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022年第1期｜齐红：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节选）
齐红，1970年生，山东济宁人。现为苏州市职业大学教育与人文学院教授。曾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齐鲁学刊》《当代文坛》《长城》《钟山》等杂志发表文学评论、散文随笔多篇，出版《心灵的炼狱》《世纪之交的女性写作》《目送芳尘：民国知识女性的生命寻踪》等专著作品。
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
齐 红
2015年6月18日，一位世纪老人的离世引发了无数人的感慨：“民国最后一位才女”、最后的“大家闺秀”离开了！“从此无民国！”——叹息背后是悠长的怀念和失落。互联网时代不由分说的热闹让我们将张充和老人从大洋彼岸、历史深处拉到了前台，但过度的标签也会遮蔽掉她的一些真实。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们不断望向历史、望向这些背影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在她们那里，那些恒定而历久弥新的品质魅力怎样表现，如何成就，又将如何传递下去？
在所谓“民国最后一位才女”张充和的身上，其实存在很多异质性：她极传统，又很现代；她很“中式”，但也很“西化”；她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这些看似矛盾而又和谐的表述背后，是怎样的一种生命气度？是她驾驭了这些“矛盾”，还是终将由这些“矛盾”成就了她呢？追寻张充和生命踪迹的过程中，我有时会想：时代其实无所谓好坏，每个阶段都自有它的动荡和喧嚷，能够在浮躁嘈杂中辨识人生的重点，找到生命的定力实非易事。张充和做到了——战时成都张大千看过她的昆曲表演后曾为她画下一幅“仕女图”，张充和自己留下来的最早丹青作品也是一幅“仕女图”，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吧：窗外是漫天硝烟，充和却独坐蒲团，静听落花——这本身就是一幅极美的“仕女图”。
异域 ：空间指向
多年以前，我的一个大学老师曾在课堂上向我们灌输他的人群划分理念：“文化植物”，“经济动物”——前者意指文化人喜“静”，不到迫不得已，一般不愿更换环境；而商界人士相反，喜“动”。这个说法有它的道理，但从本性来说，人们还是倾向于一种恒常稳定的生活状态，所谓“安居乐业”，所谓“安土重迁”——都意味着在空间的变换和挪移上，我们通常是被动大于主动。
张家四姐妹当中，张充和的人生之路是最特别的一个。如果我们把原生家庭与原生国族视为“家园”和“故国”，那么，张充和却早早就开启了“他乡”和“异域”之旅——出生仅八个月就被叔祖母领养，离开了父母；三十五岁时嫁德裔美国人傅汉思，随他去往美国定居，直到生命的最后。如果再加上中间的重返苏州、读书上海、北平，养病青岛，避难昆明和重庆，结婚北平，其人生空间的动荡与“异域”感会更加鲜明,但恰恰是这些“异常”和“变数”不断对她的生命构成新的激发和重置，从而使她拥有了如此这般的人生。
1914年年初，出生八个月的张充和被叔祖母识修从上海带回了合肥老家。关于张充和被领养的原因，几种传记说法基本一致：张武龄和陆英在合肥生下三个女儿后举家迁往上海，随行主仆有几十人之多，所有家务的统筹与安排基本都由陆英完成；等到两年后迎来第四个女儿充和时，陆英所要承受的就不仅仅是身体的劳累，更有巨大的心理压力，虽德能兼备，亦感无力支撑。这一切被张武龄二叔张华轸的遗孀识修看在眼里，她提议自己来收养充和，回合肥龙门巷张公馆生活，一来可以缓解陆英的压力，二来自己身边有个陪伴。陆英答应了。但曾经失去过女儿、外孙女的识修内心有些顾忌，担心自己与充和命数相克，临行之前提议找个算命先生算算，陆英却说：“命是她自己的命，不关犯冲犯克，你就放心带她走吧。”(苏炜：《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版)，民国初年的旧式大家族中，这个理念和决断实属非凡：它体现了一个母亲、一个女性超越性的眼光和胸怀，如果没有母亲的这种坦然和潇洒，张充和也许不会进入她人生的另一种空间。
四年之后，张武龄和陆英带领全家由上海迁居苏州吉庆街寿宁弄八号。“房子有三进，有花园，有后园，天地宽阔多了。叫我特别高兴的是，花园中有太湖石假山，有荷花池，有水阁凉亭，有大花厅。花厅前有枫树、白玉兰各一棵。花厅周围，有杏树、核桃树和柿枣。”这是张兆和对苏州新家的记忆。（张兆和：《我到苏州来——往事回忆录之一》）而张充和跟叔祖母生活的张家老宅显然要大得多：“老宅很大，有几十间房屋，阁楼上有二三个书房，大批藏书，名人字画，随便翻阅。大小花园里，鲜花四季开放，翠竹、梅花、桂花，各种树木散发着袭人的香气。”（张煦和：《曲终水流——怀念充和四姐》，光明日报2015年7月17日第15版）
