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2001年深秋，我和老胡终于在市工人文化宫枝叶婆娑的乌桕树下见面了。这棵工人文化宫里唯一的一棵乌桕树，有两个人合围那么粗。它的树皮在季节中日晒雨淋，已被糟蹋得分辨不出是树皮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了。我和老胡——两个在莫名其妙的日子中眼瞅着日渐老去的家伙，在树下破旧的长条石板凳上坐了下来，相对无言。我想，如果乌桕树也是一个能说话的老家伙，它一定会好奇地问，为什么这两个人相对无言。当然，如果它有人的思维，更可能对我们视而不见。

这是两年多以来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两年之前，我们几乎天天见面。刚刚参加工作那阵，我们除了上班干活之外，几乎都泡在一起，到处乱转，虚度光阴。我们熟悉工人文化宫里的每一块砖头和每一棵树，熟悉泡在文化宫里的每一位无处可去的老人的脾气品性，熟悉每一张台球桌和每一台电子游戏机的秘密。我们知道对方所有毛病和想法，甚至知道对方藏而不露的身体的欲望。那时我们当然不年轻了，我一直认为以自己的工作谋生的人，不管多少岁，脸皮多滑嫩，想法和行为多幼稚，都已远离纯真，远离生活上的无忧无虑，就算而立未至，其实已覆水难收。但那个时候我们不会说自己正在老去，更加不像现在，天天都有老之将至的感觉。

不老不少的我们，那时就那样不明不白地过着日子。

老胡某个阶段的生活状况，我在2004年8月1日这天曾经写过一首叫《老胡》的诗来描述。我一直认为那首诗概括了我与老胡散失之后，我所知道的老胡的全部生活。诗是这样写的：

你做过老板，我叫你胡总

你做过代理，我叫你胡代

你我同学，我叫你阿胡

你我兄弟，我叫你同年

如今，我知道

你离我并不远

我却和你那些债主一样

找不到你的藏身之地

我记得你的生日

多年来，每到那天

我都祝你生日快乐

我会端一杯酒对自己说

老胡，祝你生日快乐

其实，不应该叫你老胡

你比我还小几个月

叫你一声老胡

我感觉我们一下子都老得不能再老了

我知道老胡为什么一下子在我的视野中像闪电一样散失。

理由很俗：钱。

这是让我特别郁闷的事情。

老胡欠别人的钱，也欠我的钱。对于我来说，一万元，就算放在现在，实在也不能说少，而且那笔钱没有一分一毫是属于我自己的，七千元来自信任我的其他朋友，另外的三千元，来自不方便说的渠道。我清楚地记得是六个朋友的钱，几百、一千、两千以及他们通过其他渠道弄来的，我们凑了几天才凑够一万。那几乎是朋友们全部的家当了。那时我们每个月的工资才两百元不到。

但这来之不易的一万元，不到十分钟内就被老胡拱手送给了别人，当然，那十分钟里，他拱手送给别人的不止这一万。我弟弟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黝黑的脸上泛出不知道是着急还是兴奋的红润，好像是老胡在不到十分钟内把那些钱全部给了他。他说，哥，老胡太笨了，中了人家设的套。

