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金问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写诗、写小说。小说散见于 《中国作家》 《花城》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刊。

1

那会儿，站长林为民极喜开会，每三天至少一次晚间例会。副站长黎强是不情愿的，但不便公开反对，不止一次偷偷对我发牢骚：晚上又要土公陪死尸了！

我们这儿，原先从事殡葬职业给死尸挖坟埋棺材的人称作土公，所以我一直搞不清他说的土公是指土地公公呢还是殡葬工人。开会时，林为民先是念上一段报上的社论或者重要新闻，然后联系到我们这个车站的林林总总，激动之处，喷薄的雨露滋润着第一二排的职工，一讲就是两个小时，下面的人心里都在骂，这个死尸没完没了啦。末了，他还要装模作样问一下脸上满是唾沫星子的黎强，黎副站长有什么要讲的吗？黎强通常是摇摇手，偶尔站起来面向我们，半是调侃半是认真地说上一句：我想讲的，林站长已经讲了，我压根儿没考虑到的，林站长也胸有丘壑提点了，大家回去睡觉前要再砸吧砸吧站长的重要讲话精神，想想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身素养，如何进一步对旅客温暖如春哦！这个时候，我们这些昏昏欲睡的死尸，终于迎来了爬出棺材的曙光，一阵稀里哗啦的掌声后迫不及待起身，把桌椅挤得直喊疼。回家的路，月明星稀，大家骑在自行车上，歪歪斜斜拧着笼头，努力凑在一起，又把林为民诅咒了一顿。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了，现在林为民早已离开小县城长住省城，当年骂他的职工们十之七八也退休了，林为民有时溜回老家小住几天，退休工人偶遇退休工人，一笑泯恩仇。很不幸，我是那未退休的十之二三，而林为民每次回来，一个重要使命是与我纠缠往事。

我后来回忆，林为民当站长的那一年半时间，心理是有点扭曲的，有了权，就变着法儿给职工不痛快，因为他自己不痛快。大约1975年的时候，他从部队转业回乡，有三份工作可选，进公安局，进邮电局，进省航运公司在本地的客运站。林为民思虑再三，选择了航运站，因为同一级工资，水上运输企业多五角钱。十年后，他越来越悔恨，内河客运渐渐死路一条，邮电局却因为住宅电话业务的兴起一跃成为县城里工资与福利最好的单位，再后来，公安干警的待遇水涨船高，真是气死了他这个船上人。八十年代中期，航运站倒闭，适逢省汽车运输公司取消建制，各地的汽车站划归地方管理，县交通局就安置了一批航运站的职工到汽车站上班，林为民即为其中之一。汽车站紧挨着县公安局办公楼，简直是冤家路窄，他能开心吗？

一开始，林为民并不是站长，我甚至觉得他有点自卑，丧家之犬嘛！想当年，汽车站也不是想进就能进的，省汽车运输公司是托拉斯集团，垄断了全省的公路客货运输，按现在的说法，属于大型国有企业，职工人事组织关系都在地级市的分公司，县劳动局根本插不进针泼不进水。职工的来源有两处，一是省交通学校与省汽车技校的毕业生，二是退伍与转业军人，像我们车站，很多职工实打实上过战场，副站长黎强，当年就是中越前线上生龙活虎的侦察兵，按他的说法，都死过几回了，你林为民这种撑篙子的算个鸟！所以，当林为民突击提拔为站长而他这个副站长原位不动时，内心的沮丧完全可以想象。

2

林为民的独生女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工作，结婚生子后老两口便去帮忙带外孙，省城高楼上小小的居室，估计禁锢不了这个野豁豁的船上人。短则一月，长则两月，林为民必然要找个借口回来一趟，其实他有啥屁事呢，就是散散心，舒展舒展四肢，然后野猫一样潜入我的办公室。

很多时候我办公室另有客人，他也不回避，自己拉开橱柜拿出茶叶罐泡好茶，然后一屁股坐下，听我们谈工作或其他事，还见缝插针地加入进来。正经的谈话基本上被他搅黄了，林为民开始霸占我的时间，他翻来覆去纠缠的就是当年那件子虚乌有的事。他从上任到免职，不过短短两年时间，被免后，我接任站长职务，林为民想调到运管所去，运管所不要他，推托站里不放人，他来问我，我支支吾吾不便说破，他见我闪烁其词，就信以为真了，每次都来埋怨我坏他大事。“你看你看，同样的工龄，我退休工资都不到他们机关退休的一半！”其实作为从企业退休的军转干部，他每月都有一笔不小的地方性补贴，比起纯粹的企业退休工人仍是高了一大截，譬如黎强，三等功士兵身份退伍，始终是工人身份，可林为民仍愤愤不平。

