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何向阳，中国作家协会第六、七、八、九届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主席团委员。中共十六大代表。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首批人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首批人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二级研究员。获称全国三八红旗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出版有诗集《青衿》《锦瑟》《刹那》，理论集《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夏娃备案》《立虹为记》《彼黍》《似你所见》，学术随笔《思远道》《肩上是风》《梦与马》，长篇散文《自巴颜喀拉》《镜中水未逝》，专著《人格论》等。主编“知识女性文丛”、“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 、HOW FAR IS FOREVER（英文版）。作品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被译为英、俄、韩、西班牙文。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当代作家评论》年度奖、《南方文坛》年度奖等二十余种文学奖项。曾出访印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奥地利、冰岛、加拿大、美国、俄罗斯等国讲学交流。

 

碧水丹山（节选）

何向阳

一

南朝诗人江淹曾用“碧水丹山”形容武夷山的形胜姿容，“碧水”当然指的是澄澈透明的水，“丹山”有些拗口，或者生僻，因为绿水绕青山常见，“丹山”却不常见。红色的山，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在想象中，它当然会是朱红或是朱砂红的颜色，及至真的站在了这座山面前，朱或者砂都退后了，你所面对的就是一座赭石般的山，或者是一座座历经了岁月风雨冲刷改造后的山。严格地讲，它都不是一座山，而是一大块巨石，或者是数不清的巨石组成的巨石阵。这气势磅礴的巨石阵，得到了后来人的一个命名——武夷山。

“武夷”两字，传说来源于彭祖，是彭姓父亲留在人间的两个儿子，武和夷。单从文字字面上看，武，是淘气一些的孩子吧，其形象是健硕勇武的，性格上也是刚毅要强的吧；夷则不同，是平和恬静的，甚至是宽厚从容的。有时我想，也许就是这样的两种性格的孩子在一起，才成就了武夷的山水和武夷山的性格，他是柔性与刚性并出的韧性。柔是与水媲美的山色，空蒙而神秘；韧是山石上经年的纹理，你都说不上是哪年哪月它变得老成持重。沧桑的里子在柔美清俊的外表包裹下，只能用赏心悦目形容。

但是等等，“丹山”之“丹”当然首先是指山的外观，但另一方面，从地质学的角度而言，这个“丹”字还没那么简单，它指的是丹霞地貌。丹霞地貌在地质学上，也不是外来词汇，而是本土命名。一九三五年陈国达就使用“丹霞地形”一词，而“丹霞”二字的最早发明者是冯景兰，他在一九二八年将“丹霞层”引入地球科学，促成了这个地貌学术语，沿用至今已有九十三年。无论相对于红层地貌还是砂岩地貌，丹霞地貌所指“以陡崖坡为特征的红层地貌”，所述“红”的颜色和“陡崖”特征，叙述出流水侵蚀、红层抬升、风化而成的带有雕塑感的地貌景观。当风、水、生物都成为无尽时间中的刻刀，那么武夷山向我们敞开的平层、棱角、崖壁、溶洞、凹槽、沟槽等，都如这宇宙宏阔叙事中的一章一节，它记录了沧海桑田的变迁，见证了自然的鬼斧神工。

当然，如若更早，从八亿至六亿年前的震旦纪，以一巨人的视角向下俯瞰，这里还是一片汪洋，此后的几亿年间，地壳抬升，深水中形成了多个隆起带与断裂带，一座古陆从海洋中缓慢升起，渐次甩去了大海的覆盖。此后燕山运动勾勒了武夷山的轮廓，这个画笔是通过火山爆发的熔岩横流绘就的，沉降运动中的铁质被固化氧化，有了最初的造型，而最重要的一笔，让武夷山成为“东南大屋脊”的还是喜马拉雅运动。一九四五年黄汲清命名的距今七千万至三百万年前新生代的这次造山运动，造就了地球上横贯东西的巨大山脉，成就了喜马拉雅山的世界屋脊，同时也成就了武夷山的现在雏形，使之像一个巨大的褶皱，与海并行。而此后的武夷山，都是在这一运动造型过的基础上，经由风、水、生物的各种画笔或雕刻刀，将之斧凿、涂染，成为今天的样子。

当然这并不就是它最后的样子，正如一个山中修行的人的面容一样，它的面貌其实还没有最后定型。

哎，以前只知道喜山运动使得海水从青藏高原全部退出，现在想想，那时的地球空无一人，只有断裂、褶皱、岩浆，板块之间的大幅度冲撞与扭曲，大地在沉降与隆起之中，在水与火的淬炼之中，雕塑着自己的新的面容。那该是怎样一种宏阔壮观的景象。而此后，岁月的剥蚀造就的丹霞之奇观，只是那场壮阔运动的序幕之后的正常剧目。

丹霞地貌也分早、中、晚期，仿佛一个人的青年、壮年和老年，再细分下去，还会有青年早、晚期，壮年早、晚期，老年早、晚期。中国丹霞地貌分布很多，据考证有一千多处，南方居多。我脑海里的景象大约是这样的：早期的丹霞地貌如水墨画一样，浅淡而灵秀，还有些混沌初开的模样；晚期的丹霞地貌则是枯墨或焦墨，干涩而骨瘦，哪怕是残垣断壁，也有着不一样的风骨，瘦骨清相，如老僧；只有中期的丹霞地貌，如武夷山正处于盛年，有着葱茏的优雅秀美，同时又有着强韧而板正的筋骨，它站立在那里，孤傲而清高。

