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汉文版2021年第12期｜罗南：播撒火种的人（节选）
罗南，壮族，广西凌云人，有散文、小说散发在《花城》《作家》《美文》《民族文学》《广西文学》等刊物，有作品入选多种选本，著有散文集《穿过圩场》、长篇纪实散文《后龙村扶贫记》，曾获第八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
播撒火种的人
◎罗南（壮族）
01
凌云人黄伯尧
那时候，黄伯尧在村里教书。他常徒步翻过山头，去东兰县武篆圩玩，那里离他教书的地方不远，两地年轻人常来常往。他们聚在一起偷偷谈论时政，谈论《新青年》——韦拔群每寄回一份刊物，都会让他们谈论很多天。那在当时是禁书，是不允许看的。
书籍像一股暗流，从山之外悄无声息地流到东兰县，流到凤山县，流到凌云县，再从年轻人的嘴里流出来，在更多年轻人的心里急速奔流。黄伯尧能感受到这股暗流经过时，席卷而来的强大冲击力，那就是伙伴们在谈论这份刊物时，眼睛里的炽热。
世界被豁然打开了，黄伯尧第一次知道俄国十月革命，知道马克思主义，知道抗争，知道自由平等，知道在右江之外、在广西之外，还有着一个不同的世界。他感觉到内心翻滚，某一种无法说清的东西左冲右突，似乎在寻找出口。
黄伯尧没见过韦拔群，但他知道，那是一个厉害的人。袁世凯篡权复辟那年，他卖掉家里的田产，购买枪械，在东兰县、凤山县、凌云县招募了一百多名青年，千里迢迢赶到贵州，参加讨袁护国战争，此后再也没有回过东兰。关于他的消息，便只有他从不同地方断断续续寄回来的《新青年》。书被很多人传阅，直到起毛边了，韦拔群盖下的“愤不平赠阅”蓝色印章仍清晰可见。
袁世凯做不成皇帝，天下并没有变得更好。粤军、桂军、黔军、滇军，整天打来打去，争夺地盘和鸦片，每一支军队到来，都以筹军饷为名，加捐加税，大刮民财。不仅如此，他们还杀人越货、强奸妇女、拉夫抬轿、强征劳力，这些军队不是匪，却比匪更凶。老百姓敢怒不敢言——稍有反抗，不是被割断脚筋，就是被开枪射杀，人的命卑贱得不如蟑螂。
武篆像一个终日缄默的人，只有到了圩日，才变得热闹起来。有钱人躺在烟馆里抽大烟，或是聚到街头大榕树下赌钱，赢的人、输的人，都将声音喊得震天响。山里人一大早扛来山货，就地摆个摊，蹲到一旁，眼巴巴地看着过往行人，盼望着有人能掏钱买走它们。欢乐的脸、愁苦的脸，叠成气浪，在街头纠缠翻滚。
到处张贴有告示，“公田款”“团防费”“刘邓捐”，黄色的纸、绿色的纸、白色的纸，风吹过，脱了浆的边角唰唰响，像一群悲苦的人在叹息。到处都一样，东兰县、凤山县、凌云县，或是其他别的县，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土地税、富力税、契约税、换契税、人头税、屠宰税、圩场税、牛马税、牌照税、房屋捐、户口捐、猪捐、牛捐、羊捐、军队开拔费、收容费、军队收缩费、维持费、军饷费、茶水费、草鞋费……沉甸甸地压到农民身上，没有人去理会他们是否能承受。这天下，终究是有钱人的天下，穷人连喘个气的空隙都没有。
集市里一阵骚动，黄伯尧抬头，看到一面红旗，很突兀地高高扬起。他从人群中穿过，走近了，才看清旗上缝有几个大字：实行社会革命。
是拔哥。有人说，声音里抑制不住兴奋。一群人向那面红旗拢去。黄伯尧猛然被这名字扎了一下，不由得激动起来，也跟着往前拢。
韦拔群回来了。距离他拉起队伍远赴贵州打仗，时间已过去了五年。关于韦拔群的归来，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在重庆坐过牢，有人说他是大总统孙中山的人，有人说新上任的省长马君武委任他做南丹县县长，他不肯，又委任他做东兰县县长，他仍不肯。他两手空空地回到东兰，联络了十八个昔日同窗好友，在武篆东里屯秘密组织革命同盟改造东兰同志会，雄心勃勃地提出“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改造东兰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
