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玲玲，1986年生于江苏，小说见于《十月》《花城》《作家》《青年文学》《长江文艺》《小说界》《小说选刊》《思南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已出版小说集《嫉妒》。

M

我和M认识于我入校后的第二年。当时我们都在一所三流学校读书，都参加过新概念作文大赛，不同的是，他比我大两届，共参加过两次，第一次未曾获奖，第二次获一等奖；我参加了一次，并未获奖。据说中文系至少半数以上的学生都参加过该比赛，但并非出自对写作的热爱，更多是因为保送条款。待到我那一届，保送魔力早已荡然无存，四分之一的同学都有拿奖经历，却全都混迹于这所三流学校的三流专业，除少数还保持着写话剧、写小说的热情，更多人就此停笔，完全忘记了文学这件事。

作为八零后最初期的那批作者，M不算获得新世纪红利最多的人，但也是获益者之一。他有点名气，但被最出名的几个轻易盖过。他和他们中的几个成了朋友，如果作者来学校做活动，他必是嘉宾。他写青春小说，读者不算多，但无论如何，比今天多。我进学校时他刚出第一本长篇小说，之后是第二本。我们对他的普遍看法是，才华有些，但更重要的是很勤奋。第一年我还不认识他，通常只隔着距离远远看着，他在主席台，而我在观众席。我记得，他经常骑着一辆捷安特飞快穿过学校，白色衬衣被风吹起。第二年他成了我学姐的男友。好像那个时期开始，我们熟悉了起来，但也只比普通校友好那么一丁点。

有天我去虹口，七月还是八月，也许是去当时男友的家中。学校地段偏僻，地铁尚未开通，去市区至少得转两次公交。上车后，我看见他坐在最后排。人很少，他身边还有空位，于是远远招手，招呼我坐过去。车程至少需一个小时，他主动谈起他和我学姐之间的关系，也谈到和其他女孩之间的关系，显得坦率且直接，最后总结道，大学恋情是乏味、短暂、不牢靠的，无非在一个阶段内打发时间而已。然后他又说，可以的话，他当然还是希望找个有钱的女孩，因为可以供养自己的写作。说到这里，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还有一段路才到，他问我最近怎样，我告诉他，不算很好啊。他便不再问下去，而是将MP3打开，递来一只耳机。我接过，跟他合听里面的曲子。直到他下车，我们都没再说话，只有音乐贯穿始终。

他从大四开始负责一份杂志的约稿，也参与校刊的编辑。有次他在网上忽然问我，是否有合适的篇目。我此前并无投稿经历，但很高兴能够发表，于是给了他一篇小说，一些随笔，还有一则文学问答。小说属于新历史主义，不长，约六七千字，写得很拙劣，随笔是关于饮食和服饰的俏皮话，也有关于中国戏剧里男女性别错置的探讨，模仿的是香港专栏作家风格，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洞见。问答则是关于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可笑的是，文本本身成了布鲁姆观点的实证），也可能是别的，在问答中，我引用了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以及罗伯·格里耶1984年关于小说的笔记（“我写小说是为了驱逐我与之势不两立的灵魂，一个作品不应该像某个盲目服从神圣法律的法官，恰恰相反，它应公正地揭露和精确地再现它正在与之作斗争地多重不可能性……”），但和最后结论（“小说试图以纯粹向内和属己的记忆探索存在之意义”）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诘屈聱牙是当时流行的弊病，我不幸沾染，还自以为是。还有一篇关于文学到电影改编的比较论文，以《妻妾成群》为例，谈到显性的男性视角如何被摄影藏匿，最终变成了集体的窥视等。所有稿件都拖了很长时间（两个月，也可能是三个月）才刊发。我和一个我钦慕了许久的女生刊发在同一期，很容易能看出彼此间天赋的巨大差距，这多少令我有些灰心，但好在还谈不上绝望。