其实不然。我专为此查了两位丹霞研究专家的著作，一是彭华《丹霞地貌学》，一是黄进《武夷山丹霞地貌》。从彭华的著作中，我了解到丹霞的发育分期与我的个人想象不尽然相同，录入如下，以正视听：

“青年期一般有红层高原面或破碎的高原面，后者往往表现为大致等高的山峰代表的古夷平面或红层沉积顶面；青年晚期可形成密集的雏形峰丛和峡谷组合。壮年期是起伏最大的阶段，红层切割破碎，总体上表现为峰丛—峰林状外貌；一般早期为峰丛状，晚期为峰林状，或峰丛—峰林组合状。老年期总体上表现为高差较小，丹霞地貌浑圆化或丘陵化，组合常常为疏散峰林与宽谷形态，宽阔山谷或平原中散布孤峰，可能局部保留峰丛景观；老年晚期向消亡转化，地貌呈丘陵化或孤峰—孤石散布，准平原化。”

这应该是学术界认定的权威表述。

如此看来，武夷山的丹霞地貌从形态上即可判断，它同时拥有着多种概念中的地貌，就是说，丹霞地貌，一个武夷山就已经将它的青年、壮年、老年的不同阶段给囊括其中了，好像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域并不多见。还是用权威的表述相对可靠。学者黄进以从一九七九年到二○一○年对武夷山丹霞地貌的七次考察为基点，写成的《武夷山丹霞地貌》一书，填补了武夷山丹霞地貌系统研究的空白。这部书列举出的溪南壮年幼年丹霞地貌区、溪北壮年幼年丹霞地貌区、邓家山—下回老年丹霞地貌及河流阶地区、百花岩壮年晚期丹霞地貌区这四个地貌区，和我们足力或视力能够到达的三十六峰和九十九岩，印证着它的丰饶。大王峰和玉女峰所昭示的深厚，除了用岁月中相伴的坚贞解释，我们的语言似乎都到达不了那个地方和那个遥迢的岁月。

那时，还没有你我。世界混沌初生。

那个以相当复杂的算法算出了武夷山丹霞地貌年龄的，据说是取了武夷山丹霞最高峰三仰峰——七百二十九点二米——而得出它的年龄是六百零六点一万年。六百零六万年是什么概念？在七千万年与三百万年之间，这个年代的确是属于新生代。那是我们目力不及的年代，也是我们心无所属的年代。从时间的长河讲，它就是时间本身，是不能以纪年来估算的那片空茫。

由于对山峰的年龄极感兴趣，我还是找到了那个算式：

D龄=H/Dv升

D龄是地貌年龄，以万年计；H是地貌相对高度，以米计；而Dv升是地壳上升速率，以每万年米计。

如此，三仰峰海拔七百二十九点二米，减去平水期水位一百八十五点五米，取其相对高度五百四十三点七米及本地地壳上升速率零点八九七米／万年，计算得出六百零六点一万年。

以这一公式算，玉女峰的年龄是一百四十九点五万年，大王峰的年龄是三百八十九点八万年。这是武夷山在公众眼中最著名的两座山峰了，两峰并峙，隔水而望。但从地貌学看，大王峰比玉女峰出生早二百四十点三万年。也就是说，在海枯石烂的漫长岁月里，大王峰足足等了玉女峰二百四十万年之久，这是一种怎样的等待呢？

如果不局限于丹霞地貌，而以完整的武夷山作为视点，武夷山的最高峰是黄岗山，海拔两千一百六十米，被称为“华东屋脊”。这座花岗岩、玄武岩构成的山是中国大陆东南最高峰。山上的植物呈垂直带谱分布，分别是中山草甸带、苔藓矮曲林带、温性针叶林带、针叶阔叶混交林带、常绿阔叶林带五种不同群落的植被带谱。

到达桐木关的“要隘”，刚刚立定，就被告知上山的路还不是柏油路，因为国家公园的保护也不可能修柏油路。那是真正的山路，要一步一步走上去的。已近下午，若步行上山，需几个小时，再下山来，可能天就黑了，只得望山兴叹，折返而归。来的路上，我看到一个很有名的吊桥，以前，游人可以走在上面的，但也是由于国家公园保护的原因，游人不可以走了。车来路上，山涧数不胜数，让我觉得车子的轮子就是在一些石头与另一些石头上穿越，当然实际上是在一条并不宽敞的林中路上。周边石滩上的清水，深浅不同的绿色树木，交替映入眼帘，路因山势而不断转弯，到处是叫不上名字的石头。与我同来的朋友介绍说，那个已空寂不用的吊桥上，曾测出负氧离子含量非常高，他说出的那个数字，令我非常吃惊，这是我听说过的也是到过的地方中最大的关于负氧离子的数字。怪不得一路颠簸，几天的行走，我都未有疲劳之感，原来是丰足氧气的护佑。

可能是看到我为未能攀登到黄岗山峰顶而感到遗憾吧，朋友路上向我讲起他曾登顶的所见。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阔野，大面积的萱草在七月正午阳光的照射下闪着金色的光泽，那是它们自由开放的天地。现在城市的花园里我们也经常见到萱草。但两千一百六十米海拔峰顶的萱草，它们是真正野生的萱草。据说也是因了它们，这被俗称为黄花菜的草本开满的地方，才被称为黄岗山。

这次时间不巧，只能在想象中感念那一片萱草的艳丽了。另一位同行者却有不同看法，他说他后来去到峰顶，已见不到萱草了，而是被另一种物种所代替。至于是什么野生植物，他也没有说清，只是解释，山巅上垒石崔嵬。大自然就是这样的，也许这就是物竞天择的道理。黄岗山作为中国东南部最高峰，当然不止于文学家的想象。看不见的还有隐藏在绿植下的花岗岩、片麻岩，还有在那岩石与深土中沉默的铜、钨、铅、锌、金、银、锡、铁、锰等矿产。