听说老胡先是把炒地赚的钱租了鱼塘，剩下的部分输给了和他赌钱的人，然后又把租来经营的鱼塘打折盘给了和他赌钱的人。他手里最后捏着的大概就是我借给他的一万元了。老胡把那一万元押下去时一定是当作买六合彩了。输掉一万元之后，老胡在现场又连续写了五张借条借了人家十二万，再输了之后，跟人家吵了起来，被五花大绑后扔在街委会办公室三楼一个墙角里。熬了两天，实在饿得不行的老胡凭借坚硬顽强的牙齿，咬断手上的麻绳，用他那细长的手指当铁铗，铰开了脚上的铁丝，从三楼窗口跳到街委会大门前那堆薄薄的沙土上，在看守人喝酒猜码的飞扬跋扈声中，趁着夜色，踉跄抱头鼠窜。人倒霉喝水也塞牙，老胡从水星街逃往廉州街，准备爬夜行货车离远的时候，左脚竟然踩上了破啤酒瓶的玻璃片。于是拄着细叶桉树枝像个掉队老兵缓慢前行的老胡，在旭日初升的美好霞光中，被穷追不舍的看守们连拉带扯又弄回了街委会三楼，好一顿毒打。毕竟都是小镇上的人，老胡是怎么挨的打，几乎是挨打的同时就有人传出详情了。听说老胡被用竹鞭抽打了差不多十分钟。在那要命的十分钟里，老胡表现出的“英雄气概”，让在场者不禁击桌赞叹：汗流浃背、血水纵横，却哼都不哼一声，真男人！负责打老胡的人叫牛鞭四，他后来也承认，老胡是他见过皮肉最不经打但人却是扛打的人。牛鞭四讲关公刮骨没吱一声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老胡挨打时闭目养神我是亲眼所见，不服不行。可能是出于对老胡的佩服，第三天夜里，当老胡再次出逃时，寄居街委会的房间，第一个听到叫抓人的牛鞭四，没有开门出去追老胡。后来，他讲自己喝醉了，爬不起来。那晚，老胡终于得以暂时逃脱。

后来，我很后悔自己帮老胡借了一万元。一万元压下去，十二万欠债浮上来。但是老胡让我帮借钱的时候，口口声声说是台风要来了，必须两天内弄到一万元购置材料筑围固坝，保护虾塘。我在广西气象台的广播中也收听到一场十二级台风三天后将从北海刮过的预报，才对老胡的话没加思索，没有把他好赌的因素考虑进去。

当然，为什么老胡让我帮忙借钱，我就答应了呢？这得先简单交代一下我和老胡的关系：我们的父亲是同事、朋友，我们自小就认识，一起读书，毕业后又一起到离水星街，到二十多公里外的北海街上谋生活，我经常住在老胡奶奶的弟弟家里。

二

一阵风吹过，乌桕树细碎的花像小雨一样落了下来。老胡的脸上显出幼稚的笑容，他仰着脸傻傻地笑着。乌桕树细细的白白的碎花落在他脸上、眼镜上和伸出来的粗糙的手掌上。老胡是个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冒险主义者，这让他的生活充满激情。

读高中的时候，老胡是县一中文学社社长。那个时候全国几乎每个学校都有若干个文学社，老胡领导的那个文学社是我们县最红火的。县一中文学社美女如云，高手如林，老胡身材矮小，面相又不俊俏，但他是社长。他带领着一帮激扬文字的兄弟姐妹办刊物，组织活动，和其他学校的文学社交流经验，知名度在我们县的学生里不亚于他们的校长。写文章不是老胡的长项，他更擅长写字和画画。他住的房子里到处是他的字画，虽然不能说有多高明，但看起来像那么一回事。写字和画画在学校里没有文学社的活动那么风生水起，于是老胡就组织文学社去了。老胡当然没考上大学，那个年代在高中里搞文学社搞得厉害的学生没有几个能考上大学。

老胡在工人文化宫出现，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告诉我，他要结婚了。

老胡说，她一定要嫁。

我问，是她？

老胡说，是。

她是老胡的高中同学陈。陈跟老胡有些年头了。她是伴陪着老胡高低沉浮的女人。但是老胡最喜欢的人不是陈。在我看来，陈在老胡喜欢的女人里，最乐观也只排在第三位。

老胡最喜欢的女人是比她大一岁的王。王现在和他的美籍华人老公生活在美国西海岸某个小岛上，每天过着钓鱼、卖鱼的日子。王的老公比王大十八岁，是个肤色铜黑、憨厚少言的中年男人。王和她老公去美国之前曾经在北海请我和老胡喝早茶。我们祝她生活美满幸福。王在美国的生活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去美国的头两年，王和老胡的联系之频繁的和相处之缠绵我是知道的。王去美国后，第二年回国探亲的时候，我还陪他们去了几天广州。从广州回来后，老胡对我说，以后就是相隔天涯了。老胡的这句话我一直记着，以前却一直理解不透。直到年近中年，我才发现对一些要到中年才明白的道理，老胡在青春期前就弄清楚了。