再见他是2009年，我尚未毕业，正在H市实习。他当时出了第三，也可能是第四本书，同时还在主持一本杂志，内容同样是青春期的爱和忧愁。这种书在那几年间十分流行。大部分投稿作者很年轻，十八九岁，文后会附上他们风华正茂的照片。我们是通过社交软件再度联系起来的。他告诉我，毕业后他并未找工作，而是继续自己的全职作家生涯，所获收入应该勉强可供生存。不过他的处境比我后来了解的多数作者都好，很多作者在最开始写作的那几年连吃饭都成问题，只能依靠借钱生存。他也穷困，也潦倒，但并不缺乏女孩的爱。总有女孩心甘情愿地和他在一起。七月下旬，他发来消息，说正在写一部书稿，还没写完，写得很疲劳，亟待休息，近邻H市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想知道我能否接待。我在办公室想了一会儿，说问题不大。第二天早上他到了，说想去爬山，还想去一家知名的咖啡店。咖啡店位于宝石山半坡，店主以前曾是省文学院院长，去世后许多作协活动仍会在店里举办，以支持其遗孀生意。也有人光顾，是因为店主夫妇数十年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故事一度在市民中流传甚广。我不知道他也感兴趣。从办公室到那边差不多花了我半小时，车辆停下时，他就站在山脚下，背着一只灰色法式背包，看起来很沉重。人干瘦依旧，因为身高的原因，看起来更瘦。我们费力地爬到店里，他要了一杯拿铁，即拿出笔记本开始写作，完全不受外部影响。我要了一杯摩卡。饮料普通，并无特色，但从那些老式的雕花窗口可以看见大片竹林。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休息，从背包内取出烟盒，抽出一根女士烟，很快抽完，接着又是一根。他抽烟的姿态让人觉得他不是出自尼古丁瘾，只是工作，写作也跟热情没有关系，同样只是工作。我想起那几年，他努力建设自己的声名，在校内，在百度，比所有人都有动力和目标，但仍让人觉得他缺乏根本的热情。而我们当时所说的才华，也许就是指某种不顾一切的热情。眼下他正和过去一样，某种程度上令我颇受安慰，甚至不知这宽慰从何而来。

我问他在写什么，他说一部青春小说，关于高中生活，我不甚客气道，你如何能不知疲倦地写下去？毕竟我们正急切地步入下一个阶段不是么？毕竟我们的青春期早就结束了不是吗？他笑了笑，并未显出被冒犯的愠怒，相反地，他温和地答道，是可以，我会衰老，但总有人会是十七岁。这个问题我不是第一次想到。说完他用勺子搅动咖啡，喝了一口，之后继续写作。五点多，我们下山，前往白傅路的一家餐厅吃饭，然后我送他去酒店。不止我，也许他也在想，总算结束了。漫长的一天总算结束了。酒店在里西湖，靠近茅家埠。在我离开前，他问我是否可以留下。我说，你又不喜欢我。他说，你怎么知道？然后他又说，其实是可以的，是有点喜欢的。等我到家，他给我发来一条长短信，不知能否算情书。我读完后心想，M确实只是说说的，句子毫无情感可言。M可能从未真心热爱一样东西。甚至连爱本身也是。第二天，第三天，他一直在那家咖啡店写作。我借口有工作，未再陪同，走前他告诉我，要回去了，现正在车站。我说好。没人提及短信的事。

过了差不多十年，也就是2017年七月，我回到上海，在一栋老式别墅内参加一场文学活动。活动现场人群密集又混乱，大部分是前来纳凉的老人。我忽然发现他站在最后排，戴着一顶白色巴拿马草帽，双手插在卡其百慕大短裤的口袋内，像是刚从南美海边度假回来，只不过度假是在室内完成的。当天气温接近三十九摄氏度，听众拿着资料纸不断扇风。他远远朝我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说待会儿找你。中场休息时他坐到我身边，介绍他身边穿红衣的女孩，一个年轻的编剧，也写小说，漂亮，且气质独特。也就在那一时刻，我意识到他老了，跨过青春期，直接到了眼下这样一个阶段，不再年轻，已有疲态；虽然轮廓、五官并无太大改变，甚至着装、身形，也几乎一致，但和二十岁时已完全不同。我想他大概也是这样认为我的。他说，刚知道你回来，有空一起喝茶。我说好。半个月之后，他说在我公司附近，如果有空，可以一起吃晚饭。我下楼，和他在一家云南菜馆一起吃了餐饭。他吃得很少，跟过去一样。吃完还早，我们便找了家连锁咖啡店坐着。

