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白鹅掠过那清凉的水面

“小鸡跟真正的春天一起来，气候也暖和了，花也开了。而小鸭子接着就带来了夏天。画‘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往往画出黄毛小鸭。这是很自然的，然而季节上不大对。桃花开的时候小鸭还没有出来。小鸡小鸭都放在浅扁的竹笼里卖。一路走，一路啾啾地叫，好玩极了。”

这是汪曾祺的《鸡鸭名家》的文字。

其实，在浅扁的竹笼里卖的还有小鹅。有了鹅，才构成鸡鸭鹅这“三军”。因为这“三军”，我和我的小伙伴从小都做过大干部“三军总司令”。我们的邻村因为养鹅而出名，叫“蒋鹅”，那村庄在两条河的交叉处，是养鹅的好地方。这几年村子富了许多，有人就说，有个姓蒋的，在这里养过天鹅。也对，养过鹅的，说成养天鹅的，还不算离谱。

竹笼里的小鹅比小鸡小鸭的个子要大。茸茸的，鹅黄的——真是就叫作鹅黄。小鹅们的鹅黄在春天里弥漫开来，才有了晃人眼睛的万朵油菜花。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有一首唐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只知道小鹅回来，就是座上宾，要去找莴苣叶，把莴苣叶剁碎了，拌上细糠碎米，小心翼翼地，请它们用餐。但“座上宾”的日子也就是半个月左右，半个月过后，它们就被赶到“广阔天地”里独立觅食去了。那动人的鹅黄慢慢被白羽替代。至于是哪一天、哪个时刻完成的，谁也说不清。就像你说不清你什么时候学会了痛苦时坚决不哭诉。

我在那座四面环水的村庄生活到十三岁，然后出门求学。当时我已读完了小学五年级和初一初二。也就是一个标准的初中毕业生。偏偏那年有了初三，我必须离开这个村庄去乡政府所在地去上学。

离开村庄的那天，村庄安安静静的，根本没有人起来送送我，除了河里的那群白花花的呆头鹅。我捡起一只土坷垃扔过去，没扔中——它们伸长了脖子嘎嘎地叫了几声，表达了它们一以贯之的骄傲。

我不喜欢它们骄傲的长脖子。那“曲项”，那是鹅脖子，即使父亲浇了三次沸水，那上面的毫毛那么密，也那么细，实在太难钳了。还有，“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它的“白毛”要小心收好，等到“收鸭毛鹅毛的”来了，可得好几毛钱。但因为我看到过一张宣传画，马克思手里拿了一支鹅毛笔。我悄悄藏起了一根最长的鹅毛，但后来由于鹅毛根部的油脂太多，字根本就写不出来，拥有和伟人一模一样的“鹅毛笔”的梦想就这样不了了之。

不要说我残酷和无知。我那个四面环水的村庄上，老师大多是“别字老师”，他们常常带领我们识“半边字”，还带着我们理直气壮地写错别字，根本不可能教那首神童写的唐诗《鹅》。

多年后，我的办公室多了一盆火鹤花。火鹤花还有一个名字叫红掌。它还有一个变异的品种叫白掌。突然想到，杀鹅的时候，那一对“红掌”在沸水浇过之后，撕去外面的红皮，那“红掌”真变成了“白掌”。

快到小满的时候，父亲都要从鹅栏里逮住一只老鹅，那是给快要大忙的“劳力们”积累能量。可家里人太多了，处理干净的鹅最后是和一口袋芋头放在一起烧的，可用一只大脸盆盛到桌上来。

余下的鹅，张开它们的白翅膀，一只跟着一只，飞快地掠过那清凉的水面。

往往是那天，我不会听到它们骄傲的歌声。

蚕豆瓣开口，蚕豆瓣说话

都说小暑雨如银，大暑雨如金。

落在小暑节气里的如银的雨点到底有多大呢？肯定比蚕豆还大。

对，是蚕豆，而不是黄豆。不是比黄豆大的雨点，而是比蚕豆还大的雨点。啪嗒啪嗒，冷不丁地，就往下落，从来不跟你商量，即使县广播站里的那个女播音员说了多少次“三千米上空”也没用的。想想也够了不起的，如果那比蚕豆大的雨点是从“三千米上空”落下来的，那当初在天上的时候该有多大？比碗大？比洗脸盆大？还是比我们的圆澡桶还要大？

