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2年第1期｜林筱聆：故香（节选）
林筱聆，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远芳》《茶王》《心弈》《女镇长》及中短篇小说集《佛跳墙》《秘密》等。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啄木鸟》《作品》《山花》等文学期刊，多篇中短篇小说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
故香（节选）
林筱聆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诗经》
一
这一次，上帝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鹰隼”号快剪船停靠在加尔各答港，亨利先生通知我们带行李下船。亨利先生是希尔公司的股东，同时也是此次在伦敦招工的代理人。看他招的都是水准一般的经理，我推测他也高不到哪里去。
不是常规的补给吗？我合起《在茶叶的故乡——中国的旅游》，完全没有起身的意思。上船前，约翰叔叔送了我罗伯特·福钧的两本书。相比《漫游华北三年》，我更喜欢这一本。转头望向窗外，岸边有黑色的浪潮涌动。那些等着搬卸货物的苦力们欢呼着奔跑着拥挤过来，快剪船俨然一个刚出炉的大蛋糕。他们的头发是短的，皮肤或者黑色或者棕色，这让码头的下午无端生出深色调的灰暗，没有一点亮光。中国人不应该是有辫子的吗？我指着那群苦力，惊叫着站了起来。这不是中国，这是哪里？
尽管我对中国的认知仅限于几本书，以及茶馆听来的故事，但中国于我来说并不陌生。这个港口完全不符合中国的气质与形象。父亲的茶馆里经常有水手光顾，来得最多的是远东航线的水手。每次远航回来的头几天，是茶馆最热闹的时候。水手们三三两两地来，每个人手上都会带一两个茶样，那是他们远航夹带的“私货”，一般少则三五十磅，多则一两百磅。水手们总说这是公司允许自家私用的茶，大家心照不宣。父亲是个鉴定茶叶的高手，水手们都信服他的评判。父亲相信茶叶老祖宗中国人的方法，沸水浸泡个五分钟，强弱、高低自然分晓。他给每泡茶下的结论比那些品茶师还专业：如果两三遍冲泡后，茶汤还能保持原有的色泽，他会说“这茶是站着的”；如果他说“这茶扁塌塌的”，那说明这茶毫无生机与活力，也完全没有足够的香气；如果茶香浓郁，滋水醇厚又不苦不涩，他会竖起大拇指，连说：“全茶！全茶！”当然，过后，父亲总能优先以非常合理的价格从水手们手上买到高等级的工夫、小种、白毫、松萝、熙春。第二年春天，伦敦才开始茶叶拍卖，拍卖价年年攀升，再加上竞拍经销商和零售商的中间利润，茶叶店的进价总是高。父亲会象征性地购买一些低等级的武夷，这样不容易引起关注，茶馆的生意才能一直做下去。
去过中国的水手都很有意思，满嘴都是说不完的故事。在我看来，中国像是一锅熬得相当浓稠的汤汁，往边上轻轻一沾，便很有味道。只是这汤汁有些古怪，不同人会沾出完全不同的味道来。小的时候他们会告诉我，中国男人的辫子很长。他们还会告诉我，中国的女人在我这么大的时候就要被裹脚。我更喜欢约翰叔叔，他带给我另外一个中国。他是父亲最好的朋友。从我出生起，家里就从来不缺中国的东西。小到小孩玩的拨浪鼓、风车、七巧板、九连环，大到一个花瓶、几个茶杯、几副碗筷。有一次，他甚至带回来一个大茶壶，结果刚下船就摔碎了。他会说，嗨，托尼，等你长大了，我带你去中国！他还会说，托尼，等你长大了，娶一个中国的小脚姑娘，头发乌黑，眼含微笑，话语温柔，又乖又巧。他知道许多关于喝茶的故事。他说，很早以前有个葡萄牙水手去中国，结识了一个官员。官员送给他一包茶，回家后，他请来亲朋好友一同分享这异国珍品。结果，水手上街买瓶酒回来，发现母亲把茶煮熟了，把茶水倒掉，所有人正围坐在桌前吃茶叶。水手问，怎么不喝茶呢？母亲说，茶都这么难吃，那水也好不到哪里去，我早把它倒掉了！我们都在笑水手的母亲傻，他便讲起他十六岁第一次跟人去茶馆里喝茶的笑话。有天早上，水手相约早早去茶馆，伙计摆上几碟花生米、瓜子之类，又给每人座位前摆上一个上有盖子下有托碟的小瓷碗。伙计说了句什么，他没听明白，以为让他们喝茶，打开一看，里面就几颗茶。等了好一会儿，见伙计没再来，他就问，怎么中国人喝茶不加水？有个老水手告诉他，中国人一般都是吃茶，吃茶吃茶，你不明白？他一听，原来如此，果真把茶拿出来一颗颗地往嘴里塞。一嚼，又粗又硬又苦又涩，正要诉苦，就见伙计提着大水壶上来了。伙计逐个打开碗盖，逐个往盖碗里加水，他这才知道自己上当了。伙计一转身，他抓过盖碗就喝，结果嘴巴被烫得起了泡。他非常详细地讲解了中国人如何用一手持托碟端起盖碗，一手捏起碗盖压住碗口阻挡茶叶流出，我觉得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斯文的喝茶方法了。
哪来那么多问题！难道约翰没有告诉你吗？我们公司招的是种植园的经理，去中国的是其他公司。我们的种植园在印度，可不在中国。亨利先生没有约翰叔叔的好脾气——或者，两个多月的海上生活让每个人都失去了耐性。他显然看到了我的书。你以为你这是要去旅游？你要去中国也可以，种植园挨着的就是中国呢，走过去就到了。
他说得如此轻巧，仿佛印度与中国只是隔着一堵墙。这种感觉非常不好。就像你眼见着加进红茶里的明明是糖和奶，喝进嘴里却满是豆蔻、茴香、胡椒、丁香的味道。但我已经没有选择的权利。父亲破产了——曾经带给他财富的东印度公司，这回成了祸害。从母亲去世的那年秋天起，父亲便时常闷闷不乐。母亲是个缘故，但似乎并不仅仅如此。公司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他不愿跟我多说。那两三年，约翰叔叔经常来家里。一天晚上，我听到父亲在找约翰叔叔借钱，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我听到约翰叔叔说，都已经跌成这样子，不能再买了，你这是在赌博！父亲的眼里喷着火，说，就是赌博也不可能一直输，是吧？约翰叔叔还想劝说，父亲却不想听了。
父亲无心经营茶馆，生意越来越差。去年，房子被银行收走后，他再给不出我的大学学费，我只能回来帮他打理茶馆。经常有人来讨债，他开始酗酒，没日没夜地喝。水手们仍然找他鉴定茶叶，可醉过酒的嘴巴也难以清醒，客人们总说茶馆的茶味道变了。我讨厌这样的父亲。他的父亲原本在伦敦最繁华的地段开着一家名为“美丽花园”的奢华茶苑，因为一次投资矿产失败，祖父以酒浇愁，一个冬天的夜里醉酒冻死在路边。他是他父亲的翻版，我们经常吵架。我几次交代约翰叔叔帮我找份工作，我想离开这个令人心碎的地方。约翰叔叔总是试图劝阻。几天前，他突然来茶馆找我。你说你想离开伦敦，你想去哪里？约翰叔叔问。
中国！我几乎是脱口而出。离这里远远的！
明天有船去中国，真的去吗？
去！一个小时前，我刚被还没酒醒的父亲打了一巴掌，正巴不得马上离开。什么工作？
茶叶种植园经理。约翰叔叔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他妻子的侄子一个星期前去应聘了这个岗位，因为母亲突然生病，孩子决定留下来照顾。约翰叔叔一探听，招工代理人是以前的一个朋友，就向他推荐了我。
约翰叔叔是个认真的人，他不可能连地方都没有问清楚。除非，他跟我一样想当然地以为只有中国才有茶叶种植园。这些已经不重要了。现实和理想之间隔着的不仅仅是大西洋和印度洋。我的前途随着远去中国的“鹰隼”号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久前，它刚创下九十七天完成从英国前往香港的航程。我的命运就跟此刻堆放在岸上的大批英国布料一样，被迅速分割瓦解。布料的运气比我好，那么多人围着它们团团转。它们被奉为上宾。而我，不会有人顾及我的失望。世界像是一个倒流壶，某个节点上倒进去的东西，会在另外一个节点上再流出来。两百年前，东印度公司将印度的棉布运回英国，棉布带来的舒爽让西方人的生活慢慢告别野蛮、粗鲁，甚至变得细腻而又丰富。因为进口棉布冲击了本土毛织物和绢织物工业，政府先后通过了《禁止进口棉织物法》和《禁止使用棉织物法》。而现在，不种植棉花的我们用纺纱机生产出更为便宜、精细的棉布，反过来卖给印度，卖给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产棉花国家。这真是一个荒谬的世界，我们却只能接受。
二
在加尔各答过了一夜，第二天，我们便坐上开往阿萨姆的蒸汽船。蒸汽船后面拖着平底船，平底船上黑压压的一片，起码有五六百个苦力。主要是孟加拉人，来自那格浦尔、比哈尔地区久居丛林里的部落土著，奥里萨的东柯里亚人，以及桑塔尔帕尔加纳地区的噶兹人，他们将分别被送往包括希尔公司在内的多家茶叶公司下属的几个茶叶种植园。一堆人坐在甲板上，你根本看不出他们脸上什么表情——或许，他们脸上根本就没有表情。蒸汽船上的人们表情可就丰富多了。新招来的茶园经理、助理都是非常年轻的白种人，他们表现出兴奋和好奇，这边走走，那边看看，对于这份即将开始的工作显得很是迫切。兜售小商品的商贩们跑前跑后，两周多的船上时光无疑再一次散发出强烈的卢比之味。各家公司的职员、受指派前往各个茶园实地检查的调查员，多是英国人，他们显然已经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一路都在抱怨差事的苦累。一开始，阿萨姆只有东印度公司和阿萨姆茶叶公司，自从几年前，坎宁勋爵颁布一项法案，规定如果种植园主种植茶树的土地没有连带债务和抵押，就可以获得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五十家公司在阿萨姆建有几百个茶叶种植园，成千上万的人拥进来。
船上有不少欧洲人。他们可能是医生、船长，是药剂师，或者是退伍军官，以及刚脱下制服的警察，他们都想在阿萨姆挖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茶园。当然也可能是东印度公司、梅尔公司、贝格邓禄普公司的职员，他们的公司在这里开辟了很多茶叶种植园。希尔公司此次从伦敦招聘来的十几个人已经自动分成了几个小群体，咖啡馆服务生跟餐厅的厨师、银行小职员在一起，木匠和铁匠在一起，植物园园丁和农场工人在一起。他们总是在聊发财的事情，仿佛那是一个永远聊不完的话题。要去的地方似乎遍地金子，随便一刨就能刨出一大块来。反正，总能听到非常荒唐的事。协议里的薪水并不高，一年无非一百五十英镑，但正如代理人亨利先生说的，我们想招的是人才，三年后，你们可以从茶园发出的每一批茶叶中抽取佣金。想想吧，到时你们自己就是个小老板了！但愿他没骗人。
我总是独自一人。一路上，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准确地说，是没有可以说得来话的人。这注定是无趣的航行。
这天午后，亨利先生喊我过去，他的身边站着两个中国人。那么光的大脑门，那么长的黑辫子，很是引人注意。年长的那位四十来岁，个头矮小，白白胖胖，罩在长袍外面的褂子跟他脸上的皮肤一样细腻光滑，应该是丝绸缎面的，里面还衬着丝绵。他的眼睛又圆又鼓，很深的双眼皮，一脸和善的笑。年少的那位身着棉布衣裤，应该是伙计，跟我差不多年纪，瘦得像根中国筷子。
来，让我们林老板认识一下！亨利先生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跟他们做了介绍。我们这位托尼先生可是个中国迷，他昨天还以为我们要去的是中国呢！他们家世代开茶馆，专卖中国茶。亨利先生要去找招工机构的监工谈苦力的事情，就这样把两个中国人交给了我。
