豆又有点儿不明白：既是疼孙子，爷爷为什么不能自己攒下钱来，到时候直接给他一个整数呢？
对此爷爷也有一讲。他伸出手来让那豆看：“瞅我这手，缝儿大不大？”
那豆说：“手指头是有点儿并不拢。”
“对喽。”爷爷说，“这样的人敛不住财，意志比较薄弱。那钱要搁我手里，还有你的份儿？我早买鸟儿去了。”
所以钱可以给，但攒钱的痛苦还得那豆承受。看见这个百爪挠心，看见那个又辗转反侧，爷爷自己可不遭那份儿罪。但不管怎么说，这又是那豆跟爷爷亲的一个原因。总之鸟也遛了，钱也拿了，那豆骗腿跨上了小黄车，或小蓝车、小绿车。
但爷爷又说一遍：“瞧你这记性。”
说完又掏兜，捻票子，要把给过的钱再给一遍。而这个习惯就不是爷爷一直有的了，是今年夏天新添的……要不就是从去年冬天？
那豆跨在车上，乐了：“瞧您这记性。”
爷爷颇为认真地点了点票子，一拍脑门儿：“瞧我这记性。”
然后那豆终于蹬车走了。他骑得慢慢悠悠，但却觉得风很足，吹得他浑身透凉，又夹杂着一丝来无影去无踪的忧伤。这一路上，他还总觉得有人在后面看他，但他也不回头，因为他知道，回不回头爷爷都在那儿。同时，他也以为这种感觉将会天长地久，就像不管街景如何变幻，新的、奇形怪状的大楼起来一座又一座，但每当他经过北京站时，尖顶上的大钟永远会恰到好处地响起那首《东方红》。
然而那豆想错了。那个冬天过去，等一开春，爷爷就没了。
用爷爷自己的话说，“薨”了。
后来回想，关于爷爷“薨”了的话题，俩人其实早有讨论。最初还是在那豆很小的时候，他好像刚脱开裆裤。小小子都有枪，也就是一块三合板锯成枪的模样，后来爷爷又给加工了一下，装上皮筋能打纸球。饶是如此，威力巨大，当那豆向爷爷开枪，爷爷立刻扑倒在地，并声称“嗝儿屁了，嗝儿屁了”。那时爷爷还没开始学电视剧说话。
那豆拽爷爷：“起来呀，我妈说趴凉地拉稀。”
爷爷说：“嗝儿屁了就起不来啦。”
那豆问：“什么是嗝儿屁了？”
爷爷说：“嗝儿屁了就是死了，不能动了。”
那豆问：“永远睡觉了？”
爷爷说：“差不多这意思吧。”
这也是在那豆的记忆里，他第一次被迫思考起了关于生死、关于人生终极的问题。没承想，那些思考还给那豆留下了心事，同时又有几分可怕：不能动了，那要是耳朵眼儿里钻进一只潮虫可怎么办，抠都不能抠了？永远睡觉了，那糖油饼摆在桌上也吃不着了？这些想法在他的心里凝成了一团暗影，每每将他的魂魄一晃，人也不觉痴了。
这时他会突然说：“我可不想嗝儿屁。”
这话自然把听者吓了一跳。他妈马丽莲一惊一乍，薅着那豆的脖领子就是一巴掌：“瞎说什么呢，哪儿自个儿有咒自个儿的？”
他爸那三刀则相对客观：“是人都会嗝儿屁，但你还早着呢。”
那豆便又看那枪，进而要求爷爷：“那您今天也别嗝儿屁。”
只有爷爷懂得那豆的心思，嘿嘿一乐：“行，今儿不嗝儿。”
但爷爷嘴欠，立马又会接一句：“明儿再嗝儿。”
说得那豆就哭了。他哭也不是哇哇哭，而是一抽一抽。每抽一下，如斗大头就会在瘦长的身子上晃悠一下。爷爷呢，又嘿嘿一乐，胡噜一把那豆的脏脸，也不说什么了。他爸他妈则对视一眼，满脸没辙。这没辙也不光是对那豆，还包括对爷爷。
但等后来那豆大了，再和爷爷论及此类问题，他的态度反而没那么严肃了。
试举一例，就在一年多以前吧，也是个冬天。当时他还没到大酒店去当门童，而是成天在街面上晃悠着。晃悠久了，便晃悠出了一股烦躁的气息。那时他倒还陪着爷爷遛鸟，冷着一双眼，看着乌泱乌泱的车和人，脸上倒渗出几分狠气。
一天正在发狠，爷爷突然搓手道：“老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呀。”
乍一听，那豆还以为爷爷说的是取暖问题，具体地说是“煤改电”的问题。过去胡同里冬天烧炉子，后来变成了土暖气，那两年说是为了对付雾霾，政府又统一给改造成了电锅炉。干净当然是干净了，但电锅炉也有电锅炉的缺点：因为线路老旧，夜里容易跳闸，一跳闸就得冻一宿，早上起来尿盆里都结着黄冰；此外还有电表走字儿太快，一冬天的采暖费得比过去多花好几千，所以好多人家不跳闸也不敢开，宁可尿盆结黄冰。爷爷那屋又漏风，入冬以来，已经被冻得往胡同口阴大夫他们家跑了两趟。
但那豆又知道，爷爷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那些鸟。于是他说：“要不跟我妈说说，给八哥的笼子做副棉罩子？”
爷爷貌似首肯，答道：“棉罩子管用。”
那豆又支招儿：“不还有条旧电褥子么，我给剪吧剪吧铺笼子底下，一插电照样能热。”
“那敢情好。”爷爷更加首肯，又转向八哥，“你先用上地暖了。”
八哥就说：“消费升级，消费升级。”
讨论完这个问题，俩人便停了嘴，爷爷继续逗鸟，那豆继续冷眼看着乌泱乌泱的车与人。但过了一会儿，爷爷忽然沉吟，又说：“不对呀。”
那豆说：“怎么不对了？”
爷爷说：“我刚才想说的不是这事儿。”
那豆说：“那您想说的是什么事儿？”
爷爷便五指分叉，拢了拢半灰半白的大背头。与此同时，他还在一瞬间歪嘴皱眉，那表情既迷惘又古怪，好像一只鲶鱼陷入了沉思。半晌过后，爷爷才说：
“我想说的是，你老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呀。”
那豆说：“我老怎么着了？”
爷爷说：“你也没个班儿上……”
那豆说：“您不也没上班儿吗？”
爷爷说：“我那是退休了。再说酱油厂都没了。”
那豆说：“酱油厂有的时候，也没见您会做酱油。”
爷爷说：“工种不同，酱油厂也需要搬缸的。”
那豆说：“要不……我也权当自个儿提前退休了吧。”
这么说时，口气不耐烦。有那么两年了，一提到上班儿的事，他都是这么一副态度。这也就是跟爷爷，要是换别人，没准儿早“窜儿”了。而爷爷呢，话说到这儿，一般都会不再言声儿。但这天爷爷又与往日不同，他仿佛愣了愣神，目光有些发散，嘴角却往下撇着。这又让那豆感到，爷爷似乎是有什么话要说的。
于是他问：“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爷爷仍半晌不语，然后突然说：“我要嗝儿了，你怎么办呀？”
说时喉咙发抖，俨然拖出哭腔。而那豆听爷爷这么一说，就真不耐烦了。他知道爷爷“又来了”。近两年爷爷还新添了个毛病，或者说，人老了都有这个毛病：有事无事总爱论及生死，并且极其多愁善感。但那豆还知道，爷爷论生死，论的也不只是他本人的生死，而是三绕两绕，又会绕回到自己身上。倒好像自己找工作是爷爷未竟的事业，他一天不上班儿，爷爷就一天死不瞑目似的。这又是什么逻辑，难道他明白了该“怎么办”，爷爷就能放心地去“嗝儿”了吗？
那豆也不打算跟爷爷掰扯上述问题。他知道，掰扯也掰扯不清楚。
他反而说：“爷爷，您这话说得欠妥。”
爷爷说：“怎么欠妥啦？”
那豆说：“别老‘嗝儿了嗝儿了’的，那不符合您的身份。咱们这个民族，咱们这种人家，在过去可不是这么说话的。您看能不能换个词儿，‘驾崩’行么？”
爷爷居然认真地想了想：“你怎么看的电视？天下只有一人能说‘崩’。”
那豆说：“那就‘仙去’？要不‘圆寂’也行。”
爷爷说：“我又不是什么宗教人士。”
那豆说：“您知道的多，要不您挑一个。”
爷爷又想了想：“干脆就‘薨’吧。那字儿太难，我也不会写，不过大概用着合适。比一般人高点儿，又比最高的低点儿，中不溜儿。我这么说也不是没根据，我爷爷也就是你爸的太爷爷，光绪年间御赐过封号‘巴图鲁’。”
那豆不认识“薨”，也听不懂“巴图鲁”，但他点了点头：“得嘞，那就这么定了。”
八哥也附议：“按既定方针办。”
这时那豆便把烟屁蹍了，又从烟盒里拿出一根新的。他把那烟在手里转着，却没点上。烟自然不是什么好烟，一点零的“中南海”，抽多了呛嗓子。
而只过了这么会儿工夫，爷爷却又说：“那我要‘薨’了，你怎么办呢？”
刚才那豆想把爷爷绕开，可爷爷倒好，三绕两绕又绕回来了。因其形散神不散，那豆不免又想：难不成爷爷是认真在谈这事儿？不免心里颤了一颤。但等颤完，他却拿出了愈发嬉皮笑脸的神情：“我能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爷爷有些失落：“那当然……你该吃吃，该喝喝。”
“不是那个意思，我哪儿能那么没心没肺。”那豆只好表态，但语气仍是烦躁和疲沓的，“我说的是，我该哭您就哭您，该埋您就埋您，该打幡儿就打幡儿，该烧纸就烧纸。别人怎么对您我不管，我得让您不枉当了回爷爷。”
爷爷又补充：“你自己也得好好儿的，起码别给家里惹事儿了。”
那豆说：“对对。别人怎么看我我也不管，我得让自己不枉当了回孙子。”
听了这段表态，爷爷又做了一番思索，然后说：“就是这个理儿。豆儿啊，记住喽。”
那豆无可奈何地笑笑：“我看哪，还是您先记住了吧。”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那豆也数不清，类似的表态他进行过多少回了。每回表完态没多久，甚至连日历牌儿都没撕，甚至当环岛的红灯刚变成绿灯，爷爷便会又突然说：
“我要‘薨’了，你可怎么办呀？”
而到来年又来年的春天，当爷爷真“薨”了，那豆还有一个感触：对于生死，好像只有小孩儿和老人会常挂在嘴边儿，这没准儿是因为他们一个离生不远，一个离死很近。夹在中间的人，由于两头不靠，反倒有些糊涂或者大可以暂时装糊涂了。其实就是个距离的事儿。
至于爷爷“薨”的过程，就没有讨论“薨”的叫法时那么絮叨了。用街坊的话说，“干净利索快，这是福分。”
当时天气渐暖，满胡同飘着白毛儿杨絮，天却像入了秋一样高远，抬头所见近于无限。“五一”还没到，但胡同口早早儿斜插着小旗，地上还码墩儿摆出了一盆一盆的“串红”。北京的春天短，前后也就那么几天，因而就算日子还是原来的日子，那豆却有了种迫切地想把日子抓住的感觉。他醒得也比过去早了，一起床就去找爷爷。
院儿里三排平房，东西北三溜儿排开，他家占了两间半。东边北边各一间，当中还夹着半间不东不北的，门开在小院儿的对角线上，是在拐弯处搭起来的违章建筑。这两间半也不是他们家祖上留下来的，倒是后来政府分的，原先“带下马石的宅子”早不知从烟枪里飘到哪儿去了。那豆住的自然是那半间，因其角度歪斜，所以早上开门以后，看哪个方向都像斜的。都说北京人最分得清东南西北，但他是个特例，用爷爷的话说，“生把北京的街看成了天津的街”。然而住这儿也有个方便，左右两边的动静都听得真切。他爸他妈要是吵架，照墙踹一脚就能让他们闭嘴，爷爷要是起夜踢了尿盆，他也知道用不用递个墩布。
