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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局之年，江西诗歌继续保持着创作上的新探索和新创造，取得了一定的创作成绩。本年度以程维、渭波、老德等为代表的“60后”诗人，以林莉、汪峰、牧斯等为代表的“70后”诗人，以阿斐、林珊、王彦山、漆宇勤、吴素贞、叶小青、刘义、周簌等为代表的“80后”诗人，以鱼小玄、丁薇等为代表的“90后”诗人组成的创作群体，在生态主义视域下的自然写作、乡村与城市互补的根性写作、新时代精神版图的主题写作等方面，积累了不少创作上的新经验。

一、生态主义视域下的自然写作

关于“生态主义”的理论核心，本文认可内蒙古科技大学副教授郭美玲的概括，并以此作为分析2021年江西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郭美玲概括道：“生态主义的理论核心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打破人类中心主义，将生态整体利益置于人类利益之上，并以生态和谐为最终依归。”[1]不难看出，生态主义视域下的诗歌创作，不仅要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关系，而且要揭示生态危机发生的深层次问题，以及专注于一种生命意识的表达。

从本年度创作发表的江西诗歌文本来看，生态主义视域下的自然写作，大部分都是探究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书写。比如林莉的组诗《春天里》，无论是在《姚江边》还是《在安乐寺听鸟鸣》，无论是在《春天里》还是《坐在山巅上的人》，无论是在《我们的田野》还是遇到《果园》，无论是《春天的表达》还是《傍晚》《燕子》《远山》等，都抒发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表达了诗人对“一首诗，从出生地域出发，从生命与土地、家园的生态完整性出发，建立起与大地、自然、心跳的密切联系和人文信仰”，以及“一种久违的感动和期许弥漫开来，一种来自大地深处的忧伤和庄严随风涤荡”[2]的生态主义情感。这不仅是诗人对“自然写作”与生俱来的一种诗艺认同与自觉，更是诗人构建起的具有个性化的新型的人与自然合一的精神谱系。但作为诗歌创作主体的人，当其在主观社会地位中不断找寻自己所期望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取向时，作为客体的大自然就会逐渐成为其灵魂栖息之地。比如林珊的组诗《玲珑路》和《亲爱的鲁米先生》，不仅反思了现实生活的人性回归，而且“体现了对于复杂、微妙的人生境况的关切与体认”[3]。而周玲在组诗《印山孤岛》及随笔《诗歌，宿命的回归》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抒写中，整合了她日常的生活经验。她谈起诗歌就会忍不住提起湖泊：“宽阔平静的湖面上，流云瞬息万变，暮归的渔船披着万道霞光缓缓而至，鸥鸟点立滩涂临水梳洗，它发亮的羽翼带来绵密的风声与佛光，此时人间安详，一切被赐予了无以言说的温情与眷恋。”正因为这些如诗如画的大自然景致就在她身边，每当黄昏时“路过人群，村庄和田野，像一株植物接受天地间所有光源的恩赐与照拂”，这样的日常生活不仅让她获得了新的精神文化视角秩序，也让不善言辞的她找到了情感积累的突破口，从而为她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更为深刻的“给我生命的地方一直温热着我的记忆”的人生感悟，以及更为开阔的“它和我热爱着的湖泊一样，每一行字里都能找见我的前生，每一滴水里都住着一个明亮的自己”的精神视野。

