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曾攀，文学博士，《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近年在《南方文坛》《扬子江文学评论》《小说评论》《现代中文学刊》《文艺争鸣》《当代文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上海文化》《上海文学》等发表文章近百篇。文章多次被《人大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文摘》等全文转载。著有《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人间集——文学与历史的生活世界》《面向世界的对话者——乐黛云传》等，参与主编《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1958—2018）》《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等大型丛书。

01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巴金在抗战期间的散文创作，涉及他战时出版的散文集如《短简》《控诉》《旅途通讯》《黑土》《废园外》等。而所谓战时，对于巴金个人而言，主要包括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期间的散文写作，之所以将这段时间巴金的散文创作称为“抒情的迁移”，从大的方面来谈，主要从内部与外部两个层面进行考虑：一方面是从巴金战时散文的文本内部，往往存在着种种反向认知抒情形态的发生、运行与转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巴金散文中与战局、时局对应的抒情形态，其往往直接传递出感情的关切和关怀，将个人意绪情思寄寓于历史的变迁之中。

20世纪以来，中国的抒情传统就在现代文学中不断发抒，普实克1957年的《现代中国文学的主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指出中国新文学从抒情到史诗之变，“但普实克的观察有其复杂之处。他又认为‘史诗的’文学之得以兴起,有赖世纪之交文学秩序的解散,而这一解散得力于创作者主观意识和个人主义的萌发。吊诡的是，他强调所谓的主观意识和个人主义与其说是西方资源的输入，不如说是传统中国抒情诗学的下放。以往在精英话语中循环的抒情符码现在被挪至一个更广阔的,名为史诗的语境中，但并不因此失去其感时观物的命名力量。”抒情与史诗，两者并非截然有别，传统文化的“抒情”因素一直流播至20世纪内忧外患的中国，并产生了诸多新变。陈世骧的《中国抒情传统》《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等著述，以及高友工等学者的系统性阐发，再到后之来者的李欧梵、王德威、陈国球等人的开拓，关于现代中国的“抒情传统”已经愈发开阔。

在巴金的散文写作中，抒情并非不言自明的，而有其独特的生成机制与效用机制。“相形之下，只要对中国文学、思想传统稍有涉猎,我们即可知晚清、‘五四’语境下的‘抒情’含义远过于此。‘抒情’不仅标示一种文类风格而已，更指向一组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官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形式，因此对西方启蒙、浪漫主义以降的情感论述可以提供极大的对话余地。”⑴尤其是巴金的战时散文，在情感生成的内在机制、历史叙述的时空流转与抒情主体的精神构架方面，都表现了独异的个性。从文本外部看，巴金的战时散文创作，凸显了国度的跨越、有从个人到群体的发展、有虚实变化的多重维度的结合，由是创生出独特的美学话语构建，如是这般向外延伸的抒情模式，使内外结合疏密有致，相互贯通，在“无常”的境况与“有情”的抒情之中，构成了现代中国散文发展的新形态。

