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孔见，原名邢孔建，1960年12月生于海南岛，先后担任《天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从事随笔、小说、诗歌写作和哲学研究。作品见于《上海文学》《人民文学》《天涯》《花城》《钟山》等刊物，出版有随笔集《赤贫的精神》《我们的不幸谁来承担》，诗集《水的滋味》，评论集《韩少功评传》，小说集《河豚》，长篇非虚构叙事《海南岛传》等。

九死南荒

孔见

1

绍圣四年（1097）二月二十四日，东坡一家欢欢喜喜，从寄居的嘉祐寺搬到白鹤峰脚下，一座有着二十间房的新居，结束了惠州三年，在官舍与寺院来回搬迁的日子。正厅“德有邻堂”和书房“思无邪斋”的牌匾，一看就是主人的石压扁蛤蟆体，隐含着碾不垮的韧性。送走前来祝贺的友邻，东坡移步右侧的思无邪斋坐下。此时夜深人静，窗外是虫子莫名的吟唱，他感到自己的心终于踏实下来，一家人总算有了归宿。可惜朝云命薄，等不到这一天，不然，应该是她沏上一杯热茶的时候。

自从1093年，妻子王闰之和高太皇太后相继过世，苏东坡就如同失去保护神那样，从权力高坡一路滑跌下来。诰命接二连三，先是外放定州，第二年发配岭南英州，紧接着再贬建昌军司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从一个三品大员沦为从七品罪吏。在惠州，一家人先是寄住在官舍合江楼，半个月后移到嘉祐寺的旮旯里。第二年，因为表兄、广南东路提刑程之才的过问，重又搬回合江楼。表兄调离之后，合江楼便不好住，于是又重回嘉祐寺，就像猫生崽一样搬来搬去。

嘉祐寺后山有座亭子，叫松风亭，常年风声呼啸，如有天人絮语，周围景致颇好。一天，东坡无事，便往山上行去，想到亭子间歇息。然而，爬到脚软气喘，松风亭仍在树梢之上，于是停下步来，心中忽然生起一念：“脚下之地如何歇息不得，非要到山上亭子间不可？”于是心中豁然，人“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有了这本地风光的禅悦，他便绝了北归的盼望，想着在惠州安顿下来，改变眼下一家人流离失所的状态。为此，他郑重其事请道人暗中寻访，在白鹤峰下找到一块依山傍水之地，倾其所有，在道观遗址上筑起了这座新居。甫一落成，就修书通知苏迈，带着长幼二房眷属南下团聚，心里则想象着“子孙远至，笑语纷如”的场景。

不得签署公事，意味着手中权力已被剥夺干净。对于那些入世太深、终日汲汲于功名利禄的人，是一种沉重的打击，但似乎还伤不到东坡的哪一根骨头。天生我才，人不用我，不正是自我受用之时？从北方进入岭南，要跨过大庾岭。此山虽然不甚著名，但峰峦雄奇，气势磅礴，睥睨海外。站在高处放眼环顾，东坡心中的豪情便洒脱开来，晦霾之气扫荡一空：“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而今只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学仙。”（《广州蒲涧寺》）他一路放情山光水色，吟诗作赋，直达贬所，没有一点惨遭不幸、落魄潦倒的样子。在惠州，除了到集市上买便宜骨头回来烹煮，呼唤当地友邻畅饮，他还遍尝岭南美食，全然是一个吃货嘴脸。当年杨贵妃千里红尘才能吃上的荔枝，在这里轻易就能饱食，而他对荔枝的痴迷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三千宠爱集一身的胖美人。绍圣二年（1095），荔枝上市的季节，东坡写下了两首关于荔枝的诗，一首是《食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另一首长诗里，还宣称：“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仿佛此次流放，是把他送进了仙山，完全体现不出任何惩罚的意图。再下来写出的句子，“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蝶恋花·春景》）；“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透露出的，俨然是一个神仙的逍遥境界。这在当朝政敌章惇他们看来，苏某是存心向他们秀存在感，带有挑衅的意味。他非但不愁肠百结、丧魂落魄，还快活成这个样子，说明贬谪岭南，尚不足以惩戒此人，打折他的那根傲骨，让他趴在泥里悔过自新。因此，除了杀头，唯一可行的就是把他抛到海水里去。

