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体

我对自然的记忆基本上固定在童年，而且似乎以后就不再生长了。在我们那个年代，自然意味着农村，这两个词是画等号的，它的基要含义是贫穷，而贫穷是需要逃离的。在仓廪未实之前，成年世界的自然是邪恶的，因为人要残酷地以体力和心力与其搏食，所谓“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是在蓝色天空下蝼蚁般匍匐在贫瘠的黄土上刨食。它与城市相对立，城市高踞在自然上面，不受风吹雨打和四时轮换的不测的威胁，旱涝保收地过着稳定的生活。我为什么会对自然有这样的印象？原因在于我从满月就被我当乡村医生的母亲抱到一个自然村，一直长到十岁，我与农村孩子无异。我的玩具只有水和泥巴。当然欲望未被释放前，我是很满足的，年幼的我无须像大人一样担心柴米油盐，所以我是能体会到自然的原始之美的：比如我喜欢紧贴大地，或者流水，就是百无聊赖地躺在汀江边的沙滩上，光着身体紧贴沙子，我能闻到沙子与泥土一样，会散发隐隐约约的腥味，你说它是香味也行，一个热爱自然的人首先不是用视觉描述与记忆自然，是用嗅觉，直到起身的时候，我的小鸡鸡上沾满了沙子，一阵刺痛。

还有一个我最喜欢的动作：就是选择一块浅至脚踝的溪水，在黄昏时躺下来，大字排开，这时你的周身都是溪水在哗哗哗流淌，天空在你上方极遥远处，像哲学一样移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躺久了，会产生幻觉，尤其是我将耳朵浸入水中时，声音立即被屏蔽，渐渐遥远甚至消失，天空就变得奇怪，可疑。直到太阳西斜，慢慢地收尽它的余晖，我从溪水中起身时，浑身冷得颤抖。我回到了现实，想着怎么对付即将责问的父母，自然和父母，就在我的两端，我一端连通着自然，一端连通着父母，前者是我的脐带，后者是我的义务，成长是与自然的远离相对应的，这很像有转世重生记忆的儿童，知识越多，前世记忆就越衰减。直到我成长为一个作家，入驻城市，自然就基本只留在笔端了。我不说城市看不到星星月亮等等套话，真相是：就算能看到你也不会去看了，你心里的尺度变了，你经常出差，又到了乡村，再见草木，你也并未看见自然，这些草木在风景名胜中强烈地呈现美貌，但与我小时候感受的自然相去甚远，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了。

魂

城市是一个欲望容器。这是设定的属性。所以在城市中人就像奔跑的狗，连解手的工夫都没有。这也是每一个自然人变为社会人时自愿自觉承认身份识别。所以，在城市不要说自然的事，城市人眼中永远看不到自然，只有标的、人群和速率。我的身体慢慢地从清凉的溪水中置换到单元房的套内面积之后，“体”在渐渐隐退，“魂”在隆隆升起，就是我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显形了，成为我的显在人格，与城市众多人格较量。这里没有一样是自然之物，所以也没有一个行为是自在之为，全是精算后的秩序的产物。尤其我从福州进入到中国的首都北京之后，中国正经历巨变的十六年，我在这十六年之中，眼睁睁地看着从我刚到北京时的四环路尚未围合，到五环修建，六环完成，无数高楼大厦像毛竹一样迅速生长，但我们竟然没注意到它们是怎么生长起来的，这一切并非逸出了你我的视线，而是应了那句“没有人看见草生长”，但我要纠正的是：在自然中，你会注意到小草每天的变化，而在高速发展的城市中，你却会忽略这一切，因为时间变异了，我们自己忙得像个陀螺，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你觉得一切都在变慢，这真是让人忧愁：人生被拉长了，你却并不“在生活中”，而永远在“过生活”中，形如福克纳说的：“他们在苦熬。”

