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2021年第6期｜修新羽：陌生的女孩（节选）
修新羽，1993年生于山东青岛，清华大学哲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成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上海文学》《大家》《天涯》《花城》《芙蓉》等刊。曾获《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第四届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科幻水滴奖短篇小说一等奖等。
《陌生的女孩》节选
修新羽
……
我十四岁那年，养父得到异地升迁的机会，我们举家搬到了城北。
这里比我想象中的任何大城市更繁华，每面墙上都覆盖着巨幅涂鸦，一到晚上广告牌就闪闪发亮。把行李安置好之后，养父去街角买来蛋糕庆祝。进口奶油，智利蓝莓，侧面贴着小小的金箔碎片，精致到让我在内心深处感到惶恐。我们点燃蜡烛，轮流许愿，希望新生活顺利开始。
进入新学校的第一天，班长带我领好教材。走到教室门口时，突然停住脚步，心血来潮般高声发问，“你就是那个陌生女孩？”
我知道她嘴里的“陌生”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你跟我们不一样吗？”班长盯着我怀里的课本，就好像那不是学校发给我的，而是我偷的抢的。
我不知道，或者说我不想知道。我屏住呼吸，点了点头。周围学生三三两两地回头看，显现出被打扰之后的不满。
我坐回自己的位置，把教室想象成顶楼的阳台，想象出嘴里的糖块。我沉默地高高地往下看，让所有人都渺小如蚁。还有几个同学尝试跟我搭话，但我谁都没有理会。直到下午那节语文课，邻座小姑娘抚摸了一下我的胳膊。
“问你个问题”，她突然低声说，“你难不难受？如果我是你的话肯定早就自杀了，我根本受不了这种事。”
因为没吃早饭，我的胃正隐隐作痛。我仅有的耐心被消磨干净了——如果我稍微清醒一点儿，就会意识到她的手心很温暖，她的语气也很温和，她没有恶意。但在当时，我把桌上所有的课本文具都推到地上，站起来，大声对她说，那你怎么不去死呢。
我知道他们想说什么。鬼才愿意跟你结婚，畸形儿、变态、疯子、孤儿。可能是害怕受处罚，他们不再直接说出来，而是用匿名纸条填满我的抽屉，偶尔还有死蚯蚓。我会边抠指甲边把字条撕碎，冲进厕所下水道里。
十四岁时，我对周围人漠不关心。我定期量身高，坚持晨跑，每次去洗手间时都要照镜子，一遍遍揣测自己未来会长到多高，什么时候胸部开始发育，什么时候长智齿。这很有趣，就像在搜集线索、破解没人知道答案的谜题。
但几周后，班主任还是注意到了我抽屉里的那些“小问题”。他把我叫去办公室，帮我预约了放学后的心理咨询。那位娃娃脸的咨询师颇具学院派作风，在统计完测试表上所有分数后，直接打电话给了我家长。我不知道养父对她说了什么，但她的表情一下子变了，不再是做慈善一般有限的同情，而是那种会让人浑身颤抖的确凿无疑的同情。我转身从咨询室逃了出去，那天光线很好，窗户大敞，走廊里特别明亮，地砖像水面一般金光闪闪。我奔跑在水上。
初夏尤其干燥，连续几周都没下过雨。她起了皮疹，水红斑点在手臂上延展蜿蜒。急诊医生递给她两只透明塑料瓶，黑色药粒颗颗饱满，如史书里记载的仙丹。“从没听说过这种药吧，外行人都没听过。”医生近乎怜爱地看着药瓶，“学医的才知道它有多了不起，如果能早发明十年，整个社会都要变天了。”
但它没有，人造子宫先被发明了出来。
她把吃剩的药粒收纳进床头柜，摆在叶酸和几瓶人造激素之间。那些时日，柜子里储备的药物品类丰盛，各有专攻，能够缓解孕吐，治疗失眠，强健腰椎，消解关节疼痛。
她想象过怀孕途中的种种困难，但她完全没明白其中最困难的部分。每时每刻都感觉身体内有东西在膨胀，感觉自己变成一只杯子、一个口袋，一种为容纳而存在的造物。出去散步时，她和声远总会避开人群，不希望自己的狼狈被看见。
