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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对莫言小说集《晚熟的人》的文本细读为方法，考察了整部作品在美学风格上所呈现出来的新变与守常，进而试图发现莫言新作的独特价值。作家对小说形象精神变格的观照与内在性审思开拓了建构人物的多重可能性，在叙事的演进中也运用了“留白”与“造境”的手法使得作品具有了平实朴素亦深远鲜活的古典韵味，这也体现了莫言小说创作风格的新变化，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整部作品也与作家本人所提出的“超越故乡”的精神命题有了更大的思想张力，在对人与故乡辩证关系的把握中，地方性经验在莫言笔下依然显现着普遍性图景的美学意味。

关键词：莫言 《晚熟的人》 精神变格 造境 超越故乡

在莫言那宏大而又复杂丰富的文学世界里面，新近出版的《晚熟的人》可能并没有创作体量与叙事密度上的优势，但这种稍显表面化的文学现实却并不妨碍我们发现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出版首部作品的文学史意义。《晚熟的人》所呈现出的作家个人美学诉求上的新变化与其写作方式上的新方法尤为引人注目，特别是小说中的乡土人物形象随着新的时代图景变革而达成的“精神变格”让独属于莫言的人物形象谱系有了新的延展空间，同时作家在塑造形象时加强了对诸多人物以及包括对“莫言”这一文学形象的内在性审思，进一步提升了其建构人物的多重可能性。叙事风格与结构营造上的新变则有赖于作家吸收了一些属于中国传统美学场域中的方法，特别是对“留白”与“造境”这两种艺术手段的创造性转化，使得《晚熟的人》呈现出莫言小说世界中美学风格的新变化，而在这种变化中我们隐约可捕捉其暗含的属于莫言也属于当代文学的具有超越性的新的小说美学意味。作家对“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高地的不断重返似乎在提示我们百年中国新文学视野中的乡土故事依然作为一种叙事基点牢牢占据着当代作家们的创作生命，乡土中国的现代性言说可能依然丰盛而又茂密，不绝如缕。

当然，《晚熟的人》不只是莫言对“高密东北乡”的重返而已，作家从生命经验与文学想象出发，坚持不懈地书写故乡与人，建构出故乡与人的辩证关系，对这种辩证关系的阅读与把握也使得我们一步步逼近世界文学视野中的超越性维度，这种超越性的维度具体而言也就是莫言在1994年明确提出的“超越故乡”这一文学上的精神命题，正如作家在《超越故乡》中所写的那样：“作家的故乡更多的是一个回忆往昔的梦境，它是以历史上的某些真实生活为根据的，但平添了无数的花草，作家正像无数的传说者一样，为了吸引读者，不断地为他梦中的故乡添枝加叶，这种将故乡梦幻化、将故乡情感化的企图里，便萌动了超越故乡的希望和超越故乡的可能性”①。“超越故乡”的命题可以说为我们理解莫言、理解《晚熟的人》搭建了一座参照系，一盏指路灯。当地方性的“高密东北乡”与生长于普遍性、坐标于“短二十世纪”视野中的中国以文学经验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后，“高密东北乡”便以故乡的方式幻化成为每个人的故乡风景以及独特的民族风景，而理想中应该紧随其后的世界性图景会不会就此而产生呢？恐怕还没有那么乐观，在“短二十世纪”的时间想象里，中国以及世界依然处在漫长的未完成的革命之中，而“短”与“漫长”的时间对比也暗示了在世界图景与想象边界之间还存有着巨大的空间沟壑。但当一种具有思想性与实践性的超越路径显现在了莫言的小说书写中时，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文学未来的精神建构之路与美学想象空间是广阔的吗？答案应该倾向于肯定，或许莫言从《晚熟的人》出发而意欲达成的“超越故乡”会成为飞跃亦或弥合这种沟壑的有效路径。

一、变格与审思：建构人物的多重可能性

在《晚熟的人》一书的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根植乡土，小心聆听四面风雨；塑造典型，大胆挪借八方音容。”不难理解的是，好的小说里面必然有好的人物形象被塑造出来，而要书写出真正典型的人物形象并不容易，这一方面取决于作家所选择的人物是否有坚实的现实支撑，另一方面也考验创作者对“八方音容”的整合、同化能力是否强大。《晚熟的人》由12篇小说构成，其中只有《贼指花》一篇没有将叙事地点安排在“高密东北乡”，其余篇目均以故乡人事为叙事的中心，而对于故乡的人物形象，作者则运用多重维度的笔墨来刻画与塑造。《晚熟的人》在整体性的时代变革氛围中将成长、生活于乡土社会中的“新人”鲜明地书写了出来，也将世事变迁中人物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进行了细致的呈现，寓于形象内部的精神变格与波云诡谲的时代精神一道成为了故乡新的风景，同时作者借由一条充满内在性审思的共情路径进入了“我”也就是文学形象莫言与诸多乡土人物的精神内里与生活境遇，在莫言笔下，我们看到了当代文学中建构人物的多重可能性。

