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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2021年第11期|赵荔红:电影院
来源:《雨花》2021年第11期 | 赵荔红  2022年01月06日07:59

赵荔红,散文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随笔集《宛如幻觉》《回声与倒影》《最深刻的一文不名者》等,电影评论集《幻声空色》等。主编有《中国书写:二十四节气》《假如听到喵喵叫》。曾获《雨花》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等。现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电影院

赵荔红

1

我“看”第一部电影,是被妈妈抱在怀里,在露天操场,在大山深处。天地是个大影院,上演人世间的悲喜剧,那么多的角色参与,我也在其中;投向屏幕的光柱,上达天宇,与星月辉映。

年过半百的我,“回望”第一次看电影,写下这些文字。在妈妈怀里“看”电影的我,只有两岁,自然是记不得那个露天电影院,却“记住”了电影散场后的情景—是夏夜啦,没错,下过一场雨,天空是极纯粹的黑蓝,星子小小的,半个月亮洗过头脸、翻过山峰,将清冷谦悯的目光投向山凹田畴;月光被水田分割成一块一块银片,溪流间跳跃着无数碎银子;跳跃的还有蛙声,这里一下那里一下,一颗一颗圆圆地落在水田中;树叶子还在滴水,有时滴在头顶,有时在脖颈、胳膊、脚踝,冰冰凉。妈妈抱着我,爸爸牵着四岁的姐姐,一家四口的影子,在稻谷未割的田畴簌簌移动—电影在农场场部放映,我家住在红光作业区,从场部步行回家,要走五里山路。

雨后的泥石山路,尚有湿滑处,凹洼还积着水,映出银镜似的月亮,我的姐姐便去踩水洼,要将一个个银镜踩碎,她一路踩过去,将鞋子弄湿了,将裤管也弄湿了,妈妈就斥骂,骂一骂,她就哭了,一路哭到家。爸爸这下可真恼了,拿来一根筷子,去打姐姐的手掌心,一面打,一面说:再哭,再哭就把你关在门外,外面黑黑的,不许进来睡觉。不知是打疼了,还是被“外面黑黑的”“不许睡觉”吓坏了,姐姐整个人抽搐起来,小手蜷成拳头,无论如何也抚不平。这可将爸妈吓住了,轮番柔声柔气地来安慰:小红不怕,乖,都是骗你的—

是真?是幻?是爸妈叙说的?抑或只是影像?但我分明看见那晚的星星、月亮,听见那一颗一颗的蛙声,分明嗅到了空气中的雨意、草木蓬勃的香气……银色夏夜,我们一家四口走在泥石山路中,爸妈谈说着刚刚看的电影,我在妈妈肩头,竖着小脑袋,双手胡乱揪着她的大辫子,她那穿小碎花的确良短袖衬衫的年轻身子,又香,又软……

能够记起的山中露天电影院,应该是七八岁光景,我已上小学了。

过了秋收“双抢”,即是国庆节。晒谷坪一早就打扫干净,空气中流逸着新鲜的稻谷香气。晒谷坪中间是水泥地,西面高出公路的斜坡边上种有楝树、黄连木,胡须垂地的小叶榕树,枝丫扭曲的龙桑树,斜坡上还种有一排萱草,春末夏初,长长的梗子吹奏起鲜艳黄花,我摘了花来别在辫子上、纽扣上,不知那花亦名“忘忧”,戴了可以忘记忧愁吧?大人们只当是可食的金针菜,开不了几日,便全被摘光了。晒谷坪南面是个仓库,北面为办公房,东面挨着山,春日采了新茶就在晒谷坪过秤晾晒,秋天晒稻谷、玉米、花生等等,什么都不晒时,就是篮球场,当然,还是露天电影院。

国庆节那天,全区老少都聚到晒谷坪,早上篮球赛,下午拔河赛。参赛的、加油的、起哄逗乐的,吵吵嚷嚷了一整天,小孩子却眼巴巴等着晚上“加餐”。食堂在第三排宿舍边上,离晒谷坪远,十几张圆桌就直接排到公路上—那时节,既无上山的卡车,也无运货拖拉机,顶多有几头水牛、一群黑猪,慢腾腾绕过桌椅、甩着尾巴走过—“加餐”四点半就开始,夕阳打得桌椅通红发亮,区里能出门的老太、抱在怀里的宝宝,全都围桌上席;年轻气盛的爸妈去寻人斗酒,我便扒着印有“建设兵团”字样的搪瓷杯喝,喝醉了,往桌边一趴就睡着了。稍大点,就晓得不能喝醉!因为晚上要放电影。

