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燕燕，1979年10月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市沙坪坝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获第八、九届“重庆文学奖”，解放军原总后勤部第十三届“军事文学奖”，《北京文学》年度奖，“书香重庆十大年度好书”等。作品入选“2020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等榜单及选本。

注：标题中的“我”，是自上世纪末开始，从村子里考进大城市、读完书又回到老家县城的一群大学生。他们在县城的工作，大多是有编制的，比如公务员、教师等等，也不乏回乡创业的“体制外”，当然，还有许多“特殊情况”。村子，县城，来路与归途。这个非虚构，写的正是这群人这些年的来来去去。

1. 根基

——你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有怨言吗？

——世上的每一种选择，都有“必要”或者“必需”这样的背景存在。选了就莫抱怨。

——来自我与陆虎的访谈

再次见到陆洁花的时候，她正皱着眉头讲电话，那边的声音很大，而陆洁花的表情告诉坐在她跟前的人，她正遭遇一件烦心事，并且忍耐快要到达限度。所以，她一边嗯嗯敷衍着，一边跟我做了个手势，然后匆匆走到茶吧的窗台边。但即使隔着两个座，也能听清她的许多言语。好像是老家有人病了，为了下一步的处置方案，她和家人争执着，谁也无法说服谁。

“李老师，不好意思，先前答应说带您一块到老家跟我哥聊的事，得先搁一搁了。我爸又犯脑梗了，现在南充的医院住着，后面还不知道怎样呢。”打完这个长长的电话，陆洁花坐回我对面，吐了一口气，告诉我这个不好的消息。

我顺势劝慰她，说老人难免病痛，且把心放宽些，况且老家那边有你哥呢。

人的天性，于熟人有防范，所以宁肯把隐秘心事说给无关联的外人听。当然，这样一来，于己也是绝好的宣泄。我存心将几句话递过去，陆洁花稍微顿了顿，便叹气说起事情的原委。

这些年，在县政府工作的哥哥把老家的父母都接到身边住着——哥哥在挨着工作单位的小区里买了一套房，有一百五十平米，足够住下六口人。父母在村子里还有三层楼的砖瓦房和一片大院坝，原来的两亩多地已经流转出去，给外头来的农业公司种上了红小豆之类的经济作物。土地流转出租的费用不高，可是父亲听说，如果应聘去土地上种植做工，每个月还能有2000元的务工酬劳。父亲心动了，留下肺不好的母亲在县城帮忙照看哥哥的两个孩子，自己回到乡下“帮老板种地”——在农业公司的种植园里，平日看着在田间地头晃动的，无论男女，花白头发居多。这样也好，乡里乡亲的，干活还能搭个伴。早已老去的父亲一心顾着凭一己之力挣钱。种植园管午饭，早饭晚饭就胡乱对付。如陆洁花一次回乡所见，父亲利用务工的闲暇还在院坝的一角搭起棚子养了十几只鸡，天气一热，满院子气味，这样的味儿，在大城市已经生活惯了的陆洁花是看不惯的，父亲并不介意，还觉得自己养一大群鸡的行为非常有价值：“你看，这些是土鸡，城里吃不到的，要买也得花大价，贵。你嫂子还在给小娃喂奶，我这样养着，想吃就让你哥随时下乡来抓一只就是。”打开沾着污垢的冰箱门，鸡蛋分出了两种，一种散着随意搁在冰箱格子里，另一种规矩地收在塑料袋里。父亲介绍，散着的已经放了半年，平时舍不得吃就搁久了，他自己慢慢对付；收在袋子里的，是给陆洁花的，大城市难得买到土鸡蛋。在一堆鸡蛋旁边，是一小碗煮熟的豆角，这个是父亲连续吃了三天的晚餐。回到县城见到哥哥陆虎（化名），陆洁花把他狠狠说了一顿，说他怎能放任父亲为了一点小钱如此糟蹋身体，快叫他回来啦！哥哥一脸委屈，说父亲九头牛都拉不回，不光父亲劝不回来，母亲在小县城里除了带孩子也坐不住，每天到处捡纸盒捡塑料瓶去卖。琐事不堪回首。最糟糕的是，父亲在他的人生中第三次发生脑梗，起因是在院坝收衣服猛抬头一下子感觉眩晕，左边的手臂和腿一下子没有了气力，老爷子挣扎着回屋拿老人机给陆虎打电话，陆虎看着老爷子情形不好没敢耽误，直接送到了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之前陆洁花那个电话就是跟哥哥打的。她害怕老父亲这次留下后遗症，要哥哥赶紧把父亲转到成都来治，具体医院由她来负责联系。哥哥接这个电话是在病房，老爷子和她妈就在旁边，两个老人家坚持留在南充治病——去省城人都不认识一个，多麻烦哟，这里还有些个亲朋好友，离县城也就不到一小时车程，方便照应。哥哥在电话里唯唯诺诺，总说不出个明确意见，妹妹一肚子的气，又不好向着固执的老年人发，只好冲哥哥开战。

