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艺》2021年第6期｜李西闽：凝视（节选）
一
写作很多时候是肤浅的，特别是面对父亲。一直以来，我想写写父亲，可总是难以下笔。他太重了，像一个星球压在我心里，有时，他又轻得像汀江水面上的一缕青雾，被露水味儿浓郁的晨风吹散，无影无踪，怎么也捕捉不到。
每次梳理父亲事迹时，一个场景就会固执地跳出来：愤怒得无以名状的父亲脸色赤红，额头上冒出汗珠，扬起手，狠狠地抽了我一耳光。我的半边脸受到了沉重的撞击，耳朵里响雷般炸开，轰轰作响，世界只剩下轰鸣声，父亲的吼叫声也听不到了，只是可以感觉到他在咆哮。我以为从那以后会失去听力，如果是那样，也许我一生都会恨他，所幸的是，几天后，我的耳朵恢复了正常。
十二岁那年，我开始叛逆，仿佛要与全世界为敌，连一条狗都不放过。家里那条大黄狗，朝我摇尾巴，我也会朝它飞起一脚，它躲到一边，凄惶地望着我，继续摇着尾巴，一副无辜的模样。父亲心疼狗儿，训斥我，我置若罔闻。父亲的愤怒不是因为我朝大黄狗施暴，而是因为我打了比我大一岁的堂姑李莲莲。记忆有些模糊，记不清是因为什么事情和李莲莲产生了口角。我从小就不会吵架，缺乏用语言攻击他人的能力，气急败坏的我只好动手解决问题，竟然将李莲莲的眼角打破了，流了很多血。
世间的许多残忍是从对女性下手开始的，父亲不能容忍我对女性动手，这是他一生的信条。父亲打完我，我疯狂地跑掉了。我至今也不清楚我跑掉后父亲的表情，从那以后，我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凝视过父亲。我怀着屈辱之心，躲到五公岭的一个山洞里，捂着红肿发烫的半边脸，抽泣，哭累后就沉睡过去。那时的五公岭还是个坟场，那个山洞里死过人，曾经有几个红军被堵在里面，被烟火熏死。就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五公岭也显得阴森可怖，平常很少人会来到这里，从小胆大包天的我无所顾忌。那个山洞成了我的隐身之地，我经常独自藏在山洞里，自己和自己说话，排解少年时期的苦闷。那个晚上，父亲和家族里的大人们，举着火把，四处寻找我。母亲十分害怕，以为我会自杀，河堤上的每棵树，他们都找遍了，没有见到我吊在树上的尸体。他们沿着汀江寻找，特别是一些深水潭，也没有发现我溺死的迹象。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五公岭，我听到了亲人们喊叫我的声音，每一声喊叫都充满了松明火般的焦虑，其中也有父亲浑厚的声音。
在亲人们的喊叫声中，我迷迷糊糊地醒来。有人走进了山洞，温暖的火把，照亮了我含泪的眼睛。是我叔叔最先发现了我，他抱起了瘦小的我，朝山洞外面走去。父亲见到我，什么也没说。叔叔抱着我，走向回家的路，父亲举着火把走在前面，其他人跟在后面。我瞟了一眼父亲的背影，有些凄凉。回到家里，我祖母王太阳心疼我，边哭边数落我父亲。父亲一声不吭，回房间去了。我躺在床上，听到隔壁房间里，母亲对父亲说，阿闽长大了，不能这样打他了，他会记恨你的。父亲还是一声不吭。在我十二岁之前，父亲没有朝我发过大脾气，也没有下重手打过我，从那一记雷鸣般的耳光之后，也没有再打过我。我从小顽劣，母亲没少打我，她打我都是用竹条抽我屁股，抽出一道道血痕。
父亲那记耳光，印象深刻，至死不会遗忘，时刻提醒我，对女性的尊重。我心里也有了一个信条，无论碰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对女性动粗。在男权观念浓重的福建，父亲是个异类，八十多年来，他没有碰过女性一个手指头，某种意义上，我母亲是幸福的，尽管有时候，他也会对母亲咆哮，因为漫长的生活中，有风平浪静，也有怒海波涛。
二
我害怕听到父亲的咆哮，就像害怕山洪暴发之后的汀江怒潮。整个1970年代，壮年的父亲就像牛马一样辛苦劳作，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靠生产队里分的那点粮食，难以为继，父亲和爷爷学会了做豆腐的手艺，想了个法子，偷偷地在夜里做好豆腐，天蒙蒙亮时，母亲挑着一担豆腐挨家挨户去卖。