当天边的胭脂红被烟灰墨浸染,天色由青白转成黑蓝,天就黑将下来了。月亮尚未升起,星子站得很高,山中的黑,是完完全全的浓黑,山中的静,是完完全全的寂静,村舍间漏出的三四点灯光,山坳里挤出的一两声犬叫,好似山神的呼吸—席面已撤去,人如珍珠般,从公路边又滚回到晒谷坪。从仓库拉出一根电线,吊着两个60瓦大灯泡,将晒谷坪照得通通亮,似乎人世间所有的光亮、所有的生气,全都汇聚在这一方天地。靠近仓库一边,排着高矮大小不一的木板凳、竹靠椅、方凳圆凳,都是从各家各户搬来的,惯例是头几排留给小孩老人,青壮年坐在后头,或索性站着。一块白幕布张挂在离第一排凳子百来米的位置,幕布两边用绳子拉撑在两棵树的枝丫上。电影放映机架在最后一排居中位置,小孩或大人,总好奇地围着放映机,放映员就赶:去去,去坐好。照例是吵吵嚷嚷,磕碰了,踩脚了,拉家常的,小孩子哭闹的、跑来跑去的,像是溪水在礁石上激起的浪花,直到放映员大喊道:不要吵了,不要说话了,开始了—声音才平下去,不时还有鱼从水面跳出来—大灯突然熄灭,晒谷坪一下子全黑了,失明了似的,大家被这种黑吓了一跳,就真的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突然,一道光柱,如此神奇,从放映机大张着的方口吐出来,像是巨龙长长的嘘气,在两棵树间的白幕布上凝聚成一面正方形亮光,跳闪着许多光点,也有蛾子没头没脑地撞向光柱,幕布上便映出飞蛾的影子,又依次现出工农兵标志、电影制片厂名、影片名—《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什么片名、什么人物、讲的什么故事,儿时的我,全然不记得,只是惊讶,白幕布上在动在说话的人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吗?我总是惊异地回过头去,听放映机“哒哒”地转动胶片,看那道微微泛蓝的光柱—人是如何顺着光柱走到幕布上的?月亮从屋檐探出头来了,它是来看电影的吧?星星睁大了眼睛,它们也是来看电影的吧?

胶片转动的“哒哒”声,突然中断,幕布上的人消失了,光斑乱闪,一会儿就全黑了。一卷胶片转完了,大灯亮起来,等下一卷胶片。原来每次农场只借一部电影拷贝,分几卷胶片,农场四个作业区,一个区一二卷胶片,轮着放,比如我们红光区放完一卷胶片,就等下一卷,运送胶片的职工,骑自行车将另一个区的胶片送来,换走我们区的,再送到另一个区去。所以,我们看的电影,有时不是从头开始,而是从中间某段,好在小孩子无所谓演什么,只要是看电影就好了,大人也无所谓,因为每部电影都看过许多遍,连对白都能背出来,只要是看电影就好了。但经常是,我们的胶片放完了,新的一卷迟迟没送到—另一个区还没放完?放映机出问题了?抑或送胶片的自行车坏在半路上了?—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大约五里山路,若碰上前一天下雨路滑,自行车还可能摔到水田中去—种种状况,都是司空见惯的,大家就耐心等。等胶片时,大人说话,小孩子叫,猫狗也凑热闹,晒谷坪上又是吵吵嚷嚷的,若是超过半小时还不来,小伙子们就吹口哨,跺脚,小孩子就开始围着晒谷坪追逐乱跑了—月亮已高挂中天,星星汇成了银河,月亮的光辉,电灯的光亮,将晒谷坪变成了水晶宫,群山之中,那是唯一的光明之所,这光明,照彻我的一生,犹如那个七八岁孩童,我时时回首,看人们是如何顺着神奇光柱,走到历史的幕布上。

父亲喜欢的电影,应是《冰山上的来客》,儿时常听父亲用浑厚的男中音唱影片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再见吧战友》《冰山上的雪莲》。这部电影我后来重看,觉得杨排长没系好的领口很潇洒,古兰丹姆与阿米尔的爱情很动人,相当唯美,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激情,连同《五朵金花》《阿诗玛》,在情节推进、镜头剪辑、演员表演上,都相当美好、富有艺术感染力,让人想起苏联《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类的影片。

借来拷贝到场部放映的电影,毕竟是少。若要看时新电影,还得走到山下的晒口电厂,或更远的邵武县城去。农场的知青们,大多二三十岁,年轻有力气,下了工,便结伴走下山去看电影。我曾在《芳香年代》中,写过1972年仲夏夜妈妈去邵武县城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事:

