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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学》2021年第12期|车海朋:八芒村的孩子们
来源:《青年文学》2021年第12期 | 车海朋  2021年12月29日08:13

车海朋: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小说、散文刊于《作品》《广西文学》《青年作家》《湖南文学》等杂志,有作品被《散文选刊》转载。现居广西百色。

八芒村的孩子们

文/车海朋

八芒村下起了阵雨,雨瓢泼了半个钟头,势头渐弱下来。我踏出村委楼,伸手往露天里一探,雨已完全消停,一道道浊黄的水流顺坡汩汩而下,淌过操场流去,终将汇入雄浑的驮娘江。阵雨给操场带来厚厚一层泥沙,一只篮球埋得仅剩一半,但它没有被遗弃,两个挽起裤脚的男孩把它捡走了。他们一步一颠涉过操场,两串深深的脚印,从泥沙里一直延伸进学校一楼的教室。

雨过天晴,天空如洗,蓝得无可挑剔,对门的茅山之巅几朵明亮的云,山间一道彩虹若隐若现。驮娘江发源自云南,流经广西西部山区,朝着右江、珠江奔腾而去。我们驻在江畔的村里,隔着油画般的甘蔗坡,望得见白练似的沿江公路。公路上有甲壳虫一样的工程车开过,车队过后公路上白晃晃一片,路旁的芦苇成片倒伏,又顽强地扬起。工程车是去下游八公里处,建设瓦村水电站的。

八芒村小学楼与村委楼相接,白墙红瓦,绿漆门窗,楼两侧分别建了平房,一侧是厕所,另一侧是饭堂。还差大半个月进入暑假,现在还有学生来上学。刚刚捡走篮球的两个男生,家在三公里外的中屯,因为回家路途远,他们放弃了午休,把时间节省下来打篮球。一个球,两个人投来投去,渐渐地失去了竞技性,便有些漫不经心。下午两点半,大喇叭准时播放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流行歌曲:“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八芒村迎来一天中最喧腾的时刻。歌声是催促所有回家午休的孩子赶紧回校上课的。

我们的脱贫攻坚“作战室”在一楼,后窗正对着操场。一年多来,除开假期、周末和断电的日子,我的耳膜循环了成百遍杨钰莹的歌,听完《轻轻地告诉你》,再听《山含情水含笑》,一张专辑循环往复,设若哪天换了新碟,那倒是让人感到突兀的事情。到后来即便离村在外,每到这个钟点无论身处何地,我的耳鼓里总会隐约地萦绕杨钰莹的歌,几乎成了生理性条件反射。

我们这支扶贫工作队,于二〇一八年三月到八芒村。其时小学校开设一到四年级的课程,校长姓班,三层楼,三十几个学生,四个老师教语文、数学,兼轮流给学生煮饭;每个周末,派其中一个老师进一趟县城,给学生采购“营养午餐”的食材。翌年,小学校撤掉了两个年级,只剩一、二年级,十来个孩子,校长还姓班,含他在内一共有两个老师。每日里,杨钰莹的歌依然在唱,学校却空寂下来。下午四点,学生散去,老师下班,附近的阿叔或者大婶就会运来自家的收成,笸箩里摊着红辣椒或花椒、八角,席子上铺着油茶籽、玉米棒之类,偌大的操场变为五颜六色的晒场。

我刚来驻村之初,一天大伙正在布置脱贫攻坚“作战室”,窗子突然被撞开,窗外无一人影,大概是风撞开的。不一会儿,窗口突然探出几张小脸,村主任韦志同一挥手,说:“去去去,别来捣乱。”他们并不走开,直愣愣地看着我们。我说:“你们念几年级?”几个小脑瓜活泛起来,相互纠正着对方:“那是电脑……那是打印机……那又是传真机……”我说:“你们可以进来参观。”于是四五个孩子拐过墙角,从正门鱼贯而入,这里摸摸,那儿瞅瞅。一个矮个子女孩瞪着大眼睛,看着墙上我的工作牌,一字一顿地念道:“第、一、书、记。”然后大着胆子问我:“你是干部吗?”韦志同要赶他们走,我摆摆手,然后对小女孩说:“对呀,我是村干部。”