他问，你结婚了吗？我说，结过。在我说时，他自始至终都露出一种审视且莫测的笑容，好像这些年历经太多，对于结果已有预计。然后他说自己也快结婚了，随即从手机里调出未婚妻的照片。长相仍是他一贯的审美。我夸赞几句。他说道，还可以，人还不错，比较可爱。我告诉他自己也在写小说。刚刚开始，也可以说重新开始。他说是吧，那很好。就像一个老手对新手正常的鼓励。然后他又说，我看见你和X在一起。我说，啊，是，我们是朋友。他说，我和X是在国际文学周的时候认识的。仿佛为了解释，我说，我们是在一次培训活动中认识的。他说，那很好。就是神奇。我说，是的，我也没想到你们会认识。他说，人和人的交汇就这样，毫无道理可言。我们又坐了一会儿，久到我再度疲惫不堪，不得不说，太晚了，还是走吧，我还得改稿。他评价道，状态很好，但勤快并没什么用。我说我很同意，确实如此。

在送他去坐车前，他似乎忘掉了我们早年关于写作的分歧，以及那次不够愉快的探讨，也可能他压根未曾记得。他主动跟我说起最近在写一个作者观察，体量必然是一部长篇，关于早年的八零后作者以及他们的时代。这些年我接触了太多了，他说，那些境遇，那些转变。他站在垃圾桶边，磕了磕手里的烟灰，充满感触。天空忽然下起小雨，我们沿着商场有限的檐廊慢慢走着，他说车子很快就到，但直至走到尽头，车子也没来。他改了主意，决定去坐地铁。我站在檐下目送他渐渐消失，心想也许那个长篇会很难产。它看起来并不想写给现世。

回去后他给我发来一部长篇小说，询问是否有改编可能。小说应该是其二十岁出头时写的，也可能是那次在H市写的。这次读倒不像以前，重读时我找到了某些优点，例如单句写得流畅详细，对白和情节推进颇为利落，某些部分的描写和抒情还算准确。退开一些距离，去看待我的青春期，去审视高中和大学生活，那些抒情是可以成立的，就好像一个人在充满光线的屋子待了很长时间，他并不会觉得周围存在什么值得诧异的事，等他离开，再次进入，他会在睁开眼后，重新注意到那些细节，如油漆，书籍，柜子的木框架，等等。小说并未通过，我告诉了其结果，M没再发来小说。

我和R在一座北方的海滨城市说起M的故事，部分清晰，部分模糊。模糊的是我觉得迄今仍然很难诚实讲出的部分；清晰的也许只是记忆的重构，一幅画以其局部替代了它的全部。当时我们正经过中山路，试着冒险穿过红灯，去向一个夜宵摊。也可能我们并无目的，不过以居所为圆心，四处闲逛以打发时间。八九点钟，店铺接近打烊，只有少数日料店还开着，红灯笼在夜色里很显眼。几个女孩从我们身边经过，漂亮，也时髦。居所对面是各类涉外酒吧，Wendy Bar ，Venus Bar，名字起得漫不经心，无论作为中文抑或英文,招牌也很简陋，木板上挂着彩色字母灯管,门口放着一张高凳，或是一块荧光黑板，仅此而已。我们通常只是经过，从未想进去。但一次R忽然谈起酒吧充场生意，问我了解么。我说了解且干过。大二时我曾做了一个礼拜的酒吧兼职，充一次场收入是三百块钱。那间酒吧至今还在，店里并没什么客人，坐也只是枯坐，黑暗中的烟味和酒精味浓到呛人，音乐震耳欲聋。到家时我总觉得耳膜有受损前兆，像从迷幻宇宙里转了一圈后快速降落。每天我躺下休息时已近凌晨。那是2005年的夏天。我和第二任男友在一起，他除了情感不忠，还有家暴恶癖。有次我们因琐事争执，他重重扇了我几个耳光，之后用皮鞋不断踢踹我的大腿和小腹，我倒在地上后，他也未曾罢手。意识模糊的时刻，我感觉鼻腔和眼角不断渗出液体，一度以为是血，后来发现仅仅是黏液。我说不清当时为何一直没有分开。可能恋情已抽光了我所有的力气。分开和离开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力气。我对R说，一段糟糕的情感关系很容易毁掉一个女性。他说是的，是这样的。然后，我跟他讲起一个忘记名字、早已失踪的女友，她当时也不过十八九岁，头发很长，肤色很白，是当时跟我一起在夜店打工的女孩之一。每天五点半，下完课后，我们先转一趟公交，再乘坐同一班地铁去市区。有一段轻轨路，经过时往往正值日落，黄昏的光线布满整个车厢，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去向，都像在浓重的夜色中。一切都不会变好了。我想。那个女孩喜欢的男生正是M。她每天都跟我讲M的故事，却不清楚M并不爱她，还在追求其他女孩。我跟R说，这件事基本毁了她。你不知道有时情感会怎么毁坏一个人，它会变成匕首、绳索、火药，插入心脏，深入骨髓。