年幼时身份与居住环境的变换不可能不影响张充和，她在一些文字中曾流露迷惘和失落之感(《汽车中》)，也在重返苏州家后不明原因地哭泣落泪——她的大弟张宗和在日记中记下了姐姐的一些细节，这些必定都与环境变化与身世之感有一定的关系。（《张宗和日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异域”感导致阻断、距离、孤独、陌生和疏远，也会带来冲决、开拓、新鲜和开阔——这两种人生况味在张充和这里都有，幸运的是，她成功化解了前者可能导致的心灵伤害，而充分彰显了后者带来的种种生命助力。
这一切都缘于，她所离开之处，有温雅和善的父母姐弟，随时给她热情的欢迎和拥抱；而她所抵达之处，有知书达礼、宽容有爱的叔祖母全身心的呵护。“爱”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张充和空间挪移导致的陌生与不安，使她完成了异域间的穿梭与对接。而在叔祖母识修主持的张家公馆里，她显然拥有的资源更多，也有更多获益：富足的物质供给、浓烈的亲情关爱、优越的私塾教育。
识修是李鸿章的四弟李蕴章之女，因父亲重视教育，自幼便熟读诗文，关于她本人的历史资料稀少而模糊，但在张充和零星的记录里，我惊讶地发现，这位老人在教育方面有意无意实践了一种先进的理念：宽严并举，收放平衡——如果用当下教育界的流行说法，那就是她在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契合点，并成功涵养出张充和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国学素养的现代女性。
在叔祖母的授意之下，张充和三、四岁开始读诗识字，及至五岁左右就能背诵《三字经》和《千字文》了，也是从这个年龄开始，识修为充和专门聘请了老师在家教授。从此，“充和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先生在书房度过的，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左右，中间有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除了重要节庆日外，每十天仅有半天休息时间……这样的学习持续了十年……”（金安平：《大家雅音：合肥四妹妹》，三联书店2015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四书五经自然是枯燥的，叔祖母虽然对老师和教学严加要求，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宽容默许了张充和的一些自由散漫行为：读着《孟子》，小充和会狡猾地借口小便出去玩一会儿；深草中玩得忘情不归，祖母怕有毒虫，就说“来！我替你比比看到我手杖哪里？”充和马上跑了出来，开心地与手杖比高。（张充和：《我的幼年》）早晨不肯到学堂念书，奶妈劝不动，就搬来祖母“哄”，然后由祖母一路送去书房……（张充和：《梧桐树下》）
除了学问的教育和心灵的教化，识修也很重视充和的身体健康：研究张氏家族的苏州学人王道在跟张家四弟寰和及夫人周秀华的交流中得知，张充和小时候在合肥是经常骑马的——每天固定的时间里练习骑马，有专门的马夫料理马匹，这种体育训练无疑也算是一种精英教育了。（王道：《小园即事》，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年）
除此而外，合肥张宅还有许多无形的因素潜移默化中给了她滋养和教化：比如叔祖父留下来的庞大的藏书室——这个极少有人愿意光顾的地方却成了充和的乐趣之所，她在一首诗中写道——“‘人之初’罢说经纶，圣道而今仍未亲。潜上书楼尘一寸，自上经楼泣香君。”（白谦慎编：《张充和诗文集》，三联书店2016年）这里的“书楼”其实分为几个部分：库房、大书房、小书房，库房和大书房里多半是祖上留下来的藏品，书籍多为“十三经”、“二十四史”、“皇清经解”等“大书”，另有一间是养祖父母的私人藏书室，里面是佛经和小说。同样得益于叔祖母的宽容，张充和可以在这间私人藏书室读任何书，戏曲、传奇、香艳小说，识修从不阻挠，也正是由于这段时光的自由阅读，多年以后回到苏州的充和跟着父亲去听昆曲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许多曲本自己都是读过的。（金安平：《大家雅音：合肥四姐妹》）