“你们村的黄志强又跑了。”一天,初中校长打电话到村委,让我们帮忙寻找黄志强。我和扶贫工作队队员老林、小罗慌了手脚。脱贫攻坚的教育目标,是九年义务教育控辍保学,一个都不能少,一个村只要辍学一人,即视为工作队的失职,下一次县里发通报,是要上黑榜的。辍学劝返,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上半年,邻村有个男孩初二辍学,跑到珠海进了工厂,工作队千里迢迢赶到珠海,跟厂方谈判才把男孩带回来。另一个村,一个初三女生厌学跑了,工作队派专人到县城去寻,软磨硬泡才拉回学校,十五六岁的孩子竟已经订婚。

八芒村的初一学生黄志强,两年前其父意外离世,家里有妈妈和一个哥哥,还瘫着爷爷。从个人良心而言,即使非职责所在,我也不愿意一个孩子在这个年纪辍学。村主任韦志同很淡定,说这孩子不是第一次跑了。我问怎么办。韦志同说,上他家。我们即刻出发。

路边,远远地看到一个人,花衬衫,长头发,乍一看是个女人。走近一看是个男的,并且很年轻,正蹲在柴垛上刷抖音。韦志同对我说:“黄志坚,黄志强的哥。”那人抬头瞟一眼我们,埋头继续玩。队员小罗上前递过去一支烟,那人接过,匆匆锁了手机,叼起烟,点燃。小罗指指我说:“这是车书记。”黄志坚腾地跳下来,长发一甩,喊一声“领导好!”,手向我伸来。韦志同打掉他的手,骂了一句壮族话。黄志坚仍是嬉皮笑脸的。

关于黄志坚,我了解到,他曾报名入伍,但筛查下来了。两年前他爸走得突然,家庭失去顶梁柱,他家迅速返贫了。他就此加入打工大军去了广东,鉴于仅有小学学历,身无一技,没厂子招收他。他凭一身蛮力搬砖,钱倒也能挣,但是实在苦累。今年他又去报名参军,但是文凭这一关被卡死,他不得不又离开。农历七月十四,壮族的“鬼节”这天,他从东莞回来后决定不再走,因为建瓦村水电站,他们家的土地被征用,拿到了二十万征地补偿款,他计划用来搞运输。当前最重要的事是考驾照,按照政策,贫困户学车减免学费。黄志坚算了一笔账,学费减免,两千块钱还是要准备的,比如要给教练买红牛喝,可能还要买香烟。

聊了一会儿,黄志坚才说:“我弟在家呢。”我们松了一口气,向他家走去。是黄志强给我们开的门。他不跟人打招呼,也没别的话,默默地给每个人搬凳子,然后缩在角落一言不发。我想问他爸怎么没的,最后忍住了。韦志同用壮族话跟他沟通,他抿着嘴不理。这时一个中年妇女干活回来,冷不丁看到一屋子人,有点错愕,听完韦志同一番介绍,她才放下手中的镰刀,神情松弛下来。听黄志强妈妈说,黄志强曾逃过两次学,都逃得不远。两次逃学,都被村干部和老师苦口婆心地劝回了学校。这一次她见他又逃学回来,已经骂过他。

我看着眼前这个逃学的少年,他将头埋在膝盖间,除开脚上穿的人字拖,似乎看不出一丝丝桀骜不驯。他的哥哥黄志坚看起来桀骜不驯,这时却一直为自己念书少懊悔,喋喋不休。在这件事上,兄弟俩形成鲜明反差。黄志坚聊起他当年只读完小学就辍学,没人督促他,更没有村干部来做工作,他还暗自高兴,后来闯荡广东,才意识到学历的重要性,如今应征入伍学历不合格,又一扇门朝他关上了。他为弟弟惋惜,说:“现在上学有‘营养午餐’,还有‘雨露计划’,弟弟你是赶上了好时候啊。”他认为弟弟不回学校念书,将走上他的老路,有他后悔的一天。