02

在巴金的战时散文中，一方面是反面的充满悲哀的“无常”，战争导致的人民生灵涂炭、流离失所，尤其是内心的悲楚和哀恸，打碎了“日常”生活的精神流动。如《爱尔克的灯光》：“然而人的安排终于被‘偶然’毁坏了。这应该是一个‘意外’。但是这‘意外’却毫无怜悯地打击了年轻的心。”另一方面，则是正面的充满鼓舞的“无常”：“忽然在前面田野里一片绿的蚕豆和黄的菜花中间，我仿佛又看见了一线光，一个亮，这还是我常常看见的灯光。这不会是爱尔克的灯里照出来的，我那个可怜的姐姐已经死去了。这一定是我的心灵的灯，它永远给我指示我应该走的路。”灯光固然是一种隐喻，在暗无天日的战时历史中，需要照亮前路的光源。在巴金的战时散文中，“无常”是一种常态，战争的、人事的、命运的常态在特殊的时代境况中被扭转，甚而说，“无常”成为了战时情状下之常态，然而在巴金那里，这样的外在状态时常转圜为一种“有情”的观照。答应了姐姐回来看她并且相信自己的诺言可以兑现的巴金，在离家不到一年的光景，就收到了姐姐不幸逝世的噩耗。他认为这个“偶然”是“意外”，只想把它当成是一个“意外”。然而，这个“意外”让时隔多年返乡的巴金的心情变得更为沉重。物是人非，对姐姐的怀念只能化作梦里的一盏灯。思念姐姐，思念家人，是对充满悲哀的“无常”的“有情”观照。而对正面的“无常”的“情”，则从批判封建家庭的陈规陋习中体现出来。“长宜子孙”扼杀了年轻一代，祖父为他们创造了家业，临死还为儿孙安排周到的生活。“长宜子孙”历经几番风雨不曾褪色，是封建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财富容易消弭年轻的灵魂，拥有生活技能、崇高理想才是子孙后代繁荣发展的长久之计。“浪费，浪费，还是那许多不必要的浪费——生命、经历、感情、财富，甚至欢笑和眼泪。我去的时候是这样，回来时看见的还是一样的情形。”⑵用财富来维系子孙后代的发展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他们失去了追逐人生的乐趣，“我”匆匆来了，也匆匆离去。远处有明灯等待着我，为“我”的前进指引方向。封禁观念无法囚禁有坚定信念的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让作者带着喜悦之情冲破封建家庭的禁锢离开。“巴金散文始终以情感波澜的渲泄和奔流为本色。他的散文，无一不是炽热的情感与生活交汇熔炼的结晶。他的情感是无尽的源流，一旦打开闸门，就会飞流直下，一泻千里，任凭什么力量也不能把它阻遏住。情感的大潮，产生了巴金散文的动力。凭借它，巴金散文才成了一条滔滔不绝的，向着无穷无尽的生命之海喧啸着，奔腾着的江河。”⑶因而可以说，情绪的涌动在巴金散文中是一个重要的表达形式，他往往从抒情主体的观感与感知出发，通过景、物、人、事的交融触动，一层层打开情感的与激情的内核，最终达到情感修辞的适当之处。

《废园外》是通过“无常”传达“有情”的经典。抒情主体于散步时无意间又走到了墙的缺口处，从缺口望去，欣欣向荣的后面却是一片悲凉之景：楼房倾塌，花园变成了废墟。巴金用勃勃生机之景来反衬日军轰炸后的荒凉，本应是享受天伦之乐的人们，转瞬间就被敌人无情地摧毁了他们的家园。“但是望着一园花树，想到关闭在这个园子里的寂寞的青春，我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搔着似的。连这个安静的地方，连这个渺小的生命，也不为那些太阳旗的空中武士所宽容。”花儿依旧在，人已非往昔。悲哀的“无常”从别人口中听来，从“我”眼中看到，心中的刺痛已经不是眼前的绿色可以舒缓。面对战火，人们是渺小的，是最不能经受摧残的群体。通过描写这些悲哀的“无常”，他细腻地传达了对弱小生命的惋惜以及对战争的厌恶、对日军暴行的强烈愤恨之情。巴金没有直接描写战争的残暴，而是从年轻的生命的逝去切入，以此控诉暴君的罪行。不能永远停留在悲伤中，头顶滑落的雨滴把他从黑暗中拉回到现实。“脸颊上一点冷，一滴湿。我仰头看，落雨了。这不是梦。我不能长久立在大雨中。我应该回家了。那是刚刚被震坏的家，屋里到处都漏雨。”⑷同时，这也是巴金对人们的点醒：我们需要赶紧从悲苦中走出来，不能任人随意践踏，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要团结起来反抗黑暗和邪恶，这是战争的流毒在戕害人们的生命，而抒情者巴金的情绪也随着情节的推进愈发激越。