当然，陆洁花的郁闷，还和一个心理隐情有关，在她的认知里，父母亲做的一切，都是为哥哥着想，小到养鸡，大到坚持在离县城不远的医院治大病。当然，反过来另一个认知又可以替她消气：哥哥是为了父母着想，当年才回到县城，否则，该回县城的就是她陆洁花了。

我是在做一个女性权益保护选题时认识陆洁花的。在采写乡村“重男轻女”陋习时，我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备受父母爱惜的男孩往往长大没有成什么气候，而从小被轻视的女孩却能在成年有出息。我以为朋友介绍给我认识的陆洁花也是这个类型，访谈伊始，陆洁花就告诉我，从小哥哥显然比她更受父母关注和重视，但幸运的是，分别出生于1978年和1980年的两兄妹都考上了成都的大学，哥哥比她更厉害：哥哥是在高校扩招的前一年考上全国重点大学的文秘专业的，而她是在高校扩招的那一年考入一所普通“二本”大学的营销专业。至于哥哥在毕业过后选择回到县城、接受父亲托熟人为他“跑” 到的一个政府机关干部岗位，则是父母“爱儿心切”的结果。父母不过多管女儿，女儿则自己找了家大型私企扎根在了大城市。

哥哥陆虎读的那所偏文科特色的985名牌大学，属于都市白领金领的摇篮。陆虎与我一样，1998年9月入学，2002年7月毕业。且叫陆虎的母校S大学吧，新闻与文秘是绝对值得一提的好专业。2010年以前，纸媒还在风光的时代，S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是报业集团旗下几个最提劲的都市报的“抢手货”，还未毕业便被抢去的本科生多不胜数。那时，纸媒是有“编制”的。而文秘专业的学生，有不少在大四上学期就成为“选调生”，或者陆续参加国直、省或省城的“公务员招录考试”——2002年前后，公务员考试还没有达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程度，他们算得“先知先觉”，在就业前提是“大城市”的背景下。陆洁花跟我提起，陆虎在学校交过一个女朋友，女孩子来自邻县农村，陆虎没有把女朋友带回老家，但陆洁花却见过那女孩子多次。去哥哥学校玩，哥哥和女友请妹妹吃校门口的串串香，服务员上来招呼三个学生：“喝点什么？”“没事，就喝茶水。”陆洁花脱口而出。“拿3瓶‘峨眉雪’汽水。”陆虎女友招呼服务员，顺道拍了拍陆虎的肩膀，“妹妹来了，我请客，这不，奖学金刚到手。”蓝色彩钢棚搭的院坝里灯光半明半暗，陆洁花看见哥哥女朋友的脖子上戴着一根细细的银白链子，很精致，就是宝石吊坠的颜色艳得突兀，让人觉得那不是矿石质地。豆腐干很快就烫熟了，哥哥女友拿起两串，搁到陆洁花的调料碗里，陆洁花轻轻说了句“谢谢嫂子”，那个女孩子愣了愣，涩涩一笑，“叫我姐姐吧。”她的名字末尾是“云”，从此，陆洁花喊她“云姐姐”。云姐姐很优秀，年年都拿奖学金，当然，哥哥陆虎也不比她差，每学期的年级综合评比都在前十五名。结局不尽相同，从村子来的陆虎回了县城，从村子来的云姐姐则考上了省里的公务员，先是在少数民族自治州锻炼，之后一番迂回奋斗，现在是一所省管高校的领导，而她的丈夫，则在省教育厅。陆洁花大姑姐的孩子2019年“小升初”，想要进心仪的重点初中，因为各种原因困难重重，她有过找云姐姐帮忙的念头——虽然云姐姐毕业后没有和哥哥走到一起，却跟陆洁花偶有联系，节假日相互问候，但陆洁花到底觉得有些东西不合时宜了，张口未必妥当，也就没有找她帮忙。我通过陆洁花得知陆虎那不了了之的校园爱情故事，很有些感叹。我所就读的师范大学，年级里为数不多的男生们，第一选择都是留在省城，哪怕教一个街道里的普通小学，实在不行回到县城的，一般都是在城里没有找到“固定工作”的。是的，在2002年左右，虽说市场经济已经欣欣向荣，但那时在师范大学这样性质的高校里，学生的毕业走向依然努力向“体制内”靠拢。这些最终回县城的男生，多数在大学时代过得“顺其自然”，或许没有过“外语四级”，或许有过两门挂科。但陆虎不同，他不仅是名校学子，且每学期综合评比靠前，大二上学期英语过“四级”，大三下学期过“六级”，还有许多辛苦考下的“证”，甚至包括一个“导游证”。这些都是一个农村优秀大学生一心想要留在大城市的决心表达。陆虎着实让我好奇。