在当代文学史的视野中考察关于乡土人物的形象变迁则会发现，人的命运总是和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当然也有少数形象会与历史时间的河流呈现出不一致性，但在总体的乡土文明进程中，外部力量与内生性因素一起推动了当代中国乡土社会中“人”的形象变格乃至精神变格。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出版的首部作品以小说集中的一篇《晚熟的人》为整体的命名，由此可见《晚熟的人》一篇属于整部作品中首先应该被阐释的篇目，或许其中就寄托着莫言新作最想要表达的东西。《晚熟的人》一篇讲述了“高密东北乡”里的蒋天下、常林、单雄飞等人在时代的变迁中各自的命运轨迹与生存境遇，作者对这几个形象的塑造尤为成功，特别是他们各自的形象与精神都发生了大的变格。昔日胆大妄为、作“恶”多端的常林却在年老时变得胆小以致自杀，令“我”百般感慨，常林与当年的下乡知青们打架时性格鲜明，异常勇猛，且有特异功能，那就是“可以随时驱念放屁”②，但作者也借蒋二之口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有的人，小时胆小，后来胆越来越大，有的人，少时胆大，长大后胆越来越小，这就是早熟和晚熟的区别。”③而常林正是属于早熟的人，在生活的变化与时代氛围的激烈变动中，性格与人生的悲剧性命运也被彰显了出来，他没能长命的人生故事也暗含着一个逝去时代背影所发出的最后一点黑色的光芒，本文所指出的“变格”当然不只是正向的、光明的，在常林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反向的、黑暗的精神变格。与常林形象有着鲜明对比的就是蒋二，蒋二早年间属于乡土社会中的失败者形象，甚至被村里人认为脑子有问题，有点傻，但后来他在新的时代来临之时，却有了经商的本事，在家乡做起了生意，风生水起，风头正盛，正如蒋二所自述的那样，“大哥你们都说我装傻，其实我不是装傻，我们老蒋家的人有个特点，那就是：晚熟！当别人聪明伶俐时，我们又傻又呆；当别人心机用尽渐入颓境时，我们恰好灵魂开窍，过耳不忘、过目成诵、昏眼变明、秃头生毛，我就是个例子”④。可以说蒋二人生故事的走向与形象的变迁代表了当代乡土社会中人物的新变，一些曾经的失败者、乡村无产者在新的时代境况下发生了形象与精神的双重变格，而且还是正向的、带有某种希望色彩的一种变格。

在《晚熟的人》整部作品中，最为鲜明与引人注意的形象应该就是《红唇绿嘴》中的覃桂英了，覃桂英在“高密东北乡”有着“高参”的称号，故事中的覃桂英从刚刚逝去的“革命”岁月中走来，是和常林一样代表了往日时代之恶的那种人，但覃桂英比常林要更加顽强，在新的时代境况中，她好像比蒋二还要如鱼得水，特别是她已经熟练掌握了今天大多数她的同龄人都还没掌握的互联网知识，她已经懂得如何利用互联网来表达自己，并借以牟利，而且作为“高参”的覃桂英还热衷于做一个“为民发声、为民请命”的人，当然这是半真半假的，这主要还是她为了达成一己私利而自我营销的一套说辞，尽管她的行为有着某种程度的违法乱纪性质，但这并不妨碍她那冠冕堂皇的自我认知，那就是“我不过是一个为弱小者争利益，为受害者鸣不平，为创造和谐、公正、民主的乡村社会而不计报酬、不遗余力的乡村知识分子”⑤。覃桂英形象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就在于她的形象变格与精神变格都在不断走向一种“恶”的边缘，但她好像自我认知不到。故事中的覃桂英可以说是“高密东北乡”在新时代里的“新人”，这种形象的新变一方面体现在她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所造成的戏剧性与讽刺性，另一方面，这一形象则在今天的乡土人物形象中极具“暧昧”性，在互联网的语境中，她的行为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作者用这样的叙事安排使得一个看似独立自主的乡村女性形象获得了她的略显新颖的主体性，有时候她还会推动基层政府的政策落地与主动作为，但她又主动造谣，贩卖谣言，使得基层政府苦不堪言，被牵着鼻子走，可以说覃桂英这样一个形象正将当下的乡土社会在面对新的诸如互联网时代等诸多现代性冲击后的混沌与鲜活、复杂与新变一起进行了呈现与消解，而覃桂英在不断的呈现与消解中获得了她那复杂的精神变格。有意思的是小说中的另一个形象“我”，也就是文学形象“莫言”一直见证着覃桂英的成长与变化。覃桂英申请了两个微信公众号，即“红唇”与“绿嘴”，而且开始贩卖关于“我”的谣言，“我”差点受其所害，在着手用覃桂英那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时，“我”却因为某种同情与心软而暂时原谅了覃桂英。这就指向了莫言在《晚熟的人》中塑造与书写人物时除了观照人物的形象与精神变格之外所值得我们肯定的另一种创作态度与方法——对人物形象的共情以及审思。