新盖的房子水土气重，人会睡得很沉。但这好觉睡不满一个月，新任惠州太守方子容就带着随从，到德有邻堂前宣读了新的诰命：责受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署公事。此番被贬的人甚是不少，弟弟苏辙也被贬为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就连死去多年的宰相吕公著、司马光、王珪，也被追贬到海南岛上。尽管这些年一贬再贬，几乎成了寻常之事，但对于此次放逐，东坡还是颇感意外。方子容是他新交的朋友，不知是真有其事，还是出于同情安慰，悄悄地告诉东坡：自己的内人虔诚信佛，有天夜里梦见一个大士前来告别，说他将陪苏子瞻远行，七十二天后就有诰命下来。今天恰好是七十二天。看来事情已有前定，先生不必过于伤心。

环顾刚落成的新居，和正在院子里嬉戏的孙子，东坡沉吟良久，然后莞尔一笑。作为一名居士，虽然未证“涅槃寂静”，但此刻深深地领会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以前，他不止一次说过“吾生如寄”，其实内心还是想把握住自己，现在这一点把握，恐怕也必须撒手，将身世全都交付出去，当作不系之舟，任凭风浪颠扑了。此时此刻，他想起了陶渊明的诗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不仅做好到海南岛的准备，也做好了死在海上的准备，大有舍命陪君子，你让我走十里路，我就陪你走二十里的意思。他心底那股豪迈之气，不是那么容易压得住的。

由于所有的家底，都成了白鹤峰新居的砖块，东坡不得不四处筹措前往贬所的盘缠，甚至向广州太守王敏仲求援，请其将薪俸中折支成实物的部分提取出来。完了便把一大家子托付给长子苏迈。想到此去不太可能再回惠州，他专门到朝云墓前，燃上了三炷香，深深地鞠上一躬，吟诵自己为她写下的诗句：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这个不幸的女人，从十二岁起，就一直陪侍在他身边，三十二岁便命归黄泉。在四五个侍妾中，其他人早都陆续告退，唯有这个女子情深意长。

四月十九日，东坡携幼子苏过，登上了离开惠州的木船。苏迈带全家人到码头送别，望着远去的身影，岸上的人都恸哭起来。怀着必死决心的东坡，也不禁流下了清泪。此时的情景，就像他后来给友人的信中叙述的：“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庶几延陵季子，嬴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与王敏仲书》）尽管遭到如此重击，他仍然不改豪放的秉性。

沿着官道抵达梧州，东坡获知子由刚从这里离开，正在赶往雷州途中。想到很快可以见到思念多年的弟弟，他的心情十分喜悦，流出了这样的诗句：“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在表达手足之情的同时，抒发了不为命运穷通改变的道心，和把万里之外的流放地，当成安身立命的故乡的自觉。

五月的一天，兄弟二人终于在滕州相见，泪水消解了数年来的顾念之苦。他们一边畅叙幽情，一边向雷州赶去，颠颠簸簸走了近一个月，才到了雷州半岛的徐闻海岸。当天晚上，东坡的痔疮发作，躺在床上辗转呻吟。子由心疼表情扭曲的哥哥，整个夜里都不能合眼，给他念陶渊明的《止酒》诗，劝他为了健康把酒给戒掉。此前，在《劝子瞻修无生法》一诗中，他也宽慰过哥哥：“谁言逐客江南岸，身世虽穷心不穷”，希望他好好修炼无生法忍，出离人间苦患。从行仪上看，子由比哥哥更像一个居士。

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天气晴好，东坡登上了南行的渡船。在摇晃的甲板上，他向子由挥手致意，说出了孔子当年的那句话：这难道不是吾道不行，则乘桴于海吗？但熟知他履历的人，则会想到他在黄州时写下的词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2

苏东坡是一个宋朝的士子，要想理解这个人物，须对宋朝的文化有所了然。这个朝代对于中国人文历史，意义十分重大。如果说先秦是中华文化的原创期，那么，宋朝就是中华文化的成熟期、高峰期。宋朝文化的璀璨，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中国的陶瓷、丝绸、茶叶三大宗，源源不断地吞噬着全世界的白银；还体现在非物质方面，儒道释三家汇流的文化大格局形成。先秦时期，学派纷呈，百家争鸣，出现了思想领域潮流纵横、汹涌激荡的局面，其中以儒家与道家最为代表。后来的统治集团或推崇道法，无为而治；或独尊儒术，辅以刑法，出入于老庄与孔孟之间。

