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陈鹏，1975 年生于昆明，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刀》，中篇小说《绝杀》《去年冬天》《谁不热爱保罗·斯科尔斯》等。曾获十月文学奖、湄公河国际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提名奖、云南文艺一等奖等多种奖项；现任大益文学院院长。】

暴 力

陈鹏

几天不写小说了。几天不写就心慌气短，眼瞅着90 后00 后们小火箭一样嗖嗖赶超。是啊，我70 后，我老了。中国的期刊大多喜新厌旧，一个老家伙很难撑过三年，也就是说，某杂志一段时间发你东西可以，长了不行，一两年后你就得让位给胡子还稀稀拉拉的小家伙了。当编辑们从犄角旮旯里拎出个把擅写长句子文风绕来绕去的小子，立马像打了鸡血，像发现了未来大师，像老托尔斯泰老卡夫卡投胎转世了，拿个诺奖算什么；区区瑞典佬的奖杯比之今日中国的年轻天才都轻飘飘的；从语言到方法到思想到寓意，年轻小将们已直逼经典，还没被世界各国读者看到和接受只能怪翻译，只能怪这个堕落的世界还缺乏数量充足的配得上中国作家的伟大译者；这是他们的问题（没把更多的汉语粉丝投送过来），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哪有问题？我们有李杜王维鲁迅老庄司马迁苏轼关汉卿莫言四大名著，我们伟大的文学是不容怀疑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啊，我们才是文学的国度，如果连中国都不算文学大国强国，那什么国家才算大国和强国？看看我们每年产出多少文学书籍，看看期刊覆盖多少文学人口，更不用说泡在网上的无数文青啦。所以，一波又一波年轻才俊从祖国大江南北冲上文坛乱拳打死师傅，逼得我们这帮老家伙节节败退，丢盔弃甲。所以，还有什么可写，写出来又往哪发？老作家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就连当年扶你上马的地方杂志也围着年轻人转了，就连一份小小的内刊也在哄抢年轻人了，似乎这帮靓男俊女能让很多人立即放下手机关心一下文学，能让数量惊人的杀马特小子和广场舞大妈激动地扑向小说散文诗歌。哎，我惶惶不可终日，又受疫情影响，只能龟缩在昆明小小的两居室或读或写；拼命完成一部十万字小长篇之后，我累趴下了，实在干不下去了，连像样的片段也写不出来更别说中短篇了。必须承认，某种凄惨地被掏空状态正是小说家的命运。你只能闷在书房发呆——斜躺在破沙发里瞪着窗外的合欢树，瞪着难看的粉色合欢花；目光后撤，铺满一整面墙的书架上驻扎着一堆大师。海明威福克纳马尔克斯塞万提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库切品钦……我一阵绝望，像拖死狗一样起身，打算用大师杰作刺激自己往下写。小说、札记、片段、诗、句子，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写下来。可是没用，完全失效，大师们像剂量不够的伟哥再也不能让我勃起了。我起身晃荡，吃点这个，喝点那个，最终返回沙发躺下，大脑挤出一团虚构的废渣，劝慰自己无论保罗策兰还是本雅明齐泽克，无论博尔赫斯科塔萨尔还是麦克尤恩石黑一雄，他们，这些让人嫉妒得发疯的老家伙，也一定出现过想写但写不下去的窘境，也一定会困在书房里束手无策像傻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我感到我46 岁的臭皮囊以70 公斤之重向着虚无坠去。我吓得不轻，害怕从此完蛋，再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东西了，再也不能面对孤独的人类了，再也不能处理复杂的世界了……哎，所以，当你突然接到北京某杂志邀约前往朝阳区大悦城单向街书店做一场文学活动时，啊哈，你怎么可能拒绝呢？你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此时疫情趋稳，北京是安全的。我问还有哪些嘉宾，他们报了几个名字，马原余华格非阎连科苏童贾平凹。天呐，荣幸之至！不不，对方说，我们早早接到回复他们都不能出席。那么，我说，还有谁和我一起聊聊“我为什么写作”？他说，一位80 后美女诗人。他报上名字，我表示从未听过。他笑着说，她刚出了一本诗集。就你们俩。好吧，好，我走出书斋戴好口罩上了飞机。当我真正置身于冷冷清清的大悦城单向街书店，当我已经在小小的比我书房还小的演讲区坐下来，台下，摆了十九把椅子的台下，也就坐了三个人，彼此距离至少五米。主办方的小罗（就是打来电话的家伙）给我端来一杯咖啡，说我们是“后疫情时代”来临的第一场文学活动，观众很少却意义很大。他还说，书店微信邀约了十来个人，会陆续到的，放心吧。我孤零零坐在台上，和我搭档的女诗人还没来，她好像叫朱什么？直到两点五十五（三点整活动开始），这个叫朱什么的出版过一部诗集的年轻女诗人终于到了。她走向我，伸出手，这只手像她本人一样娇小，我注意到她胸部平坦，脸上皱纹很多。她说您就是陈鹏？我说，是，是。您好，我是朱什么。什么？你是——？朱什么。我就叫朱什么。我吃了一惊，又哈哈大笑。这让她很不爽，冲我翻了三个白眼，明显看不起我这个从云南跑来名不见经传的小说家呀，明显批评我没见过世面既冒犯了她也冒犯了诗歌。我急忙道歉，幸会幸会，久仰久仰。她总算笑了，小声说，这名字才能让人记住嘛，中国文学期刊那么多，一个月最少发表五百多首诗歌，五百多首！上帝！我说就是就是，你看我这名字，陈鹏，烂大街啦都，真正俗不可耐。她说，你看看那些老家伙的笔名，北岛、食指、海子、欧阳江河，操，多牛逼。那你觉得，我说，我该起个什么笔名？她说，陈什么？哈哈，我看陈什么很好，不但随了我，还有点儿陈世美的意思……我们有一句没一句瞎聊。台下稀稀拉拉又来了五个人，全场加起来一共八个。三点五分，小罗将话筒塞到朱什么手中。我正襟危坐，想象台下坐着八十个八百个观众而不是八个。谈论文学是严肃的，至少应该表现得严肃一点。朱什么的开场白很不错，由话筒扩散的声线散发着某种做作的干净利落的沧桑感。她从她早期经历讲起——小县城、17 岁、男孩、女孩、初恋、堕胎……我望着她，忽然发现她微微敞开的衣领下面，就在脖颈左下方两厘米处，露出一块小小的酷似陈年橘皮的皱缩的疤，像烫伤留下的。我心里一颤。