革命战争时期，巴金对死亡有了新的体悟与思考。《死》中没有畏惧死亡，没有感慨死亡，而是从“死”中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寄寓了他要实现人生意义、活出自己的可期之情。“我用了‘放心地’三个字，别人也许觉得奇怪。但实际上紧张的心情突然松弛了，什么留恋、耽心、恐怖、悔恨、希望，一刹那间全都消失得干干净净，那时心中确实是空无一物。”⑸对于很多人来说，死亡可能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但是，历经无数次的意外，“我”都存活下来了，使他对“死”有了不一样的看法。炮弹随时会从天而降，穿透屋顶，砸落头上，这时的“我”更多的是拥有了一种得以解放、解脱的心态，紧绷了无数次的弦终于可以放下。全文围绕“死”说了多个话题，有幻想的“死”，有加本特对“死”的描述，有“死而复生”的真实显现，还有古田大次郎的《死之忏悔》。“我”虽然说了很多关于“死”的话，但是还想活，“我”还想看见阳光、天空，春光、秋景。巴金先生的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渲染死的恐怖，也不是赞叹死，而是给人们传达一种信念：有限的生命，无限的价值。我们无法控制悲哀的事情的发生，但是我们可以在它的到来之前，在有限的生命中绽放光彩。继《死》后，巴金阐述了对生的认识。《生》中阐明了他对“生”的理解，每个人都要认识自我，实现自我。他认为，生命如流水般，一旦有了开始，它就一直在运动，一直在创造。“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⑹这是巴金从正面鼓舞人们要发现自己，寻求自己的亮点。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间轴上生息、奋进，聚焦个人体验，实现人生价值。这是巴金散文中常见的正面抒情，召唤人们有目标、做奉献，在其中建立自我及主体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价值是建立于死的威胁与生之搏斗之上的，因而其精神的强度和生命的硬度层面都呈现出非同一般的状况。

巴金作为战争亲历者的“体验”并不是简单的个人经历，而是如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体验”不仅是“直接性”的“只是为解释提供线索、为创作提供素材”，而且应当具有“一种新的存在状态”（Seinsstand），“显然，对‘体验’一词的构造是以两个方面意义为根据的：一方面是直接性，这种直接性先于所有解释、处理或传达而存在，并且只是为解释提供线索、为创作提供素材；另一方面是由直接性中获得的收获，即直接性留存下来的结果。……如果某个东西不仅被经历过，而且它的经历存在还获得一种使自身具有继续存在意义的特征，那么这种东西就属于体验。”⑺对于巴金和他的战时散文创作而言，那就是在地理/情感/美学迁移中的战时抒情形式建构。巴金从上海到桂林、昆明、成都、重庆等，其行迹及散文自身叙述的铺衍，正是以一种文本的抒情的迁移，印证革命的行旅的曲折多变，更表征现代中国的跌宕起伏，不同的地方性书写间杂着战争所反射出来的普遍性的精神情绪，在巴金的散文中呈现出既相对稳定的情感基调，同时又由于行旅和迁徙的差异，具备了更为丰富复杂的质地。如《桂林的微雨》《贵阳短简》等，记录了巴金在桂林、贵阳等地的经历，多为目睹了各地的革命情况。在《贵阳短简》中，巴金体验了贵阳午后阳光的灿烂，夜晚美丽的星天，还有热闹的街道，可是，这仍然阻挡不了人们逃离的步伐。“大家抢先恐后地挤到一个无形的热海里去洗一回澡。头上是汗，心里是火，大家热在一起，大家在争取时间，大家在动，在战斗。大家都疯了。”⑻人们为了离开，需要经过无数漫长的等待；为了离开，需要搭上无数的痛苦；为了离开，甚至斗殴起来。在等待中，人们情绪失衡了，确乎如此，战争状态下的漫漫长路，背负着生命艰困的行旅之路更是不易，从巴金的战时散文中，也体会到了民众的苦难，这成为了巴金写作的丰富材料来源。在这个过程中，巴金以抒情的笔墨将苦难加以引渡，这是非常艰难的，也并非都是有效的，现实的苦闷并非通过文字的抒发就能排解，尤其战争中的精神困境，文学甚至往往只能敲敲边鼓，略为抚慰。在《月夜鬼哭》中，巴金直接描述了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并对之进行控诉，在巴金的散文中，还有另一层更为深切的关心，他时常能够通过自身的叙写形态，游走入历史的深处，一方面是揭示战争的现实并揭示未来之期冀，点亮明灯之指示；另一方面则是对人们的砥砺鼓舞，是充满人性的关怀和生命的悲悯，透露出非常强有力的生存意志。也正是如此，巴金的战时散文具有非常强烈的精神引渡之功能，而且其中如金子般的意志和情感，在整个抗战文学史中，都是非常值得珍视的。

