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琦：曲艺与文学
中国作协要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朋友让我谈些创作体会，我想了一想，难拂友人盛意，便答应写几句。为什么还要“想了一想”呢？因为我是个曲艺人，几十年来也写了几百篇相声、快板、单弦、大鼓、文论等曲艺类的作品，也出过几本书，但始终不习惯自称为“作家”。提起曲艺，总觉着自己的专业离“文学”远，离“十样杂耍”更近；有些曲艺家入了曲协之后还要争取加入作协，心里老觉得作协好像更高一点，甚至有相声演员在台上也调侃说：“人家是‘做鞋’的，我们只是个‘取鞋’的。”当然这是笑谈。
其实，曲艺不仅离文学不远，而且还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凡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都在文学的范畴之内，不同之处在于，小说、散文偏于书面文学，而说唱艺术则侧重于口头文学，也可以称作“俗文学”。而俗文学在很多情形下是雅俗共赏的。如京韵大鼓《剑阁闻铃》：“从古来，巫山曾入襄王梦，我何以，欲梦卿时梦不成”；又如《红梅阁》：“虽受些晓风残月沾恩惠，怎奈她怨雨愁云总断肠”；再如《黛玉焚稿》：“她如今，鸳鸯夜入销金帐，我如今，孤雁秋风冷夕阳；她如今，名花并蒂栽瑶圃，我如今，嫩蕊含苞萎道旁；她如今，鱼水和同联比目，我如今，珠泣鲛绡泪万行；她如今，穿花蝴蝶随风舞，我如今，霜寒露冷夜漏长”……这些句子，可以说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并重，大俗大雅，或听或读，都会感受到文学的魅力和作用。因为传统的京韵大鼓大多源自清代子弟书，关于子弟书，启功先生是这样评价的，说它是“在古典诗歌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等路子几乎走穷时，创出来这种‘不以句害意’的诗体”，是可以与唐诗、宋词、元曲、明传奇相媲美的清代一“绝”。如此，这些传统的鼓曲唱词，读来赏心悦目，听着三日绕梁，那么考究，那么经典，那么“文学”，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实多年以来，在曲艺创作方面，没怎么刻意强调作品的文学精神，大部分情况下都在提倡“新、奇、巧”的艺术构思和“小、快、灵”的特点，要求作品要立得住、叫得响、传得远。要有人、有事儿、有情、有趣儿、还要有劲儿。具体到我本人，在北京曲艺团职称是二级演员，创作只是业余爱好，这些年虽然也写了几百个段子，还曾获过中国曲艺牡丹奖文学奖,但却从来没细想过相声、鼓曲与“文学性”“文学精神”的挂钩。不过写得多了，就开始有意识地注意自己写作的质量和品位了。如在韵文写作中，除了四声、平仄讲究，韵脚妥帖工整以外，在遣词造句方面时刻告诫自己不马虎、不凑合，力求在每篇作品中都打磨出几句精彩段落或亮点句子，如我给张文甫师弟所著《弟子规中华美德故事说唱》写的序诗，就比平时多下了几分功夫：“辛勤有如蚕吐丝，笔耕不辍著曲词。推敲锤炼平仄字，苦寻妙句展才思。反复愿磨自挑刺，追求完美少瑕疵。锲而不舍谁与似，传作频出是天资”。这56个字，用的是从“一七”辙中细化出来的“姿丝”辙，可用的字极少，所以韵脚更显机巧；大同数来宝创始人柴氏昆仲，在大同家喻户晓，在当地小剧场演出几乎天天爆满，我曾在他们的“云海曲艺社”成立一周年的时候题诗以贺，第一句便是“艺出大同大不同”，这哥儿俩一见，鼓掌称赞：“神来之笔！”其实我只是想让自己写出的东西尽可能脱俗，尽量追求有些境界，并未想到在文学方面有什么造诣，更何况几年前我才知道有一个叫作“文学学”的学科，够浅薄的了。
我还写过一篇《相声能不能不说“shi”、“niao”、“pi”》（2013年）,目的是想提高一下相声的品位，其实这跟提倡曲艺的文学精神也是有关联的。
这篇小文就写到这儿吧。值此第十次作代会召开之际，冒昧写下如上文字，仅以此表示小可对文学的敬畏，对文学家的仰慕和对作代会的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