小说就这么开了头。这个小说对久疏战阵的我来说非同小可，必须好好写而且必须写好。暴力，想想看，多牛逼的主题，让你两只睾丸都绷紧了。要写不好，还没那些90 后们好，干脆在小区楼下摆个烧烤摊，每月挣个两三千的聊以糊口吧。嗯，我以为仅八名观众的文学活动是很难进行下去的，不料它推进得极其顺滑。毕竟，把持话筒的朱什么很愿意讲她自己而且一直在讲她自己，甚至，是的，还讲了她怎么给一位著名京城老诗人当了八年情人，怎么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又惨遭抛弃。妈的，这个老混蛋，她忽然大骂，眼里噙着热泪。她没透露这位诗人姓名，但激昂地说她从老混蛋身上学会了性和暴力，最终，这两样东西教会了她怎么写诗，让她的句子充满了非凡的愤怒、绝望、混乱、破碎。今天，当她回头审视当年一批诗歌，她发现它们太暗黑了、太朋克了，弥漫着哥特式的杀戮气息，酷似她和老诗人之间的打打杀杀。哎，当年，老家伙动不动就往死里揍她。她只好从他三环的三居室搬走，找个小地方住下来疯狂写诗；若干年后，她终于在北京诗坛上崭露头角，总算把朱什么三个字印在把她揍得流产的老混蛋之列了，总算有这样那样的刊物发表她的诗了……她的讲述越来越夸张，我突然困得不行（这个点通常是我在昆明蜗居的午睡时刻），只好左手托住脑门，右手食指和拇指使劲把眼皮撑开，眼球尽量鼓起来。女诗人的讲述吸引了几个零星读者，他们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游过来，在空位上坐下（一共四个），带着惊骇又滑稽的表情瞪着台上的朱什么。他们，这七位观众，彻底把我忘了。当话筒忽然从她手上递过来，递到我手上，我吓得一哆嗦。紧张是肯定的，再就是朱什么说得又多又好你还让我怎么往下说？她刚才谈到两个诗人之间的生活，我不知道我是否也该如实地向首都的观众汇报一下我的生活以及，为什么46 了还在无耻地写着。哎，文学到底给了我什么呢？我的小说大多发表在县和区一级期刊上，市级都很少，这次受邀竟然因为在朝阳区文化馆一份内刊《朝阳文艺》发表了一个四千字的短篇小说，象征性拿到三百块稿费。我连昆明市作协都没加入，更没获过任何奖项。如果真要追问自己干嘛一大把年纪还在胡写而不是干点别的，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答不上来。好吧，只能讲讲我的经历：怎么在高二那年通过《小说月报》爱上文学的，大学毕业之后又怎么开始写作的，怎么在我们昆明《滇池》杂志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的。真正投身写作是十多年前，我离了婚，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一不做二不休，当作家吧，希望写出媲美经典的牛哄哄的小说，至少登上《小说月报》的小说。总之，我的经历非常平淡，非常非常平淡。连像样的变故都没有。观众的情绪一下子跌下来，像看完精彩的飞刀表演之后已经懒得搭理一个上蹿下跳的小丑了。我立马丧失了信心，说话吃力，结结巴巴，要不是忽然瞥见一张瘦瘦的像在哪里见过的脸，我已经提前结束演讲了。此人年龄与我相仿，黑而瘦，眼眶微陷，典型的南方人长相，头发稀疏，耳朵很大，穿一件纯黑POLO 衫，安安静静坐在观众席里定定地看着我，像在研究我，也像鼓励我。他先来的还是后到的？和其他差点起身离开的观众不同，这个男人自始至终认真而专注，像在咀嚼回味朱什么和我的每一句话。我意识到，或产生了错觉：我飞越两千多公里的文学远征就是为了他，就为了这一个观众。他一定是读过我那篇名为《温柔》的小说的《朝阳文艺》读者，一定是的，一定是看了单向街的公号邀约之后匆匆赶到的最纯粹的文学爱好者，一个远在北京的我的真正粉丝。啊哈，我确信他端坐不动两手架在膝头一丝不苟的样子一定是因为文学的力量，一定因为他读过而且热爱我的小说。那个连我自己都差不多忘了的小说此时把我们紧紧拴在一起了。我立即来了精神，语速提上来，激情回忆着当年骑一辆破单车跑到昆明东郊《滇池》编辑部投稿的历程。那个小说被编辑枪毙了，后来又有四篇小说遭到枪毙，但总不至于一直被枪毙啊，所以，在毙了我五六篇小说后，昆明最高的文学山峰《滇池》终于发表了我一个四千字的短篇小说，我拿到样刊那天激动地哭了。这个小说从此打开了我的文学之门，一道小得不能再小挤得不能再挤的窄门，哥们儿总算进来啦，总算在35 岁前后成为一个给朋友写写广告文案、偶尔挣一点点稿费的作家啦。在我看来，我大声说，只要有一颗勇敢的心，只要怀着爱和悲悯——是的，这两样东西多么重要——就有希望写出佳作；缪斯是公平的，任何作家都有失败风险，那些功成名就的大咖和当红的90 后只是运气稍好罢啦，不代表作品多么牛逼——牛逼与否由时间说了算；比起很多高高在上拿了这样奖那样奖被评论家们挂在嘴边的所谓一流作家，我倒宁愿老老实实窝在偏远的昆明角落里捉襟见肘地直面文学。我愿把一颗滚烫的心交给缪斯，把爱和忠诚都交给她，认真写下去，感恩地写下去，直到生命终点……演讲结束了。下面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那个给了我莫大鼓励的男人，我想象中的唯一读者，竟然没有拍手——两手仍放在膝盖上，安安静静看着我，像失忆患者瞪着一匹走丢的马。然后，几位观众冷静地起身离去，没人上来索要签名，也没人找我们要个电话或扫个微信。什么也没有发生。唯一朝我们走来的是小罗，他笑着说，不错不错，两位，文化馆安排了饭局，今天务必多喝几杯。