将思维的触角伸向大自然之后，并融于世界万物之中，再从大自然的万物中生发出种种思考，用诗意的文字，表达对人生、生命以及生存的深刻理解，是其中一部分诗人本年度创作的一个特点。比如范剑鸣的组诗《铺地膜的人》，诗人以“白糖”的前世今生化作一根神奇线，将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中提炼出的一颗颗诗意宝石串起来，并展现在大家面前：白糖在瓷缸里的样子、白糖制作成的巧克力、白糖诞生于蔗农种出的甘蔗、白糖曾经甜蜜的巢制作成的瓦楞纸。而叶小青的组诗《高升桥》、周簌的组诗《忽而不见》以及筱凡的《知遇》、浇洁的《谙源的蝴蝶》，诗人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体验和感知中，找到了生存与生命的内在秘诀。但是，范晓波在组诗《途经塔克拉玛干沙漠》中表达人与自然关系时，则是以旅行者的精神文化视角，作为对人生感悟和历史感知的内在视野出现：“沙漠是亿万粒沙子的集会/怎么会孤独呢/每一粒沙子被亿万粒沙子淹没/怎么不孤独呢”（《远望塔克拉玛干沙漠》）；“地上是热闹爱动的现代人/地下是沉默不语的古代人”（《在喀什古城》）；“捡玉石的人/成为墨玉河里最醒目的石头”（《墨玉河》）；“在和田/千年时间一点都算不上远/有时它就是几米黄沙的厚度/有时它就是你低头时/不经意的一瞥”（《在和田》）。同样，范丹花在组诗《每一个身体都积满血痕》中以此为视角，抒发了一种“一觉醒来感到十分快乐/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源于/对枕边人的爱情”的切身感受。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当前社会经济迅猛推进，使得“现代性的外在危机（如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与内在危机（诸如道德沦丧、理想破灭、人性异化等精神疾患）也日益凸现，现代性的美好允诺变成了对社会和个体一定程度的伤害，现代性的发展亦成了现代性的问题”[4]。因此，通过诗歌文本表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要反思作为人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还要反思灵魂和人性的返璞归真。比如程维的组诗《星辰始终没有陨落》，诗人在《无言以对》中所体现的“我会用身上最后十块钱去吃碗粉/而不是买一本诗集，如果我饿着肚子/读诗，上天是不会原谅的”以及“它源于饥饿，我拼命写作，是填补/精神饥饿，现在我饱食终日/面对电脑和白纸，一个手指也不愿动/废物或许就是这样养成的，有时/我扪心自问，往往无言以对，只剩惭愧”的主体性原则，对现代性以及当下的人和社会的反思就显得非常有必要。而组诗中的《鸟》，诗人以象征手法描写了一只鸟被涂污（抹黑）之后，遭到不明真相的群鸟的集体攻击，最后以凌迟的方式被毁灭。这种象征着具有典型的“主体间性”型的生态人格特征的人，在当下不在少数。“毁灭一只鸟这么容易，仅仅一个简单套路/那毁灭一个人呢，我不寒而栗”，这不仅仅是诗人的感慨，也代表了许多民众不安的内心。诗人借此呼吁，在网络自媒体发达的今天，以这种方式破坏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正常的生态环境的不良现象，必须要得到彻底的根治。另外，漆宇勤的组诗《拔杂草的人席地而坐》、伍晓芳的诗集《像雪一样飘落》中收录的组诗《大地的伤口》等，揭示了人类为满足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无休止地向大自然进行疯狂索取和开发，以及无端破坏大自然秩序的残酷现实。

二、乡村与城市互补的根性写作

在诗歌创作的原生性指向上，其实就是一种具有家园意识的根性写作。而且这种家园意识不仅是个人之根，更是民族之根。由于“‘原生性’不是人类活动未涉及的纯天然的自然形态，也不是人类原创文化的最初状态，而是当代人对现存原生文化现象本质特征的表述”[5]，所以，“原生”的指向是“源头”，也就是“根”。正如陈先发所说：“我们都是有源头的人。”“在当下，民族诗歌传统的伟大品格有两点值得我们去坚守。一是它的强大的与自然对话的能力，它的原生性，它的追求和谐的能力、追求内在气质整体性的能力，能拯救我们在工业化时代碎片的、矛盾的、玩世不恭的写作方式。二是民族诗歌对时代现实，家国命运在高度介入后的最忠实的记述能力，有一种扎根生存状态、呈现悲悯本性的道德力量。”[6]这里的“原生性”以及“扎根生存状态”，指的是现代性语境中的汉语（民族）诗歌自觉，也就是在城市与乡村互补的根性写作与家园意识中“传承中华民族诗歌传统的伟大品格及其道德力量”[7]。

基于中国五千年来的根性文化的深厚底蕴，许多江西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对于如何体现汉语（民族）诗歌的文化内涵上一直努力坚守着，在区别西方现代诗歌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上一直不断探索着。牧斯是一位家族观念比较强的诗人。他的根性写作与家园意识跟他少年成长的经历和工作生活的阅历有关，因此他的诗是一部家族史，是现代性语境中的乡村叙事。他说：“我写诗基本上在写事情，即让渡事实诗意，许多诗都是事件或事实在引导我。”[8]阅读他的诗，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并感受到诗人父辈们所饱经的岁月沧桑，以及他们所饱受的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比如他的组诗《十甘庵山乡》，诗人“以第一现场的方式去看待问题”的第一视角出发，来处理诗歌并构建其家族的灵魂。与其说他的诗是一部家族史，倒不如说这是一个民族的时代缩影，映衬出了中国古典农民的历史终结和中国现代农民的发展进程。