16点30分,之前一声不吭阴沉着脸的队长终于宣布提早收工。红光作业区的二十来个年轻人从田间急吼吼蜂拥回宿舍。男人在自来水龙头那大咧咧脱得只剩裤头洗澡洗头,女人打水回房。阿顺治(妈妈)擦好身子,不用照镜子双手翻飞就编好了辫子,穿上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的确良白底小蓝碎花短袖衬衫,深蓝哔叽长裤过于肥大,究竟是半新的。女人们嬉笑着出门时,公路上已经歪歪扭扭散站着十来个男青年,有穿海军套头衫的,有在腰上扎一根军皮带的,或在衬衫口袋上时髦地别上毛主席像章,斜背一个印有“福建邵武煤矿建设兵团”红字的军布包……

一群人闹嚷嚷地斜穿上红光区山坡翻到焦阳岭,下到晒口电厂,沿晒口溪岸一路走到邵武县,大概十六公里路、三小时。《卖花姑娘》有夜场,他们错过了晚上八点的,就等十点那场。阿顺治听说这个电影很苦,看过的人都哭了,早准备好了手帕子。那一夜,阿顺治和伙伴们放声饱哭:一开始只是小声啜泣,左右前后都在啜泣,啜泣声如花粉飞扬而打喷嚏一般传染,很快,整个黑暗电影院,陷落在汪洋哭声中,泪水河流滚滚向前,席卷了一切。连男人都嚎出声,有的女人哭得缓不过来、不得不走到电影院门口透气。电影里的花妮姐妹真的太苦了太苦了。是她太苦了,还是他们都太苦了?号啕大哭与其说是感同身受,毋宁说是乘机发泄—这样的同情的哭泣是正当的、值得赞赏的,是一场安全的集体情感放纵,甚至比亲人死去的哭泣更安全。电影结束电灯亮起来时,大家害羞地偷偷瞧着彼此红肿的眼睛,男人们装模作样大声嚷嚷地推搡着、掩饰着,女人们则心满意足地用手绢捂着眼睛叹着气。然后,他们轻松地走出电影院,回家路上,几乎是欢快地唱起了《卖花姑娘》里的主题歌:

卖花来呦,卖花来呦,朵朵鲜花红艳艳,从小河边摘来了粉红色的八仙花,从山坡上采来了美丽的金达莱。/卖花来呦,卖花来呦,快快来买这束花,让这鲜花和那春光洒满痛苦的胸怀。

回农场照样是摸黑翻山,人多,倒也不怕。只是一场大雨,将大家淋了个透,虽是仲夏,深夜山中,不免也寒津津的。这样走到红光区宿舍,已是凌晨四点多。却了无睡意,就有人露地点起一堆火,阿顺治和姑娘们解开湿了的辫子,就着火烤起来……

妈妈去看《卖花姑娘》的1972年,我才三岁,姐姐五岁。后来姐姐回莆田老家,我在那个农场一直待到十岁,却始终没能与父母去晒口或邵武看场电影。去城里看电影,对于我,是遥不可及的事,如同童话世界般迷幻、美好。每次爸妈进城看电影,就会把我反锁在家。妈妈说我小时候好乖,不哭,不闹,总是乖乖地睡觉。其实我并没有睡着。我清楚地记得,一天夜里,又是一个人待在家,黑暗中,我躺在宽大的架子床上,一直竖着耳朵听门口的动静;也许已凌晨三四点钟,窗玻璃透进一点点朦胧灰,有什么东西“唏唰唏唰”响,我用被子蒙住脑袋,又忍不住露出眼睛去看,原来是一只黑猫,它拿爪子将窗户推开一条缝,挤了进来,在书桌、橱柜那逡巡了一圈后,就跳上床来,“呼哧呼哧”地来嗅我的头顶,我将脸蒙在被子里,它嗅完一遍后,就窝在我的脚后,“呼噜呼噜”睡起来……我也终于睡着了……

2

再一次看托纳多雷的《天堂电影院》,再一次沉浸、感动。西西里岛金色阳光下,黑色散聚的蚂蚁人,瘦长的毛驴,洗发女子,蓝色大巴缓慢而笨重地停在广场……年少的“多多”是我,那些淳朴、欢乐、饶舌的人们,也正是我的故乡亲人—陷落在黑暗影院,惊讶于那个大张的狮子嘴射出的蓝色光柱,如何能将男人女人的欢爱、将可怜可叹的人生,投放在一小方块白色幕布上?奇奇欧,阿尔弗莱德,随影片或哭或笑,将整部台词背下来的……他们,都是一个个“我”。