昨夜爷爷那屋没声儿，只有八哥冷不丁地喊句口号。看来睡得还行。
那豆把牙缸子往左手边的窗台上一撂，转身就去敲右手边的窗户。敲了几下没人应，这也不稀奇。爷爷的觉有时候像老人，夜里三点就开始翻腾，有时候又像小孩儿，直睡到太阳高了还赖着。赶上后一种情况，就得由那豆充当闹钟。
那豆便继续敲，且喊：“叫起儿了，上早朝了。”
还说：“一会儿车都出来了，尾气该熏着鸟儿了。”
屋里还没声儿。这当然也不稀奇，上了岁数的人耳朵都不灵。这时就需要那豆从北屋窗台上的第三个花盆底下拿钥匙，捅锁眼儿进去叫爷爷。
开门以后，仍没发现什么异样。天气真是暖和了，屋里蒸腾着一团热气，当然也充满了尿味儿和屁味儿。那尿有股近似于苹果的气息，屁则混同于一般的豆儿屁、萝卜屁。四下里摆设不多，一桌一床一柜子，糟朽得连晃悠出来的“吱吱”声都有些发闷了。床头还有一缸，缸上斑驳着一个“北”和一个“酱”字。
爷爷还在床上睡着，面朝墙，头顶着缸，不动弹。
那豆就往里挪两步，拿手轻拍爷爷脑袋底下翘起来的半个枕头，边拍边叫：
“爷爷，爷爷，爷爷——”
但叫到第三声，他的嗓音就变了：打颤，但却不拖长声儿，反而极其短促，好像刚吐出来就被吸了回去。他还意识到，大事可能不妙。然而对于大事不妙的反应，他也没像电视里演的那么轰轰烈烈。相反，那豆还挺沉着——他先往前欠了欠身，伸手探了探爷爷的鼻息，然后直起腰来，茫然四顾着眨了眨眼，这才翻身出去找他爸和他妈。
敲开东屋门，说的也不是“爷爷薨了”。那是他和爷爷之间的谈话方式，不足为外人道也。面对满嘴白沫的他爸那三刀和披头散发的他妈马丽莲，那豆说：
“快去看看爷爷。”
他爸也挺沉着，出门拐进爷爷屋里，仍是先欠身探了探鼻息，又茫然四顾着眨了眨眼，然后才折回自己房里找手机。拨的是急救中心的号码，讲话倒比平时有条理。唯一暴露情绪的，是在电话那头叮嘱“别瞎动”时，他爸就问：
“我们别人也‘住住儿’的不能动？那就干坐着吗？”
电话里说：“说的是病人，别瞎动，明白吗？”
他爸说：“他也动不了呀。”
电话里就“咳”：“我是说不让你们移动病人，你们不是专业人士……”
他爸就“哦”，又吼了正要奔爷爷的北屋的那豆一嗓子：“别瞎动！”
于是就没动爷爷，让爷爷继续睡着，面朝墙，头顶着缸。
没过一会儿，救护车的鸣叫声就在胡同口响起来了：哇呜哇呜。这叫声让人心里烦乱。但在此后的救护过程中，不仅是他们家人，就连其他相关的、不相关的人等都表现得相当沉着：街道和居委会的干部来了，拿个表填写情况；戴红箍的志愿者来了，把急救中心的人往里引领。胡同里老人多，类似的事儿免不了，众人也都早有经验了。
又没过一会儿，救护车上的人便进了爷爷的北屋。其中有医生，是个小平头的年轻人，罩件白大褂。他们所做的事儿，也就不只是探一探鼻息那么简单了：还摸脖子上的动脉，还拿小手电照瞳孔，还接上了心电图，还轮流上去按压胸口，还给爷爷打了一针，说叫“肾上腺素”。然而救护的结果却是让人失望的。或者说，专业人士所做的一整套工序，仿佛只是为了印证非专业人士们那最不好的猜测。
折腾了估摸半个钟头，医生出来了：“谁是家属？”
那豆他爸和他妈聚拢过去：“怎么样？”
医生说：“实话说，不是我们的事儿了。”
那豆他爸那三刀说：“这话儿怎么说的……你们来都来了。”
医生说：“人已经没了，昨儿夜里就没了。”
那豆他妈马丽莲说：“就那么肯定？”
医生便不再说话，递过一张单子让他们看。那上面写着一切检查和监测的结果，以及对爷爷施以救治的全过程。相对于口头通知，白纸黑字也更加确定、更加权威地宣布爷爷已经“没了”。那豆他爸就开始叨叨：
“这就真没了？也没打个招呼就没了？昨儿还说买二斤糖油饼呢，还说吃烧饼夹肉呢，还说晚上炒疙瘩呢……”
每叨叨一句，那豆他妈就在旁边“咳”一声，嗓门不高，但节奏很在“点儿”上。在那豆他妈的伴奏中，他爸人却矮了下去，脑袋和肩膀都往下耷拉着。他们家的男人都是瘦而高的体态，如果并排走在胡同里，好像老中青三根扁担。现在扁担们的姿态各有不同：一根直直地在屋里挺着，是爷爷；一根逐渐弯曲，是那豆他爸；还有一根早已折叠着打了好几个弯儿，就是那豆了。不知何时，那豆坐到了东屋的台阶上，胳膊拢成一个环，脑袋藏在胳膊里。他觉得自己正置身于一片人腿组成的森林里，森林里有无数只八哥正在说话。忽而森林又散开，一些人腿把另一些人腿往外让去，那大概是专业人士们准备收工撤退了。
也就在这时，那豆重又起身，把自己的腿汇聚到了人腿的森林之中。
人们看见他几步跨到院儿门口，一副身子撑满了门框，也不作声，迎面正对着负肩荷担携带各种器械的医生、司机和担架员。他还穿着那身酒店制服，看着就是个门童，然而这个门童的眼神儿又发着狠。
对面的人们一慌。医生说：“小伙子，让让道儿。”
那豆说：“回去救救我爷爷。”
他的口齿近乎嘟囔，但却让四周的人们离开了他爸他妈，一发朝院儿门口汇聚了过来。有人交头接耳道，看来这家人是要“闹”了。儿子不闹孙子闹，总归免不了要闹一场。
居委会的老太太插了一句：“豆儿啊，你冷静冷静……”
那豆反问：“我不冷静了吗？”
他眼一横，老太太的菊花头就一颤。那豆不冷静的时候大伙儿也见过，附近几个小混混儿脑门上的疤就是证明。他还徒手制服过一条“黑背”大狼狗，当时他才十六岁。
医生又说：“我们有规定，人没了就……”
那豆重复一遍：“回去救救我爷爷。”
说话间，他还把手攥在衣领上，哗啦一扯，将那件工作服脱了。这时他就不像门童了，露出的是一件小背心和一身干巴肉：别处的肉也就是肉，黄不溜秋的证明了他的人种，唯独左臂色彩斑斓，密密麻麻看不清图案。花臂一亮，气势更加唬人，满院儿都“嚯”了一声。又有人嘀咕，看来不仅“闹”是要“闹”定了，保不齐还有一场伤医案。
医生的小平头上也冒了汗。他的神态无可奈何，居然还有几分“赶上了也就赶上了”的坦然。俩人就僵着，被人们围在圈儿里。旁边的那豆他爸他妈呆看着儿子，担架员和司机呆看着医生，都像投鼠忌器似的不敢发声。太阳又从红的变成了白的，从高处照散了薄雾，地上的柏油也发了亮。而爷爷还在屋里挺着。
直到胡同里又响起“让让，让让”的呼声，人群的死水才起了微澜。人们听见院儿外有支自行车的声音，又听见菊花头的老太太见了救兵似的咏叹：
“阴大夫来了，阴大夫来了就好了。”
就连那豆也随之侧了侧身，仿佛蜘蛛网被风吹开一角，把一个跟他爸岁数差不多、比他爸矮了一头、戴着副大黑框眼镜的瘦小男人让进院儿来。这男人的脸上带有一种认真的滑稽，他就是阴大夫了。阴大夫站在那豆和医生中间，对那豆一笑：
“又‘耍叉’呢？‘耍叉’也得挑个时候呀。”
那豆竟滑出了委屈的腔调：“那是我爷爷……”
阴大夫打断他：“谁也没说不是你爷爷，你都叫了二十多年爷爷了。可你爷爷怎么样了，现在别人说了都不算，得由大夫说了算，对吧？”
说完不看那豆，转向了医生：“我也是大夫，劳驾您再介绍介绍情况。”
医生趁势一回身，俩人就撇下那豆及一院子的人，又到北边的屋里去。
对于阴大夫的发言权，没人能提出异议，就连那豆也不能。阴大夫过去是酱油厂的厂医，后来酱油厂没了，他也被分了流，去私立的体检中心给人做体检，但酱油厂的“老人儿”有个头疼脑热，仍然习惯去找阴大夫。又后来，当阴大夫的爱人郑老师和女儿阴晴前后脚儿离开了这条胡同，既为了找点儿事干又为了方便街坊，他还把自家的一间平房辟成了个小诊所，专给开些市面上不好买但又便宜管用的老药。别说爷爷了，那豆小时候支气管老爱发炎，一发炎就喘，一喘也去找阴大夫打青霉素：一针见效，三针痊愈。
爷爷夸阴大夫：“灵得跟电线杆子上的性病广告似的。”
而在阴大夫去看爷爷的当口，那豆仍然支棱在门框里，亮着他的花臂。他的脑袋有点儿发木：爷爷就这么“薨”了？此时再回顾刚才那一番“闹”，其原因好像是他不能接受爷爷的“薨”，又好像是他在后悔此前跟爷爷讨论“薨”的问题时态度不够严肃。那豆又想：再假设一下，倘若爷爷没“薨”，那么爷爷是否愿意看见他“闹”上这么一出呢？
这么琢磨着，那豆体内的那股热气就冷了下去。
但当看到阴大夫从北屋里出来，他又赶紧把身子支棱了起来。
阴大夫走到门口，重新看了眼那豆：“人是没了，心电图一条线儿。要连这个都看不出来，我们这大夫也甭干了。再抢救就是浪费资源，人家医生没做错；但你一时半会儿受不了，所以你也没做错。事已至此，我就劝你替你爷爷考虑考虑。怎么急救的你也看见了，胸外按压有可能损坏遗体，人既然没了，凭什么受那份儿折腾？你这是尽孝呢还是犯浑呢？”
那豆就说：“阴大夫，您说这理儿我都懂。”
阴大夫说：“懂理就行。懂理还得讲理。”
那豆又说：“可我老觉得不甘心。我见过有的人死了，脸都白了腿也蹬了，结果救了一会儿又咳嗽了，咳嗽完了还跟他媳妇儿说话呢，说‘达令’……”
阴大夫一抖眉毛：“你在哪儿看见的？”
那豆说：“电影里……美国的事儿。”
阴大夫突然就把脸沉了，低声说：“那你就把你爷爷扛美国去。”
说完扒拉开那豆，径自出了院门。而那豆却不堵门站着了，他跟着阴大夫来到胡同里，耷拉着脑袋。他那件门童制服又穿上了身，但仍敞着怀，前襟随着贯穿胡同的风晃荡着。趁这工夫，急救中心的人也溜出来了，头也不抬，小跑着奔向几丈开外的救护车。小平头医生的肩膀上还渗着两块水渍，那是刚才给爷爷按胸口时出的汗。那豆便怔了一怔，突然追上去，一把拽过人家手里的急救箱，替他拎到了救护车的后备厢里。然后他又抬起手来，“啪啪”抽了自己俩嘴巴，这才把脸朝向医生。
挨了俩嘴巴，那脸似乎活泛了些。同时脸上流着两道眼泪。
“今儿得罪您了。”他说，“我爷爷也跟我说过，人得讲理。”
2
爷爷后来还是上了趟医院，是那豆他爸那三刀又从院儿里撵出来，央着急救车给送的。他爸还对小平头医生指出，反正出趟车就有起步价，坐也得交，不坐也得交，背着抱着一边儿沉，因此送一趟双方都不吃亏：
“我也是开车的，这规矩我懂。”
医生没说什么也就答应了。他只是强调，急救车来得准时，抢救进行得及时，最后还“本着人道主义”遵从了患者家属的额外要求，可别翻过脸来再找他们的麻烦。