关于饭局我能写的不多，无非多余废话和细节的不断重复，和你经历的所有无聊无趣的饭局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是，滔滔不绝的朱什么让你觉得其文学之路比西天取经还艰难还坎坷。是啊，我说，我们的运气真不咋的，你看我这把岁数了还没上过名刊大刊，边儿都搭不上，想都不敢想，连市级刊物也屈指可数。现在一帮90 后动不动就上大刊这个奖那个奖，吓死人啦。就是，她说，这些名刊大刊实在让人费解，文学的标准呢？到底是年龄呢，还是才华？老毕加索70 岁了才干出立体派嘛。难道我们没有才华？我们的才华你们看不见？越老，才写得越好呀。大刊名刊凭什么这样啊，凭什么自然投稿就是没人搭理？你不看自然来稿那你公布狗屁的投稿邮箱。文学如果有这样那样的标准就等于没有标准。文学的标准就是文学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文学的标准不会迎合年轻人也不会迁就老年人，不迁就任何年龄和性别的人。那么，你的取舍标准除了文学标准还能是什么标准？你就只能是文学的标准绝不是别的标准，否则你就不是文学，就不配称之为文学。对吧？如果文学只是圈子的文学为了获奖的文学是青春的文学跟风的文学，那就不是真正的文学，那就该遭到我们这帮忠实的永远虔诚的宁死不屈的文学信徒的唾弃……这通抱怨像刀子一样扎我心里去了，我立即连声附和，她更来劲儿了，话说得越来越狠越来越肆无忌惮；我俩你一言我一语尽情发泄，最后干脆变成偏执的攻击，攻击作协，攻击期刊，攻击所有数得着数不着的大大小小的各路作家。痛快啊，像两个暴力分子只管杀人放火，全不在乎对方是好是坏是女人还是孩子；当你只剩下痛恨和唾骂，你会发现只有痛恨和唾骂能满足你安慰你了，再也不必藏着掖着了，完全没有必要了。后来我们笑着停下来，擦着满头大汗，幸福地哼哼着，真诚地劝对方吃呀吃呀；她叫我陈哥了，说陈哥我们扫个微信吧，今后一定多多联系互相鼓励。我说是是是，必须的必须的。最后，我问她，今天是否留意到台下一个男人，穿黑T 恤的四十多岁男人，朱什么想了想，说，看到了，没什么印象；小罗也搞不清楚他是不是《朝阳文艺》读者，反正从没见过，毕竟《朝阳文艺》只是内刊，全北京读者加起来，不会超过一百个。

八点过了，外面热浪蒸腾，餐厅空调却很凉快。朱什么提议我们多待一会儿，别着急走。我和朱什么坐得太近了，差不多紧挨着，她不时散发出某种鲜花（薰衣草或栀子花或茉莉花）的香甜，下午我居然忽略了，我不争气的老二传来一阵抽搐，我赶紧将身体紧贴饭桌。朱什么问我是不是头回来北京，我说第三次吧。她说她讨厌北京人，没错，老家伙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坏，卑劣，下手狠。她冷笑，摸摸额头，似乎那上面还留着一道疤。小罗笑着没吭声。朱什么给自己斟酒，说老家伙啊，畜生，最初用巴掌轮，后来用皮鞋、茶杯、镇纸、扫帚，什么顺手抄什么，抄起来就往她脸上身上招呼。操。老不死的狗东西。我说，为什么？她又冷笑，为什么，你说为什么？我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呀。猜疑呗，我比他年轻多少你晓得吗？29 岁，能当我爹啦。朱什么说，他做完活动啦，给学生讲完课啦，第一时间就赶回来里里外外搜个遍，要把没影儿的奸夫搜出来。每次都扑个空。我说我除了你没别人。他不信。有一回，我当年的朋友，一个小院的发小，从嘉兴来北京，说给我捎点吃的来，嘉兴卤鸭，你总得留人家喝杯茶吧？老家伙刚好撞上，当着小老乡的面恶狠狠骂我还不够，劈头盖脸上来就打。小老乡看不下去，把他拽开，他冲人家来劲儿了，可真要动起手来哪是年轻人的对手，嗵嗵两拳就被撂倒了。小老乡一走，我被他揍个半死。我坚决要离开他，他堵着门不让走。哎，我呀，就像一条狗，不，连条狗都不如。他问我和小老乡有事没事，我说当然没有，要有事谁会带家里来？他又扑上来揍我，说我一定瞒着他干了坏事。我忍不住还手，把他牙打飞了。这倒好，老家伙消停了，吭哧吭哧坐在地板上，咧着冒血的嘴冷笑。我跑去街对过的小旅馆住一夜就回来了。哎，还是放不下老家伙。他不再动手，也不骂我，反而央求我别离开他，说不能没有我，还说他想清楚了，他这辈子最重要的无非诗歌；我嘛，也很重要，而且是他性命的一部分了，可还是比不了他的诗，所以他要专心写作，也希望我再别提离开的蠢话。这样，他活着才算完整，才有意义。说完毕恭毕敬冲我鞠一躬，直奔书房而去。我给他沏一壶茶，备了几样点心，可他不开门，大声说他闭关写作呢。三天后小老乡忽然登门，说他惦记我，怕我被老家伙活活打死。老家伙冲出书房扬言剁了他，小老乡倔得像头驴，顺手抄起拖把三两下就把老家伙打趴下了，说对不住，你们家我再也不来了。他把捎来的水果啦糕点啦一股脑扔地下，冲我说，保重，转身就走。我知道事情闹大了。我太了解老家伙的脾气了。我知道我根本逃不过这一劫了。我扶老家伙起来，为他料理伤口。他冲我劈头盖脸又一通暴打。这回我躺了四天才下地。他倒好，四天来就缩在书房里写诗，饿了就吃泡面，渴了就把桶装水直接扛进屋去。他当我不存在，完全不存在。我叫他、喊他，给我弄点吃的，哪怕喝剩下的面汤也行啊，他没反应，一点反应也没有。就像我的呼唤哀求根本没听见。我又渴又饿，夜里咬牙捱下床弄点吃的。我下定决心，这回非走不可。我是他一手塑造的，也是他一手毁掉的。他的口头禅是，一旦离开他，我什么也不是。我经常被这句话吓住，觉得自己一个初中毕业的嘉兴小城的孩子来到北京，被这么一个大诗人罩着真是谢天谢地啦，可好日子不过两年，这才三年不到就把我打成这样了，就疑心我这样那样了；我真不明白他咋想的，一个老家伙，一个在文学活动上把我从书店服务员很快搞到手的老男人，明明希望你永远不离开他，又凶残地逼你离开他。我不晓得他一次次流着眼泪求我留下来说的那些屁话怎么扭头就忘了，扭头就把我摁住了不把我打得哀告求饶绝不放过我。