结婚前他们就讨论过家庭的形式，一致同意生孩子，也一致同意要等到更合适的时机——声远相信现在就很合适，她暗怀疑虑。声远肯定察觉到了她的疑虑，于是在第二次产检之前，整整五天，他们不再说话。沉默着搅拌营养粉，沉默着洗漱，沉默着躺在床上。这种沉默就像一截绳子的两端，一端握在声远手里，一端握在她手里，只要他们都不放手就永远绷住。
早上醒来的时候，声远已经在和父亲吃早餐了，他们面对面坐着，动作里有无坚不摧的默契。桌上摆着烤面包和煎蛋，能闻到焦糖的苦香。
“别太勉强了”，她说，“你不是讨厌吃早餐吗？”
“他昨晚没睡好。”声远父亲说，“没睡好的时候容易饿。”
声远点点头，微笑着。“这是爸最拿手的早餐，你也尝尝。”
绳子悄无声息地断掉了。肯定有人和声远谈过，帮他分析情况、排解忧虑。而声远不再是三十多岁的成年男人，重新变回了某人的儿子。她说不清是什么让她感到了嫉妒，早餐，他父亲的话，还是声远的微笑。五年前，他们在城北办了场简单的花园婚礼，只邀请了近亲密友。交换戒指前，声远说她是世上最了解他的人。富有婚姻经验的人会觉得这种话只能听听而已，但她那年二十五岁，刚刚陷入爱河，什么都愿意相信。
她退回卧室，在房间拐角站了一小会儿，第二天凌晨五点就走进了厨房。
接下来几周，她每天早起，叮叮当当地摆弄厨具，帮声远以及声远的父亲准备早餐。直到声远的父亲说家里有点儿其他事情要忙，不得不提前离开城北。直到这里重新属于她和声远两个人。
但声远还是经常和家族里的人打电话，聊三个小时以上。她问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问过声远他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长大，从原生家庭里走出来。
“什么叫走出来？”声远问，语气真诚，近乎困惑。“家族不是脚下的路，而是脚上的鞋，是要跟着我们一起走的。家族救了我的命。”她知道那件事，声远十三岁那年因为车祸而肝脏破裂，是某位堂哥捐献出了自己的肝。生活在这样规模庞大而井井有条的家族里，所有人都会有种错觉，以为自己是不死的，能用一双又一双的眼睛看这个世界。而且他们每月能从家族里领到不小一笔生育补贴，足够两个人都请假在家，专心于生育。
她抿紧嘴唇，感到绵密的刺痛，像是自己正在被慢慢缝住，被固定在某张宽广柔软的白布上面，伤口流血，头痛眩晕，动弹不得，即将昏迷又即将苏醒。
第九次整容手术只需要调整鼻尖的弧度。创口隐不可察，手术第二天就可以洗脸。我把养护液均匀涂抹开，对着镜子审视自己的面容。
没人知道我做过这些手术。养母注意到了我的变化，但她相信这是日积月累的影响，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人总会越长越像：因为都喜欢用护手霜，所以拥有细腻的双手；因为都会跳舞，所以肩膀平直、脖颈修长；和她的其他孩子一样。她远比我年迈，但并肩走在路上的时候，谁都不会怀疑我们是亲生母女。
也就是说，我可以忘掉某些事情，勉强活得像个正常人。
我没怎么回过姥姥家。我不希望冒任何风险，不希望伤害到我的养父母，让他们以为我长大后就会离开。然而，去年姥姥摔伤了膝盖，在接到求助电话后，我只能请假回家和舅舅轮流照顾她。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就像任何一对温驯的晚辈与和蔼的老人。
二十多年过去，我没那么容易哭了，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一切。我已经意识到，我和母亲和姥姥并不像我七岁那年以为的那么“完全不同”。我们确实有不同之处，我们也有更多相同的地方。
“天冷了”，有次，姥姥突然说，“你妈特别怕冷。当年她死犟着陪你出去打雪仗，身上贴着七八个暖宝宝，回来后冻得舌头都麻了，话都说不利落。”
我告诉她，我不记得自己打过雪仗。说话时我的舌头微微发麻，雪从喉咙深处生长出来，带着森森寒气。
“她就是这样的人，心里没数。”姥姥说，“哪怕把圆规塞她手里了，她也要自己画个方形看看。”
我也没主动探望过母亲。直到年满十八岁的时候，根据法律规定，我成为母亲的监护人，不得不去监狱里办理手续。签完合同后，那位官员询问我是否想要去看望父母。可能只是例行询问而已，但我还是同意了。
父亲拒绝了我的探视，对他来说我完全是陌生人。
