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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参自古都被视为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从营养学角度来说，人参的主要成分与胡萝卜并没有太大不同。

人参作为一种药材，最早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自秦汉以后的历代医书，对人参的药用功能都有提及。明代李时珍编纂的《本草纲目》作为一部传统中药材大全，其中对人参的记载更是留下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声称“人参治男妇一切虚症”，无论是发热自汗、眩晕头痛，还是痎疾、滑泻久病等，均有神奇疗效。此外还特别指出，“参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参、神草”。

说到底，人参的神奇与其说是来自疗效，不如说是因为外形。中国自古就有“以形补形”的传统，比如核桃补脑、山药壮阳，等等。人参的外形犹如人偶，被古人视为自然造化之奇迹，先是倍觉珍贵，继而就变成崇拜的神圣之物。《西游记》第二十四回“万寿山大仙留故友，五庄观行者窃人参”，其中写到一棵神奇的人参果树，这棵树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方得成熟。人参果具有延年益寿的神奇功效，“闻一闻，就活三百六十岁；吃一个，就活四万七千年”。

人都求富贵，但富贵之后，又会觉得人生苦短，因此，长生不死就成为每个富贵之人的最大追求，从皇帝到乡村地主，都不能免俗。在传统社会，大多数人都是自给自足的农民，只有极少数富人才有高消费的能力，而人参就满足了这种难得的消费。

某些商品想要有一个好价钱，必须先有一个神奇的故事，人参就是如此。有了返老还童甚至永生不死的好故事，人参自然而然便从普通中药中脱颖而出，成为百药之王。

百药之王

人参虽然很早就被作为药材使用，但在明朝以前，也只是一种普通药材，甚至被视为和大枣一样的干果。如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万一有南来便人，为致人参、干枣数斤，朝夕所须也。”从这句话就可以得知，人参和干枣一样以斤来论，应该不是多么金贵的东西。

直到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人参仍算不得是特殊的奢侈品，一斤人参只要白银一钱五分，约合一百五十文钱。万历年间（1573—1620），每斤人参的价格上涨至三两白银左右。人参价格上涨的原因，主要是供应突然减少。

自古以来，太行山一带一直是人参的主要产地，尤其是上党参最为著名。除过上党参，南京人参也颇受青睐。明朝晚期，民间经济极其繁荣，陕商、晋商和徽商等民间商帮纷纷兴起。随着社会对人参的消费需求加剧，上党参和南京参很快就告罄，人们只好舍近求远，购买辽东参。《本草纲目》中说：“上党，今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所用者皆是辽参。”

清代文人的《人参考》中写道：“明季，沁州、高丽、邯郸、百济、泽州、箕州、并州、幽州、妫州、易州、平州并产焉，而上党山谷者为最。上党今潞州太行紫团山，又出紫团参。”“紫团参”是上党参中的上品。《梦溪笔谈》记载：王安石患病，有人以紫团参向他行贿，王安石拒收——“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

根据《人参考》记载，辽参主要产于凤凰城和宁古塔。相对于太行山，东北气候寒冷，人迹罕至，采参成本要高得多。“其产地则曰凤凰城，土人采取甚早，又有船厂，去凤凰城三四千里，稍坚实，六七月可采，又宁古塔，地处极北，去船厂又三五千里，地极厚，天极寒，深秋冰雪载道，采以八九月，其体坚实少糙而多熟。”

明朝末期，辽东战事不断，先是对日的壬辰战争，接着是长达数十年的明清战争。受战争影响，辽东参的供应时断时续，再加上居于市场垄断地位，来自辽东的人参价格持续上涨。至崇祯时（1628—1644），每斤辽东人参价格已经涨到十六两白银。

辽东一直是建州女真的根据地，明初设辽东都指挥使司统辖，但后来明廷逐渐失去对辽东的控制。成化元年（1465年），东宁卫军民在东北挖掘人参时，遭到建州女真的攻击。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在辽东称王，建立国政，形成对明朝事实上的独立。