那豆他爸拍着胸脯子保证：“这您说到哪儿去了，我们可不是那路鸡贼的人。”
医生叹了口气：“我也是怕了……”
他这一叹气，车厢里的那豆、那豆他爸和他妈也一齐叹气，三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担架上的爷爷。所有人都坐着，只有爷爷躺着，盖着白被单。他们的叹气仿佛是在进行一场即兴的、小规模的默哀，还仿佛是给此后的大规模默哀做着彩排。
医生便又说：“节哀吧，老人没受罪。”
等把爷爷送到医院，当然也不必再做什么抢救，而是为了暂时放置爷爷。这也是街道干部给支的招儿：城里的殡仪馆早就搬到了郊区，跑一趟得几十里地，倒不如先使用就近医院的太平间，这些天给老人“收拾收拾”也方便；此外，要开的证明也可由医院一并开出，仍是为了方便。但医院又给找来医生，依照程序给爷爷检查了一遍。这回的医生是个女同志，比起急救车的医生和阴大夫，她所做的说明更加详细，宣布爷爷的病因很可能出在脑血管方面，比如脑溢血什么的。
她又问：“老人以前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那豆他爸说：“没听说呀……就是一直血压高，还有糖尿病，撒尿闻着像苹果。此外就是腰不好，过去在酱油厂搬缸搬的……”
那豆他妈又补充：“我倒觉得他爸的脑子有点儿糊涂。”
“你爸才糊涂呢。”那豆他爸呵斥他妈，又转向医生，“当然我爸也糊涂。”
“问题还在高血压和糖尿病上，由量变到质变。”女医生打断了他们的聒噪，“真到出事儿的时候都很突然，也没什么预兆。”
这就把爷爷的平常状况和突发情况建立了联系。而要说爷爷撒尿闻着像苹果，还是那豆先发现的——从小到大，每当爷爷夜里踢了尿盆，都是他过去帮着收拾。记得是在上职高的时候，那豆突然就说爷爷的尿有股“黄香蕉”味儿，他爸他妈还出去显摆，那意思是他们家没给老头儿亏过嘴，“瓜果梨桃换着样儿来”。倒是阴大夫比较警觉，说这可能是糖尿病的症状，催着爷爷上他那儿去查血糖，后来果然给开了药。自打吃上药，爷爷的尿闻着就不像“黄香蕉”，而是改成“国光”了，酸甜口儿的，可见控制血糖的效果也很有限。
而经三位大夫的三遍证实，那豆似乎才终于接受了一个事实：爷爷的确“薨”了。就在刚才，在救护车上，他还老觉得爷爷被白布单盖住的膝盖似乎在打颤呢。
再说到医院的太平间，这里像所有的太平间一样位于地下，阴冷而昏暗，静谧之中藏着无穷过往。水泥地的一头立了一排铁柜子，柜子上纵横排列着无数道铁门，每道铁门里都是一个长方形的铁箱子。爷爷这几天就要躺在其中一个铁箱子里了。爷爷冷不冷呀？挤不挤得慌呀？再想想爷爷所待的地方：从十几平方米的北房转移到宽不及一张床的铁箱子里，再过几天又要转移到一个只有几寸高的“盒儿”里了，可见人这辈子真是越混越憋屈，广阔天地终与自己无关。这么想着，那豆的眼泪又下来了，他还哭出了声。
这时他哭，就不像小时候那样一抽一抽了，而是粗声粗气地呜呜着，好像大力扯着风箱。水泥地和铁柜子之间顷刻传满了回声。
他妈马丽莲就劝他：“现在别使劲儿哭，要不过两天该哭不出来了。”
他爸那三刀也认为这话有理：“就是……咱们得节约弹药。”
那豆索性仰起头来，曲项向天歌：“可我节约不住呀——”
那豆的奶奶去得早，送时他都没赶上，在他的记忆里，此前他们家还送过姥爷和姥姥。但那豆那时还小，不懂事儿，也不负担着主要哭的职责，所以不知道人的眼泪在一定时间内是有限的。后来才发现，他爸他妈的话真是经验之谈。
而直到下葬那天，一切倒都正常。正如那豆对爷爷的承诺，“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收拾停当，爷爷便被送到了殡仪馆。去时两辆车，一辆是面包车，挂着黑花拉爷爷，另一辆还是面包车，由他爸开着拉亲戚。在这儿还得介绍一下，那豆他爸所在的出租汽车公司很大，不只有街面上的“伊兰特”，还有“金杯”之类的中型面包车和“金龙”等豪华大轿子车。他爸交着管理费的是一辆“伊兰特”，再大的车也能开，这是因为他以前也在酱油厂上过班，当班车司机，那时开的是一辆“黄海”。为了给爷爷办事儿，他爸就向公司提出，想借一辆四十七座的“金龙”。结果这阵子是旅游旺季，领导只给了一辆十五座的“金杯”。不惟“金龙”变“金杯”，而且这辆车还得自己交一部分费用。
这种态度就让他爸很愤怒，又在屋里叨叨：“大傻逼，小丫挺的。”
越叨叨越响，那豆听不下去，就进了爷爷的北屋，把那笼八哥摘下来，径自拎到院儿门口挂好。他想着，不能让他爸再脏了这只八哥的“口儿”。
而因车不够大，到了去送爷爷那天，亲戚们坐着就很挤。那些亲戚中的好多人那豆都没见过，或者见过也早忘了：朝阳的姑奶奶家，丰台的表叔家……最远的一位来自怀柔的“喇嘛沟门满族乡”，那个矮胖老头儿说是爷爷五服之外的兄弟，还据称祖上是给哪个王爷看猎场的。现在王爷都没了，猎场自然不用看了，于是改行养了虹鳟鱼。又因为都“在旗”，所以挤在车上的亲戚们不免有些“老讲儿”，说的是“他们这个民族，他们这样的人家”以前的丧事该怎么办。这些话不能细听，一细听就像是在“挑礼儿”了。
比如有人说：“也没摔个盆儿，也没吹个唢呐，也没来俩和尚。”
还有人说：“再往上几辈还宰牲口呢，最次也得是只大公鸡。”
在所有人里，就数那位虹鳟鱼养殖专业户的话最多，仗着跟王爷关系近，给大伙儿狠狠地普及了一整套“合规合制”的丧葬仪式。并且他的思路颇为发散，说着说着又说到了吃上，开始介绍北京名菜“炸鹿尾儿”的做法：
“这菜名里有个鹿，但跟鹿没关系，须得把猪肝剁碎，拌上松仁儿……”
头天晚上，那豆他爸就给他妈打过预防针，说他们家亲戚“比较事儿逼”。一路听下来，就像老火烹汤似的煎熬着那豆。他不仅仅是烦“事儿逼”，此外也不认为那些人跟爷爷有什么关系，甚而在他的家庭概念里，爷爷只不过是他的爷爷以及他爸的爸，并无义务再去担任其他人等的表舅、堂大爷和十三不靠的“兄弟”。一个没忍住，他就回了那老头儿一句：
“我爷爷不吃炸鹿尾儿，他就爱吃糖油饼。”
“金杯”面包车的驾驶座旁鼓着个大包，那豆说话时，正蜷在那个大包一侧，为的是把座儿让给亲戚们。这一开口，那个矮胖老头儿饶有兴致地看了看他，问：
“这小伙子二十多了吧？在哪儿工作？”
那豆他爸赶紧从驾驶座上插过一句：“干点儿外事工作。”
那豆也不爱听他爸这么说话，闷声道：“在酒店给人开门儿。”
矮胖老头儿的脸上就浮出了笑意，那表情似乎是“怪不得”。接下来的话题也不在丧葬仪式以及炸鹿尾儿上了，而是介绍起了他们家的俩孙子：大孙子开饭店，在“虹鳟鱼一条沟”里有一号；二孙子刚考上了公务员，就为这公务员，家里还给他在城里买了套房。他的介绍又引发了车里其他人的轮番介绍，仿佛每家都有一两个能拿得出手的孙子。而随着这些介绍，那份儿“怪不得”也就很清楚了：一路上的拥挤，没有唢呐、和尚和公鸡，不吃炸鹿尾儿，这都得赖那豆他爸和那豆。谁让他们一个是开车的，一个是开门儿的呢。
那豆他爸和那豆就把脑袋耷拉了下去。那豆他爸的眼神儿发蔫，那豆的眼神儿发狠。而这时，那豆他妈马丽莲突然发话了。他妈说话却是笑着的，嗓音清脆，说话的对象则仍是那个矮胖老头儿：
“我们哪儿能跟您比。等您赶明儿‘办事’的时候，那排场想都想得到。”
说得老头儿的脸都蓝了。不惟那老头儿，亲戚们有的脸红，有的脸绿，有的脸发紫，俨然在车上开了一道彩虹。要说还得是那豆他妈，大面儿上比他们爷儿俩都提气。要说还得是一家人，关键时刻懂得一致对外。随着那豆他妈那一锥子下去，那豆和他爸本来耷拉下去的脑袋又抬起来了，他爸还嘀嘀按了两声喇叭。
但也许正因为车上的这个波折，才引发了殡仪馆里的另一个波折。
顺便还得介绍一下殡仪馆的情况。诚如街道干部所言，那地方离城里很远，从医院开车过去足足花了两个钟头。但那地方的景致却很好，依山傍水，四周都是苍翠的绿意，如果不是竖着几根高而细的烟囱，绝看不出是烧人用的。与此同时，那地方的人还意外的多，每个厅里都簇拥着人群。人们自然有的在哭，有的默哀，但除了哭和默哀，这儿的“顾客”——这么说可能不合适，可实际情况又让人联想到他们其实就是“顾客”——所享受的待遇却又体现着高下之分。有些厅极大，花圈的阵势几乎比得上园博会，放音乐用的也不是电喇叭，而是由身穿黑衣的鼓乐队现场演奏。曲目无外乎《送别》和《友谊地久天长》，比较奇怪的是还有《难忘今宵》，不知是不是受了电视晚会的启发。有些厅就要小得多了，里面鞠躬外面还得排队，远看倒像火车站的进站口，只不过送站的多，上车的少。
而那豆他们家占用的，大约是所有厅里最小的那个厅。甚而连“厅”也称不上，也就是角落里的一间平顶屋子，面积比爷爷那间小北屋大不了多少。好在来的人也不多，就那么一“金杯”的亲戚，外加原酱油厂的几个老职工。酱油厂虽然不在了，可大伙儿的情分还在，这也足见爷爷的人缘儿还行。穿过院子进了屋，爷爷早被摆在了正当中，大家便围立四周，也不讲究队形，只由那豆一家人站在前面，领头儿给爷爷鞠躬。鞠了三个躬，那豆便又被他爸他妈推着上前两步，簇拥在爷爷身边，“最后再看一眼”。
这就到了该哭的时候了。此时不哭，更待何时。于是刚鞠完躬直起腰来，那豆就听见他爸和他妈“呜呜”上了，同时伴随着“哎哟哎哟”的感叹声。他爸嗓子粗，那哭声一度压过了哀乐，震得周围人的耳朵嗡嗡响；他妈嗓子尖，那哭声从他爸的声音里钻出来，往小屋子的房顶上盘旋。再看俩人脸上，都挂着货真价实的眼泪，只不过他爸的多点儿他妈的少点儿——因其数量不够，就拿手势来凑，所以那豆还看见他妈一个劲儿地揉眼睛。
然而那豆自己却哭不出来了。他只是看着爷爷发呆。
爷爷躺在一副纸糊的棺材里，周围没摆花，面无表情，脸上格外红润，透出蜡质的光泽。爷爷还换了身衣裳，穿的不是刚“薨”时的那件旧秋衣，而是一套厚实挺括的蓝黑色中山装，看起来倒像一个老干部。这身衣裳也不是新买的，而是从爷爷床头的那个大缸里翻出来的，记得爷爷统共也没穿过几回。上次穿还是酱油厂“股改”成功、合影留念的时候，此外据说那豆他爸他妈结婚时，爷爷穿的也是这么一身。几十年来，爷爷就这么一套体面衣裳，所以丧事喜事通用，连他自己的寿衣也一并担当了。
