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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2022年第1期|卫鸦:海钓(节选)
来源:《江南》2022年第1期 | 卫 鸦  2022年01月19日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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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钓既可以是一种深不见底的诱惑,也可以是生意场上人与人之间的捕猎和算计……须臾万变的时代,沉浮不定的人生,于“我”这个曾经的创业者而言,海钓是欲望的牵引,是对现实的逃避。而左岸的沉迷海钓,背后却隐含着一个父亲的爱和心愿,当然,还有不可言说的痛。这个小说写得沉稳、冷静,富有社会意义和生活底蕴,同时在坚硬的现实底色上,又飘忽着柔和的情感光芒。文字中氤氲出来的那片光芒,不动声色间,倏然照透人的内心最柔软的深处。

海 钓

□ 卫 鸦

酒会将要结束,他喝醉了,以为我是服务生。你过来,他说。他招了下手,绕过自助餐区,摇晃着向门口走去。我愣了愣,站着没动。我不认识他。这是某个游艇俱乐部组织的鸡尾酒会,来的都是资深会员,一年一度,地点在大鹏半岛的一家酒店里,场内灯光很暗,男男女女笼罩在一种迷离的氛围中,面目模糊。在场之人,除了老谢,我一个都不认识。老谢是我哥们,当然,那是以前,现在他是我老板。破产那年,我连工厂带人,一起卖给了他,从此成为他的跟班。

那人你认识?我问老谢。老谢没回我。他正在跟人聊个项目,说打算从德国引进设备和技术,生产一种神奇的防晒乳胶漆,绝对的高科技产品,涂在楼顶上,冬暖夏凉。听他说话的是个女人,年龄不大。顺着老谢的目光,我看了眼,视线撞在一个漂亮的胸部上,昏暗的灯光里,有种呼之欲出的坚实和饱满。我立马明白,这才是老谢的兴趣所在,项目纯属胡说八道。相识十几年,我了解他,除了物业和手机配件,聊到任何项目,他都像个骗子。可这并不妨碍女人成为他的听众,她摆出一副饶有兴致的样子,听得津津有味。有什么办法呢?生活本就扑朔迷离,充斥着假象和谎言,且往往比真相更吸引人。就比如说这次的酒会。名为酒会,其实真正为品酒而来的人屈指可数,参加者各有各的目的,大多与酒无关。酒也是种假象,只不过是他们达成某些目的的媒介和幌子。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向我打招呼的这个男人,就把自己喝醉了,这样的事情,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也是他引起我注意的原因。

他到了门口,再往前,是通往大厅的过道,一盏水晶吊灯悬在天花板上,在那里,光线陡然明亮起来。他停在光亮里,像条壁虎,两手张开撑在墙上,形成稳固的三角结构,让自己不至于滑倒。见我没动,又招了下手。你过来,他说。他的脸被灯光照出清晰的线条,刀刻一般,很有立体感。

我还是没动。我必须陪在老谢身边,寸步不离。这是职责。一个落魄之人,如果连职责都不能恪守,那就真的一无是处了。老谢不发话,我不会随意走动。可是他一直看着我,在酒精的麻醉下,目光有些涣散,十米开外,也能让人感觉到一种虚弱和不安,就像个迷失的孩子,需要帮助。于是我又问老谢,那人你认识吗?

哪个?老谢回话了。我指了指门口,那边。趁我们说话的间隙,女人端着酒杯,转到另一堆男人当中去了。看得出来,对那个子虚乌有的项目,她已经厌倦。老谢这才转过头来,用眼角的余光,漫不经心地往门口瞄了一眼。认出那人后,瞬间就换了一副认真的表情。他说,是美律左总,你赶紧过去扶一把。