很显然，自然与城市之间，有一个吊诡的问题出现：前者作为神创物，后者作为人创物，它们与人的关系还是很不同的，人要是在人自己制造的容器里待久了，是要生病的。于是在2012年，我查出肾癌。在北京的十六年，我的身体并不忙碌，因为我不必朝九晚五地上班，但我里面那个人是忙碌的，焦虑的，甚至是疯狂的。但我根本不怀念自然，因为我早已把它忘却，人是不可能想念他已忘却的东西的。人们只想一个问题：如何能赚足今生所需，然后尽快离开城市，回到乡村。这个乡村就是自然吗？并不是。只是病体寄存处而已。不是家，只是客旅中转站。因为自然执行的不是那个“交易法则”，所谓赚够了钱的法则，自然的执行的是“承受土地”的法则，是“白白享用”的恩典法则。或者说，前者是雇工的原则，后者是子嗣的原则，前者是痛苦劳力，后者是欢喜继承。《圣经》中上帝为什么不接纳该隐的献祭，因为他种地得粮是劳力至“汗流满面得以糊口”的原则，而亚伯是轻松放牧顺应创造、不是以人自己的力量的顺天原则。

我觉得到了改变生活方式的时候了，不是让自然生活成为我的观念或缅怀的内容，而是直接进入它，活成一个“自然的人”。我决定放弃在北京多金的编剧工作，回到“贫穷”的自然生活中去。于是我放掉北京别墅暖气管中的水，拉下电闸，行李装箱，准备撤离。就在走的前一天，某全国十佳电视剧制片人来访，带来一个收入在六七百万的编剧项目，并极力劝说我留在城市。诚实地说，我又挣扎了一番，幸运的是我终于清醒了，次日不告而别，直接回到的地方并不是我当年离开的福州市，而是一头扎入我的故乡长汀，开始了我五六年的“自然生活田野实践活动”，我称之为“翻山越岭，追鸡赶猪”。我几乎隔几天就下乡，不到两年就跑遍了故乡的每一个乡镇的田野和山峦，包括深入到偏僻的自然村，有时超出县境，行迹遍布闽西各地，甚至涉猎闽东山区，寻找各种生态自然的食材，并亲自领略阔别已久的自然山水，以及人文景观，昔日只与知识分子辩论的口舌，现在能自然对接到任何地方和不同文化层次的农民，多数是山民。他们完全无法识别我那个作家“北村”的城市标记，只知道我姓“康”，是一个老乡，我与他们的无缝转换，让我从逼仄的文化困境中解脱出来，文化的隔膜是一种像白内障一样的遮盖，影响我们看见真相。

自然的含义中首先包括的是植物和动物，而人是文化的、疏离的甚至是遮蔽的。麻烦的是只有人有信仰的困扰，我们没看过狗盖过庙，猴子建过教堂，它们的边界是本能，它们照着本能生活并不受责怪，而人是它们的引领者，就不能放肆。在我深入的原始森林边上的自然村，正在实施保护性迁村，尤其是当地的水源地，山民依次撤退到山下至少是山腰，把水源地还给自然。当然同时也遗留出大片原先开发过的土地，比如梯田，在水源地保护红线之外的地方，改作了使用“自然农法”的新的（其实是恢复到传统）耕作方式。我创办了一个名为“北村自然生活馆”的自然生活田野实践项目，以推进这些自然农法实验，比如在分田到户后的南方土地，被产权分得支离破碎以及上下阶梯式延展的农田，各户不愿意租户把田埂铲掉，也刚好适应自然农法中的人工除草方式，无法适用哪怕最小的除草机，更不得施放除草剂，每天从山下的迁村用面包车运送农民上山务农，跟朝九晚五的城市上班族一样准时出工，这是一种新颖的新旧结合的农耕生活，我的“农业工人”们坐着小板凳在田里人工除草，在合适的季节比如稻谷生长季，我们则释放鸭子进入稻田进行“鸭子除虫除草法”，这种生态循环法可以实现生物多样性共存，但要掌握好时间点，不能等到稻谷抽穗的时候。

我在田野实践中发现：中国幅员辽阔，农村有着两种不同的地貌和生态原型：在北方广大平原，适合于大机器的农场耕作方式，就是美国加拿大的农业模式，而在南方体量同样庞大的多山的崎岖地区，则适合“精致农业”，类似日本的模式。这种模式最好的耕作方式就是“自然农法”。在我的一个小黄姜试验区内，整个山坳形成了一个“自然生态环”，就是自然生态循环区：山上放养的家禽，啄食自然植被中退耕还林后果树掉落的自然野果，它们释放的粪便，经过自然发酵，形成多酶的堆渥自然肥料，以此施放给姜田和生态稻田，避免了使用化肥，产生的虫子又被除草鸭啄食，这种稻米我们叫它“稻鸭米”。我在田间合并使用光媒除虫，使这块地区实现了有毒灭虫剂和除草剂的零释放，不使用化肥又让土地净化率增高，在我的认知里耕地红线还不够红，真正的警戒是连县城郊边的土地都被化学污染的残酷事实，自然农法真正把这个红线缩小，让真正的自然得到扩张。最后我经过一系列专业人员的帮助检测后发现：由于我们在土地上的净化的作为，影响到了空气的性质，散发到空中的微生物种群也发生了连锁变化，整个生态链在一个独特的区域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南方山区的特征，这个生态循环区域，就产生了自己的一个干净的生态自循环系统，它们由于地形阻隔与另一地的生态程度可能完全不同。这个自循环的生态圈，从土地到空气到水，都得到了自然净化。这是我在自然生活实践中最震撼的看见！