老胡喜欢的第二个女人，我不喜欢，很不喜欢。当然我不喜欢并不妨碍老胡喜欢。那是一个只会花钱的轻薄女孩。有一段时间，她天天拉着老胡和我去看电影，去吃糖水和烧烤……我整不明白她的小肚子怎么装得下那么多，也不知道老胡喜欢她什么。那个女孩在和老胡玩的同时，还和若干个男孩玩。在一个深夜，那个女孩和另外两个男孩一起，几个人共乘一辆铃木摩托车，以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的车速从钦州飞奔北海，由于车速太快，在二级公路上和一辆超载货车撞了个正着。骑车的和坐在最后面的男孩当场陈尸荒野，命归黄泉，夹在两个男孩中间的那女孩和另一个男孩祖坟冒青烟，万幸保命，但是也一个断了左脚，一个断了右脚。我有一次回合浦，曾在廉州街见到那个女孩。她背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跟在一个摆钟表修理摊的男人后面，一拐一拐地走着。我想了又想，还是没有前去打招呼。愿她以后的生活平安幸福。

陈是王去美国之后才和老胡热络起来的。那时我们三个人都在北海。陈在南珠市场开了一个成衣店。老胡仍在那家四川人开的，只有三个人的房地产公司当副总。我在海运公司上班。有闲钱却百无聊赖的老胡天天抱着砖头般大小的大哥大，满街拉皮条做“九八佬”。从南珠市场经过的时候，老胡有时会到陈的店里坐坐，说说话。聊着聊着，两个人就好上了。

老胡和陈好上的时候，“事业”正在转型。那个时候北海房地产热潮好像一瞬间就退下去了，隔三岔五听到有房地产老板跳楼、携巨款逃跑的消息。可以说，老胡和陈好上的时候，老胡已经开始吃老本了。就是在那个时候，老胡经过考察市场，决定回老家租虾塘养虾。老胡在农村老家租了四十亩靠海的虾塘，位置特别好，离海不到一公里，往东十公里是合浦县城廉州街，往西十五公里是北海市区。每天涨潮的时候，拉开闸门就可以引海水灌进虾塘。虾塘里的水一天一换，既干净又肥沃。放进去的虾苗，总能比人家早十天八天收。老胡看守虾塘的木房子搭在虾塘的大堤上，四根粗大木桩一头横着捅进大堤的淤泥中，一头伸到虾塘上方。四根大木桩上齐刷刷铺上杉木板，整齐的杉木板就成木地板了。老胡请人在这些杉木上一字排开做成三间老东北款的木头房子。其中一间是卧室兼书房，一间是会客厅，一间是贮料室。老胡甚至还在卧室里做了一个书架和一张隋圆形小书桌。书籍和笔墨纸砚一应俱全。周末的时候，我们一帮同学、朋友到老胡的虾塘做客，打麻将、看书、写字、烧虾、烤鱼、聊天，爱干啥干啥。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想，如果自己也有四十亩虾塘就好了，可以天天守着虾塘，在木头房子里睡觉、看书、养虾，过不用翻日历牌的半隐居生活，让日子渐渐老去。

有时去老胡的虾塘玩时，我们会碰到探望老胡的陈。他俩住在卧室，我们横七竖八睡在会客厅的木板上。陈是一个安静的姑娘，有时我们因为半天听不到她说话都忽视了她的存在。她当然存在，还常常为我们煮粥炒菜。总体而言，陈虽然不漂亮，却是朋友们比较认可的一个女人。

后来有一段日子，我没怎么去老胡的虾塘玩了。那段时间，我在海岸电台上班，三班倒，人整天昏昏沉沉的。下班之后，我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用来睡觉了。因为睡觉没有规律，我很快就从一百五十斤瘦到了一百三十斤。同事们都恭喜我减肥成功了。