作为乡村的原生性文化在经历漫长的历史演进之后的乡村文明，对于许多从乡村走出的江西诗人来说，不仅是其诗歌创作的精神源头，也是其诗歌创作的生命之根。鱼小玄是一位具有强烈“根性写作与家园意识”自觉的诗人。在她的眼里，故乡的山村一切都是美好的；在她的诗里，故乡的山村是一个童话般的充满着爱的世界。她说：“故乡是我取之不尽拿之不竭的词语之村，令我‘恢复着诗歌的传统与韵律’。”比如她的组诗《皎月》，其中有两首诗作以故乡的“月”为主题。“月”在中国是“根性文化”之一，自古以来，许多文人墨客对月亮就情有独钟。诗人在作品里集中展示了诸如“樵夫的担子上坐了一枚月亮，月亮兀自打扮”（《月娘》）的新奇洒脱的丰富想象力，以及诸如“月亮扑通一下子落在了，清雾编织的渔网上”（《皎月》）诙谐形象的语言组织能力，并通过这两种能力体现了诗人情感的个性化。另外三首，诗人借助故乡的系列意象以及拟人、隐喻等创作手法，传递着她对爱情的理解：“只见他使劲吻着这一朵云。她心中茫茫/然而只知道这就是爱情。爱情也似一朵云/三月底开到四月中旬的李子花，/也误入了不愿再出的爱情。”（《白茫茫的李子花》）“她的水乡即将进入梦乡。/阿哥终于将船靠了岸，她抱起/这盆栀子花，走过青石板的小巷，/走过码头，走在起了薄雾的水路上。”（《阿哥的栀子花》）“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他现在老是想起年轻时/爱过的那个姑娘。每个人都有年轻时爱过的姑娘，/旧照片早就泛了黄，可他为什么又想起了她。”（《绿绿的葡萄》）在这里，诗人通过“李子花”“栀子花”“葡萄”等主题意象来激发作品中散发出来的个性化情感，因为这些意象是诗人眼中情感对应的客观事物。我们阅读时，本能地反应这是一种纯洁、质朴的爱情，就像诗人作品中没有污染的故乡一样。

同样，天岩的许多诗作也是由故乡萌发出的情感。他的诗集《所见》所收录的作品，其中乡土诗占了绝大部分，这也是他多年来不断耕耘积累的成果。天岩善于以个体客观化的视角和豁达的心态，并以现代性的审美眼光，打量这方红土地上的乡村生活。比如他在《乡野书》中写道：“我想告诉你/在外这么多年/我还是无法忘记你黑白分明的眼/你一弯腰一株一株植下的秧苗/你百灵一样的歌声/你起身时轻轻的/温柔的叹息。”在这里，诗人以客观冷静的抒写，将自己的主观情感融入到诗行中。另外，作品中洋溢着深厚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淳朴清新的乡村风格，也是天岩这些诗作的重要特点。又比如《穿过一片田野》《布谷鸟》《山行》《干塘》《暮晚》《光芒（组诗）》等，呈现出了一幅幅真实的乡村生活图景。诗人通过对这些乡村生活镜像的诗意抓拍，抒发了其最本真的生命情感。类似的诗歌文本。还有王晓忠的诗集《南方以南》中“家事如烟”一辑所收录的诗作等。

当然，城市也可以作为自己作品的精神源头。对此，我比较赞同田禾的观点，他认为：“曾经生活过的那片土地，可以把它叫作故土。去了别的生活环境或云游他乡了，在县城可以叫乡村为故乡，去了省城可以叫县城为故乡，出了国可以叫中国为故乡，生活在大海的人，可以叫大海为故乡……”“乡村和城市，都可以成为故乡，都可以给诗人输入不同的参照系，都可以激发出诗人内心的故土之情，从而在创作中不断思考曾经在故乡体验过的一切，并获得新时代乡村和城市的精神文化视角。”[9]此类诗歌文本，比如阿斐的组诗《阿斐的诗》、陈翔的组诗《以镜子般的耐心等候》、熊加平的组诗《俗世的回声》、李路平的组诗《新的一天》等。