03

时间的迁移所形成的新的历史意识与当代关怀，构成了巴金战时抒情的最重要的形态。那么关键的问题就在这里，在“无常”的战争情势下，散文的或说文学的形态是如何参与其中的，文本与语辞内部的运转又怎样参与到“抒情的引渡”之中，这是重中之重的问题。在《桂林的微雨》中，巴金说到：“这个响亮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梦。我回顾四周，没有朋友，没有守夜的人。现在不是在夜间，我也不要找人和物件。我不要到这里来。但是回忆把我不知不觉地引到这里来了。”⑼白日与黑夜、回忆与畅望、历史与当代，在与时间无尽的周旋中，吐露情感。在这个过程中，巴金的情感仿佛从流动的时间与自然的迁移中脱落，从而使得巴金的战时抒情，既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又充满现实的关切。更重要的，我们明知道巴金在战时的书写必定附着种种诉求和情绪，整体的抒情却又是如此的自然贴切。可以说，综观巴金的战时散文，其情感生发的自觉意识是如此的浓郁而强烈，然而丝毫不着刻意为之的痕迹，这其中存在着一种章法自在的抒情形态。

而且，巴金散文中还表现出动荡与迁徙中的在场感与亲历性。巴金抗战时期的散文并不由于情绪的宣泄和情感的抒发，而丧失逻辑与文法，现实的困境并没有将文学内在的话语讲述和情绪发抒阻隔，相反，外在的刺激成为了文本内部涌动之情感的一个重要出口；在这样的境况中，巴金散文的文体与美学自觉，往往蕴蓄于内在的情绪、大众的情感与家国的情怀之中，散文文本内部的时间/空间流动与情绪/情感推移紧密勾连，从而具备了更浓郁的情感和更阔大的格局。从生活场景到社会场景，再到战争景象，现实的与虚幻的镜像叠加。成为了巴金战时散文的抒情模式。甚至，我将之命名为一种“迁移的迷阵”，在迷阵中牵引自我，觅出方向，尤其是建构出了一种逐级向上的抒情样式。

如《从南京回上海》，巴金从上海到南京，再从南京返回上海，这期间蕴含着他复杂纠葛的情感。这篇散文中的时间叙述得很清晰，“一月二十九日早晨四点钟”“二十九日过去了，三十日也过去了”“三十一日的早晨”“二月一日早晨”，可以说，随着文本时间的推移，作者的情绪也不断发生变化。相较于南京的安静、寂寞，上海传来的悲惨画面，使巴金渴望早日回到上海。从一开始地慢慢寻找机会回上海，到后来的有途径时就立马动身的急迫，渗透着他深深的责任情感——与大家同呼吸、共命运。“不是打算在必要时交出自己的生命，就是准备做一个难民，等候慈善家来收容。”⑽巴金在回答朋友见面的问题唏嘘感慨，其中凸显出极为浓郁的情感流动。战火无情，巴金将个人感情投入到抗日战争环境中，一同抗战，全民族抗战，而不是坐以待毙，更不是讨取可怜，其中既有着种种个体的意志精神于其中，同时又始终贯穿着国家民族的情感，因此，寄寓其间的悲痛事实上不断求得更多的共鸣。在南京，“我”常去旅馆旁边的贴满电讯的地方关注上海的消息；人们没有受到影响，准备过年；电影院开映巨片；饭店坐满了客人……然而，上海传来的是罄竹难书的日军残杀讯息，市民被无辜杀害，房子被焚烧，对人们带来的只有无尽的痛苦，憎恨的根深深扎进“我”的心里。南京生活一派祥和，而上海却是惨不忍睹的侵略场景，空间切换对比，是对草菅人命的侵略者的厌恶，是对顽强抗战人民的敬佩，还有自己“隔岸观火”的无奈。“烧吧，让它痛苦地烧吧。让它烧热我的血，烧热我的血来洒到那些屠杀者、侵略者的脸上。”⑾黑烟弥漫在上海的天空中，痛惜的感情已经殆尽，然而在这种条件下，奔腾的热血却在身上流淌，确乎要将充满哀怨与悲愤的感情转变为誓死拼搏的坚韧，把对人民与祖国的挚爱书写得淋漓尽致。

