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篇小说：文学观念的新变 与后疫情时代的精神岩层
文学创作并非简单的个体独创行为，更是一种社会历史意义的实践方式。一个时代的文学性叙事，如何与当下生活及其经验在更深广的层面上发生关联，如何同世界、同大的历史进程中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建立起整全的联系，是写作者需要持续面对的根本性疑难。回顾2021年的文学创作，年份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被一再凸显：世界范围内，危机与变局、斗争与合作在后疫情时代的滤镜下被放大甚至变形，中国视野里，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性交汇，这些都有力地构成了这一年文学书写的巨大景深。中篇小说作为兼及容量和文体意识的重要文体，2021年的文学表现大致可以归结为“一个现象”、“两个特征”。一个现象，指在与时代对话的层面上表现出的文本、主体意识和文学观念上的新变；两个特征，强调的是文学叙事在理解现实、塑造人物方面预示的后疫情时代总体性话语和思维方式的潜在位移。
时代意识：文本、主体性与文学观念的新变
上世纪八十年来以来，中短篇小说作为一个文学性叙事整体，几乎不曾以与时代意识进行强关联作为自己的行动方向。大部分写作者选择将目光驻留于伦理思考、人性关怀以及对小说艺术的孜孜以求，在某种程度上厘定、丰富了所谓“文学性”的边界和内涵，建立起中短篇创作特有的主体精神、审美范式和时代特征。时代意识的集体性淡化，从当代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曾经有力地支撑了中短篇创作的蓄势和迸发，催生出不同文学思潮下的标志性作品。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中短篇创作进入平稳期，一些淡化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例如新的时代生活映衬下内容、观念、思维上的“保守”与“陈旧”，形式技巧愈发成熟的同时与时代对话的能力渐趋薄弱，阅读者越来越难从作品中汲取更具时代感的审美发现的可能性，等等。上述“弊端”，在近几年的文学实绩中有了一定的改观，对“弊端”的校正，在过去的一年甚至取得了“现象级”的突破和进展——2021年的中短篇创作、尤其是中篇小说创作，呈现出比以往更为鲜明的现实感。以百年党史和新时代生活（乡村振兴、城市发展、一带一路等）为主题的作品较往年明显增多，艺术水准稳步提升，优秀作品可圈可点。这一现象，置于当下中短篇创作发展脉络中，或可谓之“新变”。
在举国共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背景下，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聚焦革命历史题材书写，是2021年中篇小说创作的一大亮点。其中，海飞的《苏州河》、肖克凡的《妈妈不告诉我》、杜光辉的《入伍》、王凯的《荒野步枪手》、赵晖的《姑妈的子弹》等一系列作品，为探寻革命历史、赞颂英雄精神、聚焦军营现实提供了鲜活生动的文学注脚。
寻找一七九师，是徐贵祥在《将军远行》中设定的主线。小说从解放战争尾声起笔，讲述了国民革命军军部警卫营执行的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七九师经解放军围困和几次穿插突击，早已化整为零，作鸟兽散，李秉章副军长却坚持行军至三十里铺，名义上完成收拢任务，实则寻找自己的“墓地”。“活着就是为了死去”，“只跟日本鬼子打仗，不跟中国人打仗”，小说中，李秉章既是军队高级将领，又是战功赫赫的抗日名将，其形象的分寸感拿捏得十分得当，几位将士的心理描写更是丝丝入扣、引人深思。整个作品语言俭省，掷地有声，在疏密匀停的叙事节奏中，历史的复杂性与必然性得到了很好的呈现。