东汉末年，佛学东渐，至南北朝开始兴盛，出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景象，但也发生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举儒拒佛的事情。隋唐时期，随着玄奘、法显、义净等人西天取经行动的完成，佛学典籍较为完整地移译过来，教法也有了系统的传承，形成禅宗、唯识宗、天台宗、三论宗、律宗诸宗林立的态势。但佛家与儒家、道家之间，尚未相互贯通，文化上的排异反应时有发生。李唐宗室尊老子李耳为祖宗，因此多数皇帝信奉道教，迷于炼丹食气，饮汞吞铅，以求长生不老，对佛家持审慎乃至排斥态度。武宗时期，甚至出现在道教人士的蛊惑下，大规模灭毁佛教的情况。但也有唐太宗、武则天、唐宣宗等帝皇，鼎力护持和推行佛法，使之得以弘扬。唐朝代表性诗人，如王维、孟浩然、白居易等，皆有不浅的佛学背景。

进入北宋之后，佛家获得了中华文化的认同，成为三大主流法脉之一，有了官方出版的体系完整的《大藏经》，儒道佛三家汇流的局面终于形成。在融汇激荡之中，佛家淡化了来自印度的山林气息，将儒家的纲常伦理，纳进因果报应和福德资粮的范畴，成为其世间法的内容；将大乘佛法普度众生的理念，融入儒家的治国平天下，不再像原先那么激越，一味要绝尘而去，出离世间苦海。儒道体系中也吸收了佛家的因果报应、三界轮回的内容，在修身的一维，借鉴了禅坐观修的方法。在宋朝，一个文人士子，不论信奉哪一种学说，对其他二教也绝不陌生；不论他以哪一教立身，都会参照其他二教的方便。就学者而言，关学的张载，洛学的二程，尽管皆以儒立身，对佛道颇有微词，但平日里进学的功课，除了持敬存养，都有静坐观心的内容，并非纯粹的儒家。至于道家功夫，在炼神还虚方面，也吸纳了佛家四禅八定、观心破境的功夫。总之，在宋之前，儒道佛三家在中国，基本上呈纵向直流的态势，到了北宋之后，才真正实现横向的交汇融通。正是这种汇通，使华夏文化的洪流更加波澜壮阔，宋朝也因此成为中华文化的高峰期，而苏东坡正是波峰上涌出来的人物。在宋朝，儒道佛三家学说，是一个文人的必修课。与苏东坡同朝的文人，如欧阳修、王安石等，学养也兼具三家。他们的人格成长，都从三种文化流脉中汲取营养。苏东坡就是从这种土壤里生长出来的。

作为一个进士，他必须精通儒家经典。实际上，他对六经之首的《易经》，和《论语》《尚书》《中庸》均有深入的研究，后期还撰有专门的论作。至于与道家的缘分，未出生之前就结上了。按照苏洵的叙述，他婚后数年无子，于是供奉一个姓张的仙人，才有了苏轼和苏辙。八岁正式入学时，东坡的启蒙老师就是道士张易简，课室设在天庆观北极院。他的同窗好友陈太初，后来也做了道士。传言他问道十分精进，证得了很高的道果，入寂时说走就走，尸解羽化，如一片云彩飘向太虚（苏轼《道士张易简》）。老子与庄子的著作，东坡谙熟于心。尤其是庄子恣肆的语言，感觉就像是从自己心里流出来的。他的代表性著作，如《前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题西林壁》以及陶渊明的系列诗作，都是以道家境界打底的。“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前赤壁赋》）“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记承天寺夜游》）没有道学的修养，哪能写出如此空灵的句子！

至于佛家，渊源就更深了。峨眉是佛教名胜，东坡家中早有供佛，父亲苏洵师从云门宗大德圆通居讷，和宝月惟简；母亲程氏更是信仰虔诚的教徒，在家禁止杀生。因此，苏家院子里气氛祥和，时常有鸟儿飞来做窝下崽。父母逝世之后，东坡兄弟都到庙里做了功德，把他们生前喜爱的物品捐了出去。比东坡晚几年被贬海南的僧人惠洪，在《冷斋夜话》一书里记载：东坡从黄州移往登州时，打算路过高安顺便看望子由。子由和住在洞山的云庵和尚、住在圣寿寺聪慧法师，在同一天夜里做着同一个梦：有人喊他们快去迎接五祖的高足戒和尚。第二天，当三人还在疑惑之中时，东坡要来高安的信便送到了。四人相会之后，东坡说起母亲怀上自己时，曾梦见一个右眼失明的僧人到家里来。七八岁时候，他也曾梦见过自己，身披袈裟在山上行走。说话间，云庵和尚忽然想起，五祖弘忍的弟子戒和尚，正是瞎了一只右眼，且最后就圆寂在高安大愚寺，至今差不多五十年时间，而东坡此时刚好四十九岁。从此，东坡在写信时常常以戒和尚自称，显然是把事情当真了，所以后来在六祖真身像前，才有了这样的说法：“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南华寺》）