不仅如此，巴金散文文本内部的情感、情绪与情思的迁移同样值得注意。细读巴金的战时散文，抒情的迁移，最后不是幻灭，而是引向理性，引向生之坚毅，承载着不可消解的信念甚或是信仰，正如《在泸县》中写下的：“一个中国的城市在废墟上活起来了，它不断地生长，发达。任何野蛮的力量都不能毁灭它。我怀着这个信念回到了船上。”⑿这个也关涉到巴金的思想一贯性，其中的美学的“迁徙”，一直流播至后来的《随想录》等作品。可以说，从文本内部而言，巴金战时散文的所谓“抒情的迁移”，构成了充实的文体结构、宽广的叙事视野与丰赡的抒情形态，并进而延伸至外部的“迁移”，内外贯通、彼此勾连，当牵扯到外部时，则涉及到如下几个维度的“抒情的迁移”：首先是跨越国土的迁移，在《黑土》中可以找到印证，其中借中国茶房的嘴讲述了一个俄国人对着黑土垂泪的故事。朋友看过这样的场景，“我”也在法国影片里看到类似的场面。“那黑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地在眼前伸展出去，成了一片无垠的大草原，沉默的，坚强的，连续不断的，孕育着一切的，在那上面动着无数的黑影，沉默的，坚强的，劳苦的……”⒀俄罗斯的土地孕育了朴素的俄罗斯人民，而作者流落别国，心里却记挂着国家的土地，体悟着国土的气息，那一堆黑土应该还蕴含着小草的芬芳……人从哪里来，总会想着回到哪里去。我们从红色而温厚的土地中来，终归要回到土地，回到祖国，回到母亲的怀抱中，这是每个国家儿女的心之所往。尽管生活再糟糕，有“黑土”伴随，就有希望可言。俄罗斯有“黑土”，我们祖国的南方有“红土”。看着俄罗斯人对着“黑土”垂泪，不禁让巴金回忆起南方“耀眼的红土”。黑土带给俄罗斯人希望，红土给巴金带来独异的生活回忆。在红土上，“我们”尽兴讨论着令人热血沸腾的话题，大家充满着献身的热情。阴暗的房间里，有着照亮他们前路的明灯。俄罗斯的“黑土”和中国南方的“红土”都是一样的，它们都能给国人带来希望，只是洒落在世界的不同纬度。用外来“黑土”抒发对“红土”上的自由、充满希望之情，内外相勾连。第二个维度的迁移体现在群体上。有自我牺牲意识的巴金先生把群体利益放在了个人利益之前。“在这里每个人都不会为他个人的事情烦心，每个人都没有一点顾忌。我们的目标是‘群’，是‘事业’；我们的口号是‘坦白’。”在太阳底下走十多里路，汗流浃背，他们没人顾及自己的难受之情，只知道“我们”要去那个陌生的地方，那里充满新奇，满是前路的期望。陌生的地方，熟悉的人，谈话让他们愈加兴奋。他们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大家说话坦诚相见，从陌生到熟悉，成为了兄弟姐妹，再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时也变得单纯、贴切。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忘记一切阴影，朝着远方的胜利出发。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只有团结起来，以朝气蓬勃的态度才足以抵抗外部侵略。在《生》中，巴金认为，人生在社会，为他人奉献，生命才有意义。在黑暗的年代，奉献自己、牺牲自己，也是实现人格尊严和价值的一种道路选择。巴金亲眼看见过日军轰炸的情景，亲眼目睹血肉横飞的惨状，亲眼望见同胞的恐慌逃跑。对于一位只能用笔来为战场贡献的作家来说，何等痛心与无奈。这样，个人的利益在这个关头变得无足轻重，民众的利益才是首位的。“友爱包围着我，也包围着这里的每一个人。这是相互的，而且是自发的。”从“我”起，从大家起，鼓舞大众站起来，未来可期。不仅是巴金认为这个民族的未来是有希望的，还有一群热血的青年，抑或有更多的平民百姓建立在共情上奋战，表现了民族的团结之情。