莫言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建构起了属于他个人，也属于中国文学的“高密东北乡”，而通过文学与现实维度的不断重返，莫言也用巨大的创作体量与坚实的叙事密度塑造了众多令人印象深刻并早已内化到新文学谱系里的人物形象，他们与莫言一道生长在一个文学空间之中，对他们进行的想象与书写便是对中国的想象与书写。他们不仅是作家创作的故事原型，也是这个古老又新鲜民族的灵魂承载者与“在虚无面前自承风险地寻找真实道路”⑥的探路者。正如莫言自述的那样，“我从来没感到过素材的匮乏，只要一想到家乡，那些乡亲们便奔涌前来，他们个个精彩，形貌各异，妙趣横生，每个人都有一串故事，每个人都是现成的典型人物。我写了几百万字的小说，只写了故乡的边边角角，许多非常文学的人，正站在那儿等待着我。故乡之所以会成为我创作的不竭的源泉，是因为随着我年龄、阅历的增长，会不断地重塑故乡的人物、环境等。这就意味着一个作家可以在他一生的全部创作中不断地吸收他的童年经验的永不枯竭的资源”⑦。在《晚熟的人》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作家对他的故乡及其人事的共情与理解，不难发现的是在《晚熟的人》所包含的12篇小说中只有《天下太平》是没有“我”的，也就是没有出现文学形象莫言，在其他11篇里面都有“我”的在场，可见作者不仅充分地利用在场叙事的方法让我们借着“我”的视觉、听觉、嗅觉、感觉等诸多知觉来观察小说中人物所经历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等人间滋味，也利用“我”的在场体现出创作者是与人物共同成长的，共同生活的，这就是为什么小说中诸多“晚熟”的人时而会让我们会心一笑，又时而让我们感受到他/她的喜悦与哀愁、痛苦与美丽，简直就是让我们与作者、小说人物形象共同生活在“高密东北乡”一样。

在观察人物形象的精神变格，与人物形象共情生长的同时，还有着作者对自身、对故乡人事的真切的审思。在《左镰》中，“我”怀着对曾经经历过的铁匠生涯的喜爱穿行历史，回忆起了失去右手的少年田奎，因为“我”曾经的几句“谎话”，间接使得田奎失去了他的右手，“我”对此一直怀着反思与愧疚，作者对“我”的审思，对田奎、欢子生命经验的书写与感喟，都像百炼钢化作了绕指柔般增添了故事的韵味，也使得田奎这一形象真实可感，令人同情与喜爱，作者写道：“少年就这样成长，梦就这样成为现实，爱恨情仇都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锻打中得到了呈现与消解。”⑧作者对笔下人物与故事的审思很多，《斗士》中的方明德临死之前都还惦念着要“战斗”，而不同于方明德的是，主人公武功虽不是一个正面形象的“斗士”，但由于在特殊年月的遭际，他一生都充满着怨气与恨意，同时他也是一个难缠的人，他可谓是劣迹斑斑，但他虽然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却从未被人捉住过，算是一个奇迹的存在，“我”尽管不喜欢他，但还是抱有同情的态度，作者借“我”的口吻写道：“我似乎明白武功的心理，但我希望他从今往后，不要再干这样的事了。他的仇人们，死的死，走的走，病的病，似乎他是一个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⑨作者对故乡人与事的内在性审思交织着他理性的思索与感性的喟叹，在看似平实的话语中将笔下人物所具有的生长性呈现了出来，同时将小说人物的成长性与小说的未来性结合在一起，使得小说具有了一种超越性的未来维度，《晚熟的人》中的人物不会随着叙述的终结而结束他们的生命，他们将永恒地在“高密东北乡”生活下去，这就是小说的未来性。作者怀着对人的命运与生活之间关系的思考自由穿行在历史与当下的时间河流中，试图在变动的时代经验中把握故乡之人在形象与精神的双重变格中所显现的自我超越，将人性善恶交织的永恒性融汇到了建构人物的多重可能性之中，莫言化身为“我”参与小说故事的现场，使得“我”在人物形象的旧与新、常与变之间来去自如。