但妹妹只能讲出许多表浅的故事，这些故事不能完整回答陆虎是怎样树立“父母在不远游”的决心，毅然决然回县城当一个至今还是“副科级”的政府机关公务员的。所以我告诉陆洁花，等她父亲的事情解决过后，我还是要去见见她的哥哥。

最终，我成行于2021年的“五一”。那时，陆洁花的父亲已经出院，因为发病时是在农村，所以送去南充的医院还是耽搁了一些时间，一边身体不利索，大小便也控制得不大好。因为陆洁花的母亲不大能劳累，陆虎从乡下请了一个远亲大嫂来照料父亲。生活已经渐渐恢复正常。陆洁花开车，我与她一路。车经过县委县政府大院，陆洁花给哥哥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自己快到了，而陆虎早就等在路口，指挥着妹妹把车停到一个小超市门外一侧，因为小区里临时停车已经满了。我们三人照面打了招呼，四十岁出头的陆虎个头不高，身材精壮，头发茂密。他待人热情，只消来回几句话，就进了状态。

“李老师会说话，表扬我。我身体看起来很结实，没有长肚子是吧？哈哈，这么多年下来，酒肯定没少喝，但一天到晚跟着领导乡下县城跑跑颠颠，连茶叶这样的小物件也要亲自采买，运动量大，不容易积累脂肪。”陆虎说。

小超市的年轻老板见到陆虎在门外头招呼客人，赶紧拿着几盒口香糖出来，塞给陆虎：陆主任，这个给美女呀！陆虎从男人手里只接过一盒，道一声谢了。男人便咧着嘴笑了，说陆主任客气了。

从小超市门口走到陆虎住的小区，大约有三百米，一路，都有人招呼陆虎，也有招呼陆洁花的。陆洁花点头，微笑，等那人走了几步，再压低声音问陆虎：“哥，刚才那人看着眼熟，可我一时又想不起他是谁。”

“哦，该是前年，对，前年正月初四幺姑上我家来，还带了她小女子的对象，就是他呀。”

“可小女子今年春天结的婚，没嫁他呀！”

“没结亲交道还是要打呀，他哥哥在县医院工作，老汉儿还要经常到县医院看病开药啥的。”

在陆虎家的客厅里，我见到了他的父亲。这个老人虽然因病口齿不大清楚，但是却极爱说话，他说着，陆虎时不时替他做翻译。回到县城的房子里，陆洁花从一个踏着7厘米细高跟穿着风衣长裙的时髦女子，悄无声息变回一个家庭妇女，她和母亲藏进了厨房，就像多年前那样。现在，她在灶台上打主力，母亲坐在一旁的小凳上给她打下手，理菜、削土豆皮之类。

我称呼陆虎的父亲为陆大叔。在2002年以前，陆大叔是村子里的支书，而且已经当了足足二十年。早先，陆大叔当过两年兵，回来就做了村干部，很快又被选为村支书，接替他的叔父。陆大叔的父亲，也就是陆虎的祖父，是个“公家人”，在县广播站工作。看留下的一张发黄老照片，这位老辈子生得一表人才。陆大叔的母亲是个农妇。所以，当兵回来的陆大叔是有两条路可选的，可以由他父亲那边想办法在县城立住脚，也可以顺其自然回到村子里。但老村支书跟兄弟喝酒，发话了：“侄儿子就回村子来，将来可以接我的班！”陆大叔的父亲刚开口说了几句“吃皇粮”的好处，老村支书几句话就顶回去了：“兄弟呀，你没在这乡里一直待，你知道在乡里你要有点威信，能活得多舒坦吗？”陆大叔回了乡下，不消几年成了陆支书。

