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周李荷香来了鼓鼓囊囊一封信，里面有几页字体迥然不同的信纸，我以为是谁错塞进去的。仔细查看了落款，是我并不认识的一个名字姚文清，直到我找到首页，发现确实是写给我的，因为起头写着：

“陆大辉你好！”

最后我急急忙忙看了李荷香的信才终于弄清楚，这是李荷香的母亲亲自写来的。李荷香在信中说：“你想来，就来一趟，但我想你来了估计也没用，看来我母亲不可能同意咱们。”而署名姚文清的信里拉拉杂杂写了许多，最后说：“我建议你不用来，你应该体谅我。”

李荷香的上一封信还是她在山里教书的时候写来的，她建议我给她母亲写信，因为她母亲不同意她嫁到远处，如果能说服她母亲，我们才有可能。于是我写了很长的、措辞恳切的信，最后说：“我打算最近亲自登门问候您和伯父两位老人……”过了大约两个月，我才收到了上周的信，我甚至都有些忘了给她母亲写信的事。

我打算亲自去一趟。于是我找到同事于费和朋哥，想听听他们的意见。那正是星期天，于费躺在朋哥的床上，把脸扭向窗户和暖气片那边，后背露出一截松弛的赘肉，打着呼噜。如果你不叫他，他能这样睡整整一天。等他终于坐起来，半边脸上印着红白相间的花，一侧头发像戟一样站着，他摸见眼镜，往纸篓里吐口痰之后，这才眨着敏锐的小眼问：

“什么事？”

他仔细看了一个信封里的两封信，那神态就像他看稿件或者群众的伸冤信一样。“应该去。”他说，“成不成都没坏处。”晚上，满头卷发、瘦骨伶仃的朋哥回来了，我们三个围着捣鼓铁丝炉，因为这铁丝炉有接触不良的毛病，常常因为挪动了一下位置，它就红不了，让我们无法做饭。听说了我的事情，朋哥先是有些惊奇，然后用打趣的，甚至有些嫉妒的眼神盯了我半天，说：

“我发现了，你是个花心大萝卜！”

朋哥一直以为我跟水利厅的小马谈恋爱，事实上我只是在实习期间认识了她，等实习期满之后，我还欠着她三百块钱，她快毕业我才邮寄还给了她，后来她分配到水利厅，我确实找过她几回，她并不讨厌我，但那前提是我不打她主意的时候，每当我有些厚颜无耻地试探着说：

“咱们挺般配的吧！”

“去你妈的，回家蒙上十八层被子做梦去。”或者是“你再说这样的话，我就不跟你交往了。”

我很信服于费的观点，这从姑娘们的态度就能看出来，她们更多地愿意同他交往，不过他只喜欢其中的一个，她叫刘园。刘园刚来的时候，曾经同我聊了很久，甚至说了她大学里恋爱的经过，并送给我一本《海子的诗》，因为海子曾经在她的学校任教。可是两天后，她却经常跟于费坐在一起，总是他们准备去食堂打饭时，她探过头笑吟吟地说：

“小陆，一起去吧？”

一个月之后，她突然要离开了，因为她的父母嫌这个工作不好，虽然冠冕堂皇是一个报社，可是不解决户口、档案关系，工资才四百元钱，二十个人挤在四个房间里。朋哥是资历最浅的正式工，也没有宿舍，只能睡在办公室里。我和于费来自外地，为了省去租房的钱，只好晚上偷偷睡在单位的沙发上。晚上，我、于费、朋哥总是搭伴做饭。刘园离开后，我觉得最温暖和尴尬的日子结束了，于费自豪地宣布他失恋了，而我甚至连失恋都没有捞到。只要于费一提失恋的事，我就想起刘园的大眼睛，于是一阵嫉妒。