黄志强在他哥哥的劝说和我们的旁敲侧击之下,说出了他这次逃学的原委。原来,这天清早黄志强刚进教室,一坐下代数老师就进来了,他盯着讲台,却并没有去听老师讲什么。他的注意力全在抽屉里,两只手扒拉着能代替牙签的尖锐物,最后摸出来一支水笔,在桌上划拉两下就伸进了嘴里。因为有一块叉烧顽固地塞在牙槽里,他要把它剔出来。一个同学转头盯着他的嘴看,哧哧地笑出来,继而引来更多同学盯着他笑。他不明所以,一咧嘴露出两排黑牙,引起哄堂大笑。课堂秩序被捣乱了,老师罚他站起来。黄志强不耐烦,一屁股坐下。老师让他出去。黄志强突然把代数课本撕了个粉碎。老师有些手足无措,去向校长反映这个问题。黄志强趁机拎起书包跑出了学校,头也没回……

了解到这个情况,我们答应向他的老师、校长反映,他不是故意扰乱课堂秩序。这次劝返出乎意料地顺利。在我们的帮助下,工作队几乎没摆什么大道理,黄志强答应回学校。末了,他在我们的劝返记录本上,歪歪斜斜地签上了他的名字。

班校长喜欢将黑色Polo衫扎进长裤里,腰上挂一提钥匙,高兴时吼一嗓子。有一次见他高兴,我说其实我也是师范生。他说教书累,还是公务员好。然后我了解到,他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师毕业就走上讲坛,已经有二十几年,从未想过改行,几次调入乡镇学校的机会他都放弃了。这时那个叫小丽的女孩又来了,定定地看墙上我的工作照,认真地问我:“你真的是干部吗?”

村里的孩子普遍没出过远门,鲜少去乡以外的地方,一些留守儿童甚至没离开过八芒村,外面的世界对于他们不过是父母打工的去处。他们说不出什么豪言壮语,甚至从不谈理想,长大这件事情本身兴许是他们的愿望。我试图让他们明白,长大后有许许多多比打工更好的工作等着他们去做。孩子们清一色讲壮族话,普通话讲得拗口,他们天性害羞内敛,只在熟人面前展露单纯开朗的一面。我们这些帮扶干部进村来,给他们递橘子苹果,他们躲得远远的不肯接拿。为了与这些孩子打成一片,我跟他们约法三章:一、可以进我们办公室参观,但不能碰资料;二、进农家书屋看书、弹电子琴、玩魔方前,要先打报告;三、女生要记住,不能进工作队员宿舍。之后的日子,村里的孩子们都管我叫“车老师”。

班校长说:“书记还真像一个老师。”

他们不会知道,多年来我确乎有一个无处安放的“孩子王”之梦,大三那年我考取的教师资格证,迄今压在抽屉里。很多场合大家聊遗憾,我的遗憾之一,是这辈子只当过两个月的老师,那还是大学里的实习期。工作数年,偶尔想到自己曾经的梦想是当老师,还是有一些失落,即使我那些毕业当上老师的同学也不会理解我的执念。我们同一轮驻村的干部队伍中,有学医的,也有英语八级的;我们约定找机会到乡里的学校去讲讲课,讲卫生课,讲英语课,我可以讲讲作文课。如能兑现,不论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支教,对于我自己也算一种慰藉。

小丽比同龄人矮半个头,刘海一绺一绺贴在额头上,不怎么洗头,穿的衣服又松又垮,猜是捡穿兄姊淘汰的衣服。有一个星期,我看她每天穿同一套校服上学,胸口现出深浅不一的油腻,问她的妈妈去哪儿了。她不答我,怎么问,她都抿着嘴。后来从班校长那儿得知,小丽出生三个月,妈妈就跑了。八芒村偏远,条件艰苦留不住人,女人想方设法往外面嫁,男子不出去闯荡,压根娶不上妻。而且一部分夫妻未领证,给那些不安分的女人落下逃婚的机会。小丽是由奶奶带大的,脑瓜里没有“妈妈”的概念,她不知母爱是什么滋味。小丽奶奶忧心忡忡,说小丽爸爸常年在广东务工,一年回来待不到一个月,等小丽读到三年级,总不能让她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婆去外面陪读吧!