努尔哈赤野心勃勃，一心想恢复女真民族的荣光，要重建大金王朝，这自然需要大量资金。辽东别无所产，“不产五谷，不产布帛”，只有人参。于是，人参便成为努尔哈赤最重要的原始资本来源。

在这一时期，明朝与女真的人参贸易数额极大。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七月到次年三月，八个月时间里，明朝与海西女真人的边境贸易二十六次，购买人参一千七百多斤。万历十一年至万历十二年，明朝政府为购买人参花费白银三万两。相比政府，大量人参被民间消费。依靠人参贸易，女真八旗每年获利达百万两之巨，有时高达二百五十万两，是以“富强已非一日”。

正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所说，万历时期的明朝已经走向衰落，政府财政捉襟见肘。面对日益空虚的国库，明廷一度关闭边境贸易，此举不仅打击了女真的人参暴利，也进一步激化了民族仇恨，尤其是建州女真囤积居奇的十多万斤人参全部烂掉，损失极其惨重。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让明朝开放人参边贸，女真各部落甚至提出“愿以儿子为质”。

明朝与女真之间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也演变为一场人参的贸易战。虽然双方纠葛不断，但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女真手中，他们在人参贸易中获得稳定的出超。

人参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让努尔哈赤迅速崛起。据汉学家狄宇宙估计，仅人参贸易一项，可能就让明朝从日本和新大陆进口的白银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流入满洲地区。除了经济上的影响，人参贸易也从客观上改变了满洲女真原本原始、分散的社会组织形态，帮助努尔哈赤完成了对女真部落的整合，从而形成政治新势力。对努尔哈赤来说，他之所以要将人参纳入内部管理，主要也是因为它关乎政治权力的等级制度，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

随着时间的推移，占据辽东人参宝地的建州女真财大气粗，羽翼丰满，迅速崛起为一支对抗明朝的军事力量，不断挑起边衅。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击败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统一了松花江流域和长白山以北的诸部，将整个东北纳入以建州女真为主的八旗制度统治之下。一个后金王朝正式在辽东建立。三年后，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后金军在萨尔浒之战中击败明军，象征着这个人参帝国的正式登场。

明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死于宁远，其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后，远征高丽——因为高丽参与辽参有竞争关系——至此终于独占了人参资源。天启七年（1627年），明朝平辽总兵毛文龙所部军队在辽东采参时，被女真八旗军当场杀死一百余人，三名千总被俘。数年后，后金改国号为“大清”，踏上了得陇望蜀、问鼎中原的征途。

参票与刨夫

明思宗崇祯十四年，清世祖顺治元年，即公元1644年，女真八旗进入北京，中国迎来了又一次改朝换代，清朝一统天下。东北（满洲）作为大清的“龙兴之地”，各种历史附会之说甚嚣尘上，其中自然少不了辽参这种神奇之物。一时之间，人参被广泛视为“王气”的具现——“自辽阳以东，山林中皆有之，盖地气所钟，岂偶然哉。”

回顾清朝的创业史，就会发现清朝几乎与辽参同时崛起，辽参在成就了清朝的同时，清朝也成就了辽参不可撼动的王者地位。《人参考》中说：“我朝独重辽参，实乃神草，王气所重，味胜力洪，他皆不及。”

对清朝来说，人参堪称立国之本，是女真八旗起家的最大本钱。自从努尔哈赤称王起，人参便成为爱新觉罗家族的私产，其他人未经允许不得私自采参。在某种程度上，努尔哈赤通过垄断人参而垄断满洲的所有资源。

实际上，整个东北边疆，在皇帝眼里都属于私人产业。满洲女真以区区二百万人，利用明末乱局巧取天下，建立清朝，这就像是中了头彩的暴发户，信心犹是不足，将满洲老家视为最后的退路，因此大建柳条边，严禁向关外移民。