第二天，我立刻写了回信，说自己有采访任务，正好路过，打算去她家待一两天，将在周末乘早上八点到的火车去。我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来准备，我过去约会时常穿的白色半大风衣，已经有些皱缩，那本来就是挂在街边卖的伪劣产品。于费建议我穿上蓝西服，那是我唯一一套体面的衣服，他还借给我一条领带，是那种发着黄色幽光的蓝色，他说穿在一起很搭配。他说最好把下巴上的几根说不上是胡子还是汗毛的东西刮掉。我没有刮，因为我的母亲常说：“千万别刮胡子，胡子越刮越多，慢慢就变成了全脸胡，费事又难看。”那总是在理发店里理完发之后，母亲看到脸颊两侧的汗毛被刀片刮掉，就会这样警告我。

“花心大萝卜，让我们看看美女的照片嘛！”朋哥羡慕地说。他似乎有理由羡慕，这是因为他作为正式工，在他父亲一封封炮弹般的信的逼迫下，他依然没有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媳妇。那天，别人介绍给他一个最合他心意的姑娘，他们在他的办公室见了面，我和于费从另一个房间的门缝里看到她高大的身材，裙子下小腿的曼妙线条和朦胧的黑色丝袜。等她和朋哥一起离开时，我们听到了高跟鞋的嘎嘎声。之后朋哥给她打电话，她却说她决定考研，暂时先不考虑婚事了。朋哥说这不妨事，他喜欢她。下一次，他一连打了十七个电话，她都没有接。之后，只要他喝了酒或者烦闷之时，总是先给这个姑娘打个电话，但从来没有人接，直到一天这个电话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我在抽屉最里端，一个写着俏丽摄影的白纸袋里抽出一张李荷香的七寸照片，披肩长发，白得像光滑湿润的瓷器般的面色，如同柳叶的眼睛笑得弯弯的，嘴巴丰满大方，彩色头像外围簇拥着朦胧的微光，使得她美丽端庄的头看上去似乎从光里浮现了出来。

“我靠！还是艺术照片哩！”朋哥质疑说，“真人有这么漂亮吗？要这么漂亮那简直他妈像个仙女了。”

朋哥还要看袋子里其他的照片，我赶紧拦住他的手，把纸袋收起来。因为其他的三张是我，也是艺术照，这要是被他们发现了，他们至少会笑一年。这些照片都是在李荷香毕业前拍的，当时，她给了我这张她的七寸艺术照片，也要我去她学校跟前的俏丽摄影留个影做纪念。我找见这个二层的小铺子，发现除了一英寸照片，这个地方只照艺术照，摄影师安排我一条腿搭在脏兮兮的三腿圆凳上，把胳膊肘搁在膝盖，然后轻轻把微微收拢的手放在下巴下面，抬起头。

“再抬一些，对，再抬一点点！”摄影师说，他站在摄影架后面。而我正被几束耀眼的强光照着，按照交代搭着腿，由于手背只是轻轻挨着下巴，整个头部其实没有一点支撑，微微发着颤，等到摄影师终于把头埋下去，咔嚓一声拍了照片，我已经累得脖子发酸了。

“拍得挺好！”在李荷香的学校后花园，李荷香不断称赞照片拍得好。她甚至欣赏地再次看看我，比对了片刻，发出笑声。于是我偷偷多洗了几张，给远在偏僻小村的父母也寄了一张。其他的三张不知道会有何用途，于是只好同她的照片一起放着做伴。就是在那时，她常常说起毕业后去哪里的事情，她说想留在省城，并托她一个省城的姨妈在找关系。我由于没有任何能力，只好姑且听她说着。最后她离开省城回家时，说找不下合适的地方。她离开前最后一封信，有些抱怨地说：“我不知道你到底有何意图，真的不明白咱们是什么关系。”我突然想起自己从来没有试图说过“我爱你”，我以为她明白我的举动。

之后，她竟然被分配到山区当老师，他们县里一茬十一个毕业生，只有两个人被分到了山区，她变得沮丧和绝望，常常写一些心情抑郁的信来，于是我就不断写一些或者同样抑郁，或者鼓励的话。等我终于说“我爱你”之后，她建议我给她母亲写封信。