有幸躲过了第四纪冰川的浩劫，武夷山是地球上同纬度地带保存最完整、最典型、面积也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森林生态系统，这一系统生态的完美体现，在黄岗山又最为典型。从山麓到山顶，我们看到自下而上的不同植被群的分布，从毛竹林到常绿阔叶林，到针叶阔叶林混交林，再到针叶林，再到中山苔藓矮曲林，再到中山草甸。而与这些植被对应的，自下而上，则是红壤、黄壤、山地草甸土，它们掩映于翠绿墨绿淡绿的植被之间。而在这些总括性的学术语汇下面，是这里数不尽而在世上极珍贵的南方铁杉、鹅掌楸、紫茎和武夷山玉山竹等。一路上，我一定是与它们擦身而过了，虽然我还不能一一叫出它们的姓名。

大约是看到我离开了江西与福建交界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桐木关关隘后一路沉默吧，同行者提出一同去瞭望塔看看。当爬上以保护与科研为功能的、星村境内最高的瞭望塔时，满目青山几乎是扑进怀抱。如果不是朋友指给我看，我都不知道我面对着的正是大名鼎鼎的桐木大峡谷。黄岗山西南麓的这个大峡谷，如一道白色的闪电，折叠于两座青山之间，在阳光下闪着白光，耀人眼目。北面是我曾去过的江西，而在这一眼望赣闽的地方，这深切大地的峡谷里，这桐木关断裂谷中就藏着闽江之源建溪次支流九曲溪的源头。那道白光就是吗？我不禁自问，作答于我的只有风中颤动的叶子，而我尚不能叫出它的名字。

一句诗就这样飞入脑海。

“我感到是山在行走／……而风是它们行进中的乐队。”

是的，这些我看过的青山，“没有一个愿意卑微地屈伏”。虽然这诗写的是桂林的山，但放在这里也依然合适，“没有一个愿意卑微地屈伏”。写下这些诗句的诗人蔡其矫在《武夷山》诗中写道：

“有什么样的秘密埋藏在你岩石下面？”

而这个答案，也是我来这里想寻找的。

二

从瞭望台转过身来，南边与桐木大峡谷相对也相连的，是大竹岚。大竹岚原来不叫大竹岚，是大竹篮的谐音，它是一处盆地，四边环山，四座山的高度都在千米以上。一路上听到的“先锋岭”“先锋岭”，它就坐落在先锋岭的西南侧。这个地名的知名度之高，怎么形容呢？国际上的生物学界，如果不知道“大竹岚”，那么他的学术水准是可疑的。也就是说，这是世界生物研究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方。

武夷山国家公园作为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其规划总面积一千零一点四一平方公里，约有二百一十点七平方公里原生性森林植被，有着世界同纬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如若不是大竹岚的存在，这些称谓将大打折扣。三百多种鸟儿在此啼鸣，三百多科昆虫在此定居，十九种珍稀濒危植物在此生存，四十七种国家保护动物于此栖居，它是竹子组成的绿色王国，同时也被称为“蛇的王国”“鸟的天堂”“昆虫的世界”。

麻阳溪穿流而过，为动植物的生活、繁衍提供了富足的条件，使得这个地点成为“世界生物模式标本产地”，同时也是研究亚洲两栖爬行动物的“钥匙”。在某些时候，它在物种学上的重要性并不小于武夷山。

准确地说，以桐木大峡谷（也称武夷山大峡谷）为基点的桐木、挂墩、大竹岚，并不是今天才声名远扬。早在一六九九年，英国人杰克明·萨姆就以生物学家的身份在桐木一带活动，采集植物标本，当然还有对当地红茶的秘密探寻。到了一八二三年，法国神父罗文正在挂墩建教堂，采集了三万一千多号植物标本。此后还有美国人、奥地利人来此采集。一八四三、一八四八年英国人罗伯特·福琼两次到武夷山，秘密将红茶茶种运出的过程，在他所著的《两访中国茶乡》一书中记录分明。“1848年秋天，我曾经送了大量茶树种到印度”，“我收集到的植物和种子，现在装满了16个玻璃柜子”，这些树种被运到了印度加尔各答，而福琼的这一举动对中国红茶在世界上的贸易占比影响之巨并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难以用语言表达。此后的一八七三年，法国传教士大卫在挂墩采集大量动物标本，标本现在还存于巴黎自然博物馆。大卫之后，英国人在一八九六到一八九八年间多次采集动物标本，教堂成为收购标本的站点。此后近千种动植物新种被发现，这一地点成为蜚声中外的“生物之窗”。

对于这个“生物之窗”，我一个人是没有勇气去的。那里面有太多的未知，超越了我的认知，或者说颠覆了我的已知。我能做的只是站在这座山间的瞭望塔上，远远地向它行注目礼，向那些我可能一生都无法得缘一见的生命，向那些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保护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国家公园试行区里自由生长的生命们致意。