扛红旗的一行人，走到街中心一张高桌子前，将红旗往桌旁一插，一个年轻人跃身跳到桌上。高桌旁挂有横幅，醒目地写着“广西不得了”，红彤彤的，火焰一样耀眼。桌子高，站到桌上的人也高，须得仰头才能看清他的脸。那是一张青葱的脸，面相斯文，却声音洪亮。
乡亲们，我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地干活儿，还是吃不饱，穿不暖，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在剥削我们。他们不劳动，却吃得好穿得好，若不剥削农民，如何得来？我们农民要想吃饱穿暖，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只一眼，黄伯尧确信，台上那人就是韦拔群。
韦拔群说的是壮话，武篆圩大多是壮族人。更多的人往这边围拢而来。几个年轻人穿行在人群中发传单，他们是改造东兰同志会的成员陈伯民、牙苏民、黄大权、黄榜巍等人。
像一间没有门窗的黑屋子，里面关着许多快要闷死的昏睡的人，韦拔群的奋力高呼，砸开了一道缝，人们才低头看见伤口，那么多年了，血一直在流淌，只是没有人敢喊出痛来。夜太黑太漫长，以至于，竟以为是寻常。
1921年，所有的灾难都是成倍的，滇军唐继尧部两次流窜到东兰县，老桂系刘日福旅和蒙仁潜部、邓祖贻旅也相继进驻东兰，这些军队刚撤走，土匪又来了，东兰境内满目疮痍，一直到年末，仍听不到一声鸡鸣狗叫，随处可见满地荒芜，人的心灰扑扑的。
韦拔群的话，让人们又惊慌又惊喜，议论声像风浪涌起，越滚越大。年老的人惶恐地说，这些话可讲不得呀，是要挨杀头的。学生们却听得一脸兴奋，眼睛里燃起两簇跳跃的火苗，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冲着台上大声问，你说打倒就真能打倒吗？他们有钱有势，我们什么也没有。黄伯尧认得，那少年叫陈洪涛，东兰县武篆区上圩村人，武篆育才高等学校的学生。
韦拔群看过来，眼睛里是笃定，他问，是他们人多，还是我们人多？
当然是我们人多。
那为什么还要怕他们？一根筷子折得断，一把筷子折不断。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一定能打倒他们。
黄伯尧内心原先四处撞击的东西，此时变得顺畅起来，似乎奔走了很长时间，终于找到出口。就像一条溪流寻找到另一条溪流，或是寻找到一条河流。见到韦拔群这年，黄伯尧二十六岁，韦拔群二十七岁。
1921年，在令人窒息的荒芜中，东兰县到底还是有些不一样了，改造东兰同志会的人分头到各地圩场散发传单、演讲、唱山歌。韦拔群等人编唱的革命山歌，风一样在民众中疾奔，所到之处，更多的山歌跟着生长出来，往更深更远的地方疾奔。日子真苦呀，苦得看不到头。山林是地主豪绅的，河流是地主豪绅的，田地是地主豪绅的，农民什么也没有——农民就只剩下山歌了，它潜藏在老百姓的血液里，快乐时，悲伤时，都会生长出来，葳蕤成林。因此，每个圩日，韦拔群的歌声一起，台下的歌声也跟着涌起，人们内心里的悲苦和愤怒，藤蔓一样迅速攀爬，交错盘缠成一整圩的藤蔓、一整村的藤蔓、一整县的藤蔓。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改造东兰同志会中来。更多的凌云人翻过山头，走到武篆区来了。李秀三、罗福宏、李必栋，一些留下名字的人，另一些没留下名字的人，在1921年，纷纷跟着韦拔群走上街头，宣讲革命道理，揭露社会黑暗，在后来愈来愈激烈的斗争中，倒下，或者站起来。他们的名字后来被写进《凌云县志》里，很多人的年龄，停留在最青葱的年华。