是吗？林老板一脸和善的笑，他说的是非常流利的英语。那你最想去中国的哪里啊？
刺桐港！我几乎是不假思索。
你知道泉州？林老板显得非常惊讶。
听说那里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到了晚上整个城市灿烂无比……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跟人好好说话了，这勾起了我强烈的表达欲望。我尽量还原书里关于刺桐的描述。十二岁生日那天，父亲送我《马可·波罗游记》。他说，很多人质疑内容的真实性，但我和我父亲都深信不疑。我父亲一直想去产茶的中国看一看，我也想。
林老板比画了一下自己和伙计，说，我们的家乡就在泉州。他的话语总是非常简洁。
“筷子伙计”补了一句，我们老家安溪也产茶，你们英语的“tea”就来源于我们的闽南语“茶”。他的外眼角上扬，藏不住的欢喜。他的发音有些奇怪，像是糖里夹杂着一两粒细沙。
我很好奇，你们那儿产什么茶？
铁观音。特别香，特别醇厚。“筷子伙计”一脸的神气，那神情好像也能释放出茶香来。他说的明明是英语，却又夹带着一两个我听不懂的词汇。这应该就是约翰叔叔说的远东贸易经常使用的混杂行话，福钧去中国听到的把葡萄牙语、英语、中国话、马来语等语言大杂烩在一起的洋泾浜语大概就是这样。
铁——观音？也是一种茶？是绿茶？红茶？看“筷子伙计”一再摇头，我也摇起了头。
你居然不知道我们安溪的铁观音？“筷子伙计”有些生气，话语中充满了不屑。你们家还世代开茶馆呢！那表情就跟英国人无法相信居然会有人不知道女王是谁一样。
林老板打了个圆场，说，英国人一般喝绿茶和红茶，他们不懂乌龙茶。
你们可能不知道，英国现在基本只喝红茶。十几年前伦敦世博会上公布说，你们会在绿茶中掺杂石膏增加重量，还会用普鲁士蓝和铜绿来给绿茶染色……很可惜。
这很好。幸亏你们只喝红茶。林老板的大眼睛里闪过狡黠。他的话让人听起来很不好明白。
他看到了我手上的书，问，你看的是《在茶叶的故乡——中国的旅游》？
你知道罗伯特·福钧？我一下子就来了精神。严格来讲，他只知道这本书，知道有个人把茶叶从中国带到印度，但不知道那人是福钧，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带的。展现我的时刻到来了，我饶有兴致地告诉他们，福钧剃了个光脑门，用马鬃在头上编出大辫子，穿上中国人的装束，成功地骗过官员、城门守卫、船夫，顺利到达产茶区；成功收集到茶苗和茶籽后，福钧请当地木匠打造出八个玻璃做的沃德箱，用来装茶苗，把虱子灰拌进茶籽里防腐，分别托运于四艘货轮，一月从上海出发，三月底才到达加尔各答……
怎么会用那么久？“筷子伙计”打断了我。
原本可以更早到达加尔各答植物园，没想到货船因为生意的事情，先到锡兰转了一圈，这耽搁了很多时间……
这很好。林老板的话让人很难理解。
你说那个箱子叫什么？“筷子伙计”关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沃德箱。
海上那么长的路途，怎么浇水？
不需要浇水。这个原理很复杂，跟你讲你也不一定清楚，反正你只要知道不需要浇水就可以了。我长叹了一口气，唉，可惜阿拉哈巴德那个讨厌的政府官员，他干了世界上最蠢的一件事，他打开了那个玻璃箱，结果……我卖了个关子。
结果怎么啦？“筷子伙计”果然很着急。
唉——我叹着长气，说，到达萨哈兰普尔植物园的时候，一万三千株茶苗只活了一千株，很多茶苗上还长满了真菌和霉菌……
后来呢？“筷子伙计”还是着急。
后来就全烂了，一棵都没活。可惜了！我说。
是有点儿。“筷子伙计”话语中似有惋惜。
这很好。林老板望向他的伙计，说，幸亏他打开了那个玻璃箱。
这很好。“筷子伙计”轻轻附和了一句。
这怎么好了？要不是后来福钧有了新的创意，把茶籽直接种在沃德箱里，肯定没有茶苗活得下来。我想起了他们的铁观音，突然就失望起来。可惜福钧没有去泉州。
他去了也没用。福钧做得再好，碰上那个笨蛋植物园主管詹姆森也没招。他坚决要在平地种茶，要用大量的水灌溉……他们以为种菜呢？“筷子伙计”的语气里有一种嘲讽的味道。
幸亏有那个主管。林老板又冒了一个“幸亏”出来，他没有笑。
我有些糊涂了。这个林老板“幸亏”来“幸亏”去，他简直就是个“幸亏先生”。有人跟“幸亏先生”打招呼，他微微一笑，往旁边走。现在就只剩下我跟“筷子伙计”了。
你很崇拜那个福钧？“筷子伙计”问。
托马斯·杰斐逊说过，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能够被接纳的最伟大的贡献就是给它的文化带来一种有用的植物。福钧做到了。
是啊，他做到了，他担当了一个强盗的角色。
我无法接受“强盗”这个字眼，它和他严重冒犯了我对福钧的情感。你太狭隘了。最起码，他让中国茶更进一步走向世界。
你这是典型的强盗逻辑，我们不要这种走法。你们英国人利用我们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来打中国，利用中国人的纯朴善良来抢夺中国的茶、骗我们的人……
我意识到了问题。他绷着脸，胸脯剧烈地起伏，拳头握得紧紧的，眼里有东西在涌动在燃烧。此刻，我想我已经挑战了眼前这个中国人的底线。或者说，我都忘了他是中国人，尽管他说着不是很纯粹的英语。
平底船上传来几声尖叫，我顺势开溜。
三
许多人往船尾的甲板上拥挤。蒸汽船很快靠岸停了下来，招工机构的监工带着医生爬上平底船。几分钟后，他们回来了。亨利先生问，怎么啦？后头船上出什么事了？
死了一个孟加拉人，这没什么大不了。监工回答得非常轻松。这事经常发生。
下午，医生往一块小木板上贴出了第一张讣告。有水手说，除了最终上岸的苦力，种植园园主还需要以这些讣告为依据，为前往种植园路上的亡灵付钱给招工机构。
一路都在逆流而上。几乎每隔一两天都会有关于苦力的讣告。有时候是痢疾，有时候是热病，有时候是说不清楚的病因——可能是霍乱，也可能是天花。没多少人关心。
过了贾木纳河，就进入布拉马普特拉河，河面非常宽阔，河流相对和缓。这条河发源于中国境内的雅鲁藏布江，最高处海拔有五千多米，流入印度后海拔只剩下一百米左右。两岸除了黄土就是茂密的丛林，没有任何建筑，也不见任何人。船速慢下来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到水面上不时有缓缓移动的水纹，仔细一看，水面下一条巨大无比的鳄鱼在游走。近水岸边，经常看得到成群的鹈鹕。
蒸汽船的条件跟快剪船没法比。拖着一辆笨重的平底船跑得不快不说，声音还大得出奇，整个船舱的顶棚随时有被拆掉的危险。气压似乎很低，空气又闷又湿。微微有点儿西面吹来的风，平底船上的气味显得特别重。
蒸汽船停下来的时候，已是深夜。平底船上的苦力都被赶上岸——狭小的空间容不下几百个人同时躺下。他们像是得了天大的自由，欢呼着一路小跑，叽里呱啦。招工机构委托的几个士兵大声呵斥着，拿枪捅着这个，挡住那个。他们乖乖就地坐下、躺下，岸边一片漆黑。夜晚是最难挨的。所谓的床大概就只是一块木板而已，没有床单，更别提枕头。房间里像是放了一千只一万只蚊子，到处都是小型轰炸机。我用衣服把头包得严严实实，只留两个鼻孔出气，还是睡不着，索性就爬起来。甲板上空空荡荡，驾驶室里的水手歪坐在椅子上打着呼噜。两个放哨的守卫歪靠着，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慢慢也没了动静。我在船头甲板上找了个位置坐下。二月底的河风吹来还有些凉，水气又湿又重。如果这时能来上一杯父亲冲泡的红茶，感觉应该会好很多。父亲一定也想着我去往中国了，可是现在，我却人在印度。
砰的一声，船尾方向像是有什么重物掉到了地上。紧接着，有个黑影猫着腰碎着步子往岸边走。那黑影走走停停，不时回头望一眼蒸汽船，最终走向那群苦力。黑影蹲下身子，最边上的一个苦力坐了起来。似乎没有任何言语，黑影像是递过去一个什么东西，而后迅速反身离开。几秒钟后，第二个，第三个……像是砍倒的树桩被重新扶起，相邻的苦力一个紧接一个坐了起来。
我蹑着脚走向船尾。黑暗中，只有一个特别瘦长的身影。是他？我伸手拦住了“筷子伙计”。你干什么去了？
没……没……“筷子伙计”受了惊吓，倒退一步往边上躲。我睡不着，上岸走走！
是——吗？我追着贴过身去，加重的语音被刻意拉得很长很长。我知道，他对我藏着秘密。一只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他说出来的，只是大家都看得到的鸵鸟屁股。他不敢招架，只一味疾步快走。这更坚定了我的判断，他一定想盗窃苦力去卖。走船多年的船长说，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个苦力比一头牛值钱。有时候仅是从一个茶园转运到另一个茶园，半路上就被抢走了……
我的旅途突然变得不那么枯燥乏味了。
早餐，餐厅里显得有些嘈杂与忙乱。船长和厨师在不停交流着什么事，厨师说得有些激动。几个水手进进出出，相互嘀咕着什么。亨利先生和“幸亏先生”坐与我相邻的桌子，“筷子伙计”走进来，径直在我对面坐了下来。之前那么多天，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表现，有些东西正在发挥作用。
这个给你。“筷子伙计”递给我一个糖果大小的红色圆罐。他指了指我的脸，又指了指我的脖子，示意说，万金油，抹一抹，蚊子不敢来……
他定然是在向我示好。我领了他的情，但不说谢谢。
船长拍了拍手掌，示意大家安静，许多张嘴依然没有停下，它们咀嚼食物，交流储存了一夜的想法。船长又说了一长串，我不明白他说了什么，可餐厅里瞬间炸锅了。我听得懂的听不懂的声音搅在一起，像在打架。我不由得把目光投向这个能把乱七八糟的话混在一起又说得很清楚的中国人。蚊子于他似乎不成问题，他的脸上、脖子上不像我们密布红点。
说是昨晚厨房里剩下的一大盆米饭突然不见了，厨师怀疑有人偷拿。他帮我翻译。
这船上谁会去拿米饭？米饭又不好吃，有什么好拿的？我好生奇怪。
有招工机构的监工率先站了起来，说，一定是那些黑鬼！
肯定是！有人支持。
不是他们还能是谁？众人呼应。
如果你们给那些苦力吃饱饭，人家哪里需要偷米饭？“筷子伙计”冲着招工机构的监工喊了一句。他喊的是混杂话，话里有英语有印度语，却同时让英国人和印度人都听得明明白白。这个情况很有意思。印度人把丁香、小茴香子、胡荽子、芥末子、姜黄粉、孜然、葫芦巴、辣椒等统统搁在一起，做成了咖喱。他们再无法从咖喱里分出哪是丁香，哪是小茴香。眼前的这个中国人，不仅能把不同国家的语言像印度人煮咖喱一样炖，还能让听的人清楚地从他乱炖在一起的话里厘出对自己有用的信息来。这是一种天大的本事。
谁说我们没给他们吃饱？他们永远都吃不饱的！招工机构的监工在辩解。
我昨天都看到了，你们给那些苦力吃没有煮的米。没有煮的米怎么吃？你们简直不把他们当人……“筷子伙计”突然停住了话。我看到“幸亏先生”瞪了他一眼，又转过头去与亨利先生说话。他又小声地嘀咕了一句，苦力吃不下米，他们就可以把更多米拿去卖给船长。
几个招工机构委托的监工同时笑了起来。一个说，他们本来就是用来干活的！另一个补充说，给大象吃的东西需要煮吗？一船的人似乎都在笑。“筷子伙计”呼呼地鼓着腮帮子，盯着“幸亏先生”看。不认同他们的观点，但我需要整理一下措辞，我不想因为几个黑人得罪这些将来可能需要密切打交道的人。这个时候，亨利先生站起来发话了。如果因为你们把没有煮的米给苦力吃导致他们死亡，我是不会付钱的！他的话很管用，抑或是他口袋里的钱管用，招工代理立即服了软，对他各种表态各种承诺。