灵

很自然地，北村自然生活馆的实践成果显赫，我们连一片小小的果干，都要实现一个目的：还原到其本味。何谓“本味”，就是造物主创造的大自然本身的味道，就是我在文首描述的我闻嗅到了土地的腥味，以及果实的清香！而这种色香味是非人工的，本真的，自然的。它是缓慢生长后才能蓄积和释放的，最重要的是：这种自然的本味，才是最多样化和丰富的。我对那些孩子说：当你画一棵树上的一万片树叶时，重复率绝对大于自然生长的一万片树叶，因为真正的树由一个神秘的生命导出的多样性，是最丰富广阔和延展的，这就是自然生命中最奥秘的基因密码，是创造之秘中最令人感动的部分！正如一个大字不识的孕妇，照样能孕育出最精密复杂和充满感情及智慧的生命体。所以，食物的本味才是最丰富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食用自然食材的原因，不光是为着身体，更是为着真理。而被食品添加剂侵蚀到麻木的人类口舌已经丧失了分辨和体味的能力，人类欲望的疯狂增长，破坏了自然生长律令，无法达到自然丰富的独特性标准，人类就以各种化学方法来进行模拟。经过缓慢长期的味觉侵略，人们渐渐游离了自然本味的领地，感官麻木，而相应地在心中，感动也开始撤退，感觉渐渐放大。在生命法则中，自然和原创是诉诸感动的，人意和传奇是诉诸感觉的。而感觉是以强度来记忆的，需要不断刺激才能被记住，于是，食品添加剂只能越加越多，不断出新出奇。很吊诡的是：它的路径并不是越来越丰富，反而是越来越单调，越来越重复，越来越贫乏。

我流连于自然之中，并非是流于表面的浅尝辄止的情感体验，那远远达不到震撼的程度，我是深入到它的生命内部，窥见自然的至深奥秘。在自然生活的第一年，我会为我的河田鸡们，每天日暮都振翅飞到树上栖息而兴奋不已！河田鸡是一种保有较多野性的自然鸡种，无论公鸡母鸡，一律上树睡觉，我戏称之为“满树开满了河田鸡”，然而这只是表象，随着逐年深入，我发现这个“自循环生态圈”才是最宝贵的真相！在这里，天、地、人以及一切活物，按照命定的法则在生活着，循环着，延续着。天是为着地，地是为着人，人反过来要遵循天地，而且终归于天地。

这里出现了一个奇异的转折：我在世间行走诸年，得到一个启示，就是表明我们一切的生活以及生活方式，都是天造地设的结果，我们只是这一目的的影儿，不是实际，因为所有活着的人的身体终将过去，只是这种客旅的一次象征。而天又为着人，表明上苍以地上一切的果蔬来养活人，按着正确的命定。我对中国文化中“人融于自然”的观点表示怀疑，“一叶扁舟去，江海寄余生”的人与自然完全平等之说，忽略了人的责任，也不能发展出运用造物主创造的积极文明，人既不能矮化自己与自然物不分，也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好比现时代人类无限度扩张对自然的越位与破坏，拿捏的度在于：认识上苍的创造并合理运用，不混乱它的法则。人类得到授权的同时，被赋予了责任，而这个责任的力量，来源于对造物主生命认识的深度。这也许就是敬畏的方向和意义罢。

北村，福建长汀人。主要作品有《愤怒》《我和上帝有个约》《安慰书》。长篇小说《我和上帝有个约》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和汤清文学奖。入选了中国小说五十强优秀作家。作品被译成英文日文德文出版。小说集《周渔的火车》荣登中国年度文学类书销售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