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艺》2021年第11期｜陈润庭：纸城堡（节选）
一
如果我跟甘蔗说，我见过你刚来的样子，他一定会以为，是班主任把他领进班级的时候。班主任把手轻轻搭在他的肩膀上，说，这是新学期转来我们班的转学生，大家要跟他好好相处。接着，班主任指了指我身后的空桌子，让甘蔗到那里坐下。记忆里的甘蔗太过安静，以至于没有任何存在感。艺琳偷偷跟我说，他是怕生吧。我们多跟他说说话，让他别那么紧张。一下课，她就转过身去跟甘蔗搭讪。她问三句，甘蔗答一句。上课铃响之后，她不得不转过身,朝我使使眼色：我听说，他是别的地方的人。我这才注意到，艺琳跟甘蔗说的都是普通话。她说，我妈说了，这叫人生地不熟。等他跟我们熟了，他就会开始说好多好多话的。我说，是不是应该反过来说？因为地不熟，所以他很生。艺琳白了我一眼，随你怎么理解，反正你也经常颠三倒四。
在我们的方言里，记忆不叫记忆，叫“记池”。我一直不知道“池”究竟对应哪个字。也许就是“池”字，也许就没有字。记池就是记池，记忆的池子，一个又深又沉默的池子。有的小孩的记池浅浅，清澈如镜，这样的小孩一般都是班长；有的小孩记池深狭，无论投入什么东西，扑通一声沉落池底，这样的小孩，学习成绩肯定差；还有一类小孩，他的记池好像被上帝拿着棍子，狠狠搅拌过一次。从此，清澈与浑浊失去了分界，耳朵和鼻子交换了职能。就连恍惚与清醒，似乎也成了一回事。甚至有时候，前者比后者的时间更长，因而也更加真实。这是我的记池。按我妈的说法，搅动我的棍子是发烧。在很小的时候，我已经发过好几场高烧。华侨医院儿科的林医生说，老这么烧下去，怕是要影响智力。所幸她的医学预判并未成真。上了小学之后，我也总是时不时发高烧。有时是着了凉，有时是扁桃体发炎。总之都有一个说法。但没有一个说法，可以解释我为什么总是发烧。
每次一发烧，我总能请到一周的病假。等到父母上了班，浑身虚汗的我便软乎乎地从床上爬起，快乐地打开电视机，或者翻开我的书。大病初愈之后，看动画片和童话故事，比平时好看一万倍，就像沙漠受困的旅人喝到的水最甘甜，饥饿的人对肉香格外灵敏。那时候我最爱看的动画片叫《超级忍者之天下无敌》。我在纸城堡上跟甘蔗说过，他说自己也看过，还问我，最后一集讲了什么。他分不清楚哪一集是哪一集，印象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总是和鬼怪们打成一团。这不能怪他。在每天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开始之前，甘蔗老家的电视台会随意放一些动画片。但电视台从来不按顺序播放，有时候把第一集连续放了一个星期，接着放的却是第三集。而且七点一到，马上切换到《新闻联播》的片头画面。噔噔蹬噔，甘蔗学着《新闻联播》片头的声音。长大后，我重新找到那部动画片，发现它有另外的名字，叫《鸦天狗卡布都》。这个发现让我怀疑，这件事上我的记池是不是也出了毛病。幸好弹幕救了我，大家都说，那时候它叫另外的名字。我想到甘蔗，那时候他还不叫另外的名字。