想破头也没用的。比如那播音员还反复说起的“百帕”，那“百帕”很神秘，几乎是深不可测，究竟是什么意思？去问刚刚毕业回村的高中毕业生，这些穿白的确良衬衫的秀才们支支吾吾的，也说不清楚。

那神秘的“百帕”肯定与天空有关。而能把“百帕”的消息带回到我们身边的，只有那比蚕豆大的雨点。

啪嗒啪嗒。啪嗒啪嗒。雨下得急，正在“发棵”的水稻们长得也急，还有那些树，大叶子的树，小叶子的树。比蚕豆还大的雨点砸在它们的头上。它们一点也不慌张，身子一晃，比蚕豆大的雨点就弹到地上去了。地上的水，流成了小沟。而原来的小沟，变成了小运河。原来的小河成了湖——它把原来的可以淘米可以杵衣的木码头吃下去了。

比蚕豆大的雨点就这样，落在水面上，砸出了一个个比雨点还大的水泡。那水泡还会游走，像充了气的玻璃船，跟着流水的方向向前走，有的水泡会走得很远，如果它不碰到浮在水面上的几根麦秸秆的话。

小暑的雨点下得恰到好处的话，那是纯银的雨点。如果下得高兴起来，一天也不想停，想想就把那比蚕豆大的雨点往下砸的话，母亲就会很生气：天漏了，一定是天漏了。

那些无法干的衣服，那些潮湿的烧草，那些无法割来的蔬菜，都令母亲心烦意乱。

我们估计是谁与那个“百帕”生气了，但我们不敢说。直到我去县城上高中，问起物理老师，这才明白什么是“百帕”，“帕”是大气压强单位。播音员说的是低空气压和高空气压。一般近地面的气压大约是1010百帕，高空气压为400—500百帕。

但母亲生气的时间常常不会太长，她为了这个小暑的“雨季”早储备了足够的腌制雨菜。所谓雨菜，是指菜籽收获后，掉在地上的菜籽萌发的嫩油菜。母亲把落在田埂上和打谷场上的它们连根拔起，然后洗净腌好贮藏起来。

有雨菜还不够，母亲抓起一把今年刚晒干的蚕豆，蚕豆还青着，但很坚硬。母亲把菜刀反过来，刀刃朝上，夹在两只脚之间。将干蚕豆放在刀刃上，然后举起桑树做的杵衣棒，狠狠砸下——

蚕豆来不及躲闪，已被母亲劈成了两瓣。随后，母亲再剥去蚕豆衣。栖在竹箩里的蚕豆瓣如黄玉，光滑，温润。

外面，那比蚕豆大的雨点还在下，比雨点还大的水泡瞬间产生瞬间破灭。但已和我们无关了。母亲做的腌雨菜豆瓣汤已盛上了桌。那些黄玉般的蚕豆瓣在雨菜的包围中碎裂开来，像荡漾在碗中的一朵朵奇迹之花。

这咸菜蚕豆瓣汤，极咸鲜，极糯，极下饭。

小暑年年会来，比蚕豆大的雨点也会落到我的头上，但不吃这咸菜蚕豆瓣汤已有好多年了！

反对大热天之歌

最热的天，我就唱一首《反对大热天之歌》。

太热了！

抢在我面前唱《反对大热天之歌》的是知了。它们大声地喊，拼命地喊，声嘶力竭地喊，此起彼伏地喊。在地下潜伏三年，一来到这个世上，就是劈头盖脸的高温和波涛汹涌的热浪。必须反对，反对！可反对又有什么用呢。

没有一丝风，下午有几丝西南风，还没到晚上，停了。

粗暴的大热天，连凉席都是滚烫滚烫的。

出去找风的日子里，就能发现逮知了的人就多了起来。知了反对酷热的大暑天，他们反对乱喊乱叫的知了，他们手中的电筒把渔婆港边的柳树照得昏头昏脑的。当他们走近，知了的声音会很识相地低了下来。

他们手中塑料袋沉甸甸的：几十只被捉的知了，即将成为盘中餐的知了，集体沉默。

捉知了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就是那西西弗。捉了那么多的知了，吃了那么多的知了，到了白天，渔婆港边的柳树上，还是有那么多的知了栖在我们看不见的枝头上。大声地喊，拼命地喊，声嘶力竭地唱。