我立马有了压力。能让老谢重视的人,分量不轻。可他是个醉鬼。对醉鬼我有些畏惧。老谢站在我面前,就是块巨大的阴影。他很容易喝多,常常是刚离开酒桌,就趴倒在街边,我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将他挪到车里去,只好就让他躺在地上,等睡醒了再拉回家去,我得站在旁边,一守就是一晚。这算好的,要命的是喝到半醉,情绪一激动就控制不住,酒楼和KTV里的东西,说砸就砸了。隔段时间,我就得坐上警车,陪他去某个派出所转一圈,弄得我经常觉得自己像个犯人。因此,对醉酒之人,我向来敬而远之。在我看来,一个喝醉酒的男人,跟神经病是没什么分别的。但是老谢已经发话了,我就得过去。我别无选择。对我来说,这是麻烦,对老谢来说,也许就是个机会。老谢是个商人,商人最大的过人之处就是能把自己变成一只蜘蛛,在茫茫人海中,不停吐丝,遇到可利用之人,就缠上去。美律我是知道的,在手机配件这一行里,算是不错的企业,老板叫左岸,我多少有些耳闻。

我离开老谢,走到门口。灯光太亮,有些刺眼,我脑子里晃了一下,他在视线里变成一个模糊的剪影。说实话,我很讨厌突然而至的强光,但是从会场出来,感觉还是舒服多了,因为我更讨厌那种难以描述的气味——酒精、香水、荷尔蒙、汗液,以及各类食物的味道交织在一起,就像致幻剂,让人亢奋,也让人迷乱。要不是老谢,这样的场合打死我也不会来。我站了一会儿,等眼睛适应强光,他在我视线里又变得清晰起来,我问他,有事吗?他说,扶我一下,去洗手间。

不出所料,他果然是把我当成了服务生,语气里有股理所当然的味道。这不奇怪,相由心生,有些人再怎么装扮,也遮蔽不掉身上那股劳苦大众的气息。比如说我,跟老谢的时间长了,鞍前马后,见谁都是一副谦卑有加的样子,落魄和潦倒就像某种标记,根深蒂固地刻在我身上。

走吧,我说。他点点头,手从墙上滑下来,顺势揽住我的脖子,脚底一软,半边身子斜过来压到我身上。他很沉,满嘴酒气,就像台鼓风机一样,源源不断地朝我释放着。我把脸侧向一边,避开酒气,使了好大劲才将他扶稳。他说,麻烦你了。我说,不客气。我架着他,穿过过道,再拐进一条走廊,往卫生间里走。其间有好几次,他停下来,低下头去想吐,又忍住了。这让我对他的印象好了些。同样是喝醉,他跟老谢的状态截然不同,老谢容易失控,而他是那种喝醉之后,也能控制自己不失态的男人。

到了卫生间,他把手从我脖子上松开,扑到盥洗台前,呕吐起来,每次都能准确地吐到盆内,然后打开水龙头,将秽物冲洗干净。反复几次之后,他止住了呕吐,把脸埋在盆里,捧起水来往脸上拍打,就仿佛想把脑子里的醉意拍散似的。这样拍上一阵子之后,他抬起头来,望着镜子,一脸茫然,就仿佛一位失忆之人,在努力辨认那张湿漉漉的脸到底是不是自己。

我赶紧从旁边的取纸器里抽了几张纸巾,递过去。他接在手里,擦干脸上的水珠。谢谢,他说。他面容狼狈,却仍不失礼貌。我对他的印象又好了一些。我见过很多衣冠楚楚的人,平时道貌岸然,喝点酒后,就会变成混蛋。他不属于此类。吐过之后,他舒服多了,脸色也好看了不少。他从兜里掏出一个手包来,打开拉链,里面露出一沓花花绿绿的纸钞,人民币、欧元、美元,各有一些。他抽出两张,递到我面前,两百块,红艳艳的,有些扎眼。我摆摆手拒绝。他以为我嫌少,又掏出几张来,加在一起。这下子,更加扎眼了。电子支付普遍后,很少再见到纸钞,我确实有点心动。可是,一个落魄的人,往往会有种奇怪的自尊——对我来说,钱当然是诱惑,但也是伤害。我再一次拒绝。我说,我不是服务生,您没事吧?他看了看我,说,没事。他把用过的纸巾捡起来,握成一团,放进垃圾桶里。我说,没事我就回去了,您在这里醒醒酒。他没说话,把钱收进手包里。我转身离开。拐进走廊,又回头看了他一眼。他站在盥洗台边,望着我,似乎是在为自己的误判而感到歉意。