上一次，我终于忍不住了，你以为当初他们会要你这个五十来岁、职工告状信满天飞的烫手山芋？当年的交通局长和运管所长都退休了，我也无所顾忌了，索性讲开了，你回忆一下，那些年进运管所的哪一个不是名校的本科生和硕士生？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你有啥优势？图你有群众基础？林为民愣住了，似乎有些猝不及防，嘴里嗫嚅着，老脸涨得红彤彤。我继续有些恶毒地戳他的痛处，唉，你是一步走错步步错，当初要是选择公安局，不仅退休福利保障无虞，以你的能力和资历，说不一定还是从局长职位上退休的，处级副厅也不是没可能。林为民半晌无语，茶水也不续了，讪讪走出了办公室。那应该是今年元旦发生的事，此后疫情吃紧，封城封小区，也不清楚他是去了省城还是滞留在老家，将近一年没见到他了。

黎强也有一年没联系了，不知他的病怎样了。我俩原住在同一个小区，他是前年退休的，初时还隔三差五见到，后来就消失了。有一次碰到他儿子小黎，说老爸搬到乡下住了，农村现在环境整治得蛮好，爷爷的老房子还在。他说话那会儿，我心里就咯噔一下，黎强很早死了老婆，鳏夫一枚带大了儿女，女儿大学毕业远嫁外省，不成器的儿子上班时间跑到棋牌室赌博，原本好好的工作给弄丢了，现在也不知如何谋生，那日他还向我打听职工百年之后股份怎么继承，如果没有遗嘱是不是要子女均摊？估计是这个不孝子把老子挤走了。黎强退休前一年衰老得厉害，气色很不好，退休后才下定决心去检查，结果是肠癌，随即动了手术。消息传来，职工们连连叹息，说他怎么得了“老花头”，恶人有恶报，该长在林为民身上才对呀。怎能让一个癌症患者独自生活？我后来帮他联系了医院里的疗养病房，黎强一听就拒绝，我又不是离休干部，怎么住得起？我说不住套间，也不住单间，住双人间，吃医院里的快餐也花不了几个钱，你退休工资还是能够应付的。电话那头一阵沉默，然后是断线的忙音。再后来我发动车站职工进行了一次募捐，去乡下探望了一次，原本高高大大的人变得瘦小迟缓，几乎认不出来，一间矮小的青砖老平房杂夹在邻居们的楼房中，进得门去，凌乱不堪，一股闭塞之气让人不能呼吸，黎强见了我们竟有些手足无措，一点也不像上过战场当过领导的人。一人住在离县城三十多公里的农村，老房子还没有抽水马桶，身上挂了个粪袋，吃喝拉撒全部要自己操办，生活质量可想而知。我问他，那你复检、配药怎么办？他吭吭哧哧地说，现在公交蛮方便的，我自己乘车去人民医院……我无语，小黎这家伙分明是让他老子自生自灭嘛。

疫情之下，企业一团乱麻，抓防疫抓生产忙于自救疲于奔命，那一天拿起茶叶罐，忽然想起了林为民，想起了黎强。

3

那些年嘲笑航运站过来的人，现在， 我们或许面临同样的命运，甚至更惨。几千平方米的候车厅，小猫三四只，旅客比站务员还少；九米长的公交车上，非早晚高峰时段常常只有一位旅客，成了一个人的包车；货运业转型为物流业，高光时刻转瞬即逝，现在的利润全沦陷在难以回收的应收款中。

风水轮流转，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句话是一点不错的。我们车站从省直下放到县里，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改制变成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红火了十年，而如今，政府机关与国企又成了择业的首选及第二选择，车站与他的前任站长林为民似乎走了一条类似的曲线。