2001年7月，陆虎暑假回乡，他的父亲陆支书将自家楼房加盖成三层，又把院坝拓宽了一倍，在宽大的开放式场院里，陆支书大宴宾客。来的客人，有从村子里出去的川北医学院的“中层干部”，有县里的主任科长，有乡上的干部，有村里的养殖大户。陆支书的妻子女儿以及请来的两个帮厨在一边忙个不停。陆支书拿出自家酿的杨梅酒招待客人，又给儿子拿大杯满上一杯，领着他去席间敬酒，“各位，我家小子毕业回来就得拜托你们了，你们可得关照关照他！”“那是那是，自家人不说别家话！”陆虎那时是不愿意回来的，他做的是和女朋友一起留在成都的准备，为了探听留在大城市生活的虚实，他还拜访了两个多年未曾走动的远亲。

看陆虎一副不情愿的模样，一个在县里当科长的亲戚说：“小子，我知道你的心思，在大城市读了大学，就一门心思要留在大城市。可是你想过没有，你在那个大城市里有什么呢？父母？亲戚？乡里乡亲？你的根基生在哪里呢？我告诉你，你要是在城里没有根基，你体会的是四处冰凉，你在咱们这里有根基，你体会的都是乡土热情。年轻人啊，你要知道，咱们县城虽小，却自有乾坤。你看，一个县有几十万人，这几十万人里有两三百个科级以上干部，几十个有实力的老板，还有几个有头有脸的好汉，他们在这县城里就说得起话。在省城，一个副科级干部啥都不是，处级干部满天飞，但在县城里，副科就能混得好好的。”

这番大白话里包含的“县城社会学”理论，在冯军旗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中，有过以具体数据和例证支撑的深刻阐释。

这位科长亲戚的话，当时微醺的陆虎并没完全听进去。但是这一席话也让他想起了在省城里拜会两位远亲的情形。

远亲甲，从村子来，大学毕业留校。年轻教师没有资格买学校集资房，又没分到单身宿舍，就和新婚妻子租住在学校附近的旧楼里。邻居之间，门与门相隔很近。年深日久的铁门拉开，立刻发出吱吱嘎嘎的恼人声响，与此同时，一个穿着睡衣披散头发的女人便从紧挨的另一道门里极愤怒地冲出来，指责远亲甲没有一点社会公德，一天天门哐当无数次，小孩子睡着都要惊醒，吓得抽搐。远亲甲当着陆虎的面，唯唯诺诺解释“与人无关只与已经锈蚀的铁门有关”，却被女人要求既然如此赶紧换铁门，否则她就把警察叫来评理。“你看，我租的这地方，遇到的什么人哟！”远亲甲一边把陆虎让进屋里，一边说。

远亲乙，从村子来，大学毕业进了一个事业单位。几年之间，总被单位派驻到周边县城的各个应急点，在大城市的办公室里连屁股都没有坐热过。陆虎去拜会他，恰是周六，他才从菜场买菜回来，刚把肉炖进锅里，屋里的电话就响了，接起，一个男人在电话里沙哑着嗓子吼：“马上出发，快点！”远亲乙回道：“我上午来了亲戚，要不，吃了午饭动身？”“少讲价钱，你家离单位最近，别人住得远的都收拾好了，你还在赖！”那男人有点生气了。“可是我前天才回来…….”“ 喊到你就是你，哪儿那么多废话！”那天，远亲乙送走陆虎的时候，一脸无奈又尴尬：“不好意思呀，临时有工作安排，午饭都没办法招待你吃，这样吧，这里有些水果你拿去，在宿舍和同学一起吃。”那天中午，陆虎在远亲乙家楼下的一个小面馆吃了一碗酸辣粉，一边吃，一边觉得心里原本的某片明媚之处罩上了块阴云。