那次之后，我们消停了很长时间，冷战，不讲话。后来他说他写出了一首巨牛逼的长诗，160 行呢，他说这首诗绝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绝对要把中国最牛逼的诗人甩出十万八千里。什么北岛啦食指啦，他们算个屁。他们诗里哪有他这首长诗博大的悲悯情怀，他们的诗跟他这一首比起来全是小儿科，他们要是看了他的诗绝对无地自容从此金盆洗手再不写诗了。我不信他的胡话，他就大声念给我听：哦/ 号角/ 吹过一百遍/ 航行开始/ 巨浪涛涛/ 勇敢的尤利西斯啊，海岸挺立，为了遥远的归乡/ 数夜不眠……我当时不晓得谁是尤利西斯，他就给我讲了尤利西斯的故事。这首诗啊，老家伙的确写得气势磅礴，借尤利西斯写了郑和一次悲壮的远航。直觉告诉我，这是一首好诗，真是一首牛逼的好诗。妈的，你能相信吗，这老家伙就是在他的女人被打得没法下地期间把它写出来的。你能想象吗？他的女人没吃没喝躺在床上动弹不了，他还能写出这么牛逼的诗。后来我想，也许，正是我被揍成这样才刺激他写出好诗的。可也不一定，过去他也揍我，揍完了什么也写不出来，懊悔地揪着头发胡子直往墙上撞。这个老不死的。我们心平气和的时候，我问他，干嘛这么揍我，他说他父亲就这么揍他母亲的，哪有为什么。女人嘛，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我说，你再揍我真走了，他说，你走了，天涯海角我也把你追回来！讲到这儿，朱什么似乎累了，又斟一杯酒，一饮而尽，看看我又看看小罗。某种直觉告诉我，她说的未必是真的，换句话说，未必是事实或百分百的事实。男女关系远比宇宙还复杂，也许她故意隐瞒了什么又夸大了什么？沉默片刻，她接着讲：又过了三五月，我怀孕了。多伟大的事情啊，我当妈妈了。哎，没承想，这是新一轮厄运的开始。老家伙一口咬定孩子不是他的，我操，不是他的谁的？又揍我。这回把我打得左耳朵冒血，我也把他揍得又跳又喊。我像狼一样捍卫自己和孩子。我是母亲了，求饶已经没用了。他像疯狗一样叫嚣说孩子是小老乡的。操，我前前后后就见过他两面，加起来不到十分钟，还有天理吗？晚上，就在那天晚上，我睡得好好的，一下子疼醒了——老家伙拎着水壶，直往我胸口上浇开水……这回我在医院里住了大半个月。孩子也没保住。我出院回来，头一件事就是收拾东西，他又求我，像从前一样跪在地上求我，以为我心一软照样听他的。这次绝不一样了。我伤得很重，孩子没了。没报警抓他就不错了。我拖着箱子下楼，老家伙孤零零地站在阳台上看我，满头白发被风吹乱了。我心里想啊，我什么也不是？真的？什么也不是？所以我给自己取了笔名，朱什么。我一边走一边流泪。我们打了这么多回，打得那么惨，连孩子都打没了，还是散了。那你说，我们到底为什么打？为什么？不能不打吗？朱什么不说话了，眼泪在她眼眶里打转。她是个有魅力的女人，从最底层一步步在北京站住脚跟身材依旧苗条面庞依然秀丽的80 后女诗人。她不喝酒了。满桌的菜一点点腻在盘子里。我问她，怎么看现在90 后的诗歌？她冷笑，大声说，他们会写诗吗？我操，他们挨过揍吗？

小罗先走，朱什么说她坐地铁回家，我住的酒店离此不远，正好送她去地铁站。分手前，朱什么忽然问我，她今晚是不是说太多了？我说哪里哪里，不多不多。她冲着热浪翻腾的北京夜空长吁一口气，说她很久没出门了，很久没说这么多话了，可见诗人还是需要出门透透气的，对吧，小说家也一样，不能老在家里憋着。我说是啊。她仰头望着看不清星星或月亮的夜空，说这狗屁的疫情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然后认真看着我，一头短发相当精神，她说，能请教你一个问题吗？我说，但说无妨，还客气啥。她说，暴力，是你们男人写作的灵感来源？我考虑了几秒钟，说，比起女人，尤其美女，暴力算什么狗屁呀。哦，她笑了，扭头望向大街。此时的北京街头酷似热闹又静谧的行为艺术现场，到处是焦躁的神秘气息。她伸手和我握了握，说欢迎再来北京，再见。这时候，鬼使神差，我突然问了一个完全没必要的问题，它把今天的一切全毁了。我实在是蠢透了，自以为一个女诗人跟你喝了酒就能更进一步了。哎，我真傻。我的原话是：恕我冒昧，你和你那个小老乡，你们，到底——她的笑容一下子僵在脸上，直直瞪着我，似乎没听明白我的问题。什么？到底什么？我的意思是——可她腾就火了，樱桃小口喷出的酒气像滚滚烈焰。我操！她破口大骂。我绝没料到，刚才还楚楚可怜的朱什么转眼就变成一个彪悍暴怒的女人，此时手里要有把刀子一定会往我身上招呼的。你们这些鸟男人，除了把女人当牛做马踩在脚下，你们还会干点什么？我操，一个德行，全他妈一个臭德行，满脑子全他妈的下三滥。狗改不了吃屎。滚吧，滚回你的云南，永远别联系我。她衣领下面的伤疤剧烈起伏，转身直奔地铁站，消失了。

你可以想见我的惨状，被一个刚刚建立友谊的颇有姿色又楚楚可怜的女诗人迎头痛击后的惨状。我吓傻了。终于发现是我严重高估了她的承受力或我们之间的关系，进而，我意识到，一个人龟缩不出的写作状态把我的社交智商消磨得多么低下啊，简直到了白痴水准。同时，我也报复性地意识到长期的离群索居何其珍贵，比起眼下这只巨大的城市怪兽引发的随时倒地横死的惊悚，我恨不能插翅飞回我的昆明蜗居，踏踏实实和大师们待在一起再不挪动半步。我想摆脱朱什么，可她分手前的彪悍和胸前那块疤（老诗人赐她的厚礼）诡异地混合起来，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特别是那块疤：一个老男人，一个号称多么爱她的老家伙居然下得了手！她摆脱了他，也永远摆脱不了他。他让她活在永久的暴力之中。太可怕了。更糟糕的是，超出我想象的是，她把它，把老家伙实施的最后暴力说出来了。她干嘛要说呢？干嘛要向我这个陌生的编故事的小说家说出来呢？明明可以不说的。她不说，我又怎么会刨根问底？又怎么可能让她像重新烫伤了一样火冒三丈？是的，以我的经验，我执拗地怀疑她到底是不是那个受害者，虽然伤疤货真价实，可她故事深处没准藏着不可思议不可捉摸的东西，就像八月的北京之夜，简单明了又晦暗不明。