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二益丹

二益丹是一种妇科药，大概是用来帮助妇女怀孕的。

我兄弟姊妹不多，一个弟弟，没了；一个妹妹，没了，就剩了我一个。

我还很小的时候，记得母亲吃过二益丹。母亲的二益丹搁在屋梁上。很低矮的屋子，说是屋梁，也只是稍粗一些的椽子而已。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于什么心理，我偷吃了母亲的一粒二益丹，好吃，有糖的味道，还可以饱肚子。总之我是偷吃了母亲不少二益丹，集起来总有两三盒之多。母亲没有发现过么？没有发现自己的二益丹不翼而飞，神秘地不见了么？母亲一定怀疑过。一盒二益丹最少不下一两块钱，而那时候，根据父亲的记录，有一个月，我家的月开销是一块七毛钱。不知母亲怎样找寻过她的二益丹，只是我不知道罢了。母亲无论怎么怀疑，也怀疑不到我这里来。

觉得后怕，一种妇科药，一种帮助妇女生孩子的药，我吃了那么多，竟没吃出什么问题来，真是有赖造化的护佑了。

小时候没有什么好吃的，即使毒药好吃，也会偷吃的吧。我们那时候吃东西，吃好东西是不敢想的，能吃饱就可以了。现在吃饱早不是问题，好东西也可以尽着吃，却吃出一身的病来，不知什么药可以治。

我这一辈子，如果问哪一种药最为印象深刻，我的答案属不二之选，就是二益丹。

疤痕

还有一个后怕不已的事是，我差一点弄瞎了一个孩子的眼睛。

那时候受电影《少林寺》的影响，到处是嗨嗨哈哈的练武声。我对武术向来是感兴趣的，弄了一段两米长的弹簧，训练着缠树。村里一家人去新疆了，院子荒着。院里有一棵大榆树，我就到那院子里去，训练着弹簧缠树。在距离树十米开外的地方，把弹簧一圈一圈甩上力量，然后趁势投出，弹簧就带着一种细碎的金属的声音飞出去，在碰到树的一瞬像一条蟒蛇那样紧紧地把树缠住，缠那么一小会儿才会达到目的似的松开身子掉下来，有时候甚至会带落几片树叶。这实在是很享受的事情。树犹如此，想一想，要是用力甩出去把人缠住，会是怎样。当然没有胆大到这个程度，但我的弹簧缠树确实是练得有些门道了。

还练过飞刀。说不清从哪里得了一把刀子，就是一块生铁片锻打而成，厚而窄，大概有七八寸长，把在手里很有分量，除了尖端很锋利外，其他地方都没有开锋。我就用这把刀子和树过不去。站在十米开外是不可能的，最多是在两三米开外练习以刀投树。瞄几瞄，用力投出去，以刀稳稳地刺中树为达到目的，两个要求，一是刀子要击中树，一是要刀尖刺入树里。如果不是刀尖中树，而是刀的其他部分与树接触，是不能算成功的。我练习到五中三、三中二的程度。刀子脱手而出，稳稳将树刺中，刀把儿兴奋地震颤个不已的瞬间，成就感是不可言说的。

我父亲那时候在村里任民办教师，那时候我应该上初中了，记得偶尔代父亲上上课什么的。我上课不像父亲那样上四十分钟五十分钟，我可能十分钟一刻钟就结束了，然后就是带着孩子们耍游戏。我练飞刀给孩子们看。校园里一棵老杏树我把它放过了，我把教室门当作了练刀的靶子，两扇老门，开一扇关一扇，我在那关着的门上练飞刀，在那扇已经布满了疤痕的门上又留下新的痕迹。在孩子们的欢呼声里觉得这真是很露脸的。还有两三个女学生，也挤在一边看着。在那样的时候，我和我的刀子一样，都是禁不住自己的兴奋的。而且当老师的好处是，你只管往出飞刀子就是了，把刀子从门上拔出交回来，包括失手后刀子掉在地上给你捡回来等等，都不劳你动手，都有人及时给你捡回来，及时交还到你手上。后来这捡刀子的就成了一个固定的人，好像这个也是需要争取的，而被他终于争取到了那样，大家也就不再争，认可了刀子只能由他来捡似的。他也投入在一种状态里，紧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好使我们的这个游戏在他这里不要出任何差池，不要在他这里掉链子。是谁安排了他给我捡刀子的？是谁给我送来了这么好的搭档？这一切似乎都不劳多问，自然而然就那样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自告奋勇的搭档，任劳任怨的搭档，不求回报的搭档，默默奉献的搭档，再也合适不过的搭档，我竟然把他伤着了。我当然不是有意伤他的，但是一次，在我的刀子飞出的一瞬，只见一条黑影堵枪眼那样出现在门前，于是就听见一声惊叫，我飞出的刀子没插在门上，而是中在了他的脸上。也许是他太专注了，算错了时间，没掌握住节奏，也许是他想做得更出色一些，在刀子插中门的一瞬，就拔出来还回我，总之他是快了一步，抢在刀子插中门之前出现在门那里，结果被刀子插中了。我眼前黑了一黑，纷乱的惊呼声让我眩晕。万幸！刀子插在了他右眼下半厘米的地方，刀子好像害怕了似的自己掉在地上，竟然还有人把刀子交回到我手上。后来的事情像做梦。他的一个哥哥骑自行车把他送到五华里外的县城去了。真是奇怪，我的印象里，这件事就这样了，他家的人也没有找过我麻烦。现在回头想，真是不可思议，这么大的事，怎么就没有理论理论呢？怎么悄无声息就放过了呢？人会忍耐到这个程度么？会大度到这个程度么？但事实就是这样的。每每想起，都是一份沉重的后怕和深深地歉疚。要是再往上半厘米……真是不敢想。