我只有两个包，一个是二十元在地摊买来的半大黑色皮包，平时参加某个会议时带。因为我发现，开会的人常常在腋下夹个这样的包。只是他们用的是真皮包，很沉，而我的非常轻，轻到令人难以相信。另一个包是书包一样的大黑包，是某次开会的纪念品，上面印着清秀的一行白色小字：“1998·6·26——全省戒毒工作现场会留念”。我最后决定背着这个包去李荷香家。包的里面有两三层，可以分开装一些东西。平时，我总是把私密的来信放在里面，然后一来就放在单位办公室右侧的小柜子里。还有我的几件内衣裤，当时因为没有地方放，我也放在里面。柜子里还藏着一个毛毯，晚上睡在沙发上时盖。总之那个柜子里放着我最私密的东西，白天很少打开，或者说上班时从来没有打开过，因为我的身后，隔着一两米远的地方，是三个呈品字形的桌位，坐着两个副总编和一个副社长。即使生病发高烧，我也从来没有敢取出毛毯披在身上。由于没有地方可去，只好在报社四个不同的房间里哆嗦着走来走去，在他们吞吐的烟雾中打着喷嚏。最后在晚上，终于能哆嗦着躺在沙发上，盖上毛毯，再压上朋哥给的过冬被子。

我动身时，于费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回。“不错不错。”他说。朋哥乐呵呵地看着我，说这是我最精干的一回，就是七仙女也能把她追到手。我一上了路，就有些忐忑不安。我查了列车表，去县城的火车只有两趟，都是过路车，一趟早上八点到，一趟晚上八点到。为了能准备充分，我决定提前到，然后在县城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在约定的火车站门口会合，就像是刚下车一样。这样会免得在火车上坐了一夜，蓬头垢面，留下不好的印象。

到了李荷香所在的县城，在一晚四十元钱的普通宾馆登了记，出来随便吃了口饭，就开始无聊地逛大街。我不断想象李荷香的样子，发现一年没见，除了艺术照上那个形象之外，已经只记得她几个神态或者动作，其余的怎么也无法想起来。我慢慢走着，听着自己脚步在地面的摩擦声。我无法想象所处的这个陌生地方就是李荷香所在的县城，她曾经在这里那里走过，总之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还在夜色中看远处是否有山，虽然夜空很明亮，但即便是最远的天地边界处，也只有几乎看不到的隐隐隆起物，在那背后有些亮光，把这淡淡的剪影似的隆起物衬托了出来。我不知道那是否就是她提过的山，她在信中说：

“这个镇中学距离县城三十里路，在半山腰，晚上到处都是雾气，笼罩了整个村镇，只看到眼前几米的地方。我所在的宿舍很简陋，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和破椅子。有一天，我还发现了一只老鼠，它就站在我的办公桌上，和我对视，我害怕它在晚上爬上我的被子……晚上很安静，出奇的安静，简直有些枯燥的感觉，希望有些声音，哪怕是狗的叫声。……我在这里待得都有些傻了……”听她说，同批分配的毕业生，多数被安排到了县城。她还说已经记不得我了：

“不知道哪天，我就会完全忘了你真正的模样，有时我拿出你的照片看，发现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

这个县城虽然偏僻，但有很多洋气的商店，挂着明星的巨大宣传画，那往往是某个叫发廊的理发铺，或者是珠宝、金银首饰店，那时路边的小吃正在收摊，路灯以一种奇怪的姿势站着，隔了很远才有一个，把它发黄、显得很脏的光投到地上。每当我走到黄光的范围之内，在微微吹来的冷风中，都有一种无法认识自己的感觉，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何处，为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好像自己随时会丢失，不只从陌生的县城丢失，而是从整个时空里丢失，好像这就是世界边缘，只要再走一步，我就会消失。这时，我才突然发现自己自从离开省城，几乎没有张嘴说过一句话。我转过头，发现自己正好站在一个叫忘忧发艺的理发铺门前，我几乎想也没想，就抬脚进了理发店：

“理个发。”我说。

第二天，李荷香见到我，那副惊讶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的惊讶：

“你——你变得都认不出来了——”