四
我全叔一定跟亨利先生说了什么，不然你们老板肯定不会这么说。“筷子伙计”有些洋洋得意。可我分明看到对面的“幸亏先生”埋头吃他盘子里的东西，连头都没有抬。我的脸上一定显现出了狐疑，“筷子伙计”立刻接了下去。你不知道我们林老板在巴城的木木茶铺生意有多大。几十年来，他们家一直是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商船在巴城的大供应商。荷兰商人最懂得中国礼节，中国人喜欢跟荷兰人打交道。三十年前，东印度公司海外贸易垄断权被取消，老亨利先生开始做茶叶生意，找的第一家中国茶铺就是我们老板的父亲开的。老亨利先生人很好，不像一般的英国人，两家的生意就一直这么做下来了。如果不是这么深的交情，亨利先生也不可能带我们来这里……我很关心他们来这里做什么。“筷子伙计”却突然转换了话题，说，你将来有什么需要，对工作不满意什么的，尽管找我，我让我们老板跟你们老板说，肯定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他把胸脯拍得嘭嘭响，仿佛那是一面可以敲的鼓，而他没有说出来的秘密却怎么都敲不出声响。你不知道我们老板家多有钱。你不是知道武夷吗？武夷山那儿有十八座山峰是他们家的，幔陀峰、宝国岩、霞滨岩等，他们在每座山上都建有茶厂，十八个茶厂噢，产的都是最好的武夷。
你们安溪自己不是也产茶吗？干吗又跑到武夷去种茶？我觉得他的大话里有问题。
林老板的祖上不是穷嘛，就去庙里拜佛抽签。关公托梦告诉他，要往北、往北，北面是他的福地。他一路向北就到了武夷，在一个岩茶厂当雇工。一天夜里，白马托梦与他。第二天他循着梦境，挖出一大堆白银。后来，他先后买下附近十八座山峰种茶，家乡的老枞水仙、梅占、软枝乌龙、本山、肉桂、铁观音，能找到的茶种都在武夷山上种了个遍……我们重新坐下来好好吃饭。不知怎么的，像是突然就有了交情，我们慢慢地讲到了自己。他姓王，名之信，跟林老板是同乡，六年前去厦门木木茶铺当伙计，两年前被派往巴城。林老板答应他，等他做够七年，满二十二岁，会另外开家茶铺让他打理，还会帮他娶一门亲。他的眼睛笑得眯起来，说，当然啦，她最好是个乖巧的女人。
果然跟约翰叔叔说的一样，中国人都喜欢乖巧的女孩——虽然“乖”与“巧”像是难以调和的矛盾体。我也跟他交换自己的信息，当然，我不会告诉他父亲破产了，这没有意义。日子似乎一下子开阔起来。有人值班的厨房里没再丢什么东西，半夜里也没再见他上岸。人难免有犯错的时候，是的，我不会多说。到了古瓦哈蒂，河面突然变窄，船速慢了下来。过了最窄处不足半英里的地方后，河面恢复了宽阔，很快就进入了密集的茶区，不断有人下船上船。这些当过医生、船长、药剂师、军官，以及刚脱下警服的英国人，都想在阿萨姆挖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茶园。经理同行们根据亨利先生的安排，也先后在不同的地方下船，通常是两三个人结伴。每个下船的地方，都有种植园派来的人提前候在那里。有时候，一艘很小的独木舟上坐着两个人，那意味着有一段更难走的路在前头。有时候，或者三两个人或者只有一个人等在岸边，但都会有一头大象。每一两个经理下船，一般都会同时带走几十个苦力。还在发烧的那个北爱尔兰人看起来情况很不好，走路尚且走得摇摇晃晃，但安排他去的茶园到了，他只能下船。希尔公司新聘的医生只有一个，他一直在船上。我希望北爱尔兰人去的那个茶园里就有医生马上给他做进一步诊断，吃上药好好睡上一觉，情况或许很快会好起来。什么都影响不了我们继续前进，船越跑越快。
接近上游的地方，亨利先生、医生、两个中国人，还有我和一个苏格兰人，我们一起下了船。船上剩下很少的几个人，基本都是服务于东印度公司和阿萨姆公司的职员，以及招工机构的几个监工。来接我们的是哈瑞，公司茶叶生产部负责人，同时还是公司驻地种植园的经理。他是亨利先生姐姐的孩子，来这里已经三年。他和一个士兵模样的人各骑着一匹马，两头大象的背上分别坐着一个驯象人。哈瑞安排我们每三个人坐上一头大象走在前头，他和士兵则负责驱赶走在后面的那些苦力，士兵肩上扛着枪。偶尔，他也会跑到前头来招呼我们，但更主要的还是跟亨利先生介绍最近植物园发生的事。比如又平整出了多少茶园，压了多少茶苗，再比如又死了几十个苦力，患热病的又多了几个。空气依然有些潮，但也有几分清新，精神一点点活络起来。森林基本处于原始状态，两旁的树木高大茂盛，藤蔓植物缠绕其间，时不时有不知名的鸟叫声，一群猴子在树上蹿来蹿去。我感慨了一句，这里简直是人间天堂。哈瑞说，那是！住久了，那些野鹿、野猪、野鸡、野鸽子啊什么的你都会见腻，白鹭、黄鹂也有，还有会开屏的孔雀，还有那种世界上最小的蜂鸟……哈瑞越说越兴奋，我前天见到独角犀了，真的只有一只角，那皮跟大象一样厚，皮上密布着许多圆圆鼓鼓的疙瘩。他昨天特意进到丛林里打了几只山鸡，今晚要请大家吃山鸡宴，这山鸡宴包括咖喱鸡、烤鸡块以及山鸡汤。山鸡汤触发了亨利先生的谈兴，他聊起上次在巴城喝过山鸡汤去听南音跟人打架的事。我正好奇什么样的音乐会好听到让几个男人为之打架，“幸亏先生”居然开口唱了起来。“三千两金费去尽空，今旦流落只苏州……”丛林像是为这段小唱紧急清了场，那些刚刚还在欢闹的各种鸟儿也忘了歌唱。
作为回应，亨利先生让坐在我前面的苏格兰人也来一首英国歌曲。苏格兰人唱的是一首流行很广的歌曲。“当你走进一家破落的织布店，两三部织布机映入眼帘，如同废物一般被冷落在角落。你问这般光景是何原因？店里的老母亲说得可怜：女儿们因为织布机不方便，离家到工厂去赚钱……”不可否认，苏格兰人的嗓子很好，音准也很好，他唱得很欢快。可是，这破坏了氛围。
走了几个小时，总算到了驻地。一大片都是新开辟出来的平地，翻出来的泥土还有着新鲜的味道。两座单独的木头房子，一排平房，四周已经围上篱笆，篱笆外有一大排高大的树。哈瑞说，将来那些篱笆会刷上白色，树干也会刷白，还有院门户门都会刷白……我琢磨着，篱笆围起来的区域内住的是白皮肤的欧洲人，刷上白色，丛林里的猛兽才会跟棚屋里住的黑人一样，不敢轻易越过这晃眼的边界来冒犯我们。平房四周将来还会种上万寿菊、牵牛花之类的花花草草，它们更容易成活并能迅速繁衍出成片的绿意。再以后，不远的地方会建上网球场，将来公司的职员来此度假的时候，除了打猎，又多了一个娱乐项目。隔着一段距离，是几排大窝棚，刚买来的一百多个苦力被赶到那里，大象和阉牛就养在大窝棚的边上。再隔出一段距离，有几间平房，那是一个茶叶加工厂。驻地四周都是规整的茶园，有一英尺高的茶树，也有新栽下的茶苗。远处，有一小片高大的野生茶树。再远处的山顶上，有一座富丽堂皇的楼房，那是总督来此度假时下榻的地方。
亨利先生和“幸亏先生”住进单独的木头房子，我们三个被带进平房。房子果然跟看起来的一样好，床铺、被褥、桌椅、柜子，日常生活需要的物品应有尽有。虽然比不上伦敦的楼房，但比船上强出百倍。椅子上搭着兽皮，坐上去又柔软又暖和。墙上钉着一只鹿角，我们把衣服挂在上面。更重要的是，平房边上就有个小水池，水池里蓄着从山上引来的泉水，清得可见人影。哈瑞的山鸡汤还没熬好，做烤鸡块和咖喱鸡都需要用到的葛拉姆马萨拉还在制作当中——这种东西需要由豆蔻、丁香、花椒等三十种香料碾磨成粉，混合在一起。亨利先生招呼我们到他那儿喝茶。
五
中国人可真是讲究。王之信不喝哈瑞泡的印度红茶，跑回去拿来一小包锡箔纸包着的茶，居然还同时拿来一个紫砂壶和四个小茶杯。他让大家先喝些白开水把口漱干净，这才开始冲泡。第一遍茶水刚倒出来，屋子里已经萦绕着一股淡淡的幽香。哈瑞正想去打糖，被王之信给止住了。不要添加任何东西，就这么喝，这样才能喝出茶叶本身最原始的味道！
这就是你说的铁观音？我端起茶杯深深嗅了一口，问，你们往茶里加了什么？这么香！
哪有加什么呀，这是铁观音自带的香，是最原始最自然的香。王之信一脸骄傲，又夹杂着些许神秘的意味。你先喝一口，先一小口，不要多……他一边讲解，一边示范。像这样……我听见茶水在他的口腔里先是咻咻，后是啾啾地响着，自如地运动翻转，他的嘴巴里像是挤着几只正在学叫的小鸟。对、对，一小口，不要多，先提住气息，不要急着吞下去，用舌头顶住上腭，噙住噙住，然后放下舌头，让茶水在口腔里铺展浸润，渗透到牙缝间，然后，这样，这样，舌头绷紧，咧一下嘴，把茶水往上送，让上面的牙缝里也能钻进茶水，这样，口腔里的每一个细胞都能充分感受茶水的滋味……是不是它跟其他茶都不一样？不要吞下去……我哪里懂得这么复杂的技术活，他的话音还未落地，我的茶水已经入了喉。
这还真是能喝的香水啊！哈瑞勉强喝了一口，淡淡说了一句。我按着王之信说的，又呷了一小口，那奇异的香刚进了鼻子便迅速兵分两路，一路直往头顶上蹿，一路直往心脾处钻，什么东西被打通了。茶水入了喉，一种甘醇又从喉底爬上来，满口生津。我连喝了几小口，不禁赞叹，还是非常好喝的香水！
王之信越发神气，说，这还不是最好的，我们还有……“幸亏先生”叫住他，说了一句中国话，他才没再往下说。我在心底里暗笑：这有趣的主仆俩，总是一个往前冲，一个往后扯，用物理学的理论来说，这倒形成了一种平衡。
如果我们这儿有这么好的茶种，那很快就可以与中国抗衡了。哈瑞咂巴着嘴，跟亨利先生建议说，我们是连片种植园，中国是各家各户自己种，他们的价格永远无法低于每磅一先令二便士，而我们每月付给熟练茶叶加工的苦力才五卢比，一般苦力只需三卢比。再加上不需要支付税费，等到阿萨姆茶园丰产的那天，英国哪里还需要找中国进口茶叶？
王之信不高兴了，像是一瓶放久了的酒，话里话外发酵出一种酸。我就不明白了，你们那么点儿小得不能再小的国家，怎么就老想着欺负人家？怎么就不想让人家有好日子过？你看我们中国，国家比你们大吧，我们就不欺负人。我们中国人就是喝茶喝太多了，人太好了，太讲究礼仪，太善良宽容，以为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人都会同样以礼相待我们，才会任由你们来欺负。好在你们后来喝茶了，喝茶可以让一个民族变得文明。
这一点我有些认可王之信。很多年前父亲就说过，茶可以改变整个社会说话的语调。他总说，你能否想象，如果没有喝茶，具有侵略性、喜欢吃红肉喝啤酒、好战的英国人如何变得温文尔雅，表现出绅士风度？他们一定还在战场上厮杀，算计着再到哪里去多弄几个殖民地来。哈瑞可不是这么想的，他很是不服气，说，我们哪里欺负人了？
这可惹恼了王之信，他的语气马上变成了质问。你们还没欺负人？你们跑去侵略我们中国，你们在人家印度的土地上肆意作为，你们到处搞殖民地，这还不是欺负？说实在话，喝了那么多年中国茶，很多时候我还是看不懂眼前的这个中国人。他肯定没有林老板喝的茶多，他总是习惯正面进攻，而且每一次都火力十足。这回，他找到了对手。
哈瑞还想往下说，被亨利先生叫住了。“幸亏先生”跟着咳了两声，两个人的争执终于告了一个段落。大家重新回到一杯茶的美好里。王之信没有给哈瑞续茶的意思，哈瑞也识趣地没有把茶杯递过去。有个印度人焦急地跑到门口来喊哈瑞，他放下杯子赶紧走了出去。不知是否有意，喝着喝着，亨利先生把话题引到了我身上。托尼，你应该感谢林老板，是他要我把你留在驻地。
我对着“幸亏先生”感激一笑。走过来续茶的王之信小声说了句，是我跟我们老板说的。见我仍然没有反应，索性把我拉到一边。我听他们讲，一般的小种植园条件很差的，也就两三个人管一两百个黑人，连干净的饮用水都没有，碰上雨季，基本逃不过热病。最可怕的是，方圆五六英里内没有医生，一旦染上病就麻烦了。驻地就不一样了，条件肯定是最好的。