不用细想都知道，我们那个年代的翻译人员多么敷衍。他们肯定认为，小孩子都很好糊弄（他们是对的）。我在表哥家看完这部动画片。我不记得他为什么会有那套影碟。那时候他刚刚结婚，妻子在附近的小学教书。那套影碟就放在他新婚房子的电视柜上。深蓝色的硬纸函套里装着七张碟，每张碟里有两集。最后一张碟是黑色的，和其他不同，里边只有一集。我说，这是一部特别好看的动画片，你没按顺序看可惜了。甘蔗说，没事，有时候乱了也是好事。这句话让我很感动，我觉得我们虽然不太熟，但他对我，比对同桌艺琳还好。自打见到甘蔗的第一眼起，我就知道他不普通。但为什么不普通，我说不上来。即使我说上来了，也没人理会我说了什么。
毕竟一个记池有问题的人，怎么跟人争论呢？我连什么是发生过的，什么是没发生的，都搞不清楚。我只能闭嘴，让艺琳说我是一个颠三倒四的人。但我还是要说，艺琳说得不对。准确来说，她错了。甘蔗跟我们之间，始终都没有变得熟悉。我们之间，始终横亘着一道河。我尝试涉水过去接近他。可以说我成功了，也可以说没有。在纸城堡的那个晚上，如果我把没说出口的话都说出来，我们是不是就会变成好朋友？但这也不一定。毕竟他只是跟大家不一样，我也跟大家有点不太一样。但两个不一样的人，就一定要变成朋友吗？
甘蔗，你想错了。我要说的是，我见过你们家刚刚搬来的样子。我见过你家那个蛇皮袋鼓鼓囊囊的样子。它被放了下来，发出一声疲惫的叹息。男人耸了耸被化纤绳勒痛的肩膀，从裤袋里，掏出了笔记本。他对着门牌号，反复确认。最后还是一旁修摩托的老肥，给了他信心。他转身对妻子说，就是这里。妻子听了，松开牵着孩子的手，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没了束缚，一阵轻松传遍孩子的全身。他先是在短裤上蹭了蹭，擦干湿漉漉的小手，又看了看蛇皮袋。炎热的水泥地上，袋子鼓胀瘫软的样子，像极了一颗糯米糍，仿佛随时有糖浆流出。他上前几步，戳了戳袋子，质感坚硬而熟悉。这也许是他的木头小象。那是在旧厝—妈妈一字一顿告诉他，以后要这么说—他最爱的玩具。
还没等他再伸手去戳，袋子哗啦一声，像个秤砣，被提了起来。他又被牵住了，母亲拉着他往前走。时值九月，骄阳似火。水泥甬道的尽头，是一片白色的光，晃得人眼瞎，什么也看不清。甬道的边角，丢着两个巨大肮脏的白色垃圾桶。跟臭味一起集聚的，还有声音。男人们开着摩托驶过甬道，引擎声在水泥墙壁之间来回撞击。住在这栋单元楼里的小孩，都有一双好耳朵。他们听见声音，迅速地关闭电视机，拿起铅笔，假装学习。拧油门的手从腰间掏出了钥匙，打开家门。接着，那只手轻轻地按到了电视机的后盖上。温热的触感让那只手也随之升温，变成巴掌，最终落在小孩的屁股上。
你烧糊涂了。我妈粗暴地打断了我。我说，我真的听见了蛇皮袋的叹息，像爷爷每次起床之前那样，哎！沉重又无力。我妈说，把粥喝了，快去上学。你要迟到了。我喝了粥，剩着一个底，又让她说了两句。抓起书包的时候，我心里还有些埋怨，毕竟金佛的故事我还没来得及讲呢。我妈不像别的父母，怕自己孩子不动脑子。她怕的是我动太多脑子，把脑子用坏了。她总说，你现在把当下的事情记清楚就好了。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的事情又是什么？时间是不是一把长长的尺子？我们低着头，按着刻度一个个地走下去。这是不是就叫命运呀？