3

在大约四十岁之前，尽管具有佛道的文化背景，苏东坡还是以一个儒者现身于世。由于过人的天赋，他二十岁上就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并以诗赋名动京城，连当世文魁欧阳修都要给他腾挪位置。仁宗皇帝读过他的卷子，便认定此人是未来的宰相。因此，他入世的起点甚高，也十分得志。然而阅世不深，任事待人不免书生意气；自视才高，凡事爱发议论，如刺在喉不吐不快。挟着如日中天的声誉，话分自然斤两不轻，轻易发表批判意见，便容易造口业，招惹是非嫌恶，给自己带来逆缘。但在东坡看来，这是臣子在给朝廷尽忠。王安石变法后，东坡给神宗皇帝上了万言书，给自己惹来了麻烦。为了避免政见歧异引起的摩擦升级，他请求外放，觉得这样耗不起，还是地方政治气氛宽松，可以做些实际的事情。每到一处，他都“勤于吏治，视官事如家事”（《密州通判厅题名记》），“以济物之心，应不计劳逸”（《与王庆源十三首之三》）。认为“事有关于安危而非职之所忧者，犹当尽力争之，而况其事关本职而忧及生民者乎？”（《上文侍中论榷盐书》）当然，也不免游冶山水，吟诗作赋，乃至与歌伎饮酒诵诗。

熙宁八年（1075），东坡任密州知州，这是他第一次担任一个地方的主官。此时，该州连续七年大旱，蝗虫铺天盖地，席卷乡野，如同世界末日。他亲率官民筑堤引水，疏浚河道，挖掘井泉，以缓解苦旱之情。还多次携下属前往卧虎山，举行庄严的祈雨仪式，亲自念诵祷词。或许是精诚所至，天地为之动容，还真下来了好几场雨，那可是真正的甘霖。同时，他还上书朝廷，详报灾情，请求免除当地的秋税；组织百姓使用火烧等各种土办法，扫除蝗虫大军。

在救灾之余，他还不改诗人本色，写下数量不少的诗词，其中就有《江城子·密州出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词句中透露着一股掩抑不住的豪迈与张扬，让对手们感觉到他逼人的抱负。密州期间，他还流着眼泪，沿城墙捡拾三四十个孤儿弃婴，到家里来扶养。对儿童生命的关怀，贯穿苏东坡的一生。在黄州时期，他成立了一个儿童救济会，请富人捐钱，请和尚管账，请当地妇女领养。并且致信黄州太守，请求官方出台措施，制止溺死婴儿恶俗。

两年后，东坡调任徐州知州，到任不久，黄河的洪水跟随而至，耗资五百万缗的排洪工程溃决，工程负责人畏罪自杀。来势凶猛的黄河水，在徐州以北约五十里的地方决堤，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毁大片村庄与田园，直逼徐州城下。水位一度高于城内的街道。知州苏东坡不顾个人安危，带着市民加固城墙，数十天夜不归家，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以与城池共存亡的气概，阻止了富人们弃城逃亡的企图。在人力不济的情况下，他亲自前往皇家禁卫军营地，会见主帅，请求他们出兵支援。

1089年，苏东坡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队统领。杭州位于钱塘江口，又是京杭大运河的起点，为水陆交通要隘，商旅云集，人口超过五十万，密度甚高。春夏之际，往往有瘟疫流行，控制不好，将是一场恐怖的灾难。十八年前当通判的时候，他对此深有感触。这次作为主官赴任，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建一所公立医院。他划拨一笔款项，个人捐出五十两黄金，在城区中心建起了一所叫“安乐坊”的医院，由精通医道的道士主持，公家给予一定的报酬。