我知道这个中国人在向我讨人情，情况绝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我的注意力在新续的茶里，茶水越来越醇厚，茶里的香和被香包裹着的韵味在齿颊间停留、回旋。一会儿，哈瑞回来了。又死了两个……他说，耸了一下肩。没事，山鸡汤好了，咱们去吃饭吧！
两个黑人苦力死了，哈瑞让黑人领班领着另外两个黑人苦力把他们拖到四分之一英里之外的地方，扔到那边的丛林里。
这天夜里，王之信一直在翻身。他出去了两次。第一次去的时间很短，但再短也足以撒出十泡尿。第二次的时间应该很长，在他出门和进门之间，我又迷迷糊糊睡了过去。密集的狗吠声传来时，我听到他进屋关门的声音。
外面怎么啦？我问。
应该是有苦力偷跑了吧。他有些气喘吁吁。
刚刚你去哪里了？我又问。
我去看了一下。他的回答有些含糊。
王之信果然没有猜错，这回跑了八个苦力。从抓回来的三个苦力身上都搜到了钱，虽然只有几卢比，但哈瑞看出了端倪。他说，一定是被人怂恿的，有人给的钱，这些黑鬼平时挣的工资早就花光了，一个子儿都不可能剩下的。亨利先生问，有没有可能有人来盗窃？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王之信，他正专心吃他的早餐。哈瑞非常肯定地说，没有哪一个盗窃的人会贴钱给苦力。别以为他们这样就可以跑了，哪那么容易？他们最好被野兽吃掉，让我抓回来，非让他们做双倍的活儿不可。这些讨厌的黑鬼，一点不懂得珍惜。哪个植物园能像我们这么好？
抱歉啊，我再好奇地问个问题啊！王之信拍拍手上的面包屑，把身子往后一仰，说，你们大英帝国不是自称几十年前就取消了奴隶制吗？怎么还在这里使用这么多的奴隶？
我们哪有使用奴隶了？哈瑞一脸莫名其妙。他们是我们的劳工，这是法律允许的，不使用劳工怎么经营？
换个名称而已，这没有什么区别！王之信并不认可哈瑞的解释。
你这个小王，真有意思。亨利先生哈哈一笑，他们真不是奴隶！他们有工作期限，有工资，怎么会是奴隶？我们都跟他们签了合约。
他们看得懂合约？王之信直直盯着亨利先生问，语气明显有些收敛。
不管他们看得懂看不懂，反正我们有合约，我们使用的是劳工！哈瑞再一次强调。
一直不说话的“幸亏先生”突然想起了什么，问，你们这儿应该也有中国的劳工吧？
有是有，只有很早之前的几个。去年又从槟榔屿和新加坡招了几个广州人过来，到了才知道根本不懂得种茶，就让他们走了……哈瑞特意用了“走了”这个词，这让刚才的对话软了几分。“幸亏先生”只是点了下头，我看他的心思已经跑到了不知多么遥远的其他地方。我还在揣摩，哈瑞打断了我。他想换些零钱去零售店买火柴，我直接把手指向王之信。我没有，他有！他身上有很多！
不，我没有。
昨天不是还有很多？我看到了的。
用了。
这地方哪儿用去？
店铺里买了东西。
昨天店铺不是没开？
反正就用了。没有了。
我意识到了问题，出门时把王之信往旁边一拉。你不会是把钱都给了那些黑人了吧？
怎么可能？我自己都没钱，怎么可能去支援别人？我又不是救世的佛祖！王之信不管我，阔步往前。一些秘密似乎越来越密切地关联起来，我在犹豫要不要跟哈瑞说。
六
公司在驻地周边十英里范围内，已经开辟出连片的种植园不下五处，哈瑞带我们去的是最近的一处。由丛林地带演变而成的茶园，跟我在约翰叔叔的描述中对茶园的想象完全不一样。不是山地，是平原，大片的平原，大有一眼望不到头的气势。平原中间东戳一棵西戳一棵参天大树，大树下面是矮矮的茶丛，不足两英尺高，一行连着一行，行与行之间虽然留出一定间距，但远远看去是连成一片的绿海，很是壮观。六年以上树龄的茶丛再过一个来月就可以开采，茶树上微微冒出星星点点黄绿色的嫩芽，煞是好看。几十个黑人劳工蹲在地上拔草、捉虫，茶树底下虫草旺盛。适合丛林生长的地方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同样适合茶树生长。而适合茶树生长的温度、湿度，同样也适合杂草、昆虫和细菌的生长。它们甚至长得比主体植物更疯狂。不远的地方，有中国劳工在示范讲解比画，黑人劳工在地上劳作。茶园背面地势稍高点儿，一群黑人劳工在砍树，另一群黑人劳工把砍下的木头锯成一段一段，两只大象正用象鼻卷起一截截木头往四轮车上装，新的茶园还在一片接一片地开辟。这让我想起吃桑叶的蚕。
“幸亏先生”非常专业，在我看来长得基本没什么差别的茶树，他居然一眼就能分辨出哪些是本地阿萨姆茶，哪些是中国茶，哪些是阿萨姆与中国茶混杂以后生出的杂交茶。茶真是种非常奇妙的植物。同样是这些边缘有锯齿的长椭圆形树叶，可以做出绿茶，也可以做出红茶，还可以做出难度系数更高的乌龙茶。“幸亏先生”表情非常严肃，他的分析显然也不给亨利先生留有情面。种植园目前存在的首要问题是没有好的茶种。纯种的阿萨姆茶再怎么做，都只能做低端的红碎花，几片中国茶园，茶种纯是纯，但茶种本就不是什么好茶种，再加上用种子繁育，早就越变越差。至于那些杂交茶，用中国话说，不土不洋，完全走了样。“幸亏先生”踩了踩脚下的土地，问，这边海拔多少？
应该跟海平面差不多吧。哈瑞说。
那就是零海拔了？想在零海拔的地方种出好茶，这怎么可能？你们觉得用中国的唢呐能吹出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见我们没有听明白，王之信说了一句，这就像想用法国的谷物酿造俄国的伏特加，你们觉得可能吗？绝对impossible！Impossible！“幸亏先生”只是缓缓摇几下头，无奈一笑。你们想在这里种出跟中国一样好的茶，可能性不是很大。
我相信他们的说法。如果种得出好茶，那么一八四○年春天，东印度公司绝不可能将三分之二的试点茶园移交给阿萨姆公司，而且头十年的租金全免。
请您过来不就为了给想想办法。亨利先生挠着头，很是无可奈何。我们这儿紧挨着上阿萨姆，条件应该还算不错的了。
你们那个铁观音茶种那么好，能不能弄一些过来？哈瑞插进一句。他倒是惦记着这事。
任何一种植物都讲究适应性，铁观音就只适合在我们安溪种植。“幸亏先生”语气和缓地说，你看当年，我祖辈也曾经把它移植到武夷山去，可长出来就不是那个味道呀。
我算是听明白了，原来王之信不能言说的就是这个秘密啊。这个爱面子的中国人。哈瑞叫来几个中国劳工，“幸亏先生”跟他们聊了起来。大多数时候，他问，劳工们答。劳工们一开始还是英语、中国话、阿萨姆话混着说，偶尔还需要停下来解释“幸亏先生”没听明白的阿萨姆话。慢慢地，英语和阿萨姆话都被他们丢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完完全全的中国话。他们谈论的应该都是有关茶叶种植和制作的专业问题，亨利先生一脸认真，他大概听得懂中国话。很快，王之信也加入其中，几个中国劳工越谈越起劲，眼里一点点放出光。这大概不是亨利先生想看到的，他冲着哈瑞喊道，哈瑞，今天这么好的天气，走，带林老板去丛林里打猎吧！你上次说在哪里有见到什么面包鸟？印度怎么可能有面包鸟？你带我们去看看……走啦，走啦，林老板！他边说边拍了拍“幸亏先生”的肩膀，“幸亏先生”只能停住，跟着走，哈瑞赶紧走到前头。王之信没有跟上来，他朝着其中一个中国人走去。我很好奇他们说了什么，让一只昂首挺胸的公鸡，回来时变得垂头丧气，像是打了一场大败仗。
跟着哈瑞在驻地转了两天，亨利先生安排我去核对账目。亨利先生带着两个中国人去了萨地亚的阿萨姆公司，公司在纳齐拉总部的负责人是他的同学。
跟着哈瑞进了几次丛林，见到了许多在英国见不到的鸟类、昆虫，还有植物，能垒出面包一样的窝的面包鸟，头顶长着钢盔状突起的犀鸟，色彩斑斓的蝴蝶，能开出像伞一样的花的天胡荽，长在树干上的槲蕨，结着紫红色卵形果实、可以拿来做染料的蓼……一个十四五岁的小黑人紧紧跟在我们身后，他的左右肩膀上各挂着一把猎枪，双手举着托盘，托盘上有雪茄、蛋糕、咖啡壶，咖啡壶里装着哈瑞最喜欢喝的咖啡。哈瑞走得非常快，小黑人用双臂将两支猎枪夹紧，弓着身子一路小跑。哈瑞要停下打猎，他就递上枪；哈瑞要停下喝咖啡抽雪茄，他就递上咖啡递上雪茄。哈瑞说，看吧，看我怎么给亨利舅舅培训出一个好仆人来。午后的阳光非常暖和，我坐在平房门口，悠闲地喝着下午茶。小黑人站在身后，时不时地为我续茶。一只黄绿色的蜥蜴吐着长长的芯子，甩着长长的尾巴，在篱笆外爬来爬去。哈瑞正朝我走过来，一只小虎崽跟在他的身后，这边抓抓，那边咬咬。那是印度人刚送他的礼物，他打算转送给亨利先生。他给我带来了一封来自伦敦的信。信是约翰叔叔寄的，里面装着两封信，一封是他写的，一封是父亲写的。
“我亲爱的托尼，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在天堂跟你妈妈相见。不要责怪约翰叔叔，是我要求他这样做的。那天你必须得走。再长的相聚也终须分离——父子一场，不想让你看到我的不堪。
“走到终点，唯一后悔的是，没有听进你爷爷当年说的话。你爷爷说，一辈子好好做一件事，做成一件事，就够了。我们总希望得到更多，却没想到最终会失去所有。欠下的债永远都还不完了，只有走。好在，你能及时离开。无论你是去中国，还是去印度，那都是离茶最近的地方。
“每个人都会去见上帝。茶叶，如此美好，被它带走，是一种极大的幸福。不用伤心，我去往的是天堂，你妈已经在那里沏好了中国茶……”
约翰叔叔简单解释了他的苦衷。父亲的离开没有痛苦，一杯浓浓的中国茶，一盆烧得暖暖的木炭……阳光如此强烈，我看到父亲坐在茶馆的柜台前对我笑。
这是你爸爸自己的选择。约翰叔叔说。
七
萨地亚的情况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好，亨利先生的同学能给他的也只是很一般的茶种，他一直臭着脸。王之信倒因为又见上了几个中国劳工，抑制不住地高兴。他说，阿萨姆公司看起来比你们厚道。没人搭理他。我怀疑他们到底是去挑茶苗的，还是去看中国劳工的？哈瑞偷偷跟我说，你说中国人真有这么好？仅仅因为是朋友，他们就真愿意公司生产出更好的阿萨姆茶？中国人又不是上帝！这没有道理。我没心思管这些。这几天正是我繁忙的时候，各个种植园都往驻地来报送账目。
亨利先生也收到了约翰叔叔的信。用他的话说，约翰叔叔简直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他说，放心，我会替约翰好好照顾你的。他所谓的照顾，是任命我做财务助理。现在，我住进了单独的房间，还穿上了跟哈瑞一样的白裤子、白衬衫、灰夹克，还有绑腿和靴子。这种感觉非常好。哈瑞带我认识了各个工作部门的人员，办公室主任是个红鼻子的苏格兰人，他的表哥是公司的小股东；人事部经理是个矮个子的小老头，他的外甥是总督的秘书；仓管部经理是个满脸雀斑的年轻人，他的表姐夫在伦敦一家银行任职……印度本地职员也不少。总监工、监工们、医生、各个工作部门的一般职员，以及驻地边上的小零售商，他们见了我，都恭恭敬敬地问候，你好啊，菲尔德先生。那些安保人员、厨师、园丁，以及大象饲养员们，远远就喊着，早上好啊菲尔德先生，晚上好啊菲尔德先生，好像他们从早到晚都在做这一句话的练习。黑人苦力远远见了我便低下头，茶园里立着一根根烧焦的木头。
晚餐时才知道，王之信他们明天就要回中国了。虽然亨利先生拿出了英国带来的葡萄酒，但几个人还是吃得有些闷。两个老板真真假假地感谢来感谢去，我跟哈瑞东一句西一句地瞎扯，王之信一声不吭地吃他的牛肉，喝他的鸽子汤。“幸亏先生”给我们每个人敬了酒，大家客客气气，非常正式地说着告辞的话。
王之信！王之信！有人在外面喊，应该是那几个中国劳工。王之信像是刚睡醒，好不容易把头抬起来，急急走了出去。回来的时候，手上多了几封信。想来，那些中国人都不愿错过这个免费给家人带消息的好机会。他没有回自己的座位坐下，而是走到了“幸亏先生”那里，附在耳畔悄悄说了几句话。他们一定说了什么秘密，两个人的脸色都凝重了起来。我们英国人没有打探人秘密的习惯，亨利先生端起酒杯要再次敬酒。“幸亏先生”打住了他，主动给自己添了酒，把酒杯伸向他。这杯酒还是我来敬吧！亨利先生执意不让，这场面非常有意思，两个酒杯在半空中被推来推去，像是中国人打的太极。
