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壹

如果武汉有柳树，多半是从江汉平原吹来的种子。

在武汉人的眼里，江汉平原是乡下，柳树是那里的标记。武汉坐拥江汉平原，但都市美学里没有柳树。

眼下这棵柳树独立在武汉的东湖西岸，不时有小鸟飞上枝头。一直以来，我只要看见它，就会听到两只喜鹊的鸣叫，看见它们拍打着黑白翅膀的跳跃，在另一棵遥远的柳树上，恍如歌谣。

这棵柳树我本来一直叫杨树的，是平原的人们调换了杨树和柳树的名称。我出生在那里，小时候的习惯没改过来。这种习惯除了认知惰性，也包含对往日情景的墨守，或者温故；就像从前上学后，在外土（家之外的地方）被叫唤学名，家中的上辈人照样喊我乳名中的一个字，缀上亲昵的儿化音。贫穷年代，以语言温慰。

武汉属于“柳树”的“外土”，又是都市，向来跟随全国和国际一道文明，断然不会听从江汉平原的谬误。当然，这样的问题跟当代的武汉青年无关，他们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忙，多数人已经不太在意柳树和杨树了。

我的麻烦是，每当向五湖四海的来人说起东湖西岸的这棵柳树时，免不了担心对方想成杨树的样貌，必得诚恳解释一番。

这是一个例外。我来武汉三十多年，在这座城市的城区不曾见过这棵柳树之外的另一棵柳树。早年间，倒是偶尔在湖岸或荒坡看到零星的杨树——那种江汉平原的杨树，它们的枝杈直溜溜的，只在杪梢柔软，枝条上的眉形叶片摇晃着银亮的绿色——虽然我们都把它叫柳树，可到底跟今人乐见的垂柳不同，缺少了绿绦披挂的好样子：它们是挑担拿镐的体魄，城里的垂柳是袅娜起舞的身段。

现在，武汉的绿化工程如篦子篦过所有街巷及角落，早已没有柳树和杨树反映农耕面貌；在三镇的街面，繁华铺天盖地，除去偏僻老街留有旧时的法国梧桐，到处栽种了香樟、红枫和银杏；即便是马路外的空闲地和社区院子，要么四季开鲜艳的花，要么夏秋结肥实的果，再不济也生长几株殷红不俗的鸡爪槭。

坦率地讲，我不能不因此更加喜欢这座城市。

然而，东湖西岸的这棵柳树一直岿然独立，偏偏就在我住所的楼下。

东湖西岸位于武汉中心城区。这棵柳树立在一片杂树林里，与东湖水面的直线距离不及两百米。二十年前，这一带是政府规划的住宅开发区，我入住先期建成的房子，推窗看见了它，下楼走过去只需数十步。那时，它与附近的杂树一般高矮，并不招眼，我见到它，单是认出它来，它所在的位置很快就要打桩建楼的。但半年后，政府扩大东湖保护区，叫停此地的后续开发，它竟存活下来。

眼下，这棵柳树差不多有三分之一高出身边的杂树，顶端超过四层楼房。它的主干在两米高的位置分出两根，像是曾经打算长成两棵树的，但终于又在上边会合成同一个冠蓬；冠蓬如蒜，它以高大躯干举着巨大的蒜头，赫然于世。春天，它的枝杈上冒出新芽，眨眼就放大，就舒展，就奔涌，汇聚一树密不透风的绿色，犹如空中的肥沃与霸气。于是，我常常能够听见它，由呼呼的风和嗒嗒的雨得以听见；而且，这呼呼声和嗒嗒声随着它的生长而生长，以至于异常热烈起来。到了深秋和冬季，它掉光叶子，褪净绿色，剩下赤裸的树干与枝杈，呈现另一种巨大，疏朗与空无的巨大；这时，它有黑色的静穆，虚空而饱满，犹如一种意象。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总之，是一个初冬的夜晚，我独自来到这棵柳树的近处，举头仰望。当时皓月在天，我想到《秋夜》里的那两株枣树，可是，它的样子并不如同鲁迅先生的描述。它憨厚自然地抻张着枝杈，以曲折向上的线条举起手臂，那是无数的手臂，构成清幽的黛黑，在幽明中如森林一般布满天空，一弯弦月静静地搁在森林之上。我仰望着，它越来越生动，那枝杈间的曲折、暗影及其疏朗全都焕发出活气，热切地奔向辽远，给人以扩散的诱惑。