也是那个时候，陈来找我。她从来没有单独找过我。虽然她是我和老胡的好朋友，但是我们玩的时候都是三个人一起。她问我，见过老胡吗？我说，他不是在虾塘吗？陈说，呼了他一星期都不回复。我想了想，好像自己也有个把星期没和老胡联系了。有时上夜班无聊的时候，用单位电话呼过他，没见回复，也不太在意。两个男人联系不上，太正常了。但是陈呼他竟然不回复，于情于理似乎都不对头。老胡对陈情有独钟，虽然属于百分之百落花有情而流水无情的范畴，但对陈的呼唤没有反应，没有道理。我于是和陈到宿舍附近小卖部，用公共电话连续呼了老胡若干次，真的没有回音。第二天，我找到老胡的弟弟询问，他也不知道老胡哪去了。直到第五天，我弟弟来北海看我才知道，老胡被算计了，被关了，被打了，逃跑了。

他到了柳州、南宁、桂林、广州、汕头、上海……

传说，两年多里老胡一直在逃跑。在老胡逃跑流落的上千个日夜里，陈搬到了老胡家里住。她的行动决绝得像一个女英雄，从容迈步，毅然走上刑场。父母的反对和同学、朋友的嘲讽，如同浓雾笼罩着她生活的空间，至今不散。随着时间这个无聊的老头从疯狂走向沉静的过程中，笼罩在陈头上那浓雾，现在是黑的、白的还是灰的，我无从知晓。我也有五年没有见过她了。

最近一次见到陈，是从北海去廉州赴同学婚宴的途中。我最后一个跑上快班车，坐到空位时才发现挨着坐的是陈。她低着头，细瘦的手指搓拧着花格子衬衫的袖子口。衣袖的布似乎是由于过度的搓拧而接近破烂。她什么时候喜欢上搓拧衣袖了？以前的陈不是这样的，没事的时候坐着，全身上下一动不动，像个入定的尼姑。没有特点是陈最大的特点。如果一定要用文雅一些的字眼来形容，那就是文静吧。搓拧衣袖在我看来，是内心有想法急于表达，但又暂时表达不出来的反映。我估计是因为陈见到我，有些不知所措。

与陈的那次相遇，距离和老胡2001年秋在北海工人文化宫相见的时间，已过去了两年。也就是说，老胡又在我的生活里消失两年了。这两年里，老胡和陈生了一个男孩，男孩快两岁了。男孩由他的外婆带着，而陈这时也已搬离老胡家。老胡和陈是不是已经离婚，或者说他们是否登记过结婚，我至今也不清楚。几乎所有同学碰到我都问过我相同的问题，即老胡结婚了吗或者老胡离婚了吗？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老胡失踪之后，我曾多次到他家探望他的父母，每次见到两个老人，他们总是泪眼愁眉，就算想知道老胡的情况我也不好打听啊。不过，他们是不是正式、合法，重要吗？他们有他们生活的理由，有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他们按自己面临的现实去过日子。有时我想，等到我们都老了的时候，如果和老胡能重新相遇，他肯定会向我讲一讲他的事情。

一路上我和陈的话不多，有限的几句话也只是围绕小孩而已。临下车的时候，她轻声说了一句让我一直忘记不了的话：有些事，没办法。

三

2001年，对少部分北海人和大部分到北海淘金的人来说，既是惶惑的一年又是幸福的一年，既是胡天胡地的一年又是目标明确的一年，既是悲哀失落的一年又是莫名其妙发达的一年。2001年初春刚过，北海街头突然出现操着四川话、湖南话、贵州话、东北话，甚至是听不明白也猜不准是哪国语言的人。他们挺胸凸肚、意气风发、趾高气扬、舍我其谁。他们一个个提着台砖头大小的大哥大，夹着真假难辨、胀鼓鼓的皮包，梳着油光锃亮连蚊蝇也站不稳的油头，在北海街头来往穿梭，忙碌得像年三十夜里的狗。这些人里面以四川人居多，四川人中又以南充、内江的为甚。他们或者公派，或者私自前往，或者公私兼顾，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不远万里，奔赴北海。北海第一个不分白天黑夜开门迎客的亿元储蓄所，就是在那一年开张迎客的。那一年，北海的银行非开这样的储蓄所不可，每天出入银行各网点的人多如过江之鲫，上午没开门人家就提一大包人民币候着开门，下午下班时间到了，提着人民币等待存款的人还站满营业厅。我估计那一年是北海所有银行行长们最志得意满的美好时光。全国各地的热钱，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跟商量好似的，源源不断汇聚到北海，目的只有一个：炒地！