“是不是因为刮了胡子？”我心虚地说——那个说着土话的高个姑娘理得很糟糕。而且，我仅仅说把下巴上的汗毛剪掉，她就拿来锋利的刮胡刀，给我系上大大的布子，涂上厚厚的冒泡白膏。然后，她突然娴熟地放下椅子的后背，让我仰面朝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后悔没有听母亲的话。我正要反悔，剃刀已经挨住我的下巴，并因为试图张嘴，剃刀划开一道伤口。整整一晚上，我都不停地将纸按在上面，忍受着痛。做梦的时候，我梦见在一个小小的野外的小木屋前，一个拾柴的老太婆向我走来，我意识到她就是门诊的医生。她拿来泥巴给我涂抹，说这是当地的土方，我看见一只蚂蚁正在她的袖子上爬……

“是你整个人都变了。”李荷香尴尬地微笑着，用一种有些陌生的目光看了看我的下巴，让我觉得异常疏远。我试着想象过去的我：我穿着半大的白色披风，总是在重新洗了脸，抹了特意买来的润肤霜之后，骑上自行车去师范学院找她。路上刚洗的头发被风轻轻掀起，而她每次也显然是刚在学校洗过澡，头发蓬松地垂下来，面色无比鲜嫩，嘴唇丰满红润。我们坐在花池里，在被修剪过的木槿树下，面对着满园的花卉。这些花卉除了玫瑰，我们都说不上名字……

而我的惊奇也不亚于她：她原先的油黑披肩长发现在变稀了，村姑一样收拢在脑后。眼睛里原先那种活泛变得有些木讷，使得整个脸庞迟钝起来，甚至她走路的姿势也发生了细微的改变。她说惯了土话，时不时下意识说一两句。坐在去她村庄的满身是土的公共汽车上，我们几乎没有说一句话。土路上不断扬起黄色的尘土，从窗户里扑进来。

不过，等我们下了车，走了大概十几分钟满是杂草的土路后，我们渐渐再次互相熟悉了对方，她的眼神里终于有了些俏皮的神色。远远地，我看到一个长着许多高大槐树和梧桐的村落，那就是她的村庄。等一只燕子掠过我们身边时，我们互相笑了笑，我试着走近她，像在省城时那样，她却说：

“不要这样，村里人会看到。”

“那怕什么？”

“待会儿到了村里，我走在前面，你在后面，咱们隔开一段距离。”她说，“村里人要说闲话的。”

一走进村庄，她真的走在我前面大约十米的距离之外，我缓缓跟着。村庄大约有一两千口人，时不时看到谁家的骡子、牛、驴子拴在一根光溜溜的柱子上。自始至终有一阵悲凉的唢呐、铙钹、击鼓声，从村子的某处传来，像阳光一样逗留在斑驳的墙壁、新生的槐树叶和空洞洞的村庄土路上，一路并没有见到一个人。

她在一个普普通通的院门前站住，回头俏皮地一笑，示意这就是她家。

“今天村里有人出殡唱戏，这要闹一天哩。”李荷香给我解释说，“我爸去帮忙，现在不在家。”

不一会儿，从另一个家里走进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太太，我惊愕地从她的脸上分辨出李荷香的一些特征，不过全被深深浅浅的皱纹覆盖。她以一种在我听来奇怪、有些嘶哑的音调说：

“吃了没？先喝点喝点，荷香，你招呼着——你非要来，我说你不用费心来，你——还带了这些东西，好小伙子，你走的时候都拿走吧，我们用不着。实在是用不着……”

“妈——”李荷香说。

老太太出去了，不一会儿又进来了，手里拿着两个大大的有些皱缩的红苹果：“小伙子吃吧。”

只剩下我和李荷香，我们坐在小木头凳子上，一时都找不到话题。她家有四间房，紧靠着四间房是一个简易的厨房，她母亲就在里面忙碌。她家的院子很大，栽着她在散文里描写过的苹果树、枣树、梨树，还有一些条状的菜畦。那些散文还描写她勤劳的父亲和母亲，用了各种美妙的词语。我把这些散文发到报社的副刊上，她把这些文章都剪下来，贴在一个本子上。我想象我把她娶回家，我们坐在自己的家里，尽管这家无从想象。那肯定是在省城租来的一间房子，我想象我们坐在沙发上……

李荷香再次拘谨了起来，这从她的笑里能看出来。

“这就是你写的那些果树吧。”我说。

“是，它们去年是大年，今年坐的果肯定就少了。”

