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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专栏 | 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 《上海文学》2022年第1期|陈冲:被遗忘的爱之夜(选读)
来源:《上海文学》2022年第1期 | 陈冲  2022年01月13日08:12

我在出国留学前认识了W,他比我大八岁,也在办理留学手续,分手前他抱住我深吻,我们说好到美国再见。从那一刻开始,我一直在等他,等他的吻。

那时我还没有相机,时间没有从绵延的生命中被切割成一百分之一秒的单位,夹到相册里。那些没有被相机拍过的记忆——人脸、人声、语言、地方,熟悉的和不认识的,似曾相识的和梦里的,欣喜若狂或绝望无底的——像时间河流里的一块块石头,被岁月磨成了卵石,上面长出一层毛茸茸的青苔,边上沉淀了淤泥砂石。隔着漂动的水草和水波看它们,恍恍惚惚,阳光里一个样子,月光里又是另一个样子……

一九八一年从上海飞去纽约是一种探险——单程票,没有人知道何时或者能否再回家。我会住在学校宿舍,还会有一张学校食堂的卡,至少那一年的吃住没有问题。但是我一分钱也没有,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得从上海带齐。我的半个箱子是月经用纸,那是圈成像棍子那么硬的草纸,很占地方。另外半个是肥皂、擦脸油、牙膏、衣服,还有我喜爱的书、多年来收集的毛主席像章。箱子整理到差不多的时候,哥哥交给我一只鼓鼓的布袋子。打开一看是一件油亮的毛皮大衣,绸子内衬上缝着精致的标签“第一西伯利亚皮货商店”。字的边上刺绣着一只雄壮的老虎,它的脚下踩着一只地球,身旁绣着英文的“Siberian”,十分考究。哥哥跟我说,这是貂皮大衣,纽约的冬天比上海冷得多。我抱怨,这么大一包,我又要重新理箱子。后来我知道他在我办理护照的大半年里,接了不少画连环画的活,攒下来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这件大衣上。四十年过去了,它仍然神奇地松软厚实闪亮,唯有衬里在前几年脱了线,我请裁缝重新缝了以后,它跟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一样。

那天烈日炎炎,为了让家里阴凉一些,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昏暗的光线里,父亲说,你今天下午走吧?我睡午觉不去送你了。我说,哦,那我不吵醒你。我知道他是故意的,他不想在机场流露告别的忧伤——我们是一家羞于表达感情的人。我的相册里有一张我站在飞机舷梯上的黑白照片,一手在空中挥舞,另一手拎了一只塑料编织的手提包。此刻望着照片,我清晰记得手提包是淡绿色的,但是那张笑脸背后的思绪万千,我却完全忘记了。

到达的那晚,母亲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接我。在我成长的年代,海外关系会带来政治风险,所以长辈们从没跟我提起过美国的亲戚。那晚,我和母亲去新泽西的亲戚家过夜,才知道奶奶原来有一个住在美国的弟弟。

两天后,母亲把我送到离曼哈顿两个小时的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校园。我推开挂着我名字的寝室门,一位中国女同学已经在另一个床铺整理衣服,她转头用香港英语跟我说了她的名字,我也说了连自己都还说不顺口的英文名Joan。这是上外一位老师为我起的,他是个长得很好看的中印混血儿,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给他自己起名为Tall-dark-handsome(高黑帅),倒是给我起了个严肃的名字。他说这是圣女贞德的名字,一个冲锋陷阵的女孩,发音也跟冲相近,你看上去就是一个Joan。

母亲需要赶火车回华盛顿工作,临走她忧心忡忡地塞给我两百块美金。我送她到汽车站,她一步三回首地上了车,我看着公车远去,心里空荡荡的。走回寝室的路上我留心到沿街的枫树叶红了,在太阳下像一团团火焰,草坪上坐着三三两两的学生,聊天说笑。我迷茫地在他们身边走过,感觉自己是隐形人、局外人。

报到注册的那几天,宿舍走廊里你来我往的热闹总是到凌晨才消停,整栋楼终于陷入酣睡的时候我却醒了。我还不懂“时差”的概念,只觉得到了地球的另一边,连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都被颠覆了,一切必须从头学起,包括怎样在美国睡觉。我躲在被窝里给W写信,我渴望他。

排队选课的时候,我看见身后站着一个满脸胡茬的人,在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中间,显得很老。忘了我们是怎么聊起来的,都说了什么,但我仍能看见他那双深不见底的蓝眼睛,透出愤世嫉俗的天性。我怎么会坐上了他飞驰的摩托车?也忘了。只记得我被风吹得紧闭着眼睛,身子跟着车来回晃动,拐了一个又一个弯,不知道会开多久,会去哪里。