老胡的老板是第一批先知先觉者。老板姓吴，我们叫他吴总。吴总高大英俊，谈吐儒雅，举止斯文，身上有传说中的巴蜀之风。他原是师范学院的老师，娶了副市长的女儿之后就成了某一个局的副局长。吴总于2001年初承蒙信任，受委派，携巨款，乘飞机来支援北海经济建设。吴总来到北海的第二天，住房问题还没落实就夹着皮包跑去《北海日报》刊登了一则招聘副总经理的启事。吴总在十多个应聘者中选中了老胡。后来和吴总熟悉之后，我问他为什么会挑上老胡当自己的助手。老胡身材矮小，脸相普通得没有原则，没接受过高等教育，没有悬河口才。吴总坦言，老胡表面上确实没有过人之处，之所以录取他，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老胡为本地人，二是老胡近视。吴总从来没有来到过北海，急需一个熟悉本地的土著，在交谈中知道老胡挨着市政府的宿舍住，正中下怀。近视成为吴总相中老胡的重要原因，我始料不及。我不近视，不知道近视有什么好处，不知道是不是隔着两块玻璃片看东西能像X光一样可以透视。吴总认为，戴眼镜的人老实。他说，戴眼镜的人可以让人放心，最不济至少不坏。不管怎么样，反正老胡就这样被吴总聘用了。而实践又证明，吴总的选择是正确的，可见世上的事情，有时真不可思议。老胡的外公及父辈由于住在市政府宿舍边上，天长日久便和个别领导或多或少有些交往，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对老胡日后的事业帮助不小。吴总他们的房地产公司牌子还没有挂出来，老胡拿着蓝线图，就落实了一块二十余亩大小的空地。准确地说，那块地只在概念上属于吴总和老胡他们公司两天，第三天他们就把地转手出让了。也就是说，吴总和老胡用现在看来不值一文的蓝线图做成了第一笔生意。

四

在房地产公司的那段日子里，老胡其实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不可能天天泡在规划局，人家上班也不是陪他玩。地也不可能天天都转让两三块出去，如果可以，北海的地没几天都让他玩完了。老胡更多时候是到我住的集体宿舍睡觉和打麻将，请我一帮同学吃喝玩乐或者陪我值夜班。那个时候我在海岸电台上班，一天到晚聆听来自五湖四海滴滴答答的电波信号。那是一份特别枯燥的工作。有时无聊了，我会随手调到某个波段，把一串信号敲出去。有时是编好的电码，有时是乱敲乱击。作为无线电作业人员，按在电键上的手指如果没有指令就乱动那是违规。这个道理所有无线电人员都明白，但是天天面对蛛网一样的电线和漫天飘荡的信号，估计没有几个无线电人员没违过规。有一次凌晨三点，实在困得不行了，我曾向虚无拍发过这样一句：亲爱的外星人，你好吗？没几分钟，电台里隐隐约约竟传来不知道是哪个比我更无聊的电报员用不甚规范的手法发来的信号：地球人，你好。