1921年的冬天，在东兰人的记忆里是滚烫的。改造东兰同志会在武篆召开群众大会，天还没亮，各乡农民就闻讯赶来了，上千人把会场挤得满满当当。韦拔群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捐税，会场里热气腾腾，每一双眼睛都是炽热的。沉重的捐税是农民的痛处，日子已经苦得太久了。
这年冬天，韦拔群和陈伯民被群众推举出来，去百色城找驻百色的桂军旅长刘日福交涉。两人翻山越岭，走了三天才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刘日福面前，向他陈述东兰农民贫穷困苦的状况，请求免收捐税。这个小军阀倒也没有过多为难两个年轻人，痛快地写下了取消在东兰征收“刘旅开拔费”一万元的手令。很多人猜测，他是屈于理，或是慑于省长马君武与韦拔群的交情。
那个时候，刘日福肯定不会想到，眼前这个书生模样的武篆青年，几年后会掀起风暴，成为让他惊恐不已的强大对手。
三十多项苛捐杂税中，“刘旅开拔费”是最重的一项，交纳限期极短，一旦过期未交还要罚款，违交抗命的人，不是被抄家，就是被枪杀，老百姓苦不堪言。两个年轻人拿到手令，日夜兼程，三天的路程，只用了两天就赶回到东兰。很多年后，人们仍然记得那个圩日，韦拔群站在台上，年轻的脸庞闪着光，他高声宣读手令，台下欢呼声排山倒海。免征捐税的消息很快传遍东兰，传遍凤山，传遍凌云，传遍右江各地。每个人都感受到一种力量，它们撞击着人的内心，掀起狂浪。
关于这段历史，右江各县都有着许多记载，凌云人的记忆，便是从1921年这个炽热的冬天开始，从黄伯尧开始，然后才流水一样不停不断地往前奔淌。
1925年秋天，韦拔群在武篆北帝岩举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很多年轻人从右江各县背着干粮、翻山越岭赶来参加。黄伯尧、李秀三、罗福宏、李必栋学成结业后，韦拔群把他们派回凌云县，在海亭、沙里、林里等地组织革命同盟，建立区、乡农民协会及农民武装。1928年，由韦拔群介绍，黄伯尧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凌云县第一个中共党员。1929年冬，由黄伯尧介绍，李秀三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凌云县早期一批中共党员。一颗种子落地，生根发芽；更多的种子落地，生根发芽，最后蔓延成一片森林。
如今，时间已过去一百年了，凌云人仍在谈论黄伯尧、李秀三。那些事离我很近，它们从我祖父的嘴里流出来，从我父亲的嘴里流出来，从很多凌云人的嘴里流出来。它们流经的地方，少年时我曾跟随父亲去到过。
这些地方，离我家乡凌云县逻搂镇不远，徒步几个小时，或是一天两天，便也到了。这些村庄，有些划分到河池市凤山县去了，有些还在百色市凌云县，峰峦连绵，河流蜿蜒，被划分成不同县的人仍像过去一样，枝枝蔓蔓地走着亲戚。
02
敬告同胞
韦拔群打开箱子拿地契，母亲看过来，什么也没说，只轻轻叹了一口气。韦拔群说，阿妈，我们必须有枪。母亲便点点头。嫡母庶母在织布，织布机“吱呀”一声，木梭子鱼一样游过去，再“吱呀”一声，又游回来，要一直织到天亮，才会得到一整匹布。这些布是要拿到圩场上卖的。阿爸阿公相继去世后，这个家其实是三个母亲在支撑。韦拔群是长子，可除了一次次卖掉家里的田产，拿钱组织革命，并不曾往家里拿回一分钱。他心里愧疚，便又说，阿妈，相信我，革命一定会成功的。母亲便又点点头。