二、留白与造境：风格的变化及其美学意味

就写作风格与艺术手法而言，如果将《晚熟的人》整部作品与莫言在获得诺奖之前的作品相比较，可以发现一些新的变化，这或许能代表莫言在小说实践上所展现出的新的美学意味。莫言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的访谈时说道：“我过去的小说是一种西方式的，梵高式的，现代派油画的一种表现方式。现在这个小说是一种中国画的线条式的表现方法。”⑩由此可见，作家在创作时已经有了很明确的自我体认与写作方式，那就是向中国传统美学的场域借力从而完成创作经验上的新变。当我们整体性地来把握《晚熟的人》时，会发现一种“中国画”的古典韵味与抒情气质，而作者对留白与造境方法的熟稔与应用可以看作是该书之所以充满了古典美学气质的基础。

留白技法属于中国传统艺术创作中的一种手法，经常表现在书画创作领域，创作者为了使得整个艺术品的构图、章法、画面更为协调并追求一种精美和谐、浑然天成的效果而有意在作品中留出空白，使得相应的艺术品有了更为深远辽阔的想象空间。《晚熟的人》各篇目的叙事节奏时而舒缓、时而湍急，在一个个故事的演进中我们也被小说中传达出来的韵味与情绪所打动，部分故事所造成的留白效果也使得主人公的命运轨迹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正如汪曾祺说的那样：“中国画讲究‘留白’，‘计白当黑’。小说也要‘留白’，不能写得太满。”11在《左镰》中作者就巧妙地运用了留白的叙事方法，故事从“我”的回忆开始，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和众多乡村玩伴们在池塘里朝着刘老三的傻儿子喜子扔泥巴，喜子的妹妹欢子进行了劝阻但还是没有挡住大家扔去的泥巴，事后刘老三寻上门来兴师问罪，但“我”和哥哥却因为害怕父亲的责骂殴打说了谎话，让矛头指向了故事的主人公少年田奎，而后来没想到田奎的父亲田千亩却因为孩子间的闹剧剁掉了田奎的右手，令“我”愧疚不已，也使得阅读故事的读者深深惋惜。但莫言却在《左镰》的整个故事中丝毫没有叙述田奎失去右手的详细过程，使得整个故事的讲述表面上显得没有那样残忍，但这也给读者留出了想象空间，反而反向加重了故事的悲剧性效果，在故事的结尾，作者用寥寥几笔安排了田奎与欢子历尽劫波却终成眷属的命运，用简笔与留白的手法让故事有了余音绕梁、韵味无穷的效果，人在生活里的命运显得如此波云诡谲，令人啼笑皆非，感慨万分。在另一个故事《寻找摩西》中，留白的效果则更为明显，让“我”一直念念不忘且消失30年的主人公柳摩西终于现身了，但是作者只让故事中的柳摩西在1983年也就是消失之前的时光里出现，之后的时光就让主人公隐身，即便30年过去柳摩西回来后作者还是让“我”没有见到柳摩西，而是让与他相关的人讲述支离破碎的柳摩西的故事，在故事的最后“我”到了柳摩西的家门口马上就要见到他时，最终还是选择离开。这种留白的手法让整个故事有了一种扑朔迷离的戏剧感，主人公柳摩西的经历曲折复杂，其实也代表了一代人的信仰的迷途，他在“革命”年代的狂热与六亲不认，在改革开放初期加入经商大潮，在新世纪又参加所谓“讨还民族财富”计划的传销活动，最终在归来后又从柳卫东改名为柳摩西，皈依基督教，而柳摩西也正是他在“文革”之前用的名字。柳摩西在信仰的迷途与归路上颠沛流离，但又一直缺位并隐身于“我”所讲述的故事，或许柳摩西的经历就象征着那一代人潮起潮落又无处寻踪的信仰之路。在故事的最后，作者写道：“一切都很正常，只有我不正常。于是，我转身走出了摩西的家门。”12故事里的“我”最终还是选择离开，没有看到摩西，但作者以百感交集的情绪结束这个故事也留有了一种希望的倾向，或许摩西的故事也是作者“站在每一个时代的前面”，并“招呼充满希望的未来”13的一种有意味的想象实践。而《等待摩西》的留白与另一篇小说《贼指花》的留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贼指花》最终也没有指明那个偷了胡东年钱包的人到底是谁，反而让历史的面目变得更加难以捉摸，就如故事里几个主人公的人性变化一样复杂而又暧昧。莫言对留白技法的运用让《晚熟的人》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与更为复杂的小说韵味，小说人物形象的张力也在一些留白的故事演进中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彰显。

