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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港》2021年第12期|陈再见:潭头教书记
《文学港》2021年第12期 | 陈再见  2021年12月29日08:10

1

去潭头村教书之前,我在家赋闲半年了。

母亲说,要不去找下郑老师。我没说好也没说不好,转身进屋换了衣服——去南塘镇自然得换一身能出门的衣服。我当然知道找郑老师意味着什么,就是说我还得回到学校去教书。在此之前,我已经在村里的小学当过一年代课老师了,是父亲出面找了汉坚叔。汉坚叔当时是我们湖村分校的负责人,他点头让我进去。可是一年后,我刚学会自如地在众人面前说话,咽喉也习惯了高强度的撕扯,教案什么也写得详尽齐整,教办却突然下了通知,不让我继续领那一个月三百块的工资了。说实话,那段时间我挺挫败的,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极其灰暗的印象。如果有得选,我真是不愿意再站上那所谓的被无限美化的三尺讲台了。

然而,我进屋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还是跟着母亲去南塘镇找郑老师。

郑老师其实已经是南塘中心小学的校长了,外面的人都叫他郑校长,只有我们家还一直延续以前的习惯,叫他郑老师。郑老师年轻时在北斜村教过书,我母亲便是他为数不多的女学生之一,后来郑老师和我母亲的闺密结了婚,母亲一直还耿耿于怀,曾对我们半开玩笑说,要是当年她嫁给了郑老师,我们就不用出生在农村,而是到了镇上。

后来,我读到波兰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有一首诗歌叫《缺席》,写的就是这种微妙的情绪,诗中写道:

“就差一点点/我母亲就嫁给了/兹比格涅夫·B先生/他来自兹敦斯卡·沃拉。/若是他们生了个女儿——不会是我……”

诗人继续写她父亲也会跟另一个女人结婚,他们也生了一个女儿,两个“女儿”还可能在同一个班级上学,拍集体照时,摄影师问:“是不是全都到了?”“是的,先生,全都到了。”学生们回答——而“我”便就此缺席了。这首诗写得很有趣,也很高明,我读到时,立马就想起了母亲当年类似的“假设”。由此可见,母亲也挺像个诗人,只是她近乎无知地认为,丈夫可以更改,儿女却不会。

我猜郑老师是喜欢过我母亲的,母亲年轻时应该挺好看,至少比她那个矮矮胖胖的闺密要好看——我们后来管她叫娥阿姨。娥阿姨一年比一年胖,是个镇上妇人应该有的样子。母亲在她面前早已没有年轻时的优越感,反而还有讨好的意思。不过,她们每次见面,还是表现得很亲热,喝着油麻茶,能坐下来面对面聊大半天。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小说,叫《拜访郑老师》。我把上门求郑老师安排工作的事安在了“哥哥”身上,“我”倒成了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事实上,如前面所言,当年上门求人的不是哥哥,而是高二辍学一年后的我。

“我们在老车站下车。一下车,一股热浪扑了过来,汽车味,臭水沟被烈日暴晒后刺鼻的味道,旁边还有一家海鲜粥店,和一个卖牛肉粿条的摊档,葱油香味混着海鲜腥味一起也涌了过来……我和哥哥站在沥青路边,翘着鼻子,享受着属于小镇的味道。尽管不太好闻,闻起来却是那么美好。反正我是那样,每次到南塘镇,我都感觉新鲜,尽管那两条街我都走了无数遍,哪家店挨着哪家店都了若指掌,脑海里都能描绘出图案来。”

正如小说里所描绘的那样,我和母亲在南塘镇的老车站下了车。母亲晕车,凡是有顶棚的车她都坐不得,所以一下车她就蹲在马路边吐开了。天气又热,我们随身还带着准备送给郑老师的谷物,有芝麻、花生和黑豆。还好母亲那会年轻,把胃里的东西吐完人就清醒了,要是现在,她可以一直吐到胃出血。

从老车站沿着石街一直往前走,经过邮局、信用社、镇政府、伯公庙,然后就是理发店、中药铺、寿衣店,还有卖衣服的、卖咸杂的、卖瓯碗的……每一家店铺在我看来都充满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异乡气息。南塘人做生意又是出了名的热情,看到街上有人走过,店主都会笑脸相迎,问道,要不要歇会?要不要喝茶?要不要寄存物件?母亲以前没少上街,多数店铺老板她都认得,她曾经还在一分钱没有的情况下,赊过一三轮车的年货回去。但是那天的母亲却显得格外冷漠,可以说是目不斜视,谁打招呼她都不理,熟悉的,不怎么熟悉的,好像她脚步匆匆,意欲穿过长长的街市到达中心小学,其间的任何停顿和分神,都有可能影响到她即将托付郑老师给办的事情。