泼水在天空凝固

碧绿快滴下露珠

我能送给你们的也只能是蔡其矫在《大竹岚》一诗中的诗句。

然而，投给你们的目光却是温和而沉静的。我知道，在清冽的溪水和暗色的绿竹之间，有光明颤动，也有微风吹拂。有时，它们如呼吸般与你们交换，与你们接通。

而这一刻，也正如那首诗写的：

希望就在此一刻复活

来自失望的坟墓

来自失望的坟墓吗？也不尽然。或者还有那些生命的层层叠叠、代代相传，更多的生命叠藏在教科书里，我们难得一见。

比如闽越王城遗址。两千多年前，它何等繁华，但汉武帝时还是用一把火给烧掉了。在这座南北长八百六十米、东西宽五百五十米、面积约合北京故宫三分之二的城郭中行走，心情是复杂的。虽然岁月已令它成为断壁残垣、荒草荆莽，虽然它也只活了九十二年历史，终在第九十三年被征战付之一炬，而作为武夷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城村古汉城遗址，这个越王勾践后裔无诸的城池，无论是作为当今中国南方保存最完整的汉代诸侯王城也好，还是被称为中国的“庞贝古城”也好，我们都只能从它那深土中发掘出来的铜镞、弩箭、瓦当，以及陶器、丝绸与苎麻，或者空心砖与铁犁等四万多件文物，想见当年的生活与战役。而夯土城墙、卵石古道、宫殿遗址、王宫古井以及室内浴池、排水管道等，它们向我们讲述着这片寂寞的土地上，也曾行走过一群群年轻蓬勃的人。

昔日的繁盛，在销蚀与残存中，两千年走过，那些人真正叠入了历史的皱褶之中，只有当你还想着他们的时候——“希望就在此一刻复活／来自失望的坟墓”——他们才可能复活于记忆里。

而说到坟墓，我们不能不谈一谈死亡。

古人对待死亡的态度让今人颇费思量。

乘竹筏穿越九曲，撑篙者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性。她瘦削而有力，长竹竿在她手里左右点划，简直是出神入化，以至于我会忘记置身于水上看两岸风景的惬意，而享受她在劳动中表现出来的纯粹美感，这是与眼前九曲的景致融为一体的美景。她在介绍了一座座峰峦叠嶂之后，顺手一指壁立万仞的高处，映入眼帘的，是一巨型岩石的高处缝隙间，碎裂不整的木片累积的“洞口”。如果不注意，你都分辨不清那是什么。明显那是人力所为，但真的已是久远以前的人了。

那是怎样有力气也有智慧的人做的事呢？

“虹桥”，也许是一种对于高度的向往，一种升天的愿望？这就是来之前你们大略听说过的架壑船棺。撑篙的女子说，现在还有十八处。而记载中类似的船棺似有千具之多，据说在观音岩崖洞发现的一号船棺残余长度就近四米，而白岩处的二号船棺，约近五米长，大抵是底如梭形，底棺两端向上翘起，棺盖应是半圆，如船篷一般。

只能想象古闽族人这种奇特的丧葬方式，而那船形的棺木又是如何在三四千年前通过人力将之放于悬崖峭壁上的岩洞中的呢？无论是时间，还是方式，都有诸多解释，答案并不统一，只知道一号船棺经测定距今有四千一百九十八年，而二号棺由楠木制成，或者那时已有相当锋利的工具可用。无论怎样，船作为闽族人的日常交通工具，已无可置疑，他们山居水行，以捕捞、采集和狩猎为生，而死后也以一船作为自己的去处，仿佛生时的泅渡。而高置于悬崖绝壁之上的岩石之间，我想可能一是为了与天接通，二是为了避过山林中野生动物的侵袭，毕竟绝壁之上，是任何虎豹豺狼都无法落脚的。那里，的确有足够的安静，可以以一种如生般尊严的方式重回自然之中。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

但是，不难解释那船棺为什么又称仙舟。

永生的渴望确是自古就有，而且绵延不绝的。武夷山之所以以“佛家道源”著称，以至于成为儒、释、道三教鼎盛的名山，其缘由也在于，它以万古不朽的仪态承载下了自古而来的一代代人的生命祈求，满足着远道而来的避世之人的隐遁修身的愿想。

唐天宝七载，公元七百四十八年，玄宗封武夷山为名山大川，禁樵采，佛、道两教自此兴旺。但若说佛教的更早传入，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为避战乱而入闽北，此后才有唐宋时期的佛寺，以及道教的宫观。

武夷山高僧中最有名的当数扣冰藻光，又称扣冰辟支佛，《五灯会元》《高僧传》中都有关于他的记载。他常爱在荆棘中打坐，往往坐定至静，以至于“虎踞左右，猕猴供果，朱雀衔花，群物侍伴”，终彻悟人生，证得禅学真谛，成就一代高僧，成为当地的保护神。关于扣冰藻光流传最广的传说，是他冬天不用热汤沐浴，而扣冰盥沐。今天的瑞岩寺前，还有一扣冰溪，印证或纪念这位崇安人的凿冰沐浴，磨炼心性。也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修炼方式，使其最终证得了天心明月。

“置身星月上，濯魄水云中。”扣冰藻光只是众多僧人中的一个代表。更多的人来到这里，无论是向内的证悟，还是向自然的返归，都是要向局限的生命求证一个高于身体本来的生命，或者使得生命在天人合一的时刻回到生命的本来。佛教的永生不是不朽，而是轮回，他们在自然构筑的大周天中见悟本心，破除一我的局限，以与天地共生。可能正是这一信念，让唐代灵一法师发出了“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茗爱此山”的感叹。与自然保持一种深层的联结，从而源源不断地从自然中获取能量，无论佛、道，都是相通的。所以，武夷山作为大自然恢宏奇秀景象的一方净土，它吸引着历朝历代那么多前来修行的人。