对了，当年车站改制后不久就壮大成运输集团了，国有股占一小部分，自然人股占一大部分，然后在运输各个领域全面开花，除长途客运和公交外，还成立了驾培、渣土运输、轿车维修、车辆检测等子公司，一时风光无限日进斗金。但随着高铁的兴起和私家车的扩张，长途客运主业每况愈下，本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竞争又使得附属企业效益岌岌可危。公交这块是有财政补贴的，其他都需自负盈亏。于是……如果说疫情前企业是慢慢走在枯叶飘零的下坡路上，那么疫情过后就是比萨斜塔上的垂直坠落了，疫情改变了许多人的出行方式，原先不想买私家车的人都转变为有车一族，有点像最后一根稻草。经主管局和国资委同意，集团决定三次创业，而其中的核心是再次进行股改，把公司近五分之三的自然人股份从退休老职工那里收回来，增加国资股份，部分配售给目前在岗的年轻骨干。

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其实当初股改制订公司章程时，草案中就有一条：自然人股东离职或退休后，股份按净资产值回购……股代会上自然人股东齐刷刷投了反对票,如今重拾牙慧，股东代表还是这批人，能顺利实施吗？局领导拍拍我的肩膀，“办法嘛，总是有的，不违法就行！”似乎暗示我可以采取一些极端措施。

怎么办？嗯，得摸摸那些扛把子和前领导的心思，领头羊没了，就闹不出动静。首先当然是林为民，改制那会儿他虽已被免职，但股份比普通员工仍多了些，电话打过去，那头哼哼唧唧了半天，一再强调自己在省城，末了，说最近女儿女婿比较忙，一年半载脱不开身，估计股东会来不了。这个老狐狸！我暗暗骂了一句，又拨通了黎强。还没问候，一股久违的爽朗却先传递了过来，原来退伍军人事务局知道了他的情况，协调安置在一个新近投入使用的民营养老院中，政府补贴了一块费用，他说，刚梳理妥当，单人间哦，食宿条件很理想，还有住院医师，正想来车站看看老同事呢！我把意思一说，黎强马上表态，我支持，干活的小青年们没有股份肯定不利于激发干劲，也不利于招揽人才，我服从大局，愿意退股。接下来又聊了一会，黎强说，退股决议要在股东会上通过可能比较难，企业退休的，工资都不高，这些年每年都有固定分红，大家早已把其视作一块补充收入了，不仅吴解理、孙建龙这几个老刺头要跳起来，原来一些老领导可能都有思想障碍。

黎强口中的老领导是谁不言而喻，两人搭档时，林为民嫌他不挑担子，倒扳桨做老好人，他下台后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叫屈，说我唱红脸还不是为了企业好，他做副站长的在背后小动作不断又怎么能建立起领导班子的权威，让员工树立危机意识？真是各说各理，不好判断。是啊，从国营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职工的观念还是停留在上个世纪，股改后工资分配体系依然有浓烈的大锅饭痕迹，这些年不管盈利多少，每年分红也是固定的，利润好的年头藏起一点，不好的几年以丰补歉，每年年末万余元的红利，大家已经看成了固定年终奖，除非不分它几年……

对，就这么干，今年过年不分红！

4

不分红了？消息刚放出去，不少退休职工就打来电话询问，有几天简直轰炸机群一样，嗡嗡嗡嗡的电话铃声音连绵不绝。股东嘛，主人翁的质询怠慢不得。

而第一个亲自走上门来找领导谈谈的，果然就是吴解理。

吴解理汽校毕业，却是驾驶班里唯一没有考出大客驾驶证的学生，到车站后分配在了检票处，站务工作女性多，他初来乍到时不过二十岁，穿着一件不太合身的崭新中山装，高大魁梧，看上去有些笨拙和青涩，却也因此显得可爱，极受女职工们欢迎，她们解理、解理地叫，把他叫得骨头酥酥的。站务员分早班、晚班，早班五到十一点半，晚班十一点接班后做到班次发完，周而复始，没有其他的休息日，如果要休息，就要让和自己对班的职工上全天班，以后偿还。那时吴解理还没女朋友，老家在乡下，早班下了没处可去，就混在女职工堆里帮忙，上晚班的日子早早接班，也愿意帮休息的职工顶上半天。不过时间一长，他就露出了花擦擦的本来面目，喜欢动手动脚讲下流话，当然，有的中年女职工还吃他这一套。在车站，吴解理还遇上了一生的死对头——孙建龙。