此时，月亮异乎寻常地明亮。转眼间，一个承载活气的鹊巢降临在枝杈疏朗的冠顶，而我，确凿地我听到了喜鹊的鸣叫——在遥远的另一棵柳树上……

贰

那棵柳树有如眼下这棵柳树的高岸。

它生长在从前，独立在我们的老家兜斗湾。

在当年，它所以能够独立，或者幸存，正是因为它的冠顶有一个硕大的鹊巢，一对喜鹊常年站在高枝上喳喳鸣叫。

话要说开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江汉平原跟全国许多水乡地区一样流行危害深重的血吸虫病。1958年，毛主席“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蓝天，欣然命笔”，写下七律二首《神瘟神》；之后，全国持续开展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几度掀起高潮。血吸虫病的病原来自血吸虫，血吸虫寄生在钉螺里，钉螺生活在水中，消灭血吸虫病的关键是消灭钉螺。但那时穷，且不说农村缺钱购买杀灭钉螺的药剂，即便有钱国家也拿不出那么多药。幸好有人发现在水中浸泡柳树枝叶可以杀死钉螺，于是各地号召“柳树灭螺”，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大约1965年，兜斗湾的男女老幼手持砍刀锯子，群情激昂地奔向房前屋后和路边田头，很快将全湾子的柳树剃了光头，那些不及成人高的柳树苗干脆被平地割掉，一时天光大亮。

但是，湾子南边的那棵柳树谁也没动。

它始终高岸而整全地独立在日头下，一面深怀歉意地向“光头”同类致敬，一面更加殷切地守望一湾子人的忙碌。据说，兜斗湾当时砍伐的柳枝按浸泡比例是不够数量的，为了保留那棵柳树，生产队的别队长甘愿冒着被捉拿归案的风险，亲自带领几名忠诚可靠的社员星夜出击，去到附近湾子盗伐了两板车的柳树枝。许多年后，我母亲依然不无骄傲地回忆这场有意义的战斗。

我打小就晓得那棵柳树。我们家住兜斗湾南头，湾子前的白土路向南出去一百多米，垂直连接汉宜公路（彼时还是细石子路面），那棵柳树就独立在垂直连接点的路边。我差不多每天看见它，看见它冠顶的鹊巢——认得那两只在枝头蹦跳的喜鹊。

湾子里的柳树剃成光头后的一个早晨，喜鹊在湾子南边发出急切的鸣叫——喳喳、喳喳喳，不断重复。像是得了警报，一群大人小孩跟着别队长呼啦啦赶到柳树前：原来是一位大队干部站在柳树下，正叉着腰发脾气。大队干部责问别队长：你们小队的“灭螺”工作怎么平安无事？别队长抬起手，向湾子的方向划拉过去：您看，整个兜斗湾都亮堂了咧。大队干部又问：这棵柳树咋没有动？别队长连忙点头哈腰，指指树上垂挂的条形果实：多少得留点种子咧。

当时，我们小孩子不明白队长为什么要搪塞大队干部，只知道那棵柳树上有一个鹊巢，有两只活泼的喜鹊——它们能够发出不同的喳喳声，向湾子里的人传递各种消息。

早春时节，它们喳喳、喳喳地鸣叫，声调平和，节奏明快，那是通报戗剪子磨菜刀的王大猴即将进入兜斗湾。

王大猴是一个细瘦的年轻男子，脸尖得像猴，卷发，下巴圈兜着胡须，不停眨巴眼睛；他的肩头扛一条窄长的板凳，板凳前端的面上卡着一块乌青的磨刀石，左侧的板凳腿绑有一只小木桶，板凳后端的面上固定着一个木箱，里面装着錾子、戗刀、砂纸等工具。他进了湾子，从我家台坡下经过，脚下无声，手里甩一串金光闪闪的铜片，嚓嚓嚓地响，一边吆喝戗剪子来磨菜刀，那声音变了调，加上拖腔，不像当地的口音，专属于他这号手艺。

