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超：又浪漫又残酷
阅读李宏伟，是从他的小说《并蒂爱情》开始。在小说中，李宏伟让他笔下的男女狠狠地“爱”了一次——如同所有深陷热恋的情侣一样，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幻想着时刻保持亲密，须臾不愿分开。一觉醒来，他们竟然真的成了连体人。于是，新的生活开始了，两个人的世界被合并为一个人的世界，但问题与矛盾也随之而来，他们渐渐意识到，有些不确定的东西正在消失。最后，这对爱人不得不想尽办法彼此挣脱。在这篇2014年发表的早期作品中，李宏伟已经显示出明显的个人风格。那时候我与他并不熟悉，只觉得这个看起来沉稳可靠的黑脸汉子与他的小说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关联——既浪漫又残酷，如此耽于幻想却又极度清醒理智。
在一篇创作谈里，李宏伟曾坦言，他希望“以写作确认时代的图景”。作为一个哲学专业背景的作家，写作对于李宏伟而言，显然不仅关乎审美与技艺的展示，也不仅限于个体情感的表达，更需要映射他所关注的现实及其所包含的问题。李宏伟是具有明显“问题意识”的写作者，而科幻文学的外壳便是承载这一创作观念最为恰当的载体之一。于是，我们看到，李宏伟的笔下，不断建造着一个又一个虚拟的王国，《国王与抒情诗》中致力于建立“意识共同体”的帝国、《现实顾问》中的超现实公司、《暗经验》中的暗经验局、《引路人》中的丰裕社会与匮乏社会……在李宏伟笔下，这些想象的王国一一成为现实世界的隐喻，它们既是我们当下所处现实世界的表征，也预言着现实发展必然走向的极端与异化，甚至暗示着这一发展终将导致的消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宏伟的小说延续着科幻文学写作中重要的恶托邦/反乌托邦文学传统。这一传统始自16世纪托马斯·莫尔的小说《乌托邦》，在其中，莫尔为我们勾勒了一个人类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它存在于航海家脚步的尽头。此后，随着现实的发展，人类关于乌托邦的想象逐渐从异乡投向未来。在乌托邦文学中，作家通过构建一个完美的、理想的、与现实相反的世界，借以表达对现实的批判与不满。然而乌托邦主义的完美设想，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等一系列历史的证伪之后，逐渐显露出其问题与缺陷。20世纪上半叶，“反乌托邦三部曲”《我们》（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1924）、《美丽新世界》（阿道司·赫胥黎，1932）、《一九八四》（乔治·奥威尔，1949）的出现，通过对乌托邦世界的批判，反思了乌托邦主义的潜在危险，尤其是其中的暴力倾向与意识形态属性，也进一步激发了反乌托邦/恶托邦文学的涌现。乌托邦文学、恶托邦文学虽然明显架构于想象与虚构，但其中所表达的思想却无疑根植于其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无论是16世纪乌托邦文学所传达的空想社会主义，还是20世纪反乌托邦小说中的现代性反思，以及对冷战思维、极权主义、战争等的集中批判，都与作者所处的现实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时代属性。换言之，这种看似奇想的文学，其实恰恰是现实的产物。《引路人》所揭示的，正是我们当下所处的现实。
《引路人》中，李宏伟并没有简单地套用乌托邦/恶托邦小说传统，在他笔下，乌托邦与恶托邦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存在，它们彼此纠缠，甚至互相指认。《引路人》由《月相沉积》《来自月球的粘稠雨液》《月球隐士》三个部分组成。小说中的赵一成为串联这三个部分的关键人物：在《月相沉积》中，赵一是“新文明时期”最高管理机构——文明延续协会会长，也是“团契”成员司徒绿实施刺杀任务的目标；《来自月球的粘稠雨液》中，作为丰裕社会派遣到匮乏社会的实习生，赵一在负责监视江教授的生活与工作时，逐渐发现了两个社会的断裂及其辩证关系，并最终成为了为江教授思想、意识的传递者；《月球隐士》则回溯了赵一的孩童时期，那时候他的名字叫赵匀。在赵匀的世界中，原本生活在丰裕社会的叔叔赵一平，选择在35岁前夜进入辐射区，成为第一个主动离开丰裕社会的男性。为了纪念叔叔，赵匀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赵一。通过这种方式，赵一延续着赵一平的人生，也传递着他的精神和信念。小说因此构建出一种环形的叙事结构，也似乎借由这种结构，暗示着动态的、循环往复的文明发展。
表面上看，小说中的“丰裕社会”与“匮乏社会”分别指向了乌托邦与恶托邦两个世界：丰裕社会享有几乎所有的资源，这里的人们洁净、纯粹，代表着最高的文明形态；匮乏社会则资源枯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整日放浪形骸，因为不知何时死亡就会降临。小说中“新文明”的形成，对应着当下时空所代表的“旧文明”，在旧文明时期，人类崇尚征服自然，因而造成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面对有限的资源，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财富和地位差异。新文明的出现便是要消除这种差异，在延续“文明”的同时实现绝对的“平等”。然而，正如别尔嘉耶夫曾经指出的：“乌托邦似乎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更容易达到了。而事实上，我们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另一个痛苦的问题：如何去避免它的最终实现？……乌托邦是会实现的。生活直向着乌托邦迈步前进。或许会开始一个新的世纪，在那个世纪中，知识分子和受教育的阶级将梦寐以求着逃避乌托邦，而回归到一个非乌托邦的社会——较少的‘完美’，而较多的自由。” 《引路人》中，为了实现“文明延续”这一集体的乌托邦蓝图，那些对于“文明延续”不再具有价值的男人，将在他们35岁的时候前往匮乏社会，从此自生自灭。这种具有神圣性的牺牲显然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难以持续，最后，集体愿景的实现不得不诉诸于对具体个体的暴力驱逐。于是，如同所有的乌托邦幻想一样，“平等”的美梦逐步走向了其反面，变成了最大的不平等，乌托邦成为了恶托邦。而另一面的匮乏社会，却因其原始与自由，反而具有真实的、生机勃勃的样貌。在这里，极度文明也意味着极度愚昧，丰裕社会与匮乏社会互为表里，乌托邦与恶托邦完成了辩证。
