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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的人生:找回自我及其他 ——2021年度短篇小说巡礼
来源:《小说评论》 |  毕光明  2022年01月16日08:00
关键词:短篇小说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是“仔细考察人类的具体生活,抵御‘存在的遗忘’,将‘生活世界’置于不灭的光照之下”。人类的生活内容丰富无比,因为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组合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然而由人的本性所决定,人的具体生活离不开生存需求、两性之爱、亲情与友谊、义务与责任等这些具有普遍性的方面,无论侧重于哪一方面,当它进入作家的视野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它必然以独特的形式产生审美召唤力,供人欣赏与观照,让人程度不同地领悟到艺术形象背后的意义,获得关于人生和生活的启示,引起对存在的思考。2021年度的短篇小说,其中的佳作从不同的角度印证了这一文学原理。

小说里的生活,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得以呈现的,这些故事来自或指向现实生活,但经过作家审美意图和创造力在生活细节之间建立起逻辑关联之后,情节不仅引人入胜,它揭示出的生活真相与生命奥秘更让人惊异或震撼,值得反复揣摩,意味也更加隽永。或许在两性关系里人的自我价值更能得到证明,自我实现愿望更能得到满足,因此这些故事多半发生于男女两性之间。像铁凝的《信使》、潘向黎的《荷花姜》、钟求是的《地上的天空》、刘庆邦的《终于等来了一封信》、朱辉的《事发二月二十八日》和周瑄璞的《那人》,都是关于情爱的故事:爱情十分美好,爱也带来痛苦,爱还能使人性苏醒。有些小说称不上是爱情题材,但从中也可以看到性爱的力量或由性导致的悲剧,如西元的《生》和房伟的《狩猎时间》,前者在残酷的战争间隙也照进了年轻男女纯洁感情之光,后者在本当圣洁的高等学府里发生因权力对性的掠夺而导致的惨案。

《信使》的主题不是讴歌爱情,但故事因恋爱而起。在地方戏研究所当编辑的陆婧爱上了远在北京的一个大部文工团的业务团长肖恩,肖团长已有家室,热恋中的陆婧因此不能从单位和家里接受肖团长的信,而只能让好朋友、大学同学李花开代收,李开花嫁给了坐拥独院的表哥起子,情书寄到他们家安全。谁知起子是个卑鄙之徒,偷偷拆看了肖团长寄给陆婧的全部信件,还拍成了微缩胶卷,在一天趁老婆不在家,用窥知的隐情及胶卷敲诈和胁迫陆婧,要她让其当局长的父亲为他安排工作,遭拒后以揭露隐私相威胁。陆婧感觉到巨大的耻辱,不顾后果愤而爆发。多年后在北京偶遇李开花,才知道这位被她误解的闺密,原来当年在事发后不惜以从房顶跳下来阻止起子的告发,结果摔瘸一条腿,离婚后回山村终于跟所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勤苦度日,她最大的人生收获是找回了自己。这一对闺蜜,一个为了爱与人格尊严不顾一切,一个为了信守诺言不怕丢掉性命,两人互为信使(爱情的信使和人生的信使),诠释了人之为人的价值,让人持久感动和慨然深思。《信使》不愧是2021年里最富有人生启迪、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的短篇小说。

《荷花姜》是一个谜一样的爱情故事。小说以从日本归来、开日料店的老板兼主厨的丁吾雍为视角,见证了一对很般配的男女从热恋到分手的令人疑惑而惋惜的过程。这一男一女,让人过目难忘,女的“打扮入时、举止得体、行动流畅”,男的“一身黑灰色,寡言,用现金”,两人关系不明朗,每次来店里喝茶,都是坐吧台而不进包厢。这女子最喜欢的一道菜是荷花姜,后来老板丁吾雍在心里暗暗叫她“荷花姜”,“不是因为她爱吃荷花姜,是因为她与荷花姜颇有几分神似:俏丽,鲜艳夺目,但不是‘甜’那一路的,更不柔弱,相反从外表到质感到气味都是洗练明媚和动荡妖娆的奇异统一,具有一种容易引起争议的、特殊的刺激感”。这样的女子,具有水晶般的质地,与有着灯笼一样的光的男子罕见地般配——“男子出色,女子也出色,而且男子像一个黑色的瓷碟子,托着荷花姜的尖、俏、艳,格外显出她的醒目,而荷花姜也反衬出他的不动声色和深不可测。”可是看上去非同一般的情侣,还是出了变故,黑衣男不见了,只见荷花姜一人在店里独饮烧酒,半醉中说自己把他杀了,沉醉后痛哭,最后在哀怨和无望中消失。直到有一天黑衣男再次出现,带着他的前妻来到店里处理善后,丁吾雍才知道是男方给不了女方所要的婚姻才放走了她,他俩的恋爱故事除了为“这个城市里,盛产的就是男女间的各种相遇和离散”增加一个例证,更重要的是说明了恋爱中的男女对对方的要求并不一致才是悲剧的根源。