“山里的老鼠呢？”

“什么老鼠？”她惊讶地问，看来已经忘了信里说过的那只老鼠。

“就是跑到你办公桌上的老鼠。”

“对了，”她抬头望着门外，门外能看到远处的一层层屋脊和屋脊中央雕刻的石头凤凰，还有繁密的槐树枝叶。似乎沉思了片刻，然后微微脸红地微笑了一下，这是她往日常常会有的动作，在我仅有的关于她的记忆里，这就是其中一个。

“我找了个男同事，他钻在床下，整整折腾了一中午，最后不知道打住了没有，后来想可能又钻到了哪个洞里。一个星期后，我在木头板子上发现了老鼠尸体——原来那天我们已经打死了老鼠，我们都没发现——那个老鼠真小，被打扁了，沾在了板子上。笑死了……”

她为什么会说“笑死了”，我很为这个小小的老鼠可惜，一般来说，一只小小的老鼠都有一双滴溜溜的、充满恐惧又很可爱的小眼睛。

我想，我早已预料到的这一切是从中午吃饭之后开始的，正等我放下筷子，还没有开口，李荷香的母亲突然一口气说了起来：

“小伙子，你要体谅我们老年人。”她为了更好地表达想法，站了起来。她说，他们想找一个近些的女婿照顾他们：“你看看，前段时间她爸手臂受伤了，流了很多血……”她拍拍右胳膊的肘腕部位，带着哭腔说：

“如果没有荷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要嫁女儿，县城我还觉得太远哩。我们不是挑剔你，实在是你离得太远了……”

“过几年，”我说，“我们一定把您和伯父接过去……”

“你就饶过我们吧！小伙子。”她说，“我们刚刚花钱找关系把荷香安排到县城，我们实在是……”她的下巴一耸一耸的，好像有一些老年多动症的征兆。

……

李荷香就坐在我的对面，低着头，一直等着我们结束对话。等到李荷香的母亲毫不为我所动地走到厨房，我和李荷香就再次坐到那两个小凳子上。

“你爸做不做主？”我问李荷香，我下定决心，再试一试。

“做主，怎么不做主！”李荷香说。

“我下午准备找你爸谈谈。”我说。

“你试试吧。”李荷香微笑着说。我无法理解这微笑的含义，我认为是对我一定的支持，于是我坚定了信心，像电视里完全能左右自己命运的主人公一样，站起来，在客厅里走来走去。门的对面是一张大桌子，桌子上压了块玻璃，玻璃下是各种尺寸的照片。

“哪个是你的爸爸？”我问。其实看也能看出来哪个是她的父亲。他正在其中一张照片中笑，右边是李荷香的母亲，中间是李荷香大概十几岁的样子，两条蒜瓣样的粗辫子放在前面。她父亲很符合她在散文里写过的那个英武和蔼的形象。我觉得这是合适的谈判对象，心中为自己的想法得意。

除了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还有其他人的照片，发黄的、有齿状轮廓的黑白照片是李荷香的祖父祖母，也有更早的祖先，他们大都是毫无表情的瘦长脸，有一副异常陌生的眼睛，因为脸的线条几乎融化在黑乎乎的背景里，有一种艺术照的效果。还有其他的一些亲戚，同李荷香没有丝毫相像之处，穿的衣服也完全是农民的打扮。那些刻意的笑也异常陌生。这些合照里，人都那么小，每一张脸都很怪异。

“我爸爸不喜欢照相，那是我们恳求了半天，他才答应的。”李荷香用她在散文里的那种语气说。

我想象这个父亲，像马上要为命运搏击的人一样，我自我感觉有些悲壮地站在小小的客厅里。就在那时，我们听到院门响了，只见李荷香的父亲慢悠悠地走了进来，一张黑脸像李荷香祖父的遗像一样毫无表情，我一时不知所措，赶紧迎出去，几乎是下意识的，我说：

“伯父，回来了？”