无论是乌托邦小说还是恶托邦小说，由于它们共同以批判现实为旨归，此类写作必然面临“理念先行”的潜在危险。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曾经虚构了一个高度发达却又极其腐朽的基列王国。在基列，女性的地位至高无上，因为她们具有繁衍生命的能力；但她们又无比卑贱，她们不能拥有欲望与爱情，最终不过一具是生育器官。小说通过对女性处境的深刻书写，寓言般地实现了对现实的揭示。《引路人》中的丰裕社会是一个类似基列国的存在，与阿特伍德笔下的使女奥芙弗雷德相似，《月相沉积》中的女性组织“团契”以刺杀文明延续协会会长，进而推翻男性统治为目标。小说中看似被决断的是男性的命运，但背后却有一个重要的隐含逻辑：在所谓的“新文明时期”，女性至关重要的地位来源于她们的生育能力，因而依旧不过是物种繁衍、文明延续的工具——这是一个明显的性别议题，也是一个有力的批判现实的角度，但正是这种明显、有力之中，隐藏着理念先行的陷阱。在《使女的故事》的续集《证言》中，阿特伍德似乎真的坠入了这个陷阱，人物的情感与内心，小说的对话性、开放性被搁置，文学被简化为观念的传达，进而成了控诉宗教与政治问题的枯燥文本。在《引路人》中，通过他所擅长的辩证，李宏伟绕开了这个陷阱。小说中，团契成员司徒绿面对赤手空拳的赵一，本可以轻松完成自己的使命，但她却选择了放弃，通过这次放弃，司徒绿成为了自己的“使者”。可以看出，李宏伟并不想将现实问题简化为性别对立，或者简单地用新政权推翻旧政权来化解矛盾，更重要的，是让每个人都去思考“文明何义，延续何为”，最终做出自己的选择。
李宏伟并不是一个喜欢妄下断言的作家，他的可贵正在于他的犹疑。虽然《引路人》书写的是未来世界，但他显然不愿扮演“先知”的角色，抑或，他对于自己所书写的未来也是不确定的，因此更倾向于让读者去判断、去决定。比如在小说的第二部分《来自月球的粘稠雨液》中，被赵一等丰裕社会的实习生所监控的江教授，到底是不是小说最后那个做出最终批复的东方文明延续协会会长江振华？李宏伟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在这里，小说提供了双重可能性：如果江教授并不是江振华，那么这两者的视角，恰好代表着匮乏社会与丰裕社会的对立，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到这里已经完成。而如果江振华就是江教授，那么，小说中的赵一更像是一个被预先设计的、被引导入局的使者，这既是一个有意味的叙事圈套，也是作家对于现实世界矛盾性与开放性的辩证思考。
也正是经由这种种辩证，小说《引路人》提供了关于现实与关于乌托邦主义的深入反思。小说中的世界面临着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生态灾难等难题，这些当然不是新鲜的话题，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源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整个世界共同经历的越来越紧迫的生存困境，以此为代表的现代性批判，也是20世纪以来恶托邦文学的重要内容。不过，与大多数恶托邦小说不同，《引路人》并没有陷入末世的虚无之中，李宏伟更想将未来交还给读者——如果“行者计划”必须穿过深重的、绝望的黑暗，但却有大概率的光明前景，那么，人类该如何选择？小说中的赵一虽然是最高权力者，但他并不仅仅是一个类似“老大哥”（《1984》）的虚化符号，《来自月球的粘稠雨液》《月球隐士》充分建构了赵一的前生今生，他是如何从一个孩童成长为领袖，他是怎样受到赵一平、江教授、月球隐士等的精神感召，又是怎样不断思考着“文明何义，延续何为”的问题……与此同时，赵一更不是一个简单的施暴者或极权主义者，面对文明的转折，他没有像所有的极权君主一样，以个人的意志去决定所有人的命运，而是“放弃选择，把它交出去，交给所有相关者”。在《引路人》中，赵一虽然是新文明时期的最高权力者，但他更是一个犹疑、矛盾的个体，是一具活生生的肉身，他是使者也是行者，是引路人也是被指引着的人，他是所有人的化身。
在小说《引路人》中，相比于消极接受命运安排的“使者”，李宏伟似乎更倾向于做一个“行者”，即便每一次行动的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小说中的月球隐士是“行者计划”的代表，他守候在月球上，每一次地球危机爆发时，他就“从地球上救走一个小男孩，带回月球，以便他将来回到地球，重启人类文明”，通过一次次重复这个行动，“留下一小群人，享受着高度发达的文明成果，继续进化、提升……直到他们离开地球，在新的空间繁衍生息，重新创造人类文明……直到有一天，污染过去或者被消除，他们再以胜利者的姿态，以始祖的面目，重新回到地球” 。在这个极富浪漫色彩的末世故事中，月球隐士扮演着救世主的形象，但他的能力实在有限，在数以亿计的地球人中间，仅有一个被选中的男孩，终究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正是这微弱的力量，为地球、为人类留下了最后的希望，也留住了人类得以为自己做出选择的可能性——这或许是小说家的仁慈，同时，也正是在这有限的乐观与有限的悲观中，李宏伟表明了自己对现实、对未来的基本态度。
（作者行超，1988年生于山西太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为《文艺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