十六年中，龙门巷张宅就这样一点点蕴育着张充和，它的气息漫过她寸寸肌肤。这个园子有落寞和衰朽、孤独和停滞，但也有底蕴和积淀、丰富和笃定。在皈依佛门的识修的主持下，这处老宅散发出的慈悲与温和更是成为一束光，照亮了充和以及周围的人。所有这一切，连同经史子集，人伦风物，一起成为张充和精神教养中不可忽略的渊源。
张充和人生空间的另一次重大转移发生在她的“异国情缘”之后：与德裔美籍学者傅汉思结婚两个月即随丈夫离开中国，赴美定居，别一种“异域”生活再次开启——一个“中式大家闺秀”的选择再次显现出不一般的特点。
在三个姐姐相继结婚生子、各安其家之后的数年里，张充和一直独身一人，以她的出身、气质和修养，自然不乏追求者——捕风捉影的猜测、似是而非的表白以及证据确凿的默认——当年有过“衷情”迹象的男士不下六七位，其中卞之琳用情最为持久、公开，只是张充和本人却没动过心。以卞之琳为例，后来跟苏炜聊天时张充和总结说：“我和他之间，实在没有一点浪漫，他诗里面的那些浪漫爱情，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所以我说是无中生有的爱情。”“我写旧诗，他却不写旧诗。我不太看得懂他们所写的新诗，包括卞之琳埋头所写的那些新诗。”（苏炜：《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显然，面对这些异性的示好，这个在经史子集中成长走出的女性，实在找不到感觉。与陶光的关系也有些类似：对方有情，又未直说，而充和则完全无意。
那么，当三十五岁的张充和遇到三十二岁的傅汉思，双方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一个中国女人和一个美国男人的情感基础是什么？张充和又是如何由闺秀生活对接、过渡到西化日常的？
见诸于世的各种材料中，两个当事人并未留下过什么“甜言蜜语”和“深情回顾”，偶有相互记述，口气也都是理性、冷静的，比如张充和定义两人的相处之道为：“些些小过证非贤，各不求全亦自全。”（《结缡二十年赠汉思》之五）情感定位则是“莫求他世神仙侣，珍重今生未了缘。”（《结缡二十年赠汉思》之六） 傅汉思则在自己专著的序言中理性赞誉妻子：“她本人就是一位诗人，一个中国诗歌的终生弟子，以及中华文明最美好精致部分的活生生的化身。”（傅汉思：《梅花与宫闱佳丽》，三联书店2010年）
张充和曾说：“我从来没有过那种轰轰烈烈的感情。”也就是说，两人的爱情故事整体上是理性大于感性的，这也更符合两人的年纪和修为。在张充和看来，“……汉思人不错，很老实，也很热情开朗，我们就这样交往起来了。”（苏炜：《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与卞之琳或陶光的含蓄、内敛相比，傅汉思以一个西方人的直白、明朗、单纯带给了张充和最初的好感。
嫁给一个人的原因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傅汉思的魅力也远不止这些。从家族和教养上来说，傅汉思就不同寻常：这位美籍德裔学者出身世家，祖父、父亲、舅舅都是欧洲顶级学术泰斗，他本人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后先是留校，后应北大校长胡适邀请，于1947年赴北大西语系任教。朋友说：“‘温文尔雅，沉思好学’就是对汉思最妥贴的描述。二十几年交往，从来没有一次听到他大声说话，或者看到他面露不虞之色。”（汪珏：《四姊张充和女士在慕尼黑及其他》，《中华读书报》2016年7月13日第5版）这是家族教养的最好说明。排除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在所有追求张充和的男性中，傅汉思的家世背景和个人修习与张充和最为旗鼓相当——因此，两人在心灵素养与追求的某些层面上，一定是有着相当的契合度。
1948年3月傅汉思到沈家，初识沈从文及家人；5月，充和生日，傅被请去吃长寿面，虎雏开始调皮玩笑“四姨傅（父）伯伯”；7月，两人一同受邀与沈从文一家在颐和园共度暑假，傅汉思在给父母的信中称这段时光为“绝妙的假期”，至此算是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11月19日举办婚礼，傅汉思同样在信中难掩幸福和开心：“是的，我们前天结婚了，非常快乐！”（傅汉思：《初识沈从文》，转自《水与一个家族的精神传奇》，新星出版社2016年）