得到喜鹊的通报，又听见王大猴的铜片声与吆喝声，湾子里的人接连从屋里出来，举着刀剪招呼猴子，谁家先招呼的，王大猴就登谁家的台坡。之后，在禾场上卸下窄长板凳，从顾客手里接过要戗要磨的铁具，菜刀、篾刀、镰刀、剪子、铲子、斧头、锄头、锹镐什么的；因为戗磨的功夫在铁具的刀口，他得一一用右手拇指的指腹在刀口抹过，看看厚薄卷秃，倘若判定某件铁具缺钢，干脆劝人卖了废铁，免得浪费工钱。验货后，王大猴起身去客户家的灶房舀水。

这时，戗剪子磨菜刀的消息已家喻户晓，更多的人拿着刀子剪子斧头赶来。王大猴往板凳腿上的木桶里灌水，一边交待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地上就哐当哐当地响，摆了一溜铁家伙。然后，王大猴骑在板凳上做活，大人小孩围成半个圆圈观看。几个年幼的孩子总是站在人圈的最前面。我看见他手背上的青筋一鼓一鼓，脸颊的汗珠开始一颗接一颗地滚落，磨过的刀锋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的磨刀水溅了几滴到我脸上，我拿手去抹。他说：走开娃们，这有什么好看的。我们都说：好看。身边的大人就笑。他磨好了一把菜刀，举起，正用拇指的指腹在刀口极轻极慢地抹动，台坡口的椿树上突然发出喳的一声，众人抬头，看见了追来看热闹的两只喜鹊，回头再看王大猴，他身子纹丝未动，指腹抹过刀口。

王大猴磨一把菜刀两分钱，戗一把剪子三分钱，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给两个鸡蛋。如果一角钱找不开，顾客让他欠着，他必定退回去让顾客欠着。湾子里的望家婶既泼辣又小气，挑了两个麻雀蛋大小的鸡蛋给王大猴，王大猴一笑。望家婶说：我那两个东西小，两个小鸡蛋够了。王大猴又笑：您咋晓得？望家婶笑着举起剪刀朝空中一剪。孩子们不晓得望家婶这是耍流氓，只觉得有趣……

入夏，柳树上又传来喜鹊的喳喳声，节奏固然均匀，调子却明显低沉，透着且喜且忧的态度，应该是劁猪的来了。

劁猪的姓郭，人称郭胖子。郭胖子胖胖的矮，田字脸，胡须长在喉结上方，眯着眼似笑非笑，訇一声鼻子吐一泡痰。他有一种特别的稳重，几十年后，一位宣讲传统文化的诗人一旦出现，我便禁不住想起他来，觉得同样的矮与胖。当年，郭胖子单肩挎一个帆布的土黄色挎包，背后斜背着收拢的网罩。他其实一专多能，除了劁猪（或骟猪），也做线鸡的业务。那个帆布挎包里装有劁、骟、线的工具，背后的网罩用来捕捉禾场上的公鸡。此外，他一手拿碗口大的铜锣，一手拿小棒槌，进了湾子，一边走一边敲两下。

郭胖子所以令喜鹊且喜且忧，是因为他很快就会弄得湾子里猪汪鸡叫。猪和鸡是兽禽，跟喜鹊同类，喜鹊自然要同情的。这一天，如果劁猪的郭胖子还没有离开湾子，喜鹊就一直蹲伏在柳树上，一声不吭，单是眼珠骨碌骨碌地张望。

劁猪（包括骟猪）是在猪身上动刀子，猪的力大，郭胖子必得让客户出一名男子（或者勇猛的女子）来帮忙，控制猪的反抗，通常阵仗不小；又因为湾子里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猪要劁要骟，劁猪和骟猪成了难得的场面，很值得看热闹。我一眼就发现，郭胖子左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特别长，长得超乎人类，而且三根手指的端头差不多齐平，令人惊异和敬畏。果然，它们无论是从母猪肚皮的刀口里揪住一根肉管来劁，还是在公猪的屁股上抓住两坨肉球来骟，都表现得孔武而利落。线鸡是摘除公鸡藏在肚子里的睾丸。鸡的力气小，线鸡时一人可以操作，只需客户往地上撒一把米，指出哪只公鸡要线，郭胖子拿起张开的网罩，闪身一送，那公鸡就被捉了。