在电视到来前的日子,电影院是一个中心,一个充满人世欢爱喜怒的场域。人们在那里出生,起居,相聚,恋爱,争吵,老去,一个个瞬间,在电影院里汇聚成时间之长远,偶然的碰撞构成命定之必然。托纳多雷以其忧伤温暖的镜头,怀旧美好的音乐,叙述自身成长,缅怀亲人、爱者,纪念广场、大海和石头房子;他所唤起的,是我们所有人,对逝去时光、对爱、对故乡的无限依恋和追忆。时间不会消失,时间在呼吸,在树叶上,花瓣上,在鸟的翅膀上,在爱人甜蜜之吻上,在墙面发黄蒙尘的纸片上,在棺木上、祷告上,也在建造与摧毁的名叫天堂的电影院上,在一截一截的胶片上……

《天堂电影院》摄于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间,在我的南方故乡小城,我也拥有一个“天堂电影院”。多少个时日,在那个封闭的黑暗空间,我秘密地沉溺着、放纵着自己,与荧屏上的人,同哭同笑、同喜同悲,跨越时空,经历不一样的人生,丰沛迷人、跌宕起伏。

县人民影剧院位于两条商业街交汇处,我家在凤山街,顺街直走,跨过十字街,就能看到电影院。电影院对面有个极大的农贸市场(在小孩子眼中,一切尽是大的),中间隔着一条宽大马路,与电影院前的地坪相接,越发显得开阔。地坪中间是通道,两边设有报栏,报栏前还有小人书摊子、古玩字画摊子、花草鱼鸟摊子等等,端午节有粽叶艾草,中秋节又特别有桂花枝叶卖,到春节时就会摆上春联、鞭炮、灯笼等等。爷爷携我去菜市场买小菜,总会到电影院前的报栏兜兜,看看报纸新闻,在小摊前站站停停,与人说几句闲话,或看人斗牌、下棋。售票处在电影院入口与报栏中间,新电影出来,会拿粉笔写在黑板上,至于张贴明星照、电影海报,那是后来的事情了。新电影到来的消息,如蝴蝶般瞬间就飞到县城所有人家的饭桌上,一部电影又往往放映个把月,这样,不独全城人都知道有新电影在放,且有半城的人看过不止一遍,看过的又有一大半会唱电影主题曲,而关于这部电影的话题,要谈论大半年。

有个同班同学,叫一平,她的父亲是县人民影剧院经理,她的家,也在影剧院边上。有了这个便利,只要放电影,我们就去看。我们总是提早去,先待在一平的小房间,两个女孩,一起缩在床上,絮絮说话—一平,头发细黄,穿小领子小碎花宽腰衬衫,小脸总挂着一缕忧伤,笑容在她薄薄的唇边,一闪而过—电影开始了,灯全暗下,厚厚的门帘垂放下来,神奇的蓝白光柱,从二楼一个方形空洞打出来,投射在白色幕布上,我和一平,猫一般钻进影剧院—居然能找到空位,暗喜;更多时候,座无虚席,我俩就站在最末一排,或两边走道,直站到电影结束—那时,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影剧院领位员,手电筒扫来扫去,很是威严,想看多少电影,就能看多少—因为一平父亲,我们不必担心会被领位员赶出去,满可以放心大胆、美美地看完电影。若是一平不在,又恰好放映我很想看的电影(其实什么电影我都想看),便咬咬牙,买票进去,一张票一毛五分或两毛钱,花去我当月的大半零花钱;但买票看电影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啊哈,我终于占据了一个宽宽大大的座位,陷进去,窝在那,真希望自己从此长在那个位置上。

当时在县城里放映的电影,我几乎全看过了。诸如反敌特片《黑三角》,爱情片《庐山恋》(这是新中国大陆第一部吻戏,女主角张瑜换了26件衣服),而《泉水叮咚》的插曲《泉水叮咚响》、《小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如果你不会唱,便不是80年代的人。最吸引我的,当然是国外译制片,苏联的《列宁在1918》《夏伯阳》,南斯拉夫的《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墨西哥的《叶塞尼亚》,日本的《追捕》(杜丘带着真由美骑马那段太酷帅了)、《望乡》(太苦了,少女时很不愿意看)、《远山的呼唤》,西方的《基督山伯爵》《尼罗河上的惨案》《佐罗》,等等。

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一部后来再也没看过的影片:内地与香港第一次合作的、李翰祥导演的《画皮》,惊悚而恐怖的一部片子。当王生趴在窗户上,看女鬼将一张美人画皮抖擞着往身上一披时,全场一片惊呼;当女鬼将血喷向宝剑、扑向王生、挖出心脏时,黑暗中有孩子吓哭了,我同所有少女一样,捂着眼睛,又从指缝间将这些细节尽数看了,夜晚无数次回忆那些场景,吓坏了自己……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人鬼之间的幻变,体会到恐怖的存在。年少的我,将电影中的幻,当作了真,不知那个吓人的鬼面孔,不过是一种“像”,但凡多一点知识与经验,便不会害怕;而在往后岁月中,在现实世界里,会遇到比那鬼怪还要吓人的人,会见到比那画皮的鬼脸还要恐惧的人的“面孔”,那种恐惧,却无法凭知识或经验去克服。