之所以说莫言《晚熟的人》的创作与他之前的大部分小说相比发生了美学风格上的新变化，是因为我们在这本小说中所感受到的一种“中国画”式的线条感，小说中运用大量的简笔老老实实地进行描述，趋向于一种平实有趣、流畅舒缓、朴素深刻的叙事风格，这种风格与作者之前语言的狂欢、结构的设计感以及故事的大起大落有着鲜明的不同，《晚熟的人》的写作是一种在寻常细微处见功力、见真章的小说实践。尽管整本小说集有着美学趣味上的一致性，但各个篇目的风格还是有着细微的不同，特别是在小说的“境界”营造上各有所长，整部作品有创造性的想象亦有对故乡人事的写实，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境界说的阐发：“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14如《左镰》《斗士》《地主的眼神》《火把与口哨》四篇的气质就较为一致，可谓将造境与写境融会在了一起，都有着对故乡人事的回首与重返，呈现出一种逝去时间的历史感与沧桑感，整体性的乡村图景被建构了出来。在叙事节奏上也有着作者独具匠心的安排，如《左镰》中通过对打铁情境的描绘将劳动、创造以及生活之间的张力与厚重鲜活凸显了出来，异常动人，作者写道：“三个人站成三角形，三柄锤互相追逐着，中间似乎密不透风，有排山倒海之势，有雷霆万钧之力，最柔软的和最坚硬的，最冷的和最热的，最残酷的和最温柔的，混合在一起，像一首激昂高亢又婉转低回的音乐。这就是劳动，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生活。”15而在《火把与口哨》中，“我”作为故事的参与者亲眼见证了宋老师与他儿子、三叔与三婶等人的悲剧性命运，整个故事从教堂以及壁画上的母狼与两个小男孩开始，自始至终充满着神话般的寓言性，故事的演进与阅读的期待互相纠缠，人物主人公也在不断地与命运作斗争的过程中获得了丰满的形象，但悲剧性的人物命运让整个故事走向了幽暗又具有生命力的结局。三婶顾双红在失去丈夫，孩子又被狼叼走后简直陷入了祥林嫂的命运魔咒，但莫言笔下的顾双红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不同的是，三婶顾双红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力与抗争精神的人，她在一系列绝望的经历之后勇敢地踏上了寻狼复仇之路，故事中的“我”充满着对三叔、三婶、清灵以及清泉的爱，也和三婶一道踏上了复仇之路，最终三婶和“我”找到了狼洞，并完成了复仇，而三婶也在了却心愿后安详地告别了世界。《火把与口哨》整体上是悲剧性的，但三婶的形象却显示了女性身上那强大的与命运抗争的精神与面对苦难时的韧性，三婶顾双红的塑造较之祥林嫂则发生了新文学谱系中乡土女性形象与精神的双重变格。在谈到莫言小说的造境艺术时就不得不谈到《天下太平》，《天下太平》是《晚熟的人》中唯一一篇没有“我”这一形象存在的小说，而且是以一个儿童的视角来讲述故事，主人公小奥在百无聊赖的一天却阴差阳错地被一只大鳖咬住了食指，于是各路人马纷纷登场，好不热闹，甚至人们一度忘记了小奥的存在，发生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就在这样或急或缓的节奏中，小奥的手指终于安全了，在这一场闹剧中，将一种正向的、鲜活有趣的乡村图景刻画了出来，《天下太平》在尺寸之间就将风波与世事娓娓道来，那关于故乡的风景、故乡的气味、故乡的人事都成为了作家为小说营造境界，阐发旨趣的重要组成部分。