我和R来这里，至少探讨和计划了几年。我以前在书里曾读过冬季的人们在冰冻的海面上燃放烟花的盛景，以及从悬崖壁边跳进海里游泳的场景，但计划总因层出不穷的情况不断延迟，或搁浅。当然，这些年的停滞、崩溃、垮塌，一直在反复进行，并不止是计划。某些境遇一度令我联想起2005年的夏天，意识到命运的不断往复。直至七月，某一阶段告一段落，但我们都深感疲惫。最后，我们选择乘坐火车前往，错过了在空中俯瞰海岸线的机会。上车前一个女孩问我，是否一个人，能否换座，然后她指着前排的女孩说，我们是一起的。我向她道歉，告诉她我也有同伴。她深感失望，之后的旅途，两人通过座椅间隙交换食物和汽水。R一直坐在旁边读书，而我则透过玻璃，看见沿途长满藻类的水池，紫红色的盐碱植物，以及丝状的白云。并没有看见什么海岸，我只能把他看了一半的书拿了过来，继续读了下去。

居所离海边大约三四公里，需打车前往。一条钢结构大桥横跨海域。岸边集结了大量的海鸥，也有鸽子。地面布满硬币大小的粪便，连接在一起，像白色丙烯。没有沙滩。一家西餐厅占据了东侧最好的观景位。五点多了，不少人正在用餐，吃牡蛎或是烤肠，以及蔬菜沙拉。我们走到附近的游乐场，看了一会儿极速火车，以及高空飞车。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一切都跟我想象中的大相径庭。R问我是否失望。我说奇怪，并没有。第二天下午，我读到一则一家三口在桥上坠海的新闻，就在我们抵达的那一天。我不知道二者间可以令我联想起什么。

我对R轻慢地评价说，M，本质上写的都是同一个故事，就算换了场地、人物，实际还是同一种，并没区别。他正在收拾，听到这里停了下来，然后说，如果仔细想想，我们所写的异性也是同一种。我们对他者的想象非但贫乏而且雷同。换句话说，我们只接受一种想象。我承认他说得对。不过关于M的话题，实际上并没什么意义，他不论如何都会注意到，我对M的评价和叙述是不公正的，是片面的，只是几个瞬间的集合。M也不过只是几个幻影的合集。即便不在当下，他在将来也会意识到这点。不讨论了，R说。仿佛一锤定音似的，作了总结。而在结束讲述M故事的那个晚上，我们沿着广场不断绕圈，城市弥漫着自傍晚而起的海雾，正中是一棵落满白鸽的雪松，在夜色里仿若橄榄树，充满象征的意味。好像我们正站在漩涡和湍流的中央，我们散步的方式则强化了这一印象。我说起以前认识的几个女孩，说到她们如何一个一个跌落，生活如何从一副模样变成了另一副模样；他则讲到一个纵火的初中同学，说其纵火仅仅出自无聊，你无法想象究竟有多无聊，R说，他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整夜失眠，感觉生活、生命无趣、无意义到了极点，比万念俱灰还要灰那么一点。而在R讲述的那个时刻，那些故人，我们的故人，某种意义上，正是我们不停召唤出的——其幢幢鬼影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在那座广场上游荡，徘徊，不肯离去。