母亲是轻易不求人的人。正因为如此,她一旦决定上谁家的门求事,就下了必须办成的决心。母亲常年做人的信誉让她拥有一个好名声。然而,为我找一份工作显然不同于一般琐事。母亲可能也没什么把握,主要是她拿捏不准托人办事的礼路,不知直接往人家家里跑,是否妥当。她要么是以一个农村人的想法把事情想简单了,要么就是高估了她和郑老师的关系。虽然之前我哥因疟疾在镇卫生院住院,母亲也找过郑老师帮忙。郑老师找了熟悉的医生,还顶替母亲照看了我哥整整一宿,同病房的误以为他们是夫妻,得知只是朋友时,都齐声赞叹,说那可真是个好人呐,整整一晚没合眼。母亲后来不止一次跟我们讲起,除了证明郑老师是个好人外,也是想说他们的关系不一般。但是,母亲肯定也知道,帮忙照顾病人和安排工作不是一回事,即便郑老师真有办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也可以假装没办法——母亲事先应该也考虑过,所以她在路上跟我说,到了郑老师家,你要识做(方言,意为知道要怎么做)。我明白母亲的意思,平日在家里,我不是喜欢看书,还喜欢写点文章么。这事放在村里不怎么受待见,在郑老师眼里,却是加分值。我冲母亲点点头,突然紧张起来的情绪让我走路都没了力气,只觉得眼前开始恍惚,像是有人在故意扯动,以至于街道都晃动了起来。

如果可以选择,我希望能掉头回家。立刻,马上,不带任何犹豫。

2

出乎意料的是,那趟南塘之行,事情办得异常顺利。在中心小学的教师宿舍里,母亲刚把话头挑开,郑老师就看着我问,会教什么?我说语文,接着加一句,我还会写文章。郑老师说,会教就行,不用写文章,会写当然更好。母亲添油加醋来一句,他天天在家看书,一屋子都是他的书,他说以后要当个作家,坐在家里就能赚钱那种……我剜了母亲一眼,羞得满脸通红。郑老师扶了扶眼镜,对我说,这样,你下周一来找我,我带你去报到。

我记得当天是周六,也就是说,再过两天,我就得单独到郑老师家里来。我没想到事情会如此顺利,但郑老师也没说清楚,他准备带我去哪里报到,是中心小学,还是另外的学校?我又怯于提问。既然事情已经说定了,母亲难得的轻松,和娥阿姨拉扯着把她们上半辈子的往事重捋了一遍。我却有些急于要离开,因为我不知道跟郑老师聊些什么。郑老师是个习惯沉默的人,他的沉默不是木讷,而是故意不说,他清瘦的脸上挂着两条长长的法令纹,一沉默起来,那种属于校长的威严派头就很明显了。他说话还带有南塘口音,虽然他本身并不是南塘人,声音低沉,鼻音稍重,但很干脆,说一句是一句,甚至连尾音都不带。这给在村里习惯了话语随意的我,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一句话必须得在脑海里反复演习多遍才敢说出口,即便如此,话一出口,还是变了形,像是遭遇空气就软化松散的米攀条。

好不容易熬到离开,下了教师宿舍楼,路过一棵凤凰木,右拐,在穿过操场时,我还特意看了几眼边上的教学楼。当时心里还想,如果是在这里当老师,有个事情就不得不面对,那就是郑老师就不再是郑老师了,而是我的领导郑校长了。不知怎么回事,这个后果的设定让我一下子很抗拒,心中希翼的竟是能去另一个陌生的学校报到。

两天后,如我所愿,郑老师把我带到了潭头村,而我即将以一名代课老师身份进入执教的学校,就叫潭头小学。事后我才知道,潭头小学的校长原来是郑老师的侄女婿,也就是说,郑老师为我安排一个代课老师的工作,并不是什么难事,对他而言,可能就是一个电话的事情。即便潭头小学不需要代课老师,校长也必须为我腾出一个位置来,就像一年前我必须为别人腾出自己的位置。