清朝立国之后，吸纳大量明朝降臣，官僚体系逐渐完善，对人参采办的管理也走向正规化和制度化。顺治十四年（1657年），“打牲乌拉制”正式出台，并在满洲设立了主管机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根据这项规定，除了皇家，八旗王公也享有采参的特权，即“分山采参制，彼此不得越境”。除过这些皇亲国戚，严厉禁止一切私人采参行为，尤其是对翻越柳条边进入满洲的汉人采参者严加提防。皇帝诏令中特别强调：“采参处如遇汉人，一概缉捕。”

采参被收拢为官方直接采办后，只有各旗拥有自由采参权，八旗王公名下都有各自的分包山头，他们可以自行采参。但是，分包山头极其有限，各旗竞相采参，寅吃卯粮，很快就无参可采。最后，皇家内务府彻底垄断了采参权，人参的价格也随之一飞冲天、水涨船高，打牲乌拉总管也变成炙手可热的肥差。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打牲乌拉总管从当初的六品官职已经升至正三品。

康乾时期，清廷借鉴盐政惯例，也对人参实行“参票”制度，即通过招商的方式，吸引民间自由商人参与进来，这其实就是“特许经营”。这种办法打破了以前由满洲兵采参的低效与腐败，内务府只需控制参票，就可以控制人参市场。民间商人向官方购买参票——采参许可证，就可以成为堂而皇之的“皇商”，就能合法进山采参，此举极大地刺激了采参者的积极性，使得人参的市场供应量大幅提升。

雍正八年（1730年），民间商人范氏父子通过参票承包采参，连续十三年，每年雇佣采参者多达三万余人，所采人参堆积如山，获利极其丰厚，成为有名的“皇商”。

乾隆皇帝上台之后，发现人参暴利不断流向民间，遂停止了皇商经营，不再发放参票。乾隆参照打牲乌拉制和参票制，在内务府下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叫作“官参局”，由官参局负责人参的采办经营。官参局并不进行具体的采参活动，而是通过发放参票的形式招募采参者，领票的人叫作“揽头”，挖参者叫作“刨夫”。揽头其实就是包工头，他带领一群刨夫进山采参，必须完成官方指定的采参任务。

野生人参主要生长在深山老林的背阴处，尤其是在高寒地带的松树林里，这些地方基本都是野兽横行的无人区。刨夫是极其危险的职业，进山之后常常连道路都没有，随身能带的补给和装备极其有限，一旦遇险受困，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靠自己。

当时有很多民间传说，大都是说一位刨夫入山采参，结果迷了路，转来转去走不出森林，时间一天天过去，随身携带的粮食吃光之后，眼看要葬身荒野，幸好遇到神人相救，才回到人间。还有的传说是美女救英雄。这些传说都很美好，但现实中根本没有神仙。采参人在原始森林中，就像蚂蚁一样，很容易迷失方向；一旦迷路，或者遭遇狼虫虎豹，就凶多吉少，甚至就连尸骨也留不下来。

揽头领了参票，先交够官参，其余的人参才属于自己和刨夫的报酬。要想获利，就必须尽可能地多采参，采得越多，留给自己的越多。这种官采刨夫制只追求短期利益。为完成任务和获利，官吏压榨揽头，揽头压榨刨夫，人参生态遭到破坏，刨夫采不到人参，只能逃亡。后来，官参局改向刨夫直接发放参票，一位刨夫可领一张参票，每挖十六两人参，十两上交官参局，其余六两归刨夫所有。每位刨夫都有基本任务，完不成任务就要受罚，为此刨夫必须有担保人，刨夫只好向酿酒商求助，因此担保资格证被称为“烧锅票”。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全年放出参票六千多张，每张票收官参六两（之前收十两），最终得收三万六千余两。当年的参价，一两人参四十两银，足足比康熙时期高了十倍，内务府的人参利润达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通过这种手段，乾隆不仅实现了对人参开采的源头垄断，而且还控制了整个人参市场。