《地上的天空》和《终于等来了一封信》用不同的风格叙述了对爱的期待的不同结局。《地上的天空》有几分神秘的气息。“撤退人生”朱一围去世后,她的妻子让丈夫生前的朋友、在图书馆工作过的“我”帮忙处理她亡夫的藏书。藏书有四千余册,其中有三百多本是朱一围费尽心机得到的作家签名本,“我”不忍随便处置,而想出了个好主意,在网上寻求本城与朱一围同名者收藏这批书。果然有个叫陈宛的女子出现,出资20万买走了这些签名本,可是旋即又将它们捐给了朱一围的儿子所在中学的图书馆。“我”为解谜而找了陈宛,终于得知陈宛与朱一围的隐秘关系和朱一围生前与陈宛女士“私订来世婚姻协议”。其实他俩并未成为事实的恋情,不过是朱一围的一厢情愿,而他的认真和把希望寄托在来世,恰恰表明了此生他的婚姻里存在真爱的匮缺,而未有真爱是人生最大的憾恨。所以一纸“下一世婚姻协议书”几乎让他变成了诗人,临终前走得从容而快乐,样子像是去奔赴一场盛大的婚礼。因为只有得到爱情,人才能超越庸常人生,灵魂得到飞升。跟《信使》主题颇为类似,朱一围在隐秘世界里拥有了爱情,是他作为一个人的证明,因为“就是这么一位配角男人,却悄悄自己给自己做了一回主”。《终于等来的一封信》写一个乡村女子,在订亲后对爱的强烈企盼。小说用带着泥土气息的朴实的语言娓娓叙谈,曲尽其妙地一步步展示出一个乡间女子渴望未婚夫捎来爱意的炽热而缠绵的情意。十八岁的女孩方喜明是个重情的人,与“张楼那个十九岁的人儿”定情之后,“她就把自己的心和那个人的心连在了一起”。张楼的那个人到一个山区煤矿当工人去了,在他临去当工人的头一个晚上,他俩有个小石桥上的甜蜜约会,“她送给那个人一双鞋,那个人拉了她的手”,此后就是她对他的无尽的思念和对煤矿来信的翘盼,直到“终于等来了一封信”。一共才上过四年学的方喜明,按照对等原则给心上的人一字一字地回了信:“你放心,松树落叶我都不会变心。”这感天动地的爱情誓言让人感叹,传统社会里的人的情感世界未必不比现代人更为丰富和着实。