从镇上去往潭头村的路途还挺远,除了省道,得向南拐进一条狭长的水泥路,曲折起伏,沿途经过不少村落,最后才到达潭头村,感觉就像深藏在腹地深处,是一个我从未听说更从未到达过的地方。作为南塘镇管辖下的大村落,潭头村据说有一万人丁,我们的摩托车路过巷口时,越过池塘刚好能见着一整排威严壮观的祠堂,四马拖车式的建筑,屋顶是清一色的绿色琉璃瓦,飞檐做了工艺精湛的钳瓷,看来还是请了潮汕那边的师傅做的工。在我们这里,看一个村庄的实力,别的不用看,光看祠堂就可以了。当然,说白了,所谓的实力,一般也就是泛指有钱。潭头村有钱,或者说村里有钱的人多,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村里竟然还有直达深圳的长途大巴,每天往返,几乎都满座。村里人大都在深圳罗湖揾食,主要是做海鲜生意,据说罗湖的海鲜市场十有八九是潭头人当老板,早年还有霸市一说。如此这些,我都是后来听同事黄永新说的——我在潭头小学的一年时间里,黄永新是和我走得比较近的同事。

然而郑老师带我去学校报到的那天,办公室里却只见几个吞云吐雾的老头,他们大声说话,完全不像是老师,倒像是刚洗脚上岸的农人(他们确实也是一边教书一边种田)。这让我一度很失落,心想如果是与几个老头一起共事,人生地不熟的,那得多没趣。而所谓的报到,其实就是让我认识下来学校的路途,并无特别的仪式,甚至那个看起来像是校长的皮肤很黑的人只顾着跟郑老师说话,忘了还有我的存在。这样也好,我也不喜欢过分严肃的场面,心情一下子便放松了下来。

末了,他们终于想起了我,并让一位姓林的老师带我先熟悉下校园。学校并不大,坐北向南,入了大门,是一个沙土操场,再过一道小门,还有一个天井一样的内操场。左右两边是教学楼,楼下各种了一排凤凰树,由于整个暑假没人清扫,地上满是凤凰木粉红色的落花;西面是集体办公区,类似一个阔嘴厅,门口还是老式的木板折叠门,里面则拼满了课桌,桌上堆着杂乱的作业本和教学用具;办公区对面,隔着长长的内操场,便是厨房和食堂。奇怪的是,厨房边上,在一个拐角处,似乎还住着一户人家。后来我才知道,那户人家姓王,是一位双目失明的退休老师,他的妻子是学校的厨工。

那会还没有正式开学,学校显得异常清寂,秋天的阳光实际上和夏日一样毒辣。领着我走在前面的林老师,秃顶的脑门上挂着汗珠,他穿着明显大一号的衬衣和西裤,又患有严重的罗圈腿,装扮的随意和走路的姿势,让他整个人显得很怪异。他看起来有四十多岁的样子,实际年龄应该要年轻一些,只是有些显老。不管怎么样,林老师算是一个热情的人,他一边领着我,一边向我介绍潭头小学大致的情况。他一句话习惯重复两遍,似乎生怕我听不懂,我却有点怀疑他的智商——关于这点实在很抱歉,后来我才知道林老师是一个多才多艺又思想干净的老师,很是为当初的想法深感抱歉。

林老师问我教什么。

我说语文。

林老师又问我,喜欢写作吗?

我说喜欢。

林老师突然含笑不语。他的嘴巴有些大,嘴唇也很厚,所以做出那个表情时显得很滑稽。不过可以看出来,林老师对我的爱好表示赞赏,又或者,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好,让他心生欢喜。

3

去潭头小学代课的事,就算定下了。九月一日准时到校上课,工资还是教办统一规定的数额,一个月三百,不过学期末可以根据学校的财务情况拿到一笔奖金,每学期大概有两千块钱。工资上,我心里早已有数,之前在村里教书时,也是这么多。午餐可以在学校食堂吃,晚餐就由几个住宿的老师一起凑钱解决。至于住宿,如果我想住在学校的话,北面教学楼三楼有几间教室是空着的,腾出一间来,放个床位,就是我的宿舍了。

那会我急切需要的,却是一辆摩托车。即便住在学校,周末回家,也必须要有一辆摩托车。买一辆摩托当然不算什么难事,就算新的买不起,可以买二手的,二手还嫌贵,还可以去车场买一辆报废车,回家维修组装。最后我决定去车场买一辆报废车,买报废车就是碰运气,不过也便宜,五百块一辆,随便挑。那些所谓的车场,其实就是通过内部关系从交警那承包来大批无牌无证的车辆,大部分都是好的,当然人总有倒霉的时候,就像我。我还特意请了一个懂维修的同村发小去帮忙挑车,事实上,懂行也没用,顶多就是看看型号和外观,至于发动机,又启动不了,谁知道是好是坏。结果摩托车拉回家,一拆,是坏的,机头大修过。我们的心情都沮丧到了极点,只好重修买零件,组装维修。最后,摩托车是修好了,却有一个毛病,就是难启动,通常要在启动杆上踩半天,才可以把那辆本田摩托启动,而且声音巨大,排气筒还冒出浓浓的黑烟。