W

在我决定结束记者生涯的最后半年，一位同事忽然转来一个案子。案件关于一家工厂的拆迁。厂主九十年代在H市开厂，2002年从H市迁址Q市。2011年，这块地要开发改建，开发商提出拆迁补偿，当时工厂正在走下坡路，他便同意了，之后辞退工人，结束产业。未料开发商那边发生了变化，征地一说就此搁置。厂主因清退欠下不少债务，为此打了好几年的官司，皆以失败而告终。同事最开始想帮忙维权，后来，此事不了了之。2015年8月，我和同事在食堂一起吃饭，他提到了这个案子，说希望再度跟进。当时同事在负责商会内刊，分身乏术，问我有无兴趣。我说可以跑一趟，看看究竟能做些什么。

我第一次看见T，是他父亲出事后的第三天。他才四十岁，头发已白了大半。第二天我坐了最早一班的火车，却在中途下错了站。我在车站跟他打去电话，说遇到了点麻烦，他想了想，说，要么干脆来J市接你吧，我正好也在这附近办事。不到半小时，他就到了。路上他说，J市原先是我父亲待过多年的地方。

工厂在城东工业园的入口，他们曾是这里的第一家厂子，当时园区还是荒地，水电全靠他们自引。现在大门两侧摆满了吊唁的花圈，家人在一楼烧纸，寂静和浓烟就这样不分彼此地交织在一起。在看现场前，厂主妻子问，你害怕么？我说还好。我什么都不怕。是的，R，当时是这样。我什么都不害怕，什么都不畏惧，跟今天大相径庭。至于所谓的现场，其实只是过道中间的浴室，早被清理过，地上残留点状血迹。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她轻抚血渍，像一部慢速电影，然后告诉我，她清洗血迹时感到了一种真切的刺痛。他的痛苦留了下来，留在了这里，还在坚硬地刺痛她。对我来说，感触最深的其实是他最后那几年，孤身入住的办公室——那里并不能称之为办公室，充其量只是一个带被褥的房间，满是灰尘，沿墙摆满空的塑料酒桶。十几个，二十几个，都有可能，也许更多。全是廉价的桶装白酒。那张被褥令我想起地铁口白天就躺在台阶上睡觉的老人，他们中的多数穿得还算干净，但他们就这样，枕着行李，半闭眼睛，充满羞惭，好像在想，为什么会走到今天，会在大街上随意躺下。他呢？究竟有多少次，躺在孤寂闷热的夏夜，看着蝇虫在杂草间飞掠，不断回想究竟是如何走到了今天。

我一共去了两次。第二次主要跑有关部门。T对外统一说我是他的远房表妹。我们就这样贸然闯进那些陈旧的大楼，走进任何一个能推开的大门，坐在任何一张能找到的沙发上，然后T会轻轻地说，“我只是想为父亲的事情讨个公道”，“我只是想让家人还有房子住”。至于他们，则会把你从未动过的茶杯继续加满，同样轻轻地、反复地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啊。

回城时我们遇到了暴雨，我的心情和天气一样恶劣，忍不住想，缠绕我多年的抑郁症幽魂，十之八九不全是因为失败的情感，更多是来自于当时所积下的负面情绪：我的无能为力，我的软弱怯懦，我的逻辑混乱，我的求告无门，在职业生涯的后半段，差不多积累到了一个人所能承受的极点。奇怪的是，我依旧没有辞职。仿佛还未跌至谷底，还可忍耐。直到十一月底，隔壁报社的一位总编在签完当期稿件之后的凌晨，爬到报社顶楼，跳了下来。听到消息后我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在一次学习会后，我向主编递了辞呈。辞职后的第二天，我开始咳嗽。起先以为只是感冒，拖了两周才去医院，结果被确诊为肺炎，又躺了半个月。痊愈的当天，咳嗽消失的当天，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看着柜子里成排空掉的竹沥清口服液，看着公寓的落地玻璃，午时的光线穿过它们，照在被单上，死气沉沉，灰如阴霾，我想，真是奇怪，过了那么长时间，还是没法喜欢这里，却不知为何，驻留至今。两点多，手机响了，显示是个陌生号码，我迟疑了下没有接。过了会儿，电话再度响了起来，这次我接了，对方问，是张记者么？我说是。声音听上去很陌生，我在脑子里迅速搜罗他的长相和名字。没有印象。这时他说，哦，T去世了，现在人在心血管医院。我是他弟弟。