那年月，做豆腐是繁重的体力活，也是技术活。黄豆在水桶里泡上一天，凌晨两点左右，父亲就起床了，开始用沉重的石磨磨豆浆。我经常会在半夜醒来，听到吱吱呀呀磨豆浆的声音。有时我会走出房间，站在厅里的一个角落，偷偷地看着父亲，他穿着一件背心吭哧吭哧地推着石磨，汗水湿透了背心，背心紧紧地粘在皮肤上。我要过去帮他磨豆浆，他呵斥我，快回去好好睡觉，不然在课堂里又要打瞌睡。我帮不到他，他也不要我帮忙，只希望我好好读书。回到房间，在吱吱呀呀的声音中迷迷糊糊地重新进入梦乡。天亮之后，我起床后，看到父亲在清洗做豆腐的家伙，母亲也卖豆腐去了。吃完早饭，父亲就在生产队出工的哨声中出门，下地劳作，根本就没有充足的睡眠时间，眼睛总是充血，像燃烧的火。
无休止的劳累，任何人的肝火都会旺盛，岩浆般在内心奔涌。我不相信任劳任怨这句鬼话，所以，父亲有时火山爆发般咆哮，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他不会冲我们这些孩子咆哮，也不会冲外人咆哮，只是冲我母亲咆哮。母亲的话比较多，碎言碎语，她和父亲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往往是一句不经意的话触动了父亲，让父亲心中的火山爆发。父亲咆哮时，母亲冷冷地说，你发什么火，你可以不做，什么都不做，可是，家里那么多嘴巴吃什么？父亲很快就泄了气，平静下来，干咳了几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
干咳是父亲的一个特征，一般连续咳两声，这是他长期辛劳形成的习惯。他的咽喉没有毛病，肺部也没有问题，那是一种内伤，干咳是内伤的表征。听到父亲的干咳，我的心脏就会受到刺激，担心父亲会突然倒下，他要是倒下了，天也就塌了。我经常会觉得，他的干咳比咆哮更加让我恐惧，咆哮是发泄，干咳是隐忍，隐忍是常态，但隐忍会憋出更大的内伤，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父亲也一样，他的过劳的确让我担心。父亲不会因为我的担心而停止劳作，连同干咳和咆哮。
父亲最愤怒的一次咆哮，就像那记耳光，难以忘怀。
那个年代，就是在家里做豆腐卖，也是投机倒把的行为。记得那是个落雨的凌晨，我被父亲的咆哮惊醒。跑出房间，看到十几个戴着红袖标的男人，将父亲做豆腐的工具以及刚刚做好的豆腐没收。他们是市管会的工作人员，父亲手里挥舞着铁钳，咆哮着，要和他们拼命。母亲死死抱着父亲，哭喊道，让他们拿走吧，人还在，什么都在，你把命拼掉了，就什么都没了。我站在那里，突然觉得父亲特别可怜，特别无助，他的咆哮是无用的，却震撼着我少年的心灵。几天后，父亲重新置办了新的工具，又开始了他做豆腐的营生。父亲是我的故乡河田镇豆腐做得最好的人，在那艰难岁月里，他做的豆腐养育了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也让河田镇的人们有了口福，豆腐是这尘世间最普通最好吃的东西，而且有情有义。
三
父亲希望我像叔公贵生那样成为一个大学生，远走高飞，离开贫苦的河田镇，到外面的世界过上好生活，这样，他的辛劳或许会变得有意义。母亲和我讲过，比父亲大两岁的贵生叔公，和父亲一直很要好，虽然贵生叔公辈分比父亲大一辈，可他们像亲兄弟那样。贵生叔公的父亲早逝，家庭贫困，没钱读书，父亲做苦力赚钱供他上学，最终考上了大学，他是1949年后，我们家族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后来在上海生活。记得有一次，贵生叔公带着他的上海娇妻回到河田镇，大家都来围观，父亲躲走了，他觉得自己和贵生叔公有了天与地的距离。其实贵生叔公是个诚挚之人，现在回河田镇养老，还记得父亲的情义，有时还会和我说起。
母亲说我如果能够考上大学，像贵生叔公那样，在上海生活，那该有多好。我们家族里的人，都拿贵生叔公做榜样，教育孩子。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梦想，可是，我辜负了父母的期望，我的学习一塌糊涂，最终名落孙山，毁掉了那条通向外界的道路。1983年夏天，我的心里长满了野草，落榜的我，像一条失魂落魄的野狗，前路渺茫。我以为父亲会朝我咆哮，却没有，他的干咳声让我羞愧难当。极少和我交流的父亲觉得要和我说些什么。他找了个机会，微笑地对我说，看破吧，打铜也是赚口饭吃，打铁也一样，考不上大学，去学门手艺吧。我沉默不语，当时心里有种强烈的冲动，那就是离开家，离开河田镇，我无法面对父亲，不敢和他的目光对视。那个夏天，我和堂叔李文养去了长汀最偏远的张地村做泥水匠。父亲没有反对我去做泥水匠，有生以来，在我的人生道路中，父亲从来没有对我的选择持过反对意见，让我像河边的野草般自由生长。