《事发二月二十八日》和《那人》讲述的都是女性让男性神魂颠倒,但无论是确切的还是疑似的单恋,都让恋爱者的心灵世界发生了变化,由残缺变得完整。甫从号子里出来的李恒全,打算找工作,想要重新开始他的人生。他租住在一栋条件很差的旧楼房里,邂逅了一位穿高跟鞋、戴墨镜、涂口红、一身香气的女房客。本来他已决定金盆洗手,但女邻居的难以抗拒的魅力还是让他趁她上班去了而三次开门进了她的房间,不过除了在慌乱中带走了一只她的胸罩以外,他不拿她的任何东西,反倒送了一只口红给她。他真诚地关切着女邻居,迷恋与女邻居的身体有关的一切,还趁着室内无人而在她的床上完成了激情的宣泄。在生命的本能驱使他的身体向下的同时,他的精神也在向上,女邻居的美让她道德升华,最后在女邻居房间失火时第一个冲进去救助,谁能说他的灵魂没有因爱慕女性而得救呢?是的,他的二月二十九日的这个生日没有了,但谁又敢说他不会从此获得新生呢?《那人》的故事也饶有意味。四处打工的中原农民建勋,给一户人家做粉刷工程,在相处的几天时间里,感觉女主人待他不错,做吃的不断变换花样,还关心他的情绪,因而“他觉得在这家做活,好像是跟女主人过日子似的”。这让他突然就起了愁情,照片拍多起来了,发朋友圈借景抒情了,有事没事都想给“那人”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多了又觉得不妥,只得尽力克制,情感的折磨让他日渐憔悴偶有失眠。表明女性的柔和可以唤回一个半百之人身上被生活的重负耗损殆尽的对爱的需求。小说对男性心理洞烛幽微,用细致的笔触刻画出情心荡漾的道道瀫纹,确证了爱是生命的本质的真理。

2021年的短篇小说,写爱,也写恨;但不是私人之恨,而是家国之恨。迟子建《喝汤的声音》就是表达这一主题的气血磅礴之作。小说以俄罗斯套娃式的叙事结构,主要讲述了哈喇泊家族的故事。“哈喇泊”是蒙古语“海兰泡”的叫法。小说里人物“哈喇泊”的这个名字,是她祖母起的,“用以纪念她在大黑河屯的青春岁月和死去的男人和女儿”。在1900年由俄国政府制造的海兰泡事件中,有几千个清朝人被围堵到江边或被砍杀射杀,或被赶进黑龙江淹死,只有几百人得以游过江面幸存。哈喇泊的祖父和姐姐就是死于俄国士兵的刀枪之下,哈喇泊的祖母怀着孩子游过黑龙江时碎了嘴里的牙齿。但奇怪的是,哈喇泊家族的人牙齿都不好,仿佛是切齿的仇恨所致。牙齿咬碎,且代代如此,可见仇恨之深,它是肉体创伤史中镌刻的民族精神创伤史。没了牙齿,这个家族于是有了喝汤的传统,喝汤的声音连接了海兰泡事件中数千冤魂的哭喊声,提醒后人不要忘了历史上的国恨家仇。哈喇泊家族一代又一代人不断讲述惨痛的历史记忆,乃是为了让家族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故事中的哈喇泊崇拜航标工,自愿做了义务航标维护工,还上山慰问边防部队,都是出于对维护领土的责任感。或许家族之仇没有必要代代相传,因此小说让哈喇泊失去了生育能力,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怎能失去历史记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摆渡人,带领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穿行,文学家不就可以充当这样的摆渡人,用喝汤的声音提醒我们不忘国耻,看护好自己的领土,不让悲剧重演吗?

像这样抒发家国情怀的小说还有西元的《生》。这篇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小说,跟那种全景俯瞰的军事文学不同,它无意描绘战争的整体格局和刻画英雄群像,而是从单个的战斗主体的感觉切入,在死亡笼罩的战地直接逼问如何看待生与死问题。故事的主角是十六岁的小战士二斗伢子,他是九连文书,在我军与美军激烈的拉锯战中,来往于高地与前线指挥部之间,取送战地报告。在被成千上万颗炮弹炸起了没膝的黑色浮土的高地,志愿军们隐蔽在十几米深的坑道里,随时准备迎击进攻的敌人。在反复的争夺中,守卫高地的部队一茬又一茬,上来的就没再回去过,留下的是几个部队的伤员。而他在这里目睹了老战士大老张、连长等人的牺牲,直到他执行指导员交给的任务冒着炮火与枪弹往前指送战斗总结报告。在经过战地医院时,他见到了让他想念的曾经搭伙儿睡觉互相用身体暖过对方的双脚的师部文化干事、大学生女兵霓云,从师前指返回时还得到了霓云激烈的拥吻,这是在死神面前对生命的珍爱。“那场战役结束后,不仅仅是九连连长、指导员、大老张、白医生、师作战科张科长,李大棉裤、霓云、师作战科赵副科长也都相继牺牲了。”它留给二斗伢子的,是“终生都在想一个问题:人,应该怎样活着?”作者用平淡的甚至不乏诗意的笔调,书写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随时准备接受残酷的战争加给的死亡,不事渲染,但力透人心。