那就快看爷爷一眼吧，往后就只能看照片了；再往后，没准儿看照片儿都想不起爷爷是怎么说话、怎么走道儿的了。那豆心里对自己说，等着眼泪往外涌。
可眼皮子一直是干的。眼前的爷爷仍是清晰的、稳定的。这不免让他有点儿着急，但他又知道这事儿不能硬“努”，越“努”越没用。他还想，要不也甭管有没有眼泪了，先号上两嗓子再说？可如果光打雷不下雨，又让他觉得是在糊弄爷爷。别的时候糊弄也就罢了，这时候再糊弄，那就太不地道了。
而这时，他又觉得背后有人在盯着自己，是叫不出名儿的亲戚们。那豆感到，那些人仿佛不是来送爷爷的，而是专程来观摩他的哭、检验他的哭的。他又感到，尽管他已经在自家院儿门口哭过、在医院的太平间哭过、在被窝里躲着人哭过，但那些哭都是不作数的了——唯有在灵堂上哭，在众目睽睽之下哭、在堂而皇之的场合堂而皇之地哭，才算尽到了他这个孙子的责任。于是那豆的脸上也发起烫来，两手直揪裤腿。
他一紧张就爱揪裤腿，这个动作又让他想起了很早以前的一件事儿。
那时他才上小学，学校要去给烈士扫墓，每个班还得挑两位同学代表大家发言宣誓。他们班本来定的是班长和阴大夫的女儿阴晴，她是学习委员。不想班长突然得了腮腺炎，脸肿得跟猪头似的，阴晴就对老师说：
“要不让那豆试试吧，他陪我排练过一下午呢，词儿熟。”
老师本来看不上那豆，但听阴晴这么说，也就答应了。可后来事实证明，阴晴真不该信任他：等一上台，那豆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也不是忘词儿了，那些恢弘的、气势磅礴的语句就在脑子里盘旋着，然而他就是出不了声儿。他像一把装满了子弹的手枪却被卸了扳机。他只能扭动着扁担般的身体，两手使劲儿揪着裤腿。
阴晴小声鼓励他：“豆儿，别怂。怕什么呀。”
不说倒还好，一说他就更怂了，不仅越发用力地揪裤腿，而且打起哆嗦来。偏偏为了裤子能多穿两年，他们家给他订校服时又要了大两号的，于是裤腰扎在身上松了一截，这时便顺着他的胯骨褪了下去。他只觉得腰上一凉，屁股都好像着了风了。
台下有个孩子大喊：“那豆在跳脱衣舞呐！”
事情的收场是冲上一个老师来，提溜着裤子把他拽了下去。阴晴却临危不乱，把那豆的那份词儿也给背了，独自完成了任务。
那事儿自然也让那豆长久地抬不起头来，记得他还跟爷爷讨论过——
爷爷问：“后来老师说你什么了？”
那豆说：“说我给班级抹黑了，还说我对烈士没感情。”
爷爷乐了：“这话有点儿重。那你对烈士有感情吗？”
那豆说：“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老师也没告诉我们。”
爷爷仿佛沉思，说：“那确实不赖你，你们老师马虎了。”
那豆当时以为爷爷也就一说，没想到后来，爷爷还真去了趟位于交道口的图书馆，借了本介绍北京各个烈士陵园的书回来查看。查完以后，爷爷告诉那豆：他们学校组织扫的那个墓，的确是个无名烈士墓，但虽然无名，意义却很清楚，是为了纪念抗美援朝时牺牲的一批志愿军；当时部队已被打散，又遭了飞机轰炸，不要说牺牲了哪些人，就连牺牲的人数都搞不清楚了。然后爷爷又给那豆讲了些其他烈士的故事，堵枪眼炸碉堡什么的，还有拦惊马那个，虽然不是跟人搏斗而是跟马搏斗，可也是个烈士。爷爷进而引申：因为烈士的牺牲，酱油厂才能做酱油，工人们上下班才能有班车，清真肉店才能卖牛羊肉；又因为有了酱油、班车和牛羊肉，他们一家人才能有吃有喝，才有两间半平房住。
不过那豆想：难道没有了烈士，人们就不打酱油、不坐车、不吃牛羊肉了吗？也不知这是个什么逻辑。并且那豆还想：爷爷在酱油厂搬缸、他爸开班车和他妈卖牛羊肉，这些事情好像也没被别人多么瞧得起过。他们班上的同学成天净挤对他身上有味儿——酱油味儿、汽油味儿和膻味儿。也不知再有人挤对他，能不能找烈士说说理去。
但这些话他也没跟爷爷掰扯，他知道，再掰扯就是抬杠了。刚上学的时候，他也跟老师抬过两回杠，越抬杠越招老师不待见。况且对于很多事儿，在爷爷那儿早有定论。比如他爸也净说开班车不好，想去给领导开小车，爷爷就问他爸：
“就你那张嘴，就你那眼力价儿，干得了那份活儿吗？”
还说：“你老觉得咱们不好，我怎么觉得咱们挺好呀。”
可难道爷爷越俎代庖地教育那豆，也是为了把这种“挺好”的看法传递给那豆吗？那豆却觉得不止于此。他从小就懂得，爷爷除了希望自己“挺好”，还希望自己能够“更好”。在对他爸和他的期许上，爷爷明显是偏着心的。爷爷似乎认为，那豆他爸“也就那么回事儿了”，但那豆可不能认命，所以在外面还得要强。因此爷爷又鼓励那豆：
“来年再到陵园扫墓，你还报名发言。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的觉悟。”
只可惜爷爷的这个期望落空了。到了第二年，班长的腮腺炎已然痊愈，不再肿得像个猪头，而面对那豆的主动请缨，老师是这么回答的：
“祖宗，你就别裹乱了。”
如此这般，思绪在脑子里兜了一圈儿，又回到了逼仄的灵堂里。
当那豆揪着裤腿又挤了挤眼睛，却发现眼皮子仍是干的。如同一场失败的祈雨，他当众“哭”上一场的努力徒劳无功。也正在这时，就瞥见一个穿黑西服的殡仪馆工作人员溜了过来，又听见那人对他爸嘀咕了一句：
“差不多得了，后面还有排队的呢。”
他爸止住号，很沉着地应道：“这就到点儿了？”
工作人员也沉着地点了点头。殡仪馆的“服务”分了许多“档”，而他们家选了最便宜的那一“档”，所以时间紧迫，没再给那豆留下酝酿的余地。
至于那豆随后的心情，就没有了窘迫、尴尬和焦躁，全然只剩下一片羞愧。他觉得对不起爷爷。如果说过去在陵园说不出话是因为不知烈士们是谁，但爷爷可是他的亲爷爷呀，他陪爷爷遛鸟，跟爷爷聊天，还日复一日地从爷爷手里接过不买早点的早点钱；然而当他理应正经八百地为爷爷哭上一场的时候，他却只能无动于衷。那豆只觉得眼睛涨得发疼，还感到身后那些目光都快在他的背上戳出窟窿来了。他又瞪着眼，孤立无援地看了看爷爷。
爷爷躺着，面无表情，脸上反射出蜡质的光泽。
这时，那豆他妈塞过来一样东西：“豆儿啊，捧着。”
是爷爷的相片，黑白的，一尺来高，刚才立在灵堂里对着门的一张条案上。那豆便托着那照片，转身往外走去。他如同在将爷爷做着最后一次展览，然而真正的爷爷已被留在了身后。那豆仍是蒙的，也没留意脚底下的快慢，几步就把他爸他妈以及那许多人甩开了，导致他们不得不小步快捯地追着。
饶是如此，人们的声音还是传进了他的耳朵，有一阵儿没一阵儿的。
有人说：“这就完事儿了？真够‘从简’的。”
又有人说：“办事儿前也不商量商量，否则我们一准儿不答应。”
最刺耳的是那个虹鳟鱼养殖专业户：“别的事儿倒还罢了，他们家也就这条件。关键是个态度。就那么愣杵着，一滴眼泪也没有，那像亲孙子吗……”
听了这话，那豆便觉体内腾地一热。他停步，转身迎着人群走了过去，单单拦住了那个矮胖老头儿。拦住了却不说话，眼里冒出了凶光。
吓得老头儿一哆嗦：“你干吗？”
说着往左一闪，那豆也往左。
老头儿又问：“你什么意思？”
说着又往右一闪，那豆也往右。
老头儿就慌了，他扭向那豆他爸他妈：“你们看看呐。”
那豆他爸却把眼一斜，又竖起一根小手指头伸进了耳朵眼儿，转两下，啪的一声，从尖而亮的小指甲上弹出了一块儿什么东西。相形之下，那豆他妈倒像有些顾全大局的精神，她掐着嗓子唤了两声“豆儿，豆儿”，然而脚下却也不动，脸上还有两分发怯似的。这副神情更加提醒着对方一个事实——这孩子要是犯起浑来，那可谁都拦不住。
老头儿的罗圈腿都打晃儿了，但仍嘴硬：“有人养没人教是不是——”
说这话时，那豆已经腾出了一只手，把爷爷的相片夹在了那条“花臂”底下。但正当他将要有什么动作或者思考着应该采取什么动作时，眼前却又一晃，只见那老头儿“库喳”一声坐在了地上。不仅坐地炮，而且侧滚翻，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伴随着打滚儿，他还高一声低一声地号啕了起来，一波三折，抑扬顿挫：
“我的老哥哥呀——你可睁眼看看呀——让我怎么办呀——”
这反而把那豆吓了一跳。此时他们站在灵堂外的一条岔道上，身旁是殡仪馆的环山空地，连来来往往的其他人等也被老头儿吸引住了。人们不时慢下脚步，惊愕地投来一瞥，旁边一个厅里的乐队还被带跑了音儿。那豆还看见，在离他们不远的另一条岔道上站了一群人，都是些精壮的汉子，貌似也是刚从哪个灵堂里出来的。那些汉子却没穿黑衣，而是一人一套灰色工作服，全身上下缀满了口袋。他们本来都挂着呆滞的、有些无所适从的表情，这时像受到了矮胖老头儿的启发，突然有了声响。一个与那豆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大张着嘴，喉结乱跳，发出了悠长、颤抖但却口齿不清的吟哦：
“我的‘老锅锅’呀——”
他身后的其他汉子们一发呼应：“你可睁眼看看呀——”
有样学样，南腔北调，那共鸣声浑厚而苍凉，直往远处的山上飘去。此情此景，就像两支队伍正在遥相呼应地比赛哭丧。矮胖老头儿先是有些诧异，随后倒像觅得了知音似的，感到自己有义务给对方示范一场正宗的哭，于是翻滚及号啕得越发忘我了。
那豆刚才还在发狠，此时却不知所措。幸亏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一个工作人员过来，催促他爸：“让这大爷等会儿再唱，你们还有个字儿得签呢。”
又幸亏有个小个子男人走近，站在了那豆和那矮胖老头中间，却是阴大夫。
他压着嗓子对那豆说：“今儿送你爷爷，别让人看笑话。”
又对老头儿说：“早上看见孩子的眼睛没有？肿得跟桃子似的。所以您也不能说孩子没哭，更不能说孩子不伤心，对吧？”
说完也不看老头儿，拽着那豆就走。哭丧总算告一段落。
而在那豆的记忆中，这场风波虽然场面热闹，但比起接踵而至的另一番变故，其实也就算不得什么了。借用他们酒店里那些南方客人的口头禅来说：
“毛毛雨，洒洒水啦。”
……
第二部分：前往太平洋东
11
密歇根湖上吹来的风是硬的。
