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毕亮，1985年生于安徽桐城。2004年到新疆至今，现居伊犁。新疆作协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出版有《如看草花：读汪曾祺》等散文随笔集四部。

书房日月长

我所居住的小城可克达拉市竟然有一座图书馆，硬件很不错，藏书规模也可观。馆名是冯骥才先生题写的，我不清楚冯先生题字的渊源。但可克达拉人以自己的方式感激着冯先生：在图书馆大厅设置有冯先生著作专柜。我近日所读冯先生著作，即来源于此。先读的是《书房一世界》。

文人都想有一间自己的书房，沉浸其中，可消日月，冯骥才当然也不例外。早年的冯骥才，书房也是睡房是饭堂是画室，写字画画写作吃饭睡觉都混同其中，这些在他的回忆录都有详细的记叙。后来，他当然有了专门的书房，书房也成了他的心居之处，于是他的书房便有了“心居”之名。

常常，冯骥才静静坐在心居，就如同坐在他自己的心里，在书房里可以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地想象、自由地思考；在书房的生活成了冯骥才心灵的生活。直至他开始走出书房文化抢救，镇日出门在外，奔波在田野，静坐书房成了奢望，静坐书房也成了他开展浩繁艰辛的文化抢救工程的动力。

关于书房，周作人说过一句很有名且被许多人认同之言：“自己的书房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读的书，至少便掂出一点斤两来了。”冯骥才却在《书房一世界》中反其道而行之，带领读者走进他的书房，走进他的“一己的世界”，也可以放得下“整个世界的世界”。

冯骥才写书房，也写书房里的物。如作者所言的，“许多在别人眼里稀奇古怪的东西，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只要它们被我放在书房里，一定有特别的缘由。他们可能是一个不能忘却的纪念，或许是人生中一些必须永远留住的收获”。《书房一世界》写的就是这些“不能忘却的纪念”和“永远留住的收获”。

除了书之外，冯骥才书房里的东西真是“千奇百怪”：有小药瓶、楹联、板凳佛、老照片、皮烟盒、笔筒、花瓶，甚至还有野鸟标本、连廊、檐板、泰山挑山工的扁担……真够千奇百怪的。这根扁担是2013年开始立在冯骥才书房门后的。

1981年，冯骥才写过一篇散文《挑山工》，后来被选入语文课本，成了如我这般读者读冯骥才之始。他五十多年间，数登泰山，除了《挑山工》外，还写过长篇散文《五次登岱纪事》。2013年，已经七十一岁的冯骥才再一次登泰山，探询挑山工现状，并做了其中几位挑山工的口述史，写了一本《泰山挑山工纪事》。其中一位七十岁的老挑工宋庆明，一生做了三十六年挑工，为感谢冯先生写《挑山工》一文，待冯先生此行下山后，“把用了一生的扁担赠给了我”。如挑山工的扁担一样，“心居”里的每件物品中都有故事，都有回忆，都是人生。

在“心居”的一角，一直放有一只老旧黑皮箱，“上面花花绿绿贴满世界许多城市的标签”，原来里面放着世界各界历史名人的手迹，有“信札、签名照、公文、便条、乐谱、手稿、日记、简笔画”……有海明威的信件和照片，司汤达的一页日记，李斯特的乐谱、雨果的手迹、大仲马、小仲马的信札……后来，冯骥才还将这些珍藏手迹印了一本精美的画册《巨人的手迹》。普通读者如我，当然是无缘得见的。但从《书房一世界》中看看，也是一种望梅止渴。

书房旧藏，有时也能为冯骥才提供写作素材，激发他的文学创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冯骥才收藏了一个单筒望远镜。当时，冯骥才觉得这是一个小说的意象，渐渐才有了具体的小说构思，早在一九八九年初，冯骥才就宣布说要“继续去年尚未完成的两个创作系列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的写作，当时终未完成。这个单筒望远镜在书房待了三十多年后，冯骥才终于将它写了出来，这就是2018年底出版的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