英雄并不都出在战场。在徐则臣“鹤顶侦探”系列短篇小说之一的《船越走越慢》里,为了去地形复杂的小鬼汊抓赌,辅警别大伟在一次行动中失踪,音讯全无。仝所们瞒着别大伟失踪的消息,恳请其父老鳖出山帮忙。最终根据赌徒陈三提供的关于“开赌”时间的隐约线索,觅到了赌船,捣毁了小鬼汊里以姓邓的老板为首的赌博团伙,同时确认别大伟已在一个月前英勇殉职。父子俩为打掉赌博团伙立下了汗马功劳,何尝不是英雄。而在九泉之下牵挂着两个男人的大伟妈妈、老鳖婆娘,当可看作这爷儿俩的幕后英雄。朱山坡的《萨赫勒荒原》,取自援非题材。牺牲在援非第一线的中国医生老郭,是由于隐瞒自己的病情坚持援非工作而最终殉职的,司机尼可的祖母对她的念叨、挂牵与尊重,说明他与非洲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样的英雄真实而富有人情味。他的学生踩着导师的脚印援非,不顾危险和条件艰苦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不可能没有一点英雄主义精神。为医疗队开车的尼日尔司机萨哈,为了天黑前安全地赶到目的地,让医生去救治更多的人,坚决拒绝中国医生要他开车返回先救治他的面临生命危险的儿子,还说“这里到处都有疾病,每天都有人死去,在死亡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如此舍小家为大家,分明是肯于献祭的英雄品格。

邱华栋的《河马按摩师》故事也发生在非洲,但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性格都具有复杂性,作品意蕴也较为深厚。一对中国夫妇,高光和魏娜,为了逃避国内的舆论环境而远走非洲,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开诊所行医。高光原来有家室,在县城里做医生,平淡而富足,但大胆而性感的魏娜的出现,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为了躲避流言的袭扰他听从魏娜来到了内罗毕。他们开的诊所推行中医疗法颇受欢迎,然而发生在诊所的动物大战,激发了不安分的魏娜与美国记着弗兰克的动物性本能,两人无所顾忌地燃情并私奔,再一次改变了高光的生活节奏,他不得不踏上寻找女人魏娜之旅。产生厌倦后,放弃了对魏娜的找寻,成为河马按摩师。但被他按摩的河马被盗猎者猎杀,他又跟着一支保护动物的巡逻队继续进发了,于是高光的人生就在路上了,似乎追寻才是生命的本质。“人人都要在路上,每个人都有多种可能性。这就是非洲的魅力,你来到了这里,在非洲,一不留神,你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在世界上寻找着什么,可总也找不到。”这或许是小说的点题之笔。什么时候才是高光的高光时刻?也许以追寻作为完成才是人生的真义,小说以不断改变的人生情境最终臻于存在的境界。

2021年度的小说,题材多样,主题多元,通过不同的具体生活的书写,表达出作家对命运、生死、世情与文化的思考和审视。鲁敏的《灵异者及其友人》写对运命的预测,张惠雯的《临渊》写亡女之父的精神错位,郭文斌的《如是我闻》写对过度抗疫的反思,须一瓜的《名记小郭结婚离婚附件》写媒体报道引发的文化事件,房伟的《狩猎时间》写高校的管理违背大学教育规律导致惨剧发生,南翔的《钟表匠》写老年人的友谊,林培源的《灰地》写潮汕人开放性格的形成,晓苏的《老婆上树》写乡村女性精神世界的突变,主题的表达各有指向,汇成新时代的精神交响乐。

