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一株兰
在浙江兰溪，一个叫蒋畈的静谧村落，我见到一位女先生，她的名字叫王春翠。我没和她握手，因为她高高地站在白墙上，我只能仰视。
照片上的她，白发如雪，却并不显老态，身板笔直，面容平静温和。她的身边，是一位更年长的老妪，她的婆母刘香梅。从时间推断，拍这张照片时，她已经和丈夫曹聚仁分开很多年了，也就是说，婆母已经是前婆母了。但仅看照片，她们依然像一对母女。
之所以称王春翠为女先生，不仅是因为她是老师，她是校长，她是作家，更因为她在百年前的乡村教书育人，传播文明。她生于1903年，还裹着小脚，所以她的另一个称呼是“小脚先生”。
起初她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们去的蒋畈村被称为“曹聚仁故里”，而她，只是曹聚仁的前妻。
曹聚仁，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亦是教授、作家、报人和社会活动家，留下很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1950年赴香港后，为海峡两岸的沟通交流做出过重要贡献，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以爱国人士著称。故蒋畈村是以他为傲的。
他的父亲曹梦岐，也是大名鼎鼎。清末最后一科秀才。二十世纪初赴杭州应乡试，虽名落孙山，却带回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从此决心远离功名，以教育救国，将启民智、开风化作为己任，立志要培育一批能改变社会风气的人才。1902年春，曹梦岐倾尽私财，以祖屋为校舍，创办了育才学堂。校名之意，取自孟子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他自任校长，并兼教国文、修身，倡导学做兼修，知行并进，将一个愚昧落后的穷乡僻壤，带向了时代的前列。蒋畈有幸。须知在一个穷困之地办学育人，是精神上的开仓赈粮，是最大的慈善。曹梦岐功不可没。
在赫赫有名的曹家，出现了王春翠，不过是多了一名曹王氏。而王春翠走进曹家，也是源于育才学堂。育才学堂很开明，男女生兼收，于是王春翠便成了曹聚仁的学妹。曹梦岐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个个都聪慧好学，其中的二儿子曹聚仁，天生聪颖，悟性极高，四岁便念完了《大学》《中庸》，五岁便念完《论语》《孟子》。十一岁就在育才小学任文史课教师了，人称“小先生”。“小先生”第一次见到王春翠，就喜欢上了她。
在曹家留下的老照片里，我没能看到王春翠早年的样子。据乡间传闻，她生得眉清目秀，且十分聪慧，这一点，从晚年的照片里可以看出。两个少年是在村旁的通州桥上初相逢的，之后，他们就常去桥上“偶遇”，开心地谈天说地，或者静默地看着江水流淌。
我有幸走上了通州桥，很古朴的一座廊桥，平静的江水从桥下缓缓流过，桥头有一棵巨大的梓树，看上去像香樟，但树干上挂着牌子明确写着梓树，还写着它已有两百多岁了。那么，这棵梓树，是见证过曹聚仁和王春翠的爱情的。两个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二岁，美好而又单纯，单纯而又热烈。
曹王两家都很乐意达成这门婚事，于是他们俩早早就订了婚。之后，曹聚仁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学成毕业后，回到老家和王春翠举办了婚礼。有情人终成眷属。
王春翠做了赫赫有名的曹家的媳妇后，并没有开始阔太太的生活，而是继续求学，毕竟她才17岁。开明的曹家也没有将她拴在灶台边，支持她继续念书。她考上了杭州的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是当时县里第一个女师范生。与此同时，曹聚仁前往上海爱国女中教书，两人开始了异地分居的生活。
曹聚仁到上海后，其聪明才智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他在教书的同时搞研究，写作，办刊物，创办了《涛声》《芒种》等刊物，为《社会日报》写社论，为《申报》副刊“自由谈”撰稿，还因为整理章太炎先生的《国学概论》而成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与鲁迅先生也交往甚密。一时间成为上海文化界的活跃人物。
最初，分居两地的曹聚仁和王春翠信件往来频繁，互诉衷肠，互相交流学习和思想。但渐渐地，曹聚仁的信愈来愈少，也越来越短了。王春翠敏感地意识到他们的婚姻有了危机。丈夫是如此的年轻英俊，才华横溢，又在女中当老师，没有诱惑是不可能的。王春翠决意放弃学业，奔赴上海挽救婚姻。到达上海后，她的隐忧被证实了。但她不吵不闹，一如平常的用心照顾丈夫的日常起居，并协助丈夫创办《涛声》杂志，做校对，搞发行。与此同时，努力开辟自己的事业。她在上海暨南大学师范附小任教，也开始写作。处女作《我的母亲》，发表于《申报·自由谈》副刊。
王春翠的贤淑和才华，打动了曹聚仁，曹聚仁辞去女中职务，夫妻二人和好如初。1926年，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曹雯。女儿的出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喜悦，他们对这个孩子倾注了全部的疼爱。在一张老照片上，我看到曹聚仁抱着曹雯，小姑娘非常可爱，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白皙的皮肤，如同一个小天使。