我感到风突然停了,阳光晃进我刚睁开的眼睛,面前恍惚一片缤纷的山峦,犹如梦醒。定睛望去,延绵不断的枫叶像波浪一样闪烁着,从脚下一直延伸到无限。微风吹过,树叶柔和的哗哗声就在山峦回荡起伏,像音乐飘过。我们无言地站着,许久。他带我走去山间一个瀑布,它顺着笔直的崖壁冲到下面巨大的卵石上,再流进一个清澈见底的天然池子。我们在瀑布边坐下,他说,这座富饶的山原来是印第安人住的地方,他们祖祖辈辈就在这里洗澡,十七世纪被到这里的荷兰人杀尽了。我问他山的名字,他说了一个很难记的单词,眼睛看着远处。我本想请他再说一遍,但是他已经去了另外一个时空。

我们在山顶看日落,万物被一层古铜色的光辉笼罩。一只巨大的红尾鹰在我们前方稳健翱翔,像电影里流畅的慢镜头,它矫健地飞向天空,又凶猛地扑往山谷,唯有自然才能如此完美。他坐在一块岩石上,变得非常安宁和满足,自言自语地说,今晚这里能看到整个银河系。过了一会儿,他好像突然想起我,转头说,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

他在宿舍附近放我下车,说,你好好照顾自己。眼睛里流露出莫名的忧患。暮色里,他的摩托车消失在拐角处。

晚上,香港女孩跟我借汉英词典,那好像是几天来她第一次跟我说话。我把词典递给她时,她说,一天都没见你,你去了哪里?我告诉她去山上的事以后,她惊讶地喊出来,你疯了啊,他可以是个强奸犯、杀人犯、碎尸犯,美国常有这种变态的人你不知道啊。

我想起摩托车急转弯的时候,我曾经闪过恐惧的念头,但是已经太晚了,我把头紧紧贴在他的身后,不见阎王不掉泪地跟他到了山上。记忆里我们从未互相讲述自己,但一眼就已感应到对方的孤独。我们目光相触的时候,我仿佛在悬崖望到深渊里的自己。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多年后我在机场酒廊的一本旅行杂志上,偶然看到了那座山,它叫Shawangunk,那个难记的名字像一首被遗忘了的歌在我耳边萦绕,时光随歌声倒流到那一天。孤独者你是谁?我幻想他也许是越南战场回来的士兵,或是被时代淘汰了的嬉皮士,有一日曾想去完成学业,回归“正常”,但最终还是继续做了自己。

学校每年上演一个话剧,我到的那年演的是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戏剧老师邀请我参加,可是我下课后要听当天课程的录音,重新做笔记,还要在图书馆工作,实在没空排练。他说那就演芥末仙女,不需要每次排练都来。排练开始后,演驴头的同学整天胡搅蛮缠黏着我,令我不知所措。我看见有些演员在排练厅亲热,不知自己不让他碰是不是违反了当地习俗,时刻处于困惑和紧张的状态,后来每次遇见他就浑身起像风疹那样的红块。

我去学校的医务室求诊,那里的医生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士。他看了我胳膊上的红疹,问我是否接触了或者吃了奇怪的、陌生的东西。我说,很多东西都很奇怪陌生,我刚从中国到这里。他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说,你到帘子后面去把衣服脱了,我得检查一下身体其他部位。我为难地问他要脱掉哪些,他说得全脱了。我头脑嗡嗡一片空白,恍惚看到他掀开帘子,领了另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进来,一起看我,我开始发抖……

很久以后,我在电视上看到某名校的运动队医生,长期对女运动员性侵,几十年后终于落入法网。我明白了那天在学校医务室发生的事,是性侵。文化冲击带来最严重的脑震荡,是你失去了固有的道德和行为的准则,不知道何为那个文化的“正常”。

四十年过去了,我打开封存多年的纸箱,寻找当年的照片,我看到一张当地的报纸,标题是《从女游击队员到芥末仙女,这是陈冲》。“在周三即将开幕的,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分校的《仲夏夜之梦》里,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在雅典魔法森林的仙女中,发现一位电影明星。她的名字在这里不是家喻户晓,至少现在还不是,但如果二十岁的陈冲如她所愿,你会记住这个名字,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在采访里,我无比自信地介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我对这个采访毫无印象,也完全忘记了在二十岁的时候我曾说过有当导演的梦想。那个不可磨灭的耻辱像日全食那样遮挡了那段记忆的亮光。写这段文字,是我第一次跟别人提到这件事。医务室的白帘子、日光灯、铺了白纸的蓝床、赤身裸体的我和两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在事发时它们似乎只是在我知觉的边缘,模糊、扭曲。此刻从潜意识里重新浮现出来,一切变得刺眼地清晰。