后来,我母亲说,她每逢周一看我大清早起来,尤其是冬天,把摩托车从天井推到巷子,再噗嗤噗嗤地踩半天,觉得真是心酸。但我自己没觉得,那段时日还挺开心的。那是我第一次以工作的名义出门在外,虽然相距不过几十里路,隔了个镇而已。我一个礼拜才回家一次,有时为了让回家的感觉更浓烈一些,还故意隔两三个礼拜再回家。一个人在学校里挨过那些寂寞的周末,就为了回去时有种久别重逢的感觉,村子也好,家人也好,看起来似乎都陌生了一些。而在母亲的记忆里,那却是一段让我备受委屈的日子,除了迟迟启动不了还经常把我的脚踝磕出血的摩托车,更大的委屈是一个年轻人的口袋里总是缺钱。有一次回家,摩托车开在省道上,突然没油了。我翻遍口袋,才翻出三块钱,那时路边加油店瓶装的汽油最少也要五块钱。我只好捡了一个矿泉水瓶,谎称要买点汽油回去洗东西,三块钱就行了。老板很不情愿地给我倒了半瓶,说是三块钱,其实缺斤少两,最多也就两块钱的样子。我不便跟他计较,急忙拿走,把油倒进车油鼓,才勉勉强强开回了家……我应该是把这事跟母亲说过,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自己忘了,母亲却一直记得,每次重提还眼角带泪。

其实哪个年轻人没经历过一点生活的尴尬和忧伤呢?我相信当年告诉母亲时,也是权当说了一个笑话。

好吧,潭头教书一年,我闹过的笑话并不少。在众多老油条面前,我当然是菜鸟一只。新学期开学没多久,学校就给我安排了一堂公开课,像是故意要摸摸我的底子。这把我给紧张得呀,几天吃不下饭。我在村里教书时从没上过公开课,也不知道公开课要怎么上。只能一个劲地安慰自己:平时怎么上就怎么上。可是,能一样吗?面对几十个陌生的小孩已经够我怵的了,那会还要面对十几个同事,以及永远黑着脸的校长。

我教的是三年级的语文,两个班,还是其中一个班(应该是二班)的班主任,另外还教了四年级的自然还是地理,我忘了。教室在北边二楼,而我住在三楼,每天上课,我直接从宿舍下来就可以了,很少去一楼的办公区,初来乍到,我还是害怕跟人打交道。吃午餐却是没办法回避的,全校十几个老师都在食堂用餐,围成两桌,校长、副校长、主任和几个年纪比较大的坐一块,他们有时还会喝点小酒,通常是其中一个老师特意带过来的,包在几层皱皱的黄皮纸里,像是什么家传宝贝。我们五六个年轻一些的坐一桌,即便这样,一餐吃下来,我也是不说话的。黄永新比较活跃,话也最多,但那时我跟他还不熟,生怕他在我身上找话题,还有点躲着他的意思,至少眼神是躲闪的。林老师对我还算照顾,他会叫我多吃点,那么瘦。那时我确实很瘦,站在学生堆里,旁人根本看不出是个老师。

上公开课那天,一上了讲台,我反倒不紧张了,甚至有一种自我表现的兴奋感。说实话,我也是做了充分准备,那天临场发挥得不错,比起那些老教师,我的普通话还行,清晰流利,首先就把场面给镇住了。再者,我平时的阅读和写作,在关键时刻帮了我,词汇的运用和情感的表达,确实让一堂简单的三年级语文课变得情感饱满、信息丰富。

公开课就像是样品,谁都知道样品不等于日常品。但是事后,同事们对我还是有些刮目相看。记得课后还有个讨论环节,地点在一楼的办公区,几乎所有老师都说了好话,只有林老师提了一个发音上的瑕疵,另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师(我忘了他姓什么了)为我辩解,说甲子人是这么发音的,问题不大。他的意思是,那不是我个人的错,是地方性的缺陷,或者说特征——就像甲子人和南塘人,虽然说的都是福佬话,发音却并不一样,本地人一听就知道了。我的发音一半是甲子一半是南塘,因为甲西镇本来就夹在甲子和南塘之间,而我们湖村又处于甲西和南塘的交界处,是边缘中的边缘。所以,甲子人说我们是南塘的,南塘人又说我们是甲子的,至少从发音上,我们是比较尴尬的存在。这我不需要辩解,也解释不清。

讨论在一种和谐的氛围里进行,我假装记着笔记,实际上什么也没写。我蛮开心的,第一次觉得已经融入了大集体,同事都认同了我会教书的事实,我也自信可以把书教好。这就够了,如果说之前我跟学校和老师还隔着的话,那场公开课之后,我就把自己当作其中一员了。每天上课下课,我的脚步开始轻快,课余时间,也不再故意往三楼的宿舍里躲了,而是下到一楼集体办公,有时也和同事吹吹水,抽抽烟。