杨怡芬的《里斯本丸》将目光投向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一次海难：日军运送英军俘虏的“地狱航船”在舟山海域被美军击沉，沿岸的中国渔民不顾危险推船入海救人，日军却用密不透风的油布封住舱口，向破仓逃生的战俘扫射。小说以多年后的一次纪念活动为轴，从年轻的活动参与者、幸存的英国老兵、当年冒死救人的渔民伯伯以及日本探访者等多个视角，重新揭开“海底棺柩”的历史面纱。不同时空、不同国籍、不同身份，以及“不要有战争”的祈祷和“救人一命天上一星”的善念，都在这趟“墓穴之旅”中相遇，历史正义以及对和平的守护与期许亦在这相遇中得到进一步彰显。
董夏青青的《冻土观测段》是2021年非常特殊的一个文本。从内容上看，小说聚焦发生在2020年的6•15中印加勒万河谷边境冲突，递交了一份青年作家眼中的和平年代军事斗争素描。从写法上看，作者采取对宏大叙事的反叙写手法，有意降低叙述上的英雄主义色彩，将小说处理得异常“艰涩”“难读”，她用“碎片化”的描述，赋予现代战争以黑洞般的形式，戍边部队机动性对抗的残酷和鲜为人知在其中得到了有力凸显。更为难得的是，除去塑造凡人化的英雄，董夏在小说中运动冰冻一般的语言捡拾战争碎片，重申战争从来都不是故事、更不具备完整性的同时，还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谁来诉说战争。”
上文所述的三个文本，作者分别出生于1959年、1971年和1987年，他们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代际的作家在处理革命历史题材时各自不同的切入角度和独有的美学风貌。《将军远行》重返战争现场，于历史大势中展现人心所向，笔力雄浑遒劲；《里斯本丸》站在今天回望历史，多角度探寻战争的真实面貌，守护人性光辉；《冻土观测段》以当前地缘政治关系复杂暗涌为基调，在战争碎片中打捞英雄的凡人面向，反思战争的叙事权问题。三篇小说固然是在重大历史时刻，以文学想象的方式，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庄严礼敬，但当它们共处同一时空且彼此映照时，一份关于当代战争叙事的精神图谱甚至语法修辞学便也跃然纸上。三位作家从不同背景不同视角着手，以迥异的形式策略对战争中人之为人的基本问题加以省察，这也使得他们的创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战争叙事，而在更大格局上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更深处敞开。
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同样是2021年中篇创作的关键词。许多小说家将大的时代话语纳入到自己擅长的视阈中，让与时俱进的现实感同浓郁深厚的生活气息结实地生长在一起，贡献出一批高质量的新时代文学书写。杨少衡老到的笔力在小说《铜离子》中得以延续，城市建设、生态保护、维稳安定等诸多目标红线，与正直隐忍有大局观的干部形象相映合，作品结实、扎实，耐读且耐人寻味。洪放的《追风》也写为官为民，因科创园、语音交互、阳光产业等元素的加入，以及家国情怀、君子担当与科创实业家的理想之光并肩“追风”而时代气息更浓。《拉大锯，扯大锯》中，自诩马背民族后裔的丈母娘千里迢迢赶到四会，把擅长“上天”的女儿和一穷二白的泸州女婿抓回老家，在雁门关三十里外的城西村重新开始“纯天然绿色”新生活。单看故事的开端，就可以大致体会苏二花这篇小说的热闹程度。进城与返乡，故乡与他乡，作者将几代女性的人生选择和一个大家庭之间的缠缠绕绕，放置在时代变迁、落叶归根的主题下，主人公们的快言快语，让火热的生活像“加了盖的蒸汽锅”一般愈发充满生机。“在我记忆里没有手机直播，也没有整村都是树脂瓦盖顶，也没有光伏板，更没有这么多种地机器。”这是脱贫攻坚带来的生机，同时也是人与土地重新建立密切联结之后的新的生机。