后来见到他，他也是年近半百的人了，显得老相，那个我小时候留给他的疤痕，还明显在他脸上的，像被什么在那里狠狠地咬过一口。我给他打招呼时，看着他脸上的疤痕，他好像并没有记起这个事来，都快四十年了。算起来他还是我的长辈，我得叫他姑舅爸。

小时看老

有这样两件事，可以反映我性格的某个方面：

一是，记得很小的时候，好像是刚刚记事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比较阔气的亲戚来我家里。那时候家里来亲戚总有一种节日的气氛，觉得新鲜，可以吃到好东西，比如有可能吃到小半碗鸡蛋面，这就算是过节日了。可以吃到鸡蛋面的日子，一年不会超过七次，也就是说，不多于一周。这次说的不是吃好东西的事，这次说的是一个小事，不但留给我深刻印象，多少年后说起，父亲母亲都记着的，可见当时的印象是太深了。其实事情简单到不值一说，就是我的阔亲戚来了，一对夫妻，是公家人，干部。我们那时候对干部是仰视的，觉得我家和干部们没什么关系，但原来我家也有着干部亲戚的。干部亲戚拿给我家的礼物是挂面。记得后来家里做了挂面，物以稀为贵，爷爷给我们每人喂两口，给母亲也喂了。母亲到现在说着这个事，说真是太不好意思了，老公公喂着吃，竟然也就把嘴迎上去吃。现在想想真是不可能的事啊。但当时为了吃一口挂面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要说的是，亲戚夫妇俩坐在我家炕上，不知为什么，我不自在得很，无来由地觉得很害羞，竟至于背身坐着，不好意思转过来让亲戚看。就有人让我转过来，背身坐着像什么样子。我是不转过来。觉得自己是转不过来，就这样背坐着吧，再如果勉强我就可能要哭的。总之纯粹是自己为难自己，纯粹是要把自己往死里为难。而妹妹则是大大方方坐着，还回答着阔亲戚的提问。妹妹的回答我听得清清楚楚，那些话我也并不是不会说，但是让妹妹说了，我只能心思复杂地听着而已。后来就发生了一件非常刺激我的事，就是妹妹回答了亲戚的问题后，亲戚给了妹妹两毛钱。亲戚夸妹妹的话，让我听来就如同是骂我的话，我一直背身坐着承受着这些。后来亲戚走时，家人都送出大门去，妹妹也去送了，亲戚的老婆还抱住妹妹。送亲戚的人里面没有我，也没人叫我一声，约我同去。我觉得这是我幼年期受伤害极重的一次，而且这种受伤害的根由全在我自己，我可以把自己逼死，而别人，包括我最亲的人，也许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可能说，这娃就那样的，他妹妹一个性格，他一个性格，最多这样说说。