4

除了我,潭头小学的教师都是南塘镇人,潭头村,或者周边的村落。比如林老师就是白芒村人,我每次回家,摩托车还要经过白芒村路口。黄永新是黄厦寨的,他们村正面对着省道,修建有大大的牌坊……也就是说,真正需要住学校的,其实就我一个远道而来的人。然而在我到来之前,在学校住宿的,除了厨房拐角处那一家子,还有三个同事,一个是林老师,他家离潭头村不远,不过他喜欢守在学校,又没结婚,就把学校当家了。另外一个是黄永新,他下了课也喜欢呆在学校,更多的时候,他只是把学校当作据点,有时还会带女孩回宿舍过夜。还有一个姓邱,也是代课老师,他不怎么爱说话,身材结实,小平头,走路还喜欢挺着腰,一看就像个退伍军人,后来一打听,还真是。邱老师教四年级的数学,他的宿舍在南面教学楼楼梯口的一个小单间,平时收拾得干净利索,被子也叠得跟豆腐块似的。我们如果过去串门,没经允许还真的不太敢乱碰。他房里放有一个小电视,又在楼顶装了个小鼎,偷偷接收信号,能收到不少卫视和香港那边的电视台。他没事就喜欢看电视,看新闻和连续剧,如果见他出来了,要么是吃饭,要么就是端着脸盆去浴室洗澡。

在我来之前,学校就他们三个晚上搭伴开伙,加上我,就是四个了。阿姨只负责午餐,晚餐我们得靠自己。阿姨有时也想过来帮忙,我们没让,她还有一个双目失明的男人和一家大小要照顾。她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大女儿已经不小了,在外面读初中,早上出去傍晚才回来,长得很漂亮。二女儿好像是读五年级,是个活泼的小女孩。小儿子才刚学会走路,喜欢在内操场骑着玩具马到处跑,课余时间,学生们很喜欢逗他玩。他们一家应该不是南塘镇人,听说话的口音,可能是潮汕那边的,揭阳或者普宁。据说王老师在潭头小学执教多年,双目失明后,学校对他算是特殊照顾,老婆帮老师们做餐饭,也领一份代课老师的工资。

林老师、黄永新和王老师一家比较熟,他们经常去王老师的家里坐。我也去过几次,都是和他们一起。我那会比较怕生,一般可不敢一个人往人家家里跑。阿姨和王老师都是相当和蔼的人,并且我们每次去,王老师都要坚持为来客冲茶。他几乎一天的时间就坐在茶几边上,茶具和水壶都在他伸手能及的范围内,一整套冲茶的步骤也在日长夜久的摸索中显得利索流畅,轻易还看不出是个失明的人。而那套紫砂茶具,都快被茶垢浸染变黑,一看就知道是潮汕那边的老茶客。王老师最后冲好茶,伸出白皙的手掌,做出一个“请”的动作。我们每人端上一杯,喝完,免不了赞许说好茶,王老师却笑着说,孬茶孬茶,本地凤凰单枞。

学校四点多钟放学,离天黑其实还有一段时间。学生如潮水般涌退之后,整个校园就迅速冷清了下来,住宿的老师也都回各自的宿舍,备课,或批改作业。我的宿舍是所有老师中最大的一间,因为它之前本来就是一间教室,教室一边还堆放着残旧的课桌椅,靠东的墙边才是我的住处。我用布帘子把空间隔开,放了张铁架床,和一张书桌,前后都有窗户,前窗可以看见整个内操场,后窗能望见潭头村的菜市场。菜市场没什么好看的,我一般会站在前窗俯看内操场。经过值日生的清扫,内操场干净得不见一片树叶。王老师的大女儿踩着单车回来时,应该是五点半左右。她一回来就喜欢跟弟妹在内操场玩耍,追逐奔跑,笑声像是铜铃一般,洒满了校园的每个角落。我站在窗前,竟有一种偷窥的快感,又害怕被发现,时不时的,还得假装回宿舍,看书,听歌,满脑子却都是她的笑声。我那时情窦初开,却又习惯压抑住心中的情感,所以,一边怀揣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一边却又刻意对其疏离。自始至终,我都不知道她的名字,也没有跟她当面说过一句话。