而关于扣冰藻光，最打动我的还是《五灯会元》中的一个记载：“闽王躬迎入城，馆于府沼之水亭。方啜茶，提起橐子曰：‘大王会么？’王曰：‘不会。’师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那年，藻光已八十五岁，被闽王请至福州，两人饮茶间的对话，令人觉得法王的确与众不同，他在以他的方式告知茶之大用。啜茶并不只是一种饮用习惯，茶也不是只有单纯解渴的功能，而是隐含了饮者与自然草木的联结。以茶净心，这也是“寺必有茶，僧必善茗”的道理所在。

“不怕秋风粗布衲，最宜泉水本山茶。”扣冰古佛是重内心修为的，对于日常的仪式，他倒并不在意。有人曾问他：何不诵经？他的回答是——心心常念；又有人问他：何不礼佛？他的回答——念念常敬；又是一问向他迫来：何不升堂？他的回答是——空空说无。

在这古木参天、篁竹蔽地之处，这样的恬淡与对我执的全然放下，其实是与更大自然的深度联结。他所要呈示给天地的，不过是一个本心一派本真而已。

天心永乐禅寺是武夷山最大也最著名的寺院。这个明代重修、清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扩建的寺院，原名谓之“山心庵”，后改名谓之“天心”，气魄更其宏大，有接天地之势。寺院最兴盛之时，曾容纳过近两百人来此同时修行。三十六峰群峰并峙，九十九岩夹崖森列，重峦叠嶂，野泉白云，修行者整日面对着碧水丹山氤氲出的清洁之气。即便是如此恢宏的寺院，有如此盛大的建制，它的本心却是朴素的，在山林草木之间，寺院无论是极盛还是极寂，它立于天地之间，始终如一地守持着的，仍然是出家人与修行者的质朴本心。

南宋白玉蟾的《玉隆集》六卷、《上清集》八卷、《武夷集》八卷，这些顺水而生、与天合一的文字，大约只能诞生于著述人与人间仙境和谐共存的时刻。大王峰昇真洞通天台，开阔平坦，古木掩映，清风拂面，遁迹山林之幽静。如果要具备与之深层对话的能力，或许也只能寄托于有一颗与山林俱寂的心。山泉汩汩，瑶池胜境，使寄居洞穴的人获得不只是与天地对话的能力，同时也获得了与我心对话的能力，所以那氤氲于山林中的能量能够源源不断地流注入文字之中。道家之养，其奥秘也许就在于此。第十六小洞天，见识了多少心意合一的事迹，而当那不朽的愿想、永生的渴望，都要用有限的身体去实现时，人的心性之超拔和越过，真是如万古丹山一般壮美的诗篇呢。

霞之氤氲，也许暗指“丹山”不只是一座孤山，而是连绵不断的山脉。正如武夷，我们的传说中也要把它变作“他们”，兄弟子嗣，这也与云蒸霞蔚在内里是一个意思。

于此，在这大历史中行进穿梭的人，才可能是“碧水丹山”的最好注释。

现在可考的最早写武夷山的文字记载，也就是这四个字了。一千五百四十多年前，写下《江文通集·自序》中这四个字的江淹江文通，一直生活于和福建相比而言的北方。济阳考城，据说是现今河南的兰考，而其二十岁入幕僚，到其由江苏镇江贬到建安任吴兴令时，也才三十岁。而立之年对武夷山“碧水丹山”的命名，一直沿用到今天，可谓不朽。

与山共老，也许是一切文人的心愿。但是真正使得这座山与自己的全整生命浇铸在一起的，却是另一个人。

三

朱熹祖籍徽州府婺源，这一区域现归属江西。但他出生的地方在福建尤溪，十一岁随父朱松寄居建州，今建瓯。后父病，又随母赴崇安五夫镇，这一年，他十四岁。十四岁定居五夫，一直到六十四岁迁居建阳考亭，除去各地论道及异地为官之外，武夷山和他“纠缠”了五十年。这五十年，武夷山一直承载着他的学问精进，同时，他也从这里找到了他之所以为他而不可能是别人的、历史上的最终“形象”。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与山共老”了。

人与山的相互成就，莫不如此。

走进五夫镇，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田畴间的连片荷塘。时至五月，荷花还没有动静。“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史传记载不一，有说朱熹写于江西，有说写于尤溪城南的南溪书院，我却认定它的写作地就是这里。此地此景，就是朱熹的“半亩方塘”吧？当地人讲，到了七八月，大片大片的荷花开时，远远就能闻到荷香。是啊，八百多年前的朱熹再熟悉不过的少时景象，应该就是这些荷花了，他就是从这清香之气中穿过，走到了每一个儒学之士八百多年的笔墨均绕不开的纸上。

史载，朱熹一生曾在闽、浙、赣三地为官，先后做过知州、知府等，《宋史》记其“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这样换算，朱熹在外为官二十七年，在朝廷中有四十天。但真正令其走入儒士纸上的并不是他的为官，虽然他主政期间，以民为本，做过不少好事。但真正让朱熹成为朱熹的，还是他的著书立说、讲学教授。

这一点很像孔子，孔子也是志不得、运不通而在十四年的中原奔波之后找到了他的位置。《春秋》之大义，诞生于心境怆然的颠沛流离之后，同时也以一种安宁之心将那人生遭受的苦难幻化为文字，以成就立言，并以立言的方式为社会立德、立心。的确，如朱熹所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熹本人，也不是一开始就成为现在学术史上的儒学思想家的，他最早接触到并感兴趣的不是儒学，而是佛、道。二十八岁前，他对于佛、道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儒学的兴趣，但二十八岁是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当然与他后来的老师李侗有关。