但卓别林教给了我爱与怜悯。当时我看的是卓别林最早的一批影片,包括《寻子遇仙记》《摩登时代》《大独裁者》等。往后岁月中,我又陆续看了卓别林的大部分影片,包括早期的众多喜剧短片,而几部长片代表作,更是不知道看过多少遍。卓别林电影的经典性在于:年少时的喜欢是直接的感性的,有了一定知识、阅历、品鉴能力后,再去看,无论是熟悉的重复,还是新奇的解读,都令我一如既往发自本心地欢喜。未经历世事之时,看卓别林电影,只觉得好笑、滑稽,充满欢乐。稍稍长大,再看,笑了也哭,感知温暖,也体会到悲悯。每次看到同样的细节,比如《寻子遇仙记》中玻璃匠夏尔洛与儿子逃避警察那场戏,儿子皮球般滚到父亲身边,好似有根线牵着,父亲拿脚踢开他却如粘糖怎么也甩不掉,都要笑;看《城市之光》中盲女摸着流浪汉夏尔洛的手,“认”出他,说“是你”,都要哭。至今想来,技艺娴熟至于无的状态,似乎还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卓别林的心,如此柔软,满含对人、对世界的爱与深情,他是如此深刻地洞察世界、预知未来,如此深切地体会到人性之种种……正是卓别林的电影,让年少的我,最早体会到爱、温暖、怜悯;也正是卓别林的电影,让年过半百的我,渐渐衰老的我,体会到爱人与被爱,体会到更多的孤寂,体会到四处弥漫着的不安与恐惧……

从黑暗电影院出来,进入阳光鲜艳的南方街市,会有短暂的眩晕。市声喧哗,人车流过,现实如幻象,似与我全不相干。我还沉浸在电影中的悲欢、险境,那颗含愁多感的少女心,还在悸动着。有时因为流了太多的泪,眼睛红肿,生怕撞见人,也不好意思回家,我就顺着十字街走。那是一条青石板路老街,尽头是古谯楼,街两边排着各种吃食店面摊点,燕皮馄饨、香菇炒米粉、油炸春卷,以及海蛎锅边糊的香气,我就是闭着眼睛,也能分辨出不同。但少女时代的我,对饮食并不怎么感兴趣,只为了稍稍平复一下看电影后的情绪。有时我会拐进十字街与凤山街交界的一个小人书店,租一本小人书,缩在角落里看起来。

更多时候,我会多走几步,走到十字街中间位置,拐进一条仅容一人的小弄堂,在一个大门前停下,砰砰敲门,然后就会听见娟或她弟弟大声应道:来了,来了—进门是个天井,穿过天井,步上二级台阶,便是个宽大客厅,铺着齐整的大红方砖,两边各有两间厢房,娟的闺房,在右边靠后一间。在晚饭前的时间里,我和娟就缩在闺房,她听我讲刚刚看过的电影(其实她已看过),有时,我们一起收听电影《简·爱》的广播,我扮演罗切斯特,她扮演简·爱,跟着广播,一句句念诵着对白……这样,南方的天空,就慢慢地暗了下来……

3

上世纪80年代的复旦大学,无论什么时间,都是极舒适的。尤其在春天。虽说风景无甚新奇,草坪平平整整好似一块块豆腐,但若在合适的时间,顺着有趣的路线,就会碰到正在盛开的花。

二月里,曦园小土坡上的梅花就开了,挨着梅花的是两棵日本单樱,梅树花叶相杂时,樱花就盛放了,远望一片白,近看是种忧郁的藕色,一歇开,一歇就落了,风吹吹,满地都是花瓣。我才刚十八九岁,一切都向着明朗的方向想,花落了只觉得美,撑开格子裙,站在樱树下拍照,没有花之落、春之逝的伤感。何况,樱花落了,理科图书馆前的桃花就开了。那是棵极大的桃树,枝丫极力张开,罩着一片平坦青绿到惹人爱怜的草地,满树粉花不杂一片叶,真真美好到令人怀疑。若是晚来一周,桃花将就看两下,目光得投向斜对面的一丛丛垂丝海棠上,那些密密绽放的轻薄小花,清淡,羞涩,低垂着少女的脸,花树也是密密挨挤在一起,围着小小一方草坪,可以躺下一人,那是个绝妙所在,极隐秘,我是偶然钻进花树发现的。坐在小草坪,花树环绕,别人发现不了我,我却可以透过枝丫看见外头的动静,最重要的是,我在里面读书、发呆,嗅着花香,花瓣就极轻极薄地落了一身,梦一般。待在垂丝海棠丛里,直到花谢,才挪到对面一排紫藤花架下,白色靠椅上,垂下一串串紫色的梦,那是成串幽暗的宁静。紫藤花开的时候,水杉全都泛绿了,穿过密集的水杉林子,向燕园走去。