六点钟的样子,黄永新就在楼下喊我了——陈老师,去买菜啦。

我们几个分了工,我和黄永新负责买菜,林老师择菜,厨师还是黄永新,最后是邱老师洗瓯碗。没办法,只有黄永新会做饭,能者多劳。黄永新当时在我眼里可真是个能人,他比我大两三岁,人却显得比我成熟干练许多,长得也帅气,肉嘟嘟的,脸上整天挂着笑,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没有架子,也没有距离感——我见他第一眼,就感觉合得来。事实上他跟学校每一个老师都合得来,他能说会道,嘴巴跟抹了蜜似的,学生也喜欢他,尤其是女学生,还经常帮他洗衣服。他结交的校外朋友也很多,男男女女,都是社会上的青年。他晚上很少回学校过夜,偶尔有带女孩回来,还得偷偷摸摸的,生怕被林老师发现。因为林老师批评过他,说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是干净的地方,不能搞得乌漆墨黑。他私底下埋怨林老师管得有些宽,却还是有点忌惮,如果林老师的房间还亮着灯,他是万不敢造次乱来的。

5

菜市场在学校后面,我们得绕过学校大门,多走一大圈子路。

黄永新大摇大摆走在前面,几乎每个迎面而来的人,都和他相识,他必须笑得鱼尾纹皱起,以显示热情。他走路的样子有点看似嚣张的摇摆,不是故意的,应该是天生就那样的走姿,陌生人一看,是有些跩跩的感觉。我倒觉得他的走姿挺招人喜爱,大概是我跟在他后面看习惯了。到了菜市场,我还是跟在他后面,他喜欢以讨价还价的方式跟年轻的女摊主打情骂俏,多要根葱多要颗蒜,还不让人觉得讨厌……他总有一套对付人却又叫人觉得舒服的办法。他手里什么都不拎,有时还背着手,像是上市场收保护费的,买了什么,都由我在后面接着。钱当然是他付的,他管我们的伙食费。我们都信任他,也知道只有他管得来,会帮我们省钱,同样的菜式,他买就要比我们便宜。别说菜市场的人他都熟悉,就算是陌生的摊主,他也会先熟悉了,再进行交易。说实话,我蛮佩服他的,觉得他真是一个奇人,嘴巴长在他身上,确实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还可以变着花说话,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关键是他话多还不招人厌,真是不一般。

黄永新厨艺也还行,他最为拿手的菜式是焖豆腐。每几天我们就会催他做一次焖豆腐,先是林老师慢条斯理地说,黄老师,今天有新鲜的豆腐吃吗?他们都知道菜市场卖豆腐的女孩长得很漂亮,跟黄永新的关系不一般,巴不得每天都找她买豆腐。邱老师再加一句,我们都喜欢吃豆腐。黄永新笑着说,市场有个豆腐西施,能不买吗?林老师又说,黄老师这一手厨艺完全是被豆腐西施给逼出来的啊。黄永新更是笑得打颤。要是做其他菜,黄永新显得有些随便,但焖豆腐不行,对他而言,那是一件需要郑重对待的事情。首先,得剥好足够多的蒜头,这事一般是林老师择菜时就随手完成了。蒜头和瘦肉都剁碎,备好在盘子里,瘦肉还得加少许酱油、耗油和盐,先腌制几分钟。再把豆腐切成小方块,为了显示刀技,黄永新还喜欢一手托着豆腐一手拿刀切。热锅下油,先放豆腐,煎几分钟,再加一点清水,同时把瘦肉和蒜末一起均匀地铺在豆腐上面,盖上锅盖,焖十分钟,揭盖,加少许水,加一点酱油,再焖十分钟,一道香喷喷的焖豆腐就基本完成了。

时至今日,黄永新做过的其他菜式都忘记了,唯有这道焖豆腐我一直记得。后来成家了,我也尝试着做,按照黄永新的方法,做得也还可以,至少我的家人都说好吃。我每次都跟他们说,当年我在潭头小学教书时,我的同事黄永新,最拿手的就是焖豆腐,我每餐可以吃两大碗米饭。