——它们不写《反对大热天之歌》了，改写《嘲笑人类之歌》了。

外面的河水清澈，河底清凉。可上岸摘瓜，掰玉米，可在河坎边掏螃蟹，可泡在水中捉鱼，可摸河蚌。

但父亲不准我去摘瓜，不准我去掰玉米：那是人家的瓜人家的玉米，再馋也不能做“三只手”！被蛇咬过的父亲也不准我去掏螃蟹，很多螃蟹洞里，栖居着的，是蛇：在水里摸过去，那蛇头如弹簧般弹起来，啄致命的一口。

父亲甚至不准我去下河：实在热的话，团到澡桶里，用水泡泡，也一样的。

——一样？怎么可能一样！我的头脑里尽是拼命喊叫的知了。它们抗议，反对。坚决抗议，坚决反对。小伙伴们在知了的喊叫中，一个接一个地，踩着斜倚在河面上的大柳树，扑通扑通地，往河里跳。清凉清凉的水花飞溅。溅到我的额头上，仿佛是吐在我额头上的唾沫。那羞辱，那愤怒，比这无尽头的大热天更为难熬。

我的犟脾气上来了。

父亲开出了条件：如果每天打好两条芦箔，就下河去，但不准摘人家的瓜，也不准掏螃蟹，摸点河蚌就好了。

两条芦箔！每条芦箔得用芦柴一根一根地编起来，编至十尺长。每条芦箔可去砖窑上换砖头，也可卖上七毛钱。而十尺长的芦箔要多少根芦柴编，我没计算过。我计算的是编草箔的草绳。每条草箔需要的草绳是十庹长。当时我还不认识这个“庹”字，只知道tuǒ这个音。母亲比画过，“一庹长”就是大人手臂完全张开，从左手指尖到右手指尖的距离。父亲下达的任务，就是让我每天晚上搓上二十庹长的草绳，然后在木坠上绕好，将数不清的芦柴编至十尺长。接着，再重复一次。

为了把每天下午空出来，我将晚上的时间定为搓绳的时间。为了防蚊，母亲燃起收割下来的苦艾。稻草在我的手心飞快地变成了草绳，又在我的屁股后面团成了蛇环的圈。手心滚烫，放在水盆里浸润一下，再搓。夜晚的知了依旧不知疲倦地喊叫，但我听不见了。如果明天下午，我跳进清凉的河水里，那荡漾出来的涟漪，会比地球还大吗？

那是我一生中最为忙碌的大热天，也是我咬牙坚持的大热天。一个人独立完成两条芦箔，太难了！但我还是完成了。那个大暑天，我每天仅睡五个小时左右，搓绳至深夜，我的屁股后才有二十庹长的草绳。天刚蒙蒙亮，我得去绕绳，再编芦箔。我的手飞快地翻着木坠子，像无比熟练的纺织工人，纺织这十庹长的大暑天，纺织这二十庹长的大暑天，纺织这无尽头的大暑天。纺织完毕，我会扑通一声跳到水中，狗刨般地仰泳自由泳，直至泡到黄昏。我带着堆满河蚌的澡桶回家。

从那以后，我家每天午饭的菜，不是咸鱼河蚌，就是韭菜河蚌汤。前者下饭，后者更是能饱肚。看着父亲满意的表情，看着全家人的筷子伸向那盛满了河蚌的碗，我自豪无比。

有一天中午，父亲忽然停止了咀嚼，从嘴里慢慢吐出了两颗“鱼眼睛”。父亲看了又看，说：“哎，珍珠！”

“煮熟了，可惜了。” 父亲又说。

正准备庆功的我呆住了。那年月，人工珍珠还没开始培育。传说慈禧太后每天都服用珍珠粉。还有，珍珠都是河蚌吃到树枝上的露水而形成的，很珍贵。可换很多糖。

那天中午，我捏着那两只煮熟了的已成了鱼眼睛样的珍珠，哭得很伤心，为什么在剖河蚌的时候没有发现？为什么？

知了依旧喊叫，听不出它们是没心没肺，还是幸灾乐祸。但我手中煮熟了的珍珠，已是这比二十庹长还要长的大热天的两个伤心句号。

没有淹死的孩子们

应该说，我们都是没有淹死的孩子。

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只要夏天，我们的村庄必然都有一个或者两个孩子淹死。

这里的必然是宿命，太多的水，太多的孩子，贫穷的日子里，大人们忙着生计，孩子们就这样在水中浮沉，有些孩子沉下去了，再也没有浮上来。

我母亲总是带着我去看那个死去的孩子（他是我们的玩伴），我会从人缝中挤到最中心看那个孩子，他戴着令人羡慕的火车头帽子，穿着过年才穿的新棉袄躺在草席上，很多人都在叽叽喳喳地说这个孩子的好话，我心里却惧怕极了，我母亲在陪人家流泪后警告我说，不要去河边，河里有水獭猫。