在自然野生状态下，人参生长周期极其漫长，但要采的话却来得很快，大量刨夫跋山涉水，四处寻觅，可以将不同年份的人参采挖一空。人参常年不开花，生命力顽强，但繁殖和生长缓慢。在短期内，人参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这让之后的人参产量越来越少。到了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内务府放出五千张参票，只有两千多张得到认领。从乾隆九年（1744年）到咸丰二年（1852年）的百余年间，参票发行量从九千张锐减至七百三十五张，缩水百分之九十以上。乾隆末期，参源地爆发大规模森林火灾，几乎整个采参业都毁于一旦，刨夫和烧锅大都破产。此后，采参业已经大不如前。但随着人参产量锐减，市场价格则节节拔高。

按照蒋竹山《人参帝国》一书中的统计数据：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人参的价格为每斤三两白银；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人参的价格已经变成每斤二千二百四十两白银。二者对比，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人参价格竟然暴涨了七百多倍！

清代文人袁枚在《子不语》中讲过一个骗人参的故事，京师张广号人参铺被一个诈骗集团用百十两银子骗去了好几斤人参，损失之惨重绝非一般人能想象。

人参神话

任何商品都是有价格的，但有些东西是无价的，这些东西因其珍贵而被神圣化。高昂的参价背后，是人参已经成为神话的一部分。或者说，人参涨价的过程也是其神化的过程。

人参作为药品，虽有疗效，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神奇，清以前的医生很少用它。入清之后，虽然人参与清王朝的龙兴密切联系在一起，但真正让它神化的还是人们对于人参各种神奇疗效的迷信。讽刺的是，越是迷信，人参价越高，而人参价越高，人们越是迷信，甚至形成了对人参的崇拜心理。

乾隆年间有一位大夫对人参就很不以为然，他为此还专门写过一篇《人参论》，其中写道：“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无悔者，何也？盖愚人之心，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人参迷信其实是一场医者与患者的“合谋”，患者认为人参如此昂贵，自然是最好的药，而医者也喜欢给患者开带有人参的处方——患者吃不起人参，那就不能怪医生无能；患者吃了人参后，若病情未能好转，说明已经病入膏肓，怪不得医生。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人参不仅包治百病，而且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人参都治不好的病，那就是绝症。

在这种风气之下，人参就是神丹妙药，用现代话来说，既是保健品，又是药品，不管有病没病，不管得了什么病，吃人参总是有益无害。“大凡一切病症，其初不宜即服补剂，而中风、痛风、木风尤忌，都门诸贵人喜服人参，虽极清苦者亦竭力购参以服之，为恃此可以无恐也。”对大夫来说，也乐得顺水推舟，动不动就给病人开人参进行温补，这成为许多医者热衷的万全之策。

从晚明至清中期，江南地区经济繁荣，奢靡成风，很多士绅富人骄奢淫逸，身体未老先衰，体弱多病，渴望通过中医进补来恢复健康和活力，进而延年益寿。“若富贵之人，则必常服补药，以供劳心纵欲之资。而医家必百计取媚，以顺其意，其药专取贵重辛热为主，无非参、术、地黄、桂、附、鹿茸之类。”

在各种补药之中，最受欢迎的自然是人参。正所谓“不怕病死，只怕虚死”。清代医家徐大椿在《人参论》中批道：“服补而死，犹恨补之不早，补之不重，并自恨服人参无力，以致不救。”为吃人参而耗尽家财者不在少数：“天下之害人者，杀其身，未必破其家。破其家，未必杀其身，先破人之家，而后杀其身者，人参也！”

从明到清，人参热愈演愈烈，形成了关于独特的人参文化。到清朝中后期，出现了一大批关于人参的畅销书，诸如陈烜《人参谱》、唐秉钧《人参考》、郑昂《人参图说》等，都以传播人参神奇功效为主，为人参热推波助澜。