第三个维度的迁移则是虚实迁移。在巴金的作品中，“红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地伸展出去，成了一片无垠的大原野，在这孕育着一切的土地上活动着无数真挚的、勇敢的年轻人的影子。我认识他们，他们是我的朋友。”⒁作者在回忆南国红土上发生的事情，眼前浮现的红土感动了他的内心。时代更迭，瞬息万变，如今的青年敢于冲破内心的藩篱，内心虽有恐惧但毫不犹豫，敢于在风雨飘摇的乱战中传达自己内心的想法。红土飘曳的场景是幻想的，但青年朋友的激情是真实的，那片红土激励着“我们”，动荡会过去，持久抗战、永葆磅礴气势，慌乱会远去。描写幻想的场景语言朴素自然，是对南方土地最真实的感受，抒发了对朋友的怀念以及他们依然在作战的欣慰之情。不管是什么维度的迁移，贯穿全文的中心只有一个：巴金的爱国情怀。巴金谈到他的创作说，不想用血淋淋、悲惨的画面去折磨读者，通过人物、生活、命运来表现社会现实，以此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且每篇文章都有一个情感的中心，在《黑土》中，贯穿全文的中心就是：“我”爱这个民族，“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里的人民，这样的爱恋通过巴金的抒情话语不断升华，涤荡灵魂，召唤人心。

04

在巴金的战时散文中，摧毁生灵的战争带来的悲戚的人事与悲哀的情境，由丰盈的主体进行吸纳与吐露。在这个过程里，一个丰盈的“看”的个体，演变成有着自我体验的现代主体，从而构成一个形而上的抒情装置，引导出新的具有引渡功能的精神文化形态。《在泸县》这篇散文是巴金在重庆追述四川泸县的情境：“这个不设防城市的毁灭必然包含无数凶残的暴行，烧夷弹点燃的烈火一定会像嗜血猛兽似的吞食了许多人的血肉。这都是说着我熟习的语言、过着我熟习的生活的人们的血。血涂在墙上，血也涂在我的心上，是这些人的血自己在向我讲话，是这些人的血自己在叫喊复仇。”⒂激越的情绪在巴金的散文中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表达形态，这样的情思经常长久的蕴蓄，在一瞬间奔涌而出，构成巴金战时抒情的另一重境界；散文《灯》则以灯光酝酿和触发感情，进而凝聚力量趋向光明。然而，细细想来，以“灯”而达致希望，似乎是颇为虚妄的。但是巴金的灯，勾连思绪、牵引人事，化无为有，游虚入实。从而生成了一种强烈的情感力量。

收录于《旅途通讯》中的《在广州》，巴金讲述了在广州感受到炸弹袭来的经历。伴随警报声的到来，你永远不知道头顶的飞机什么时候会扔下炸弹，你永远不知道它会落在什么地方。面对炸弹的掉落，巴金以极其冷静的文字来叙述他的生活活动。“我在这里用‘震撼’二字自然不恰当，因为房间不过微微摇动一下，我还觉得一股风吹到我的腿上，别的就没有什么了。”他认为用“震撼”形容炸弹的落下过于夸张了，只是轻微的摇动。面对轰炸的大无畏，更加突显爆炸的平常，仿佛与死为伍。冷静之余，巴金先生还是走向了“灾区”。悲惨的故事从朋友口中得知：一个人从地上爬起来拾起自己的断臂接在伤口上托着跑；一个坐在地上的母亲只剩了半边脸；手里还抱着她的无头的婴儿。惨不忍睹的“灾区”：房屋断壁残垣，家人“流落四方”。但是这个城市给了作者镇静体验，不怕死，炸弹过后，街市还是往常一般热闹。从出版社到咖啡厅，再到出版社，都不断有飞机在上空盘旋。可是，这个城市的人民就是那么地倔强，“风雨过后”依然可以从容生活，巴金在早晨被警报声惊醒后依然可以沉沉睡去。这是广州这个城市给巴金带来的生活体验。