事实上，从儿子陆虎上大学开始，尚且健壮的陆支书便开始给他灌输“根基”的道理：大城有大城的热闹，县城有县城的规矩道理，乡村有乡村的人情冷暖。不管在哪里，都是为了生活，做人活个薄面。县城嘛，熟人熟事关系为大。咱们虽是乡下人，在县城也有一大堆亲戚朋友，有什么事打个招呼就好办，你大学毕业自然不用回农村，就在县城里弄个一官半职，有头有脸，多好哇！你要留在大城市，就跟那没根的浮萍一样！但陆支书说这些道理，儿子都支吾了事，不愿意深去交流。

大四开学，陆虎被系里安排到某地级市政府机关实习。他的“带教老师”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机关”，而“带教老师”的顶头上司、某室主任则是三十岁出头的“年轻领导干部”，在这个白净清秀的青年男子跟前，面部已现出沟壑的“带教老师”不敢半点咋呼。出于好奇，陆虎瞧了瞧主任的工作经历：大学本科毕业，区级机关周边乡镇市局机关，短短七八年经历多岗位锻炼，如今已经解决“正处”。与陆虎一样来自农村的“带教老师”，至今还是“副科”，工作经历很单调，大学毕业分配到机关就一直在机关，中途曾因一个专项工作到省里“帮忙”两年半。“带教老师”告诉陆虎，每一个去更高层级“帮忙”的人，如果还远没有抵达退休年龄，那么，他内心深处一定是渴望留下来的——然而，留下来谈何容易！想想看，原先毕业后分配到一个“两眼一抹黑”的地方，十年间没有进入任何一个“阵营”，也杀不进任何一个“圈子”，换个“高平台”一切从头开始，更不可能立足。

“我们这些从村子里考出来再到陌生城市的人，在工作上拼尽全力，得到领导表扬和各种荣誉，只能在面上暂时光鲜一下，就像插在瓶里的花，最终由于没有根，始终无法真正成长。”“带教老师”提醒陆虎。

一个偶然的机会，陆虎陪领导去成都看望一位曾为市里争取了大量发展资源的国内知名专家，才知道某室主任原来是这位专家“一心服务基层”的侄儿。

也有从村子出来在大城市生出根基的。与陆虎打过几次照面的一位女科长，九十年代初中专毕业分到邻市郊区一个大型国企，几年后经人介绍，嫁给本市一位丧偶带着女儿的副局长，很快以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为由，调动到本市某人民团体，之后仕途走得稳稳当当。

陆虎的女朋友在成都某区局实习，她也常常对陆虎讲起她在实习单位的所见所闻。漂亮的女办公室主任，一接起电话就自顾自地讲上半小时，让来找她协调事宜的某科副科长在一边干等着。分管副局长对局长说起这位办公室主任“性子跋扈，很不好管”，局长顾左右而言他。一次在食堂偶遇寒暄，办公室主任忽然起关心实习小姑娘的“个人问题”，鼓励她一定不要着急，看准了再说。

“那你看准我了吗？”陆虎问女友。

“看不清楚。”女友开玩笑道。

在毕业去向问题上，女友属于坚定“留省城”者。而陆虎却动摇得很厉害。

“父亲第一次中风病倒之前，我对留在大城市特别是省城这种想法，已经不再坚持了。看了很多例子，感觉大城市虽然机遇很多，似乎每个人都有争取的机会，但与利益密切相关的东西隐藏在深处，遵循着神秘的交换原则，平日根本无法觉察，关键的时候让你输得莫名其妙。”陆虎告诉我，“父亲突然发病，只是促成我回到县城的最后一根稻草。”

陆虎的父亲是在他实习刚结束时发病的，路上突然倒地，脑梗。村里有人建议立刻去南充的“三甲医院”，于是陆虎母亲给那个曾到家里聚餐的川北医学院“中层干部”打了电话，又通过他迅速联系好了医院和专家。

“父亲第一次发病得到及时救治的事，就充分展现了小县城熟人关系网的厉害。不像大城市那般潜在水底，那些东西就摆在桌面上。”陆虎一家本来与这位川北医学院“中层干部”没有交集，但这位早年跳出农门的优秀子弟是村里“养殖大户”的“干儿子”，“养殖大户”与村支书交好，暑假“干儿子”下乡看望大病初愈的“干爹”，又恰逢村支书在自家院坝大宴宾客。席上，“干爹”带着“干儿子”给村支书敬酒，信誓旦旦：“有需要的话，尽管给我这个儿子打电话！”结果还真用上了。朴素的千丝万缕的乡里乡情，铸就了县城独特的社会氛围。