回到酒会上,老谢还在聊天。那女人又回来了,话题转向了养生,那个高科技项目已经淘汰出局。当然,在老谢身上,有比项目更让人感兴趣的地方。老谢本就是个让人捉摸不定的家伙。两年前,他豪掷两百多万,从意大利买了艘游艇回来,让我考了驾照,这样他就可以享受海上生活了。可是买来之后,他只出过一次海,围着小梅沙,在近海转了半圈,吐得稀里哗啦。这时我才知道,他天生惧水,见到游泳池都会胆怯,更何况是苍茫大海?后来那艘游艇就停在泊场里,再没动过,每年光泊位费和维护费,就得支付三十多万。人有了钱就会变得奇怪。对老谢来说,消费只是行为,无需经过大脑,他买艘游艇,也许就只是为了参加这样的酒会。

见我回来,老谢问我,左总呢?我告诉他,在洗手间里。老谢说,你怎么能把他放在洗手间呢?赶紧扶回来,一会儿送回家去。我问他,那你呢?老谢看那女人一眼,说,我就不用你管了,有人管。女人笑了笑,牙很白,是那种质地讲究的烤瓷牙,近年很流行。但我总觉得多余,自信的女人压根不需要,而需要的女人,即使换口牙齿,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除了让人知道她们嘴巴里也能镶进几十万之外,并无多大意义。她也如此,有点画蛇添足,不张嘴还好,一张嘴就显得过于规整,很不自然。其实她长得不错,声音也好听,说话柔婉,让人觉着舒服。她看了看我,说今晚老谢就交给她了,让我放心。说完挎着老谢,离开会场。

老谢走后,酒会也跟着散场。音乐停了,我耳边清静下来。一位工作人员走到墙角,摸索着按下转换开关。彩灯熄灭,日光灯亮起,会场陡然间褪去昏暗,变得明亮起来。雪白的灯光下面,暴露出一群衣着光鲜的人,显得十分突兀,有种水落石出的效果。每个人都忙于寻找相熟的对象,找到之后,寒暄几句,然后握手,告别,有序地散去,非常的具有仪式感。

会场空了下来,但酒会上的画面仍停留在那片空寂里,过了好一阵子,才从我眼前消散。这些年我思维迟滞,看到有些事物,会形成一种奇怪的视觉滞留,就像山谷间的回音,具有绵延效应。

我走出会场,拐进走廊,靠墙站着,等他回来。过了一会儿,听到有脚步声。他从走廊另一端走来,很快就到了我面前。我看了看,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他已经把自己收拾妥当了,醉态全无,步履稳健,衣着和面容都十分整洁,看上去不像醉过酒,倒像是要去哪里赴一场约会。

见到我,他有些意外。你还没走?他问道。嗯,我点了点头,我说,谢总让我送你回家。他问,哪个谢总?我说,我老板,谢胜元。他说,是他啊,难怪,老熟人了,高交会上经常见面,说起来还很近,他老婆是我一位同学的表妹,他最近生意怎么样?我说,还行。他说,那就好。就没再问了。

也幸好不问,再多问一句,我就只能闭嘴。我跟老谢已经快六年,前两年,他确实很重视我,把我当人才使用。毕竟我开过八年工厂,无论生产管理、技术研发,还是业务销售,都能独当一面。我也不负所望,两年时间,就帮他带出一支团队,让工厂从混乱走上了正轨。有一天老谢突然对我说,别把自己搞得太累,该歇歇了。于是我就歇了。我离开车间,成为他的私人助理,原来的工作被他的一位亲戚代替,干得也很不错。深圳最不缺的就是人才,我能做好的事情,别人同样也能做好。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进过车间,一晃四年过去,再谈这个行业,我已经是个门外汉。这就是深圳的残酷,只要停下来喘口气,就会落伍,如果一个人总拿资历和过去说事,那必定是个失败者。而我连谈论过往的勇气也没有,因为确实没什么意义。翻开我的过去,就像一幅潦草的写意画,除了创伤,就是空白。好在他并不多问。他是那种安静的人,话很少。我说,走吧。他点点头,说好,你走前面。