“命运”这个词，是爷爷教给我的。他常常站在我家阳台上，眺望我们小学的操场。目光越过一排单车房，能看到刚刚铺上煤渣跑道的操场。那里原本是一片老厝，后来旧城改造，变成了操场。我奶奶的祖居，就藏在那片老厝里。祖居门口的两株木棉树，被保留下来，宛若巨人扎进土里作为记号的树枝。每年冬末春初，黑漆漆的枝干上兀自停满了木棉花。等到春天过去，木棉花也随之落下。甘蔗一家搬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我们单元楼。起初，大家对他们一家会不会讲潮汕话一事，看法不一。因为主妇们根据衣着猜测，他们一家是外地人。甘蔗的妈妈是个瘦小而聪明的女人。因为想融入我们，她迅速地学会了潮汕话。尽管不太地道，但和这栋楼上上下下的主妇们打交道，不成问题。随着和甘蔗妈妈交往加深，主妇们也印证了自己的猜想。
甘蔗妈妈说，退伍之前，老公是十几公里外的军用机场的空军士兵，本来也有机会留在部队继续发展。但我那个老公啊，就是太没出息了。说到这里，甘蔗妈妈总要露出幸福的笑容。他只想一家子团圆。等到退伍转业的时候，他又说他喜欢上了潮汕，想留下来。所以就在镇上的水利所，当了个小科员。他说，把你们接过来之后，我们一家子好好过。但我来了才发现，镇的水利所离县城还有十几公里，所里事情多，他时不时得住在所里，周末才能回家。说到这里，甘蔗妈妈的声音总比平时高出几度，一激动，就把刚刚学会的潮汕话腔调又忘了，闽南语像退了潮的河床一样裸露出来。主妇们听了，总是安慰她，那也没关系，起码现在一家团圆了。一家人整整齐齐，比什么都强。主妇们当面奉承她语言天赋高超，会学话。转身又说她是个闽南人，学会潮汕话没什么了不起。闽南人和潮汕人之间，终究还是隔了一层。不是本地人，就是外地人。闽南和潮汕，只隔着一层纸，但隔了就是隔了。落到甘蔗一家身上，就是一面墙，把他们一家同我们区别开来。同样的遭遇也发生在了学校。老师把甘蔗领进教室时，还未介绍，早有同学在下边窃窃私语，伊是个外省仔，伊无日日洗浴。说这话的是阿猴。阿猴也住在我们那栋楼，但他家在第一单元，我们在第三单元，也是最末的单元。除了共享楼下的水泥地，两家平时并没有什么交集。但男生们相信阿猴的话。他们在甘蔗上厕所的时候起哄，说他的人比尿还骚。甘蔗永远都像听不见似的，他抖了抖身子，就走开了。谁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我们的话。他好像总在该听懂的时候才听懂。在这种时候，潮汕话是小石头，飞过耳畔，却从来都不能打中他。只是他红着脸簌簌走开的样子，还是引起了阿猴他们的快感。
说起来，甘蔗成了纸将军，还真跟阿猴有关。那是在折纸课上发生的事情。我们的手工课每周一次。本来就少，还因为是副科，常常被语文课占用。每每到了折纸课，台上却站着语文老师，讲台下就有一阵低沉的哀叹。手工课的老师是个五十岁上下的女老师。她烫着猫头鹰般的卷发，穿着少见的连衣裙，这让我们都很喜欢她。但我们喜不喜欢她，对她来说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她快退休了。每当语文老师要占用她的课堂时，她离开教室的样子总让我们觉得她不喜欢我们。即使上了课，她也是这样。她本该照着教科书上的图例，教我们用三色的卡板纸做出一盏台灯。可她嫌麻烦，把台灯改成了纸鹤。