杭州的几处水源地，多与钱塘江入海口相连，涨大潮时，海潮倒灌，饮用水就出了问题，居民只能花钱购买从西湖运进城来的水，可并不是谁都能够付得起费用。东坡为通判时，州府曾经兴建过一个简易的工程，用竹管将西湖水输入城区。但这种权宜之计，很快就废了。此次，东坡主持重修这项工程，输水管用陶瓦制作，经久耐用。他还利用自己的军职，调动一千多名士兵参与工程建设。不久，就在城区建成了六个饮用水库，让所有市民都能喝上干净的水。接下来，他继承前辈诗人白居易的遗志，大规模地整治西湖，清除厚积的淤泥和杂草，并筑起一道诗情画意的堤坝，成为千古佳话流传至今。

“嗟我昔少年，守道贫非疚。自从出求仕，役物恐见囿。”（《次韵答张传道见赠》）尽管是在少年时代，东坡就曾一度彷徨过，到底应该遁入山林隐身修炼，还是登上庙堂参与治国平天下。但是，一旦决定投身仕途报效国家，便以身相许，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在一篇文章里，他表明了这样的心迹：“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灵壁张氏园亭记》）每上一任，或是每到一地，首先考虑的都是社稷黎民。即便是在惠州，手中权力已经剥夺得一干二净，他也借助自己的影响力有所作为，而不耽于无何有之乡。

惠州东江与西江各有一座浮桥，是此地的交通枢纽，然已失修多年，无法通行，往来的人划舟渡江，沉船溺水事件时有发生。东坡探明情况后，致信表兄程之才，请求广南东路划拨建桥所需八九十万元款项，再请罗浮道士在信众中募资，重建了这两座桥梁。竣工之后，他专门撰写了诗文。此外，他还推动惠州太守詹范，将战乱时代弃身野外的数百具无名尸骸，收拾起来重新下葬，请僧人举办超度仪式，使他们不再做孤魂野鬼呼号于旷野。给死去的人尊严，也是对活着的人的一种尊重。

作为一个儒者，东坡的行仪上承先秦原儒，活泼而富有生气，有鸢飞鱼跃之象，在实践中善于权衡通变。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从一种民间思想，上升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众多儒者因此失去原先放达的风度，拘泥于纲常伦理的枝节，落入窠臼之中，变得迂腐起来。由于有了佛道思想的通变，东坡的儒学显得通达大方，洒脱自如，迥异于同时代的程氏兄弟。在司马光的葬礼上，他与当世鸿儒有了正面的冲突。葬礼专门延请程颐主持，这位大儒不许司马光儿子立于灵柩旁，向前来吊唁的客人鞠躬还礼，认为这种沿用数百年的习俗，不符合孔子时代的古礼。子孙倘若贤孝，就应该悲痛欲绝，哪里还能出来抛头露面。那天，朝廷在太庙的大典结束后，东坡带着翰林院与中书省的官员，前去司马光家吊唁，却被程颐拦在门口：“‘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你们难道没有读过《论语》吗？”东坡上前回敬：“《论语》并没有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把程颐呛了回去。在灵柩前作礼完毕，东坡看不见司马光儿子，打听起来，才知道是程颐不让出来见人。于是在众人面前笑话说：“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意思是说，程颐糟践了叔孙通修订的汉代礼仪。弄得程颐下不来台，因此也与二程及其弟子们结下怨气。程颐虽然职位不高，门生却遍布朝野。

苏东坡的宦海生涯中，并没有做过出格的错事，唯一被人揪住不放的罪过，就是文字里流露出来的不平之气。如果是出自普通文人，兴许不会被人当作把柄。但是他人望太高，而且持不同政见，加上行为过于任性，不顾及微妙的人际关系。不论官阶升到什么级别，苏东坡都还是以文人学者自任。学者与官员不同，学者以求真为使命，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口吐真珠，表达实情；但官员考虑的权宜之计，此一时彼一时的策略，说话讲究分寸的拿捏，照顾方方面面，人前人后，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东坡总是像个孩子，要说穿皇帝的新装。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完成从书生、学者向官员的转型，进入集权政治结构规定的角色里去，使用与之相应的话语体系。他曾对太后诉苦：“臣欲依违苟且，雷同他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怨仇交攻，不死即废。伏望圣慈念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乞郡札子》）这是对自己行状的一种解释。其实说与不说是一种选择，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场合、用什么口吻说，更是一种智慧，特别是在集权体制之内。