新变的发生与发现固然重要，如何认识和看待这种新变同样对我们构成着考验。文学要与时代对话，新时代、最广大人民的新生活为文学艺术创造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在这些语调昂扬的真理性论断背后，其实还蕴藏着另外一重逻辑，那就是文学已然落后于时代生活，对话再难“势均力敌”，所谓新天地，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时代单方面向写作者不断提出的新的难题。回顾八十年代以来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前者之于后者的“优越感”始终在波动震荡。从引领风尚、高于生活，到平视生活、陷入生活，再到今天的“现实远远大于小说”，文学被时代甚至其他艺术门类落在了后面，对于以文学为志业的写作者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焦虑和试炼。在这一过程中，不少人放下单纯的形式探索，转变观念和视角，从原有的屋舍楼宇中走出，其行动本身包含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它首先是时代惯性和速度裹挟的产物，是危机意识之下的“出逃”和“自救”，同时又显示出强烈的主观能动性，孕育着有力地发出创造性声音的愿望、勇气和自觉。
近年来，以时代意识为主题的作品成喷薄之势出现，时代献礼、意识形态号召、组织创作等固然是重要因素，但规模更大、质量更高的背后，其本源性的动力无疑来自创造者本身，以他们对时代生活的敏感、关切和深入挖掘、呈现的意愿为强大基础。从这个角度观察和审示新变，可以看到，这些变化不仅仅意味着文本主题内容风格上的变化，更涉及到写作者主体意识的变化；过去的一年所出现的优秀作品，不只是特殊年份意义重大的文学表达，更是文学观念、写作伦理甚至社会风潮变化的一种终端性呈现。
对于这些呈现，我们一方面要怀着对火热现实的真挚之心给予充分的重视与珍视，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这种呈现的过程性，写作者在深具时代意识的前提下，要想获得全面深刻的总体性视野，艺术地契合、反应并充盈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我们也必将拥有越来越多的理由对更好的文学呈现保有期待。
理解之同情：新的精神岩层正在显露
2021年，全球化的“疫情时代”仍在上演。生存危机将人类强行拖入看似原始的“割据状态”中各自为战，与此同时又以惨烈的代价让人们意识到，所谓割据状态不过是全球化进程天然内含的矛盾之一，从而不得不对全球化本身重新进行思考。类似的悖论，映射出旧的语言和认知模式与新的条件、新的问题之间的巨大矛盾，构成了我们在疫情时代、包括后疫情时代难以克服的“言说障碍”。
在上一年度文学综述中，我曾以亲密关系为题概括一年来中篇创作的显在特征，并将这一特征，与新冠疫情带来的“对整个人类的记忆、情感和认知造成巨大冲击和全面改写的隔离式生存”做了相应关联。虽然未有证据表明，这些小说的形成背景或写作动机都与疫情直接相关（即便不少作家在创作谈中提到了居家状态和写作方面的变化），但在病毒仍变换花样侵蚀我们生活的时候，相近主旨的小说成规模地被创造出来，被阅读到，本身就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2021年，这种潜在的关联仍在继续，且表现出新的形式的扩张与蔓延。如果说在亲密关系阶段，绝大多数写作者痛苦于主动性和独立性被取消，体会到原本繁荣便利唾手可得的现代世界与现代生活的不确定与无从把控，从而选择自我收缩、退回到岁月生活最简单初始的那一部分，从基础的生命体验里寻求慰藉和安全感，那么到了疫情时代、后疫情时代全面铺开的阶段，许多文学性叙事渐渐从退守状态中走出，在描写现实、塑造人物方面保持“小我”的同时，不约而同加大了“善好”的比重，对于现实人生的态度和策略，也不再以隐喻象征揭露反思为要，而是更多地表现为“理解之同情”。这种集体性的“软化”，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仍带有“应激障碍”的色彩，但将其放在旧语言与新形势之矛盾的背景下理解，未尝不可看作是小说家在面对人类集体性言说障碍时提供的一套应急方案——要想在新的造山运动和全员戒备森严的状态下剥落新的精神岩层，“理解”与“爱”未必不及解剖对抗在找到甚至打开缺口方面更加行之有效，而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的镜城，小说家笔下的寻找、探索甚至策略性转移，也很有可能预示着后疫情时代总体性话语和思维方式的位移。