谁还不会折个鸟啊！我听见艺琳暗暗抱怨。她眼巴巴地盯着教科书上的成品图。那盏台灯真好看。底座上留了空，可以装上电池盒子，再把电线放进圆纸筒里，最后在灯罩处接上一盏小灯泡，变成一盏真的台灯。艺琳说得对，谁还不会折个鸟啊！拿出一张纸来，这里折两下，再翻一翻，不就是纸鹤了吗？何况纸鹤还不会飞，还不如折一个纸飞机呢。不过，当老师把成品拿出来，放在手里，我们还是被镇住了。老师手里的白鹤太精美了。细细的脖颈修长，左右双翅振翅欲飞。相比之下，我们好像折的更像是白色的鸵鸟。前排的同学还说，他看见了纸鹤的眼睛。那是老师用黑色自来水笔点上的。那时我们刚刚学到成语“画龙点睛”，于是都觉得，纸鹤随时可能歪歪脑袋，亮出翅膀飞出窗外。
我们折纸的时候，老师就在教室里来回梭巡。我拿出色纸，开始折了起来。本来以为很简单的事情，到了翻折鼓腹的那一步，试了好几次，却怎么也不成功。手上的半成品，还多了几道失败的折痕，变得软趴趴，失去了坚挺的棱角。我抬头看看四周，大家也都低着头在折纸。我的目光与老师相遇，她顿了一下，多看了我一眼，害得我马上低下了头。这时，我的后桌突然传来一阵赞叹声。声音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艺琳停下手里的活计，转过身去。再转过来时，她的手里多了一只纸鹤。
你看你看，他折得好好看呐！艺琳的语气听起来，好像这是她的作品。我转过头去看看甘蔗，他在帮他的同桌折另外一只纸鹤。他的手指像刀子一样，翻折如裁，没有一丝犹豫。我看着折纸的甘蔗发呆，感觉这是另外一个人。你看你看！艺琳在催促我，看她手里的纸鹤。我看了一眼，纸鹤轻盈纤细，让人无法想象这是纸做的东西。放在你手上我看不清楚，你借我看一下嘛。我从艺琳手里拿走了纸鹤，放在手心细细端详。我发现甘蔗也不是全照着教科书，他做了很多改良。折成细条的鹤腿又拧了拧，看上去更加苍劲，像烈士陵园里那两棵松树。你小心点！我知道艺琳在说什么。她说的是甘蔗用红色纸片，给纸鹤的头安上的鹤顶。我看了又看，还是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难道是胶水粘上去的吗？
你有没有觉得，他折得比老师更好？艺琳小声地说。她说这话时，老师刚好走过。我看着她，等老师走远了，我才点了点头。但没过多久，老师就发现了。因为甘蔗的同桌把纸鹤传递到另外一组。纸鹤所过之处，都引起一阵压缩了兴奋的惊呼。我们都没见过这样的纸鹤，就连只对学习感兴趣的美美，也对纸鹤多看了两眼。我们的欢乐，像漂浮在海面的原木，在压抑之间流动。只有甘蔗低着头，好像什么都没听到。听见了惊呼，老师转身往声音最集中的地方走去。她跟同学要来纸鹤，放在手中看了又看，目光落在了纸鹤的红顶上。她说，这是哪位同学折的？很有创意啊。等了一会儿，我的身后没有声音响起。我转过身去，甘蔗的同桌也只是指了指甘蔗，没有发出声音。只有阿猴突然叫了起来，是那个外省仔！男生们突然大笑起来。安静安静，下课之后每个人都要交上来一只，在纸鹤的背上写自己的名字和座位号。老师皱了皱眉毛，放下了纸鹤。
随着纸鹤一起回来的，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没有写收信人。甘蔗的同桌把纸条放在甘蔗身边，但甘蔗顾着折纸，没有打开。他又把纸条给了艺琳。艺琳说，给我干吗？我抬头一看，阿猴的眼神穿过三个小组，正盯着我们。我说，纸条肯定是他写的。艺琳打开了纸条，脸上的鄙夷一下子不见了，她哧哧地笑了起来。我抢过纸条，也笑了起来。抬起头一看，阿猴羞赧地转过头去，假装看窗外盛开的木棉。歪歪扭扭的字迹像爬虫：帮我拆（折）一只！不用太漂亮，老师会怀疑！