田野调查，民间文化抢救，抢占了冯骥才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他将田野当书斋，沉浸其中；他甚至作画义卖来筹措经费；到了“压榨自己的地步”，哪还有书斋长时间逗留的时候？有时发现自己在稿纸上停留得太久，必须返回到田野写一篇又一篇“大文章”，因为“我要做的事远远比我重要”。出版有《冯骥才周立民对话录》《寻找彼岸：冯骥才论稿》的学者周立民说：坐在他的对面，倘若有一刻沉默时光，我就能感觉到他的劳累、疲倦、忧伤、焦虑。正如周立民所言的，冯先生，不只是在书斋里的阅读的作家，他读的书越来越大，为民间文化保护，他行走在中国大地；为探求精神的魅力，又奔走于世界各地。

这样的奔走，在书房的物品中也都能体现。其中的许多物件，都和冯骥才三十多年进行的文化抢救有关。看冯骥才写的这些物品时，恰好在看他的田野调查札记《南乡三十六村》，两书对照着看，更能感知这些物品能走进冯骥才书房的意义，每一件物品都是历史的记忆。

冯骥才写书房，写的是自己的历史。书房里的细节也许正是自己人生的细节，所以当认真面对、书写这些细节时，又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的回望？回望自己走过的路，重新认识生活、认识自己。冯骥才深知书房里的一切都是作家性格的外化，或者就是作家的化身。所以他在写书房，写书房里的物品，写的是个中的情味和情意。

点滴成江河

一九六三年，对当时三十出头的陈丹晨将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在《中国文学》编辑部供职的他经过层层争取，见到并采访了“少年时代就很敬慕的大作家巴金”。

追溯和巴金的缘分，要从陈丹晨的童年时代算起。他的大姊整下午地坐在小板凳聚精会神、动也不动地看书，“还发出了唏嘘的悲泣声”，看的是巴金的《家》。至此，巴金走进了陈丹晨小小的脑袋里。稍大些的他，也开始自己阅读巴金了，并将巴金视为他的启蒙老师之一，他从巴金那里“最早懂得了爱，懂得了爱人类，懂得了人生的目标应该是使人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是为了给人间增添一点温暖。”

时隔四十年后，陈丹晨还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走进巴金寓所的情景，多年后他在写《走进巴金四十年》时，还写得详细。这一天是二月四日，陈丹晨记得清楚；巴金日记里也留有记录：上午九点一刻《中国文学》编辑陈丹晨来进行访问，访谈十一点半钟。两个多小时，他们都谈了些什么，陈丹晨当时就有访问记发表。四十年后，陈丹晨在《走进巴金四十年·见到了他》中的详细记录，无疑是一种丰富的补充。

这样的记录，在《走进巴金四十年》里还有很多。事实上，这本书就是陈丹晨和巴金四十年交往的点滴记录，私人的记录；事无大小，值得一记的陈丹晨都客观地予以了记录。正因为此，在此书出版近二十年后，我再次重读，依旧收获满满，为巴金的魅力而感动，为陈丹晨不遗余力的记录而感动。在此书之前，陈丹晨就写有《巴金评传》《巴金的梦》《巴金全传》；在巴金研究领域，陈丹晨做了许多开拓之功。他的记录，更显得弥足珍贵。

陈丹晨第一次到访巴金寓所后，几日内三跑巴金家。回京后，他们也开始了持续的交往和书信往来。

十年后的一九七三年七月，陈丹晨到上海采访。采访结束后，他想去看望巴金。但在那个年代，担心贸贸然去会给巴金带来麻烦，于是选择了“夜访”。第一天晚上他到武康路巴金家，敲门后开门的是巴金的九妹，巴金被女儿女婿拉去看电影了。久不知巴金消息的陈丹晨听说看电影了，说明巴金“现在情况还不太遭，心里一下子好像踏实了些”，并约定第二天晚上再访。当时的情形和巴金的状态，陈丹晨在书中的记录是文学史的另一种补充。回京后，陈丹晨看望唐弢，并带去了巴金的消息。唐弢得知巴金的消息后，“高兴得扬眉咧嘴”，又将消息传告给了北京的其他一些友人。在音信断绝的年代，陈丹晨成了最早把巴金的近况消息带到了北京。一些年后，巴金见到老友介绍陈丹晨时，还专门提及“最早传递消息”之事。

十几年间，陈丹晨从《中国文学》编辑部调到《光明日报》，又于一九七八年八月调到了《文艺报》，有了充足的创作时间。初识巴金时想为巴金写评传的想法再次萌生了。说写就写，从当年夏天开始，至一九七九年底，陈丹晨翻《巴金文集》，查找资料，通过巴金女儿李小林询问求教，心无旁骛地沉浸在《巴金评传》的写作中，只是出版得并不顺利，至一九八一年才出版。