我愣了一会儿才从床上爬起来，换了件衣服，打车赶到医院。噩耗与和T的第一次见面中间仅仅相隔四十天。他的家人在一楼急诊室，弟弟站在长椅子边，见我来后，打了个招呼。那是个瘦高、温和的人，眉眼间和T有些相像。他的母亲和妹妹坐在长椅上大哭，还有一个女人坐在另一侧，面容漠然，脖子很长，穿着一件浅蓝色长裙，身侧是一只印满钥匙图案的欧米包。她年轻时想必很美，连脸上的雀斑都显得很美，但现在总有股落魄的味道。我想，她应该是T的妻子。只是三人中间，好像还有个人一样，一直留着空缺。

T就躺在急诊室的帘后。我去看了看，医生替我拉开了帘子，我和他隔着一米不到的距离。T穿着一套白西服，比我记忆里瘦小许多。四十天，隔着无法穿越的生死幕帘。出来后我就哭了。我记得T跟我说，父亲自缢的棉绳正是他给父亲用来捆被子的，也记得他说，父亲遗体一直未能落葬，因为事情尚未解决，只能任其孤零零地，待在异乡的冰柜里。他对此充满愧疚，梦里都是父亲的影子与自责的皮鞭。W就这样看着，看我哭个不停，我有些不好意思，于是解释说，采访时见过，并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没等说完我又哭了。W说，没关系。能理解。然后她打开拎包，递给我一张纸巾。

下午四点，T被送去殡仪馆，家人大部分跟车走了，还剩下她一个。她迟疑了一会儿，没去追那辆车，但也没即刻离开。我问，我回家，你呢？她笑笑，说，我不知道，我并没什么地方可以去啊。我们站在医院门口，这里没有椅子，什么都没有，只能站在花圃前聊天。她告诉我，她是最晚知道消息的。T是凌晨一点多出的事，她到第二天十一点才接到通知，弟弟在电话里的语气令她一度误以为T只是患了小病。她母亲前几天在老家下楼时，不慎摔断了左腿，刚被她接到H市照应。但坏事情吧，总是成群出现。

我不是他第一个妻子，我们是后来才在一起的，她说，但现在我们分居很久了。

感情这种事情，一向来势汹涌，万夫莫挡。那是1988年的春天，她还年轻，二十岁出头，在深圳一家企业做公关经理，每周周薪可达八九千港币，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福利。她往返于深港两地，穿着时髦，追求者甚多。T呢，当时也在深圳，尚未接手父亲的生意，但多少有些相关。他的外贸工厂专做钢材进出口生意，规模不大，盈利尚可，从不需要为可能的失败担心。从长跑运动员退役后（做运动员自然也是父亲的主意），他就在深圳闲适地待了好几年。当时的T理着平头，身形高大，样貌英俊，出手阔绰，两人因为生意偶然相识。但这样的人，在她的追求者中，也并非唯一。

他每天下班前都会来找我，坐在办公室不走，我心想，真是个无赖啊。她说。某一天，她忽然决定起身跟他走了，觉得吃顿饭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地，她陷入了热恋，跟所有人一样，不敢相信会幸运至此，爱给所有事情都镀上了辉光。接着很快地，运气又变成了过去式。T跟她说，他刚刚结束了上一段婚姻，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之后的故事混杂了泪水、争吵和欺瞒。T回到H市，处理上段婚姻，并接手父亲的旧工厂。她在深圳，感觉生命出现了一只很大的空洞，如果不去找他，可能会很快死掉。爱就这样奇怪。没有的时候也不觉得有什么，只是一种清贫安逸的寂寞，一旦有过且丧失过，那空缺就显得要致人死地。两人在混乱和痛楚的期待中结了婚，开始还不错，情况是随着工厂的恶化而恶化的。他作为长子，在命定的义务和渴望的自由间备受折磨。他不再跑步，身形发福，头发也渐渐发白。两人争执不断，她意识到自己得和他的前妻，和他的家庭，争夺他有限的时间，以及越来越少的金钱、精力与耐心。他前妻尚有砝码，还有儿子。她呢？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近乎赤贫。更不用说她和他母亲之间根本无法调谐的关系了。两人最终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某个阴郁多雨的下午，她下定决心，搬出了那间沉闷、衰颓的别墅，甚至没再回头，留恋地看一眼在其无数次争吵离家后容纳过她的绿荫。它们曾经吞下她的影子就像吞下她人生的暗夜。已经走过的路是不值得回看的，你只有往前这一种选择。就像线性时间。