我们从酒店出来,进停车场,找到老谢的车。他看了一眼,说,还是开我的吧,方便些,我不习惯坐别人的车。我想了想,也好,送佛送到西,这样可以省去第二天他回来取车的麻烦。我说,行。他笑了笑,说,谢谢。然后从手包里拿出一样东西,交给我,是把机械钥匙,很少见了,闪着金属的冷光,握在手里,很有年代感,就仿佛握住的是某段回忆。看得出来,他是那种不事张扬的人,但他的车还是让我颇感意外,停在角落里,一辆旧款的道奇皮卡,后面的货厢经过改装,加了个盖,样子有点奇怪,突兀地隆起,就像个高耸的驼峰。他是恋旧吗?还是故意低调?这年头,穷人玩车,富人玩表,而更富有的人在玩什么,我不知道。他们都是些神秘莫测的家伙。

我发动车子,把空调打开,等车内凉爽起来,叫他上车。他拉开车门,坐进后座,安全带抽出来挂在肩上,说了个地址。我输进导航仪里,屏幕上显示,路程不远。他说,你慢慢开,我眯一下。我说,好的,您放心睡,到了我会叫您。他说,别您您您的,听着别扭,再说了,也把我叫老了,我俩年龄应该差不多,你今年多大?我说,四十二,属马。他说,那我猜得没错,我四十五,大你三岁。他从座椅的杂物袋里拿了个充气颈枕出来,放在膝盖上展开,再抚平。我说,你看着比我要小,像三十五六。他说,你这话听着有点假,但让人舒服,人过了四十,就会怕老,也怕死。我说,真心话,没有恭维你的意思。他笑了笑,没再接话。他把充气塞拔开,嘴对上去,吹成饱满的U形之后,挂在脖子上,身体往后一靠,闭上眼睛。我从后视镜里看了看,他确实不显老,举手投足间,是一个男人最好的状态。岁月不会绝对公平,给有些人带来苍老,给另一些人带来的则是成熟和稳重。

这是深圳的九月,已经入秋,但夏季的酷热仍然像尾巴一样,停留在空气里。时间是午夜,夜色纯净,笼罩着大鹏半岛。公路盘在半山腰上,一边是山顶,仰头望去,可以看到一座鹅黄色的教堂,挂有十字架的尖顶指向夜空,偶尔有钟声传来,晃晃悠悠,向远处的黑暗里扩散;另一边是海,潮汐声时强时弱,就像大海沉睡时的呼吸。我把车子开得很慢,尽可能保持平稳。他很快就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后视镜里,他的脑袋不时随道路的拐弯而猛地歪向一边,又赶紧摆正,眼睛一直闭着。他需要睡眠。这是一座快节奏的城市,大多数时刻,我们必须让自己醒着,就像那些戍边的士兵,枕戈待旦。我们都需要睡眠。

往前走了一会儿,我心里开始没底。车子转来转去,总在地图上的一小块范围里画圈。是他说错地方了吗?又或者是导航仪出了问题?我知道这种高科技产品的能力,可以三百六十度无死角,辨别出这座城市的纹理。可是越精准的东西,也越让人质疑,每次导航,那种过于明确的指向,会让我陷入迷茫,总是到了目的地之后,才相信它的准确无误。我视觉滞留的老毛病又出现了,开过的路段,总在脑子里复现,与眼前正在行进、以及即将前往的路线组合在一起,画出漩涡的形状,就仿佛我不是赶往目的地,而是被一股向心力引向那里。

路越缩越小,六车道变四车道,再变成两车道,接近终点时,是单行道。然后就到了一个叫沙鱼涌的社区。从门口进去,有条石板路,两边是两排上个世纪的老房子,有些是仿古建筑。这是座古村。我把车子停下来,熄掉火。他醒了。我问他是否走错了地方。他说,没错,就是这里。他下了车。我也跟着下车,把车钥匙交还给他。村子的尽头依然是山,石板路拐个弯,抬起头来,折向山上,蜿蜒而行。有风从林子里过来,带着一股海洋生物的味道,让这地方的空气具有不一样的密度和质感。我知道大海离此不远,就在山的后面。