“岁月的穗穗”是阿拉提•阿斯木为他的一个中篇寻找的名字，它凝结着生于平常日子又漫升到终极意义的伟大母爱，饱含着真挚又超拔的亲情之德，而这一命名，同时也笼罩着许多以包容之心解读岁月低语的文学修辞。黄立宇的《制琴师》是“理解之同情”序列里非常出色的一篇。“文艺之于县城青年，与其说是爱好，倒不如说是时代的裹挟。”黄立宇将这种裹挟落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县城熟人社会中一个陈腐乖张、用鲁迅腔装点自己的木匠身上，而目击者“我”同样是一个幻想瑰丽文字苍白的诗歌爱好者。木匠决意像上海老头一样成为一名制琴师，自此，小提琴三个字仿佛一道灼眼的光芒，矢志不渝地照亮他的心房。黄立宇的写作智慧，敏感，且富有趣味。他在悠游中抒情，郑重发出议论，转达了特定时代县城青年生命的匮乏与可能、困顿与希望，其时，整个时代向外部张望的渴求亦在其中显得意味深长。
杨方善于用小说制造狂欢的广场，让笔下的人物欢乐地歌唱，敏捷地争吵，嘲笑深奥难解的人生题目，大方展示出心底的哀伤。这一次，她将两个大陆板块看似分离又不曾断裂的情感，安置在《澳大利亚舅舅》几十年的光阴之中。与她小说一贯的跳跃深思细密交织在一起的，是两个大家庭看得见的快乐与烦恼，举家迁徙的惆怅，钢磨代替水磨的声响，做到哈扎尔海边的霸气生意，以及时代变迁、时光流逝投射在羊毛胡同油画一般的巨大影像。
用一个瞬间折射一个时代并非易事，弋铧在《秋千引》中达成了这项成就。小说用善意耐心的语调讲述一个了“暮年归乡”的故事。清空住了十二年的家，回到最初开始的地方，弋铧让时间停留在举家搬迁的前夜，而后慢慢铺展、扩容，最终容纳进数十年的梦想、奋斗、捉襟见肘与其乐融融。《秋千引》没有诉苦，没有所谓光明的尾巴，有的只是过日子和贴着生活写的踏实和诚意。在这份踏实和诚意之上，长出的是满是细节的城市变化与时代更迭。孙正连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化身为“活传统”与“后继人”之间的关系，小说《江水炖江鱼的日子》密实厚重，于熨帖敬畏中再现了北方渔家文化的风俗画卷。
在另外一些年轻的写作者那里，“理解之同情”还表现为情感、心性、选择甚至命运上的正向加持。作为“匠人”系列的收官之作，《瓦猫》的时空继续扩大，葛亮最后一站寻访的是西南昆明古镇制作民间神兽的陶艺匠人，小说的时间跨度也从当代溯至西南联大时期。较之《书匠》《飞发》，《瓦猫》“匠”的比重下降，“史”的成分增加，民间匠人对技艺匠心的捍卫和传承，与文学时空中的人文传统、爱国情怀相交叠，小说本身的厚度，也随着书中人物命运的厚度一并增加。海里岸上一直是林森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唯水年轻》中，现代与传统再次交融，身为水下摄影师的“我”折返回出生的小渔村探寻水下龙宫，一同出现在视野中的，还有家族四代人的命运起伏，以及“唯水年轻”的风俗伦理与生命气韵。王占黑的《清水，又见清水》和煦细腻，即便主人公李清水遇到的所有事情都坏得不能再坏。工作、生活，方方面面的碾压让清水苦涩得不愿开口，但也不妨碍她从苦涩中不断打捞自己，持续地自嘲和自我打气。“这是一种战术，也是一丝希望”，正是对周围一切包括不那么快乐的自己的充分理解和包容，让《清水》这篇小说轻盈得惹人喜爱。郭爽写作《挪威槭》时，父亲已病重住院。小说中，美术老师带着父亲在俄罗斯寻找人存在过的痕迹，小说之外，郭爽借助文字重建与父亲再也不可能完成的旅行。在她看来，小说仿佛一个时间胶囊，在漫长的时空中，得以把爱和记忆熔铸，重新探索生命的形式和过程。
爱具体的人：单数与复数之辩
“爱具体的人”作为2021年中篇创作的第二个特征，与第一个特征“理解之同情”同处一个空间，彼此牵引。更进一步说，后者是前者的具象和延伸。这也刚好从某个侧面解释了为何塑造人物并非中篇小说的题中之义，而在这一年的文本里，却有着一大批鲜活生动的“单数”的人，拨开作为“复数”的群体，跨过故事本身，走到阅读者面前来。他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后疫情时代整体性位移的表征之一：爱生活而非生活的意义，爱具体的人胜过抽象的人。