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他活着。希望他站起来，跟我吵一架，或打上一架，怎么都可以。至少比现在好。说到这里，她才哽咽了起来。我想从包里找张纸给她，但只翻出她之前给我的、被揉得不成样的纸团。她摆摆手，拿出纸巾，小心地擦去眼泪，继续换上原先那副漠然的、足以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

她要走了我的联系方式。过了几个月，W忽然找我，问有没有时间，能否聊一聊。那段时间，当然，那会儿也很奇怪的，总有很多人来找你倾诉，且态度都很坦诚。我们约在星巴克，她告诉我，上班的公司就在楼上，特意要我跑一趟很不好意思，只是时间太不自由，实在没有办法。我说能理解。过了一会儿，她开口说，其实是有个事情想请教。T去世得过于突然，家人清点后才发现其总共欠下两千多万的债务。债务是陈年的积累，他的，他父亲的，数额不断扩大，最终变成眼下这个天文数字。

我没有钱了，她说，现在每个月做保险，收入还不到六千。她快四十岁了，工作的选择越来越有限。她对仅有的倍感珍惜，但再珍惜，也就那么多。谁能从一块干瘠的岩石上榨出油脂？

债主一直在找她，手机差点被打爆。她只能终日关机。为了继续做业务，她只能用母亲的名义重新办了个号。T还留下一套别墅，市场价八百万，但进入司法拍卖环节后不好说。一旦流拍，恐怕会大打折扣。到时那些债务该怎么办？

她又说，我母亲在深圳还有一套房，如果法院查到，不知会不会也要卖掉。我不想她因为我的错误无处可去，可我也不知道能有什么办法。说时她垂下头，轻声啜泣，我们已经分居了，没有法定离婚，你说会不会有办法？我问她分居几年了，她笑笑，说，还有两个月满三年，巧不巧？原本说好尽快办手续，但因为他父亲忽然出事，一直拖了下来。

我想，她大概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才会找一个只见过一次面、至少比她年轻十岁的人咨询情况；也可能她误以为我阅历甚广，可以提供一点有价值的参考。回去后我帮忙联系了几位律师。从条款来看，对她确实很不利。我坦率地跟她说了，然后说，可能目前最好的办法，还是等一等拍卖的结果。

其实我知道那间房子。在医院的那天，T的一位朋友也在，他告诉我，T去世前的晚上曾给他打去一个电话，说儿子马上要到北京上大学，很怕没什么东西能给他。他担心房子无法保住，但也苦于无策。我也记得，那时我们不断奔走、辗转的两个诉求，其一就是保住房子，毕竟那是他们一家最后的容身之所。而今他们又该去向哪里呢？这些巨额的债务又该怎么办呢？

两个月后她再度发来消息，问能否联系一些有意向的买家，让他们提前看看，以免再度流拍。小区地段很好，开发商也很知名，但一般有人过世的屋子很容易被说成是凶宅。我安慰道，其实也不算什么。哪座房子下不曾安歇着亡灵？哪座屋子里不曾徘徊过亡灵？她笑笑，不再说什么。当时我已离职，之前所建立的关系、资源，也就此断掉了。我检查通讯录，问了几个还算熟悉的商人，甚至想，要是有足够的钱，说不定可以将其盘下。最终只有一个人回了，说可以一看。之后不再有消息。