去燕园的路上,会看见几棵紫荆浑身上下挂满了紫花,紧挨着的,是棵恣肆绽放的西府海棠,这两种花,差不多同时开放,颜色错杂,衬在蓝天下,油画一般。越过这一带,就是燕园了。我喜欢坐在燕园东面高处的一副石桌凳那儿,包裹在竹丛与迎春花之中,只要起得够早,就可以占据这片高地,大声念诵《论语》章句或英文,从那里看,燕园一览无余:朝西一处假山,流泻着一挂小小瀑布,下行成溪,自西向东流淌,小溪两岸堆叠起犬牙交错的假山,南面与高起的土坡相连(我曾将一只小鸡埋在那),北向与草坪相接。溪流在我坐着的石桌椅下,折向北流,最终汇聚成一方池塘,几棵大香樟树将池水倒映得斑斑斓斓。溪流池水环绕着一片平整的青绿草地,草地之北,矗着一幢三层红砖小洋楼,那是日本研究中心(如今改成灰白调,寡淡了许多)。小楼边有条小石径,植有茶花、桂树,绕过小径,就能看见两块大草坪,那是相辉堂的区域了。

我的目的地是相辉堂。其实从望道路,越过三教、一教可直通相辉堂,我却要绕这么一大圈,曲曲折折抵达那里。我去相辉堂,多是为了看电影,而电影放映季,又多在四五月。看了花开,于花树间读了书,再去看一场电影,还有什么比这一天更幸福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校园里充满“自由而无用”的氛围—也许学校围墙尚未透绿,外界压力尚未侵入校园;也许,当时的大学生,特别单纯幼稚,对未来既无过多考虑,也尚未承受生活的压力,校园,就是一个独立自由的象牙塔。当时的我,也只如花草树木,在春日阳光雨露下,自由地呼吸,蓬勃地生长。在那四年时间里,我尽着自己的喜好,海绵吸水般,饥渴地吸收知识、艺术,如水流般向着美善奔去—唯独忽略了世故的生活哲学、圆融的处世技艺、高超的攀爬手段;而时间流逝,年龄增长,我依旧没能学会这些技艺与哲学,故而别人都在进步,我却停在原处—在那样一种“自由而无用”的校园氛围下,课余活动特别多,讲座、戏剧、电影、音乐会,种种。从周三到周五晚,三教有各种讲座,随便哪一场,都挤满学生。电影是周三开始售票,周五、周六晚间放映。就是在“我的大学”里,我疯狂补看了许多世界经典电影。相辉堂就是我的电影院。

暮晚,相辉堂前的两片大草坪染上了一层橘金夕光,散着或坐或躺的人,有独自拿了本书看的,有喁喁私语的情侣,有一起过生日的姑娘们;草坪间水泥路上有打羽毛球的,也有歪歪斜斜学自行车、连人带车撞向草丛的……东草坪尽头,几排水杉最先暗下来,笼罩着一层淡淡烟紫,早晨或暮晚,我喜欢在水杉间的幽暗小路,来来回回走着,背诵着诗歌或英文。傍晚时分,有时还能见到老校长谢希德,绕着相辉堂草坪散步,头发银白,面容安详。因为病腿,她走路缓慢,一瘸一拐,却简朴雅致,同事或同学向她打招呼,她就含笑站住、应答着。她的工作自是极繁忙,据说她常搭校车上班,为了能在车上与员工随意交流。这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倡导“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办学理念,无为而治,她任上的复旦,却洋溢着生机与活力。多年后某天,我为杂志“大学的理念”专辑去采访她,为大雨所阻,竟迟到了,她丝毫没流露责备的神色,安详答完,将我送至楼梯口,我不知那时她已重病在身,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我留下的是她最后的采访录音;我每每后悔竟然迟到,大雨不是借口,也每每想起她站在楼梯口,因为智慧、宽和、慈祥而显现的从容优雅的姿影。她是我们永远的校长。周五、周六的傍晚,她站住了,会问同学:“今晚相辉堂演什么电影?”抑或者,她会与我们坐在一起,一起看电影。