那豆走在湖边的甬道上，头上扣顶棒球帽，帽子正中央顶着个硕大的英文字母“B”。这条路却是近日来走熟了的——哪儿伫立着几棵高壮的雪松，哪儿隐藏着一个画满了涂鸦的公共厕所，他心里早已门儿清。他也知道，有道防波堤上的视野尤其开阔；从堤上往北望去，尽是一片烟波，东南西三个方向则是城市的边缘，每天天还没黑就亮起了灯，弯刀似的闪着寒光。湖边虽然到处是楼，但却难得见到乌泱乌泱的人。
见不着人，活物儿倒是不少。除了松鼠和野鸭，更有气魄的是湖面上盘旋的水鸟，它们翼展极宽，一晃不晃，像风筝似的掠过空旷、辽阔的天空，以极其冷静的目光审视着这片大陆。在那目光里，天空无声，大陆无言。
那豆站在堤上，每当此刻，他的人也不觉“痴”了。他需要重新确定一遍自己在哪儿，以及自己到底为什么在这儿。
前一个问题并不复杂：当他回头往东望望，便能看见“五十七街”那片低矮的二层小楼，那儿是他每天吃饭睡觉的地方；当他再一回头往西望望，从“科学博物馆”开始，稀稀疏疏地延伸开来若干庞大而古旧的建筑，就是阴晴所在的大学了。那么北京又在哪个方位呢？当那豆因为寒意而打了个哆嗦又跺了跺脚，就会意识到从他的脚跟往下，穿过土壤岩石，穿过地心地幔，穿过岩浆潜流，总会找到另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和他目前所在的地方相隔着空间与时间双重意义上的遥远距离：一万公里，一个昼夜。
至于后一个问题，则是至今仍令那豆颇感惊异，也颇感困惑的。怎么就从北京来了这儿呢？他长了二十多年，可是连二环路都没怎么出过的呀。但也怪了，来了也不觉得生疏。这还真不是自作多情，从小到大，他早已跟着电视、电影乃至于电子游戏造访了无数遍“美国”。和那些光怪陆离、惊心动魄的“美国”相比，此刻这个美国既没有街头枪战更没有外星人入侵，那就没什么让人发怵的了。因此当那豆从防波堤上转身，穿过湖滨公路走向那片大学时，步态一如他晃悠在二环路里的胡同中那样轻松自如，透着“不见外”。
他是去找他的“发小”阴晴。
途经一座铁路桥下，便听见桥洞里响彻叮了当啷的回音，那是一个黑人在敲桶。桶是汽油桶，也没鼓槌，徒手拍击。这声音也是听熟了的——不仅在这些天的这条路上，他还想起在他看过的一部电视剧里，姜文扮演的大提琴手来了美国混不上饭吃，每天也上街去听黑人敲桶。那片子都是多久以前的了？当初他还是个小屁孩儿，现在他都长成了扁担般的瘦高个儿；当初爷爷还在，现在爷爷都“薨”了。然而当初黑人敲桶，现在黑人还敲桶。这又给他一种错觉，仿佛过了这些年，美国竟像全没变样似的。
见他一时恍惚，那个穿越时空的黑人却从黑影里龇出一嘴白牙，跟他打了个美国招呼：“Hey man，what′s up？”
这厮安敢犯我。那豆用发音相似的北京招呼予以回应：“我——操。”
在叮了当啷的敲桶声中，那豆的心里却也“楞里格楞”地打起了板儿。一边给黑人的鼓点儿伴奏，一边又有许多往事涌了上来。
往事顺藤摸瓜，有远的也有近的。记得当初李固元登门拜访，先给“收儿”鞠了仨躬，又将那豆爷爷“盒儿”里出了差错的经过讲了一遍。这个殡仪馆司炉工的说法一时让那豆觉得拨云见日，不过稍后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人活着的时候都知道谁是谁，等到化成灰就变成了另一个人呢？并且差错一出，一家人的事儿就变成了三家人的事儿，北京的事儿就变成了美国的事儿——这也太不靠谱儿了吧。
正如他爸的形容：“就好像我去医院治鸡巴头子，结果他把我指到了前门楼子。”
他爸也是话糙理不糙；话要是不糙，理还说不明白了。而那豆还有一个感触：恰因差错出在了人生路的终点上，那么是否也寓意着从本质上来说，整个儿人类的生活都是不合规矩、毫无章法的呢？然而就算心里犯嘀咕，他却认为自己必须相信李固元。这不仅是因为李固元给出的解释严丝合缝，同时也是因为“没人会拿这事儿开玩笑”。不知怎么搞的，他对这个黑红脸、栗子般的小老头儿总抱着一种亲近感，而那亲近感又演化成了信任感。
那天他对李固元说：“去了美国的联系不上，您就先把能找着人的电话给我得了——谁的亲属？沈桦的还是田谷多的？”
李固元就说：“田谷多的。沈桦的家人去了美国。”
那豆一拍巴掌：“那正好。按您的说法，我爷爷的骨灰其实就是在他们手上的‘盒儿’里呢吧？我们好歹先接上头，商议商议这事儿怎么办。”
李固元便给了他两个号码：一个是座机，北京区号，说是田谷多生前单位的电话；另一个是手机，但机主也不是田谷多的家人，而据称是田谷多的工友。李固元又叮嘱那豆：“跟人商量的时候别急，有点儿耐心……那孩子跟你不一样，太‘轴’……”
等李固元告辞，那豆还把他们一家送到了胡同口。李固元说“甭麻烦了”，他默不作声，李固元说“你快回吧”，他直瞪眼。当初的错觉又重演了一遍：李固元演了爷爷，小女孩儿演了阴晴，他还演他；只不过是长大的他演了小时候的他。而李固元的女儿呢？难道正在客串阴晴她妈郑老师吗？嗯，别说，还真有点儿像。除了一个腿脚好一个腿脚不好，俩人都是白净的脸庞，眉眼秀气，与人说话也都是未言先笑、未笑先羞，仿佛心里藏着事儿。那豆深以为，这种女人和他妈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类型。他妈马丽莲，当年也是胡同一枝花，可那豆自己都觉得这枝花插在他爸这摊牛粪上一点儿也不委屈。他妈为了减免六块钱的卫生费就能跟人飞媚眼儿，为了多切块儿小指头大的牛蹄筋就能跟人骂街，而无论飞媚眼儿抑或骂街，嘴角上那个风情万种的痦子都会跑得满脸都是。他妈的痦子是不生根的，这很不尊贵。那豆又深以为，女人还是尊贵一些的好，哪怕只是自己觉得自己尊贵呢。
但也很讽刺，恰恰是尊贵的郑老师，后来却不给阴晴当妈了。他那个满脸跑痦子的妈，现在倒仍然还是他的妈。而正在有的没的瞎琢磨，公共汽车就来了。李固元一家相互搀扶拉扯着上了车，那小女孩儿还隔着窗户对他皱了皱鼻子。
那豆恍神，对李固元挥手：“李师傅，留神您的‘美尼尔’。”
又等溜达回了家，就见东屋关着门，他爸他妈一定正在屋里嘀咕。不用看也知道，他爸又在嘴角泛白沫子，他妈又在满脸跑痦子。
至于嘀咕的内容，则无外乎讨论李固元所言的可信度，以及他们应该如何应对眼下的新形势——最重要的一条儿，假使李固元说的是真的，而李固元又是殡仪馆的司炉工，那么这起差错不还是殡仪馆的责任吗？事过境迁，原先签订的那份“保证再不追责”的声明不也可以就此作废了吗？而既然要追责，对方又应该怎么补偿他们？这可就得是实实在在的“索赔”而不是遮遮掩掩的“抚恤”了——具体地说，得是多大的数儿？一涉及此类数学问题，他爸他妈这两个打中学起算数就没及过格、至今给客人找零钱也常出错儿的后进生却焕发出了莫大的热情，于是那道木门也拦不住他们的声音了。
他爸说：“也怪不得咱们翻脸不认账了。误工费、差旅费，一个都不能少——咱们也给他们丫来个‘于法于理’。”
他妈说：“还有精神损失费呢。电视上播打官司，老有这一条儿。”
他爸深受启发：“精神也值钱？那你说值多少钱？”
他妈却又心虚：“也不知道该怎么衡量，按说咱们家这精神境界……”
而当里面俩人正在估算自己的精神价值，那豆便摔门进了不东不北的小半间。他又照墙踹了一脚，踹得房梁一震，窗外喵呜一声，大概有两只浪漫约会的猫奸情败露，仓皇而逃。他爸他妈就一时噤了声。随后，那豆从兜里掏出手机。他似乎要用实际行动向隔壁的俩人表明，这才是眼下的当务之急——爷爷在哪儿呢？那可是他的爷爷、他爸的爸，其重要性哪儿能拿钱衡量呀。
事后回想，也正是从这个电话开始，那豆就算踏上了那段千里万里的征程。
先拨的是座机号码，现在使座机的人已不多，基本都是单位。尽管按照李固元的说法，他已经事先跟田谷多的单位联系过了，但那豆却仍觉得，眼下应该由自己再来询问、核实一遍。这也不是信不过李固元，而是那豆认为，越是方向不明、深浅难辨的路，就越得一步一个脚印儿地走，这才不至于从头儿上就掉到沟里。
拨通之后，听筒里果然传出了办公室里杂乱的人声。接听电话的却是个轻声轻语的中年男人，说话带戏腔，并且还是“青衣”。他问那豆是谁；那豆想了想，反问对方是谁。这让对方有点儿不满，电话里刺啦一响，仿佛甩了个水袖，说：
“你不说你是谁凭什么问我是谁。”
说的也是。但那豆却转换了问题：“你们这儿有个叫田谷多的吧？”
“我给你查查。”对方倒很尽职，似乎拿手戳着一本花名册，嘴里随之咿咿呀呀；但片刻又说，“没这人呀。在职的我都认识，我又看了下退休的，也没有。”
那豆就说：“他也没退休，他才三十七……他死了。”
对方差点儿急了：“死人你到我这儿来找？”
那豆还没来得及解释，却听见对方身旁又有一人插嘴：“是不是……那个？”
电话那头的俩人叽咕几句，又由“青衣”举起话筒：“确实有个田谷多。不过他虽然跟我们单位有关系，但其实也不是这儿的人——所以刚才没反应过来。”
接着又解释，他们是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会，至于田谷多，则是公司下属一个项目的工人。如今建筑公司的活儿一律外包，所以严格地说，田谷多的“关系”应该隶属于劳务公司。不过田谷多在工地上“出事儿”以后，建筑公司方面也本着“勇于担责”与“人道主义”的精神，对死者的“善后事宜”尽了应尽的责任。
那豆就知道，田谷多大概死于工伤。而对方大概也秉承着对于此类事故的一贯口径，虽然态度沉痛，但话却说得滴水不漏。责权利分清，又是“于法于理”那一套。
他便又问：“我就是想知道，田谷多的骨灰在哪儿？”
“青衣”又一愣。电话旁的另一人却粗着嗓门儿说：“这两天怎么尽是问这个的？”
“青衣”也不免警觉起来：“你到底是谁？”
那豆索性胡诌：“我是田谷多的亲戚，我管他叫‘收儿’……”
说着还带出了河北腔，他从李固元那儿现学的：朝出其不意的方向拐着弯儿。之所以没说真话，是因为那豆觉得“盒儿”被装错了这事儿就算他信了，人家恐怕也不信。听他这么说，电话的另一端却换了个人。那人从“青衣”手里接过听筒，再开口时更显出了锣鼓喧天的粗嗓子，听着像个“花脸”。这个“花脸”径直问道：
“田谷多不是没亲戚吗？现在倒好，冒出来一串儿。你管他叫‘收儿’，前两天还有一个自称是他的‘收儿’的——”