孙建龙是那一年的退伍兵，两人一前一后到站里后，住在了同一间寝室。二十多岁的年纪，青春荷尔蒙飞扬，两人同时爱上了售票员张丽娟，张丽娟对孙建龙是有意的。吴解理一看急了，每天晚上睡觉前对孙建龙洗脑，张丽娟嘴馋，一天到晚吃零食；张丽娟人懒，洗个头还要叫老娘服侍；张丽娟腿野，每天晚上都要跑出去玩……孙建龙越听越有道理，觉得张丽娟不是那种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女人，慢慢疏远了她，直到有一天看见吴解理揽着张丽娟的蜂腰出现在他面前时才恍然大悟，自己被这小子算计了！同居室友臂弯里的窈窕女神回眸一笑，孙建龙的天就塌了下来。

那个时候，不要说待客如春了，殴打辱骂旅客是三天两头的事。吴解理彻底堕落成站里的后进份子，甘当女职工的护花使者，打架打得最勤，他与旅客打架的时候，孙建龙常常挤过去装作要帮忙或劝架的样子，实则总是站在旅客一方，偷偷踹上一脚捅上一拳，有时被吴解理察觉了，就演变成了车站内部职工斗殴。孙建龙还在吴解理的茶叶罐里放过番泻叶，总之，吴解理横在明面上，孙建龙阴在背地里。

车站的脏乱差终于激起了民愤，长途车驾驶员出身的老站长申请提前退休，林为民走马上任。黎强对林为民说，管好车站队伍其实不难，想办法提高他们的待遇，适婚青年分不到房，中年职工拿四五十块，他们就把气撒在旅客身上了，所以还得向上级要求要求。林为民两眼朝他一白，他们能解决待遇还会提拔我么？黎强一愣，很长时间不能理解，后来才渐渐明白，上级需要一个狠角色。

这都是过去式了，现在，红利不分，我是不是也要沦为老职工心目中的林为民？

吴解理一进我的办公室，我就觉得他话风完全变了，不再是以前那副胡搅蛮缠的形象，反有些拘谨和客气。我替他沏茶，他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我坐坐就走。待捧起茶杯，嘴唇嗫嚅着，想说又无法表达的样子。我也不说话，坐在大班桌后面微笑看着他，时不时拿起茶杯轻啜一口。

大家都在说今年不分红了？他终于问出了口。

我点点头，今年疫情期间客运班车和公交车停开与减班了很长一段时间，三产企业开工也很迟，到下半年才渐渐恢复正常，几乎没有利润。

那股份能不能卖回给公司？

这个公司章程上有规定，股东可以出售股份给别人，但需其他股东同意，如股东不同意，他们需要自己买下来，如果让公司回购，那也需经股东大会表决。我心中窃喜，仍打着哈哈，怎么？缺钱花？

不是，不是，我原来就一直在考虑想把自己的股份转给丽娟，现在不能保证每年分红，就干脆卖了，换成钱给她。

我无语。

我对不起她，算补偿吧……吴解理又补了一句，像是说给我听，又似自言自语。

他与张丽娟的恩恩怨怨，车站人尽皆知，原本一个大好青年，随着岁月流逝竟然演变成了一个痞子，工资不高，吃喝嫖赌却样样沾边，在儿子上初中的时候还搭上了一个三陪女，张丽娟知道了，坚决让他净身出户，而她自己呢，离婚后心情郁闷，经常到小区旁边的棋牌室搓麻将，竟然和一个麻将搭子相好了。尽管年过四十，张丽娟身材仍然不错，徐娘半老风韵犹存，那搭子是未婚青年，两人相差了十几岁，小伙子不顾父母强烈反对，和她扯了结婚证。几年过去，张丽娟渐显老态，年轻丈夫开始嫌弃她了。那个男人没有正经工作，其实是张丽娟在养他，现在基本夜不归宿，回家就是向张丽娟要钱，不给就打，常打得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不是眼角开花，就是脸颊红肿，连门都出不了。张丽娟与吴解理生的儿子也大了，读书不好，职高毕业后在一个私营企业找了份工作就搬出去了，不与吴解理搭腔，也和母亲不大对付。