文学史上当然记录着这个转折，有朱熹本人的《春日》为证：

胜日寻芳泗水滨，

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

万紫千红总是春。

这首诗并不生僻，初读十分易懂，甚至还有些浅显，连小学生都能朗朗上口。

以前总是将这首诗作为一首写景的诗去理解，并没有过多注意到其中的“泗水”一语。而“泗水”，如果从地理区划所属考察的话，十分繁复，从五帝时期到朱熹生活的南宋，它几经划归，隶属于鲁、豫，或邑或郡，不一而足，这可能也是每一地名在历史上的写照吧。然而，如果我们把线头捋一捋，五帝时期的泗水，就隶属于曲阜，而曲阜之于传统文人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现在的泗水县仍在山东中南，西接曲阜，南临邹城，一个孔子故里，一个孟子故里。两地我先后去过，但从我行探的寻索和读到的朱熹生平传记中，还未明确发现他实地到过泗水的经历。那么，“泗水”一语在此，是否可以确定为是对圣人孔子遗迹的代指呢？这是可以在读诗中寻味的。

诗中洋溢着一种开朗而高昂的喜悦调子，“无边光景”也好，“万紫千红”也好，朱熹以诗言志，心境大变。从这首看似普通犹如大白话的诗中，他借诗寓意，表达已经迎来了自己思想生命中的“新春”的欣悦之情。

“接伊洛之渊源，开闽海之邹鲁”，有人认为朱熹在历史上仅次于孔子，以至于赢得前一千多年是孔子，后七百多年是朱子的称誉。今天武夷山的武夷宫里，仍能看到康熙御笔“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的评价，能够当得起这一切，当然并不仅仅始于一个李侗的教诲。

从朱松到朱松托付的刘子羽、刘勉之、胡宪等，再到李侗的教诲，以及所学的程颢、程颐等的著述，都深深地进入到朱熹的学术生命中，从而成就了他。而在这之前和之后，那些经书学问也存在，只不过在历史的进程中，它们一直在找，终而找到了一个传承。

这个传承的找到，也并不是毫无来由的。《宋史》朱熹本传中讲：“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上何物？’”又传说，其父指日示之曰：“此日也。”熹问：“日何所附？”父答：“附于天。”熹又问：“天何所附？”所谓学问，便是不舍其问之学，穷尽义理。朱熹自幼与父朱松对答中的深究宇宙之穷尽的“天问”，或许正是我们理解朱熹成为朱熹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不但开了儒学之门，同样也让我们领会了大儒包纳万象之胸襟。在儒的格局之中，对于宇宙之所为是的探究，对于道、佛的之于宇宙、人心探求的吸纳，从这样一些小故事中是可以找到交错与共融的。

朱熹之于武夷山的贡献，与武夷山对于朱熹的造就，比较起来，后者对他的精神抚育程度并不弱于前者。可以说，是武夷山滋养出了朱熹这样一位不仅对中国文化而且对世界文化有大贡献的人。以我之见，无论是二十七年的出仕还是四十天的立朝，这些事功之于朱熹，并不能将他和他同时代的儒士区分开来，朱熹真正有影响的仍在他作为一个儒士的著述与思想上。史实证明，他一生的最大贡献也在于此，所以我更感兴趣的还是在他的学问与他的环境的关系，这个环境，当然包括他的生居之地。

一一六九年，朱熹回到崇安故居，为母亲守墓，建寒泉精舍，此后在此著述，长达六年。其中一一七一年，他于五夫镇建“社仓”，这一行为在当时是一创新，而这创新的立意在为生民着想。如若遇灾，能有储备，此心可鉴。这也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有形体现。我在五夫镇上行走，眼见朱子巷——传说他儿时读书常走的地方，眼见紫阳楼——传说后来重修的他的居住之所，还有他手植的已有参天巨冠的樟树，以及各类与之相关的地点。行走在兴贤街上，脚下是青石铺路，青石下面则是溪水清流。兴贤书院、刘氏家祠、刘氏节孝坊、朱子社仓、连氏节孝坊等古建筑两旁排列，其中兴贤书院建于一一六三至一一八九年间，为纪念胡宪而建，门楣横额写着“洙泗心源”。

这四个字，令我想起朱熹的那首《春日》的开头一句。朱熹的老师胡宪去没去过泗水，我没有考证，然而这里我以为也是寓意并深含了对于孔子的敬意。泗水，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指向一种文化的脉络、学术的道统，那“心源”之指，也与给朱熹带来的“无边风景”之欣悦相似。而一一七一年朱熹创建的社仓，其赈济之用，也来源于这济世之心，现有朱子亲撰的《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可考，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朱子思想中的民本根基，《社仓记》是一重要参考。

漫步于兴贤街上，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这个交通并不算便利的闽北小镇，始建于中晋，兴于唐而盛于宋，古称五夫里。历史上的兴盛真的如在昨日，太阳像是从远古照射过来，街边的小摊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五夫盛产的白莲。我想，如果这白莲早已有之，那么朱熹儿时也会爱吃的吧？

圣人离我们其实并不远。对于“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的朱子而言，我以为他的一个关键之年，在一一七五年。

这一年的一次著述、一次论辩，注定了要载入史册。

一一七五年，从一一六九年算起，应是朱熹六年为母守墓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正月间，吕祖谦从浙江来访，两人切磋读书，几番论定，共同编订《近思录》。这是一部了解理学的入门书，同时也是理学的一部概论性著作，它选取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人的语录共六百二十二条，分类编辑，其后世影响正如清人江永所言：“凡义理根源，圣学体用，皆在此编。”足见其影响之巨。“近思”二字，取孔子《论语·宪问》中的“切问而近思”，即思考当前问题之意。朱子本人言及此书：“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既然是“阶梯”，便深含探究四人之精华要义，同时更是为后世学人士子提供性理之学的必备书。