翁同龢是晚清时代的名臣，曾经做过光绪皇帝的老师。有一本书记载，翁同龢殿试时感到力不从心，突然想起口袋里还有两枝人参，便拿出来吃下，顿时觉得如有神助，才思泉涌，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他交卷之后，果然高中状元，因此获得“人参状元”的美名。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读书人位居“四民”之首。对他们来说，如果科举之路走不通，一般都选择做师爷或私塾先生，此外还有不少人悬壶济世，行医为生。因此，大多数医生都是识文断字的士人出身。清代士人看重考据，流风所及，关于人参的专著层出不穷，并创造出关于人参文化的各种新名目，比如“尖顶熟”“统顶”“条小”“统糙”“须条”“泡条”等等，囊括人参的产地、种类、品相、功效等，俨然是一门大学问。

科学属于现代文明的产物，对传统时代的人来说，觉得生命充满神秘，其实也属于正常现象。明清时期，人们都相信人参可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还有不少人认为常服人参可返老还童、强心续命，乃至起死回生。贪生怕死是人的本能，所以人参就成为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东西。

相对于极其有限的人参产出，需求几乎是无限的，这让人参极其珍贵，甚至连黄金都相形见绌。清后期名臣梁章钜（1775—1849）在《浪迹丛谈》中大发吃不起人参的感叹：“乾隆十五年（1750年）应京兆试，恐精力不支，以白金一两六钱，易参一钱。廿八年（1763年）因病服参，高者三十二换，次亦仅二十五换。时已苦难买，今更增十余倍矣。”

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曾经写过一首人参诗：

贫家患富病，用药需参剂。吾儿抱沉疴，藉补丹田气。其如价过昂，刀圭购不易。……以之疗嬴疾，庸医亦奏技。几同返魂香，不数肉芝臂。当年评直贱，购买不繁费。十金易一斤，邻市旧有例。十金易一两，诗家亦有记，迨我服食时，犹只倍三四。弹指三十年，征贵乃吾艺。一两三百金，其品犹居次。中人十家产，不满一杯味。……乃因价不赀，翻若天势利。但许活富人，贫者莫可冀。

同样是人参，在穷人眼中和在富人眼中也是不一样的。乾隆皇帝也写过一首《咏人参》的诗：“五叶三丫云吉拥，玉茎朱实露甘溥。地灵物产资阴骘，功著医经注大端。”

乾隆一朝堪称人参最疯狂的年代，而乾隆皇帝本人就是一位忠实的人参迷。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帝生前最后两年时间，一共服用人参三百五十九次，合计三十七两九钱。慈禧太后对人参也是每日必服，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月到次年九月，一年时间共用人参二斤一两一钱。

乾隆和慈禧都是长寿之人，但并不能说他们的长寿与人参有多么直接的关系，因为清朝还有许多皇帝都是短寿夭亡，有些甚至是暴亡，比如皇太极、咸丰、同治和光绪，他们一生养尊处优，生活优渥，都没少服用人参。嘉庆皇帝最后则死于一场伤风感冒。

但不管怎么说，皇家对人参的嗜好必然会对民间的人参热产生极大的刺激作用，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这意思。有皇帝带头示范，皇亲国戚和民间老百姓自然趋之若鹜，人参神效如同皇帝新装一样，变成一种不可讨论的政治正确，于是便有了“非参不治，服必完全”的痴迷。

人参帝国

在某种意义上，人参也沦为权力的工具，或者说道具。吃得起人参，是一种炫耀的方式，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有清一代，皇帝常常用人参赏赐大臣，这就像西汉皇帝以黄金赏赐大臣，唐朝皇帝以丝绸赏赐大臣一样。大学士嵇曾筠请求回乡养病，乾隆帝下令赏赐人参十斤；大学士傅恒领兵进行大小金川之战，乾隆帝赏赐人参三斤。对于清朝的藩属，如暹罗国王、安南国王等，清朝皇帝也喜欢赏赐人参给他们。

虽然说乾隆皇帝经常夸口说自己富有四海，但像这样赏赐十斤八斤人参的慷慨并不常见，常见的倒是对人参的极度吝啬，这也反证了人参在清朝有多么珍稀。

这里举几个例子：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掌管江宁织造，是内务府重臣，也是皇帝的红人，他有一次生病，求皇帝赐参，结果康熙只给了很少一点。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安南国王患病，请乾隆帝赐参，两广总督福康安将皇帝赐给自己的四两人参送去，不过是以乾隆的名义。乾隆对此极为不悦，认为此例一开，以后都来要人参怎么办？