小丽冬天就更不洗头了,也不梳头,每天七点睡得正香就会被奶奶叫起来,胡乱洗洗脸,就高一脚矮一脚地来上学了。傍晚放学,几个小孩背着书包走过杂货店,互相默契地停下脚步,一窝蜂地拥进店,出来时有的嘴里含着棒棒糖,有的啜着可乐,有的嘎嘣嘎嘣嚼辣条。小丽站在公路上等他们,偶尔她也进去买一袋干脆面,既当零食,也当晚餐。

这天天特冷,小丽照常穿着塑料凉鞋来上学,踢踢踏踏地走到校门口,发现气氛不对,操场上一个同学也没有,这才想起这天是周六,于是走到秋千架下荡一会儿,又到村委会门口站着,吸溜吸溜鼻涕,看着我们忙上忙下。小丽的样子,令我想起希望工程宣传画上的那个“大眼睛”女孩,想到她的家境心情有些沉重。在村里总有很多类似的时刻,让我们明白该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距下一次公益岗位申报还有一段时间,我记下了小丽爸爸的手机号码。

晓梅抱着一本厚书,靠门站着读。晓梅跟黄志强是同校、同级,但不同班。傍晚七点钟,天光擦黑,我们几个工作队成员去晓梅家“家访”。晓梅的妈妈是村妇女主任韦秀英,她有孕在身,挺着大肚子出来招呼我们进屋坐。我们夸她培养孩子有方,女儿晓梅念初一,是学校有名的语文学霸,培养出这么优秀的闺女不容易。她也认为,为了孩子,她不出门打工是值得的。晓梅这几天追着电视上的《朗读者》和《中国成语大会》看。这个年龄的孩子都追星,别的同学追鹿晗、追TFboys,她却崇拜董卿阿姨,想从电视上学知识。

晓梅家的房子是两层精装修,一楼的瓷砖贴到天花板,厨房建在旁边。村里的危房改造已完成九成以上,她家是其中之一。像韦秀英,是村里早年外出打拼、先富起来的典范。韦秀英是家中幺女,丈夫是从云南过来入赘的。婚后小两口就进城务工了,在南宁、百色等地的楼盘搞装修,最忙的时候,两人一天能挣一两千块钱。为了多挣钱,每年到了年底,往往要到腊月二十九才匆匆返乡,年货都来不及备。五六年下来钱攒够了,但是心里愧歉,苦了花甲父母。晓梅出生后,两口子便回家盖楼,丈夫管护油茶兼收购山货,她则当选为妇女主任。

晓梅由爷爷陪读,租乡政府旁边的房子住,省去往返奔波之苦。晓梅管外公叫爷爷,老人有一张古铜色的脸,看上去不显老,可晓梅背地里说爷爷“老糊涂了”,这显然是沟通有代沟之故,因为爷爷让她去考“民师”。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老人把两个女儿供读完初中(那个年代,在八芒村,初中生可算知识分子),然而没一个女儿考上“民师”,成为老人一块心病。那个年代考上“民师”,等于一只脚迈进公家门槛,毕业包分配,铁饭碗就端稳了。爷爷不知道,现在中专生不吃香了,他的观念仿佛停留在上世纪。

晓梅的爸妈开明许多,只要孩子肯念书,考什么学校,将来做什么职业,全由她自己。我们的“家访”工作结束,主人执意留我们吃晚饭。晓梅的爸爸在厨房忙碌,一会儿就蹿出了鱼香,我像只馋猫被勾进厨房。晓梅爸爸是打鱼的一把好手,驮娘江水好鱼美,他瞄准好天气,择一平缓江段撒网,翌日收网,运气好的话,鲇鱼鳜鱼罗非鱼,啥鱼都有。提起炸鱼,他十分愤然,炸药往江里一扔,嘭,水花飙起几十米高,大鱼小鱼统统翻起白肚皮;那一回黄志强的爸炸药没扔出去,结果炸翻了自己,人就这么没的。他说人应该感恩母亲河的馈赠,不能贪心,炸鱼是拿生命开玩笑,还破坏生态系统。他说出“馈赠”“生态系统”这两个词,令我觉得他很有文化,一问才知道他是中专生。自然,我们的共同语言就更多了。

当晓梅爷爷得知我是师范大学毕业,他教导晓梅“要向车老师学习”,晓梅冲爷爷扮鬼脸。我以为晓梅只会埋头念书,不似同龄的农村孩子那般皮实,其实不然,晓梅带着我们到屋后,要摘果子给我们吃。她走到一株黄皮果树下,踢掉鞋子,噌噌几下上了树,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托着她。我把晓梅上树的照片发在朋友圈,配文为:《成语大会》未来选手。