此外，还有部分江西诗人在创作中，将城市意识与现代化视角下的人文精神融为一体，以超越心理感觉的想象调动语感，并展开丰富的遐思，将个人情感与时代观照，涵盖于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互补之中。这种理想生活状态中的乡村与城市意识，在作品的字里行间透溢出一种新奇而独特的诗意。比如老德的《冬天来了》、刘义的诗集《孤雁》、王彦山的组诗《青云谱》、漆宇勤的组诗《居住区》、吴素贞的组诗《凤求凰》、丁薇的组诗《边界》、阿郎的组诗《阿郎的诗（15首）》、汪亚萍的组诗《汪亚萍的诗》、董书明的《孤独时（外一首）》、林长芯的《雪没有下在这里（外一首）》、唐冰炎的《大雪（外二首）》、唐璟怡的组诗《有些事想起，会隐隐作痛》、郭海清的组诗《把一只唱歌的蟋蟀当成知音》、浇洁的《草场诗会（外二首）》等。

三、新时代精神版图的主题写作

新时代精神是一个范围比较广的概念，是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辩证统一。其版图中既有主流，也有支流，甚至还有涓涓细流，而且每一个主题方面，又都有无限宽广和丰富的不同层次及领域。就本年度江西诗歌创作的主流来看，应该说是坚持了重大题材的主题写作思想导向，坚持了诗歌创作与生活以及新时代精神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作为2021年的主题写作，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激发了不少诗人如火般的创作热情。比如林莉的组诗《中国颂词，大地回响》，诗人用了“发展篇”“创新篇”“畅想篇”三个篇章，抒写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所走过的艰苦之路，并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尤其是体现了以发展创新为核心的新时代精神，以及敢于创造的思想观念、追求进步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同样，毛江凡的小长诗《百年荣耀，奋斗之光》，诗人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撇开了那些可以构成诗意画面的场景，激情奔泻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以点带面通过对各个时期涌现出来的杰出的共产党员代表的抒写，彰显出了“幸福源自奋斗、成功在于奉献、平凡造就伟大”的新时代精神，以及“在新时代的雄阔画卷里/14亿奋斗者，汇聚成14亿束奋斗的光芒”的壮丽图景。另外，此类诗歌还有渭波的组诗《瞎爷老了》、汪峰的组诗《过横峰》、周锋荣的组诗《镰刀斧头的光芒，镀亮……》、杨立春的组诗《鲜红的旗帜》、张秀峰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永远年轻》、范剑鸣的《风展红旗如画》等。

对该主题写作，大多数诗人都是从历史入手，以追忆为着眼点来抒写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对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进行讴歌。同时站在历史和发展的角度，思考当下和布局未来。比如漆宇勤的组诗《将光芒的内核从黑的深处取出》、殷红的组诗《湘江》、胡刚毅的《一面旗（外二首）》、洪老墨的《红军的草鞋（外二首）》、熊加平的组诗《高高扬起的旗幡》、周启平的《在枣园（二首）》、灵川的《镰刀与锤头，中国红的源头（外二首）》、童心的组诗《一百年的阶梯上，我以后人的名义将怀念写给先辈》、徐建星的《七月抒怀》、念奴娇的《写给烈士刘甲茂的诗》等。这些诗作或进行百年荣光的宏大叙事，或从重要或重大事件到人民日常生活的微小处着手，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压迫，到新中国建立后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革，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艰苦奋斗和辉煌成就；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经过百年发展所形成的自强不息、勇于拼搏的新时代精神面貌和光明美好、催人奋进的新时代生活本质。