田谷多的“收儿”自然就是李固元了。看来他也隐瞒了实情，至于隐瞒的原因，就不知是怕对方不相信，还是怕栽了“劳模”的面子了。那豆也只好继续诌下去：“我跟我‘收儿’好些年不联系了，这两天才听见消息……”
“花脸”又问：“田谷多是贵州人，你和他那个‘收儿’怎么都是河北口音？”
那豆便说：“我们祖上不安分，骑着马到处下崽儿……跟播种机似的。”
这倒也是那豆他们家的实情。对方“哼”了一声，又把话题转向了田谷多。“花脸”告诉那豆，田谷多的丧事是由他代表工会出面操持的——劳务公司靠不住，那些家伙说白了也就是包工头。通知亲属、联系殡仪馆、组织追悼会，这些事宜都打着北京总公司的旗号进行，虽然田谷多“级别不够”，丧葬仪式的规模没法儿跟那些头头脑脑相比，但总算也享受了一把“编制内”的待遇。“花脸”又特地强调，田谷多的遗体是从国外运到北京的，为了这个缘故，工会还出面让殡仪馆开绿灯办了“加急”。
言下之意，算是对得起他“收儿”了。但那豆却认为自己没有资格替他“收儿”表示感谢，他反倒对田谷多“被运回来”这个环节产生了好奇：
“你是说……田谷多死在了外国？哪个国家——也是美国吗？”
“花脸”不禁“啊”了一声，似乎是对那豆的那个“也”颇感意外。而他随后说：
“美国倒用不上他们……你‘收儿’是在埃及出的意外。按照惯例，国外身故的人应该就地火化，但他的工友却不同意，说出去一个人，回来一把灰，这么做对不起死者。还说既是中国人，那么就算要烧，也得等回了中国再烧。当时他们的情绪挺激动，公司也很为难，后来还是由上级单位的‘外事办’出面协调，这才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原本还想把遗体运回贵州，但当地却反馈说田谷多光棍儿一条，并没有接收遗体的亲属……再考虑到他们老家交通不便，如果继续转运的话，遗体很容易在路上腐坏，经过多方商议，这才做出了一到北京立刻火化的决定。同时也是因为没有亲属，田谷多的骨灰就交由一位工友代为保管，据说田谷多死前都是那人照料，田谷多还托他把自己的遗骸带回原籍……”
这时，那豆不禁念了遍李固元给的那个手机号码，又问：“这是不是他那工友的电话？”
“是呀，我正想告诉你呢。”“花脸”应声道，但随即又纳闷，“你这不都知道了吗？知道了还问我们？”
“是我‘收儿’的‘收儿’告诉我的。”那豆便搪塞，“本也不该麻烦您，可毕竟人命关天，‘惟送死可以当大事’，作为亲戚，我还是想听听当事人怎么说。”
“那你们把我当什么了，复读机吗？”对方嘟囔一句，但也是无可奈何的口气，“再说我这儿也没什么一手信息，关于你‘收儿’到底怎么走的、走时情况如何，你还是得问他的那个工友……他叫何大梁，跟你岁数好像差不多。”
那豆追问：“这个何大梁又在哪儿？去了贵州吗？”
“花脸”说：“贵州当然要去，他得安葬田谷多嘛——不过还有个情况，他所在的施工队走得很急，据说因为后面还有工程在等着。这个何大梁也告诉我们，他要先跟着队伍去工地干活儿，等工程告一段落之后再去贵州，替你‘收儿’料理后事。这也能理解，人家也要挣钱吃饭，总不能为了死人而耽误了活人的生计，对吧？”
那豆又问：“那他说的那个工地……又在哪儿呢？”
“花脸”却说：“这我们就不知道了。埃及的项目已经竣工，像他们这种临时拉起来的队伍，往往和不止一家建筑单位有合作，再加上老乡介绍、朋友牵线，现如今又都是网上联络，所以行踪很难掌握。人家也没义务向我们通报。”
说到这儿，电话里就沉默了片刻。等对方再开口，便恢复了例行公事：
“请你们节哀……人死不能复生。”
这话近日来已经听了许多遍。而人家说的是田谷多，倒让那豆想起了爷爷，于是他抢白似的回了一句：“可就算死了，也不能一了百了吧。”
但对方偏又“哼”了一声。这就让那豆心里一虚：难道人家已经看穿了他这个冒牌亲戚吗？而还没等他咂摸出其中的意味，对方却清了清嗓子，向他宣布：
“一了百了还是死而不绝，这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再跟你透个底，田谷多刚出事儿时联系不上家里人，去世以后却有不止一个‘亲戚’找上门来，这也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不少麻烦。对于你们这些人，我重申一遍，田谷多不幸离世，公司已经为他尽了相关义务，从抢救到治丧到赔偿，并没亏欠过死者一分一毫。既然他的身后事都已交由何大梁代为处理，你们如果还有什么诉求，那就去跟何大梁协商解决吧。”
说完“啪”的一声挂了电话。座机就是这点好，挂起来可比手机有气势多了。
那豆却被挂出了一头雾水：说得好好儿的，怎么突然变了脸？然而他也有了个经验，那就是凡事不与“单位”多做理论。人家是什么人？压根儿就不是人，而是一个系统、一个体制——或云，是处在“咱们”对立面的“他们”。他算是越混越明白，跟“他们”打交道，往往是有理没处讲，有情没处诉的。别说他了，就连爷爷不也如此吗？让你搬缸就搬缸，让你出资就出资，让你卖股份你就得卖股份。但爷爷又与他不同，爷爷反而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说服“咱们”。在说服“咱们”这方面，爷爷甚至比“他们”本身更加擅长。而从那豆的角度看来，爷爷的这个习惯就实在是多此一举了：反正横竖都是个“服”，说也得“服”不说也得“服”，何必再绕那么一个圈儿呢？
所以对于“他们”，那豆的态度是：不理解、不纠缠、不反驳。往深了说，这是一种以合作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不合作，或以不合作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合作。
再具体到建筑公司，那豆甚而有些后悔跟他们打交道了。反正对方都是让他去找何大梁，那么不如刚开始就去找何大梁。但又一转念：通过“青衣”和“花脸”，他好歹也算得知了死者田谷多的一些情况，诸如田谷多是贵州人，生前在工地干活儿，发生了一场施工意外，等等。尤其重要的是，田谷多还死在了国外——这似乎就让情况变得更复杂了，不仅北京的事儿变成了美国的事儿，并且抽冷子还插进来一档子埃及的事儿。对于埃及，那豆隐约有印象，那地方是在非洲，有金字塔有狮身人面像，人死了还会被做成木乃伊——不过这种手艺，田谷多大概是无福消受的，所以才有了遗体腐坏的风险。又由此，那豆还整理出了一些头绪：恰因田谷多的遗体被千里迢迢地转运回国，而他所在的施工队紧接着还要转奔别处，这才导致了他必须被加急火化，从而也才导致了他在殡仪馆里被临时分配给了李固元。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田谷多和爷爷还真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关系。
而下面要做的，当然是联系田谷多的工友何大梁了。又从只言片语中知道，那个何大梁与他岁数相仿，但却不大好打交道。这倒没什么可担心的，那豆在别人眼里也不是什么“善茬儿”。大不了是俩“各色”的人碰到一块儿，看谁更“各色”吧。
那豆暗自酝酿了一番，这才拨了何大梁的号码。
和座机不同，何大梁的手机铃声热闹非凡，号码虽是贵州移动，却传出一个东北人声嘶力竭的“左边儿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儿画个龙”。但耐下性子听了半首歌，电话却一直没人接。那豆挂了电话重拨，又听了半首歌，又没人接。
看来何大梁还挺忙。这也能理解：施工队嘛，其工作环境可不像办公室那么清静，一时听不见也有可能。那豆便把手机揣在兜里，出门去了东屋，该吃饭吃饭，该听嘀咕听嘀咕。而他爸他妈呢，自然也嘀咕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他爸说：
“要不……还是再请阴晴她爸过来议议？”
他妈反驳：“你们家这点儿烂事儿，非得闹到全胡同都知道不可？我还嫌丢人呢。”
那豆却反驳他妈：“怎么就成了烂事儿了？怎么就丢人了？我爷爷又不是自己成心钻到别人的‘盒儿’里去的——再说阴大夫又不是外人。”
他爸却又反驳那豆：“虽说不是外人，可人家也有人家的事儿。今儿我还看见阴大夫又跑邮局去了，估摸着是寄出去的包裹又从美国退回来了……阴晴也是，原来多懂事儿一小丫头，怎么大了倒让人那么不省心……还不如你呢。”
听人说起阴晴，那豆的心就怦怦跳了几下。而反驳之反驳，否定之否定，再请阴大夫“议议”的计划却无疾而终。那豆扒拉了几口饭，重又回到了自己的小半间，蒙头睡了一觉，再一睁眼竟已日头偏西，门外的枣树都被镶了一层金边。时间倒正合适，估摸着工地也该下班了，他又拿起手机，接着打何大梁的电话。
铃声仍是“左边儿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儿画一道彩虹”。然而这轮呼叫却变成了一场更加漫长的较劲——对方不接，他就接着打，对方还不接，他还接着打——那豆的“轴”劲儿也上来了。在此时此刻，他还不免对那个何大梁不接电话的动机产生了怀疑：就算一时没听见，难道一整天也不看手机吗？看见了给他回一个就那么难吗？难不成何大梁是在故意吊他的胃口？再难不成，何大梁是拿着别人的骨灰却另有什么企图？
这还真不好说。虽然何大梁据称是田谷多的“工友”，但人心隔肚皮，这年头谁能信得过谁呀。就像姚厂长的儿子“姚表舅”，原先跟大伙儿也亲着呢，可谁能想到他竟能放狗咬了那豆，还害得阴晴……算了，不想阴晴了，一想他就好像突然岔了气儿。总而言之，对那个何大梁，必须多留着个心眼儿。而再想想田谷多，这人也真够冤的，死都死了，“盒儿”却落在了一个非亲非故的外人手里。
更别忘了还有他爷爷呢，爷爷可是代替了田谷多，连骨灰都让何大梁给拿走了。
这么一想，那豆就焦躁了起来。那焦躁如同小火烧干了锅底，直将他在“睡板儿”时培养出来的那点儿耐心和涵养煎熬殆尽。他索性又给何大梁发了一条短信。
说的是：干吗不接电话？后面跟了一串儿惊叹号。
原本也没指望对方有响应，不想过不多时，手机嘀嘟一响，何大梁回信了。