一场雨导致了断电。村里停电是常事,以至于村民们都没了脾气。我把电话打到供电所,得到的答复是电线杆倒了。倒了为什么不扶?因为天气预报说过两天还有暴雨,扶了还得倒。小学校的大喇叭安静了,工作队的冰箱变成了铁皮柜,任由五花肉发臭,青菜变黄。眼看着手机电量一格一格消失,手提电脑屏幕熄灭。我不得不到备了发电机的村民家去充电。意外的是,预报中的暴雨没有来,在路上倒是遇到了黄志坚。他仰躺在摩托车上休息。油箱圆滚滚的,黄志坚新剃的光头也圆滚滚的。见到我,他说这两天很郁闷,科目二遇到麻烦,等待驾校通知补考。这时公路尽头传来动静,他噌一下弹起来,遂看到有一辆轿车开过来,他不屑一顾地嘟囔:“两驱成个鸟,中看不中用。”再看到韦志同的五菱面包车开过来,他又撇撇嘴:“太土了,土得掉渣。”他着急拿驾照,车型都物色好了,广本SUV。他说越野车底盘高,开起来剽悍。旁人揶揄他,广本SUV运人还不如面包车哩。他又动摇了,觉得皮卡也不错,能跑山路,还能拉甘蔗。那之后,他在村头遇着有皮卡开过来,就上去打听价钱。

在八芒村,生活像任何一个普通壮族村落一样,冗长,重复。下午四点一刻,班校长送走最后一个孩子,反身锁上校门,校园彻底静下来。他一边往宿舍走,一边叹息道:“两年,用不到两年,一个都没有了。”他叹的是村级学校要撤并——整合教育资源,优化学校布局——是乡村教育大势所趋。然而,站在村民的立场,孩子六七岁便要外出求学,条件许可的家庭把孩子送到乡里或县城去上学,租个房子,由一个家长专职陪读;但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这个条件,孩子就只能寄宿,刚刚学会给自己盖被子的孩子,生活自理是个大考验。之前,已有不少高年级学生到乡里念书,孩子在学校一待就是一周。周末学校关门,寄宿的学生要离校,家长周五去接孩子,周日再送孩子回校,单程就要走四十几公里。由于建造水库,道路十分坎坷。买汽车的家庭毕竟少,大部分靠摩托车接送孩子,如果两者都无,那就只能蹭别人的交通工具,总不能让孩子骑马上学吧。我每每在往来的路上与“摩托车队”相遇,车上的人衣裤已不见原色,脸上脖子上都是土,招呼之间,两轮眼白,一口白牙,一骑绝尘。

八芒村的成年人,比如韦志同、韦秀英这一代,他们成长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在村里念的小学,那时候小学校还是完小,从五年制到六年制,即使校舍低矮、教具匮乏,倒没有耽误他们一茬一茬毕业。如今政策好了,村小撤并,上学的路却远了。我也曾想,师范生一年一届,多少人同我一样心怀教师梦,却无法实现,这就是现实。一边缺师资,一边缺机会,如何从机制上均衡,依然是乡村教育的一个症结。

这一天,正是初夏的天气,柴油船突突突突地划开江面。我们的船穿过江两岸墨绿的甘蔗林,再拨开齐肩的芦苇,前去参观总投资二十八亿的超级工程——瓦村水电站。该电站建成,将成为国家西电东送的重要一站。韦志同专心地开船,这个质朴的壮族汉子,当村干部好几年了,从外表看仍跟一般村民无异。途中,班校长攀着队员老林的肩膀,放开喉咙唱《海阔天空》,说黄家驹是他们那个年代的青春偶像。老林来自同一个年代,讪笑着挤兑班校长,杨钰莹呢,杨钰莹是不是你的梦中情人。

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情绪饱满。可是我注意到,十来个一同参观瓦村水电站的孩子中,那两个“篮球小将”心事重重的。一问才知道,他们的爸妈仍在广东务工,下学期他们将离开村小,转学到广东,升入高年级。然而新学校,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忧虑爬上他们九岁的脸庞,既憧憬又不安。

那天参观回来,我们得知黄志强又逃学了,是晓梅从学校带回来的消息。晓梅说,学校给黄志强补发了课本,可这孩子人在教室,心不在焉,上课总盯着天花板数羊,临近期末考试,终又当了逃兵。得知这个情况,我们没有休息一刻钟,又赶紧找黄志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