李荷香的父亲眼睛微微朝这边扫了一下，冷得惊人的面孔看向另一个方向，喉咙里哼了一声，算是打了招呼。

就是在那时，我突然改变了心目中她父亲的形象。我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连李荷香对我又说了些什么都没听见。（我预感到同她父亲会面的场景，那将是非常难堪的。）她的父亲径直走进客厅，从靠墙的一张木床下拿出一把巨大的剪刀，慢悠悠走出去，在枣树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咔嚓地挥动剪刀，威严的小脸像铁打的一样，根本不理会家里有客人。我走出院子，试图在某个时候得到跟她父亲说话的机会，我在宽阔的院子里走来走去，为了引起他的注意。我在菜畦里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地走着，韭菜长得墨绿，几个微微发红的西红柿害羞地在叶子里露出头来，还有菠菜、葱、萝卜。但李荷香的父亲一次也没有向这个方向看一眼，于是我慢慢走到他附近的果树周围，看看苹果树上毛茸茸的绿叶，用手摸摸梨树脖子上扭了方向的地方，好像那里曾经受过什么伤，一些梦中见过的蚂蚁正在树干上忙碌地爬行。李荷香的父亲就站在离我不到两米的地方，眼神凌厉，丝毫没有同我说话的意思，反而似乎在用动作提醒我不要打扰他。他背过身去，给了我一个露着钢铁般质地的黑脖子的后背。我连连吞咽唾沫，觉得自己连跟他说话的勇气都失去了。我已经无路可退，只有孤注一掷跟他说说我和他女儿的事。就在这时，或许是为了避免会面将引起的羞辱，我突然想出一个主意：打算在去谈判之前，先问问李荷香的意见。也许我根本就不敢面对她的父亲，反正看到这样一个父亲让我惊慌失措，脑子一阵一阵出现空白。

“要不，你中午就睡在我那张床上？我和我妈睡到一起。”李荷香丝毫没有意识到让我揪心的事情，笑着对我说。

“荷香，”我清清嗓子，心里异常紧张地说，“我要跟你说件事。”

李荷香也注意到了我的紧张。

“你说。”

“去找你爸之前，我要先问问你的态度。”我说，“你到底同意跟我吗？”

李荷香有些惊愕，然后端庄地坐着，沉默了片刻，说：

“我要想一想。”然后她突然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她慢慢走了出来。

我仰起头看她：“怎么样？”

她的眼睛有些发红的印记，我假装没有注意到。

“我……”她勉强地笑着说，“我不知道。”

“我要知道你是什么态度。”我说。

“你不用问我，你让我咋说？”她情绪有些激动。

后来，她几乎快哭出来了，面部有些僵，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如果非要问我的意见，”过了很久很久，她很失望地说，“你如果非要问我的意见，那就是：我也不同意……跟你。”

我的面部肯定抽搐了一下，意识到自己很悲情地站起来，我不知道其中有几分悲情是装出来的，反正心中充满了悲伤。她知道我产生了立刻就拿包离开的想法，极力阻拦我。她的母亲见我要走，如释重负，过意不去地劝说我至少待一个晚上。我只好说：

“那我到外面走走。”

李荷香几乎要流出泪来：“你去吧，早点回来。”

李荷香的父亲丝毫没有理会发生的事情，我偷偷看了眼那把剪刀，剪刀很笨重，刀刃闪着寒光。我自感很凄凉地走出了院门。

门口是一条宽敞的路，空荡荡的，不见有任何出殡的迹象，我毫无目的，循着有大团铙钹声的方向走。音乐声越来越高亢，并传来女子哭哭啼啼唱戏的声音，这声音像是村里正在演出戏台上那种戏剧。二胡的颤音突然扬了上去，女子的唱腔再次凄婉地在半空中震颤，时而也传来一群人哭丧的声音。我绕过一个有狗的巷子，选另一条路走。这次，我远远看到几个穿白色丧服的农民站在一个有灵幡的门口，乐器声和唱腔就是从那门里传出来的。

“娘子，你听我说——”一个更真切的哭哭啼啼的男腔也爬升到了高空，揪紧了乡村纯净幽蓝的天空。接着是铙钹、鼓声、二胡集体的乐声。这声音摄人心魄，让人心中感到无限悲伤，神魂颠倒。