我不太清楚其他人对这种事情的态度，换作我，才不说呢。一个字不说。埋葬它忘掉它才是明智的。操，我不由自主骂出来了。朱什么把今天的感动和温暖全杀了，一个不留全杀了。我心里说不出的悲哀。经过大悦城旋转门时我一眼瞧见他了——那个男人，穿黑色POLO 衫的一点不怕热的家伙，我幻想中的唯一粉丝。他两手空空，仍像坐在台下一样规规矩矩望着我，似乎一直就守在这儿等我呢，热切的目光就像一个多年没见的老友，一个躲在北京的亲人。他忽然叫我名字，怯生生的，名字后面还紧跟着老师二字。我急忙说，你好你好你好。下意识伸出手去。他的手在炎热的夏夜居然有点凉，而且，在放开我之前又攥了攥我的手指，这种手法常见于老友之间或年长者对年轻人表达亲切慰问的时候。我有些恍惚，仿佛此人是我酒后的幻觉。他说陈老师，要不，咱们找地方坐坐？我说你贵姓？他说免贵，姓许。名字嘛，请容他卖个关子。我举目四望，周围除了高楼还是高楼。他说，要不，我们回单向街？我请你喝杯咖啡。我注意到他没用敬语“您”。我立即答应了，我们走进大悦城大堂，乘电梯直达9 楼。在电梯里，在巴掌大的小空间里，他不说话也不看我，我们之间忽然充斥着陌生人才有的尴尬。重返书店，我们要了咖啡，挑桌子坐好。还是没什么读者，吧台服务生也没认出我来。台上的小茶几和两把椅子早撤了，台下十九把椅子也无影无踪，那地方只剩一块冷清的空白，一个空洞的哈欠。他问我，从前来过北京，来过大悦城？来过北京，我说，头一回来大悦城。你呢，去过昆明？我怎么觉得咱俩在哪儿见过。他笑而不答，店外悄悄行走的影子恍如鬼魅。他说从前的大悦城哪有这么冷清啊，疫情之前简直挤爆，单向街也热闹，到处晃荡着渴望成功的文艺小青年。我说，你住附近？他点头说，不远，走路半小时吧。半小时还不远？是不远，对北京人来说，太不远了。昆明离北京不也就三个小时？嗯，也对。沉默片刻，他问我写什么样的小说、什么题材的小说，我一下子失望透了，简直透心凉——原以为他是我粉丝的期待落了空。我三言两语，忽然意识到我累了，不想再谈文学了。特别是酒足饭饱之后，被朱什么痛骂一顿之后，还谈什么狗屁文学。我眼前又出现朱什么微微敞开的衣领下面的淡褐色的疤，以及扁平的胸。真是扁平的？未必。为什么想起她的胸？你真不认识我啦？这个姓许的男人看着我，两只不大的眼睛像要穿透我的皮囊直接看清我的本质和灵魂。我说，我们认识？他继续微笑，笑容里带着某种诡秘气息。我开始后悔跟他回单向街了。现在最该干的是老老实实窝在酒店大床上看电视，或干脆逼自己写个一两千字的。我承认我是有标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德、卡夫卡是标准，海明威、加缪、马尔克斯也是。你渴望从这帮老家伙身上汲取营养，早日写出牛哄哄的巨作，就算它越来越像是自我欺骗了。是啊，写作，从根本上说不就是一次漫长的耗时耗力的自我欺骗？对方继续说，你真不认识我了，陈鹏？他忽然直呼大名。我大吃一惊。他典型的南方人的面孔的确眼熟，我就是想不起来。十二年啦。他说，哎，做梦也没料到，你居然当了作家。当年你还在昆明一家小报干记者，什么报来着？没错，十二年前我还是某小报记者，整整干了十年。他说下去，作家真比记者有意思？我说，这是上帝的安排，我的老朋友于坚说——哦，你认识于坚吗？我们云南的大诗人，才华横溢，像个土著，拿过鲁奖。于坚说过，一个人写或不写像上帝放进你身体的定时炸弹，时间到了就会爆炸。哦，你从小就想当一名作家？从小？我说，那倒没有，我二十多岁才试着写短篇小说。那么，他说，你三十多岁的时候，你当记者那些年，你放弃了小说？我觉得必须打起精神认真对付了。他了解我的过去？可不，他明明了解我的过去。我怎么可能在北京遇见一个了解我过去的家伙呢？我盯着他说，你到底是谁？他笑了，说你别急，咱们慢慢来。那么多年了，能在北京见到你，真不可思议。我绝没别的意思，就想和你聊聊。就咱们俩，聊聊。此人操着不太标准的北京话，让我更加确信他是北漂。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吗，陈鹏？什么问题？我刚才的问题——你真觉得，当一个作家比当一名记者更有意义？我想了想说，三十多岁以后，我觉得我必须写作了——他打断我，你成了职业作家？靠什么养活自己？不，我还在一家广告公司负责文案……没必要讨论这些吧，既然你认识我，你不妨直接告诉我，我们到底——他再次打断我，说他无法想象，我怎么就当了作家，如果不是体制内的职业作家起码也是准职业作家了吧。你无法想象什么？我说。他交叉的手放下来，平摊在桌上，两眼盯着我，一眨不眨，用一种迟缓沉稳的语调说，我无法想象的是，你，怎么能当一个作家。这句赤裸裸的挑衅一下子将他的伪装撕掉了，非常突然。我的心怦怦跳，不清楚因为恐惧还是困惑。你什么意思？别激动，他笑了笑，说，你这种人，怎么可能当作家呢？我像挨了一闷棍，嘴里发干，空气又硬又重，我有点喘不上来。他到底要干嘛？干嘛羞辱一个以文字勉强糊口的中年老男人？你他妈的——我忍不住爆了粗口。他立即抓住了把柄。哈哈，你看，我说嘛，你这样的人，如此残忍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当作家呢？你怎么可能写出真善美的文学作品呢？你的那些小说怎么可能温暖人心呢？我气坏了，嗖地一下站起来。他一把抓住我，别生气，千万别生气。咱俩的故事还没开始呢。我绝不是故意触怒你威胁你要你难堪，我就是来找你叙旧的，像两个老朋友一样叙叙旧，行吗？