我先干为敬！“幸亏先生”送出了自己的另一只手，两只手共同端着酒杯一饮而尽。而后说，有个不情之请……亨利先生能不能让那几个中国制茶师傅跟我们一起走？
开什么玩笑，他们走了我们怎么制茶？我们可是签了合同的。哈瑞说。
违约金我来给。“幸亏先生”说。
那也不行。亨利先生直摇手。
要不，就那两个福建老乡。王之信对着亨利先生伸出两个手指头。
哈瑞对亨利先生说，做红茶可全靠他们了。
不行。亨利先生摇头。
要不，就一个，一个就好！王之信收回中指，只留下食指。他把目光转向“幸亏先生”。让那个泉州的老乡跟我们回去。
我说林老板，你其实跟我在这边谈中国劳工的事情一点儿意义都没有，你跟他们又不认识。亨利先生把酒杯往桌上一放，说，再说了，你能带几个走？我无非就这么几个。阿萨姆公司你也看到了，中国劳工也不少，萨哈兰普尔植物园那边的中国劳工那才叫多。
王之信不停点头，说，是，他们也这么说，他们说武夷来的茶师傅都在植物园那里。
有多少？“幸亏先生”问，那个植物园有多少中国制茶师傅？
起码十几二十个。哈瑞替亨利先生做了回答，那里是中国茶苗的集中繁育点，我一直跟亨利先生建议，请你们去那儿帮我们选种苗呢，那儿一定有血统纯正的中国好茶苗。
停顿了几秒钟，“幸亏先生”说，这样，如果你肯让那个泉州老乡回中国，我愿意为你们跑一趟那个什么植物园。
你愿意帮我去一趟萨哈兰普尔植物园？亨利先生显然有些惊讶。你之前不是说要赶回去收购春茶，不行吗？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
八
刮过一阵很大的风，乌云层层叠叠地盖下来，天地之间只留一道窄窄的缝隙。白天像喘着粗气，被压得特别短，夜晚一下子被拉得很长。哈瑞放了个很响的屁，蒸汽船像是颤了一下，急急往边上拐。我的屁有这么大的威力？哈瑞大笑。他学会了幽默，或者说，幽默重新回到了他身上——他说他读中学的时候还挺有趣，来了印度后，蚊子把他所有的幽默细胞都叮死了——这让烦闷的旅程轻松了许多。与上行的时候不同，下行的船上人明显少了许多。泉州的那个劳工并没有跟我们上船，亨利先生要求他等公司第一次尝试培育的茶苗成活了再走。
之前的路程一直很顺，比上行时都顺。没有平底船的拖累，又不需要时不时地停靠，很快就出了茶区，直奔古瓦哈蒂。布拉马普特拉河涨得满满的，水面显得更宽了，水的流速在加快，蒸汽船也越跑越快起来。突然，蒸汽船停了下来，餐厅里瞬间安静。有水手往窗外看了一眼便扔下牌，水手们开始往甲板上跑。是不是撞船了？有人问。很多人站了起来，有的往左看，有的往右看。
对向行驶的一艘蒸汽船紧挨着我们的船停住。它的船头冲着岸边呈四十五度角，船尾跟我们的船头仅仅相距四五米，它的身后拖着一只平底船——每一艘上行的船上都成果丰硕。这是一个危险的距离，如果刚才我们的船没有急急往右打出方向，一定会跟他们的平底船撞在一起。平底船的顶棚只剩下一半，至少有六七百个黑人缩在一起。这样的阴雨天气，我穿着公司职员的整套行头，外面是西装，里面还多加了羊毛衫，而那些黑人身上，在加尔各答统一换上的粗布衣裤早就湿透了。平底船的船头位置站着一群黑人，其中的两个拿刀顶着两个印度人——两个印度人应该是给他们做饭的厨师——他们借此跟蒸汽船上的人谈判：他们要船靠岸。他们想上前面的船，或者给他们换一条有顶棚的船，他们想要吃煮熟的米饭。他们需要干的衣服。很多人在发烧，他们需要药……
他们这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啊……还让不让人活了？王之信一手拍在船舷上，手里的油纸伞差点儿掉到地上。
无非差一个顶棚，这里对待黑人都这样……哈瑞不以为然。看着吧，他们想靠岸，蒸汽船会答应的。等船靠了岸，那几个闹事的肯定一个个被收拾。这些不怕死的猪仔！
你说他们是什么？你再说一遍！王之信瞪着眼睛说。
不是我说的，是美国人说的。哈瑞耸耸肩，很是无所谓，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捅了蜂窝。十年前，王之信的大哥正是被抓上开往圣弗朗西斯科的船，从此消失。广州人管那船叫“猪仔船”。
王之信抡起一拳打了过去，哈瑞跌出几步外。我赶紧冲上去扶起哈瑞，用身体挡在他们两个人中间。哈瑞使着劲想冲过去，王之信握着拳头还想冲上来。王之信！住手！“幸亏先生”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及时抓住王之信又要挥出去的拳头，把他拉回船舱。
对方水手喊话，让我们的船先走。这里几乎是整个路段最窄的河面，这样的角度卡着两艘船，哪艘船先开都冒着很大的风险。我们的船长跑到船尾，要跟对方理论。对方的船上突然两声枪响，不一会儿，两个印度人从驾驶室拖出来一个被打死的黑人。他们把黑人拖到船尾，当着平底船上的人的面扔进水里。平底船上一片骚动，黑人们纷纷往船头挤，叽里呱啦说着话。我们的船上开始有人担心起来。有个欧洲人说，赶紧走，赶紧走，万一那些黑人上不了前面的船，会不会爬到咱们船上来？就那么几米，游都游得过来。
九
雨沙沙地下，河水哗啦啦地响。世界一片苍茫。如果世界就这么安静下去，那么后来的很多故事都得重写了。所以，注定会发生什么事，上帝都安排好了。我先注意到靠窗坐着的那个英国老头。他怎么一直坐在那儿？头部的姿势和角度好像也保持不变。我问。
哈瑞也注意到了。刚才好像没看到他吃饭？他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判断。看他这副落寞的样子，一定是到阿萨姆投资失败的投机客。
不可能吧？都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怎么可能这么傻？我无法将眼前这样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与奴役着几百名黑人的种植园主挂上钩。如果上帝也会变老，他应该也是这样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样。
你不信？要不要打个赌？等不及我回应，哈瑞已经起身。他的兴致总是说来就来。他说，看着啊，我问给你看。他走到老人面前，跟对方打起招呼。嗨，先生，您是伦敦来的吧？您这是要回伦敦是吗？连续问了几句，老人才缓缓将头转向他。那目光像是从远古时代跑来的一匹疲惫的战马，写满无力与虚乏。
您是不是在阿萨姆投资种植园了？怎么样，是不是发达了？赚了很多钱吧？哈瑞回头看了我一眼，一脸的坏笑。
我的两万英镑，我的两万英镑……老人像是突然从梦中惊醒，喊叫着站了起来。他比哈瑞整整高出半个头。他原地转着圈，四下里寻找着什么。看来，哈瑞找错开玩笑的对象了！正想着，他从衣服里掏出一把枪！我们相互使了个眼色，我起身，他往后倒退了一步，我们想要离开。就在这时，老人一把抓住哈瑞，手上的枪立马顶在他的脑袋上，嘴里咆哮起来，你们拿着我的钱都干了什么，啊？就是请了一堆人挖了一堆地出来，然后呢？茶树呢？茶树在哪里？你们就是一群骗子！你们抢了我的钱！不，不，那不都是我的钱！你把两万英镑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真让哈瑞给言中了，真是个投机客！老人的眼睛瞪得像两只发红的火球，额头上青筋暴出，举着枪的右手在剧烈地颤抖。哈瑞已经站不住了，他缩着脑袋一点点矮下去，脸色发青。周边座位的人纷纷起身，他们往门口的方向撤退。我做出投降的动作，希望借此能平息老人紧张的情绪。我努力跟他解释我们没有恶意，我们只是跟他打个招呼，但他的咆哮一声比一声激烈，手上的枪也随着他的咆哮一下重于一下地敲在哈瑞的头上。我不敢再说话。我担心我会进一步激怒他。我们就这样对峙着。
余光告诉我，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往外走。有两个人正小心地往老人的后方靠近，我不敢往那个方向看。老人可能也听到了响动，回了个头。枪口刚微微偏离的那一瞬间，只感觉一股疾风，一脚飞起，老人手上的枪被踢掉了。哈瑞的两腿一软，整个人栽到了地上。
如你所想，来解围的正是王之信和“幸亏先生”。这个晚上，三个年轻人的压惊酒是少不了的。你来我往，没几分钟，他们就不知干了多少杯。这一中一西两团弹性极好的面团分开揉了半天，现在又揉在了一起，依然可以烤出香喷喷的面包，也依然可以切出严丝合缝的面条。在酒精的作用下，王之信带我们回了一趟他的老家，一起想象了观音岩上的红砖墙、红地砖、黑屋瓦、燕尾脊，那条开着芦花、飘着南音的蓝溪，一起游览了城区的八大景点：凤麓春阴、薛坂晓霞、阆岩夕照、芦濑行舟、葛盘坐钓、东皋渔舍、龙津夜月、南市酒家……这些好听的名字据说是宋朝时一个大才子朱熹给起的。中国的文人日子过得悠闲自在，到处游山玩水，玩累了，就停下来写几首诗，给几个地方命名，然后好饭好菜好酒都有了。在他的描述中，我们还把他家乡的美食吃了个遍。中国的美食跟中国人一样，总是包裹着含蓄着，却拥有超凡的想象力。他们喜欢把各种东西包起来吃，可以做皮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不同的皮可以做出完全不一样的美食。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午，雨也停了。他们两个人都还在睡。一个小时后，阳光也出来了。甲板上很多人，这么多天的阴雨，快要发霉的不仅仅是身上的衣服、鞋袜，还有整个人、整条船。那个白头发的英国老人也在。他主动走过来打招呼，我一直在等你们！
等我们？
昨天，对不起了！把你们吓着了。
这其实是个非常斯文的老人，语气温和得像是一杯暖暖的中国红茶，甚至还带着他这个年龄少有的明媚。他是个药剂师，收入不高，但也不低，生活本无什么忧虑，几年前，听朋友游说投资了一个茶叶种植园，几个老年亲戚也拿养老的钱入了股。一直说很快要分红，左等右等没动静，亲戚们坐不住了，让他来看看，到了印度才知道，哪有茶园，只有一大片空地。对方说，要么再投钱，要么就等空地卖出去。每英亩十卢比开垦出来的茶园卖多少？卖不出一先令。这不是纯粹在讹人吗？老人全身在颤抖，他已经说不下去了。我想跟他说，没关系，会有转机的，可这样的假话终究说不出我的口。我走了！他说着，便转过身去，一直往前走。我一时并没有反应过来。他走得非常快，这让我感觉到了异样。我连忙追过去，一边喊，你这是要去哪里？他没有回头，一个劲地加速。旁边许多人看着我，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开始跑了起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爬上栏杆直接跳了下去。
又一条生命葬在了这条河流里。
十
到了加尔各答，我们办了几件事。“幸亏先生”和王之信往巴城发了电报，我跟哈瑞去了趟圣保罗教堂。教堂高大得很，雪白的外墙、哥特式的尖顶、色彩斑斓的玻璃窗、颜色绚烂的大油画，我仿佛置身于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我们给老人做了祷告，祈求他落在印度河里的灵魂依然可以找到天堂的路。当然，我们也给往下这一段未卜的前程做了祷告。“幸亏先生”和王之信在教堂门口等我们，他们信的是佛祖和观世音菩萨，还有一种他们那儿才有的清水祖师。出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兑换了印度卢比。中国人身上带了各种货币，有银锭、英镑、美金，还有一种墨西哥鹰洋，店家要了英镑。