还有一个事是，大家去看了电影，已经回到了宿舍。那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学校包电影。三十年过去了，那电影的名字我还记着，叫《午夜两点钟》，是一个侦破片恐怖片。其实比较于真正的恐怖片，那电影谈不上多恐怖的。但是我总记着电影里神秘不安的气氛，记得在影影绰绰的屋子里，墙上的挂钟令人心悸地走着，无论那长针走动的样子还是那一记一记走动的声音，都使我处在一种高度的警觉和惊惧状态，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只鸡蛋，被谁轻轻敲一下也会破开来。宿舍里八个室友，还在谈着这电影，表示看得过瘾，真刺激。这时候，同学徐建国忽然走到我跟前，两手做出恐怖的样子，模仿电影里的样子来吓我。他没想到我是不经吓的，他差点吓坏了我。我猛地推了他一把，上床拉开被子就睡下了，眼睛不知是睁开着好还是闭上才好，怎么着好像都是电影里那些恐怖的镜头，挂钟里面的指针迈着大脚丫子横冲直撞，快踩到我的头上了。心跳的声音我自己都能听到。我后来得心脏病，和自己这样的容易敏感是有关系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着徐建国兄吓过我一次，记得他吓唬我的动作、眼神，记得我让他始料不及地狠狠推了他一把。这是我的软肋所在，使我受苦不少。依照辩证法原理，世上没有绝对好或者绝对坏的事情，我的软肋所在，使我受苦的同时，但愿也能多少给我一点益处吧，不然，这样自苦自地活一辈子，真是有些不值当了。

成绩单

小学阶段，我的学习还可以，在大队小学读到四年级第一学期，当民办教师的父亲托我的伯父帮忙，想让我去县城一小去读书。其实我村离县城比离大队还近的。但县城小学那时候门禁森严，不在城里的人无资格在县城学校读书吧，尤其县城第一小学。伯父答应帮忙，但学校里要测试一下，测试过关，即来读书，过不了关，哪里来哪里去。我在大队小学的学习是名列前茅的，在这里大概就不算什么了。大概伯父和父亲他们都为我捏着一把汗。但我通过了测试，到县城一小上学了。记得母亲还特意做了一件白的确良衬衫让我穿了去上学。

考初中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比较烦恼的幸福，就是县城的两个重点中学我都考上了，一个是海中，就是海原县第一中学，是县上最好的学校；还有一个是回民中学，回民中学是新开设的，我那一届算是首届，当然没有海中那样有影响力，但是回民中学有福利，每月每个学生有十元钱的补助。那时候任民办教师的父亲，月工资大概三十元刚刚过。到底去哪个学校为好？最终还是去了发钱的学校。但海中也给了我录取通知书，看着那通知书觉得可惜，要是分身在两边都能上学就好了。后来我的一个女同学不知道怎么得知我手里有这样一个通知书，讨去了，不知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她讨去做什么；不知她讨去，最终用上了没有。那时候也没觉得这是坏规则不应该的事，还觉得是帮人忙呢。那女同学名叫石慧，圆脸，很洋气，后来我们再没见过面。

我在回民中学是住校，搁现在完全可以走读的，学校离我们村子最多五里路，但村里在县城上学的只我一个人，也没有自行车（做梦也不敢想这个），还要上晚自习，于是就住校了。我住校大概一周，就搬去县城的二爷家住了，在二爷家一住就是七年。为什么没有住校呢，是因为一个脾性乖张的同学，竟然在我的褥子上撒了一泡尿，二爷来找那同学理论，结果一生气，干脆把我的铺盖卷儿捎回他家里去了。二爷二奶奶都是干部身份，容让我在他家住七年，真是不容易，真是大恩大德。我还记得两个老人家帮我洗头的事，二爷给我头上洒洗衣粉，二奶奶给我用汤瓶倒水。一晃多少年了。两个老人家的骨头都朽了吧。初中阶段，我交往了几个爱耍的朋友，就不太爱学习了，甚至不住在二爷家，跟了同学乱住。一次被二奶奶拦在街上，好一顿骂，说你这样子，我给你大你妈咋交代呢？那时候确实是有些厌学，爱武术，在学校后面的田地里翻跟头，翻得一身土了不好意思去教室里。还把一支钢笔换了电影票看电影，看的是《刘三姐》。入场晚了，只看了半场，不甘心，电影散场后没出去，趴在长椅下面。那时候不是一人一座，那时候是长椅子。等下一场电影开演时从下面爬出来再看，还是《刘三姐》。所以我对《刘三姐》印象是很深的，多年后忽然在电脑里听到《刘三姐》组曲，我差点落下泪来。