清朝皇室对人参非常倚重，不仅有经济上的意义，更体现了强烈的政治色彩。通过对人参的垄断和管制，皇帝将政治集权延伸到从采参到消费的每一个细节。参票制度就像八旗制度一样，拥有参票就如同拥有旗籍，象征着特权。人参犹如一种权力的象征，完全变成皇帝一人独占的禁脔，任何人都不容置喙。随着皇帝权力不断扩张，包括八旗子弟在内的亲贵都失去了采参权，皇帝集权与人参垄断异曲同工。

清朝中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持续百余年所谓的“盛世”，中国人口翻了两番，丝瓷茶等外贸商品给南方沿海地区带来巨大财富，这为人参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消费市场。最理想的商品是奢侈品，而且要不断涨价，因为人的购买心理就是买涨不买落，不断涨价往往能最大地提高消费者的价值感。人参便是这样，从康熙到乾隆，人参的价格只涨不落。

康熙初年，江苏市场的人参，连泡丁及参须等共计有几百担，每斤只卖四五十两银子；延至雍正九年（1731年），人参价涨至每斤二百两银子；继至乾隆九年（1744年）秋，人参涨至每斤六百两银子；乾隆十九年（1754年）达到每斤一千两银子。此后有涨无跌，从一千六百两、一千七百两，直到二千两以上。

人参价格不断飙升，让早期还能偶尔一尝的普通人彻底绝了念头，最后完全变成达官贵人和世家富豪的专享，尤其是富庶的江南地区，一直是人参的主要消费市场。为此，内务府指定“江南三织造”（江宁织造、杭州织造、苏州织造）和粤海关等为人参特许经销商。在某种程度上，人参价格的飞涨也是内务府与这些官商合伙哄抬的结果。

乾隆年间人参价格飞涨，不过在同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到中国的加拿大人参价格却相差甚多。按照《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1764年，加拿大人参每斤1.44两银子；1774年，上等加拿大人参一担（100斤）150两银子。而1771年，中国五等人参一斤为800两银子。若非官方严格控制人参价格，应不至于如此昂贵。

清人入关后，皇室垄断人参开采权，人参变卖所得也尽归皇室所有。康熙年间，内务府茶库贮存人参交由崇文门变卖，大量人参全放在北京，不易售完；乾隆年间，除过头等、二等和三等参留给宫廷专用外，四五等人参均交几家官商变卖，所得银两直接解交内务府银库。据《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记载，在乾隆十五年到六十年（1750—1795）期间，所卖人参收入合计得银1122万两，成为内务府的重要收入之一。

内务府掌管着乾隆皇帝的荷包，为了填满荷包，内务府不断压榨下面的代理商。这并非自由贸易的市场，官商面对内务府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人参还没有卖出，就要给内务府先支付人参款，而且议价权并不掌握在他们手里。两淮、长芦盐商以及三织造和粤海关虽然是人参的官方代理商，但经常要垫付参款，因此，有时不仅赚不到钱，反而造成亏空。

清代陋规流行，如“中饱”“规礼”“馈送”等，人参珍稀，成为官场必不可少的礼物。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恒文就任云南总督，途经剑川州，知州罗以书送恒文二斤人参，“送参止图体面，并无他求”。官员行贿受贿，都少不了人参，在许多官员的抄家清单上都可以看到相关的纪录。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惩处富勒浑纵容家人婪索案，其家人殷士俊自杭州买人参到广州贩卖，原本人参一斤值时价三千二百两，殷士俊勒令洋商潘文岩等八家承买，每斤索取四千七百两。