站在五夫的土地上，念及距今八百四十六年前，两位学者均为三四十岁年纪，却担负此任，在寒泉精舍中研读周、张、二程著作，从那年的冬天直至一一七八年定稿，两人的编辑之功是如此谨严，我想他们作为继承人的快乐也注入了其中。以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及此书，有“宋明诸儒，若何氏基、薛氏瑄、罗氏钦顺，莫不服膺是书”句。明清以来的刊本，多到不可列举，注家更是众多，见濂、洛、关、闽之学术精华，可以说持此一书，便能得门而入。

关于这部书的更深意义，存后再议。我想说的是，这次吕祖谦的来访，以及与朱熹两人的研读编辑，直至三年后《近思录》的定稿，对于儒学的发展而言，其重要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鲜明地显现出来。一一七五年的吕、朱之会，于历史上称为“寒泉之会”。这一会晤的成果，是结在武夷山的。我想就是这两个人的不平凡的见面和他们于一个冬天开始的学术工作，注定了武夷山在今天的意义。它不再仅仅是指一个碧水环绕的自然青山，而使得这座不老青山有了文化传承上的万古意味。

一一七五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

这年五月，朱熹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陆九龄、陆九渊、刘清之来会。现在看来也极有可能是吕祖谦想从中调和朱、陆之间的学派分歧而有意组织的一次论辩。这场论辩达十日之久，对于朱、陆两人的影响同样深远，史称“鹅湖之会”。

在此次论辩中，陆讲心、理一体，而朱坚执心、理不同。两人各执一词，最终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心学”与“理学”的“会归于一”的愿望终究落空，但上饶铅山鹅湖山麓下的这场会讲，当时却吸引了闽、浙、赣交界的诸多学者列席旁听。这里虽不属武夷山，但从大的概念上，应属大武夷山的地理范畴。这场论道，于当时是盛事，于学术史亦相当重要。两派分歧如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所记：“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足见两人的出发点不相同。而鹅湖之会的发起者吕祖谦的评论是：“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

于这样的崇山峻岭之中，想一想当年鹅湖的各持己见，不禁神驰，那种求同存异的学术之辩，那种思想的交锋碰撞，不仅矫正着两人的各自观点，而且对于那个时代的学术精进也大有裨益。人心和善，和而不同的包容之心、开放之道，也不仅是朱、陆之辩教会我们的，在那些言语思想的背面，不也包藏着武夷山的不一样的胸襟吗？生物多样化的武夷山，似乎是学术多元化的一个物理印证。贵和尚中，善而能容，中国文化不正是一直秉承着这至关重要的一点而走到了今天，走入了人心吗？

鹅湖之会，成就了后来的鹅湖书院，同样成就的，还有立足于包容性的儒家思想的学术传统与使命担当。

朱熹的担当，当然不只是个人的担当，他把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在他那个时代个人所能做到的最大范围。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理解他为什么如此重视书院建设。对于教育的重视，向来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学说就是由七十二弟子予以传承的，孔子去鲁在中原行走十四年，始终没有放弃的就是教育，十四年后孔子回到的还是一方讲台上。教育的重要，对于时代而言，不言自明。

一一七五年的鹅湖之会之后，一定是认识到了教育之于思想体系成型与传承的重要性，四年后的一一七九年，朱子知南康军时，重修白鹿洞书院。唐贞元年间李渤的白鹿洞，南唐达到兴盛，而至北宋末毁于兵火。书院得以重建，至宋孝宗御赐“白鹿洞书院”门额。在此之前，白鹿洞书院虽然历史有名，但重修之前已是“屋宇不存”“基地埋没”“莽为荆榛”“荒凉废坏”，如若不是朱熹考察书院现状后一再上本朝廷，书院的今天很可能是另外的样子。面对庐山境内以百十计的佛寺道观，朱熹更是忧心忡忡，所以他在上本朝廷的《白鹿洞牒》中，才那么切中要害而又恳切非常地说：“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既是前朝名贤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给赐经书，所以教养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惧，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于后世。”足见其对书院教化功能的重振之意。

在白鹿洞书院，在重建院宇、筹措院田、延请名师、充实图书等事之外，仍有两件事值得在此铭记。一是制定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 直到今天仍为教育界所重视，其中“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为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也为当时书院所普遍遵行。二是南宋理学另一学派陆九渊来访。朱熹曾在鹅湖之会与他有过激烈论辩，两人并未达成意见的一致，然而对这个意见与自己并不统一，甚至各执一词，在学术上毫不退让的来访者，朱熹是如此欢迎和高兴。他先是答应了陆九渊邀他写陆九龄——鹅湖之会上也是朱熹论辩的主要对手——的墓志铭，再是热情邀请这位学术上有异于己的学人留在白鹿洞讲学，这是怎样的胸襟！

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述了孔子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个讲义我还没有得以拜读，据说当时是刻在石头上的，以让后人有所遵循。史传记载听课的学生“至有流涕者”，足见陆九渊的研究之精微，同时也体现了朱熹不以个人喜好取人，而更看重教育传承的本义，从而以一种开放的态度维护、营造着学术道统也是书院文化所应秉持的百家争鸣的气氛。

怪不得在书院几经磨折而最终重修落成之时，朱子有诗录记，其中“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前贤听鹿鸣”句，言志言情，而“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无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则将“深源”“妙用”的探求，与那个更为广阔的文化之山结下盟约。