文字的才华给东坡带来巨大的声誉，特别是欧阳修逝世之后，他已然成为当世第一文豪。在公共语境里，他占有的话分愈来愈重，人也活得越来越占地方。在这种情况下，说话应该更加审慎才好，但他依然不管不顾，锋芒凌厉。他似乎意识不到，当自己的影响力超过上司和同僚时，人们已很难按体制规约的方式来对待他了。彼此都是进士出身、善于诗赋的文人，被你压着也想有翻身吐气的时候。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行为方式，给他招来了暗地里的嫉恨。因此，东坡与对手之间的对立，除了政见的歧异，很大程度上还有意气的成分。“乌台诗案”是他经历的一场生死劫，但甫一出狱，他便诗兴大发，称自己“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在一首看起来是反思本人过错的诗里，把对手戏称为“少年鸡”：“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自我的优越感，和对别人的鄙夷与不屑，溢于言表。此时的东坡，对于世道人心，实在还看得不够通透，他的犀利让一些人感到芒刺在背。

在公事活动中，表达政治见解，评价人事，本应就事论事，但他带入了浓烈的感情色彩，说起别人的坏处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极尽讥诮挖苦之能事，显得过于嫉恶，有失宽恕。他把对立面比喻为“饥虱”“奸佞小人”“国之巨蠹”“诈伪骗子”，甚至是追腥逐臭的“蝇蛆”，吃腐鼠的乌鸦。而在将对手妖魔化的同时，却以君子麟凤自居，不屑同流合污。在任翰林院知制诰期间，他拟了八百多道圣旨，大多都可以当文学作品来欣赏。其中掺入了不少私人情感色彩。譬如贬谪吕惠卿的圣旨，说此人“始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党与交攻，几半天下”，形容惟妙惟肖，但失之分寸把握。吕惠卿东山再起之后，反戈一击，倒打一耙，也并非人情不可以理解。追赠王安石死后哀荣的圣旨，称其“网络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述，作新欺人”。本来是追封的圣旨，还要加入一些嘲讽之词，以抒泄个人意气，对一个过世的先辈，未免失之刻薄。这些方面，需要有人给他补上一课。

相比之下，司马光的气量明显大度许多。司马光与王安石，算是政治上的死对头，但他在病榻上以宰相名义下的最后一道指示，却是这样写的：“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虽然政见不同，但王安石个人操守堪称君子，并非居心险恶之徒。他上书皇帝、提出改革主张的出发点与立意，原是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用”，改变宋朝国力衰弱的状况，尽一个忠臣的责任。不管他提出的方案是否正确，一旦为皇帝采纳，就转化为一种国家行为。神宗皇帝没有经过朝臣的充分论证，就大张旗鼓地推行变法，那是他不成熟的表现。由于朝中重臣老臣大多反对变法，王安石只能起用一些资历浅、德望低的新进人物，如吕惠卿、曾布、章惇等。这些缺少感召力和政治智慧的人，为了新的举措能够推行下去，除了使用剪除异己的手段，还能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而在为数不少的异己中，苏东坡是一个人望极高、爱大声说话的人，不治治他，让他出局，废掉他的武功，变法还能够进行下去吗？一旦他卷土重来，位极人臣，我等还能有好果子吃吗？但这个人行为端正，做事踏实，几乎不可挑剔，只是诗文言论豪放任性，不修边幅。于是，所谓“乌台诗案”就合乎逻辑地炮制出来。李定、舒亶等人，从苏某的诗文中断章取义，找出一些句子，如“必不仕则忘其君”，“农人三月无盐吃”，还有燕子与蝙蝠的暗喻，和指责青苗法的言论等，牵强附会加以发挥，弹劾他辜负皇恩，蔑视朝廷，包藏祸心，专唱反调，罪名便自然成立。如此，苏轼也就“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岂特在不赧不宥而已”。

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以“文字毁谤君相”罪被拘捕，从湖州押送汴梁御史台牢狱。押送途中，性情刚烈的他想到纵身一跃，跳入江中，一死了事。但冷静想来，觉得这样不仅连累家人，自己也洗不清白。皇帝对东坡的为人有基本的判断，并不轻易听从他人处死东坡的进言。据说，神宗曾经派人潜入牢中，观察东坡的举止，发现他睡得很香，鼾声如雷，表明他胸间并无梗有亏心之事。加之皇后临终前，称道苏氏兄弟是先帝看中的宰相之才，提醒他不要听从谗言，冤枉好人。此外，张方平、司马光等大臣也为东坡求情。因此，东坡终于还是躲过这一劫，在狱中蹲了一百三十天后，获得释放，流贬黄州。此事虽然看起来是一场虚惊，却深深地触动了东坡内心，让他不能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

（未完，全文见《十月》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