我不知道水獭猫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只知道一个又一个死去的孩子都是它拽到深水里淹死的。长大后才知道水獭仅仅像猫样小。

因为村庄四处环水，在我没有学会游水之前母亲是很不放心的。我的一个姐姐就是在六岁时淹死的。到了七岁，母亲就逼着脾气不好的父亲教我学游水。我父亲教我学游水的方式非常简单，他把我带到河心，然后把我扔到了水里，他认为我会在本能中学会游水，他说爷爷就这么教他的。可是我一直往下沉就是不划水。他等了一会儿，见势不妙只好亲自下河去捞，然后把淹得半死的我拖上来狠狠地打了一顿，然后再次把我扔到水里。

终于，在本能中我学会了扑通扑通的狗刨式。回到家中，父亲对母亲说，他不会被淹死了。

学会了游水的我们整天泡在水里，有时我们也像水鸟一样蹲在横生在水面的杨树上看不远处的一场好戏。我们本族的一位哥哥模仿我的父亲也教他的独生子学游水，他的独生宝贝在船离岸时就大呼小叫。伯伯，救命啊。婶娘，救命啊。哥哥，救命啊。

救命声此起彼伏，他越喊我们就越笑，大家都忘记了自己学游水时的笑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学了好几个夏天也没有学会游水，几乎每一个夏天都有这样一个有趣的风景。他喊着，我们笑着，笑声在水面上弹跳着。

辛苦了一上午的大人们在树荫下午睡，他们常常不理会这样的呼救，但有时也会睁开眼来，嘟哝一句，怎么，又杀猪了？然后再沉沉睡去，任凭这河面上的喜剧一年又一年地上演。

后来，那个独生宝贝没有成为被淹死的孩子，他学会了游水。

学会游水以后，没有淹死的孩子们就成了水里的黑蝌蚪了，直至二十只指甲都生满了黄黄的水锈。没有了水的威胁，我们一起摸鱼、掏蟹或者偷瓜。

但由于整日待在水里，影响了许多活计的完成。忽左忽右的大人们会用柳条惩罚我们，老师们则会用晒太阳的方式惩罚我们。

每当暴力的惩罚来临，我们都会羡慕那些被淹死的孩子。

山芋花开的那个黄昏

天渐渐凉了，在水里扑腾的我们被一根竹篙赶上岸来。

竹篙的主人是放鸭的“大山芋”。他姓陈，负责给生产队放鸭，水性极好，救过很多小孩的命。但他管得太宽了，人称“多管局局长”。这个“陈局长”很有意思，虽然立秋了，可天还那样的热，为什么不能下水？立秋的前一天可以下水，为什么隔了一天就不能下水？

“陈局长”的理由是：“立秋一日，水冷三分。”

水一冷，那会受凉。一受凉，会泻肚。

泻肚很危险，秋天泻肚更危险。

“陈局长”严格遵守着祖上传下来的规矩，他对那些和他争吵和辩解的孩子说：“你说你们老子都不管，我凭什么要管你们？告诉你们，你们老子不管，我是替你们老子管你们！”

“陈局长”边说边亮出竹篙的前段，一串串水在竹篙上快速游走着，游走到竹篙的前端，又迅速地跌落下来。

那些水是遇到了前端的铁嘴。竹篙的铁嘴里有一颗长长的獠牙，呈“戈”字样。獠牙被磨得锃亮，是竹篙和河底的淤泥一点点撕咬出来的。

铁獠牙在阳光下寒光闪闪。

光屁股的我们如果不想被刺中的话，必须乖乖地爬上岸来，待在热烘烘的太阳下。

我们决定去偷点瓜果解解馋。

田野里满是农药的味道。我们不知道立秋，可虫子们知道。它们总是在深秋到来之前拼命地饕餮。村部门口有个小黑板，小黑板上经常写出它们的名字，就像学校门口的处分决定，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黑板上公布的“害人虫”主要有：水稻三化螟，棉铃虫，稻飞虱，红蜘蛛，玉米螟。这其中的“螟”，我和它很熟悉。后来很多时候，去玉器店参观，我满眼都是那小小的绿，“螟”和那些小小的玉器一样，翠绿，透亮。