就俩字儿：你谁？
可见何大梁的确不是没听见，他不接电话是故意的。这更印证了那豆的猜疑，并且愈发催生了那豆的焦躁。他又发过去一条，直奔主题：
甭多问。你就说，骨灰是不是在你那儿，你现在又在哪儿？
对方又回：关你啥事。
那豆又发：那骨灰是我爷爷的，我得拿回来。
对方又回：放屁。
那豆的脑袋腾地一热，其状态和当初在殡仪馆凿了客服经理的秃顶时非常相似。但他的愤怒也只能通过文字表达：
你放屁——又是一串儿惊叹号。
何大梁则说：我放屁，你闻吗？后面居然还有一个龇牙咧嘴的笑脸。
对方倒跟他逗上闷子了。如果何大梁在他面前，没准儿一拳早捶上去了。那豆又狠狠按了拨号键，让“左边儿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儿画一道彩虹”重新响了起来。与此同时，他的嗓子眼儿里早已预备好了一整套的词汇：既粗暴又巧妙，既肮脏又清脆。
想跟北京人比骂街？那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胡同“范儿”的粗口饶舌。
然而子弹上了膛，对方却不给他发射的机会。何大梁干脆地挂了电话，又先后给那豆发过来两条短信。这两条短信浇灭了那豆脑子里的火，并且让他魂飞魄散。
何大梁先说：骨灰我随身带着呢，但我在哪里，你也别问了。
何大梁又说：你要再胡搅蛮缠，我就把骨灰撒到河里去。
……
尾声：上
在后来的印象里，美国之行却又一蹴而就地收了场。
当然，这也只是那豆的个人感受，而事实总和感受有所出入。且不说别的，单说他等候和黄耶鲁会面，就空耗了日复一日的时间。只不过那等候过于沉闷也过于困顿，随后的那场弥天大祸又发生得如此突然、迅猛、猝不及防——两厢一对比，在那豆的记忆中，似乎他在美国的经历就只剩下了短短几分钟的惊心动魄。
而实际上，当他走进位于芝加哥城郊的“奥黑尔”国际机场时，神色还显得有些优哉游哉的呢。虽然梦多，好歹觉是睡足了的；“入关”也痛快，小格子里“啪啪”一盖章，那豆就算从法理上正式踏入了美国领土。这期间，行李还要再过一遍仪器，而他又得感谢身处太平洋另一头的那个中年人了——也没人询问什么，也没人盘查什么，一个同样制服笔挺、有棱有角的美国安检人员威严地甩了甩下巴，让他迅速通过。而试想如果金属碎片还带在身上，在美国人的监视下又报了警，那豆还真不知该怎么跟人家掰扯。
机场不大，比起北京的机场甚而有些陈旧。钢筋和玻璃组成的幕墙之外，是一片阴沉但又通透的天。他没过多会儿就见到了阴晴。
原来阴晴还是那个阴晴，起码一眼就能认得出来。她远离接机的人群，站在一扇落地窗前，手插在磨旧洗白的牛仔裤口袋里。她身上的棉布方格衬衫和双肩背包都是学生样式，脑后仍然垂着那条马尾辫。望见阴晴率先挥起胳膊，那豆觉得，仿佛他们昨天才刚见过面。那豆便晃了过去，俩人互相看看，先比了比个儿。
他觉得阴晴又长高了，肤色却有些苍白，一双眼睛倒比他这个远方来客更加透出倦意。她手里拿着一本皱巴巴的厚书，衣裳也皱巴巴的，仿佛在美国倒把自己给活旧了似的。那豆还注意到，在阴晴的双肩包背带上，别着若干个塑料徽章，它们的大小形状各异，上面的图案也各异。有些是人像，比如戴船形帽的拉美大胡子或者干瘦的印度老头儿，根据在“南锣鼓巷”买文化衫的经验，他记得这俩人大约名叫切·格瓦拉和“圣雄甘地”。另一些徽章上连人像也没有，而是小飞机形状的简笔画和歪歪扭扭的手写英文“我们是百分之九十九”，这些那豆居然也略知一二，他在网上听人解释过，前者象征着“反战”，后者则来自于一场名为“占领华尔街”的集会游行。记得在过去，阴晴从未往身上挂过零零碎碎的小物件，但这些小小的变化也没让那豆感到多么突兀：就像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他也没指望能见到和过去一模一样的阴晴。
似是出了会儿神，阴晴才先开口：“你倒没变样……”
口气低沉，如同叹息。随后，俩人就坐上年久失修的“红线”铁路，驶向大学所在的芝加哥南区。在咣当乱响的车厢里，阴晴像个公事公办的讲解员一样介绍了种种注意事项，诸如在有房顶的地方不能抽烟、买酒精饮料先要出示证件……她还递给那豆一张二十美元的绿票子，让他用来应付随时有可能发生的抢劫案。
“别跟人瞎‘起范儿’。”她专门叮嘱那豆。
说完这些，阴晴又从书包里掏出一顶正中间印着个“B”、代表波士顿的棒球帽，送给那豆作为“访美纪念”。她在波士顿上的本科，却在芝加哥把这顶帽子赠予那豆，这也让那豆稍感错乱。但关于爷爷、关于“盒儿”里的东西，他们却只字未提。仿佛存在着一种默契：既然来了，那就莫谈过往也莫问前路。
交代完毕，俩人默然坐着，身体时而发生步调一致的倾斜，就像两个并排摆放的不倒翁。当轻轨驶过一片广袤的丛林，阴晴才瞥向窗外的几栋建筑，重新开口：
“都说芝加哥治安不好，可唯独这块地方夜不闭户——很讽刺吧？”
随着她的目光，那豆也看见了那些城堡般的住宅，以及堪比足球场的花园草坪。房子堂皇而古旧，门口阒无人迹。而自从和阴晴接上了头，那豆就发现，她总爱用“讽刺”这个字眼儿来对某些事物加以评价。房子又有什么“讽刺”的呢？难不成它们都是国内常常爆出的豆腐渣工程，转眼就塌吗？他怕露怯似的没开口问，阴晴却自顾自地解释了起来：这些兴建于几十甚至上百年前的豪宅很少有人居住，但却加装了最先进的安全警报系统——与之相反，人满为患的贫民区则面临着严重的警力匮乏……
那豆还发现，说这话时，阴晴的口吻是淡漠的，仿佛所说的事儿与己无关。她过去就常显露从世间出离的神态，只不过出去了还有回来的时候；而现在，她似乎学会了以纯粹超然的态度隔岸观火。这个发现反倒让那豆有几分心惊。他呆望窗外，不由得出起了神。随即，阴晴的另一句话引起了那豆的注意：
“不出意外的话，黄耶鲁就住这儿。”
但没等那豆再细打量，那些住宅已经消失在重重苍翠之中了。转眼就进了城，城里对于那豆而言反倒熟悉：无非是些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一座桥头，人群像蚂蚁般攒动，原来也是乌央乌央的。阴晴又告诉他，这儿被称为“华丽一英里”。但他们仍未下车，继续前进，不久之后便行驶在了一片烟波浩渺的湖边。湖面广阔，远超目力所及，湖边的建筑却陡然矮了下去。公路把建筑物分割成截然不同的街区，其中一些还好，另一些却是毫不掩饰的衰颓，许多小矮楼都是铁皮屋顶，污渍斑驳的木板墙上画满涂鸦。
这儿也就是那豆的落脚处了。阴晴领他下了轻轨，把他带进那些寒碜的小矮楼里格外寒碜的一栋。小楼的主体分为两层，再往上还有一个阁楼，那儿有提前为他收拾出来的一个房间。听阴晴说，阁楼原来的住户也是一个中国女留学生，最近恰好不住这儿了，于是房东同意临时短租。对于那豆拒绝了黄耶鲁的食宿安排，五星级酒店什么的，她无疑持一种默默赞许的态度；她本人也住在这栋小楼里，但也不是一楼二楼而是地下室，挨着隆隆作响的洗衣房。阁楼大约十平米，屋顶极低，呈四十五度角倾斜，那豆也只有在房间一侧才不至于被磕了脑袋，如若往另一侧挪两步就得大幅度地佝偻着，甚而还得四脚爬行。这就相当于只剩下了一半空间，但不是面积上的一半，而是高度上的一半。
跟阴晴倒不必见外，他说：“在北京半间房，在美国也半间房。”
阴晴嘴角一抿，言下之意似乎是在提醒他，“条件也就这么个条件”。
“反正待不长，怎么凑合不是凑合。”那豆还得替阴晴宽心，又问她，“对了，你还没跟我说过，你来这边上学，学的又是什么呀？”
阴晴反问他：“你觉得我该学什么？”
那豆说：“爷爷说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阴晴却又似笑非笑，接着就讲起了她在美国大学里的“专业方向”。那门学问名叫“符号传播学”，具体到阴晴，研究的是她背包带上那些徽章图案的源头、流变与影响。而要想弄清“符号”本身，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它们各自产生的社会背景，为此，她不仅要泡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此外还得开展“田野调查”。比如最近，她正在准备一篇和美国“阶层分化”有关的论文，这就需要她对这个国家的种种社会问题深入了解，此外还得紧密跟踪各处此起彼伏的抗议示威。敢情还有研究这个的，那豆固然听得一头雾水，但恰因为此，他才更加“不明觉厉”。他在中国还没活明白呢，阴晴却开始替美国人操心了。也和小时候一样，当他由衷地吹捧阴晴，就连自己也“与有荣焉”了似的：
“我就说——到哪儿你也得是学习委员。”
阴晴的脸上划过一丝冷笑，随即又归于淡漠。她低声嘟囔了一句：“不过一点儿用处也没有……这也很讽刺吧？”
她的“讽刺”不仅指向别人，也指向自己。这一刻，那豆又觉得阴晴不是过去的阴晴了。当然，阴晴并没冷落了他，她还亲自下厨房，给他做了两个美国劳动人民常吃的煎肉饼，吃饭时话也照说。但给那豆一种感觉，通过那些不相干的就事论事，她将自己包裹了起来。如此这般一个阴晴，无疑给那豆带来了新的疑问，而除此之外，那豆还被更多的疑问困扰着。当他吃饱喝足又补了一觉，自然就琢磨起了一件事儿：“盒儿”还被放在阁楼房顶和地板之间的夹角里呢。终于按捺不住，那豆提醒阴晴：
“‘那孙子’怎么还不露面？可是他巴巴儿地让我来的。”
阴晴这才道：“我也催过黄耶鲁，可他说现在不方便跟你联系——另外，他还表示可以在‘特朗普大厦’给你订个套间，吃饭也签他的单……”
“还是那话，少来这套。”那豆烦躁而硬气地回绝，“他当我打秋风呢？”
于是他也只好穷且志坚地滞留在阁楼里。这貌似满足了他和阴晴独处的私心，但很快，连这个念头也落了空——随着“春假”结束，一场风起云涌的抗议席卷了美国中东部，各路“白左”风餐露宿，或奇装异服或赤身裸体地在各大院校里宣扬“普世价值”。机不可失，除了上课，阴晴还得继续进行“田野调查”，搜集那些新近被创造出来的标语符号，因此回来的时间就更少了。有时那豆感到，他简直像个被丢弃的孤魂野鬼。