值得一提的主题写作，还有诸如“爱国主义”“新工业诗歌”“乡村振兴”等。“爱国主义”一直是政治抒情诗的主流，也是其最核心的美学特征。其中典型的有军旅诗。作为保家卫国的部队，爱国主义是政治所赋予战士的共性要求：顽强、勇敢、奉献、牺牲等等。但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这些要求在战士们的身上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比如刘九流的《那年战争》，通过对抗美援朝那段战争历史的再现，再结合诗人自身在部队生活的经验，抒发了对英雄的人民志愿军的崇敬与“中国独有的精神”的礼赞，抒情色彩浓郁。诗的第一小节便把“那时的祖国啊，一株绝壁逢生的小草”和朝鲜的“战火一烧再烧，业已逼近身上”联系在一起，说明朝鲜的战火已经在炙烤着新生的共和国；而且这种炙烤，即便是在70年之后，也能摸到火辣辣的灼痛。正是因为“小草倔强生长”，是“人民志愿军拿着‘万国牌’兵器”用鲜血换来的，所以当“战争止于三八线”时，已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从此让世界敬畏。诗人从开始指出新中国成立来之不易，到描写“1950年的深秋，祖国漫山红色/大地作好迎接寒冬。鸭绿江/一条并不起眼的江水。歌声雄壮。805步/这是一位老战士向战而奔的步伐，一跨/让一条江有了瀑布的气势与声名”，直至最后让高傲的敌人在停战协议上摁下鲜红的手印，处处都和“那年战争”紧密联系起来下笔。这样一来，就揭示了抗美援朝精神的重大历史意义，突出了“中国独有的精神”这一重点创作主题，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性，增强了作品的宣教作用，同时也体现了诗人的历史责任。在和平年代，《睡在堤坝上的士兵》通过对部队战士在抗洪抢险中所表现出的战斗不止的钢铁意志，以及勇于牺牲和勇于奉献等精神的抒写，并以自己刻骨铭心的体验和情感化的表达，再现了部队战士在“长达19个小时的抢险”后，原地和衣睡在堤坝上的感人场景。诗人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借助于直抒胸臆的形式，给人一种真实而深刻的感受。

对于“新工业诗歌”主题写作，虽然一直没有得到诗人们足够的重视，但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工业战线上的诗人对工业题材诗歌创作笔耕不辍，艺术地提炼了新工业战线上的典型形象，诗意地记录了新工业领域中的深入思考。比如汪峰的组诗《矿区》《他用一节电线移动天空》等，诗人把诗意的镜头对准了工业战线上的技术工人，截取了置身于火热劳动场景中忙碌的工作画面，探求了这些劳动者的心灵世界，并“用奇特的语言方式表述了劳动者的意义与自我定位”[10]。而在“乡村振兴”主题写作中，江西新余诗人则以“新余诗歌小辑”的方式集体亮相于《诗刊》2021年9月号下半月。其中有白海的《添谱》、刘琴的《新溪油菜花》、龚杰的《在昌坊，我做个聆听者》等诗作，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乡村振兴与新农村建设取得的突出成就，抒写了人民群众在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表现出的勤劳智慧、自强不息的新时代精神。

2021年的江西诗歌，客观地呈现了创作多元化依然坚定地继续向前推进的态势，以及文化视野的多重性，从而体现出了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特征。但需要指出的是，许多作品依然缺乏看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诗人在创作中所体现的思考不多以及高度不够，这也成了那些已经取得一定创作成绩的诗人如何突破自己的瓶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于已经过百年发展的新诗来说，如何避免现代汉语（民族）诗歌离自己的根脉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像西方某些语种的现代诗歌，这应该是当下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现代汉语诗歌写作需要真正思考的问题。其次，在生态主义视域下的自然写作，仅拘囿于诗歌文本如何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缺乏对生态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的思考，因为这种危机的内在根源不仅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它是“人的价值危机、精神生态危机，更深层面的是‘现代性’文化、制度的危机”[11]。再次，在时代主题写作方面，如何在政治理想和艺术理想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做得还不够好。特别是在这个契合点上，人性的复杂性还未得到有效的体现。以上几个方面，希望能够引起江西诗人真正的重视。

注释：

[1] 郭美玲：《生态主义视野下的华兹华斯诗歌》，《芒种》2014年14期。

[2] 林莉：《走向田野》，《诗刊》2021年5月号上半月。

[3] 王士强：《诉与谁人》，《诗刊》2021年6月号上半月。

[4] 雷鸣：《论生态批评的阐释方法——以新世纪中国小说为例》，《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4期。

[5] 傅安辉：《论族群的原生性文化》，《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6] 陈先发：《我们都是有源头的人》，《诗刊》2004年12月上半月刊。

[7] 杨四平：《21世纪中国新诗的知识谱系改造》，张炯、白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0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87页。

[8] 牧斯：《创作谈：事实即诗》，《江南诗》2021年第5期。

[9] 刘晓彬：《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双重视野下的乡土写作》，《草堂》2021年第5期。

[10] 康宇辰：《书写人间之爱的方法》，《草堂》2021年第8卷评述。

[11] 雷鸣：《论生态批评的阐释方法——以新世纪中国小说为例》，《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