其实，我们也是田野中的“害人虫”，那些种有瓜果的地域也弥漫着农药的怪味道，他们在给棉花和稻田施药的同时，也顺便给瓜果地打了农药。

怀着满腹的仇恨，我们把目光转向了山芋地。此时此刻，山芋们正待在各自的垄埂上自由生长，山芋地里多了许多缝隙，那是寂寞的山芋们为了急速膨大而裂开的缝隙。透过缝隙，可看到山芋们那结结实实的红皮肤。相比于瓜果，我们并不眼馋山芋。到了秋天，再往更为饥饿的冬天，总是丰收的山芋们肯定会源源不断地虐待我们那泛着酸水的胃。可那个“陈局长”的绰号就是“大山芋”（小说《丑孩》中的大哥“大山芋”用了他的绰号）。吃山芋等于报仇。吃他们家的山芋更是大大的报仇。

我找到“陈局长”家的山芋地。山芋叶在微风中招摇着，和“陈局长”的招风耳酷似。满眼都是“陈局长”的招风耳。我蹲下身来，想找到一道大一点的缝隙，这样才能扒到更大的山芋。

突然，我就看到了几朵花。比菟丝子花大，像喇叭花一样的淡紫红色的花。是在山芋藤上长出来的！

我那时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扑通，比被“陈局长”抓住了偷山芋还要紧张。

这样的田野，这样“美”的教育，竟然是仇恨赠送给我的。我闻不到农药味了，鼻孔里满是山芋花的清香。

那个下午，我在山芋地前待到了黄昏。招风耳们的山芋叶带着清晰的影子波涛起伏，像是在奔跑，跑到我视线的边界又调皮地窜了回来。

更远处的稻浪也在夕阳下起伏，我突然觉得一股忧伤窜过我的身体，像是童年梦中的……尿床。

泥水中移栽，泥水中复活

作为越冬植物的油菜花又是和小雪季节有关的。

小雪到了，在寒风中栽菜的日子又到了。必须要在收获过的稻田中挖出墒沟（油菜地的墒沟并不像麦地的墒沟那样深，能用于油菜地的灌溉之需就可以了）。接着就是“打”出移栽油菜的小泥塘。而油菜苗早在二十天前就育好了。一棵一棵地用小铲锹移栽到小泥塘中。

西北风越刮越大，每个人的脸都是黑的。但必须坚持栽完——要抢在初霜之前让移栽的油菜们“醒棵”。这也是秋收之后最重的一项农活了，移栽完油菜，大家就可以直起腰杆喘口气了。

对于栽菜这项苦活计，我内心是有疑问的，为什么不直接把菜籽种到泥塘中呢？这样就不用移栽了。

父亲说，直接种的菜不发棵！

父亲又说，牛扣在桩上也是老！做农民还偷懒？

父亲对我的话很是不满意，为了不让他继续发火，我加快了栽菜的速度。但我的速度还是赶不上沉默不语的母亲。

栽下去的油菜苗到了下午就蔫了下去，整个一块菜地几乎没一棵直立的。但父亲一点也不担心，到了晚上，一块油菜地栽完了，抽水机开始作业，将河里的水引到油菜地里，那些移栽过来的油菜们慢慢喝足了水。