改造东兰同志会的宣讲越来越难了，每到一处，韦龙甫都派人来阻挠。韦龙甫是六哨团总，手下豢养有大批亲信打手，坐拥几百亩良田，是东兰财力最雄厚、最有势力的人。势力越大，越比别人更害怕风暴。改造东兰同志会成立不久，韦龙甫就看见风暴，他知道韦拔群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农民聚拢到一起，他们会把整个东兰掀起来。他决定在风暴还没形成之前，阻止并扼杀。
他们有枪。枪一拔出来，群众就慌忙四处逃散。韦拔群曾就读于贵州讲武学堂，在黔军驻重庆的张毅军部当过参谋，作为一个军人，上过战场，经历过生死，怎么会不知道枪的重要性。改造东兰同志会也应该有枪。枪是胆。有了枪，就有了胆，就有了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抗的资本。
母亲不了解这些，她不懂什么是革命，她只知道，儿子做的那些，都不是坏事。他表弟陈伯民，族里的几个堂兄弟，还有家里的两个弟弟两个妹妹，都跟着一起干革命去了。街坊邻居说什么都有，说韦拔群是败家子，迟早会把韦家败光；说韦拔群在大年初一出生，是天降真龙，注定是干大事的人。这些话，她听了二十多年，听倦了，便也懒得听了。
她疼爱这个孩子。家里的人都疼爱这个孩子。五年前，韦拔群偷偷卖掉田地，带一百多人跑到贵州当兵，他阿公气得病倒在床。田地是他的命根子。还没发家之前，全家人种着几分薄田，还每天起早贪黑，做甜酒、编草鞋、织雨帽，拿到圩场卖，一家人省吃省穿，日子仍难以过下去。也是老天爷开眼，妹妹有一次上山开荒，偶然挖到一缸古窑银，韦家这才转了运。尽管到后来，韦家的钱越来越多，房子越来越多，田产也越来越多，阿公仍节俭到小气，舍不得多吃一块肉，多点一根灯芯。家里每个人都须劳作，仍像过去一样起早贪黑——饿过肚子的人，一旦节俭起来，或是奢侈起来，都会比别人更狠。
本盼着这个长孙能光宗耀祖，不承想，他一次次败家。阿公气得叫人杀了一只白鸡给他送行，这是东兰壮族风俗，杀白鸡给人吃，就表示决裂。誓言发得狠，阿公想孙子也想得狠，嘴上不允许家人提孙子名字，可谁都看得出来，他天天想他。这个孩子也是倔，离家几年，果真一次都不回来，他阿公一直到死，也没能见上他一面。不管别人如何议论，做母亲的非常明了，她儿子心善，从小就看不得穷人受苦，尽管被打得狠，仍一次次瞒着他阿爸阿公，把家里的钱粮拿去送别人。心善的人总不会坏到哪里去。
韦家九个长工，有些是来卖劳力挣工钱的，有些则是因为还不起债务，需要用劳力来抵债。一个人的劳力偿还不完，就拿全家人的劳力来偿还，一家人搬到韦家，住在隔壁小茅草房里，一些小孩子跟随父母，在没完没了的劳力偿债中，长大变老。来抵债的人，只得吃饭，不得工钱。
韦拔群开始革命后，便宣布佃户耕种他家土地都不用交租，欠他家债务都不必归还，还把来抵债的长工给解放了，付清工钱后，送给每人两陌水田（以谷种计量，十筒谷种为一陌）让他们养家。蓝阿妈不愿走，说还能往哪里去呢？留在韦家，还有一口饭吃，回家只有等死，死了倒也罢了，往荒山野岭随便一埋，可又到哪里找“埋葬地金”给山主呢。
蓝阿妈是瑶族人，官吏豪绅从来不把瑶族人当人，不许穿白衣服，不许进学堂读书，赋税征得也比壮族人和汉族人重，还要为豪绅们无偿服苦役，打柴、抬轿、送丧等等，死后埋下地，还得给山主“埋葬地金”。
蓝阿妈舍不得韦拔群，这孩子她看着长大，有情有义，待穷人好，待瑶族人好。在韦家，除了老东家、大东家待人刻薄，恨不得长工一天到晚干活儿，几个太太都蛮好，这样的东家还能去哪里找。
蓝阿妈来韦家究竟有多久了，连她自己也说不清，她背着儿子小山来那天，小小的孩子在她后背，蹬着两只黑瘦的腿，哭得声嘶力竭。阿公坐在堂屋里抽烟筒，脸扭到一旁，一脸嫌弃，嘴里叨叨叨乱骂。他讨厌小孩子哭闹。如今小山都长成大后生了。小孩子不懂贵贱，双方大人呵斥多少次，主仆两家孩子仍混在一起玩，韦拔群常偷偷跟这瑶家母子回西山，学得一口溜熟的瑶话。西山瑶族人都喜欢韦拔群。他大老远爬上山来跟他们玩，还脱下身上穿的衣服送给他们。瑶族人心实诚，谁待他们好，他们就待谁百倍好。韦拔群跟很多瑶族人打了老庚——打了老庚就跟亲兄弟一样，大家就是一家人了。这次，韦拔群回来干革命，很多瑶族人都扛着粉枪跑下山来，跟他一起干，小山也跟着韦拔群去了。蓝阿妈无处可去，便继续留在韦家当长工。