谢谢啊,他说。我说,不客气,举手之劳,要谢就谢我老板。他说,你倒是个实在人,跟老谢多久了?我说,五年吧,想了想,又补充一句,差不多快六年。他说,时间不短啊,难得,人这一辈子,也没几个六年可活。我说,你这么说容易让人绝望,人生经不起分拆和计算。他说,偶尔算算,也未尝不可,可以保持清醒,人活着必须有点紧迫感。我说,活在深圳,不缺紧迫感,这城市变化那么快,根本不会给人松懈的机会。他说,这倒是,一天一个变化,十多年前,我记得老谢刚开始搞物业,当时整栋厂房只有一家工厂,叫禾利顺,老板是湖南人,后来不知怎么就变成他的了。我说,这你也知道?他说,职业病吧,在这一行混久了,见到和手机相关的,容易记住。我说,那个湖南人是我,后来工厂卖给他了。

是吗?他有些惊讶,问,怎么回事?我顿了顿,说,跟老谢之前,我开过八年工厂,我老婆叫何莉,不对,我说得不准确,现在应该叫前妻了,当年工厂取名,就是用了她名字的谐音。前妻?他打断我,离了啊?我说,早离了。他说,为什么?他审视着我,眼神中充满疑惑,就好像我这样的穷光蛋没有离婚的资格。我有点不爽,却能理解。的确,在很多人看来,离婚是件比结婚更棘手的事,没条件的时候不敢离,也离不起,而等你创造了足够的条件时,则必须有断舍离的勇气,来完成情感和财产上的分割。我说,不为什么,这需要理由吗?他察觉到我的语气不悦,就没有再问。

我拿出手机,打开滴滴打车软件。这时我才意识到有点麻烦,这地方太偏,我看了看,最近的出租车在二十公里之外,只有一辆,呼叫之后,图标忙碌地转着圈,没有回应。也许是路程太远,司机不想接单,又或者是睡着了。我看了下表,凌晨一点,这时还醒着的人已经不多。我揉揉眼睛,打了个哈欠。他说,困了吧?我说,有点,但是还好,已经困过头了,一般来说,过了十二点以后,我就不怎么睡得着觉。他说,我也差不多,四十岁以后,睡眠一蹋糊涂,有时整晚失眠,很要命,抽支烟吧?车里有。他把车钥匙给我。我打开车门,拿出烟来,给他一支。他摆摆手,说,不用,戒了。我说,不容易,能把烟戒掉的人,内心都很强大。他笑了笑,说,跟内心强不强大无关,戒来戒去很多次了,没准哪天又会抽上。这话让我有种共鸣,我也一样,痛恨抽烟,可又离不开它,每年都要戒上那么几次,没一次成功过。我把烟叼到嘴里,点着火。月光从山顶漫过来,在地面投下一些浅色的阴影。我站在阴影里,一边抽烟,一边等司机接单。

抽完烟,再看手机,二十公里之外的那辆车也从屏幕上消失了。我开始焦灼起来,陡然间有种被遗弃的感觉。以前总是不想回家,单身之后,反倒恋家了。说家其实不准确,一套单身公寓,跟狗窝差不了多少。离婚之前,何莉将我们所有的财产席卷一空,唯独漏掉了这套房子。尽管是出于疏忽,但我宁愿相信,这是她的善意,为我留个安身之所,这样我在怨恨她的时候,仍会保留一丝感动。也确实是这样,每次想到房子,我就会多想想她的温暖,尽量忽略她的冷漠。对一个落魄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有套房子更让我觉得安稳。我喜欢宅在家里,偶尔在外面过夜,就会感到焦灼。

他看出了我的焦灼,又或者是我的焦灼传染了他。他也有些不安,让我别着急,办法总会有的。他指了指前面的山,说,那边有片海滩,离这里不远,我车尾厢里有帐篷,万一打不到车,可以跟我一起露营。

我想了想,也只能这样了。他走到车旁边,打开尾厢。盖子弹起来的瞬间,我有些诧异,里面全是户外装备。雨衣、胶鞋、头灯、荧光棒、炊具、电瓶、睡袋、防潮垫、帐篷包、速食食品、酒水以及生活必需品,应有尽有,一样样规规矩矩地码着,杂而不乱。我突然明白了,他为什么会有辆这样的皮卡,不是恋旧,也不是低调,而是确实需要。没有一个大容量的尾厢,装不下这么多东西。与此同时,我也知道了他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海边露营。实话说,我不喜欢这里,离城区太远,称得上荒凉,但对露营爱好者来说,这里却是个不错的地方。地图上,这个叫沙鱼涌的社区就像片叶子,旁逸斜出,孤单地悬挂在大鹏半岛上,没有沾染到这座城市的躁动之气。他让我拿了顶帐篷出来,又挑了些酒水和生活用品,装在一个旅行包里。跟我走,他说。他把旅行包背在背上,往山上走去。