我们所进入的是白人居住的区域，如果不是街道上那些拉着大象坐骑走来走去的印度人，我很怀疑我是不是回到了伦敦。大象背上搭着漂亮的毛毯，毛毯上是架有凉伞的座椅，座椅装饰豪华，坐在大象背上估计有国王出巡的感觉。一百多年前，东印度公司开始在这里设立贸易站，现在，这里深深烙下大英帝国的印记。到处是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到处是英语招牌，到处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欧洲人。路过一家照相馆，我跟王之信进去拍了照。哈瑞带我们吃了最正宗的英国牛排，又喝了王之信自带的铁观音，他们还买了一种叫作“香”的东西。上船前，王之信在岸边给那个冤死的英国老人点了两根香，他对着阿萨姆的方向拜了几拜，最后把香插在石头缝里。
可能因为这一顿美食的垫底，恒河上的行程也跟着美好许多。与布拉马普特拉河相比，恒河更加宽阔，流速也更为和缓。一路顺畅，很快就到了阿拉哈巴德，恒河与亚穆纳河在此交汇。据说，再过一个多月，浴佛节就将在这里举行，那是印度人一年一度的节日。我们需要在这里转船。船近码头，王之信双手合十，朝着西北方向念念有词，然后频频鞠躬。
我知道王之信的担心。到驻地第二天，他就找我借福钧的书看。他一定也看到了书里的那个细节——当年，福钧从中国得到的第一批茶苗就是在这里出了问题。我们的运气比福钧的那些沃德箱好，我们很快就坐上了蒸汽船。进入恒河的上游，水流明显加快，船速也跟着慢了下来。到了萨哈兰普尔已是下午三四点，下船后，很容易就找到了马车。听说去植物园，赶车人说，明早吧，明天一大早再走。问原因也不说。哈瑞替他回答，不用问，肯定担心不安全，半夜碰上个老虎豹子什么的。
第二天按照约定的时间七点，四轮马车载着我们从旅馆出发。恒河边上的码头像是一壶正在柴火堆上烧煮的热水，已经微微冒着鱼目般的气泡。女人们最先在这里忙碌。有的赤着脚站在水里洗衣服，有的正从河里取水，有的顶着水缸往回走，有的拎着水桶正赶到河边。一个被母亲硬拉去河边的六七岁的小女孩可能还没睡醒，也可能脚下的水太冷，正抹着眼睛嘤嘤地哭。一个背上背着婴儿的妇女拿右手护着头顶的水缸，左臂夹住腰间的一桶衣服，迈着小步往回走。尽管她如此小心，水缸里的水还是时不时地溢出，淋在婴儿的身上，孩子哭闹起来。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站在大树下卖大饼，她的目光追着我们的马车走。哈瑞说，那饼难吃得很。王之信还是坚决停车买了两个。一只肚子上掉了一大片毛的老狗半眯着眼睛，歪着脑袋趴在地上，偶尔微睁一下眼，懒懒一看又再趴下。两三部牛车、马车早早等在码头，船只还没到，有足够的时间，几个男人把脑袋凑在一起抽起烟来。几只乡船停靠在这里，一个守船的年轻人打着哈欠站在船头，裤头一拉，一条细细长长的抛物线落入河中。空气中散漫着一层薄薄的雾气，灰蒙蒙、湿漉漉。近处的草尖上挂着晶莹的露珠，放眼看去，一大片的草地上像是结着一层透明的网。阳光稀疏地洒下，困意袭来。
醒来时，天色大亮，已经出了城区，正往山上走。路明显窄了下来，刚好容得下一辆马车。走着走着，日头有些大了，气温也逐渐往上升。阳光，草木，空气清新，满目葱绿。王之信说，这才是春天该有的完整模样。除了“幸亏先生”，我们三个自然不愿负了这春色，时不时跳下马车来玩。无论是植物的种类，还是大自然的色彩，这里都与阿萨姆有很大不同。王之信认识很多山上的植物，树冠呈塔状的是冷杉树，树叶细得像针的是松树，树冠像个扁球的是椿树，叶片呈卵形的叫野牡丹……哈瑞折了一根树枝当起拐杖，又拿拐杖不停比画着说，在附近的群山中居住着一群拉杰普特武士，他们身着红色的丝织品，蓄着八字须，饲养着世界上最好的马匹……
杜鹃！杜鹃！临近中午，王之信突然指着半山腰喊起来。顺着他的手势，我们看到一大片花的海洋。铺天盖地的淡粉和大红，高的植株是一整树地怒放，矮的植株也一朵朵地开。他掐下一朵便往我嘴里塞，说，你尝一下，很好吃很好吃的，酸酸甜甜的。我扯下一片花瓣，一尝，味道果然不错。他又掐了一朵给哈瑞，说，小时候每回上山割山芒，走累了，我们就停下来吃杜鹃花，这种花可以止咳、祛风湿、解毒。山上还有很多小金橘、草莓，我最喜欢吃那个桃金娘，我们管它叫“中尼”，叶子可以用来止血，果实可以用来安胎……他蹲下身，指着开出纯白色香花的植株说，这是栀子花，将来结出的果实可以用来止血、消肿……又指着一根缠绕的藤说，这种很快会开出漂亮的黄花，它叫断肠草，吃了会死翘翘的……
不知女王伦敦的植物园里有没有这些植物。哈瑞转着手上的杜鹃花，他总会想一些我根本想不到的问题。
我说，如果希尔公司的茶园不在阿萨姆，而在这里，那该多好！我喜欢这里。哈瑞笑着说，公司可没有在这里种茶的打算，公司只会向丛林深处进军再进军。王之信一听，又不高兴了。你们英国人的欲望怎么就没有个头呢？这种无限量地扩张，只会加速更多黑人苦力的死亡，也会破坏山林里土著部落的生活。哈瑞没有把王之信的话当真，他哈哈一笑说，这怎么可能？他们感谢我们还来不及呢！你看，我们英国人所到之处，公路通了，铁路通了，蒸汽船来了，我们让他们的社会进步和文明了起来不是？王之信从鼻孔里哧了一声出来，说，你们闯进人家的家园，占有他们的土地，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文明”？按照你这样的逻辑，早一千多年，作为最先进和文明的国家，我们中国也应该这样把文明送到你们的国家不是？这一来，哈瑞的脸色也不好看了。
赶马车的人在前面喊我们，快点啊，不要离我们太远啊，这山里有虎有豹有猞猁呢！我也借机催促起他们，走啊，走啊，快点儿追上去啊！重新坐上车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不说话。拐过一道弯，进入一片特别茂密的树林，马车走得更慢了。突然，一阵翅膀扇动的扑棱声起，不远处飞出一只黑色的鸟，伴着一声奇怪的叫声。旁边的树林里有树枝摇晃了几下，发出唰唰声。大家小心点儿！“幸亏先生”小声提醒大家。见我们一脸诧异，王之信的得意劲又来了，说，听见乌鸦叫是凶兆，肯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十一
你就这么确定那是乌鸦？哈瑞指着空中那已经看不到踪影的鸟儿，哈哈大笑。就算它是只乌鸦，它怎么就跟好事坏事连起来了？你们中国人可真有意思。哈瑞的笑声还未停歇，几个印度人倏地从林子里蹿了出来，挡在我们前行的路上。赶马车的人见状，将缰绳一扔，跳下车躲到马车的后面。难道这就是哈瑞刚刚才说的拉杰普特武士？他们身上穿着红色的丝织品，嘴上蓄着八字须，手上或者拿着长矛或者拿着砍刀。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年轻人用砍刀指向“幸亏先生”说，要想活命，把钱留下！他像是在笑，右嘴角大幅度上扬，右脸的肌肉堆积在一起，这让他的嘴看起来像是占了大半张脸。是他？我偷偷指着最前面那个年轻人说，这人我见过，在船上。又跟哈瑞示意道，是不是哈瑞？那天你也在。哈瑞挨了王之信一拳的那天，在我们走回房间时，后面追上来一个印度人，他先是数落了一通王之信的不是，然后像是无意地问了一句，那两个中国人是做什么的？敢这么横！
做生意的。哈瑞正在气头上，张口就答。
他们很有钱吗？
是，很有钱，相当有钱。
我看到那个人笑了起来。他的右嘴角像是被什么东西用力牵引着大幅度往上提，一半的脸挤在一起。那种笑容令人过目不忘。眼下，哈瑞知道自己闯了祸，伸手就要摸枪。可枪在我们的行李箱里，行李离我们有一个手臂的距离。王之信的两只拳头握得紧紧的，像是随时就要砸出去的两块硬铁。他的两只腿若不是“幸亏先生”拿脚顶住，恐怕早就跳下了马车。见我们没有反应，几个印度人抄着家伙往前走。眼看马上到达跟前，“幸亏先生”突然站了起来，砰的一声枪响，印度人立马抱头逃窜、四处躲闪。借着这个空当，哈瑞也慌乱地找到了他的那杆猎枪。我这才注意到，“幸亏先生”手上举着一把手枪，枪口正对着天空。刚才那一发子弹，他并没有朝印度人打出。两匹马受了惊吓，有些摸不着北地在原地转起圈来，“幸亏先生”迅速抓住缰绳，急喊赶车人上车。马车很快就被控制住。现在，有两把枪正对着那几个拉杰普特武士，他们捡起掉在地上的长矛和砍刀，却不敢上前。
不要开枪！“幸亏先生”小声提醒着哈瑞，又转头催促赶车人。走！走！马车慢慢调整好方向往前走，那些印度人不敢轻举妄动。哈瑞可不听他的，直接瞄准那个最前面的年轻人。我抓住哈瑞的枪管前部往上一抬，砰的又是一声枪响。马车小跑起来，那些印度人就那么远远站着，变成一小片黑点。很快就进入一个村庄，马车慢了下来，赶车人忍不住发问，你们就不怕下山时他们再来劫一次？这话可能正好说到了王之信心上，他很是愤愤不平地问“幸亏先生”，刚才为什么不朝他们开枪？对这些山贼土匪，难道还需要客气？
出门在外，枪是用来防身，不是伤人的。
这……不是一样？哈瑞也不由得疑惑了。
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伤人不也是为了防身？
防身是目的，伤人不是目的。“幸亏先生”总是不舍得多说一句话。剩下的行程，我们一点儿都不敢大意，两把枪一直握在他们手里。好在一路顺畅，我们没再碰上什么危险。进入山谷，有几户人家，零星有些茶园，茶树已经发出新春的第一批芽，深绿色的底板上冒出星星点点的黄绿。转几道弯便到达植物园，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英国人。知道我们是希尔公司派来的，他很热情地带我们去办公室。刚往里走了几步，王之信就迫不及待地问，那个詹姆森在吗？
哪个詹姆森？
威廉姆·詹姆森啊，就是觉得福钧的沃特箱应该打开的那个。
不知道。英国人完全没听明白的样子。
你们现在的主管是谁？我插问了一句。
罗宾逊·史密斯先生。英国人突然间想起了一件事，说，哦，我知道了，你说的应该是我们老主管，他已经调到加尔各答去了。
唉——可惜了！王之信一声长叹，无限沮丧与失望，说，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他呢！
你有问题可以问我们史密斯先生啊！他是植物学家，是你们要找的那个詹姆森的学生。你们真幸运，史密斯先生刚从德拉敦种植园回来，他肯定很高兴见到他老师的朋友。
不知道这个英国人是怎么跟他的主管介绍我们的，反正，十分钟后，史密斯先生确实一脸笑容地在办公室接待了我们，并为我们每个人送上一杯加了奶和糖的红茶。当然，他很快便知道，我们跟他的老师其实没有半毛钱的关系，顶多就是一本书的交情。但这并不影响一个英国绅士该有的风度。史密斯先生跟詹姆森共事多年，他知道很多关于这个笨蛋的故事。正如我们在书里看到的，福钧确实把詹姆森骂了个狗血淋头，但詹姆森并不以为然。他不否认福钧说得有道理，但也不认为自己的理论完全错误——既然有那么多茶树在他主管的喜马拉雅植物园活了下来，那么他的方法没有道理不获得支持。而且，他说他会一直坚持自己的理论，除非不让他当这个主管。王之信表示支持詹姆森的观点，我觉得这其中有巴结的意思。这是我几个月来聊得最为欢畅的时刻，明明五个人坐在一起，却完全是我们三个人的话题。聊完詹姆森，我们又聊到了罗伊尔、法尔康纳，最后又聊到了瓦里奇，他们三个都是东印度公司的植物学家。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产生了分歧。