相辉堂是幢两层的青灰色多功能礼堂,开学或毕业典礼,教职工大会,放电影、话剧演出或音乐会,全在那里举办。礼堂极大,放电影时依旧是满满当当座无虚席,当时没有宽屏幕,影像也并非高清,有时座位又在后面几排,论观影效果,显然与现在不能相比。但简陋的条件并不影响大家观看的热情。如今回想起,与众人挨挨挤挤一起看电影,似乎是天底下最有趣也最幸福的事。黑暗之中,即使不交流,涌动的热情也会相互传递,一起欢笑,一起哭泣,一起受到鼓舞,一起感动至于哽咽,那方小小银幕,展现出的是怎样一个神奇而辽阔的世界?音乐,色彩,光线,故事,人性,心灵与思想……看完电影,会和同学坐在草坪上激烈争论,也会和他绕着草坪走,细细分析那些经典桥段,草坪深处,有情侣暗影,有吉他弹唱,白栀子花开了,风带来浓烈馥郁的香气,若加上有月亮,就近乎完美了。

相辉堂时代,我看了许多外国电影,诸如《阿拉伯的劳伦斯》《宾虚》《桂河大桥》《乱世佳人》《西线无战事》《猎鹿者》《野战排》《莉莉玛莲》,等等,这些大多是已译制,或较普及、商业化的经典电影。大导演们的小众艺术电影,当时尚未接触,后来能够看到,归功于VCD、DVD的普及。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电影的各种艺术探索已走到了尽头(《天堂电影院》是一曲挽歌),中国电影却勃发出生机,陈凯歌、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正以其丰沛的创造力,拍出许多优秀作品,诸如《黄土地》《孩子王》《老井》《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活着》,等等。假如说世界电影的黄金时代是上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八九十年代就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除了第五代导演正处于创作巅峰,还有如我一般正在生长、如饥似渴观看电影的第六代导演,如贾樟柯(1970年生)、王小帅(1966年生)、娄烨(1965年生)、姜文(1963年生)、张元(1963年生)等。可惜中国电影艺术勃发的春天,仅仅十年,与世界电影接轨的同时,也一并卷入90年代后期消费主义技术主义大潮,更兼别有缘故。

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是我整个读书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一部影片。当时,影片刚刚在香港上映,大陆这边尚未公演,不知是谁又是从哪里获得拷贝,我们就在研究生礼堂观看。环境非常嘈杂,音响效果又极差,我在最后一排,总被前面的同学挡住,就索性站起来看完了电影。震撼!无法用别的词语来形容我的感受。后来,我又看过几遍,才能比较全面地分析这部电影。我清楚地记得:

程蝶衣说:“什么是从一而终?从一而终说的是一辈子。少了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段小楼回答:“你可真是不疯魔不成活啊。……我是假霸王,你是真虞姬!”

可惜,世上多的是假霸王,极少有真虞姬。一旦情形变化,假霸王立马脱下戏服去卖西瓜,不断妥协、原谅自己的结果,便是从此败坏与堕落,再也无法向上。故而,后来他们互相揭发,程蝶衣嘶哑着嗓子含泪悲愤地说:

你当是小人作乱,祸从天降。是咱们自个一步步、一步步走到这个田地的,报应啊……

当他和段小楼都化了舞台妆被抓去,旁人皆胆战心惊,唯独他冲到师哥跟前为他勾勒脸谱,任何时候,霸王的脸谱都要“美”,这才是顶顶要紧的。直到他惊诧地听段小楼对他的“揭发”,才黯然神伤叫道:

你们都在骗我——我也揭发,我揭发姹紫嫣红,我揭发断垣残壁——

看到这里,怎能不泪眼婆娑?程蝶衣这一辈子,太热爱他为之生死存亡的虞姬,太热爱这些“姹紫嫣红”“断垣残壁”的美,这就是他的罪,他不与众人苟合,按照菊仙说的,就是他与这个世道的“别扭”。

因为这部影片,我认识了张国荣。从一而终的张国荣。若非张国荣的精湛演绎,《霸王别姬》虽构思精致、沉郁厚重,效果也要大打折扣。张国荣、程蝶衣、虞姬的姿影融在一起,都是为艺术而艺术,为爱情而爱情。这也是我的追求与热爱。故而,我找到张国荣的大部分影片来看,他是为每个角色而生的:《阿飞正传》中那只“一出生就死去的鸟”,颓废想飞而不能的浪人旭仔;《春光乍泻》里总将“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挂在嘴上的何宝荣;《夜半歌声》中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多情宋丹平;《胭脂扣》里难为情死却敢偷生的十二少;《霸王别姬》中那个戏痴戏疯子程蝶衣……都是张国荣自己。真挚的,多情的,妖娆的,妩媚的,眼神迷惘的,颓废沉郁的,他为男人倾国倾城,也为女人倾国倾城。《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最契合他从一而终为爱情为艺术的精神。若干年后,张国荣如《阿飞正传》里那只疲倦飞鸟,自空中坠落,据说,其他都摔碎了,唯面色完好。“不疯魔不成活”啊,有了虞姬的死,这“姹紫嫣红”“断垣残壁”的爱与美才有了微茫的希望,这“四面楚歌”的霸王才有了千古传唱的可能。至少还有一个虞姬!