我背着那顶帐篷,跟上他。山路曲曲折折,一边是树林,另一边悬空,有栅栏护着,但还是让我忐忑,担心会一脚踏空。我经常会产生这种莫名其妙的担忧,也许是源于自身的不安全感,又或者是,这座城市本身就让人彷徨,容易忧虑。好在路程不远,数百米之后,山路陡然一沉,掉到海边,再下个坡,海滩已经被我们踩在了脚底,是那种细碎的沙粒,月光下,披着一层冷寂的白色,踩上去十分柔软,就像是踩着月光。来这里露营的人不止他一个,沙滩上有七八顶帐篷已经支起来了,有些亮着灯,里面有露营者的影子,在晃动,他们尚未睡去。还有个人坐在一块露出海面的礁石上,脚边支着几根钓竿,像个稻草人,一动不动,望着浸在水中的荧光浮标。

我把包放下来,在沙滩上清理出两块地方。帐篷是简易型的,很快就搭建好了。他拍去手上的沙子,拿了块一次性餐布出来,抖平了铺在地上,坐了下来。歇会儿,他说。看了坐在礁石上的那个人一眼,突然问我,你会钓鱼吗?我晃了晃,差点没能站住。这话就像根刺,一下子扎在我心里。我说,何止会,一入钓鱼深似海,我就栽在这事上面。

哦,他来了兴趣,说说看。我把脸扭开,望着浩渺的海面,没说话。夜色中,海平面带着细碎的波光,往前方抖开,与黑暗和苍凉融在了一起。远处有几点灯火,在闪烁,由远及近缓缓向岸边移来,那是出海的渔船趁着夜色归航。见我不说话,他钻进帐篷里,再出来时,手中多了两罐啤酒。陪我喝点?他打开一罐,另一罐递到我面前。我不喜欢喝酒,但必须承认,在某些时刻,酒是好东西,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他提到钓鱼时,我本想找个借口离开,随便去哪里凑合一宿,或者就像老谢喝醉后那样,露宿街头。可是当他把酒举到我面前时,我立马改变主意。我接过他的啤酒,打开,坐了下来。

后来有多很次,我回忆起海边的那个晚上。我怎么说的,说了什么,已无太多印象。我就像个过载的容器,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因外力的介入而被打破了,多年的积压倾倒出来,流淌一地,待时间一过,就渗入泥土,或者散进空气里蒸发掉,留不下多少痕迹。这样的经历十分奇异,此前我没有过,我想此后也不会再有。坦白地说,我不善言谈,更何况人是世上最为复杂的物种,千人千面,一生虽说短暂,可用语言描述起来,并不比活一遍来得容易。回顾我这半生,只有成年之前的记忆还算完整,剩下来的,全支离破碎,很难拼成完整的故事。

我是从何时说起的?2000年?又或者是2005年?我不清楚。之所以还记得这两个确切年份,是因为在深圳的二十年里,它们对我有特殊意义。2000年,我大学毕业,当了半年公务员之后,就辞职来到了深圳。对我来说,这是个重要节点,自那年开始,我的人生被分割为清晰的两个部分——一部分在深圳,另一部分在深圳之外。但是我想,这段经历我不会跟他提及,因为乏善可陈。那几年,我在职场里混着,忙碌,也很茫然,这是很多人活在深圳的样子,从街边随便找个人出来,都是生动的范本。

2005年,我的生活有所变化。我辞去工作,从职场出来,住进宝安一个叫三十一区的地方。我有群朋友,虽然清贫,但志同道合。我们白天写小说、跑步,晚上吃烧烤、喝啤酒、聊天。生活和话题都很干净,从未离开过文学。后来我从那里离开,又认识了很多有身份、有地位、当然也有财富的朋友,交往时间也不短,却留不下什么印象,只有三十一区的那些朋友,无论何时,回想起来,每张面孔都举足轻重,就像些发光体,能够将我的记忆照亮。