《晚熟的人》中还设置了人物的唱词以及一首古风，这让整本小说更加增添了一种别具意味的小说境界。如《红唇绿嘴》中的谷文雨和覃桂英在卖孩子的时候所唱的唱词，增添了人物形象在具体情境中的荒诞与戏谑，同时也使得叙事的演进有了一种节奏感，这可谓是莫言在为小说造境时的独特美学创造，在他之前的小说创作中也有着大量的以“茂腔”为主的唱词以及念白。另外还有《火把与口哨》中的杨结巴的两次献唱，第一次是三叔三婶结婚也是“沙窝五耳”结义时唱的，不仅配合了婚礼气氛，也为旧日年月的历史沧桑感提供了证词。第二次是在三叔的坟墓旁，杨结巴唱道：“哭一声二贤弟命运凄惨，遇矿难丧青春命归黄泉。可恨这阎王爷他不长眼，二贤弟盖世英才再难施展。原指望兄弟们同生共死，不承想贤弟你先化青烟。眼看着五个耳缺了一耳，撇下了众弟兄好生孤寒。”16他的唱词使得三叔的葬礼气氛更为沉重、悲伤，也将葬礼上诸人悲痛万分的情绪展露无疑，加深了整个故事的悲剧性。而在另一篇小说《诗人金希普》中，作者借金希普之笔创作的一首较长的古风在独具格律与节奏的古典诗行中既对主人公金希普自我夸耀的行为进行了揭示与讽刺，同时也充满了小说作者的自嘲意味，如在古风的最后作者写道：“明知世事皆虚幻，还将假戏做成真。人过六十土埋颈，依然为名煞费心。诸般牵挂难放下，到底还是一俗人。”17伴随着故事的结束，一首古风也随之使得小说韵味无穷，人生的况味与生命经验的显发变得可能，也更加使之前的故事增添了诸多趣味与反思精神。

如果关注过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艺术创作，我们会发现在小说、戏剧创作之外，莫言还创作了大量的古典诗词以及书法作品，如引起广泛关注的《鲸海红叶歌》则不仅有格律诗的追求，在书法艺术上也可见其功力之愈加深厚。2018年10月13日，莫言的“笔墨生活——莫言墨迹展”在北京时间博物馆开幕，展览包括了诗词、笔记、对联等近百幅书法作品，完整呈现了莫言在小说创作之外的艺术实践，特别是其写的格律诗又通过精美古朴的书法展现出来，而他对格律诗以及书法艺术的不断学习与实践也势必会与他的小说创作形成某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这也是《晚熟的人》中之所以有着鲜明的古朴流畅又意境深远风格的原因所在。正如莫言在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学习格律诗，是对我们语言的一种寻根，一种了解，使你正视到汉语言的韵律之美，节奏之美，这些对写作会产生很大的好处。”18《晚熟的人》将属于传统美学场域中的留白与造境的技法创造性地转化在了小说写作中，使得整部作品呈现出一种古朴境界与古典韵味，乡土中国的现代性言说以如此风格化的美学方式呈现出来，别具一番风味。在莫言的小说创作谱系中，狂欢化的语言、对感官的极具夸张的调动以及匠心十足的小说结构一直是其较为鲜明的风格指认，但《晚熟的人》的创作则与之前的创作有着创作旨趣与美学风格上的不同，这不仅是对莫言具有持续性创作高水平小说能力的指认，也是一个作家勇于追求新的创作方式，敢于颠覆自身的一种表现。

三、重返与超越：故乡与人的辩证关系

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持之以恒进行对故乡的书写，特别是鲁迅所开创的“返乡”叙事更是成为了新文学的写作传统而一直显现在当代文学的书写进程之中，将《晚熟的人》置于这种新文学的谱系中，则会发现莫言不仅在文学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上对故乡进行重返，也在这次小说实践中展现出了新的具有超越性的维度，莫言和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与“高密东北乡”也在文学与现实的内在性视野中构成了一种辩证的美学关系。