4

盛夏白昼,阳光炽烈,暑气蒸腾。在城市的堡垒中,每个窗户就是一个洞穴,我们,一个一个原子,缩在某个洞穴,相互隔绝,互不相通。既无引领者携带穿越各种苦刑,连制造幻象的人也不曾见到。于是我关闭门窗、拉上窗帘,为自己营造一个密闭的单人影院—用一台糖果盒大小的投影仪,将电影投到一堵白墙上,在“屏幕”变幻的光色里,我进入到影像世界中,触摸那些动人面孔,试图抵达那些伟大导演的秘密内心—

我沉浸在独属于伯格曼的魔幻世界中,体会他的焦灼、紧张、幻觉,一个现代人的孤独感,精神的分裂隔绝,对宗教的恐惧痴迷,对情感的极端渴求,渴望抚慰、爱人与被爱……我试图贴近他,好像贴近我自己,试图倾听他的喃喃絮语,好像倾听自己内心……内心如深湖,如潮涌,如火山喷发……

我追随塔可夫斯基的摄影机眼:大风撼动枝叶起伏、荞麦田奇迹的战栗的瞬间,隐约锯木声、纽扣掉落地板的有魂灵的声音,雨漏过窗台、渗进地板,渐暗的背景、起伏的白纱帘,巴赫、达·芬奇在流动的影像中,焦灼的内心、莫名的恐惧、死亡与再生,神秘的宗教气息,蓝灰、暗绿或深褐色调,长镜头缓慢而通透地追寻、穿越俄罗斯忧郁而诗性的大地,骏马,水草,富有节奏地呼吸着的时间……追随塔可夫斯基的“眼睛”,如此幸福又痛苦。

我痴迷于小津安二郎的静而不寂、默而有声:阳光倾斜,在移门、窗户几经折叠,投入室内,光线显得特别透明,与格窗、白色窗纱、窗前的花草,以及门窗外被光线雕刻的颤动的竹枝影子,形成一种空而不寂、不动如流的感觉。在貌似静默的空镜头中,微妙难言的情绪,悄然传达。

我如同埃里克·侯麦,午后三点钟坐在巴黎的咖啡馆吃点心,从咖啡馆望出去,窗外所有的一切都是迷人的,街道、车、人,尤其是女人。在这样散漫的午后,她们,孤独的、焦虑的、心事重重的、安详的、匆忙的、有伴侣在身边甜蜜走过的,全都那么迷人……我既是一个被侯麦呈现的女子,又是一个旁观者,还是一个阅读者,我有着他的女人们所有的痴迷与困惑、期待与失落、爱与被爱的渴望。

……

什么是真?眼所见,耳所闻,我现实经历过的是真的呢,抑或屏幕上呈现的影像是真的?生活是真呢,抑或梦幻是真?有时,我更相信后者。

“过去的真实画面一闪而过。”本雅明如是说。掐断光柱,影像消失,记忆中断,时间不再延续,一切如梦似幻。而定格的画面,又似乎将瞬间凝固成永恒。

21世纪,人类朝着进步道路一日千里、头也不回地狂奔着,斯芬克斯不再站在路边等待俄狄甫斯,他张着技术的翅膀快乐地翱翔于黑暗天空。我这粒微小的原子,深深恐惧于随时被吞没进黑暗宇宙的可能,于是试图在胶片中,在影像的黄昏里,重温逝去的时光,电影,好似黑暗中闪耀的一点点星光,一束束微暗的火,我观看电影,接近光与火—在电影中,穿越时空,经历重大事件,为情所感泪流满面,我有千百种身份,死过千百次,又复活了千百次。

但本雅明又说:“没有一首诗是为读者而写,没有一幅画是为观看者而画,没有一部交响乐是为听众演奏。”因此,没有一部电影是为观众诞生的。唯其如此,每一个观众,都在重新创造一部电影。

我在我的电影院里,再造一个世界。

《天堂电影院》中的萨尔瓦多,一个人陷落在黑暗中,观看那个老去的西西里小镇电影放映师,将无数剪切下来的“吻戏”胶片连接成一部完整的电影。那么多的吻,喜悦的、含满泪水的、充满渴望的、离别无限伤心的,在沙滩边、草丛里、礁石上、树林中,那么多的吻……我在我的电影院中,感受那么多的爱,那么多悲伤焦灼,那么多同情与怜悯,那么多不一样的瞬间而永恒美好的人生,那么短暂,那么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