第一次果然流拍，结束后她第一时间告诉了我结果，说拍卖前的每晚都做噩梦，梦见门被撬开。而今噩梦变成了现实。

这就是我为轻率决定所付出的代价。她说。

早知道不来H市了。她说。情况坏得比什么都快。只有女性才会贸然离开故土，男性则要审慎得多。离开前她母亲跟她说，你们并不适配，将来会遇到很多麻烦。她并没有听。母亲只能按照习俗，在其行囊内塞进一只小小的纸包，里面是她从小区花园里挖来的土和苍术，嘱咐她到H市后用开水泡了喝掉，据说可以治疗思乡病。

可当时你怎么会相信？你只有相思病，眼睛只看得见他，她说，我到了H市之后，把什么事情都给忘了。纸包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是这样的。我说。沉默了会儿后，我问她，那你还打算回去吗？

她也不做声了，过了会儿道，不可能了吧，家都搬来了。

好几年前的事了，不知为何，最近又想起了她，想知道她过去的创痛结痂了多少。我看过她发的爬山的照片，游园的照片，团建的照片，感觉她还在工作，工作还算顺利，而气力，或可在工作中一点一点恢复。那次之后的大半年，她给我打来最后一个电话，这次是感谢，说房子终于卖掉了，勉强够数。怎么够的？我算了又算，感觉好难。可她说没事，那我默默祈福就好。当然，也未必，人很难去公开展露痛苦。我也想，如果再次见到，可以跟她说些什么？宽慰是徒劳的，重提旧事是不得体的。也许我会跟她讲讲另一个女性离开故土的故事。说她跟他从来都是异地，真正让其作下决定，是那一年陪他去扫墓。他的父亲在其大四那年去世，他第一次带她回老家见亲戚，特意绕了点路，想领她上山。大概希望父亲看看，顺便给点意见。她看着他从背包里拿出备好的泸州老窖与黄纸，看他躬身拔掉陈年的荒草，看他抚着简陋的石墓双目通红，一言不发，焚烧后的黄纸乘着气旋升到半空，落在他的T恤和黑发上，像落了一层银蝶，伏在他身上轻轻呼吸。于是她明白自己想照顾他，可以有一生那么长。然后，很快地，十年过去了，许多的境遇都已发生改变。吵过的架不胜枚举，激烈时甚至打过架。有一年她和他在千岛湖过纪念日，就在餐厅，两人吵了起来，他将一杯水径直泼在了她的脸上。为什么不离开？她也无数次地问自己。她留在异乡，嵌入自身的血肉，然后，就这样长在了一起，再也难以分割；最后在某个时刻，溃退下来，觉得不能这样下去，所以奋力离开，想去辟出新土。当然，那又是一次新的失败。只是她在另一个困难的时刻，难得要死、以为完全熬不下去的时刻，已经分开了一年多的他忽然打来电话，告诉她，自己正走在老家乡下的小径上，他看着那些童年的桥梁、溪滩、流水，内心充满平静。他第一次讲到了过去，讲到当时如何一步一步地注视着她，看着她披着行军般的绿荫，走路去上班，“踽踽独行”，他意识到她在这里，没有父母，没有朋友，只有自己。于是他暗下允诺，要照应好她。只是这些曾经强烈的意愿，这些曾以为永远不会被折弯的强烈意愿，最终还是泯灭在了鼠灰色的生活里。

但因为他的讲述，你也回忆起一起见过的清澈溪流，蹒跚的白鸭，以及无穷无尽、潮湿苍绿的穹顶，穹顶下挥之不去的雾气，这些都变成了过去式。但也正是因他那些毫无重心的、絮叨的讲述，最终给了你一点继续的信心，告诉你，提醒你，还是会的，会有许多感情，最终跨越了时间、空间的阻碍，延续到了今天。所有的脚印并非都踩在空阁，过去之路也并非不值一提，并不只是洪水或深渊，烈火或灰烬，穿过时身上总该留下一点光亮与温存。

R,眼下这个全无重心、絮叨颠倒的讲述，是否会给她提供一点慰藉呢？啊，R，我不知道，但我总是希望如此的。R，我们不断讲着故事，我们也只有讲故事这一种方式，我们讲了又讲，无非希望，能从昔日的黑暗中，明晃晃地浮现出什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