这时候的单向街几乎没人，玻璃窗上方的白炽射灯也关了。几十平店面像洞窟一样幽暗，像空荡荡的衰败的厂房。身在其中，唯一让你安心的是前后左右墙上一排排好书，一个个惊世骇俗的大师名字。好吧，强烈的好奇和他的坦诚迫使我重新坐下来。十二年前，他说的是十二年前。我猛地想起什么来了。他说，只要说出一个人的名字，我立马就能认出他。所以，他非常非常不安。不安？我说。嗯，他说，我的不安就是，你怎么就当了一个作家，你，怎么可能，又有什么资格当一个作家，一个坐在台上装模作样唠叨你那些写作改变人生，把写作当成信条甚至宗教的作家，怎么可能呢，你怎么可能是作家呢？能当作家的人多了去了，一千个一万个中国人都能当作家，就你不能，就你没有资格，可你居然当了作家，当了一个发表了十来个小说的作家。天哪，如果连你这样的人也能当作家，上帝真是瞎了眼。你可以想见这番话对我的刺激。我想扇他耳光，再揪住他稀少的头发将那张南方人的臭脸按在桌上。他大老远跑来就为了骂我？而我，必须忍受一个陌生人的恶骂？我喝一口咖啡。不可理喻的荒谬感反而让我冷静下来。之前是朱什么，现在是许什么。好，来吧，你们都放马过来。北京人民真他妈疯了。他笑了笑，向我摊牌。果然，是我猜到的名字：苏粒。但这两个被他高声念出的熟悉汉字仍然在我面前掀起一阵风暴。我看见我和他站在昆明街头，站在深夜的小巷深处，我们中间，站着苏粒。我说，你谢铁军？天啊，是你。你不在杭州？怎么跑北京了？他又笑了，这回笑得沉重，完全是一个四十七八的中年男人的笑容了。我十二年前从杭州来到北京。他说。哦——我说。又一阵沉默。书店里就剩一个穿白短裙的姑娘了，身材修长胸部丰满，你没法想象这么时尚漂亮的姑娘居然也爱书。她在书架前款款挪动，再也没有别的顾客了，她似乎很享受此刻就她一个人的惬意悠闲。她面前应该是法国文学专柜，她取下一本，翻看一会儿又塞回去，再抽出一本。哦，纪德、普鲁斯特、加缪。此人，我对面这位，当年不姓许，姓谢，难怪我迟迟对不上号。他用了一个谐音就把自己藏起来了。十二年了，一晃十二年，他变化巨大，整个儿瘦了一圈，头发少了很多，典型的“地方保卫中央”；而我，三四年前就剃了光头。他说他到了北京，更名许铁军，不再是谢铁军了，从前那个谢铁军死了。对他来说，对一个遭遇了那样一个昆明之夜的男人来说，早死得干干净净的了。反正，这个大得离谱的城市没人在乎他的过去。他这么说的时候没有丝毫无奈，反倒有种庆幸，说他十二年来继续干他的老本行：电视，在北京电视台顺利得到机会，不到三年就干到了栏目制片人，最近几年和法国纪录片频道合作，拍了不少大片，拿了不少大奖。我惊讶不已。从这人的脸上，这个原本叫谢铁军现在叫许铁军的男人脸上你再也看不出当年的样子。这张脸憔悴，早衰，又自带一种中年男人尤其中国成功男人特有的傲慢，就像一张洗了又洗破了烂了的百元大钞。因此，当我终于把他认出来了，而且清清楚楚认出来了，我发现他从没变过。他还是他，还是十二年前的他。我感到一阵难言的屈辱裹挟着恶狠狠的畅快从脚底冲上来。十二年了，整整十二年。我们必须重返十二年前那个夜晚，虽然十二年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忘掉它、掩埋它，像个逃匿很久的凶手。他说，他是从《朝阳文艺》推文看到今天活动信息的，他一眼就认出了台上的人。是我，真的是我。他傻眼了。你想啊，他说，一个残暴之徒摇身变成了写小说的，变成所谓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真他妈的——他忍不住爆了粗口。你真觉得，你能写作？或者说，你的题材，你最拿手的东西，不是别的，正好是暴力？我喝一口咖啡，完全品不出好坏。我望向超短裙姑娘——她干脆坐在窗前捧着一本书认真读下去。没人打扰她，她成了一个沉浸于异域世界或远遁于内心角落的优雅的影子，一记轻轻地从灵魂深处透出来的美妙叹息。我用一种连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快感平静地说，老实讲，我从来不崇尚暴力，也从来不觉得我残忍，更别说残暴了。我活了几十年，和这两个字完全扯不上关系。谢铁军啊，过去的事，就不提了吧？不不，他盯着我不放，干嘛不提呢？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不提它就没发生吗？你怎么能否认呢？历史，真实发生过的暴行，哪是你想否定就否定的？就像操蛋的日本人，坚决否认历史的日本鬼子。你想模仿操蛋的日本鬼子？我说我不想模仿任何人，但是，人不能活在回忆里，尤其是痛苦的回忆里。所以，最好忘了吧，放下。干嘛要和自己过不去呢？不堪回首就是不堪回首，干嘛否认这一点呢？向前看吧，都——混蛋。他打断我，非常粗暴地打断我，脸上却出现不可思议的微笑，而且笑出声来了，你怎么知道回忆是痛苦的？你怎么能要求别人呢？你不是我，更不是苏粒。你真可笑啊陈鹏。你很操蛋，也很可笑。我实在想象不出你这种人还能写作，能当作家。太他妈可笑了，上帝啊，天底下的作家都死光了吗？我冷静地说，你没资格论断我。你是最没资格论断我的。况且，我觉得我当年干了一件男人最应该干的事情，和残暴没半毛钱关系，我只是，借用了暴力。否则，嘿嘿，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他摇头苦笑，恶魔，你就是个恶魔。你怎么可能是作家呢？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书写悲悯、宽恕和爱的作家？哈哈，我也笑了，那天夜里我没带上刀子就不错啦。所以啊，他说，任何人，包括我这样的人都能当作家，偏偏你不能。就算你是作家也是装出来的，你最多就是个码字的，你这样的人不可能写出任何大作。他一脸蔑视。但傻子都看得出来，十二年前的痛苦还在折磨他。他无非想转嫁给我，可我的强硬让他意识到，就算过去十二年，我还是那个牛逼哄哄的胜利者。我真是胜利者？十二年时间让一切变得可笑而且可疑，就像从未发生一样。长长的沉默。我刚刚找回的一点骄傲不见了。那些玩意儿比起十二年来为文学打拼的日日夜夜算得了什么呢？他说话了，我没办法把你和十二年前的陈鹏联系起来，就像那些赏金猎人面对一个耄耋老人没法将他和纳粹魔头联系起来，他说，你现在，瞧瞧你现在，光头，白衬衫黑西裤黑皮鞋框架眼镜，多有个性，多么儒雅，你的确进化成了一个作家的样子了。哎，谁能相信呢，你，陈鹏，台上大谈特谈海明威福克纳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的小说家，竟在十二年前——他苦笑。