日子越来越难过了。1922年春天到来时，“援桂军”总司令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北伐，将入桂的粤军全部撤回广东，省长马君武被迫辞职。原先被击溃躲散在各地的旧桂系残部、游勇头目及土匪豪绅又蜂拥而起，各树旗帜，割据一方，自封司令、师长，委派县长，设关卡，征收钱粮，相互攻杀吞并，老百姓被各路“自治军”压榨了一遍又一遍。
村里有人交不起租，被韦龙甫吊到树上毒打，鞭子每落一次，那人就惨叫一声，最后像死去一样，垂着头一声不哼。围拢一旁观看的农民神色凄惶。韦龙甫就喜欢看到这种表情。他就是要叫这些农民害怕。明知道把人打死，也交不起租，可仍得往死里打。杀鸡骇猴，这个道理谁都懂。当然，就算人死，债也不会跟着死的。老子还不了，儿子还，儿子还不了，孙子还，一辈辈还。
东兰大部分田地和山林都是豪绅们的，农民们种的几分薄地，最后也会变成豪绅们的——他们总有法子，把这些田地都搞到手，不顺从的人，就诬说是土匪，或随便加一个罪名，押送到衙署去。农民们是打不起官司的，这哪有穷人讲理的地方呢？
东兰人要上衙门打官司，都必须先通过团总调解，调解不成再上衙门。东兰县署门前，每天都有一群差吏等在那里争领传票。一张传票每经过一个人的手，都会收取一道差费，到达被传者手中时，差费已高达三四十元，打官司的农民几乎没有不破产的。更让他们无望的是，这些官司，最后都归到韦龙甫的手里，无论有理无理，不送钱的人，最后都是败诉。东兰人都叫他“二衙门”。
韦龙甫喜欢听人叫他“二衙门”，他家里设有公堂、牢房，每次升堂办案，无论原告还是被告，都得给他送钱。他甚至专横到对农民的住房、穿着、行动、读书、婚事、丧事等都做了严格限制，强制实施连环保制度，以每十户为一甲连保，谁敢不遵守他的规定，全甲十户都要跟着遭殃，轻者吊打罚款，重者坐牢，甚至杀头。
没有田地，农民们只得去佃耕田地，把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收成交给地主，余下的粮食填不饱肚子，就上山挖山薯、找野菜。日子仍过不下去，就去借高利贷，付出百分之七八十甚至百分之百的年利，到期还不了，还要利上加利。还不起债的人，就被抓去当苦工抵债，或是被逼着卖儿卖女还债。
省长走马灯似的换，县长走马灯似的换，东兰县每新来一个县长，韦龙甫都带着厚礼去拜访。他曾是刘日福手下的连长，有刘日福这座大山靠着，还要去巴结官吏，结交豪绅土匪。他要把这些势力都抓到手里，相互结成牢不可破的网。农民们都恨他，他知道，可那又如何？每一种势力都长有利齿，轻易招惹不起。
这个世间，有的只是不同的命。
韦拔群却偏不信命，他要为穷人抗争。改造东兰同志会的人都不信命。1922年春天，右江各县很多山村学校的老师都收到了一封信，里面是一张约一尺见方的传单，题为《敬告同胞》，是韦拔群等十一位东兰公民会的人，以中国国民党广西特别党部的名义印发的。多年后，这些青年教师变成沧桑老人，坐在自家门前，给年轻后辈摆起当年参加革命的事，仍不忘提起这份传单。这是东兰农运最早的文献，一个世纪过去，后人阅读这泛黄的纸笺，仍能感受到字里行间的满腔热血和澎湃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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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民族文学》汉文版2021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