父亲出事的第二天，陆虎就从成都赶车直奔南充，在陆虎记忆中，那是2001年12月17日。那时，省级选调生的选拔已经开始，省城事业单位、大型国企的招录也走进了陆虎所在的那所大学，在客车上，陆虎接到辅导员的电话：“有一个市直机关明天要到系里调研，他们可能有2个选调名额，你赶紧回来见见！”“哦。看情况吧，我明天很可能回不来。”陆虎的回答一点不积极。“你这孩子呀，都不珍惜机会！”辅导员有些生气。那个时候的陆虎，头脑懵着，但有一个念头很清晰，只要父亲这次能脱险，他的任何愿望都愿意为他完成。

陆洁花已经先一步到了医院，父亲因为抢救及时，麻痹的肢体已经慢慢恢复知觉，话也说得流畅了。父亲在病床前交代陆虎，毕业后就回县城。陆虎的工作，他已托了人联系，差不多快好了。人家说呢，县政府里名牌大学的高材生缺着，你去了肯定受重视，好好干！陆虎点了点头。末了，父亲又跟陆洁花说，你哥答应回来，我就把你放开了，后面你要做什么你自己决定，但有一条，我不管你大城市怎么开放，嫁人之前不许乱来，明白吗？陆洁花连连点头。那天，真正开心的是她，但却无法表露出来。

儿女毕业后的安排，父亲断断续续讲完了，陆虎递上一杯水，父亲抿了一口，叹气道：“我这村支书也做到头了，以后呀，我就是个一般的老农民，还指着你给我在县里争口气。”

很快，陆虎就明白了，村子里排队等着当支书的人多得很。像他家当年那样有面子的院坝宴，也只有村支书办得到。

我在新媒体上看过一段话：“在县城，有圈子有级别。圈子有高低之分，但是没有大城市那样泾渭分明。在县城，级别不同的人很难混在一个圈子里，但是可以聚在一个场子上把酒言欢。一般坐在场子上的人都是给面子的人，也基本上是圈里的人。县城的许多事情都是在场子上办妥的。”

那次父亲出院后恢复得很好，农活干得利索，但乡里村里都知道他“中过风，身体不灵了”，在陆虎回到县城工作的当年，就“因病”没有再当村支书了。后来，父亲第二次中风，因为发现得早，几无大碍。

这十九年，陆虎沿着父亲规划的路径走得很顺当。

“在县城，级别在那里框着，官往大了当确实很难，但是很容易找到存在感。无论你是派出所、税务所、土地所……只要是所长，哪怕一般的科级干部，在县城都算是“高干”。一官半职在大城市是职业，在县城就是领导。一个实权部门正科级的局长出行有人提包端茶，前呼后拥。”陆虎对我说，“下一步去个有能量的局子，就算平级调动也行，这是我的奋斗目标。”

陆虎还告诉我，县城是一个安逸稳定的社会，在县城生活，慢慢的就会“泯灭理想”。走出校门，他曾经坚信“是金子在哪里都能闪闪发光”，有着在基层大干一番事业的理想。陆虎曾主动调到乡镇工作过很多年，但是场子和潜规则却盖过一切，领导下乡要做场子，大老板过来投资要摆酒局，处理矛盾纠纷要论关系，“在县城，你的能力主要体现在你认识多少人，有多少部门行业流通渠道，能为多少事开方便之门，在各种复杂乡情间如何游刃有余。大城市的关系问题也许让人难以看透，小地方的关系问题让人无可奈何。”不知不觉，陆虎的理想抱负在脆弱的自制力和各种对现实的妥协之下分崩离析。“那些场子、烧酒和人情世故最终摧毁了所有的书生气，让我全身心绑定县城。”

绑定县城，就要遵守县城的模式生活，比如恋爱，比如婚姻。

陆洁花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成都做房产销售，两三年跳槽一次，最终在一家知名房企落了脚，一直干到中层。因为工作不稳定以及节奏繁忙，陆洁花30岁之前谈过几次恋爱，但都没有结果。因为大龄未婚，在老家成了话柄，父母也急得口不择言，所以，连着几年陆洁花过年都不回家，而是和几个朋友去国外玩。32岁时，陆洁花才结婚成家，丈夫是做地产策划的，比她小5岁。这样男女年龄差的婚姻自然不被人看好，父母对那个穿着时髦不想生小孩的女婿自然没有好脸色，所以，每每回县城，陆洁花都不带丈夫同行。父母觉得女娃不靠谱，所以陆洁花的建议都不被他们采纳——就像父亲最近一次中风，陆洁花觉得应该送到成都的大医院做进一步治疗以及后续复健，但老人家坚决不同意。