最怕的是学期结束时拿通知书回家给父亲看。我偷偷改过几次成绩，比如我的地理就曾经考过4分，真是少得寒碜，我在4前面加了个6。这是比较麻烦的事，因为开学时通知书还要带回来，还要带着家长的意见，我偷偷改过哄父亲的成绩还得改回来。这是很麻烦的，要改回没有痕迹根本不可能，只要有一点点痕迹就能看出是什么意思，是何用心。真不是人能干得了的事，所以好几次放假，我都带着成绩单通知书悄悄去亲戚家了，躲得一时是一时。去得最多的是二姑家，二姑家离得较远，家里的生活还好。但有一次让我觉得二姑家原来也不是好去处，要是寒假倒罢了，至多是帮二姑家去河里挑挑水而已，要是暑假去二姑家，正撞上二姑家收麦子，可就惨了。我就撞上过两回，一次是咬牙忍耐过去了，另一次就觉得实在是忍不下去了。二姑家的地太多，还远，半夜里就喊醒来往麦地里走，正晌午了，烈日当顶，还不休息，还拔。麦土和着汗水，咬得人好像得了皮肤病，好像周身都溃烂了。虽然有西瓜吃，虽然有糖茶喝，虽然有花卷大馒头吃，但是受不了了。一天拔麦回家，吃过饭，我就有预谋地写了一封信，搁在地桌上，然后我就不见了，我星夜回家去了。二姑父也是半个知识分子，是大队的兽医，爱写毛笔字，爱读古书，后来屡屡提及我那封信，说写得还算不错，但“请姑父娘娘不要勿念”一句，讲不通，或者是“不要惦念”，或者就是“勿念”就可以了，“不要勿念”怎么讲呢？经二姑父这样一说，这样的字句错误，我是不会再犯的了。

小姑

老家有一句话：“来时有倒顺，去时无倒顺。”说的是生死问题，就是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时，是有个长幼顺序的，去的时候则未必，白发人送黑发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三个姑姑，相对而言，小姑姑性格是最开朗的，身体也还好，却是最先走的。记得最后一次见小姑，是在二姑家里，二姑家为二姑父去世三周年作纪念活动，我们都去了。我们一家告别时，三个姑姑走下二姑家门外的小坡送我们，我让老婆把小姑的微信加上，老婆说还是我自己加上的好，就这样说着离开了。不到半年，小姑就去世了。小姑脑溢血，说是溢血程度到了百分之七十五，这是专业术语，不大懂，但应该是很严重的。小姑父打电话给住在银川的我父亲，问是否必要手术？父亲让小姑父自己决定。就在老家的医院给小姑做了开颅手术。当时正是疫情严重期间，管控很严，父亲都没能去医院看看小姑，只是在电话上问着信息。小姑去世后都议论说，早知如此，不手术了啊，白受那些疼痛。这是说说而已的话，时间回到当时，也还是要动手术的，万一手术后好了呢？

小姑去世前半个月，疫情已得缓解，那时候小姑已从医院回到家里，我和老婆去看了看小姑。小姑躺在炕上一动不动，眼睛睁着，一副认人都已经认不出来的样子。小姑有个很能干的儿媳伺候着，我曾拿小姑的这个儿媳，写过小说《表弟》，后来改编成电影《红花绿叶》。然而久病床前无孝子，几个月下来，小姑这个能干的儿媳已经难掩疲累了。但小姑已经不吃不喝，还能耽延多久呢？

关于小姑，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事情是，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夜里，小姑和叔叔来到伙房，哄我跟他们去睡（小姑生于1962年，长我七岁）。我和父母亲住在伙房。诱惑我的法子是，在筷子头上插一个土豆，哄说是苹果。这样我就跟他们去睡，小姑背着我，叔叔耍拨浪鼓那样把插着土豆的筷子转动着。

还有就是我生病了，村里有一个女赤脚医生，性格非常好，但是她家住得太远，记得小姑背着我去赤脚医生家里打针，来来去去背了有一周左右。累了小姑会把我搁在路边的矮墙上缓缓，然后让我搂紧她的脖子，背了继续走。

一次父母亲去亲戚家了，两三天才能回，我和小姑叔叔夜里做一个游戏，忽然我的五分钱硬币找不到了，我哭得屋顶都要掉下来。急得小姑到处找，把自己的口袋都翻到了外面。后来是在炕席缝里找到了，烫烫的，不好拿。我就允许小姑先给我拿着。小姑就用它做出抓子儿的样子，高高地抛上去，眼睛一路紧盯着，看它高上去落下来，飘飘地落在自己的手里。这样一个单纯的游戏可以玩很久。实际因为硬币较轻的缘故，玩这样的游戏是需要技术和耐心的。