一九八四年十月，巴金应邀访问香港，陈丹晨是巴金点名的陪同人员之一，并协助巴金处理一些事务。在书中，陈丹晨详细地记录了巴金在香港的点点滴滴，这样的记录，在现在读来依旧鲜活、珍贵。鲜活、珍贵的还有陈丹晨陪同巴金在杭州小住时的记录的“灵隐长谈”。

提巴金，当然不能不提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系列。巴金因写作《随想录》而引来的遭遇，书中当然也有记录。即以几次巴金研讨会举办所遭遇的经历便可见一斑，要知道那时的巴金已经是中国作协主席……

在许多“大事”之外，陈丹晨记下的一些小事也更能看出巴金的人格和魅力。其一是他在书中提到的“三瓶酒”，还有就是“《辞海》之事”：一九八二年，中国作家协会举行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优秀作品颁奖会，会上有个用巴金的名义的书面致辞。这个致辞交由陈丹晨拟初稿，稿子拟好后寄给巴金修改几处后定稿，在会上宣读了，又在报刊上发表了，稿费寄到巴金处，巴金用稿费买了《辞海》寄给陈丹晨。这样的事情，在陈丹晨身上还有过一次。

陈丹晨的记录，也让我记起巴金和我所供职的《伊犁河》杂志的一段往事，也是和稿费有关：1982年，征得巴金同意后，《伊犁河》杂志刊发了他为波德莱尔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所写的一篇短文。杂志印出来后，杂志社将杂志和稿费寄给巴金，没想到巴金让他女儿把稿费退了回来，并在信中说，为边疆杂志出点力是应该的，不用给稿费。此事见于当事人、当时《伊犁河》主编郭从远的记录。

陈丹晨以史家之笔来记录他和巴金的交往，以事实说话，书中的一些人物，在陈丹晨写作时，都还在世，也才从高位上退下来不久，作者的写作摒弃了人情纠葛，在当今的写作中是颇不容易的。陈丹真的写作，秉持了巴金的“讲真话”的传统。《走进巴金四十年》，也是陈丹晨以他的角度来参与历史、观察历史、记录历史、书写历史的成果之一，为巴金提供了许多印证和参照。

岁月将欲暮

阿城的书，此前我只看过一本半。一本是人们常说的“三王”，即《棋王 树王 孩子王》，在一次出差途中，三个不长的中篇，刚好看完。当时看完也就看完了，记得的也仅仅是《棋王》中，阿城借小说人物之口，谈对名著的理解。

另外的半本是《威尼斯日记》。承友人雅意，赠书若干，其中就一册此书，见装帧是我偏爱的类型，就先翻了。然而，终究没能翻完，感觉这样流水账式的“日记”，不值得花费时间，眼光就此转走了。

如此，将近十年过去了。开春时，一直在村里待着，图书室里竟然有一套全新的《阿城文集》，塑封都没拆开，正好便宜了我。于是空闲时间，就带着个笔记本在图书室度过了

先看的是《威尼斯日记》。此回读，为曾经的“见识”而羞愧不已。至此，也更能体会到阅读，是讲究缘分和年龄、阅历的。在合适的时候遇到合适的书，多么重要。或如《威尼斯日记》里说的，“好文章不必好句子，要有傻句子、笨句子似乎不通的句子，之后而来的好句子才似乎不费力气就好得不得了。”阅读中读过“傻句子、笨句子似乎不通的句子”后，方知《威尼斯日记》这样的“好句子”。

当然，关于阅读，阿城要说的其实很多。许多时候，他是欲言又止的。在《文化不是味精》中，阿城分享了他的“对角线阅读”法：某一页头里选一个词，中间选一个词，斜下角再选一个词，“如果是知道的，那就翻过去了”。当然，也有精读的时候，他读研究《诗经》的学术著作，像读《福尔摩斯侦探案大全》一样，读得“紧张，迷惑，释然，微笑，感慨或大笑乃至惊动了邻家的狗”。

阿城的阅读量之大，在他的许多随笔中可以看出来。要知道，他在写这些时，网络检索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甚至全无检索的。在《常识与通识》中，他也自言其向来来读书太杂，“杂到让人看不起的地步，杂到墓志铭上可以写‘读书杂芜，不足为训’”。