黄立宇在小说中这样形容他看重的某个人物：“透着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迂腐”。格格不入，正是“具体的人”的共同特征。在“格格不入的人”的词条下，除去执意喝上海咖啡的野生木匠制琴师，还可以加入《将军远行》里体面赴死的将军，《冻土观测段》上交战地日记时认定下雪的故事很重要的列兵，等等。名单中最特别的一位，要属拥有《西域毒草大全》的八舅舅，这也是2021年中篇小说最“是自己”的人物形象。他是杨方《澳大利亚舅舅》中最小的一位，他的毒草大全从一个并不存在的看果园的维吾尔族老汉处得来，他的语言具有高度概括性一般人听不明白，他的思维能滑出闪电一般的运动轨迹，他第一个从计划出国的空气中闻出惆怅的味道，他想找一个不那么正经的女朋友，他看世界的眼睛始终是黑色的，即便去了澳大利亚也没有变蓝，他死在和我们的某次视频之后，却也和羊毛胡同还活着的老汉们时光一样地一直坐在土台子上。杨方将所有的纯净，绝大部分诗意还有沉思倾注在八舅舅身上。时间把那些硌人的东西都抹平了，八舅舅却美好如金子一般留在我们心里。
这一年，还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连同生成他们的文本一并闪闪发光。韩松落和他笔下的人物都具有狂想家潜质。他在《我父亲的奇想之屋》中讲了许多遍“消失的爸爸”的故事，虽然“爸爸总是说，一个故事最重要的是逻辑”，但故事中的失踪本身，以及每个爸爸都具备的空间增殖能力，却都无法用通常的逻辑来解释。初读《奇想之屋》或许会觉得“隔”，但很快便会相信叙述者所说的一切，直到跟着人物一起担惊受怕，最后笃定地等待那个爸爸背影的转身。小说中的二次元桥段是切口，也是华章。甄明哲在《柏拉图手表》的主人公张云亮身上注入了一种轻量的、本土化的、写实主义的黑色幽默，这幽默目的不在于呈现滑稽或荒诞以换取笑声，而是为了在荒谬的世界中尽可能地保护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同样荒谬的自己，小说人物和文本的语调是同步的，都有着无限的真诚，一点点调侃，一点无可奈何，还有沉重、失望、挫败以及遥远的困惑。陈再见的小城故事带有淡淡的忧伤和美感，《旁观害羞者》笔触很淡，淡到与主人公身上不愿宣张、“慢人许多拍”的善良相得益彰。顾湘在《和平公园》里把爱交给失爱之人，让他慢慢地长长地讲自己的故事，直到悲伤恢复在身体里的循环，像被久压的肢体突然松动后，不能动也不能碰。胡学文《丛林》里的金枝永远让人捉摸不透，她的可怜与可疑此消彼长，却总能在你端详她的时刻达成恰到好处的平衡。
文学观念的新变与后疫情时代的精神岩层，仅是2021年中篇小说创作的一种观察角度。还有不少优秀作品无法为这样的逻辑架构所含纳，而在其他向度上有力地阐述着自身的意义与价值。舒飞廉的《团圆酒》便是适例。《团圆酒》写一场迟来的婚宴，从起意到筹备到觥筹交错再到散场，其间夹杂着太多值得言说的地方。元英婶妈执意在荒了二十年的蔺家台子办一场二十年前的酒席，人要一位一位地请，菜要一道一道地上，彩要一场一场地喊，原初的记忆与现实就在这一来一往之间连缀鲜活起来。小说中的人与万事万物始终是并存的，人在这一处喜乐悲伤，记忆行走，一旁的大树同时张开巨伞，比麻雀更小的鸟在其中盘旋，挨挨挤挤的雪片在灯火通明中冲进人的脖子，投射在放映机长方形的幕布上，证明这世界真实不虚。第三人称叙事时，叙述者在故事里，也在故事外，第一人称叙事时，又各有各的光景，平行时空般热热闹闹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节奏一起发生。时间，人生和故乡，在铁锅锣鼓微信群里一点一点累积着走向热烈的顶峰，生存于其间的人们的品性、造化跟前程，也因团圆的篝火而一一被点亮。舒飞廉在小说中审词定气，不紧不慢，见初心，能还原。《团圆酒》的自在与自足，足以让每一个认真阅读它的人，在日后的某些时刻再度记起，生出新的意义，并念念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