平日除了教书,能把我们几个聚在一起的大概就是做饭了。教书的日子自然是枯燥乏味的,一日复一日的校园生活,实际上也跟坐牢没什么两样。但我却是快乐的,这其间大部分来自晚餐前后那一个小时,几个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在一起,总是舒服和欢快的。与中午的集体用餐不同,晚餐更像是私人聚会,是开小灶,是“拍斗四”(方言,即几人凑钱吃饭)……现在想来,那确实是我从学校出来后,最为快乐的一年。无论是之前在本村教书,还是后来去了东莞和深圳,环境和工作的变换都不能让我快乐,反而因为日益清醒更觉得焦虑与不安。潭头教书那一年,却给了我纯粹的轻松和欢乐,不考虑未来,对所谓的前途也视而不见,仿佛我就可以那样自在地过一辈子,就跟林老师、黄永新一样,是个正式教师,只要不嫌弃工资低(那时正式教师的工资也不高),就可以干一辈子。事实上,那会年轻老师都在寻求出路,停薪留职,或者直接辞职走人,否则也没那么多空位留给我们代课老师。后来学校有一个教美术的老师就去了深圳,在房产中介上班,还跟我联系过。那时我已经在深圳的工厂上班了,他问我要不要到房产中介上班。我没去。我一直记得美术老师的样子,高高瘦瘦,我们在学校接触不多,但彼此印象挺好;还有一对恋人,他们都是潭头村人,一起在学校教书,一个教语文一个教数学,都是六年级,是学校的骨干教师。我一直觉得他们俩特别有夫妻相,其实就是般配,走在一起,看着舒服。我去过他们准备结婚的新家,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情去的,记得还在他们家吃晚饭,喝了一大碗沙白煲冬瓜汤。饭后还一起唱歌,他们家有一整套配备齐全的音响,我记得唱了一首《我愿意》。他们夸我声线好,却不知道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在他人面前唱歌。后来,他们要结婚了,邀请全校老师去内湖镇一家酒楼喝喜酒。按惯例,我作为代课老师是不用去的,因为谁也不知道我能在那里教多久。但我还是去了,包了两百块钱的红包,几乎用掉了一个月的工资。那时我的想法还比较单纯,教书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赚钱,对未知的生活还充满想象,对周边的人更是百分百的信任和友好。

对了,还有另一个年轻老师,我忘了他姓什么了,却记得他的偶像是张国荣。每次和我们聊天,三句不离张国荣,对张的歌更是了如指掌,说起张跳楼自杀及其前因后果,他如丧考妣、如数家珍,好像我们如果不喜欢张国荣,他就会跳起来打我们似的。他每次来学校都开一辆日本进口的太子摩托,很是拉风。那时我对张国荣很不以为然,最喜欢的歌手是许巍,在宿舍听的都是他的歌。有一次,黄永新带了几个潭头村的女孩来学校玩,她们刚从深圳罗湖回来,以前还是黄永新的学生,出门回来后就不像学生了,跟老师相处也暧昧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和我互留了号码,后来我们通过几次电话,她似乎对我有意思。有一回我们在电话里聊了一个多小时,末了我竟然唱了一首许巍的《星空》给她听——

“秋天的风吹过原野/无尽的星空多灿烂/就在那分手的夜晚/你曾这样轻声告诉我/无论相距有多遥远/只要我轻声呼唤你/你会放下一切到我身边/我的姑娘/我的姑娘/我不知对你再说些什么/也不在乎它的真假/只是将你轻轻拥在我怀里/仰望着蓝色星空/只是将你轻轻拥在我怀里/倾听着风的声音/只是将你轻轻拥在我怀里/我的姑娘”

唱完,我问她好听吗?她说好听。

后来我到了深圳,还去罗湖找过她,一起去大梅沙看海。再后来就没联系了。

6

事实上,自从我不辞而别,离开潭头小学后,我跟同事其实都断了联系。这里面有客观因素——我是曾尝试联系他们,却因彼此的号码换了又换,最后都联系不上了。

前两年,得知我妻子有一个亲戚是潭头村人,我便试着探听一些老师的情况。那亲戚跟我说,主任得癌症去世了。我听了很悲伤,他真是一个好老师,和蔼可亲。我记得最后一学期结束时,去他家里领期末奖金。那就是一个农人的家庭,院子里放满了农具,难怪当时做老师没什么尊严可言,很多年轻人宁愿辞职走人。我领了一千块奖金离开后,也开始下定决心外出,不能再呆在那里教书了。暑假时,我就随人去了东莞虎门,待快开学了,我给郑老师打了个电话,说我不想回去教书了。郑老师表示理解,他让我直接给校长打电话。我犹豫了半天,惧于校长的威严,最终电话没打,只是给他发了个短信。他回了一个字:好。

我又问亲戚,知道一个叫黄永新的老师吗?亲戚说知道啊,年轻人可惜了,前几年,家乡闹冰毒时,他沾染了毒品,现在已经不成样了。我很是诧异,黄永新不应该是那样的人啊,不过转念又想,他在外面交往的人太杂了,日子久了,难免就会有差池。我再三确认,是不是那个教书的黄永新?亲戚咬牙肯定,能有几个黄永新啊?黄厦寨人,在潭头小学教书的黄永新,他在潭头村可是个小名人,谁人不认识他呀……这么说来,就错不了了。