到了第二天，每棵移栽过来的油菜都有一片或两片叶子竖了起来。到了第三天，所有的油菜都活了。

再后来，油菜们就拼命地长。一片两片叶，经历霜冻，经历真正的雪的覆盖，到了春天，越过冬天的它们都记得开花，就是大家都看到的金灿灿的油菜花。

可要移栽到多少田亩才能停下来

把眼中的泪水拭净

或者把天边的积雨云推得更远——

已深陷在水洼里的

那不可一世的红色拖拉机

正在绝望地轰鸣着

扬起的泥点多像是我们浪费过的时光。

这是我为那些年的油菜写的《移栽》。

这么多年过去了，只要我身边的朋友赞叹我老家的油菜多么美，我总是想起那些移栽后又复活的油菜，它们多像经历了一场苦难又终于站起来的乡亲。

慈姑与痛哭

慈姑、荸荠和莲藕一样，都属于水生植物。慈姑的叶子也好看，每次看到慈姑的时候，我总是想到一个扎着翠绿头巾的小姑娘。

这个叫“慈姑”的腼腆的小姑娘，一边小声地说话，一边还用牙齿轻轻地咬着头巾的一角。

——自从爱上了诗歌，我几乎把家乡的每一种植物都抒情过了。

可是，可是……慈姑和痛哭是我一个人的。

那年我六岁，父亲早早挖开了我家二分地的慈姑（他是粗挖），而我必须独自再在父亲挖的每一块粗垄中，找到一个个隐藏在土中的慈姑。

为什么不在大雪季节前，甚至可以在初霜之前，把所有躲在泥土中的慈姑挖出来呢？

父亲说，挖早了，慈姑没慈姑味。

每一颗带慈姑味的慈姑又都是狡猾的，它们躲在黏土中。我的每一根指头，都被带着冰碴的黏土冻僵。开始是疼。后来是麻木。再后来又疼。又痒又疼。清水鼻涕……旷野无人，我被冻僵在一群慈姑之中。

就那时起，我决定不再吃慈姑。

而家里的每一样菜都是离不开慈姑的。比如令汪曾祺先生念念不忘的咸菜烧慈姑，我们家几乎是家常菜。一点也不好吃。当然，如果慈姑烧肉（那可是大块的肉和慈姑们一起过年）或者慈姑片炒肉片，那我对慈姑的看法会改变一些。

可哪里有钱买肉呢？继续吃慈姑，或者继续吃咸菜烧慈姑。

幸亏在这样的慈姑家常菜之外，母亲又为慈姑发明了两道慈姑菜。一是把慈姑做成肉圆。二是将慈姑变成栗子。这两道菜是母亲的魔术，也只有在大雪节气的农闲时节，母亲的魔术才能充分展现出来。

慈姑做成肉圆的方法需要一只金属的淘米箩。金属淘米箩的外面有凸着的密密麻麻的窟窿，这窟窿是天生的小刨子，将慈姑放在上面来回地磨，慈姑就成了粉末，和以面粉和鸡蛋，再捏成丸子，放在油锅里煎炸，就成了和肉圆差不多的慈姑圆子。

母亲还有一个绝技就是把慈姑肉变成栗子肉。慈姑味苦，栗子粉甜。但母亲会做转化，她将慈姑们放到清水中煮熟，捞起，放到太阳下完全晒干。雪白的慈姑干成了栗子色，再煮着吃就不再是慈姑味了，而是又粉又香的栗子味了。

我喜欢吃慈姑圆子，也喜欢吃慈姑干。我曾将这两种慈姑的做法告诉研究地方史的郭保康老人，他说他连听说也没听说过。他还说他要回去试试。

因为慈姑，我实实在在地为母亲骄傲。

一场平原盛宴

“小寒大寒，冻成一团。”

挤暖和需要吃饱饭（肚子里是咣当咣当的稀饭），晒太阳（西北风乱窜的室外晒太阳也没用），装满粗糠和草木灰的铜脚炉还能给点力（但时间不会太长）。

最佳御寒的办法是给身体加油——多弄点吃的东西塞到胃子里。

但哪里有吃的呢？树上没吃的。野外没吃的。河里没吃的（封冻了）。有一年，因为歉收，父亲规定，一天只吃两顿。

吃了两顿，就没力气出来和小伙伴们捉迷藏了，总是早早上了床。父亲还教育我们：“没钱打肉吃，睡觉养精神。”

睡觉是能养精神的，但饿着肚子的我，越睡越精神，一点也没睡意，耳朵竖得老长，像是一根天线，接收着屋外各种各样的声音，并从接收的声音中分辨出声音源头。许多奇怪的故事被我想象出来了，后来又消失了。我躺在向日葵秆搭成的床上，稻草在我的身上发出幸灾乐祸的声音，我从肚皮这边摸到了后背。

但有一年，也是“多收了三五斗”的一年，稻子丰收，整个冬天我们家都是一天三顿。小时候的冬天雪天多。丰收那年的三九严寒天也在下雪。父亲喜欢下雪，冬雪可利第二年的丰收。因为高兴，喜爱吃黏食的父亲建议煮一顿糯米菜饭！