《灵异者及其友人》里的灵异者名叫千容,人称“小神仙”,也有的叫“大师”、“巫婆”、“预言者”,类似的。她有许多“灵验案例”,朋友们对其笃信无疑,也勾起了“我”对她的向往,急切地希望能不期而遇,好让她说出自己的运势,求得心安。可是,“要结识到千容,并得到其指教,这简直比恋爱本身还要微妙,连介绍认识都不被允许的——因为你先自就存着主动的想法。而千容的天眼,得在全然‘空无目的’的状态下,才会开,其预言才有如神算”。可是在终于等到她来了、就要见到千容小神仙时,“我”突然一阵剧烈的心跳,几乎窒息,因为在这一瞬间她悟到了:“如果真在多年前遇到千容,而她也平静地指示出我今天的必然,在确凿的命运线中,我真能走得到今天吗……”说明如果事先知道人生结局,那就好比航船失去了马达,只能停滞不前或陷于灭顶之灾。不知才是知,此乃认识人生的至理。《临渊》倒真的关乎命运。乡村教师蔡老师,女儿蔡晓婷很优秀,中学一直是优等生,考上了名牌大学,上完大学就去了美国,硕博连读,直接读博士,谁知这样的好命戛然而止——她被美国男友枪杀了。这巨大的打击使蔡老师似乎精神出了毛病,逢人就讲他的女儿,“每个人都听他讲过。他碰见谁就对谁讲他女儿,还给人看照片,要是没有结婚的,他就想给女儿介绍对象,挺瘆人的。”人们缺少理解的是,蔡老师只有不停地讲述她的女儿,维持一个语言事实,他才能面对命运的深渊。其实无人不是如此:“当一个人仿佛悬浮着,当你漂在无论是语言、幻想还是现实喧闹、惯性的浮沫上,即使你下面是生活的整个深渊,那种载浮载沉、置身事外的感觉也能让你多多少少感到解脱。”

《名记小郭结婚离婚附件》和《狩猎时间》是具有现实批判性的小说,揭示的是现实中的荒诞和丑陋。在愚人节那天,厦城的报纸《小城时分》为了普及海洋生物知识,也为了娱乐市民,年轻有为、在办报方面富有创意的记者郭的丁虚构了“伊鲁坎吉水母攻打厦城”的新闻,想不到竟引起轩然大波,被上头追究,差点危及报纸的生存,以致报社层层检讨,当事者受到批评还被扣发奖金。通过这一事件,不仅暴露出了社会的脆弱,市民和媒体人员思想的僵化,也显现出某些报社领导在危险到来时推卸责任、不敢担当的丑陋灵魂,就是媒体本身也严重偏离了服务公众的本职。在这一事件中,名记小郭似乎受创最重: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他与未婚妻穆见可三观严重不合,无法一起生活,只好撤销预定的婚礼,而《小城时分》关于水母事件的一系列报道成了他俩婚姻解除的“附件”。与女友分道扬镳后的小郭,从报社辞职自己创业,最后成了“东南烁金远洋水产技术咨询开发公司”的董事,兼营凉拌海蜇,娶了洋妻,生了混血儿。

《狩猎时间》叙述的事件,更令人触目惊心。高校是“象牙塔”,理应是精神的净土,但由于教育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体制出了问题,受经济社会的影响,大学里也功利主义盛行,“畸形竞争的心态、道德操守的丧失、学术理想的毁灭、对名利的热衷,都让原本应该安于教书育人的清高学者变成了贪婪庸俗之徒,让原本应该安心读书的大学生、研究生变成了颓废无聊的青年”(房伟),在这样的背景上,校园里发生教师相杀的恶性案件就不奇怪。因为本不该有的各种压力和弱肉强食,激发了人身上潜在的狼性。同是博士毕业,杨修是个失败者,职称上不去,工资待遇低,处处为人欺负;同门高远方则一路春风得意,仕途前景光明,但他为人不正,不仅在杨修评职称时使坏,还与杨修的老婆S团委书记刘珂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成为杨修的死敌,最终遭到猎杀,两人一起见了阎王。小说讲述的恶性事件,极有震撼力,极具警示意义。