然而，战争带来的悲惨不言而喻，巴金无奈中接受了这种紧张的空气，需要冷静地去接受生活中要面对的一切，并且他还要告诉读者：人要成长，人要接受现实，最终实现一种精神摆渡。另一篇同样收录在《旅途通讯》中的《在轰炸中过的日子》，也是巴金先生的广州经历描述。“有一次警报来时我看见十几个壮丁立在树下，十分钟以后在那里只剩下几堆血肉。有一个早晨我在巷口的草地上徘徊，过了一刻钟那里就躺着一个肠肚流出的垂死的平民。晚上在那个地方放了三口棺材，棺前三支蜡烛的微光凄惨地摇晃。一个中年妇人在棺前哀哭。”⒃从自我体验中抒发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对未来生活寄予无限厚望：战争结局固然悲惨，它们都带着阴郁、衰败的气息，但是，战争过后，我们依然要生活。他对现实生活进行了深切思考：炸断老树可以长出新芽，那么，这个城市被炸后也可以重新焕发生机，新的房屋会被建好来替代炸毁的旧房屋，大街会热闹起来，人潮涌动。这个城市给了巴金不一样的生活体验，给了巴金生活的信心。他十分满意这个城市，即使在动乱的时代，依旧可以进行创作出版工作。在这种特殊的体验下，巴金还锻造了自己的乐观情绪：我们多做好一件事情觉得心情畅快，于是兴高采烈地往咖啡店或茶室去坐一个钟头，然后回家睡觉，等待第二天的炸弹来粉碎我们的肉体。展现自己面对不确定的积极态度，是对大众的一种关爱，社会意识得以呈现。巴金在文末还提到，机器未停止转动，我们也要转动起来，这是他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通过形象的与画面的描写，把灾难下的人们的生活苦难充分展现出来，同时也是对日军野蛮行为的仇恨悲愤，家国情仇汇于一处，构成了巴金战时散文最深切厚重的肌理。

“既然在‘现代’的情境里谈抒情传统,我们就无从为这一传统划下起讫的时间表，也无法规避西方理论所带来的冲击。更重要的，抒情传统所召唤的历史意识必须持续与时空经验里的——而非只是本体论的—‘当下此刻’相互印证。”⒄巴金战时散文中透露出来的，是一种真切的在场，不仅仅局限于自身的某种“本体论”，当然这是其整体立意抒情的基础，但更重要的地方还在于“当下此刻”，更在乎深远广大的国族命运和生命关切。可以说，巴金的战时散文，代表了现代散文抒情形态在三四十年代的抒情转向与美学流变。巴金继承了五四以来的论理文、演说文、杂文、美文、小品文等并有所超越，其中不是知识的堆叠与理性的铺展，不仅是美的感知与爱的烘托，也不局限于简单的观看和冷峻的论析，而是置身其间的感知和诉说，有过往也有当下，有现状也有幻像，在抒情形态上隔离歇斯底里的呐喊，避开复仇情绪的肆意蔓延，以浓郁的心绪统摄冷静的控诉，最终构成一种真与善、爱与痛、悲怀与怜悯同在的抒情形式。展现了战时抒情最高的艺术水准，也代表了现代散文的历史新变，进而建构了一种战时抒情的新范式。考察巴金战时散文文本中的“无常”与“有情”，既呈现了一种现代中国散文写作的抒情形态与美学嬗变，构筑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谱系；而且映照出近现代以来的革命史与战争史，辐射20世纪中国的文化史，更是百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的重要表征。

参考文献

⑴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三联书店2010年，第14、5页。

⑵巴金：《爱尔克的灯光》，载巴金《散文随笔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97页。

⑶冒听、庄汉新：《奔向生命之海的激流——巴金散文论》，《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

⑷巴金：《废园外》，载巴金《散文随笔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38页。

⑸巴金《梦与醉》，东方出版中心，上海，2017年8月第1版：4-5页。

⑹巴金《梦与醉》，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第48页。

⑺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⑻巴金：《贵阳短简》，载巴金《散文随笔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82页。

⑼巴金《旅途通讯》，东方出版中心， 2017年，第161页。

⑽巴金《控诉》，东方出版中心， 2017年，第36页。

⑾巴金《控诉》，东方出版中心， 2017年，第34页。

⑿巴金：《在泸县》，见《巴金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89页。

⒀巴金《散文随笔选》，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6年，第185-186页。

⒁巴金《散文随笔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88页。

⒂巴金：《在泸县》，见《巴金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84页。

⒃巴金《旅途通讯》，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第6、18页。

⒄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三联书店2010年，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