在《晚熟的人》整部作品中，莫言化身为“我”的形象一次次地重返故乡，并且与他笔下的人物一起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自我的变化与故乡人物的变化构成了同步态的文学现实，正如莫言所说的那样，他的写作不是“为老百姓写作”而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19，这两种具有根本身份性差异的文学观念实则对作家的创作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这种差别首先就决定了作家的写作姿态问题。在百年中国新文学的作家谱系中，莫言对自我身份的明确体认与他的文学创作相得益彰，这也是莫言及其小说具有一种世界性、超越性维度的重要原因。从鲁迅到莫言的文学进程，正标示着“在历经启蒙主义写作、革命文学之后，以莫言为代表的当代作家重新找回了民间文化的价值与立场，以此将当代文学推向了更为宽广的美学空间”20。对“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一观念进行进一步的理解，则不难发现这是一种作家身份的巨大变化，20世纪之初的现代知识分子们开启了对乡土中国的现代性言说，但他们的姿态大多都是高高在上的。“为老百姓写作”的缺陷就在于持有这种创作观的人不自觉把自己当作了所谓的代言者，而在到达真正的代言效果之前，一种“他者”的想象已经预示着起初理想效果的折扣与失效。如果说20世纪之初作家的启蒙姿态还有某种时代合理性的话，那到了21世纪的今天，则需要作家们真正做到“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不仅是对作家共情能力与写作理想的要求，也是小说写作在当下语境中的应有之义。《晚熟的人》是作家本人对故乡的又一次重返，也是当代乡土中国所发生新变的一次微观图景的呈现。《红唇绿嘴》中的主人公覃桂英经历了“革命”年代的残暴与荒诞，是某种意义上有罪的失败者，在新的互联网语境下依然想要在她想象中的乡村共同体内主导话语权，尽管在道德与法理上她屡屡突破底线，但覃桂英这样一个复杂丰富并不失鲜活的人物不也是当下乡村图景中比较具有生命力的形象吗？她那永不停歇的“折腾”也正是她心灵深处的抗争精神使然，覃桂英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她本身就代表了当代乡土人物形象的超越性所在，那就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局限性中寻求自我主体的认知与身份的突围，当然在道德上她又具有着某种暧昧的状态。小说中的“我”也并不是局外人与旁观者，他参与了故事的演进，并且在小说中差点也陷入了覃桂英那贩卖“谣言”的生意圈套，而在另一篇小说《晚熟的人》中，对蒋二、单雄飞为代表的一些乡土“新人”的塑造则与覃桂英形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蒋二对自己生命状态的认知便是“晚熟的人”，他在当下生活中的成功与失败正是乡村变革历程中一些不因循守旧者最好的写照，而他的投机主义与道德暧昧性不妨可看作是对乡土新人的一种反讽性表现。作家重返故乡，看到了故乡的新变，也看到了故乡人物身上那复杂幽微的人性，简单的道德判断已不能捕捉那由古而今一直发生变化的乡土人物，即便“我”不断地重返故乡，那消失30年的柳摩西对于“我”也依然扑朔迷离，柳摩西所代表的一代人信仰的迷途与归路，也正是作家不断重返故乡、追寻故乡的精神旨趣与美学依归，这种精神与美学上的双重实践最终也指向了作家对故乡与人的终极意义的探寻，因为“意义追寻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本质。人正是通过精神的建构活动来超越给定的现实，修正无目的的世界，确立自身在历史中的生存意义”21。

当作家通过现实与文学的双重维度完成对故乡的重返之后，其小说创作的成就高低便是看其是否达到了一种从故乡生发出来的超越性维度，只有他的写作超越了地方性经验，并将地方性经验幻化成普遍性的文学经验之后，故乡及其民族志的表达才能随之拥有一种具有世界性图景的美学意味。正如莫言自述的那样：“80年代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很震惊，小说居然可以这样写，一种地方性经验，居然全世界的文学读者都能接受，都愿意接受，这使我想到我也可以写自己家乡的生活，‘高密东北乡’既是一个地方，但同时又是一种象征，其意义是超越地域限制的。”22“超越故乡”命题之所以会在莫言的小说实践中得到完成，与作家主动思考、探索、学习创造性转化地方性经验的方法与路径有着很大的关系。为了更好地把握莫言此次小说写作与“超越故乡”命题所产生的内生性与延展性关系，我们需要从四个维度来进入《晚熟的人》的文本内里与精神世界，那就是时间、空间、内在性视野以及超越性维度。尽管《晚熟的人》整体呈现出一种中国画式带有某种线条化的写实风格，但从整部作品的叙事时间来看，则是线性时间与非线性时间相互交织的。小说是关于时间的艺术，一方面作家生命经验的丰厚有赖于时间的沉淀，另一方面小说写作者在小说中对时间的回溯以及打破重组所带来的艺术效果则更为重要，《晚熟的人》里面诸多篇目都是在作者对时间的跳跃性处理中完成的。《红唇绿嘴》的主线是对主人公覃桂英在当下发生故事的叙述，但作者利用不断插入的回忆性口吻将覃桂英当下生命轨迹的“前史”也呈现出来，当主人公被作者从时间之河里打捞，她身上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也随之显现，而这种时间观念的超越性是寓于故乡与时代紧张关系的视域之中的，人物时间的巨大变化折射出的正是故乡时间的细微流转。除了发现小说对时间的别样营构以外，我们进一步需要观照的便是故乡的空间属性，对于作家来讲，故乡是他的“血地”，故乡的风景与人事、历史与当下都处在一种变革的语境之中，《晚熟的人》在空间上并无过多的风情画式的书写，而是通过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来映照出故乡的天空与大地，故乡在莫言笔下变成了一个超越地方性的社会文化空间，也就是说“高密东北乡”已经不单是一个个人化的故乡而已，作家创作的整体构成让故乡有了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空间姿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晚熟的人》并不简单是一种新文学传统视域下知识分子的“返乡”叙事，故事中“我”的形象与其他形象有着现实与精神上的一致性，同时“高密东北乡”也与其他故乡有着同步态的一致语境，作家对“我”的审思也就是对其他人物形象的审思，对“高密东北乡”的审思也就是对任何一个中国故乡的审思。作家运用“超越故乡”的小说实践使得他本身以及笔下人物得到了某种美学意义上的解放，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将自己从审判者的位置上解放出来，对象才能获得解放”23。

