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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健灵:漫漫长途中的加油站
来源:文艺报 | 殷健灵  2021年12月13日07:22

最近想到一个问题,写作本质上是一种孤独的劳动,作家也许只有在孤独和内心平静的时候,他的思想才是最自由和丰富的。叔本华有言:“完全、真正的内心平和和感觉宁静——这尘世间仅次于健康的至高无上的恩物——也只有在一个人孤身独处的时候才可觅到。”既然如此,对于我这样一个单纯的写作者,参与“作代会”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这似乎是一个有些“愚蠢”的问题。

2006年11月初,我作为上海作家代表团里最年轻的一员,第一次参加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也是第一次坐在人民大会堂里,聆听温家宝总理的肺腑之言,听他满怀深情地读到康德的名句:“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在北京饭店古色古香的会议大厅门外,我第一次见到心仪已久的作家史铁生,他安静地坐在轮椅上,与朋友们轻声谈笑;莫言和贾平凹们,三三两两站在不远处的台阶上抽烟、寒暄。上海团里,钱谷融先生是最年长的代表,开会时,他就坐在我的前排;还有早先就很熟悉的任溶溶先生,小组讨论时,我们相邻而坐,留下一张合影:照片上的任先生精神矍铄,笑得松弛洒脱,而旁边的我一脸青涩,一双眼睛尴尬地带着数码相机时代常见的“红眼现象”……

还有王安忆,她讨论时的发言总是简短,干脆利落,不带套话。后来,我读到一篇刘庆邦写王安忆写作秘诀的文章,里面提到了安忆老师参加那次作代会的一个细节。那次作代会,他和王安忆住在同一个饭店,刘庆邦到王安忆的房间找她说话,告辞时,王安忆问他要稿纸写东西。刘庆邦说,会上人来人往的这么乱,你难道还要写东西吗?王安忆说,给报纸写一点短稿。又说晚上没什么事,电视又没什么可看的,不写点东西干什么呢!刘庆邦当即跑到楼上,把一本稿纸拿下来,分给她一多半……我知道安忆老师有着每天写作的习惯,读到那篇文章时想,即便是作代会,安忆老师依然是紧紧地抓住时间的,任何时候,她都没有停止对自己写作的训练和思考。这就像定期储蓄,日积月累,不懈坚持,她积累的账户比别人丰厚得多,似乎也是一件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

那次作代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儿童文学作家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拍了一张合影,大家相约“以好的作品作为五年后的见面礼”。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如今,又是十五年过去了。我参加了后来的每一届作代会,第十次作代会又即将召开。那张照片里,有的师长已经仙逝,当年青涩的我们步入中年,当年的中年作家须发皆白,任溶溶先生甚至已经连续多年24小时离不开呼吸机,但只要一息尚存,99岁的他依然在用哆哆嗦嗦的笔写作,记录和整理他的思想和回忆……

似乎啰啰嗦嗦说了许多题外话,实际上却都和先前那个“愚蠢”的问题有关。既然写作是如此孤独而独立的个体劳动,作家们何以要相聚?

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当文学逐渐边缘化和愈发市场化的今天,当各种“媚俗”的潮流涌现,当很多人看不清文学真正的趣味、立场和美学追求,对什么是好作品、什么是不好的作品渐渐失去判断,甚至,连写作者也对此产生怀疑和动摇的时候,对文学精神和理想的坚守变得尤为重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原本孤独的写作者相聚在一起,仿佛抱团取暖,也仿佛集结成一支浩大的队伍——前方有光明炽热的火炬照亮,有高大的前辈身影引领,有同道者的加油鼓劲,这样一种场域有着难得的纯粹和清静。剔除一些文学以外的世俗纷争,无论是脚踩现实主义大地,还是谱写浪漫主义诗篇,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写作者彼此激励、鞭策、切磋、碰撞,甚至争论……身在其中的人,或许就会在寒冷中获得一些暖意,在彷徨中重拾坚定,在迷茫时找到方向,在困顿时看到出口的微光。这样的相聚虽然是短暂的,但是,它犹如一个漫漫长途中的加油站,孤独已久的人,倒也能从中获取一些继续孤独下去的动力和底气。

写作是孤独者的长征,唯有心无旁骛埋头修行和劳作。每一个作家都是独一无二的,说到底,没有一个作家能够被“代表”。有幸成为“代表”的人,任何口头上的言论都是缺少意义的,唯有用源源不断的无声的作品说话,沉入生活,不负时代,回归“人”的本质,潜入无限之境的心灵之海,坚持心中永恒的“文学精神”,这才是作代会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写作者真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