不幸的是，1932年日军入侵上海，曹聚仁在上海郊区的家被摧毁，什物书籍，荡然一空。女儿在躲避战火的途中病倒，由于交通不便，良医难寻，最后不幸夭折。六岁女儿的离世，对夫妻二人打击巨大，王春翠一时间心如死灰，曹聚仁也觉得如同世界末日到来。他痛哭道：“好似天地都到了末日，我这一生，也就这么完蛋了。”
承受着无边悲痛的王春翠，靠写作疗伤。她写下了《雯女的影子》一文，发表于《芒种》杂志。1934年，她又完成了散文集《竹叶集》，书名是鲁迅先生亲自选定的，曹聚仁为她作了序。1935年10月，她还以谢燕子为笔名，编著出版了《戏曲甲选》。
繁忙的工作和写作，渐渐抚平了王春翠的伤痛。她又燃起希望，她觉得自己和丈夫还年轻，还会再有孩子的。不料，他们的婚姻再次出现危机。这一次，王春翠心灰意冷，没再做任何努力。她孤身一人离开上海，回到了兰溪老家蒋畈村。
王春翠回到蒋畈村，回到了曹家。毕竟她还是曹家的媳妇。她尽力照顾曹聚仁的父母，更重要的是，她接手了育才学堂，当了女校长。此时，育才学堂的创始人曹梦岐先生，早已离开了人世。他的长子曹聚德和三子曹聚义，先后接任过校长，又先后因为参加抗战而离开。
王春翠接手育才学校后，满腔的热情喷薄而出。首先提出减免学杂费，动员农家子女就学。她迈动着一双小脚在乡村中奔走，呼吁。她一分钱不拿，毫无杂念地办学，将乡村教育视为生命。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提高国民的救国热忱，王春翠组建了“育才小学剧团”，自编自导了《黄河大合唱》《我们在太行山上》等节目，去各地开展抗日演出。1938年秋，他们在晒谷场演出了抗战话剧《一片爱国心》，引起强烈反响。当局要求他们摘下“救亡”横幅，遭到王春翠严厉拒绝。她还创办了《育才学刊》（共200余期），传播文明，宣传抗战，影响甚广。
与此同时，再婚后的曹聚仁也没有沉溺在小日子里，而是继续从事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事业。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曹聚仁“脱下长袍，穿起短装，奔赴战场”，拿起笔做刀枪，写下了大量的战地新闻、人物通讯和杂感，部分内容还被编入到战时教科书中。我们在电影《八佰》里看到的那位深入到四行仓库保卫战战场的记者，就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
夫妻二人虽然分开了，却没有背道而驰，而是成了抗日战场上的战友，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贡献着自己的青春热血。这应该是我们看到的最好的结局。
尤其是王春翠，离异并没有让她变得愁苦脆弱，她像一名勇敢的战士，投入到了战斗中。1940年春，为避日军侵袭轰炸，王春翠带领师生们隐蔽到山林中继续上课。1942年5月，日军入侵浙东一带，山林里的学校被日军炸毁，他们不得不停课。但第二年稍有安宁，她又立即让学校复课了。复课之时，适逢育才小学建校40周年，她组织学校大庆三天，以提振师生士气。但好景不长，1944年夏，日军飞机再次轰炸，育才校舍又一次被夷为平地。王春翠依然不放弃，她借用祠堂、庙宇及闲房等继续办学，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做小脚先生。
抗日胜利后，王春翠马上着手重振育才小学。而且她还发愿，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校舍，增设中学部。为此她四处募捐，筹款，并写信给曹聚仁请求支持。其实这也是曹梦岐老先生的夙愿，曹梦岐在世时就一直想办中学部，故曹聚仁等曹家兄妹都很支持。他们联络当地名流，建立育才中学校董事会，筹措经费，用以创立育才初级中学。1947年，育才学园终于恢复了，小学部、中学部同时开课。曹聚德任中学校长，王春翠任小学校长。
我从育才学校的历史沿革中看到，王春翠自回到故乡接手育才学校后，没有过过一天安生日子，但也没有停止过一天办学。她让读书声穿越贫困，穿越战火，在山区乡村回响。最重要的是，她在这漫长的艰苦卓绝的岁月里，完成了她从曹王氏到王春翠的转换，成长为她自己，一个大写的女人。
育才学校停办（合并）后，王春翠回归乡野，做回了农妇。在蒋畈村乡亲们的记忆里，晚年的她时常独自坐在门前，白发在风中飘拂。但凡有孩子路过，她总会问及他们的学业。闲暇时，她还主动教左邻右舍的孩子认字读书，并告诉他们，没有文化哪里都去不了。
改革开放后她担任了兰溪县政协委员，写下不少回忆文章，如《我的丈夫曹聚仁》《回忆鲁迅》等。1987年病逝，归葬蒋畈墓园。
我久久地看着王春翠那张白发如雪的照片，在心中穿越百年时空向她致敬。我在她的脸上看不到愁苦，看到的只有温和平静，以及平静下的坚毅。她一生致力于办学，一生都在坚持求真知、立真人的“蒋畈精神”。任育才学校校长期间，她8年不拿薪水；改成公立学校后，她便将所得工资薪金，全部用来给学生做奖学金。她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给了乡村教育事业，她因此被乡邻们尊称为“王大先生”。
王大先生，多么响亮的称谓！从小脚先生到王大先生，从曹王氏到王春翠，她的生命开出了馨香的花朵，犹如山涧的一株兰，虽然没有艳丽的色彩，没有浓烈的香气，也没有如雷贯耳的大名——倘若不是走进蒋畈村，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她。但她的馨香，却永留人间。
所谓流芳百世，便是如此罢。
写于2021年深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