我把摊开的纸条放在甘蔗桌上。他看了一眼，点了点头，没说话。那只传递了整个班级的纸鹤，静静地立在他的桌子上。我突然发现，纸鹤头顶的两侧还空着，没有眼睛。我说，甘蔗，你给纸鹤点个眼睛吧！甘蔗听了，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
有了眼睛，它就飞走了。
二
下了课，阿猴走过来，看了一眼甘蔗放在桌上的纸鹤。他满不在乎地拿起甘蔗的水笔，在纸鹤身上写了自己的名字。喂，他转头看向绵泽，你帮我把它交给组长，我一会儿过去玩弹橡皮擦。阿猴说的弹橡皮擦，是他的发明。一到下课，阿猴的周围就聚着一群拿橡皮擦的男生。他们把自己花花绿绿的橡皮擦，放到一个清空的桌面，像打台球一般，轮流用食指作为球杆，用自己的橡皮擦击打别人的。他们撅着屁股伸着头，眼神聚焦，食指扣在拇指上，发射！总有人的橡皮擦应声滚落，从桌面跌落地上。那阵子，男生们在周围的文具店里逛个没完，只为了寻找又大又稳的橡皮擦。最好的橡皮擦摸上去发涩，这样摩擦力才大。狡猾的阿猴还用小刀把橡皮擦削出一个平缓的斜面。对付他的橡皮擦，不能正面进攻，否则自己的橡皮擦会腾空飞起，然后滚落桌面。阿猴他们像发了疯一样爱上这个游戏。有时还没分出胜负，上课铃就响了。阿猴会说，都放着都放着，别搞乱了，下节课继续。
阿猴弹了一会儿，像想起什么似的，往我们这边看了一眼。准确来说，是看了看甘蔗。甘蔗似乎从未察觉。他低着头，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手中的折纸。艺琳跟我说，其实早在手工课之前，他就已经一直在折纸。你没发现而已，他折了满满一桌肚的折纸！折完了纸鹤，就折纸笔筒，接着是大圣庙和乌龟，好像他要用纸把世上所有的东西，都重新做一遍似的。他折纸，纸也折他。一张薄薄的白纸，一经对折，食指指腹滑动着按实。折痕笔直，将纸张一分为二，对照如镜。对映的镜子里，三维从二维里闯出，空间在平面里孕育。每经一次翻折，空间里滴入了时间，潮湿里有生命悸动的迹象。向下凹陷，坍缩又膨胀，内里涌进了空气，盛起了一个魂灵最初的安宁。他折得越用心，也就越沉默；越沉默，与周遭便越隔绝。有时候我都觉得，甘蔗折的不是纸，而是蚕茧。
喂喂喂，我叫你呢！听不见吗？外省的。“外省”两个字好像刺痛了甘蔗，让他停下了手中的纸笔筒。他抬起头，如梦初醒地看着阿猴。阿猴背靠着课桌，往前顶着胯，睥睨的眼神里，带着三分装出来的散漫。阿猴背后的课桌周围，是一群正在玩橡皮擦的男生。他们原本弓着腰，现在也都直起身来看着甘蔗。甘蔗眨眨眼，没说话。手指在课桌上擦了一下，留下几道汗渍。他不知道是不是该站起来。来跟我们耍一下。愣什么啊，叫你一起玩，是瞧得起你！阿猴歪着头，皱着眉，像电视里的古惑仔。甘蔗把手里折了一半的笔筒收进了桌肚。双手在桌肚里摸索了半天，最后掏出一个铅笔盒。铅笔盒是赛车的模样，不少地方掉了漆，有的还生了锈。他把笔盒打开，里边除了几支削得锐利的铅笔，并没有橡皮擦。