而母亲一见到我就站了起来，来来回回扫视着我的全身。她比我记忆中更老，比文件上的那张证件照更年轻些，仪容无半分松懈，灰白短发整齐梳向脑后。狱警跟我说过，她在服刑期间一直在念书，这让她保持住了自己的敏锐。尽管从外表上看我和小时候很不像了，她还是一眼就认定我是她的女儿。
你比我高很多，她说，养父母肯定对你很好。
他们很好。我低头看向面前的那把空椅子，犹豫着要不要坐下。母亲朝前走了一步，紧抓住铁栏杆，指尖发白，指甲边沿参差不齐。她问，你结婚了吗？
我今年十八岁。我盯着那些铁栏杆，闻到金属的腥味。
死了这条心吧，十八跟二十八都一样的，哪怕你活到九十八岁，他们也不会让你结婚。母亲说，更不会让你生孩子。
我绝对会结婚的，我说。我从没早恋过，从没有过喜欢的男生，但那一刻我就是无比笃定，相信自己肯定会结婚，肯定会属于某个人，某个生生不息的家族。
母亲笑了起来，就像她早就预料到我会这么说的。
在整容医院的等候室里，大家经常会互相安慰。我们基本都是年轻人，怕疼，也怕手术失败。他们中的有些像我一样，渴望和父母更相似。有些则是逆反者，忍受大大小小的手术，换手机壳那样挑选着不同颧骨形状和发色，甚至把耳朵修剪成菱形，只为不再和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拥有同样的面孔。
看起来是否相像根本没那么重要。
我和母亲看起来并不像，但我能感觉到有隐秘而强烈的相似在我们的血液中嗡鸣。我属于母亲，更准确地说，在我身上潜藏着属于母亲的部分，某些属于我的部分也随母亲一起被关在了牢狱里。我头皮发麻，眼泪莫名其妙地涌上来，最后止不住地干呕。工作人员将我领出探视室，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声远家的人不喜欢整容，他们的外表基本都由基因决定，乌黑浓密的头发，薄嘴唇，鼻梁上微微凸起的驼峰，轮廓不是太差，无非是这位瘦一些，那位高一些。初次去他家那次，她穿着新买的墨蓝波点连衣裙，依次从声远五位堂祖父和九位堂叔手里接过了数万元红包。她至今都记不清这些堂叔的名字。
印象最深的倒是一对十五岁少年，他们窝在沙发上玩纸牌喝可乐，穿着同样的衣服，留着同样的发型，并不是双胞胎。据说故意跟对方保持相似的，这样就可以做许多恶作剧，在一人逃课的时候让另一人顶包。妻子和女孩们没这么相似，但也都身材丰润，脖颈修长，展现出声远家男人在择偶方面的稳固偏好。
抚养这么多孩子当然很辛苦，某位留络腮胡的堂叔对她说，有付出才有回报。
没必要全然认可这种说法，也没必要反驳。她彬彬有礼地微笑着，听堂兄们讲述声远小时候犯下的傻事：他以惊人的创造力和耐心，给所有旧玩具都重新起了名字，“红色闪电”赛车模型改为“烈焰狂心”，“恐龙比利”喊作“大暴龙”。声远是这代孩子中最小的，永远只能穿洗褪色的牛仔衬衫，用磕了角的铅笔盒以及旧玩具，只有这些称呼是新的。
“我已经长大了。”声远在旁边辩解着，为小时候的固执感到羞赧。
岂止是长大，更合适的说法是变老。另一个晚上，她起床去卫生间，回去时发现床头灯开着，光线冷冷落在声远身上，他无言地仰躺着，嘴唇颜色比她印象中更苍白。最近他总是睡不好，反应迟钝，眼角生出柔软细纹。他们都加速衰老了，像是把自己的生命抽出去，才凝结成那枚小小胚胎：这世上的一切都被安排得完满无缺，自有定量。
她躺过去，揽住声远，隔着小山般凸起的腹部。窗户没关牢，晚风悠悠渗进来，掠过山河。子宫膨胀后，内脏被挤压移位，紧紧贴在胸腔隔膜上。当一个人内脏的位置发生变化，是否还能算同样的人。当一个人变高、变瘦、变老，是否还能算同样的人。许久后她终于认出了心里深埋的不适，那是对生活感到陌生。
吵醒你了吗？她问。
你还孤单吗？声远问。我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会有孩子，所以你还孤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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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见《大家》202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