《晚熟的人》整体上超越了简单的道德判断，对人物的经历与行为充满了基于共情的同情与理解，同时作者在大部分的篇目里化身为“我”参与叙事，可以说做到了与人物共呼吸。即便是对待有些带有反面色彩的人物时，作者也基本上以充满和解的态度去书写，超越了黑白分明的你死我活，转而使得故事进入了一种较为超脱的境界。面对复杂幽微的人性与暧昧幽暗的历史，莫言用他的写作将诸多人物形象置于一种宽广的时代情境中考察，如《晚熟的人》《斗士》《等待摩西》《地主的眼神》《红唇绿嘴》等不回避人性的恶，直面人物身上的时代局限与本身的复杂性，但也不解构崇高，如《火把与口哨》一篇以“我”的视角讲述了三婶顾双红那震撼人心的悲剧性命运以及人类身上那独有的抗争精神，三婶的悲剧与抗争正是建构出了一种崇高的小说意味。同时小说在极具故乡生活氛围的书写语境中发现人物身上的真、善、美，语言鲜活有趣，立意高远却又不失平实。人物形象的变格式成长与作者那带有反思精神的内在性审思都进一步提升了建构人物的诸多可能性。对留白与造境等传统艺术手法的创造性转化也使得小说显现出了一种新的美学风格与意味，古典性与现代性的意味在小说中达到了一种融合与汇通，这不仅标志着作家本人的美学新变，也可看作是当代文学的一种新变化。整部作品不仅在立足当下的同时重返历史从而建构出历史的绵延性，也在当下的书写实践中叩问了未来的意义。在“短20世纪”的时间视野中，人与故乡的关系有着根本性的变化，通过小说来书写人与故乡就是试图让我们重返故乡，故乡的“现在”与“过去”也就是故乡的“未来”，出走与重返、现在与过去、过去与未来等都在提示我们，《晚熟的人》包含着人与故乡的辩证关系，作家的写作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重返，它还具有一种超越性的未来视域。“未来不是时间目的论的设定，而是内在于我们的生活和斗争的、尚未呈现或发现的现实性”24，这也提醒我们，莫言的写作是寓于20世纪以及中国当代文学那远未完成的漫长的革命现实之中的。“超越故乡”的命题是现实与未来进行了双重变奏的产物，正如莫言所说的那样，“我觉得一个好的小说里面应该有未来，人物身上应该有新人的因素，故事里面应该包含着对未来的一种启发，或者一种对未来的社会变化的预见”25。《晚熟的人》是“人”对故乡的重返与超越，也是作家建构故乡与人的辩证关系的美学显现，“超越故乡”的意义要比重返故乡更为深远，整部作品对“高密东北乡”的书写也暗含着对普遍意义上人与故乡的探寻。对当代乡土社会中的“新人”“新变”的关注提示着我们，作家对现实与历史进行穿行回溯的目的指向是具有未来性和多元性的，同时“超越故乡”命题所呈现出的地方经验的普遍价值与中国故事的世界图景也属于这种未来性与多元性之中。

注释：

1 7 莫言：《超越故乡》，《会唱歌的墙》，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147页。

2 3 4 5 8 9 12 15 16 17莫言：《晚熟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1、47、39、235、15、71、133、15、342、147页。

6 [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

10 18 25 孙若茜：《莫言：带着诺奖光环回乡》，《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6期。

11 汪曾祺：《思想•语言•结构》，《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96页。

13 [德]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梦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页。

14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页。

19 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莫言研究资料》，杨扬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20 张清华：《莫言与新文学的整体观》，《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

21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页。

22 莫言：《小说是越来越难写了》，《莫言研究资料》，杨扬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23 24 汪晖：《世纪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4、82页。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