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讨论什么才是文艺，特别是中国文艺的正音主旋，非常必要。如今正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的中国，能否实现远迈汉唐的大复兴，文学这个被称为“一切文艺之母”的文明之基，会以什么样的基因谱系昭示天下，会以什么样的样貌呈于后人，更是至关重要。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从“高原”迈向“高峰”的路上，文艺工作者最不应忽视对家国情怀这一正音主旋的当代性发现与现代性表达。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从文学的起源和本质上来看，家与国都是文学需要服务的主要对象。诗歌是文学最早的表达形式，诗歌来源于劳动号子，这基本上是世界范围的共识。什么样的劳动，才需要喊号子呢？当然是有超过三人以上的协作式劳动，这种劳动的目的，要么为了家，要么为了千万家组成的国。喊号子，是为了大家能团结一心，把活干得更漂亮、更有效率。听着号子干活，能分散些注意力，解解乏闷，肯定是第二位第三位的喊号子的价值。这个价值的排列，一定是有先后次序的。号子喊得动不动听、有没有趣味，这恐怕是后来影响诗歌题材的最早因素。古今中外，一个家庭主妇独自一人做家务，应该是不会喊号子的，喊了，她的精神恐怕就不正常了。因此，文学的源头和本质不可能是个人际遇里的什么杯水风波。至于后来诗歌中的专写一己之悲欢的，那也只是正音的变调或主旋的和声。

其次，从文学体裁出现的先后和每个体裁从出现到发展成熟来看，家与国均是最重要的描述对象。

东西方文学体裁最早出现并发展成熟的，应该是史诗。在西方，特别是欧洲，是荷马史诗。在中国，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是蒙古族的《江格尔》。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是吟诵远古一些时候本族难得一出的英雄们的丰功伟绩。这些早期的史诗，除了塑造硕雄的形象外，一般都要呈现出英雄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样貌和情状。

戏剧是在史诗发展到一定程度，再次出现的一种崭新的文学体裁。这种体裁的任务是在规定的时间和空间里，表现英雄或种群共同记忆中那些大人物的人生境况。因为史诗一般都太长了，想从头至尾看一遍或听传唱人讲一遍，都不好实现。

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这种体裁，是在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科学技术逐渐发达后，为了表达时代中人们的生活情状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这种文学体裁从产生到逐渐成熟，也是有自身规矩的，这些规矩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描画主要角色并同时描画出作者所生活时代的主体样貌。

顺便指出，从外貌上来看，汉族文学的体裁发展与西方差异很大，但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孔子和他的弟子编的《诗经》，实际上可以看作西周中国社会的史诗。颂、大雅、小雅，讲的是国家、诸侯发生的大事，风则是那个时代主体风貌的多样性呈现。周时，《诗经》和后来的辞赋、唐诗、宋词，因都可吟唱，个别篇什甚至可以表演，故它们都兼具了西方史诗和戏剧的一些重要体裁上的特征。元杂剧的出现，较西方戏剧晚了许多，但其体裁的价值和意义与西方戏剧是一致的。中国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这种体裁的出现、发展、成熟，基本上就和西方同类体裁同步了。

综上所述是对文学体裁的简单回顾和梳理，从中不难发现，重要的文学体裁均是要去表现家与国重要的人物和事件的。长篇小说这个体裁基本成熟后，较它以前出现的大型文学体裁和后来出现的电影、长篇电视剧，都不同程度地长篇小说化了，这些新出现的艺术门类，也都像长篇小说一样，以表现家国大事、抒发家国情怀为正音和主旋。家国大事，亘古不变的都是民族的独立、国家领土完整的保全和人民自由自在的生活；家国情怀，亘古不变的都是歌颂人民的团结、吟诵英雄的庄严肃穆、一遍一遍对美好爱情的吁请呼唤和对个体尊严的小心呵护。因为不管古今中外，不管毛发皮肤的颜色，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都清楚，文艺永远都是在歌颂人类值得珍惜的那些价值和价值观念。也正是那些价值和价值观念，才使人类与其他动物有了分野，才使人类得以永垂不朽。

这里略举一些例子。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修记》，因为讲的是希腊联军和特洛伊部族为了千古一遇的美女海伦而进行的长达十年的战争，才成为西方文学之正源的。荷马如果写的是他一己之悲欢，他的讲述恐怕早就连传说都不是了。托尔斯泰之所以比其他作家更显伟大，不仅在于他写了安娜和玛丝洛娃的悲剧性命运，更是因为他以长篇小说的体裁样式为19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留下了《战争与和平》这样一部俄罗斯民族的雄奇史诗。肖洛霍夫在冷战时期，能以苏共中央委员、苏联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超越意识形态世界级的大纷争，获得西方世界的最高文学奖项，也正因为他为世界留下了《静静的顿河》这部哥萨克民族20世纪上半叶的心灵秘史。《公民凯恩》《战舰波将金号》《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等电影之所以能高居世界电影经典最前列，也因为它们都正确准确地写出了家国大事与家国情怀。杜甫在后人心中的地位远高于才华不在他之下的李商隐，在于他笔下的世界更广阔，他对普罗大众有更深沉的爱和悲悯。《红楼梦》的价值远高于语言艺术似乎不差于它的《镜花缘》，是因为前者每一行每一页都能散发的家国气息。鲁迅去世近百年，后世作家只能望其项背，在于鲁迅家国同构的观念深入骨髓，胆子奇大、目光如炬、笔锋如刀，在民族最需要的时候，把呐喊的、彷徨的、苦闷的国家写了个淋漓尽致。

文艺的价值是巨大的，它最重要的任务是帮助人类向真向善向美，最终变得完善。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其美学思想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前三个诗的功能讲的都是群体，最后一个才是讲的个体。孔子虽然肯定了诗的发个人之怒的功能，但他主持编撰的西周诗歌集，还是给了雅和颂非常崇高的地位，还把雅分出了大小；风这种写小人物、小事情的诗收录很多，但还是善意地评说了一句“郑风淫”。可见在孔子眼里，文艺是有正音和声之分的。文以载道、诗言志，这些文艺观大约都是从孔子那里生发出来的。不写家国大事、不抒家国情怀的文艺作品，恐无力载道也无法言志吧？虽然曹丕把文章的作用说成“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多少有些夸张，但身为皇帝的他这么重视文艺，足见文艺之重要。

人类的文艺出现几千年了，并不是每个时期、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一直明白文艺是有不变的正音主旋的，因此，也有古人今人不停地发声做这样那样的提醒。现在讨论家国情怀在文艺中的重要性，其实很有必要。文艺界那些行走着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让本来应在中国文艺中唱响的家国情怀这一正音主旋一度声息微弱。

李白当年曾写诗感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正音主旋久不上演，邪曲杂音必充斥世界，再强健的文明也会衰微。比李白更早一些，那个站在幽州台上孤独流泪的陈子昂也感叹过：“文章道弊五百年！”李白谢世很久之后，韩愈发起了写文章的复古运动，柳宗元马上响应，这才使中国文艺正音主旋吟唱家国的传统得以延续。又过了两百来年，宋朝那个成就最高的文学家苏东坡在评价韩愈时说了两句话，一句叫“文起八代之衰”，另一句叫“道拯天下之溺”。前一句还经常能看到，后一句就不大有人提了。其实，如果韩愈没有把扔进尿桶尿罐里泡了几百年的行文之正道拯救出来，他哪里会有文起八代之衰的成就。

讲这段往事是想证明，今天中国的文艺只要寻到初心，只要不忘使命，把正音和主旋唱响了，经过若干时间的孕育，还是会出现宋人张载所希望的人和作品的。张载希望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