那年我认识了何莉,她在我住的附近上班,职务是总经理助理,那家工厂生产手机配件,业务和生产都由她主管。她离过婚,有个女儿,三岁,抚养权归她,放在老家,由父母带着。这些对我们的关系没什么影响,反正除了睡觉一起,我们并无太多其他交集。严格来说,那不算恋爱。何莉之前,我交往过几个女朋友,同样都不算恋爱。在深圳这样的城市,爱情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很多结合来自偶然,容易破碎。我以为何莉也会像那些女朋友一样,保鲜期一过,就散了。可是有天她突然对我说,如果我同意她把女儿接过来,就跟我结婚。我想了想,这事不在计划之内,但也没什么不好。既然到了该结婚的年龄,跟谁结不是结?那年我二十八岁,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对付一场爱情长跑。我说,我没意见。她笑了。那天她做了一桌饭菜,围裙系在身上,一直没解下来。吃饭时她喝了点酒,脸红扑扑的,很好看。尽管后来我们的婚姻以解散而告终,但那时她的样子分外动人,看上去绝对是位贤妻良母。

第二天,我带她回老家,在民政局把证领了。宣誓的时候,两个人站在红旗底下,就像两名即将出征的士兵,那份庄严,让我觉得面对的不是婚姻,而是某种神圣的使命。她只请了两天假,刚够花在路上,没给婚礼预留时间,只能从简,就在小镇上摆了几桌。她家里的亲戚一个没来,也许她根本就没让他们知晓,又或者是她家人已经麻木,毕竟离过。事实上,我们结婚之后,除了要钱,她父亲对她很少过问,直到离婚,我也没见过那位岳父。我父亲那天也不在状态,好几次叫错她的名字。这不怪他,对父亲来说,这个儿媳妇来得确实突兀。在何莉之前的几个女朋友,我都带回家给他看过,父亲也许是喝糊涂了,将她误认成了其中的一个。好在她并不在意,也没时间在意,酒席还没完,我们就奔火车站了。婚礼就这样草草结束,一点仪式感也没有。

从老家回来,路过广州,一位朋友请吃饭,他在海关工作,也写小说。同桌还有一家刊物的主编,也是熟人,发过我的稿子。席间聊天,大部分话题落在我的新婚以及我新婚妻子身上,说到她的工作,来了兴趣。这位主编说,打工都打到这份上了,为什么不自己开家工厂?我朋友说,是啊,能当家作主,何必要受人剥削,要是需要投资,你说一声。命运这东西很奇怪,许多伟大的决定,往往产生于不经意的瞬间。他们点醒了我。那时深圳还很年轻,活力四射,经济结构没有脱离三来一补,开工厂不是什么难事,简单点的,两台机器,加几百平米厂房就可以了,实在租不起厂房,大点的门面也行。我朋友有点闲钱,加上我的积蓄,能凑起一百来万,不多,但足够用于创业。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决定回深圳就开家工厂。

也是那一年,我认识了老谢。他是本土人,家里有点物业,父亲积攒下来的,十几栋出租屋,一栋厂房。也是时运不济,那年厂房起火,烧死几十号人,他父亲是罹难者之一。老谢母亲走得早,老头子没伴,就养了条狗,相依为命。火灾那天,老头在厂房里查抄水表,本来跑出来了,想了想,狗还在里面,就又跑回去救,结果狗没救到,人也搭进去了。这是老谢告诉我的,每次说起这事,他往往已经醉了。老头子活着的时候,父子间并不和睦,天天吵架,老谢恨不得他早死,可真的不在了,却经常怀念。他怀念父亲的方式,就是喝醉之后红着眼眶,在我面前回忆那场火灾。我看过老头子的视频和照片,老谢一直存在电脑里,没事就翻出来悼念。老头子十分精神,六十多岁还能打篮球,跳投十分规范,三分球也很准。如果没有那条狗,现在应该会活得很好。当然,如果那样,我和老谢也许就不会认识。