张地村令我难忘，那是我人生真正开始的地方。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山风无拘无束地吹过山野的情景，还有穿过村落的小溪流汩汩的流水声。那时，堂叔承包了张地村大队部三层楼的建筑工程，他是我师傅，我是学徒，也是小工，什么脏活累活都要干。我虽然瘦小，还是有一把力气，不怕劳累，就是心里意难平，许多莫名其妙的情绪在我脑海冲撞。每天晚上，我都要到村里唯一的小吃店，借酒浇愁。有次喝多了，一头栽进茅坑里，弄得一身脏污，无脸见人。伙房做饭的老太太，是潮汕人，日本人占领汕头后，逃难到此地，嫁了人，生活在这里，一直没有回去过。她的脸很黑，很少有笑容，却笑着安慰我，劝我不要喝太多酒，她说酒是毒药。我没有听她的话，消停了两天，又开始喝。小饭店的店主是个中年男子，他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儿，和他一起打理小饭店。有个晚上，我独自喝闷酒，店主女儿在灶膛前烧火，她的脸被灶火烤得通红，突然抬头对我说，我看你和那些泥水匠不一样，你应该走出去。我悲凉地说，怎么走出去，走到哪里去。她笑了笑，你可以去当兵呀，我们村里有个人，去当兵了，后来考上了军校，当了干部，你也是高中毕业，也可以像他那样。她的话点醒了我，那时正好征兵，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离开了张地村，回河田镇报名参军去了。
我走的时候，父亲没有送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来给我送行。他和祖母王太阳都没有来为我送行，祖母不来送我是舍不得我离开，母亲和弟弟们来送我，兴高采烈的样子。母亲最后在车开动时抹了抹眼睛，背过了身。我为自己能够逃离河田镇而兴奋，看到母亲背过身，心脏突然抽搐了一下，隐隐作痛。
四
其实，父亲曾经也想逃离河田镇。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和祖母大吵过一次，父亲责怪祖母影响了他的前程，否则他就在外面工作了。母亲和我讲，父亲年轻时做过筑路工人，本来可以转正的，祖母怕他一去不回头，要死要活地把他叫回了河田镇。至于父亲当初真的是不是可以转正吃商品粮拿工资，端上铁饭碗，谁也说不清楚，但这却是父亲心中的一个结。如今祖母死去多年，父亲不知心中那个结解开没有。
我心中也有一个结，从小就有，直到父亲白发苍苍，我才解开那个结。时间流水一般，将棱角分明的石头磨成鹅卵石。我的性格变得暴烈，也许和童年时的那个心结有关，也和父亲有关。
有一次和人打架，对方说我父亲是买来的。这话的潜台词就是说，我是杂种，对我而言，是莫大的羞辱。我将信将疑，回家问我母亲，她说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我从小内心就特别敏感，尽管亲人们竭力地回避这个问题，我还是觉得父亲的身世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问题，我心里有了某种压力，也有了羞耻之感，总觉得在河田镇人面前抬不起头。为了保护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我的脾气变得古怪，动辄就和人打架，越是这样就越讨人嫌，连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讨厌父亲，觉得我的一切耻辱都是他带来的。但是，我不能够指责父亲，毕竟他是我的亲爹，汀江水倒流了，他也是我不折不扣的亲爹。
我懂事的时候，父亲已经三十多岁了，我不清楚在之前的三十多年里，他经历了什么。为了探求一些发生在父亲年轻时的事情，我也做过一些调查，主要是从我祖母、母亲和叔叔那里旁敲侧击地提出一些问题，有些问题他们直接忽略，有些事情会简单地说说。父亲从我懂事时候起，尽管有时咆哮，总的来说，他是个沉默寡言，与世无争，甚至懦弱的人。祖母王太阳讲起过一件事情，关于我叔公李寿材的死。李寿材的死，是我祖母一生的心头之痛。在和别人争一块地时，他被人打成重伤，最后郁郁寡欢，吐血而亡，他比我父亲也就大了三岁。经过我一次次的追问，祖母含糊地说出了一些事情。经过我的分析，李寿材叔公是因为父亲而死。年轻时的父亲也可能血气方刚，在争那块地时，受到了某种语言的羞辱，他挑起了那场战斗。李寿材见不得自己的侄儿受到伤害，挺身而出，结果文弱的他受到重创，丢了性命。我可以这样理解父亲，因为李寿材之死，他变了一个人。这让我想到了他常说的两个字，看破。看破在河田人的口中，就是算了，放弃的意思，人要活下去，看破是一种人生哲学。