W每周给我写信,每一页纸都是柔情和思念。他画了圆明园的素描,在背后写了他想带我去那里,抱我吻我。一天我接到他从夏威夷寄来的信,说他到了美国本土,接到信的第二天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宿舍,我惊喜到叫出声来。那是冬天,我们戴着围巾帽子手套在校园里散步,走到一个高坡后面,那里有两个孤零零的秋千。他坐上去,我骑在他的腿上,把我们冻得发紫的嘴唇贴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挤在一个男同学的寝室里过夜。第二天我半梦半醒中感觉到他在吻我,他的手在被窝里抚摸我。窗外晨光熹微,我们看着对方的眼睛,没有说话,只是饥渴地呼吸对方的气息……然后他就走了,去中部一个城市学习。

感恩节和圣诞节长假,我穿着哥哥给我的貂皮大衣,坐两小时长途汽车到曼哈顿去。总是有许多好奇的眼睛盯着我,他们没有见过二十岁的学生穿这样雍容华贵的衣服,尤其是在公车上。

我每次到曼哈顿,都住在父母的朋友家。他在曼哈顿东73街有一栋五层楼的公寓房,我至今记得门牌号是107,在公园大道和列克星敦大道之间,邮编号是10021,那是全美国最昂贵的地区。朋友是一位老医生,虽然学的是西医,开的却是中医诊所。据说他最擅长的是治疗性无能,病人从全世界各地飞过来看他。诊所在一层楼,医生的私人秘书住在二层,他自己住在三层,四层和五层平时空着。我和母亲到曼哈顿,也住在二层。那里的家具都有些办公室的味道,还堆着各种医疗设备,不像个过日子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为了税务局来查的时候,可以把整栋楼的一切费用都作为工作开销。

一天,L到医生家里来看我,他是我原来上外的同学,那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法律,我们聊了一会儿他突然说,你恋爱啦?还是失恋啦?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是那么的透明,我正着了魔地思念着W。可我跟他一共也没见过几面,互相也没有过任何许诺。我不响,L也没有再问,他说,我带你出去玩玩。

L很小父亲就遗弃了他母亲,去香港发了财。他虽然讨厌父亲,但不得不穿上父亲送给他的开司米大衣。我们俩就这样穿着名贵的大衣,优雅地走在纽约第五大道上——倒不是爱虚荣,而是只拥有这两件可以抵御寒冷的衣服。我们从繁华的第五大道,拐进一个小巷子里。L有两个朋友,是一家西餐厅的中国厨师。厨房后门在巷子深处,L的厨师朋友端出两张红色的塑料凳子给我们坐,然后又进去拿来两盘刚出炉的奶油焗龙虾。几年后坐进餐馆里点奶油焗龙虾,却再也没有那些日子在穿堂风里,用手抓着吃那么香了。

吃完龙虾,我们坐地铁去了格林威治村的一个电影院,那里专放刚刚下档的电影,两块美金看两部。记得我们看了《印第安纳·琼斯》和《焚身》。《印第安纳·琼斯》是一部天马行空、节奏紧凑的历险片,我没有美国人读类似卡通的成长经历,所以它只是感官刺激,没有回味。但《焚身》中人性的晦暗,暴力和禁忌的激情,性欲与犯罪手牵着手陷入深渊的堕落,对我意味着叛逆和觉醒。第二天我去纽约图书馆寻找关于它的评论,读到那是以上世纪四十年代“黑色电影”的传统拍摄的类型片。我中邪似的看四十年代“黑色电影”鼎盛期的悬疑片,沉溺在亨弗莱·鲍嘉硬汉子忧郁的眼睛里。通过那些电影,我又迷恋上影片原创作家雷蒙德·钱德勒的文字。他的一个理念,至今都在影响着我的创作。他认为场景和人物胜过情节,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好的情节就是一个能创造出好的场景及人物的情节。理想的悬疑片,是一部看不到结局仍然觉得值得和满足的电影。

偶尔我会想,我怎么至今没有拍一部曾经让我如此迷恋的“黑色电影”。也许那是一个特定年代的文化象征,像一朵飘走的云彩一样不可能再回来。看到刁亦男导演的《白日焰火》和《南方车站聚会》,影片的叙事风格和气氛,勾起我昔日的“黑色电影”情结,让我偏爱。

……

(未完,全文见《上海文学》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