只有林老师,我没再问。

我知道,林老师是不会离开潭头小学的,他也不可能学坏,更不会像美术老师那样,停薪留职去外面闯荡。他是那种注定会守住乡村小学一辈子的恪尽职守的老师,一直到退休,甚至像双目失明的王老师一样,即便退休了还住在学校里——林老师给我的就是这样的印象。说白了,像林老师那样的人,也只能适合待在学校,只要一出校门,他那貌似傻乎乎的形象,多少会被人瞧不起,会被误以为是不太正常的人。确实,在陌生人看来,他确实有点怪怪的,只有我们这些熟知他的人,才会钦佩他的多才多艺。除了过硬的教学经验,林老师几乎什么才艺都会来一手,二胡、吉他、象棋、围棋、文学、中医、占卜……他那秃顶的脑袋瓜里不知装了多少杂七杂八的知识,任何一个话题,只要我们一挑起,最后都是他来给我们普及常识,俨然一本活字典。

平日里,我都不太敢主动跟林老师接触,主要也是因为敬重他,敬重自然就产生了距离,不像我和黄永新,可以没大没小、无所顾忌。而有才华的人又总会有点小脾气,似乎小脾气也是他们彰显才华的方式,林老师也不例外,闹起脾气来,就像个孩子一样,我们都得躲着他。相较而言,林老师对我算是关爱有加,还有一点,他没事还喜欢找我聊文学。我对文学的理解只是皮毛见识,不想在他面前露怯,就有了故意避着他的意思。

一到夜里,黄永新出去,找他社会上的朋友玩了,我和邱老师也相继回了宿舍,只剩下林老师一人。他的宿舍在食堂隔壁,一般也不让人进去。这时,林老师会搬出一把交椅,放在内操场里,从食堂照射出来的光影,刚好能投射到他身上。他坐在交椅上,开始怀抱二胡,凄凄切切地拉了起来。二胡声让整个校园更显荒凉和寂静,林老师反复拉的又总是《二泉映月》之类的曲子,听着让人心生哀怜,思乡亲切,还偷偷落了泪。

突然,林老师停了下来,朝楼上喊,陈老师,下来聊天呐。

我出门到走廊一看,见林老师孤零零地坐在操场里,周围是凤凰木黑魆魆的影子。林老师既然叫了,我就会下去跟他聊会。我说起正在读的小说,那时读的多是王小波和余华。林老师似乎对他们不感兴趣,他喜欢苏俄作家的作品,高尔基和托尔斯泰之类,说着还会唱起《三套车》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对苏俄作品接触不多,听着隔阂,心中却十分向往——后来我花了大量时间把苏俄作家的主要作品都读了,便是当时林老师在我心中留下的种子,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说的:

“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若不死……就会结出许多籽粒来。”

我和林老师唯一的外出,就是和他去村里家访。

当时林老师骑了一辆笨重的铃木摩托,他本人又矮,双腿够不着地,单人开都费劲,还要带上我,在曲折狭窄的巷子里,我们几次差点出了事故。关于那次家访,我后来以它为原型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叫《一日》,对林老师和那天发生的事进行了一次艺术虚构。

“老钱大概在学校里和谁都处不好关系,他劈着罗圈腿走在校园里,后脑勺上几缕故意往前面摆的毛发迎风起伏……那形象确实谁看了都倒胃口。他才而立之年,却已经是这般老态了。我帮他找过原因,秃顶当然是关键,装扮也是重要原因,他不应该穿那么宽大的西裤,腿本来就短,还向外拐了个弧——如果能换个牛仔裤,估计会年轻许多。这些,我当然不敢当面和他讲。我只是一个新来的代课老师。”

小说写好后,我感觉对那一年的生活有了交代。我一直想为此写点什么,尝试了几次,都没完成,《一日》算是第一次。那年是2012年,我刚写小说没多久。2013年小说发表在《山花》杂志上,是一本不错的文学杂志,能在上面发表,说明我还算是一块写小说的料,于是就一直写到了今天。

当然,小说里有些情节是我根据黄永新的事迹虚构的,比如那场发生在镇上娱乐场所的打斗,就是有一次黄永新带我出去玩时真实发生的事情。至于家访,确有其事,不过没那么多意外发生,相反进行得很顺利,也很枯燥无趣。林老师那天是去劝一个学习成绩不好的女生不要辍学,因为他听学生说,那女生要去深圳打工。林老师家访的目的就是想留住学生,也劝说她的父母,不要让孩子过早出去社会游荡,还是得多读几年书。林老师完全是出于好心好意,学生和学生家长也听进去了,至少当面表示听老师的。我不知道后来那女孩是不是真的留下来了,因为我比她先一步离开了潭头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