又东拉西扯了几句，吴解理告辞走了，临走还一弯腰，来了个鞠躬。他不吵不闹着实出乎意料，我也略有些失望，没有激烈抗争的企业改革似乎缺少了高潮。这世界变化还真大，上次开股东会，他一进会议室，就被一群老伙计围着取笑，当时乱哄哄的，也没听到他们在说什么，坐在会议室角落的张丽娟冷冷看着他，俩人没有任何交流。会后才知道他请了个保姆照料生活，那保姆挺年轻，模样也不错，老年独居生活过得乐滋滋的，都在调侃他重返青春，这会儿怎么要为张丽娟着想了？

5

林为民上台后，一天要开数张罚单，一年内个人罚单累计到十张，辞退！至少打碎了六七人的饭碗吧，还有十来个留用察看的，但他最想打发掉的两个刺头却偏偏是最狡猾的人，吴解理与孙建龙的罚单到了七八张的时候就蛰伏安静下来，直到来年清零。

人仰马翻的治理过程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车站员工的戾气，表面上侵害旅客权益的事少了，但一封封状告林为民、状告交通局长与运管所长的信飞向了信访办和县委书记县长的案头，让领导们不胜其烦，客车因机械故障屡屡“抛锚误点”也不是林为民的罚单能够解决的，直到引进了股份制改造，吴解理、孙建龙、张丽娟这批老员工都成了自然人股东。

这次收回退休工人股份，吴解理那儿看来问题不大了，他还怕公司不收呢！另一个狡猾的家伙会是什么态度？可能不一定关心此事吧？孙建龙退休后不久妻子病逝，便沉迷于垂钓，不屑儿孙情，不理兄妹事，风雨无阻，吃了早餐把嘴一抹就拿了钓具出门，月亮升空才会回家，各式各样的大鱼小鱼，自己不吃只送人，弄得同一幢楼里的邻居们连家里的浴缸都放不下了。听说在寒冬腊月，他把自己裹得外三层里三层，身边再放个汽车电瓶，向电热丝暖鞋供电，大雪纷飞岿然不动，这位已修炼到孤舟蓑笠翁境界的人，该不会斤斤计较于几千股股份吧。

那日上午一进公司，便闻得楼道里一阵浓烈的鱼腥臭，莫不是孙建龙来了？拐弯，果然看见一个邋遢兮兮的人矗在我办公室门口，不是孙建龙还会是谁？

怎么，今天没去钓鱼？我边开门边问他。

唉，好几天没去了，没心思！他手一挥，似乎有点魂不守舍。

我装出一副好奇的神态，却不询问。

坐下后，他和吴解理一样，有些局促，我故意整理着桌上的文件与报纸，头都没抬。

我听张丽娟说，吴解理想把他的股票卖给公司？终于，沙发那头传来低低的声音。

此时，我才起身，烧水泡茶，也坐到了沙发上。

孙建龙捧起茶杯，看了看，茶叶不错，是明前龙井？

放心，不是番泻叶！我说

他老脸一红，咳咳咳干笑起来。

吴解理是有这个想法，怎么，张丽娟和你谈过股份的事了？她什么想法，你又是什么想法？我说。

她吗，如果能卖，也卖了吧，我的也一样。顿了顿，孙建龙又问，丽娟还托我问一下，每股现在啥价格？

股价按审计后的净资产确定，目前估计每股10元左右吧，按法规，增值部分要缴个人所得税。怎么？张丽娟自己不来问，还要麻烦您老亲自过来？

孙建龙一脸尴尬，讪讪地说，站里人不是都在说她被小伙子掏古井吗？如今弄到这地步，也没脸面过来。

孙建龙喝了茶，索性讲开了。她男人经常打他，报警也没啥用，张丽娟要离婚，男方臭不要脸索要青春赔偿费，张丽娟已经答应了。但那无赖从来都没正经工作，张丽娟养了他这么些年，以前的积蓄都搭进去了，哪有余钱啊？她兄弟姐妹都嫌她丢脸，早就没了来往，房子铁定要留给儿子的，想来想去，只有把股票卖了，凑钱给这家伙。

索要多少？刨掉增值税，张丽娟的股票也就值八万块吧。我不禁有些八卦。

孙建龙的脸更红了，期期艾艾地说，我的也准备给她，哎，借她……

我笑了起来，孙建龙脸上的老年斑也变成了纷纷扬扬的桃花瓣，不对，那笑容里还有一丝不羁和期盼。

……

全文刊登在《山西文学》20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