对于书院的贡献，朱熹之于白鹿洞书院并不是孤例。

一一九四年，朱熹任潭州知府，第一件事便是兴学岳麓，有言为证：“学兼岳麓，修明远自前贤，而壤达洞庭。”其使这座自九百七十六年建成，一○一五年宋真宗亲书“岳麓书院”匾额，两宋之交又遭战火而张栻主教书院后起死回生的书院，真正获得了重生与鼎盛。岳麓书院之所以当时被称为颇有影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今仍有“千年学府”之称，与朱熹的作为是分不开的。

而朱熹之所以对岳麓书院有感情，虽与广义的对书院职能之治心修身的认定有关，同时也有自己生命中一段重要的体验带来的深情。

一一六七年，历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就发生在岳麓书院。理不辩不明，所谓会讲，就是学术上的切磋研讨。

这一年，朱熹三十七岁，他前往理学家张栻主教的岳麓书院，想解决的是心中一直所惑的师说不一的《中庸》之义。这次会讲的盛况是记入了史册的，来的听众着实太多，据说书院中的水池都干了，而讨论到最激越处，“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

一边是南宋“闽学”创始者朱熹“往从而问”的诚恳与谦逊，一边是理学湖湘学派代表张栻的坦率与认真，两人同登麓山观日，但在学术上和而不同。会讲内容涉及中和说、太极说、知行说等，我觉得内容随着时间的迁移似乎已不重要了，相比较而言，两人的学术风度与学者气度更令人崇敬。分歧时时存在，而分歧双方仍能在分歧时手手相牵，同观日出，这是怎样让人羡慕的一种景象！

张栻诗言：“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这种情景，这种境界，的确是对古之君子的最好诠释。可以想见，岳麓山下，湘江之畔，治心修身、经世致用，那讲不尽的天理、太极以及仁之要义，可以看作南宋理学不同学派间的相互碰撞、相互渗透。朱张会讲，对于中国思想史的影响之巨，难以衡量，语言的表述对于这场会讲而言几乎是无力的，但元代吴澄在《岳麓书院重修记》中讲朱张会讲的意义，我以为堪称绝响——“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

地以人而重。我深以为然。

让我深为感动的是朱张两人在学术论辩之后，同游南岳，衡山的俊美与巍峨见证了他们间的惺惺相惜，你只有在历史中领略到这种志同道合的情谊，才能对之倍加珍惜。相知之深，都放在了《南岳唱酬集》中，张栻有《诗送元晦尊兄》，而朱熹也有《二诗奉酬敬夫赠言并以为别》，诗中“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是对张栻学问的极高评价。的确，雪中登山的，还有朱熹的弟子林用之，三人的《南岳唱酬集》共一百四十九首，成就了南岳衡山的第一部诗集。

“昔我抱冰炭，从君说乾坤。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也好，“晚峰云散碧千寻，落日冲飙霜气深。霁色登临寒夜月，行藏只此验天心”也好，都让我们看到了朱熹对山水的热爱，对友情的看重。“我行二千里，访子南山阴”，朱熹所来与所得，是有一种对于厚意的感念的。这种对人的厚意里面，有武夷山赋予他的自然观做根基。

千古风流，日月可鉴。朱张会讲的讲堂里，还有“道南正脉”匾额，为一七四四年乾隆所赐，言理学南传之正统在兹。在此之前，一六八七年康熙御赐的“学达性天”，武夷山的武夷精舍也有一个，是说学问修为达到的至高境界。而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则出自《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言求真务实，方为学问根本。

这三块匾，已然将岳麓书院作为南宋理学重镇以及在中国书院史上的重要地位揭示得透彻明晰。岳麓书院之兴盛，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必然，儒学之复兴而至繁盛，以至于人以“潇湘洙泗”相称，此后，王阳明、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千年弦歌而不绝。如果我们倒一个线头的话，是由于一一九四年朱熹的到来，也是由于一一六七年的朱张会讲，更是由于一一六五年刘珙任安抚使而重修岳麓书院使之成为论学之地。是的，学术也好，文化也好，总是有一脉相承的链条的。而刘珙是谁？崇安人，其父刘子羽，正是朱熹的父亲朱松为少时的朱熹托付在五夫里的老师。

这可能就是文化代代相传的奥秘吧。五夫里！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武夷山，仍能通过某种奇妙的联系，对江西九江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发生某种作用，这只是历史的偶然吗？

朱张会讲，衡云湘水，朗月清风，固然开书院会讲之先河，其中求同存异、兼收并蓄之学风，也使得言行一致、务实崇真的理学精神借助开放包容之襟怀而拥簇者众。一路上走，我不断俯身于展开在面前的地图，仔细地看，深入地看。你会发现，从武夷山出发，有一个文化的辐射线；你会发现，从程颢、程颐去世的一○八五、一一○七年到一一三○年朱熹出生之间，学术上有一空当期，但不多时间便为南移的学术发展填平；你会发现，那维系着学术道统不致断裂的人众，他们的讨论，他们的著述，他们的探寻；你会发现，张栻的岳麓书院、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吕祖谦的丽泽书院、陆九渊的象山书院，这一个个地名如文化经络上的一个个穴位，而一个个儒士所进行的正是一场场的“输血”工作，是他们，让在历史上由于战乱而委顿的文化不致荒芜。

当然，俯身于地图上的你还会发现，那些已然为现代人所忽略、为蔓草所淹没覆盖的岳麓峰、赫曦台等，也许还有更多你没有去过也认不出的地名，它们不属于武夷山，甚至连大武夷山也装不下它们，但谁又能说，它们以及它们所包含的历史，真的与武夷山无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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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2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