老头去世后,遗产由三个儿子继承。老谢最小,没什么话语权。两位哥哥强势地瓜分了十几栋出租屋,剩下的那栋厂房如同鸡肋,没人想要,就归老谢了。当然,如果按价值估算,也不算吃亏。可毕竟出过人命,坏了风水,到了老谢手里,根本租不出去,价格一降再降,依然无人问津。我也是被价格吸引,才找到他。那天刮着台风,满天地都是风雨。我跑到一个公交站台上避雨,在信息栏里,看到他张贴的招租广告,就像害羞似的,躲在最边上的一个角落,价格低得让人质疑。我打了个电话,老谢接了,语气相当冷淡。我约他面谈,他含含糊糊地给了个地址,是家网吧。我找到他时,身上已经湿透了,样子狼狈不堪。他坐在网吧里,正在玩一款叫传奇的游戏,面前的那只烟灰缸,烟蒂堆到冒尖。我说明来意,他头也不抬,只顾点击鼠标,砍杀一群怪物。他以为一个像落汤鸡一样的人不可能开工厂,只是随口问问。

我拉开手包,把订金和诚意亮出来。他看了一眼,马上重视起来,赶紧关掉游戏,放下鼠标,从电脑前离开,把我领到了家里。那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说不上好。但是接下来,我们谈得相当愉快。当然,也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我们都很迫切。我问了些关于水电供应、墙体承重、噪音隔离以及消防之类的问题。他拍着胸口向我保证,火灾之后,都整改过了,要多正规有多正规。见我戴着眼镜,模样斯文,他主动把租金降低五毛,说自己没读什么书,但是喜欢跟文化人打交道,除了有点好色,不会很坏。说到这里,他呵呵坏笑,很像电影中的反派。后来签合同,他问我,你家乡哪里?我说,湖南。他果断地又把租金降低了五毛。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就是喜欢湖南,伟人诞生的地方,看在伟人的份上,也得给你再降五毛。说这话时,他诚恳地盯着我,眼睛异常明亮。我签下合同的同时,也交下了这个朋友。

不久之后,我把工厂开了起来,生产手机配件,何莉的老本行。如果进行细分,这个行业的范围其实很广。有高科技的,比如芯片、主板、显示屏、充电器、扬声器、蓝牙耳机、外放音响,等等;也有的没什么科技含量,比如外壳、线材、钢化膜、五金冲压、SMT贴片,等等。我们做的是有线耳机,通用于诺基亚的几款主打机型,属于中间产品,有点科技含量,但又不高,没有超越高中物理的范畴。当时我们资金不多,只建了四条流水线,两条用于生产线材,另外两条组装成品。运作上算是轻车熟路,何莉十几岁就辍了学,从家乡跑出来,进入这个行业,从底层做到高层,该有的经历都有,堪称那一代打工者的样本。都说经历是人生的财富,在我看来,那也得分人,光有经历而不加以利用,就等同于荒废人生,但是如果利用起来了,确实是财富。何莉管过几年业务,手里有不少客户,不缺订单,也管过生产,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源,打几个电话,就有几位拉长带着一批老员工跟了过来。

这样的开端,称得上天时地利人和。但初期还是有些坎坷,资金、生技、产能、品质、交期,每个环节都有问题。很正常,这是创业的必经阶段。是我们准备不够充分,把一切想得过于简单了。好在时间不长,磕磕绊绊过了几个月之后,累积了一定经验,就稳定住了,接下来便蒸蒸日上。

有人说过,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这话有些夸张,但基本符合那时的创业环境。我和何莉都不是什么能人,只是被时代送到了一个风口。那几年是制造业的黄金时期,供求一度出现逆平衡,生意相当好做。工厂初建时,只有几十号员工,一年多点时间,就扩大到五百人以上的规模。与此同时,我的内心也跟着膨胀,生出一种虚妄的自信,总觉得有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在等着我。我也的确赚到了一些钱,解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只是有钱以后,我反倒比一无所有时更加不安。因为超出生存层面之后,钱的意义就非常的抽象和概念化了,唯一的作用,也许就是刺激欲望。这正是我不安的来源。财富的增长会遵从经济规则,但欲望的增长毫无规则可言,就像病毒,潜藏在体内,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活跃起来,将脆弱的寄主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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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详见《江南》2022年第一期)

卫鸦,原名肖永良,湖南娄底人,现居深圳,在文学期刊发表小说百余万字。有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转载。短篇小说《天籁之音》获第二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文学奖,中篇小说《被时光遗失的影像》获第六届深圳青年文学奖。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空中稻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