看劁猪的郭胖子做活，不仅有趣，也引发思考。主要有三点比较深刻：一是为什么从猪和鸡身上摘下的物件一定要甩到屋顶？这跟大孩子的上牙掉了埋在床底而下牙掉了扔到屋上有什么相通的道理吗？我一直在想，到了中年也含含糊糊。二是追究劁、骟和线的目的，当年问大人，大人们只是笑，越发逼得我思索，于是便有性的觉悟与启蒙。三是偶尔联想到人，免不了浑身顿生鸡皮疙瘩，由此，让我长大后对古代皇宫中去势的生动与反动大有认知。

也有小伙伴落下后遗症，当年有个六岁的男孩，他和姐姐把家中的几只鸡分成各自的队伍，属于他的一只红花公鸡不幸遭逢郭胖子的毒手，顺利长成肉鸡，过年时被父亲杀掉，他很伤心，从初一哭到了十五。几十年后的一天，我与他同坐一席，请他吃烧鸡，他赶紧摇头笑笑。我不知道他六岁前是否吃过鸡，反正他说他是不吃鸡的。

接着是剃头佬。

剃头佬挑着剃头担子，很隆重，还在老远的公路上，两只喜鹊已交替地喳喳，声调欢悦，节奏均匀而轻快。剃头佬在丁字路口的柳树下拐了弯，往湾子里走，喜鹊拍翅飞出柳树的冠顶，接连从一棵树上飞窜到另一棵树上，喳喳地追随。

剃头佬是一个麻子，头戴灰色搭帽。他的左脸上有一块皮麻成了瘤疤，大过五分硬币的面积；头上的那顶帽子从未摘过，估计头皮更加稀烂。他姓苟，兜斗湾的人背后叫他苟麻子，当面喊苟师傅。苟麻子师傅忌讳麻字，有一回在隔壁湾子的人剃头，正在接受剃头的人招呼一个麻姓的人“老麻”，苟师傅不由顿住，那人又招呼一声，苟师傅差点用剃刀砍向他的耳朵；所以，苟师傅来到兜斗湾剃头，大人小孩说话都得慢半拍，唯恐发出麻音来。

苟师傅差不多每月来一回兜斗湾。剃头是老少男人需要的，基本上每家轮着接待苟师傅。他进了湾子，不用叫喊，也不必甩铜片敲铜锣，直接上农户家，一回一家，轮着来。他在农户家的堂屋里卸下担子，担子的前后各有一副木架：前面的木架上嵌一面花糊的方镜，方镜下边是抽屉，里面装剃头工具；后面木架的顶头是一根挂毛巾的横撑，下边有一个中空的圆圈，用于搁搪瓷脸盆。苟师傅摆好了两副木架，正要挪椅子，东家端来半盆水，搁在后面木架的圆圈中。剃头开始。剃头不兴排队，大人或有急事的人先来，小孩子靠后；一般也不围观，除了等候的人。

我不喜欢苟师傅为我剃头：我的头老是撑不住地歪斜，他扶正时手很重，特别生硬；尤其是那条乌黑的毛巾，差不多混合了一万人的气味，奇怪的臭；有一次，他把碎发弄到了我的领子下面，我痒得不行，稍一动弹，他就猛力扯我一把，像是厌恶。然而，他给我哥哥剃头时，总是夸赞我哥哥长得英俊——我与哥哥同父同母，他怎么不夸赞我呢？他让我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这个麻子！

不过，每次剃完头跨出门槛，我都会得到另外的礼遇——那两只喜鹊在屋外的树上齐声喳喳，啪啪地扇动翅膀，为我脱离苦难而欢呼。

然而，有一回苟师傅哭了——

那天，一个调皮的男孩在门外大声叫喊：妈，你滚回去。“妈”跟“麻”的发音含混，正在堂屋里剃头的苟师傅陡然顿住，朝门外瞟了一眼。轮到那个男孩剃头，起初平静无声，突然，那男孩惊叫：日你妈，好疼！捂着一只耳朵逃脱座椅，站到旁边去哭。不用说，那男孩的耳根被割伤了。有人上前安抚，劝他回去继续剃头，他不从，只管呃呃地哭，只管骂那三个字。苟师傅不吱声，耷拉着头去门槛上坐下。过了一会儿，那男孩被人牵回椅子上，耳根的一道米粒长的血印已经凝固。苟师傅听见动静，起身回去拿剃刀。这时，我看见，他起身之际，捏着袖子擦了一把眼睛……门外，喜鹊诧异地轻喳一声。

他是大人，为什么也哭呢？

……

（节选自《天津文学》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