祖母王太阳对父亲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她心疼父亲，另一方面，提防着父亲，生怕他哪天突然就离开了这个家，而且，在很多事情上，祖母偏向于我的叔叔李文多。祖母去世的那年春天，我回了一趟河田镇，那时她的身体看上去还很健康，谁也不知道她会在几个月之后无疾而终。祖母王太阳，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却与父亲有着深重的隔阂。父亲和她很少吵架，心里却有怨恨，我看得出来，从他的眼神之中。我离开河田镇前的那个晚上，祖母把我叫到她房间，和我说话。也许那个时候，她就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祖母王太阳拉着我的手，像小时候那样摩挲着，说了许多亲切的话之后，话锋一转，说到了父亲。她说这一辈子，难为了我父亲，如果没有我父亲，这个家早就散了，是父亲支撑起了这个家。父亲十来岁的时候，就担负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那时爷爷是个糊涂蛋，做点小本生意总是亏本，后来半身瘫痪，我叔叔还小，父亲和祖母一起做苦力打零工种地，什么苦都吃过。祖母王太阳第一次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边说还边抹泪，我想她要是将这些话对父亲说，父亲会不会感动，与她和解。祖母王太阳说这些话时，我想起了很久之前，那饥馑年代的一件事情。那年月，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之际，是最难熬的时节，没有饭吃，全家人靠吃地瓜干熬的汤和野菜度日，父亲是家里的强劳力，没有东西吃，体力消耗太大，好几次晕倒在田里。有个晚上，我醒来，听到厨房里有响动，饥肠辘辘的我闻到一种奇怪的味道，就起床出了房间门，朝厨房那边摸去。厨房的杉木门紧闭，目光从门缝里透进去，我看到父亲在飘摇的煤油灯下狼吞虎咽地吃着什么，祖母坐在他旁边，轻声地说着什么。我吞咽着口水，不敢吭气。后来我才知道，祖母王太阳为了给父亲补充能量，竟然捉老鼠弄干净后偷偷地煮给父亲吃。我问过父亲，老鼠肉好吃吗。父亲说，要是有东西吃，谁会吃那种让人呕吐的东西。
父亲到底经历了多少风雨，才会看破一切，对于这一点，我还是很茫然。
不过，我发现有一点，自己越来越像父亲，生活越来越简单，对名利淡泊。父亲六十一岁那年春节，吃完年夜饭，我们俩坐在一起。我还是不敢和他的目光对视，年迈的父亲已经不再咆哮，但是内伤还在，还是不时干咳两声。自从我离开河田镇之后，每次回到故乡，和他在一起，他都不会主动说话，本来他的话就少，我要是不知道说什么，就只有沉默。我先打破了沉默，爸，我想问你一件事情。他笑了笑，什么事情。我犹豫了会，还是说出了口，爸，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买来的。父亲错愕，没想到我会如此唐突，问这个问题。我说，爸，别怪我，你不想说的话，可以不说。
他的脸色很快恢复了平静，淡然一笑，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那个晚上，是我有生以来，父亲和我说话最多的一次。他承认自己不是祖母王太阳的亲生儿子。我终于得知，父亲的故乡在汕头，按他说的地方，是在汀江下游韩江的入海口，也是现在澄海那一带。他年幼的时候，正值兵荒马乱之际，他被人贩子抱上了船，船一直溯江而上，到了闽西，祖母王太阳将他买来，做了儿子。祖母为什么一直不让他离开，有了合理的解释。父亲还说起过一件事情，在他二十五岁那年，有个新加坡的华侨，拿着一张照片来寻找失散多年的弟弟，他要找的人的特征和父亲十分吻合。祖母吓坏了，生怕父亲跑了。父亲没有和那人相认，留在了河田镇，他说对亲生父母没有了印象，而王太阳养育了他，是他的亲娘。父亲说得轻描淡写，可是我知道，他经历过的那些，一本书都写不完，他最终可以说出来，是真的看破，内心也云淡风轻了。