清闲无聊的老胡差不多天天晚上都陪我值班。说是他陪我，事实上不知道到底是谁陪谁呢。有时我正埋头收发电报，他老兄不知道什么时候已溜进值班室。偷偷溜进来的老胡很自觉，知道收发电报时不能分神，便不跟我说话。他会先找张椅子坐下来，抱着电话躲到值班室角落拨打。在打电话这方面和老胡相比，我很惭愧。我想不通他怎么可以利用任何机会打电话，而且似乎时时有电话可打。老胡有上厕所都携带一本厚厚的笔记本的习惯，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人名和电话号码。老胡的朋友中，少数人我认识，大部分人我不知道。很多时候，和老胡在一起时，他会给我讲他认识的人。他常常说，某某你认识的，我给你讲过。每当老胡这样讲的时候，我总是很不好意思。原来我认识过这么多人，却不知不觉竟一一把别人给忘记了。老胡打电话的腔调不容易判断是打给男人还是打给女人，打给老人还是打给小孩。他的声音始终平和如一，娓娓道来。而且，我特别佩服老胡在电话中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旁逸斜出牵扯半天的本事。后来我做了人力资源的工作，领导老批评我语言表达能力不行、沟通能力有限的时候，我总想起老胡。我想，如果现在能经常见到老胡，我得好好跟他探讨学习。和老胡一起的时候，没想到过老胡的八卦嘴竟然是我特别大的缺陷。老胡和我走在一起的模样，按他奶奶的弟弟的说法是“一高一矮，跟演戏一样”。我不算高，也就一米七五，放在人群中，跟沙子放到沙堆里一样消失了。主要是老胡比较矮，他量过无数次，遗憾的是没有一次超过一米六。长不高的老胡思想却早熟。当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异性美的时候，老胡已开始读西方人物画册了。当我还不知道找饭吃需要挥汗如雨时，老胡已经开始在周末倒卖雪条赚钱了。当我还不知道除了身边的同学和邻居，还会认识什么同龄人时，老胡差不多每周都收到其他学校甚至遥远省份不明性别的同学、笔友寄来的信了。当我还在看《少年文艺》追索小英雄事迹的时候，老胡已订阅青春荡漾的《中学生文学》一年多了……老胡的口才，在我看来一半出于天赋，一半是他莫名其妙练成的。看着老胡抱着电话没完没了地煲电话粥，我除了羡慕，真没有想到过要提醒他别闲置自己砖头大的大哥大，浪费单位的话费。那个后来出车祸撞断了腿的女孩，就是老胡在一次打完电话后告诉我她名字的。那晚他们打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电话。老胡和那女孩打完电话，有些沉醉。我下班后，他意犹未尽，拉我去三中路吃夜宵，一边吃一边还没完没了地提她的名字。我不胜其烦，就说，这么惦记让她来玩得了。第二天，我真的见到了那个女孩。那天，我们三个一起去了银滩。他们在海里泡了两三个小时，我蹲在木麻黄树下，帮他们守卫衣服，看完了金庸的《连城诀》。

五

事实上老胡跟我的同学们有一段时间混得比跟我还熟。大李子、小李子和老胡更是情同兄弟。他们三个人都能喝点，常常是谁买一包水口桥花生米，再炸两碟诸如小鱿鱼之类的可口小菜，聚到一起闷两口意思意思了。我由于不能喝，沾酒就醉，所以很少跟他们掺合。因为熟悉，老胡后来做虾塘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他们也都借了钱给老胡，遗憾的是他们借给老胡的钱和老胡从我这里拿走的钱，结果大同小异，差不多十年了，“暂时”还看不出有资金回笼的迹象。

即使如此，我还是会常常想起老胡。

但是自从2001年秋天在北海工人文体宫见过一次面之后，至今多年又过去了。

上周乘船从北海到海南，见到在船上工作的小李子。当年我们班年龄最小，细皮白肉的小李子，如今已是一个六岁小姑娘的父亲，是一艘客船统领一帮女服务员的服务长。那天晚上，客船离开港口两小时，接近涠洲岛的时候，平静的海面上突然汹涌起来，从天而降的狂风卷起海水携带着指头大的雨点没头没脑打下来。小李子在这个时候敲开了我的房门，他一只手抓着栏杆，一只手夹着饭盒，穿过狂风暴雨，踉踉跄跄地给我送来盒饭。他说：刚刚忙完，不好意思。小李子谦恭的语气好像他欠了我什么似的。

他浑身湿漉漉地站在船舱客房里，弓着腰，像个小老头。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想到了老胡。小李子的身材和老胡很相似，当初他俩特别投缘。

【庞白，作家，现居广西北海。主要著作有《慈航》《唯有山川可以告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