扁豆花落了，扁豆开始结实灌浆。等扁豆可以吃的时候，小姑和几个姑娘去扁豆地里，用篦子把扁豆篦下来，搁在铲草的铲子上烤熟了吃。我吃得一嘴黑，口袋里也装了不少。装上回去给你爸吃，小姑说，意思是给我小叔吃。我没有这个打算的，不高兴地应承着。小叔大我五岁，有时候小叔是我的保护者，但更多的时候，在一点吃食或一个现在看来不足一道的玩具方面，我们是矛盾尖锐的竞争者。

小姑出嫁的时候，我在大队小学上学，去学校是要经过小姑出嫁的那个村子的，那村子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水淌清。送亲的人里其实没安排我，但是我借着路过的方便不告而至。记得最大的收获是装了一书包小馒头。哪里见过这么多馒头？还都是细面的。记得我把白馒头在课桌里装满了一抽屉，整个班里都轰动了。我是发了大财的感觉，课间休息也不出门去，守紧着我的抽屉。一个有自行车的同学和我商量做一笔交易，我给他两个白面馒头，他用自行车带着我在校园里转几圈。白面馒头在那时候带来的满足感和吸引力是难以言喻的。所以关于小姑的结婚，我是记得格外清楚的。

小姑家离我家不远，如果下雪天上房扫雪，互相间都能看到的。然而我因为上学等故，很少去小姑家。也是出于小姑常来我家的原因吧，长兄如父，她会不时来看看我父亲的。能见着面，就不必特意再去看小姑。小姑父是一个能干又寡言的人，在某处开车当司机，月工资当时两千元。据说小姑父一分不花，如数交给小姑，小姑用小姑父的工资把家里打理得米面余裕井井有条。母亲许多次说稀罕那样说到过小姑的数钱。说小姑父回家来，趁着给小姑父收整衣服的机会，小姑把小姑父每一个口袋里的钱都掏出来，然后大钱整成大钱，小钱整成小钱，这些都由小姑做主，怎么花这些钱都由小姑做主。按母亲的说法，小姑父和小姑是你挣我花的关系，一个能挣，一个会花，言语间有着许多的羡慕。

小姑来我家时，给我的印象，小姑对自己的生活是有信心的，也是极满足的。看小姑的样子，好像她的生活已经好到不能再好了，“还要咋样？这都好得很。”这是小姑的口头禅。

有一年家里过事，四姨来我家帮忙，累得够呛，于是我和老婆就提出来把四姨送回家去。那时候老婆刚买了车，对开车有着特别的兴趣，于是我们就去送四姨。四姨和我年龄相仿，出嫁二十多年，我从来没去过她家，那次去了，就有了许多感慨，有那么忙么？骨肉亲戚，竟是多少年不登门看看。父亲知道我们去了四姨家，就心有不平。姨是母亲的妹妹，姑是父亲的妹妹，去了姨家，姑家没去，父亲即心有不平，说你二姑是有些远，你大姑小姑几步远的路程，你们也不去看看么？大姑小姑都在水淌清，我的大姑小姑，姊妹俩嫁给了兄弟俩，大姑小姑家，只是隔着一堵墙。即遵了父亲的话去看大姑小姑。

去小姑家里时，发现小姑刚刚盖了新房，很气派，小地主的样子。小姑带着我们一间房一间房看过去。我由衷地为我的姑姑高兴着。小姑说，从头至尾，没请一个匠人，都是自个水一把泥一把盖下的。请匠人花钱呢，匠人请不起，我就给咱们当匠人，小姑拿出了她一贯的幽默说。小姑的幽默，不只在说辞，更在她的表情，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得意与满足，好像挠痒痒被挠到了正舒服处那样。有那么一瞬，我甚至有些困惑，是什么竟让我的小姑满足到了如此程度？

谁能料到这惯常的花好月圆里，命运却突然出手，对着我毫无防备的小姑来了致命一击。

小姑去世那天，去上房里看过小姑白布下的遗容，我就出来在小院里转着。

这是小姑忙碌了几十年的小院，这是小姑吼喊着盖出来的新房，一窗一棂，一砖一瓦上，都有着小姑的手印和目光。

阳光和静，照着来来去去一身孝白的人影。生和死像一双筷子那样并列着。一边的果园里，梨花爆炸了一般盛开着，好像按捺不住，要喊出一声什么来。

但实际上一切都静静的虚虚的，连怒放了一树的梨花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作者简介：石舒清，本名田裕民，1969年生，宁夏海原人。宁夏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文史馆馆员。出版各种文学著作十多部。作品获第五届、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骏马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等。短篇小说《表弟》被改编为电影《红花绿叶》，获第三十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