听完父亲的叙述，我的眼睛湿了，心里那个结也解开了，如果让我再回到童年，我不会那样羞耻。后来，我和弟弟带父亲去了一次汕头，找了好几个可以上船的地方，物是人非，父亲说记不得那个地方了，我也如梦如幻，觉得一切都那么不真实。不久，我写了部中篇小说《老合和船》，写了一个被人贩子拐卖到闽西的潮汕孩子，一直梦想坐一条大船回到故乡的故事，这篇小说发表在2000年第五期的《广州文艺》上。
五
也许是宿命，我最终还是和一个上海姑娘结婚，定居在了上海，这是父母亲早年的愿望。我没有像他们期待的那样，当个官员什么的，却成了一个靠写作为生的自由作家。不过，我摆脱了贫困的生活，对于父亲而言，是欣慰的事情，我做什么工作，他从来都不在乎，哪怕我继续做泥水匠。到上海定居之后，我常常会想起一个人。
那是父亲的朋友老陈。
对老陈的记忆十分模糊，只记得他是个戴眼镜的人。老陈是1970年代从上海下放到闽西河田镇的干部，在我们上街大队农技站工作，搞什么科学种田。他怎么会成为父亲的朋友，我一无所知。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带我到农技站玩，老陈抱着我，很喜欢的样子。有时候，我的记忆力超凡，我可以记得三四岁时的一些情景，比如老陈抱着我，用他的胡茬扎我的脸，对我说，我有个女儿，等你长大，就把她嫁给你。父亲站在旁边，傻呵呵地笑。老陈在河田镇没有亲人，逢年过节，父亲就会请老陈到家里吃饭，他不会空手来，带些饼干和糖果，那是当年的稀罕之物。那些饼干和糖果祖母王太阳收起来，藏在一个陶瓮里，陶瓮比我人高，我要想拿到那些东西，十分困难，不过，祖母还是会给我吃，也会给亲戚的孩子们吃。
父亲和老陈话不多，他们在一起，都是老陈一个人在说话，父亲听得津津有味，他是个很好的倾听者，而老陈是个极妙的述说者，老陈的孤独和苦闷因为父亲，得到了有效的缓解。老陈是1974年离开河田镇回上海的，他走时送给父亲一台收音机，有皮套的那种收音机。我用那收音机收听过邓丽君的“靡靡之音”，父亲吓得要死，生怕被抓去坐班房。老陈走后，就杳无音信了，父亲却一直还记得他。
老陈对父亲还是有重要的影响，自从和老陈交往，父亲就十分爱干净，每天傍晚从田里劳动回来，到河田镇的温泉澡堂洗干净之后，换上干净的衣服，头发梳得纹丝不乱。父亲喜欢穿白色衬衣，在我印象中，他和他的农民兄弟还是有些区别的。父亲的牙很白，到现在八十多岁了都还十分齐整，得益于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刷牙。父亲一直还记得老陈，不知道老陈是否还记得他，老陈是父亲的美好记忆，而我有时会想，老陈女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种好奇心渐渐地也淡漠了。
有次，父亲被我接到上海小住，他突然说起了老陈。话虽不多，我很清楚父亲心中的怀念。我问父亲，还记得老陈的名字吗。他记不得了，只知道那曾经的农技员叫老陈。我说那没有办法，如果知道他的全名，我可以在《新民晚报》上登个寻人启事，或许可以找到他，问题是找到又怎么样，也许他早就不记得父亲了。
父亲一生只有两个朋友，一个是老陈，另外一个我不知道他的名字，父亲也忘记了他叫什么。那个朋友长得精瘦，父亲说是在筑路时认识的，蔡坊人，有一年中秋节后的一天，他来到我们家，找父亲借钱。父亲说，他们都十几年没有联系了，也没有余钱借给他，那人走后，就彻底和父亲断了往来。我很奇怪，父亲为什么没有朋友，父亲也许会觉得奇怪，我为什么那么多朋友。我也想过，没有朋友或许也有好处，淡泊地活着，无牵无挂，但是我做不到。父亲习惯了独自承受一切，他这一生，从来没有向别人借过钱，他觉得向别人借钱，是把困难转嫁给别人，是不道德的，再困难，都自己想办法解决。父亲生活在一条寂寞的河流之中，叽叽喳喳喋喋不休的母亲似乎觉察不到他内心的孤独......
……
（全文见《广州文艺》2021年第6期）
李西闽，福建长汀人，现居上海，自由作家。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在《收获》《天涯》《作家》《青年作家》等刊物发表大量文学作品。出版唐镇三部曲《酸》《腥》《麻》及《死亡之书》《狗岁月》《血钞票》《崩溃》《巫婆的女儿》《温暖的人皮》《白马》《我们为什么要呼救》《凛冬》等长篇小说三十多部。有《李西闽自选文集》（五卷）、《李西闽文集》（六卷）以及《李西闽经典小说文集》（十卷）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