老二，你借他一块！老二是阿猴对绵泽的称呼。绵泽看上去比甘蔗更瘦弱一些。你们别太过分了！艺琳站起身，径自走到阿猴的面前，挡在他和甘蔗中间。你要是再逼他，我就告诉老师你们在玩什么。说这话时，艺琳听见背后有窸窸窣窣的声响。但她没回头看，因为阿猴正盯着她。好像所有人都在等着阿猴发怒，毕竟在此之前，他还没受过这种脾气。他说，好！那我就不要你的破鸟了！还没等阿猴发完脾气，教室外就听见收作业的美美大喊，甘蔗飞走了，他的纸鹤！颠倒错乱的呼喊，有如自由的七巧板。我扭过头去，混乱中只看见甘蔗跑出教室的背影。
也不知道甘蔗有没有帮美美找回纸鹤。但之后美美对甘蔗格外照顾，我们却都看在眼里。美美的妈妈是我们学校最严格的老师。这是我表哥告诉我的，他叫她灭绝师太。美美梳着跟她妈妈一样的马尾，母女也有着一样的性格。她总是在清晨最早的时候到达教室，在早读之前来回梭巡。她笔直的步伐到了甘蔗那里，总是成了弧线。美美有意地绕过甘蔗，朝前面走去，为他留下更多的时间补作业。多数时候，甘蔗还是能按时交上作业。但有时他就连作业本都拿不出来。这种时候，艺琳就把自己空白的本子借给他。甘蔗羞赧地接过本子，总不免补上一句：下午带新的还你。他有些憨厚的笑容，让大家相信他只是忘了写作业。
那天傍晚，夕照过早地闯进窗户。教室里的人与物，无可避免地镀上一层怀旧的橘色。结束的铃声打响之后，班主任走进教室。她站在讲台上像个踌躇满志的将军，命令我们全班调换座位。我们听从她手指所向，搬起自己的小桌子，用脚踢着自己的椅子，摇晃着朝着新的座位移动。桌椅的铁脚在水磨石地板上咿呀乱叫，我们被尖锐的声响所包围。旁边的班级在叫，楼上的班级在叫，整栋楼都在噪音中狂欢，我们是别人的地板砖，也是别人的天花板。我们踢着椅子，发出他们必须聆听的声响。有人发笑，也有人捂住耳朵，但更多的人只是移动着。我抬着桌子，忍受着周围的噪音，脑子里还想着甘蔗的纸鹤。那只纸鹤去了哪里呢？是不是真的像甘蔗自己说的那样，飞走了呢？如果是的话，又是谁给它点上了眼睛呢？
你个傻子！美美为了救甘蔗才故意那么说的。我没想到艺琳听见了我的嘟囔。看！艺琳给了我一个轻微的肘击。我下意识低了头，看了看我的椅子腿，以为自己碍着她了。毕竟她脾气很差，动不动就对我动手。看！她的声音更低了，也更不耐烦。我循着她的目光望去。迁徙的海洋里，甘蔗像一只在风浪之中摇摆的小船。他弯着腰，步履蹒跚而笨拙地移动着。他不时撞上别人的桌子，也顾不上道歉，只是张开怀抱，去护住桌子上摇摇欲坠的折纸。他小小的甲板上，已经被满满当当的折纸占据：长颈鹿，尖头的战斗机，还有一座山神庙—一看就是孙悟空戏弄二郎神的那座。更多的折纸在夕照中倒伏层叠，堆成异常尖锐的形状。这些永远不会在现实相遇的物件，全部在这里汇聚起来，经受同一场地震的考验。你说你傻不傻？艺琳又说了我一句。桌脚的噪音还在折磨着我的耳朵，我的脸颊开始发烫，眼前有些模糊。我突然不耐烦起来，随口应了一句，就你聪明，万一这世上有鬼呢？
……
（节选自《广州文艺》2021年第11期）
【陈润庭，1993年生，广东澄海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在读，曾获两届广东高等院校高校校园作家杯首奖、首届全国大学生汉语创意写作大赛银奖、台湾南风文学奖现代小说组第一名等奖项，作品见《花城》《山花》《芙蓉》《作家》《作品》《湖南文学》《广州文艺》等刊，入选选本数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