毫无疑问，作为植物学界的前辈，瓦里奇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他认为印度确实适合种植茶叶，东印度公司就不会先后派出戈登和福钧去中国采集茶苗和茶籽；如果不是他组织了庞大的外科医生关系网络，全面搜集印度偏远山区的土地信息，并最终建议在法尔康纳任主管的萨哈兰普尔植物园建立茶叶种植实验场，那些茶苗和茶籽就可能葬送在加尔各答植物园里。瓦里奇博士认为，一定要在喜马拉雅山山麓，高纬度高海拔的地方，才可能种出好茶来。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没有他，印度今天这漫山遍野的茶园就不可能成为现实。史密斯先生希望得到我跟王之信的认可。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还是法尔康纳的作用大些吧。如果戈登带回的中国茶树种子和茶苗没有在这里培育成功，有瓦里奇的建议又有什么用？我不会去质疑一个植物学家的专业知识，但既然他那么诚恳，我也愿意实话实说。
要我说啊，罗伊尔对你们英国的意义更大。如果不是他说服福钧去中国，你们的茶叶种植园里哪能有这么多好茶种？我们也没必要跑这么远来买茶苗了。王之信倒是两边都不靠，但他的话听起来有些怪怪的味道。他自动划分出了“你们”和“我们”。所有人都以为他说完了，史密斯先生很可能想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哪想他摆摆手，马上又否定了自己。不对不对，我觉得你们英国人忽略了一个人的重要作用。那个爵士，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很早很早以前他不是写了份报告，专门探索在印度种植茶叶的可能性？人家五六十年前就写了，只是你们东印度公司那时正沉浸在对华贸易巨大利润带来的喜悦中，你们把人家的建议束之高阁。他的想法就是一颗种子。没有他的那个想法，你们有谁会去注意印度有没有野生茶树？能不能人工种植茶树？能不能移植中国茶？今天在印度的一切怎么可能成为现实？他是你们英国全球植物贸易计划的核心所在，没有他，你们怎么可能开启世界最大宗的植物生产？你们永远要靠进口，进口！
你这想法非常新颖，我们英国人从来没有人这么考虑过问题。史密斯先生冲着王之信又是点头，又是竖起大拇指。如果他的耳朵再大一点儿，我相信它们都能扇出风来。他说，我觉得你说得非常有道理，科学就应该有这种质疑精神。我们欧洲人一直不缺乏质疑精神。欧洲人喜欢探险、冒险，而所有的探险都基于对世界的质疑。如果不是因为对世界的诸多质疑，我们的探险船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地选择远航，我们不可能去发现美洲大陆，不可能知道地球是圆的，不可能去发现宇宙的秘密。可是，现在，在我的学生里，最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种质疑精神。如果你留下来当我的学生，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植物学家。
史密斯先生管这个美其名曰“质疑精神”。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这是王之信对这个世界长期持有的怀疑态度。当我说起英国工厂专门设有给工人喝茶的“茶歇时间”，他会说，这怎么可能？资本家怎么可能对工人这么好？当我告诉他，一百多年前的切尔西拉内勒夫茶苑有直径一百五十英尺的圆形大厅，围绕大厅的墙边设有两层包厢，人们穿着盛装在圆形大厅里漫步攀谈，在包厢里喝茶聊天，他会说，这怎么可能？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大剧院！如果我跟他说，一七○六年伦敦有一家“汤姆的咖啡屋”开始卖茶叶，他会说，什么？这可真是稀奇，这不是我们中国说的挂羊头卖狗肉吗？当我说起一百多年前，单就伦敦就开有两千家的咖啡馆，这些被人们称作“一便士大学”的咖啡馆都可以点茶喝，他会说，天啊，这怎么可能？我们北京城七八十万人也才一百多家茶馆，你们英国人怎么那么能喝茶？你们是不是都不用干活？如果我告诉他，正派的中产阶级家庭去旅游度假，都不会去提供白酒的酒馆或小旅馆酒吧，但他们会去茶店，他会说，天啊，多花那么多钱他们怎么愿意啊？对我的话他总是怀疑，总是批判，但他的怀疑和批判里更多是好奇，是迫切想去了解的兴趣。这一点是很多英国人没有的，所以，我仍然会乐意讲给他听。现在，这个“怀疑”有了进一步的意思。
我？留下来？当你的学生？你觉得可能吗？这些可都是我们中国茶呢。王之信一阵冷笑。他的凤眼眯成一条线，他往下说出的每句话，也像是从那道缝里发射出来的冷飕飕的箭。另外，我必须纠正一下史密斯先生的说法。您刚才恐怕是美化了你们欧洲人。我不否认欧洲人爱冒险爱探险，可我想问一下，你们有哪一次探险的目的是纯粹的？哪一次探险不是基于经济和政治的初衷？
哈瑞站了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它无理地打断了王之信的话。史密斯先生意识到他可能忽略了两个更为重要的客人的情绪，赶紧转换了话题。他主动提出带我们参观植物园区。这里应该更像约翰叔叔说的中国茶园的场景吧。园区在山谷中，山谷四周是层层叠叠的群山，翻过一座山还有一道岭。附近分布着许多这样的山谷，植物园在许多山谷中都设立了茶叶种植点。温室及露天种植区域处于平地，平地四面几乎为崎岖、倾斜的山地所环绕，那些山地有大有小，一块块都种满了茶树。露天平地上种植着橡胶榕、辣木树、紫檀树、苦楝树、相思树，温室里种着各种热带、亚热带植物，奇形怪状的仙人掌、棕榈树、苏铁、蕨类。各种颜色的杜鹃花正肆意地开放，除了猩红、粉红、杏红等红色外，还有白色、黄色、紫色、绿色、淡蓝；各个品种的兰花也是应有尽有，蝴蝶兰、大花蕙兰、墨兰、君子兰、建兰、虎头兰。既有福钧从中国带来的中国蒲葵、中国瑞香、白紫藤、中国金橘、迎春花、荷包牡丹，还有印度本土的白玉兰、月季、瓜叶菊、天竺葵、海棠、旱金莲、扶桑……王之信的心思不在这里，他自己一个人在园区里转来转去。当我们在池塘边观看白色、蓝色、黄色、红色的各种睡莲时，他跑过来问，怎么没看到福钧用的那个沃德箱？
什么沃德箱？哈瑞问。
福钧从中国采集茶苗和茶种来印度时用的一个箱子。史密斯先生解释。
一个箱子有什么好看的？哈瑞依然不解。
你不懂。王之信没有看到哈瑞难堪的脸色，只是一个劲地催促史密斯先生走。我走到哈瑞身边，跟他简单解释了沃德箱的工作原理。白天阳光照射，玻璃箱里的植物叶子吸收光能，利用土壤里的水分与二氧化碳发生光合作用，到了晚上，在冷空气作用下，植物挥发出的水蒸气凝结于玻璃罩上，逐渐形成水滴滴落到土壤中，保持土壤的湿度。如此这般，水分将从内部源源不断产生，光合作用也将持续进行，玻璃箱中的植物便能长期存活。听着感觉神奇，真正见到沃德箱时，哈瑞还是表现出了不屑。这不就是个玻璃箱？还是破的！
通俗点儿来说，它是一个密闭的玻璃箱。史密斯先生指着箱体的交接处说，福钧当时让中国师傅在这些地方都用油灰和油漆涂上，保持箱体的密封性。没有密封，水分就会跑掉，没有水分，就没法进行光合作用。
这跟刚才我们参观的温室，其实是一个道理？王之信问。
对对对，你很聪明。这种便携式玻璃箱颠覆了原始的种植模式，使各种跨大区域大空间的植物移植成为可能。这一二十年来，除了福钧成功把各种优良的中国茶种移植到印度，用来提取奎宁治疗疟疾的金鸡纳树，也直接从秘鲁移植到印度，巴西的橡胶树也移植到了锡兰，这简直是植物经济的一次大革命。如果一百年前我们就有这样的沃德箱，那英国的植物贸易计划可以提前一个时代到来。史密斯先生的言语中满是帝国植物学家的骄傲。
是啊，是啊，不得不佩服你们啊——王之信冷冷地哼了一声说，这么多年，你们的不懈努力确实成功了，你们那些优秀的植物猎人让你们的国家称得上是世界植物复制工厂啊！“伟大”的复制工厂。你们总是站在英国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你们觉得合适吗？
那不然要站在哪个角度考虑问题？史密斯先生问。
事物总有两面性，看待问题也有多个角度。就像一支笔是直的，插进水里，就变成弯曲的了。王之信转身离开。
他没有回答问题。哈瑞说。
不，不，他回答了问题。史密斯先生笑了。
十二
基本上都是史密斯先生和两个中国人在聊，我和哈瑞成了听众。史密斯先生是个美食家，他去过中国厦门，这个城市跟王之信的家乡同样说闽南话。年龄差距二十几岁的两个人又有了许多交集点。他们聊起一种叫作蚵仔煎的东西，把海蛎、鸡蛋、薯粉、香菜拌在一起煎，史密斯先生觉得那就是中国的海鲜比萨，王之信说比萨绝没有蚵仔煎的嫩滑口感；他们又说起一种把炸瘦肉、猪大肠、猪血、豆干加在一起的面线糊，需要搭配一种萝卜和米磨成浆蒸成的萝卜糕……说得我跟哈瑞都直流口水。史密斯先生非常喜欢中国，他了解中国的历史。他知道能让“万国来朝”的汉朝、唐朝、明朝都有着几百年的基业，知道八百年前的泉州就已经是全世界海洋贸易的中心。他不相信马可·波罗在中国朝廷里当过官，他甚至怀疑《马可·波罗游记》是杜撰出来的故事，但他说还真有外国人在中国为官……看来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
晚餐非常丰富——当然，不是他们谈论的中国美食。有烤羊排、煎牛肉、烤鸡块、青菜，居然还有炸鱼薯条——这是一道刚在伦敦流行的美食，我一直还只是耳闻。作为西班牙军人在美洲发现的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马铃薯长期被爱尔兰之外的英国人嫌弃。现在，同样的食材，当它被切成一段段，油炸成金黄色，与同样油炸过的鱼混合搭配在一起，就有了完全意想不到的效果。唯一的缺憾是，炸鱼的原材料不是肉质细嫩的鳕鱼，而是恒河里的一种小鱼。
史密斯先生无意间说起种植园附近的一条小溪里可以钓到一种溪鱼，几年才长成一点点的小鱼，肉质更细更嫩更甜美。哈瑞便接话说，明天我们去钓鱼。
明天不是要去看茶园和苗圃？我小心地问。
那就看完再去钓鱼。哈瑞说，来得及。
你们去钓，我们正好去茶叶种植园走走。明天咱们就兵分两路……王之信表现出难得的大度后，向史密斯先生抛出了一串问题。当年福钧带来的制茶师傅还在这里吗？你们后来应该又聘请了许多制茶师傅吧？能不能让我们认识一下？能不能看一下名单？有没有泉州的？福建的？有没有王姓的或者是林姓的？
你们到底是要来看茶苗的，还是要来看中国劳工的？哈瑞有些不满。
当然是来看茶苗的，顺便看看我们的中国老乡。王之信轻松一乐，说，就像你看完茶园去钓鱼一样，两者不相矛盾啊！说不定还能找到我哥呢！
你哥不是去美国了？他什么时候来这里了？我觉得有些奇怪。
我有好几个哥呢！王之信笑了起来，说，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我哥才不会来这里，他要去挖美国的金子，才不来印度种中国茶……
你们是不是又要为中国劳工赎身啊？哈瑞说，要我说啊，中国劳工比那些孟加拉人条件好太多了……
他们又没卖给你们，怎么叫赎身？
不管怎样，你总得先了解一下违约金吧？你们这些中国老乡，为了四十五卢比的工资，居然肯跟人家签这么高的违约金。当然，也不全是他们傻，主要是买办们太能说了。买办说，我让你去管一个大种植园，让你当大经理，管一两百号人，制出上等茶来还可以有赏金，你是公司的一员，可以享受优厚待遇，你们进出自由，想留就留，想走就走。你说这么好的条件谁不会心动？哈……哈瑞非常夸张地笑了起来。