陆虎在很多方面是羡慕妹妹的，“在大城市，大龄未婚也好，丁克也好，不买房也好，不要铁饭碗也好，穿着怪异也好……没有人管你，没有人关注你，这就是大城市的海纳百川。可是在县城，没有这样的包容性。婚姻，必须适时而门当户对；结婚后，必须立马生孩子。要随波逐流，不能特立独行。不按正常模式生活，很快会被打入另类，这在县城的体制内，是极其忌讳的事情。”

陆虎是参加工作后第四年结的婚。对方是县政府一位热心大姐介绍的。女孩子从师院毕业后，回到县中学教初中，她的父亲是县中学资深教师，母亲是户籍在乡下的家庭妇女。女孩子长得清秀，有着为县城人称道的情商。她会提醒陆虎，年节里哪些老辈子需要打电话问候，哪些又应该带上礼物登门拜访。婚后第二年，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子。如今孩子已经念初中了。最不操心的一点就是孩子在县城的读书问题，不论是幼儿园还是小学还是初中，都有熟人“罩着”，一路绿灯。当然，陆虎也是别人的开绿灯的“熟人”——彼此都是县城那张网上的关键节点。

在大学读书时的陆虎，很活跃，成天哼着Beyond的《海阔天空》，向往自由自在。但这些在县城并不存在，尤其体制内的人，一言一行都有看不见的绳索约束，县城里的人都可以是道德裁判，指指点点。离婚的女同学到县城附近的景点游玩，然后联系了陆虎，彼时陆虎妻儿都去了市里，他请那个女同学吃饭，同时还叫上两个并不相关的县城朋友。临走，那个女同学说陆虎：“你不敢单独请我吃饭，怕落闲话？”陆虎讪讪地笑，没有回答。

“县城确实传统。”听到这里，我感叹道。

“错了，要说传统，我的感觉是，县城的诚信和规则历来缺乏。在县城，闯红灯、不排队、乱秩序等不文明行为在大多数人们眼里是一种正常现象。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不少，前提是藏得好。大家盯住的，常常是一些面上的东西，放到大城市，完全不值一提。”陆虎说。

说话间，陆虎接到一个电话，他村子里一个叔伯的儿子小陆在县城开车时追尾了。小陆是正常行驶过程中遭遇的后车撞击，是受害方。本来小陆还有急事要办，看看撞得也不厉害，又有车保，就本着“小事化了”的心态主张私了，要肇事方拿三百块钱“了事”。结果那个中年女人不依，说小陆突然刹车她才撞上的，她要找警察来处理。女人拨了一个电话，是打给她熟人的，开口就是“有臭小子敲诈我”，要让“某某哥”赶紧出现场，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知深浅的“毛头娃娃”。眼见这个大姐如此“仗势欺人”，小陆也不甘示弱，他有人在县政府当“官”哩！所以小陆找到了陆虎。

“类似的电话，我一个礼拜要接到三四个，想办法找人摆平呗。”在县城，这样的“帮忙”，陆虎已经司空见惯。“县城很多人都不清楚按法规或程序来办的话，究竟能得到什么结果，能不能讨回公道。久而久之，在他们心中，关系远远重于规则。”

可惜的是，那天与陆虎的交流只持续到午饭后。那天下午，陆虎突然需要加班，因为县城爆发了一起私人集资案件。一个在县城拥有大批人脉的退休老太太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一个金融诈骗组织发展成“下家”，接下来的故事很简单了，为了获得组织承诺的“奖励”，老太太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动员了数十个老姐妹参加，集资上百万，然而这一大笔钱很快被组织以“加大投资”的名义卷走，之后组织销声匿迹，募集资金全部血本无归。那位老太太自知闯了大祸，无颜面对众人，也无法还清那笔巨款，便猫到山里的庙子里。然而，许多老姐妹集资是掏了棺材本的，哪能就此作罢，终归集合在一起报了案。东窗事发，一时间，县城多了一件人们茶前饭后议论的大事。

……

此为节选部分，全文刊登在《山西文学》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