那天夜里，要不是苏粒护住我——此时白短裙姑娘活动了一下肩膀和胳膊，又津津有味地读下去。三个店员无精打采，没人注意我们，也没人认出我。两个中年男人被抛弃在昏暗的黑得很慢的北京夏夜，像两个心事重重的流浪汉。他继续说，你不担心后果？我没吭声。对啊，这就是恶魔的本质。是吗？我说，那么，按你的逻辑，假设你老婆和一个认识不到一个礼拜的男人密谋私奔，你怎么办？我想过，他说，嗯，我站在你的立场想过。答案是，绝不使用暴力。然后，我们会认真讨论，再然后，我尊重她的选择——你确定？我说。是的，确定。你们还有联系？偶尔。你什么感觉？什么什么感觉？我深吸一口气。和一个你艳遇的女人保持了这么长久的关系，什么感觉？哎，他叹口气，这就是你，就是所谓作家的思想和胸怀？在你看来，我们就该永不联系？你什么也不懂，陈鹏，关于爱、包容和宽恕，你什么也不懂。我说，可我才是受害者，我才是那个受辱的丈夫，你才是那个给了我屈辱的家伙，你有什么资格唠叨什么爱啦包容啦宽恕的屁话？他说，他有资格，他也是当事人，当年他和苏粒商量过，尽可能和平解决，尽可能把伤害降到最低——最低？我火了，你们哪来的标准？最低？你们凭什么觉得我会接受你们的“最低”？你们只是两个想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走的狗男女，轮不到你们体谅我，更不允许你们可怜我。背叛就是背叛，哪来什么宽容？事实上，你们也没走到一起嘛，也就一时刺激，完全不计后果。再说，我从不对女人动手，那就只能冲你了。

他再次沉默，低下脑袋，像啃骨头一样使劲咀嚼我的每一个字。我意识到他此刻才真正试着理解我当年的痛苦。他到底想干嘛？和十二年前差点打死他的家伙和解？继续把伤口撕开？白短裙姑娘聚精会神，那本书迟迟没有翻动。她真美啊。一个绝妙的和书店气息吻合的温柔的象征，纷乱的世界丛林中被文学捕获的新时代青年。诗人朱什么消散了，一点痕迹也没留下。我没读过她一行诗。她说她本想把诗集带来的，最终没带。她说她知道我一定不喜欢她的诗，为什么？我说。她答，就像我不会喜欢你的小说。我说你读过我的小说？她说她能想象我的小说，从我的发言就能想象我的小说，我和她太不对路了，她觉得蜷缩在昆明二居室小屋里的我不可能写出这个世界的本质。绝无可能。我说你没读过怎么能这么绝对呢？万一你读了就发疯似的喜欢上了呢？她笑了，说你没喝多吧？她这番话让我自卑得不行。是啊，再也没有比一个远在昆明的小角落里写着无人赏识没人阅读的小说的小说家更自卑的了。好在，她找补了一句：你人比你小说有意思。可你这人太正常了，我猜你一辈子没烂醉过，也没跟人红过脸打过架。你这么无趣的人写什么小说呀。好吧，我沮丧地附和她，不打算纠正她，更不想争辩什么。她和老诗人的相爱相杀（特别是老家伙恶狠狠的暴力）让我对她满怀同情，可到头来却被她臭骂一顿。我承认，她留下的暴怒形象再也不能清零了。暴力将比任何东西更简单直接地抹掉别的东西，否则它就不是暴力了。现在，当我和谢铁军再次面对面坐着，我仍有抄起杯子往他脸上招呼的冲动。可我必须承认，十二年来我发生了巨大变化，你赫然发现（非常真实，和晦暗的怒火交相呼应）此人的消瘦、憔悴、背井离乡是你一手造成的，是你暴力的直接后果。我感到内疚，感到某种十二年前体会不到的悲凉。我一直好奇，他说，你是怎么发现的？我喝一口咖啡，这才发现杯底空了，早喝光了。很简单，我说。十二年之后他变化实在太大，瘦了，背也驼了，衣着品位倒还不错，看起来却比我老五岁不止。那时候你们在某地拍片，她迟迟不愿回家……我知道出事了。我的第六感向来很准。嗯，他说。然后，你把我们哄骗出来，说你为我们的片子找到几十万投资，我们没怀疑你，我们不可能怀疑你。陈鹏，你多狡猾啊……之前我们见过一面的对吧，我们在一家火锅店一起涮过火锅，那是我来昆明的第一天对吧。恕我直言，你不太像个记者，一点也不像。你像个，像个小偷？对。你打量我的眼神贼溜溜的，都不认真看我。我笑了，我那么猥琐？他也笑了，是错觉，巨大错觉。我当时头一个念头就是，这么优秀的苏粒怎么会嫁给这么个小子？哎，我严重低估了你，低估了一个骨子里就是魔鬼的小报记者。你凶狠地扑过来，相当利落地将我撂倒了……他忽然打住，似乎十二年前的夜晚让他痛苦不已。当年的大多数细节早就模糊了，能记住的无非突然袭击：猛烈、凶悍，愤怒到极点的咆哮和哀号……我差点要了他的命。我在黑暗中揍他、踹他，狠狠跺他摊在地上无法动弹的脸，踢他腹部，一下又一下，像在踢一条死狗。他早就失去抵抗，或者说从一开始就毫无还手之力。我终于累了，呼呼喘息歇气的时候苏粒扑上来，扑到他胸前，像呵护孩子一样护住他，长发垂在他脸上，下巴抵住他胸口。这样一来，我就没法下手了。她知道我不会碰她的。她看着我，目光凶狠，视死如归，非常明确地向我释放了一个信号：他死了，她就和他一起死。我动弹不得，呆呆望着她，又望着地上的他——蜷缩的男人也许一米七三，也许一米七二，总之个头比我稍矮，像一摊烂泥一个破玩偶摊在暗淡的街灯下面，暴露了生命的脆弱和荒唐。我一点快感也感觉不到了，或者说快感短得像射精一样两三秒就结束了，莫名的厌烦呼啸而来。我转身上车，发动，风驰电掣逃离这个充满下水道臭气的鬼地方。我逃离的不是他和她，是我自己，似乎摧枯拉朽的暴力把我吓懵吓傻了，只好逃走。可要换了时间和地点，我深信我还会这么干他娘的。我会的。也许我一直在等一个机会，像岩浆急需喷发，像压了三十三年的火药桶必先炸而后快。现在，十二年之后，我以为被我打死了的家伙又说话了，说他听完我演讲的今天，他的疑虑更强烈了：为什么我，陈鹏，好歹算知识分子的家伙（退一万步说也是半个知识分子）竟然如此野蛮地对一个熟人实施暴力，直取性命的暴力？就算回到十二年前，难道，他不是我妻子苏粒的朋友？难道我们三人从没在一张桌上友好地涮过火锅？你怎么下得了手？我刚要回答，他急切地打断我，你就不担心我被打死？或者，你的目的，就是让我死？我答不上来。这类激情杀人的案子多了去了，又不是我陈鹏一个人的专利。它是深植体内的动物本能。专注，纯粹，不计后果。