我有一种强烈的不适感。
福钧在描述那些他带到印度的中国茶师时曾这样说：“他们崇拜我，对我抱以最大程度的信任，视我为他们的导师和朋友。只要我一直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们，那我就等于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让他们也以仁爱之心对待其他人。”他们是仁爱了，可是我们呢？我问自己。
上帝他老人家如果知道你这样没爱心，一定会不高兴的。王之信似乎是在开玩笑，但我听不出来这有什么好笑——中国人的幽默让人难以理解。哈瑞显然也没听出来。他收住刚才的笑，给王之信献起计策来。我觉得你们应该把那泡铁观音拿出来请植物学家喝一下，没准史密斯先生一高兴，就会少算你们一点儿违约金……
你有铁观音？史密斯先生两眼放光，说，我在厦门时喝过。原本带回来一小包，但半路上不小心淋了雨，真是可惜得不行。史密斯先生咂巴了几下嘴，说，那是我喝过最好喝的茶，让人记忆深刻，那种茶特别特别香……
对，对，是能喝的香水。哈瑞插了一句，他颇为自己这个独创的比喻得意。我也很想把那个“能喝”改成“好喝”再说一遍，但我看到王之信冲我撇了下嘴。这个奇怪的中国人，他似乎不希望人家夸他们的茶。
那不是一般的香，是一种……史密斯先生激动地比画着，他在寻找一个最贴切的表述，是一种可以触动灵魂的香。
我惊讶于史密斯先生的用词。
可惜都喝完了。王之信无奈地摊了摊手，说，其实也没你们说得那么好啦！
我们茶园里应该也有铁观音。史密斯先生说，是不是，你们明天正好帮我确认一下。
应该也有不少黑人劳工吧？哈瑞冲我使了下眼色，他似乎在暗示什么。见我没有附和，他凑过来小声地说，看吧，今晚肯定又有事情发生。
哈瑞恐怕要失望了——一夜太平。第二天上午，史密斯先生带我们参观植物园的苗圃和实验性茶叶种植园。名为植物园苗圃，实际上不少于五分之四的面积育的是茶苗。茶苗的种类之多，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A号苗圃育的是武夷山的正山小种，B号苗圃育的是武夷山的大红袍，C号苗圃育的是大白毫，D号苗圃育的是西湖龙井，E号苗圃育的是黄山毛峰……史密斯先生指着远处一个接一个的苗圃说，那边还有肉桂、大叶乌龙、凤凰单丛、白芽奇兰、紫笋、碧螺春等。连王之信都不说话了，这有些出人意料。王之信最大的特点是闲不住。通常情况下，嘴闲了，脚必闲不得；脚闲了，嘴必不得闲；两者都闲了，眼睛就闲不住了。
若干年后，我们三个英国人在伦敦的咖啡馆喝茶，还聊到了他三个“不得闲”。哈瑞说，他将来一定是个靠脚吃饭的好伙计。我说，不，他应该会是靠嘴吃饭。史密斯先生连连摇头，不，不，不，他应该会靠这个吃饭。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这种人，给他一把斧头，他能造出一艘船；给他一把梯子，他能上天摘月；给他一个支点，他就能撬动整个地球。眼下，没有斧头，没有梯子，也没有支点，两个中国人成了哑巴。
天啊，中国人搞出这么多个品种的茶来，他们也不怕把自己搞晕了？哈瑞显然跟我一样震惊，他的头摇得就像我小时候玩的拨浪鼓。我一直以为中国茶就是绿茶和红茶，怎么还有这么多区分？这怎么区分啊？
史密斯先生借机给我们上了一小课。
他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就像同样的面粉可以制成面包、蛋糕、比萨，也可以做成面条。不同的茶种，做出来的红茶和绿茶是完全不一样的口味，它们有着自己的相对适应性。比如，正山小种如果制成绿茶，它的醇厚会使茶叶难以清爽。再比如，西湖龙井一旦制成红茶，则汤水寡淡，无法比拟小种茶。这又跟面粉的道理一样，如果你拿低筋面粉做面包，永远做不出你想要的韧性来。如果你拿高筋面粉做蛋糕、饼干，永远做不出疏松的口感。
我看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总喜欢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你说我们英国人，茶就是“tea”，多简单。他们中国，茶除了叫“茶”，居然还叫什么“荼”啊，什么“蔎”，还有什么“荈”“槚”“茗”，听起来都晕。哈瑞说。
这说明中国人自古有讲究，他们过得细致。虽然都指的是茶，但称呼不同还是有所区别的。发苦的茶为“荼”，老粗的茶叶为“荈”，茶树长得高大的为“槚”，早采的为“茶”，晚采的为“茗”。史密斯先生越讲越来劲，不仅这些呢，他们还会管茶叫“云华”“余甘氏”“先春”“不夜侯”“玉爪”……中国人多有文化，能创造出这么多词来形容茶。还有，中国管“喝茶”叫“吃茶”，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人家以前真就一直是拿茶叶来吃的。你们不要以为是那种野蛮的嚼食，人家是几个文人聚在一起，吃吃茶吟吟诗。宋朝人管那个吃法叫“点茶”。怎么点？把茶碾碎了，先加点儿水拌匀，然后边冲开水边搅拌，就生出许多洁白如花的泡沫，他们就拿泡沫来比赛，谁泡沫挂得久谁就赢……我说得对不对啊，林老板？
约翰叔叔果然没开玩笑，中国人以前真是吃茶。史密斯先生连问了两遍，“幸亏先生”才回了句“没错”，他总是不舍得多说哪怕一个词。几个英国人在大谈特谈中国茶，而两个中国人几乎一言不发，这是多么有趣的场面。这种情形维持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直到史密斯先生带我们来到山坡上五号试点种植园。他所说的铁观音茶树就在这里。整个种植园里都是瘦瘦高高的乔木，唯独边上有几棵矮矮壮壮的灌木。这些灌木上长出的茶叶叶片，革质层显得特别厚，茶叶的锯齿状特别明显。
这真的是铁观音！王之信几乎是惊叫。
十三
不，这不是。“幸亏先生”说得非常肯定，这是我们那边的另外一个茶种——本山。
这明明是。王之信想要争辩，你看它这锯齿，本山不是应该……
哎呀，难道师傅还会不如徒弟懂吗？哈瑞像是好不容易找着了挖苦的机会，拍拍王之信的肩膀笑。王之信抬了一下手臂，有些厌烦地甩开哈瑞的手，又转头问史密斯先生，你们有没有育这个茶苗？
暂时没有。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茶种，所以也就一直没有育苗。现在知道了，明年可以考虑培育一些。史密斯先生问，本山应该是属于乌龙茶，那好像是另一套制作工艺了？
那是。王之信的小骄傲又来了，乌龙茶的工艺可没红茶和绿茶这么简单，需要晒青、摇青等工序，特别是摇青……“幸亏先生”招呼哈瑞往苗圃走，说，一会儿还要去种植园，现在我们就把茶苗种类和数量给确定下来吧。
有些东西再明白不过——低调的老板不想伙计太高调。这是哈瑞的想法，我却不这么认为。我们按照“幸亏先生”给的建议，完全排除了广州的茶种，决定购买武夷的正山小种、大红袍、水仙和肉桂，还有西湖龙井和安徽大白毫等，每个茶种都要了四五千株。一个小时后，史密斯先生、两个中国人，还有植物园的一名医生，坐上了植物园的四轮马车。他们要去的是珀伊尔茶叶种植园，据说种植园里只有刘姓和陈姓两个中国制茶师傅。哈瑞纠结了很久，终究没有坐上去。看吧，这回肯定要带个中国劳工回来了。哈瑞望着马车的背影说。
四个人直到第二天傍晚才回到植物园。哈瑞预测错了，他们没有带回来什么工人。他们只是多去了哈瓦勒堡种植园，那里制作出来的茶叶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气味。史密斯先生之前一直推测这跟一个陈姓的师傅有关，“幸亏先生”帮他们找到了答案。那片茶园土层比较薄，土层下面是烂石层，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种出来的茶叶自然含有更多微量元素。王之信的状态有些不对劲，整个人蔫得像颗葡萄干，刚进房间就直往床上躺。
史密斯先生帮我们安排好了第二天的用车，四轮马车载人，四轮牛车载茶苗，九点钟出发。离晚餐还有一点儿时间，他便在自己的房间摆开了茶桌。喝的是史密斯先生珍藏的正山小种，前不久刚从英国带来的。茶是好茶，只是少了王之信，这样的下午茶像是缺了润滑的齿轮，生涩难行。每个人都坐得方方正正，谈得正儿八经，连哈瑞也俏皮不起来。刚冲到第三遍水，王之信喊我出去。史密斯先生请他进屋喝茶，他应了声，不了，反身就走。进了我的房间，他伸手递给我一个小瓶子，说，送你一点儿我们最好的铁观音。
不是说没有了？我忍不住问。那是一个圆形青花瓷小茶罐，说不出来的漂亮与精致。得是什么样的茶，才能配得上这样的瓶子？
他让我先将茶收起来，见我用衣服包裹住茶罐，这才说，上次你喝的那种，确实没有了。不过，有我也会说没有的。末了，他又交代，这茶自己喝就好了，不必示人。
我笑了，说，你就不怕我将来也成为植物猎人？
不，你不会。王之信想起了另外一件事，说，借我的那本书能不能送给我？
我本来就打算送给你的呢。我说得非常轻松，但肚子里却有十万个为什么。你要先走？
我怕到时给忘了。王之信的脸红了，他摸着脑袋解释说，忘了就不好了。看他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我指着他说，不对，你肯定还有事。王之信放下手，说，算了，算了，有件事情还是告诉你吧，也还要请你帮忙呢。他说出来的事情着实吓了我一大跳。故事还没完全讲透，他突然站起来，边往外走边笑着比手势说，走，走，去“驾崩”！去“驾崩”！我有点儿摸不着头脑，跟着站了起来。这时候，哈瑞走了进来。我灵机一动，学着王之信，一半英文一半闽南语地混在一起，拉着哈瑞往外走，说，走啊走啊，去“驾崩”！去“驾崩”！哈瑞只能稀里糊涂地跟着走。中国话非常有意思，除了通用的官话，各个地方还有各个地方的土话。这些土话听起来完全不一样，有时候不同的话还会打架。王之信的家乡说闽南语，据说是两千多年前的官话。这个“驾崩”，它的意思其实是吃饭。看我念得有模有样，他又笑着提醒我，什么时候你有机会去京城见上我们皇帝，你千万不能用闽南语喊皇上吃饭啊，会被砍头的！
一顿愉快的晚餐。小溪鱼做的炸鱼薯条果然更加美味，哈瑞打到的山鸡做成的山鸡蘑菇汤鲜得不行。大家兴致都很高，喝了很多酒，我跟哈瑞都睡过了头。简单吃过饭，左等右等一直没看见两个中国人。他们的房间收拾得很干净，包裹也不在，桌上留着一张纸条。“有急事需要先行，我们提前出发了。一路平安！”所有的问题似乎都有了答案。
马车都在，他们怎么走的？哈瑞问。
他们骑马走的，天没亮就走了。印度园丁说，有人牵了马匹来，应该是之前就约好的吧。
真不知这些中国人在玩什么把戏，莫名其妙！哈瑞非常生气。史密斯先生还在休息，我们不便打搅，只能出发。下山的速度快了许多，到加尔各答时才下午四点。安顿好那些茶苗，我们正商量着先去买船票，然后去照相馆取了照片再去吃饭，史密斯先生带着人来了。他们检查了我们牛车里的茶苗，又翻看了我们的行李。怎么啦？发生什么事了？哈瑞问。
工人中午才发现那几棵本山茶树不见了，它们被连根拔起，一棵都没留，甚至都没有任何一根树枝留在现场……史密斯先生没有再往下说，但我猜到了什么。
肯定是那两个中国人，他们天没亮就走了。哈瑞恶狠狠地说，走就走，还要拔几棵本山茶树走，这什么意思？
有没有可能那些是铁观音？史密斯先生说。
肯定是，肯定是！哈瑞连声赞同道，这些狡猾的中国人。
这些可爱的中国人。我想。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2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