乱世之中的婚礼简单而匆忙，更为匆忙而来的，是远离故土的决定：“那时已是兵荒马乱了。”“大清早，美国大使馆的一位领事跑到我们家来，要我们马上走，说北平只剩下一个小的军用机场还在开，大机场都飞不了了。” （苏炜：《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他们先飞青岛，再到苏州，又在上海办了相关手续，于一九四九年一月，登上“戈顿将军号”海轮，离开了中国。根本来不及思量和计划，张充和就被推向了完全陌生的“异域”，而这个推动力自然不能排除一个西方男人的回归理念和一个东方女人潜在的“嫁夫随夫”心理。后来国内的亲人不断劝充和回来时，她说过这样的话：“汉斯父母年老，只此一子，不愿他远离，真是不得离开……我也不忍说要分开他们父子，不能回来亦是因此，我虽然想家，不能比他们父母之望子。”（1957年9月29日张充和致张宗和信,引自《一曲微茫：充和宗和谈艺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年）这个想法进一步证实了一个中国闺秀身上的传统色彩。
中西文化的碰撞一直存在，只是张充和和傅汉思努力化解了其中的矛盾和冲突，而以热爱、保护和容纳之心延续着文化共性中美好和优雅的部分，并以丝丝缕缕的坚韧与坚持渗透、构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日常。
这日常当中有沉重、琐碎、疲惫的应对，也有陌生、不适、改变和转化。中国之行之后，傅汉思的研究兴趣转向了中国文化和文学，这意味着他曾经获得的小语种（诺曼斯语）研究博士学位不再适用，在大学谋个正式教职就变得异常艰难。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1949——1959），傅汉思只能在加州伯克利分校做兼职，同时在张充和支持、鼓励下修习哈佛大学的中文博士课程，而张充和倒是全职在伯克利分校东方图书馆工作，负责中文编目方面的事务。
这段时间对于去美的张充和来说，是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经济的压力是主要原因，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家务只能事事亲为，开支是能省则省。给宗和的信中充和总结说——“收入说起来也不能算坏，但房子上太贵了，借了放债公司九千五百块，每月九十五块，十一年还清，利息也就是好几千了，加上防捐（每月当过兵的就特别大）、保险费，种种费用就去了我整个的薪水，如果我不做事，是不可能的。汉斯的薪水管交通、吃饭、杂费，衣服也不大买，汉思一年顶多一套衣服，我伙食还赶不上住房资费贵，在图书馆我立下规矩，连英文也是毛笔，总算还会拿毛笔，字大概是丢得多了。”生活习惯也只有入乡随俗，并且以最简方式解决：通常是面包、生菜为主，晚上有时烧一个菜。“我们总是一个菜反来复去地吃，省得做菜，实在没有功夫……”中餐菜式少之又少，狮子头全家都爱吃，“可是六七年来我就做了一次，是上次李济之来了，点了我的狮子头，吃后剩下的吃了两天。” （张充和致张宗和1955年7月31日信）
最艰难的时候，张充和甚至变卖了自己最珍爱的收藏品：“实在没钱用，我就把这十锭乾隆石鼓墨卖给了日本人，卖了一万美元——一万美元那时候是很多钱哪！好东西卖掉了很伤感情，我为这十锭磨，伤了很久的心呢。”（苏炜：《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
在生活的锻造之下，当年的大家闺秀变成了多面手：她学会了开车，也逐渐胜任了各类“工种”，“漆匠，木匠，花儿匠，自来水匠，也都会一点。”（1956年8月1日张充和致张宗和信）直到1959年傅汉思到斯坦福大学全职教中文，他们的境遇才开始有所改变，充和则暂时结束了工作状态，在家里专事家务、养育孩子。1961年耶鲁大学东亚系聘任傅汉思为终身教授，他们全家也由美国西部搬到东部康涅狄格州，定居汉姆顿。不久之后，张充和也被耶鲁大学艺术学院聘请，教授中国书法。
至此，12年前跟随丈夫奔赴“异域”的张充和才算稳定下来——从生活到心理，她在北港的家中居住了54年，没有再搬过家。综其一生，张充和在美国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在中国的时间，除了生活习惯和某些理念上的入乡随俗外，张充和仍旧是“中式的”：教书法，唱昆曲，穿旗袍……如同战乱中成都、昆明和重庆的个人状态一样，张充和在“异域”的颠簸与凌乱中持守着内心所爱，保持了足够的定力，这也是她所以能够成功扎根“异域”、活出个体精彩的原因之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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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请阅读《长城》202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