阿城很在意一个作家的“知识结构”。在他看来，一个写作者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所走的路能走多远。从小，阿城的知识来源，就异于他的同时代的人。从《遍地风流》中序言我们知道，他是在旧书店完成的启蒙。阿城中学时就从“学生范文选”里觉得文章不应该这样写。可是文章“应该怎样写呢”，当时的他并“不知道”。他喜欢看漫画，小学二年级在课桌底下看漫画《父与子》，被“一脸杀气”的女老师没收，一直未还。1984年买到再版的《父与子》，“翻来覆去看了一个月，终于将童年洗干净。”，阿城生于1949年，他上二年级，应该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能看到《父与子》，他接受的启蒙，真的跟同时代的人不同。后来，他通过小说《孩子王》里那个“孩子王”语文老师给出了文章“应该怎样写呢”的答案。

大概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阿城带着“又痒又泄气的状态去插队”，“三王”、《遍地风流》写的就是插队时的生活，也是插队时写的。那时阿城年轻，也就二十五岁左右吧。每篇写得都很短，后来看他和陈村的对谈，知道《遍地风流》里的文章多写在烟包纸上，“写到底就完了”。从一开始，他就“没有养成为发表而写作的良好习惯”，看《遍地风流》，容易让我想起《马桥词典》；这种感觉毫无缘由。

因为和同龄人不同的文化构成，阿城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和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不同。同是“反思”，同是“寻根”，他的“三王”置身于那么多作品中，辨识度多明显。阿城对小说的题材不太看重，“常多次地写同一故事，事后观察有甚么变化，并且觉得很有趣”，他这是从中国文人画不重视题材中得到的启发。阿城同样不看重的还有主题，但他的“三王”，都有相对比较明确的主题。然而，这并不矛盾。

看阿城的作品，古代笔记多给予其营养。他在《威尼斯日记》中多次提到的《扬州画舫录》，称“看过了还想看”，他还带着《教坊记》到威尼斯去看。他有一篇《魂与魄与鬼及孔子》的文章，里面对明清笔记的内容信手引来。同时，他还受《史记》影响很深，“深到不自觉”，深到不自觉受影响的还有古诗词。阿城的小说、随笔，亦受古诗影响很深。

《史记》，古诗，历代笔记……找寻阿城作品的源头，或许是无意义的。阿城就是阿城，阿城只是阿城。如他所说的，“好的小说随处都会有好的质感，可以从任何一点开始观赏。”“好的小说，基本都具有可以反复阅读的过程。”阿城一直强调去“腔”的写作，文集中的一本书直接取名为《脱腔》。多年后，阿城在自己的文章里评价《遍地风流》：“我的“遍地风流”系列短篇因为是少作，所以“诗”腔外露，做作得不得了。然而，或如孙犁所言，青年时的文章，“热情和泼辣之力”也是以后难得再有的。

研究阿城，“世俗”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词，谈小说时，说“世俗”；谈电影，他关注的也是中国电影的“世俗性格”。阿城的父亲是电影评论家，批判《武训传》时，有一个调查小组到武训家乡山东聊城去，这个调查组的负责人就是阿城的父亲。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电影评论家，阿城有一篇《父亲》，写于八十年代末。其时，他父亲去世不久。阿城觉得，中国电影的特点就是世俗的。而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本质就是世俗精神，而关于“文化”，阿城也有详细的讨论。“文化”都是世俗的，小说、电影这些文化构成成分，自然也是世俗的。在谈到江南的出家人的世俗生活时，阿城以鲁迅的小说《我的师父》和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为例。

阿城的兴趣真是广，光看他的《文化不是味精》的目录，就分为了电影、绘画、摄影、音乐之类，还有许多无法归类的文字。他还出版过《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等书。阿城是个好木匠，他的小说中有一篇写木匠的，这个木匠能修各式琴；据唐诺说，他可以修难度极高的明式家具，早年横穿美国的二千美元旅费靠的就是木匠手艺赚来的。阿城还是美食家，据说阿城做饭手艺很好。反正没吃过，但是写吃真是写得好，百余字写做麻婆豆腐，干净利落，做菜之人如在眼前正做着菜。他说家常菜如画牛，场面菜如画鬼，“画鬼容易画牛难”。他吃外国饭食，一路上带着四川榨菜，“不管吃过什么洋餐，嚼过一根榨菜，味道就回来了”，此为美食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