“如是我闻”是佛教用语,作者以此做小说题目,可见是要从传统文化获得启示。新冠疫情兴起以来,从社会到家庭都对新冠病毒保持着高度警惕,人人都在加强防范,这对控制疫情当然起了决定作用。但是,在一种紧张心理的作用下,全社会存不存在过度防控的情况呢?防范病毒感染,首要的当然是阻断病毒的传播渠道,所以消毒、戴口罩、勤洗手、减少同外物和人的不必要的接触,都是有效措施,然而,感染新冠病毒引发新冠肺炎,跟免疫力低有很大关系,而过度防疫存在的问题恰恰是造成免疫力降低。《如是我闻》就是针对这种情况,以家庭为细胞,通过两种防疫观念的碰撞,而吸取传统文化的智慧,以对话的方式,对过度防疫的做法包括城里人生存方式提出了质疑,作了深度反省。

《灰地》的主人公是作者故乡潮汕地区小镇上的一位善于经营的小老板荣哥。荣哥得南方经济发展之便,从做装修起家,在镇上起了最高的楼。儿媳也有经济头脑,适时改变经营项目,使这个家的家底更加厚实。这位经营致富的小镇老板,跟当地人有区别的是有胸怀,容得下外乡人,几十年如一日照顾工厂改制后下岗来南方打工的“哈尔滨”。在哈尔滨买旧厝房出了事故砸伤小卖部老人遭到围攻和索赔后,是他出钱替哈尔滨赔付,并让他躲进山上的防空洞,后又伺机将其接下山。他的厚待感动了哈尔滨,半个月又再次回到镇上永久落户,后来当上了包工头,娶妻生子。“他”的作为,体现了南方地域文化的包容性。大概是这种对异地文化的容纳,使南方逐渐成为一块具有边缘色彩的灰地吧。

《钟表匠》以深圳为故事发生地,呈现了两个老男人的友情。修表的老钟和生活窘迫的老周,都是失去老伴的独居老人。老钟的经济条件好于老周,老钟需要朋友,于是老周常来老钟这里喝茶还吃酒,“一个经济上完全支付得起一位谈得拢的朋友过来小吃小喝,打打牙祭的人,那种对友开怀获取的愉悦,远不是几张钞票可以兑换的。”无论是一起吃吃喝喝还是参观老友的收藏,知识面宽的老周都可以说出许多道道,令老钟眼界大开,于是两人实现了物质和精神的互补,依赖性与日俱增。两位老友性情相投,都有着替人着想的高贵品质,老钟在歇业之前一定要把未能取走的几块表物归原主,老周协助他完成了这一心愿。随着友情的不断加深,老钟把老周看成了亲人,在老周过生日时,给他送的礼物是买自香港的价格昂贵的一只纪念版仿百达翡丽怀表,让老周感动不已。这无价的友情,足以教人思考财富与人生价值的关系。

最后说说晓苏的《老婆上树》这篇乡村叙事作品。晓苏以故乡的油菜坡作为文学地理,塑造了一系列反映乡村生活变迁的人物形象,廖香是反映油菜坡上女性自我发现的新形象。这是一位有个性的乡村女性,身上既有贤妻良母的传统色彩,但也有新中国提倡女性顶半边天塑成的狠劲,即如小说开头所点到的,“这可不是一个‘软柿子’般好捏的乡下女人。她有想法,也有用不完的劲儿”。从不满丈夫不肯上树摘柿子卖钱而与之吵架就可看出她并非一般的角色。可是由于长期囿于油菜坡这个生活小圈子,她身上潜在的颠覆既有生活形式的内在需求还没有找到出口。高声的到来改变了廖香的生活视界。由于她家的奶柿子有了卖高价的机会了,她顾不得旧风俗的约束,爬上柿子树顶,不仅摘下五蛇皮袋柿子,可以得到5千块钱的收入,还从高处看清了自己的家人,更发现了被公牛岭挡住的在地上看不见的羊村,羊村的变化让她看到了现代化的诱人前景。树上所见是她走出油菜坡进城参加演讲的契机,两次参加演讲比赛,从市里到省里,一赢一输更为深刻地改变了她:从高处看到了新世界新生活的不安分的乡村女性,再也不甘于驴推磨式的低处的生活,说明她在发现外面的世界时发现了自我。铩羽而归的她重新回到树上,貌似好高骛远,实则意味着被新生活启蒙过的乡村女性将成为乡村新秩序的建构力量——《老婆上树》于此获得了乡村叙事的新意。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