虽然母亲对父亲这种败家子的决定有点微词，但她还是采纳了父亲的建议，洗菜，淘米，刮生姜皮（父亲坚持要加生姜丁）。

这顿糯米菜饭是在父亲的指导下完成的，先炒青菜，再放糯米，慢火烧沸，闷一小会，再加一个稻草团，待这个稻草团烧完了，糯米饭的香味就把我紧紧地捆住了！真的是捆住了！

我忘记了很多挨冻的日子，也忘记了很多挨饿的日子，但永远记得那年小寒节气里的这顿盛宴——糯米菜饭。

这顿盛宴的尾声，母亲把糯米菜饭的锅巴全部赏给了我。

后来上了大学，我去外语系的同学那里玩，看到他们的课表。他们有泛读课，还有精读课。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讲这些课，但对于我而言，那顿贫寒人家的盛宴上，我于糯米饭，是泛读课。我于糯米饭的锅巴，则是精读课，我是一颗一颗地嚼完的。嚼完之后，我有很长时间没有说话。我是生怕那些被我嚼下去的锅巴们再次跑出来。

还有，我全身暖和和的。

现在想起这场四十年前的盛宴啊，我全身还是暖和和的。

唯有铜脚炉带给我们幸福

“南方的冬天比北方难受，屋里不升火。晚上脱了棉衣，钻进冰凉的被窝里，早起，穿上冰凉的棉袄棉裤，真冷。”

这是汪曾祺先生写的《冬天》，也是我们的大寒天。

真冷！

冷已使我们无处可藏。屋里的温度和外面的温度几乎一样。

水缸里如果忘记了放两根竹片，水缸也会冻裂。

毛巾瞬间就成了毛巾棍子。

所以，属于大寒节气的成语只能是“霜刀雪剑”。

刀也好剑也罢，均是不怀好意的寒冷。在霜刀与雪剑之间，你准备选择哪个？

霜前冷，雪后寒。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选择“霜刀”，不怀好意的霜习惯于夜袭，在夜晚里，我们有棉被，棉被下兴许还有一只暖和和的装满了热水的盐水瓶。

“雪剑”就不一样了。下完的雪总是不肯走。大人们说，雪在等雪。雪不是好东西，毫不客气地带走了大太阳给我们的热量，那雪化了又冻，冻了又化，就像我们的冻疮。比如手指，手面，先是如酒酵馒头样鼓起来，然后又干瘪下去。接着是痒，再是疼，再后又痒，疼痒都难受啊。但不能乱抓，破了会溃烂，就像屋外那冻了又化的黏土。

如果不穿很古老很古老的钉鞋，我们是不可以在化了冻的外面乱疯的（因为属于我们的雨靴也是没有的）。如果出去，很珍贵的布棉鞋会浸湿，无法烤干的话，第二天就得光脚。对了，还有脚上的冻疮，耳朵上的冻疮，进被窝前，这些冻疮都会“争先恐后”地跳出来，暖和也痒疼，冷了也痒疼。放到被窝里也痒疼，不放到被窝里也痒疼……外面的雪化了冻，冻了又化，有时候，还听到屋檐下“冻冻丁”掉落在地上碎裂的声音，那不是因为融化，而是做屋檐的旧稻草们撑不住了。

好在还有铜脚炉！

多年之后，读到了诗人柏桦的《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我突然就想到了一句话：“唯有铜脚炉带给我们幸福。”

是的，铜脚炉！紫铜的铜脚炉！黄铜的铜脚炉！柴草的余火覆盖着耐燃的砻糠。除了取暖，还有炸蚕豆，炸黄豆，炸稻粒……最神奇的炸麻花，将几粒玉米丢在铜脚炉里，用两根芦柴做成的筷子将灰烬中的它们来回翻滚，一边翻滚还在喊：“麻花麻花你别炸，要炸就炸笆斗大。”

翻滚着，翻滚着，那玉米突然就变形了，成了一朵灿烂的芳香的麻花！

想想当时的我们真是贪心啊，笆斗有多大呢——它是藤和竹编成的容器，可装一百五十斤稻！

现在呢，铜脚炉不多见了。麻花也不多见了（电影院里的那麻花不算是麻花）。我们那些笆斗大的麻花去哪里了呢？麻花的香味又飘到哪里去了呢？

那么寒冷又那么滚烫的旧日子啊。

庞余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扬州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著有长篇小说《薄荷》《丑孩》《有的人》《小不点的大象课》，散文集《半个父亲在疼》，小说集《擒贼记》《鼎红的小爱情》，童话集《银镯子的秘密》等。曾获柔刚诗歌年奖、汉语诗歌双年奖、紫金山文学奖、孙犁散文双年奖、扬子江诗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