《红楼梦》第十一回中，凤姐对秦氏说:“咱们若是不能吃人参的人家，这也难说了，你公公婆婆听见治得好你，别说一日二钱人参，就是二斤也能够吃得起。”以贾府的合法收入，在乾隆中期还真不一定能吃得起二斤人参，但在清代官场，灰色收入远比合法收入要高得多。贾家这种王公贵族，常常可以得到皇帝赏赐的人参。实际上，曹家掌管江宁织造长达四十年，算得上是清朝数一数二的人参皇商。

曹寅虽是富可敌国的皇商，但他的孙子却沦为不名一文的穷文人，曹家破产最大受益者还是皇帝。俗话说，肉烂了总还是在锅里。不管官吏贪污多少，最后总还是要吐出来。对于贪官，乾隆要么罚没财产，要么让其缴纳议罚银。无论罚没的财产还是议罚银，都会进入内务府的银库。

人参枯竭

乾隆早期，人参产量大增，内务府储存的人参多达两千多斤，每年通过人参获利超过百万两白银。虽然人参的稀缺让内务府获得暴利，但不幸的是，随着人参资源的日趋枯竭，来自人参的收益也越来越少。到乾隆末期，内务府收入已经大不如前，但每年却需要支付三万两的借贷给采参者。

自从秦制建立之后，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和完善，清朝的官僚制度几乎达到前所未有的严密程度。这体现在人参制度上，包括轮流封山、资源涵养、采参许可、统购统销等，此外还有严格的监察制度。无论是采参还是卖参，都要经过官方的专门特许，哪怕是王公、贝勒、贝子也概莫能外。

专制制度虽然貌似严酷苛刻，但毕竟是权治而非法治，尤其是对皇帝身边的内务府来说更是如此。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些制度如同贴在大门的门神，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现实中往往徒留具文，在实际操作中则大打折扣。

人参是如此暴利，不仅足以让权力和制度失效，也足够让人不顾一切。当参票的价格占去人参价值的大半时，采参者就会想方设法逃避参票，因此非法私采就屡禁不止。按照官方颁布的法律，偷采人参者一旦被抓到，就要处鞭刑三百和一个月的枷刑，所采人参和所用牲畜都当作以赃物和作案工具没收。

但事实上，满洲地区人烟稀少，官府权力鞭长莫及，森林面积极其广袤，抓捕偷采者并不容易。对于辛苦采参的刨夫们来说，他们从黑市上获取的利润远远高于合法买卖。对主管官吏来说，与其将偷采人参充公，不如与偷采者合谋，依靠权力寻租对本人更有利。因此，偷采和逃匿者多不胜数，远比领取参票的合法采参者为多。既然人参奇货可居，各级官吏免不了上下勾结，共同勾兑，从中获利。人参管理机构腐败事件层出不穷。

根据李博的《清代顺治至嘉庆时期东北地区的私参活动》一文研究，在参利驱动之下，以盗挖人参活动为中心，由非法粮参贸易、私参买卖、私参代运等一系列经济活动共同组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链条。

刨夫属于特殊职业，进山采参费时费力，消耗极大，一个刨夫就要吃掉七八石粮食，因此有人专门负责提供粮食等给养，粮食交易非常频繁，人参体积小、价值高，便于藏匿和转移，很容易就逃脱官方的监管。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一位将佐亲眼目击，在宁古塔和乌拉等处偷挖人参的人将近三四万，马牛达七八万，这是合法采参者的六倍以上。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总有不少人宁愿铤而走险。事实上，比起官府的刑罚来，自然灾害更加危险。盗采者要躲开官府的稽查，一般都是选择在偏僻的荒山野岭采参，“往往跋涉数万里，偷挖私货，虽法有严禁，皆愍不畏惧”。

《增广贤文》中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人参虽然长在深山，但不菲的价值吸引来一波又一波采参者，再多的人参也架不住如此采掘，何况人参本来就不多。一二百年下来，偌大满洲竟然变得无参可采，就连内务府也没有了人参库存。