那栋小楼倒是摸了个门儿清：一楼两个房间，二楼三个，住的都是华人留学生或“访问学者”。人家也像阴晴一样繁忙，每天一大早就都出了门，相形之下，那豆成了方圆几里最无所事事的中国人。怕他在阁楼里待着憋屈，阴晴把她那间地下室的钥匙也给了那豆，于是他可以白天进去上上网什么的。那豆也本想借机搜寻一些关于阴晴的蛛丝马迹，然而一无所获。在阴晴那间没有窗户的斗室里，除了两样简单的家具，堆放的就都是书了；英文的他不认识字，中文的字不认识他。光溜溜的桌上扣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不仅没有阴大夫和郑老师的照片，就连她本人的也没有。仿佛屋里住的是个没有过去的人。
而在室内，唯一一次与陌生人的狭路相逢，发生在某个晚上。在芝加哥南区，天黑以后尽量不要出门，但因为旷日烦闷，那豆又犯了烟瘾，再想起阴晴关于抽烟的告诫，便硬着头皮从阁楼上爬下来，打算到外面找块空地。他才刚下到楼梯半截儿，忽听脚边一声惨叫，再一扭头，便见有个胖姑娘站在二楼过道里，牛奶麦片泼了一地。
还没等他打招呼，对方已经飞快地闪进了房门。那神情真像见了鬼似的。
经历过这次偶遇，那豆倒在屋里耗不下去了。当白天来临，他就像只钻出下水道的老鼠，开始尝试着探索一墙之隔的外部世界。他记住了“五十七街”那栋小矮楼的门牌号，又在手机地图里标注了定位，这可以保证他不至于迷路。在湖边的防波堤上，他检阅了由松鼠、鸭子和水鸟组成的陆海空三军；在“科学博物馆”，他伙同一群小学生跟机器人对话，并像他爸脏了八哥的口儿一样教会了机器人说“你大爷的”；在通往大学的林荫干道上，他也曾费力寻找过黄耶鲁的那辆加长“林肯”，一天还真碰上路边停着辆类似的，但等扒着窗户往里看时，见到的却不是司机保姆，而是一个相当浪漫的场面——后座上，两条金发大汉相依相偎，缠绵热吻。吓得那豆撒腿就跑。
而在天擦黑时，他的游荡则会以去学校接阴晴“回家”而告终。以前他就接她下学，现在还是。他在图书馆的拱门下等她，在人影憧憧的草坪空地上等她，在流动餐车前买好了一份“垃圾三明治”等她，等着了就结伴往回走去。
路灯闪烁，街道却仍昏黄。在一路上，阴晴步履无声，一脸淡漠，但在这种时刻，那豆又觉得她并不像她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沉静了。她有如雕像，但却质地纤弱，仿佛一碰即碎。而不久以后，那豆的直觉也得到了印证。一天，他们刚钻出那座轰鸣的铁路桥，路边却响起一阵更聒噪、更有节奏感的轰鸣，一辆破旧的“雪佛兰”轿车缓缓驶过，播放着震耳欲聋的英语数来宝。只一晃神，他却发觉身边陡然空了，再回过头，就见阴晴呆立在几步开外，一动不动。她满脸煞白，喘着粗气，一手捏住衬衫前襟。在湖面刮来的硬邦邦的风里，她好像被人当胸狠捶了一拳。
那豆走回去问：“你怎么了？”
阴晴在一瞬间恢复如常，迈开步子：“没事儿。”
那豆拽了把她的双肩包，又问：“你到底怎么了？”
加了一个“到底”，问的就不是眼前的事儿了。而他清晰地看到，阴晴眼里划过一道光，冷得瘆人。他还听见阴晴反诘他，口吻也变得怒气冲冲：
“我跟你说了又有什么用？”
凭空一怼，那豆竟不知如何作答。他过去在人和狗的双重袭击下护住了阴晴，但现在却被她看成是“没用”的了。当他看着阴晴木然又往前走，也只好无声地跟了上去。回了小矮楼，一个往上，一个往下，各自藏身。后来的几天，也没提起那事儿。
在这期间的唯一收获，是那块金属碎片又回到了他手里。
此前虽然得到了机场工作人员的保证，但当一份来自北京的特快包裹送上门来，那豆心里还是莫名一跳。刚到美国，他就用微信把阴晴的地址发给了那个中年人，对方也只回了一句“在办”。忽然一天下午，那豆出门，在台阶上踢着了一个包裹，而美国快递员早开着卡车跑没影儿了。包裹外面写着英文地址，还有他的姓氏拼音“na”，里面除了用塑料袋包好的金属碎片，还附有此前提到过的“鉴定证明”。开具证明的部门不止一家，除了机场安检，还有邮政系统，此外又包括了警方的什么下属单位。这阵势更加深了那豆的疑问，他反身回到阁楼，在细读那份鉴定之前，不禁瞥了瞥房顶和地板夹角中的“盒儿”。
三言两语，转眼看完。那豆又朝那“盒儿”投去一瞥。
鉴定上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原来那块金属碎片属于“弹片”。专业人士还指出，该弹片采用精炼钢铸造，可随冲击波飞行上千米，对战场人员实施杀伤——当然，那种可能性只有在炸弹被引爆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孤零零的一片并不具备军事意义。因此给出的结论是“经批准后可以邮寄”。
惊愕之余，那豆便想起了李固元描述中的老太太沈桦。李固元说过，在照片上，他那位“姨儿”面目清瘦，怎么看怎么斯文。而现在，因为知道了金属碎片是弹片，那豆不由得猜测，老太太沈桦有过不同常人的过往。他又有话想对那“盒儿”说说。
这次说的是：奶奶，您受苦了……没想到您还挨过炸弹。
说完这话，原本被悬置的焦躁又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数数日子，在美国已经待了快半个月，该办的事儿却毫无进展。当初弹片带不上飞机，他担心会“屎壳郎碰上拉稀的”，现在弹片从国内寄来了，仍然面临着“白来一趟”的风险。而说来说去，还是要赖黄耶鲁，连那豆这个外人都远渡重洋，他却依然踪影全无。再想想老太太活着时遭过的罪，“那孙子”还配叫个孙子吗？
然而急也是一头儿急。在这种心境下，那豆能做的也只有绕圈儿。
这时再绕，却在湖边。出门穿过铁路桥，把那顶带着个“B”的帽子往草地上一扔，扎了个姿势，脚下游走不休。桥下有一黑人在敲桶，而他伴着那急促的节奏，兴之所至，还会来个侧手翻。他心里响的是楞里格楞，身上演的是锵了个锵。不知折腾多久，他才略喘口气，脑袋顶上升腾出一团薄雾，又弯腰捡起帽子，却见里面多了几个钢镚儿。敢情有人以为他在搞“街头艺术”呢。再把这点儿收获放在国际关系里来衡量，不知会不会增大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只不过在现行经济秩序下，中方赚取的外汇每每又会回流到美国——那豆晃悠到铁道桥下，将那些钢镚儿扔进了黑人脚边的一只破桶。
然后，他回到湖边眺望片刻，等天渐渐黑了，这才溜溜达达地去接阴晴。
进了校园，便碰上乌泱乌泱的抗议人群：无非发发传单、举举招牌，还尽是弹着吉他唱歌儿的。胖保安们也不紧张，端着纸杯咖啡远远儿看着。当然他也听阴晴说过，这种做派只属于“白左”，如若赶上哪个神经病制造了枪击案，那就连“国民警卫队”都得出动了。而那豆逡巡许久，也没找到阴晴，等天色又黑了一层，才接着了阴晴的电话。阴晴告诉那豆，她已经提前回了住处，还让他也赶紧去跟她会合。
他又听见阴晴说：“黄耶鲁来找你了。”
也很奇怪，这消息并没让那豆欣喜若狂，反倒让他半天没缓过神儿。脚下却是一路狂奔，当他回到“五十七街”，果然见到小矮楼的门口站着一人。
先看见的却不是人脸，而是一顶歪歪斜斜的棒球帽，帽子上赫然印了个硕大的字母“B”。恍惚之间，那豆不禁抬手扶了扶自己头上的帽子，这时才见对面的帽檐略微扬起，露出一张年龄与他相仿，但质地截然不同的脸——那脸又白又软，脸上的零件上一律都小，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巴，小得混沌不清，两腮上还各挂了一嘟噜“婴儿肥”；眉毛则是又黑又短，乍看倒像两只毛毛虫爬上了一个糯米团子。
而这就是黄耶鲁了。他像只拔了毛的肉鸡，支棱起两条短胳膊，屁股斜靠在一辆汽车的发动机盖上。车却不是“林肯”，而是“保时捷”。他眯着本来就是一条缝儿的眼睛，眼神先冷后热，迸出一句“感冒味儿”的北京话：“兄弟，你可算来了。”
那豆反盯黄耶鲁，眼神先热后冷，也道：“你可算来了。”
接着，黄耶鲁还向那豆伸出手来。伸手却不握手，而是五指攥拢，顶到那豆面前，意欲来上一记美国黑人式的撞拳。那豆又注意到，黄耶鲁的手上还套着个图章似的镶钻大金戒指。这件首饰也和黄耶鲁那身“blingbling”风格的嘻哈装束相搭配，而后来那豆才知道，它居然是一枚货真价实的芝加哥公牛队“总冠军戒指”。
但初见之下，那豆却对黄耶鲁的示好无动于衷。他无疑还在跟对方怄气，冷着脸一扒拉，就把黄耶鲁的手扫到了一边，又拿眼瞥向门廊里的阴晴。阴晴的“讽刺”进而传染了他，于是他的腔调更加不阴不阳：
“劳您的架，还得亲自来接您奶奶的骨灰。您可真是受累了。”
黄耶鲁却毫不发窘：“可不么。你不知道我来一趟得有多难，移民局成天盯着我呢。你这儿又不好找，芝加哥整个儿就一大农村……”
接着抱怨起了贫民区的脏乱差——由此可见“美国已经衰落”。他的表现倒让那豆犯起了含糊：不会碰上了个傻小子吧？怎么连好歹话儿都听不出来。而说了好一通，黄耶鲁的碎叨才戛然而止，糯米团子般的脸上堆起了笑：
“兄弟，东西带了吧？”
“东西”指的是什么，自不必说。那豆也不答话，径直进门，噔噔噔上楼，又噔噔噔下楼，回来时手上便多了一“盒儿”，那块弹片也一并捏在手里。他又和阴晴对视一眼，这才把东西往“保时捷”的车屁股上一蹾：
“你看看，对不对。”
而他心里一含糊：这就到了交接的时刻吗？黄耶鲁却凑上来，总算换上了肃穆的神情。贫民区的街头，豪华汽车，现场验货，这场面又好像黑帮电影里的贩毒场面。好在黄耶鲁没有把“盒儿”打开，再把里面的东西擦到鼻子上吸两口，他的注意力只集中在那块弹片上——把它捧在手心，凝视良久，半张着小嘴儿呼哧直喘。而确认了弹片，也就确认了“盒儿”里装的是谁，尽管“盒儿”上刻的是那豆爷爷的名讳，贴的是那豆爷爷的照片。与那豆异曲同工，他也对那“盒儿”说起了话，而且还出了声儿：
“奶奶，这东西总算给取出来了……可惜您看不见了。”
与刚才的没心没肺相反，此刻黄耶鲁呜呜哼唱，貌似力图挤出眼泪。当然这也很难实现，那豆想提醒他，哭不出来就别硬逼。而他还没开口，却见黄耶鲁一拍巴掌：
“得嘞，齐活。”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