虽然我知道，可能是我逼迫李荷香做出那样的回答，然而，我还是觉得自己变得失去魂魄，像被掏空一样。我似乎非常完美地找到一种属于失恋的感觉。我像无家可归的人一样，站了片刻，漫无边际地走动。突然，我决定，为了显得更加符合悲伤的剧情，我要迫不及待离开这里！

正在那时，我意识到李荷香远远在路的一头留意着我的举动。为了避嫌，她始终远远看着，不朝我走近。这使我变得更为冲动，我想要马上离开这里。

不知谁家的绵羊在院里安详地咩咩叫着。门外一头大黄牛，站在自己的粪堆上，吐着白沫在反刍，一双大眼好像看着我。当路的远处出现一个类似小商店的平房时，我突然明白，我可以做什么了。

平房泥墙上用毛笔写着“百货”两个字，里面很黑，我一眼就看到一部被脏手摸了无数遍的电话，上面有小块油污的白胶布，写着本机号码。看到电话，我因为自己的残忍而有些欣喜起来。

我给自己打了个传呼：“单位有事，请速回！”

很快，自己的传呼嘀铃铃响起来。我为做出这样的事感到有些好笑，生怕被老板看出来。但老板看上去丝毫没有反应，冷冷地说：

“五块钱！”

“五块？”我张大了嘴巴。

“就这！”

“长途多少钱一分钟？”

“管他妈多少分钟哩？”老板用格外有威力的粗嗓子说，“打到省城五块，你打到北京就是十块！越远越贵！”

我慑于他的气势，不情愿地交出五块钱。

“太可笑了，我是记者我还不知道？”我有些炫耀地用普通话说，“前些天我曝光了一批乱收费的公用电话点，都被罚了两千元……”

“你是什么人？”他厉声问。

“我是记者。”

“记个屁！”他凶猛地站起来，我赶忙往出走，希望他能知趣地停下脚步，不料听见他嗵嗵地走出来，我只好加快了脚步，但后面的动静却异常地猛烈，他骂骂咧咧转圈在地上找石头。我回过头，看到一个只有半个手臂的壮年残疾人，从地上摸起一块砖头，就要朝我扔来。

“你让我一个残疾人咋活！”他在我背后不远的地方扔出石头，太阳已经落到了西面，只见一个硕大的阴影在地上迅速移动，滑过了我眼前的地面，就像有鸟掠过头顶一样，我已经顾不上体面，飞快地往前跑去，只觉得后脊梁骨阵阵发冷，灵魂简直已经出窍。这远胜过我对李荷香父亲的恐惧。

等我有机会抬头看路时，发现李荷香正在不远处惊讶地看着我。

我忘了她可能会看到这一切，我的脸一定变得通红。她识趣地转过身，向前走去，像是为我带路。等她走到门口，我甚至害怕她回头看我。

我走回李荷香家门口，听见李荷香的父亲正和一个陌生人说：

“晚上荷香的朋友住到你家，他明天走。”

“不用了，”我赶紧走上前说，“伯父，我们单位有事，发来传呼让速回。”

“你要理解，”李荷香的母亲用特有的嘶哑声音说，“住到别家是为了避嫌，不然以后别人怎样议论荷香哩！”

我拿出传呼，让走来的李荷香看：“刚刚发来的，不然我一定是明天走。”

于是我背上那个写有“全省戒毒工作现场会留念”的黑包，在他们全家的簇拥中走出来，陌生人说：

“好不容易来，还不待个三五天？”

“实在是有事。”

李荷香送我出村，这时，我听见唢呐声大作，一阵密集的二踢脚咣咣震动了整个村庄的空气。

“你们这里出殡还放炮？”我惊讶地问李荷香。

李荷香说：“那是送亡人的灵魂上天。”

那是李荷香说过的最后一句话，然后她眼圈很红地说了再见。

我也说了再见，我们都挥了挥手。

浦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研究生，山西文学院第五届签约作家。曾获赵树理文学奖、黄河杂志年度文学奖等奖项。长篇小说《一嘴泥土》入选“三晋百部长篇小说文库”。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孤独是条狂叫的狗》《麻雀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