其实早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辽东很多地区就因过度刨挖而导致无参可采，康熙皇帝不得不决定将乌苏里江沿海地区开放给刨夫，“然而野生人参依然数量稀少，到十九世纪初，无论在哪儿，幸运的刨夫顶多能在一天之内发现三五棵嫩枝，大多数人数日也见不到一棵人参了”。

满洲森林原本属于猎人狩猎地区，人参的兴起带来了大量来自中原农耕区的无业游民，他们通过采参不断渗透进森林地带，由浅入深，最后进入森林深处。当浅山的人参彻底绝迹之后，深山的人参硕果仅存，显得弥足珍贵，就连那些尚未长大的人参小苗也变得奇货可居。为了获取最大收益，采参者将小人参挖出后，从深山移栽到苗圃中，用人工培育的方法让其长大，这种长大后的人参叫作“秧参”，因为野参近乎绝迹，秧参逐渐成为人参市场的主流。

就品相而言，秧参与野生人参并无二致，就连那些资深的采参者，也分辨不出秧参与野参。但中国人相信“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很多人都相当鄙视秧参。事实上，当辽参断货之后，来自朝鲜的高丽参和来自美国的西洋参（花旗参）大量进入中国市场，而高丽参和西洋参基本都是人工种植的。

乾隆一朝正值人参的黄金年代，进入嘉庆之后，人参即使价格奇高，依然非常紧缺，真是千金易得，一参难求。但即使这样，嘉庆皇帝对秧参还是非常憎恶，他坚信“山内所产大参，其力自厚，若栽养之参，即服亦不得力”。嘉庆十五年（1810年），内务府抽查各地进贡的官参，发现大半都是秧参。嘉庆大怒，将这些秧参全部退回，要求重新进贡正品野参，并下令严查秧参的生产。

对嘉庆来说，进贡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忠诚的象征；人参本身也不只是一种商品，它还有着特定的文化象征意味。因此，即使没有人参，也要比秧参好。

实际上，秧参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要是有野参可采，也不会有那么多秧参。比起秧参来，市场上很多人参都存在造假的现象，比如给人参润矾糖水来增重，以及含铅的泡丁等等。服用这些人参，不仅于身体无益，反而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即使这样，人参的神话依然屹立不倒，甚至当人参逐渐从大众视野里消失之后，反而更加神秘与神奇。

尾声

清朝时期，摊丁入亩和人口暴增带来了大量游民，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主要依靠美洲作物（玉米、红薯和土豆等）对山区森林地带和边疆草原地带进行农业开垦；此外还有一部分人以采集为生，除采参者之外，还有采菇者。这些采菇者与采参者一样，大多数都是非法的，不被朝廷所允许。

口腹之欲在清朝官绅阶层非常流行，达官贵人都以饕餮山珍海味为荣，袁枚的《随园食单》的流行就是这一现象的体现。产于长城口外的草原蘑菇被称为“口蘑”，这种蘑菇与人参一样都属于山珍。口蘑每斤售价一二两白银，虽不如人参昂贵，但蘑菇比人参易采，采菇者一年可获利数千两白银，这是普通人收入的数百倍。每到夏季，无数游民成群结队穿越长城，进入蒙古草原采菇。他们在草原上四处游荡，在采掘野生菇时经常与游牧民发生冲突，甚至与官兵对抗。

对清朝来说，底层游民现象与上层的奢侈品消费代表着传统社会矛盾的一体两面。官僚体制的腐败让传统制度已然捉襟见肘，依靠武力维稳无异于抱薪救火。亿万民众贫困潦倒，艰难求生，而权贵们醉生梦死，麻木不仁，整个社会都在苟延残喘，等待着历史的最后审判……

正当人参供应难以为继之时，英国人从海上送来了鸦片。对清朝那些穷奢极欲、沉迷于权欲的上层阶级来说，鸦片是一种和人参类似的奢侈品，甚至可以取代人参。无论是从权力还是身体来说，它们都是同构的。人参枯竭了，罂粟花开得正艳，大清王朝气数已尽，而大英帝国如日中天。

【作者简介：杜君立，学者，现居西安。主要著作有《历史的细节》《新食货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