他说他当然晓得世上从不缺少暴力。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不也充满了无谓的暴力正义的暴力邪恶的暴力反反复复的暴力乃至温柔敦厚的暴力？身为一个金牌电视制片人，这点常识他还是有的。那你活到四十多岁从没使用过暴力？当然用过，和同学打过架，和同事动过手，没什么稀奇。但是，他说，我的暴力哪能和你的暴力相提并论呐，陈鹏，根本比不了，连你一根小手指也比不了。我不是没有换位想过，我设想我妻子跟人跑了，私奔了，我会怎么做，我早就得出答案：绝不使用暴力，我会默默走开。我会的。我非常在乎尊严。我们是同一类人，受不了欺骗和背叛，尤其受不了被你最在乎的人欺骗和背叛，即便如此，我也不可能像你一样选择暴力。绝不会。我连动一根小手指的兴趣也没有。对这种事情，对屈辱的还击，就是沉默和退出。沉默才是最高级的，退出是沉默的升华。暴力非常无用，甚至无聊，因为你暴露了你的羞辱，还让羞辱加倍了。你绝不会因为把对方打个半死或干脆打死就胜利了。你真觉得你胜利了？你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后怕？关键在于，你和苏粒从此成了仇敌，你把你爱的人，你深爱的人，要么推给敌人，要么推进深渊。你就从不为你们的爱情婚姻感到惋惜？就不担心你的暴力也重创了她？你自己呢，伤害更大。一个明显的悖论：如果你真的爱她，又怎么忍心伤害她，把你的屈辱也交给她而且是成倍地交给她？也许你最想杀的人是她，不是我，所谓爱之深恨之切。真的没别的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你就不明白，你的暴力把我们三个人同时拖入了绝境？这十二年来，你从没被那天晚上缠住？从没对苏粒——你曾经的妻子心怀愧疚？我看着他，当年被我揍扁的做电视的男人。我答不上来。不说就是默认，他说，你内疚过、后怕过，当然也后悔过，可暴力一旦实施就逆转不了啦，再也不可挽回了，你，我，苏粒，必然被改变。我轻轻地下意识地点了点头。是啊，我被那个夜晚逆转了。当年谁在乎这些？谁来得及细想这些？事后我请了一个月病假跑遍云南，连河口南伞之类边境小城也去了，还去了越南和老挝。苏粒也一定陪他回了杭州（如果他还活着，还没被我打死）。我厌了累了才返回昆明，向报社递上辞呈。之后收到苏粒的来信，她三言两语，说她带走了她的东西，同时附上离婚协议，她已经签好字了。条款极其简单，她没什么要求，只求我尽快签字寄回。我找遍这张小小的信签也没发现“对不起”三个字，连“抱歉”也没有。她用了一种冰冷的像对敌人的口吻给我写信，连一点虚情假意也没有，连她和他在剧组鬼混期间每天给我打来电话的一丁点佯装也没有。这张纸就是一个躯壳，除了几行规规矩矩没什么个性更谈不上情感的打印宋体字以外再没别的了。连字都不是写下来的，她该有多恨我啊。这是对我的谴责？暴力毁了我们大学悉心培育的爱情？暴力败露了真正的我？一个残忍卑劣之徒？总之她消失了。我没给前岳父岳母打电话。就这么完了。就这么，完了。我和苏粒从最亲密的爱人变成永不相见的仇敌，是我一手造成的还是她一手种下的？难道，她不欠我一句道歉？反之，难道我从不欠她什么，比如悲悯啦宽恕啦之类？谢铁军轻轻叹气，眼神倨傲又凄凉。我问他，那天晚上，你们为什么没报警。他说，报了，我走后报的。警察到了，她拒绝说出肇事者。她不说，他自然也不会说。我惊讶地说，为什么不指认我？他摇摇头，说就凭这一点，苏粒就在偏袒你、保护你。你看，但凡你真的还在乎苏粒，像她在乎你一样在乎她，你就不至于——哈哈，我笑了，要不是因为在乎——他打断我，你不在乎。你打得越狠，我就越相信，你在乎的是你自己。是变态的尊严让你这么干的，他说。你懂什么爱？你什么也不懂。你恶狠狠地把你的怨恨愤怒屈辱都发泄出来。你在乎的，只是这个。你打断了我四根肋骨。他说得很突然。我吓一跳。四根肋骨。我想象过暴力的后果但从没想过这么具体直接地面对它。四根，天呐。我承认十二年来我再也没动过手，再也没使用过暴力。转变是随着写作一点一点发生的。十二年来我无数次想跟人动手，比如跟狡猾的小摊小贩、冷漠的公交司机、差点把痰吐到我皮鞋上的男人。我都忍了。我渐渐习惯了像甩掉口香糖一样甩掉愤怒了，越来越像一个好脾气的孤独的中年老男人了，一个很难发表小说的越来越世故柔软的小说家。当然，这种妥协，更像是平庸带来的自我怀疑和自暴自弃。也许，十二年前的暴力把我一次性掏空了，让我忽然发现了我的缺陷，最后进入衰败、朽烂的人生下半场。是啊，一个失败者。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该干的差不多干完，今后一二十年嘛，无非写点自己想写的，再也不必热血沸腾地打打杀杀了，再也没有必要了。现在，我真诚地对他说，哎，没想到，我实在是——不，我该感谢你，他说，感谢你让我变成另外一个我，让我毅然离开杭州来到北京。我和杭州的妻子也离婚了。五年前又结了婚，有了新家，生活回到正轨，这种感觉很好，也很奇妙。改变不可谓不大，而它的源头正是你那场恶狠狠的暴力——我居然被你的暴力重塑了。这种事情我十二年前做梦也不敢想象。是你促成的。否则我怎么可能知道三十五岁北漂行还是不行？又怎么可能在圈子里拿了那么多奖，一大堆奖？我成了北京电视台最好的制片人，没有之一。哈哈，你说，我是不是该感谢你？他笑了。此时白短裙姑娘抄起一本书上前台付了账，大步走出书店，像马也像豹子一样的身影洒在玻璃窗上，酷似十二年前残暴之夜的神秘余音，一种回响，一种此刻才揭晓的悲剧命运。我心里空荡荡的。一个爱书的姑娘就这么走了，抱着她选定的书，走了，从静谧走向喧闹，从简单走向复杂，走向黑暗，走向暴力，走向爱。她从哪来，要去哪，我们还能遇见吗？而面前这个人，这个被我打断四根肋骨的男人，他该多么恨我啊。十二年了。他说感激我改变了他的一通屁话，我一个字也不信。

……

全文未完，完整版刊于《青年作家》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