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新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上海文学》《人民文学》等国内30多家文学刊物（出版）发表长篇小说多部，中短篇小说近百部（篇）。多次获得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并获第六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中篇小说奖。现为甘肃文学院专业作家。

庙沟地.1931

王新军

我爷爷来到王家的时候，老王家在庙沟地已经有二百年了。

那时候庙沟地还是一片长满芨芨和白茨的荒草滩，疏勒河从南面的达里图地界向北一泻而下，在这里拐了一个弯之后，像一个举止散漫的牧羊人，一路悠然西去。从远处望过去，这道河湾酷似一把银色的镰刀，清澈的水流在开裂的地层间穿行，将平碾碾的土地切开一道阔大的伤口，瘦弱的胡杨散落在两岸的沙地上，流水与河底鸡蛋大的卵石碰撞，哗啦声四季不停地鸣响。河岸更远的地方，芨芨草紧挨着野麻丛，三五成群的黄羊和形只影单的野兔时隐时现。狡猾的狐狸总是潜伏在野鸡最稠密的地方，用一种敏捷的方式捕捉肥硕的老鼠。

这里荒无人烟，更早以前它们还是布鲁湖南岸的沼泽地，夏天的时候，蚊子在低空中围成无数巨大的圆球，七月里骄阳强劲的光芒，也只能通过它们之间的缝隙，落在随风摆动的草叶上。那之前某一年的某一天，或许是因为一场罕见的暴雨，烟波浩渺的布鲁湖向西决口了，寂寞多年的湖水用沉默的力量，切开苜蓿烽以西的百里台地，向西泻入疏勒河古道，被芦苇包围的湖底渐次暴露在烈日之下。它们先是变成了水草丰茂的沼泽，水禽和飞鸟从四面八方涌来，啄食湖底裸露的鱼虾。接着一些水泊逐渐缩小，变成了水洼，后来地面上只留下少量的泉眼和蜿蜒的溪水，形成一处处日渐萎缩的湿地。游牧人绝望地赶着羊群远走了，会种庄稼的汉人们在离开数百年之后，再次来到这个地方。毫无疑问，在四周巨大戈壁的环抱之中，这里变成了一片适宜垦殖的土地。

物事轮回，一切都没有个定数啊。

就在这片蚊子与芦草同样茂盛的地方，老王家的祖先收起挑着行李的扁担，一身疲倦地停了下来。清澈的河水带着他们的乡邻继续远行。那时候他们没有像两个月前离开第二故乡时那样，与乡邻聚食之后挥手道别，在一路西行的风尘仆仆中，他们只用几句疲惫的招呼声匆匆代替了所有的仪式。

在最初与蚊子大战的一段时间里，老王家最强壮的一个男人丢掉了性命。那时候他们在荒滩湿地上并没有发现老虎和恶狼，然而一个被大家公认的——能够战胜老虎的男人却被蚊子吃掉了，这是一件超出人们料想的事情。一只蚊子吃不掉人，两只蚊子也吃不掉人，当成千上万的蚊子包抄过来的时候，一个比老虎还要强壮的男人就没有了胜算的把握。当他追逐野物的双腿陷入腥臭的烂泥之后，他健硕的身体，最终被蚊子的小嘴吸成了一具包着黑皮的骨架。因此我们老王家以及留下来的另外的人们，不得不从一开始就重视蚊子的力量。他们试用了上百种战胜蚊子的方法，最后不得不就地取材，用潮湿的芦苇裹上半干的茅草，摆出古老的狼烟阵战胜了蚊子。

关于我们老王家来到庙沟地的历史，每一代中都有人试图进行细致而真实的书写，但由于并非错综复杂的原因，二百年来老王家的历史却一直没有完整地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我们后辈们所能知道的片言只语，也不过是一代代人极为简短的口口相传：“那时候，我们的先人是挑着一根扁担来到这里的。”后来我们老王家和许多当年落脚庙沟地的人家一样，世代开荒种地，兼做放牛牧羊，日子渐渐好了起来。然而他们却常常生活在一片暗暗的哀伤之中，他们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过去消失了，仿佛生活在一种虚无的幻境里。关于这一点，我很小的时候就能从父亲身上得到明显的证据。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沉默寡言的性格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里。看上去他每时每刻都在蹙眉沉思，却又对所思所想一言不发，他所表现出来的深刻，仿佛已经看到了世界的尽头。

庙沟地的命运将走向怎样的开端，一开始包括我们老王家在内的所有人谁也不知道。但当他们远远离开河西走廊中段，顶着干燥的风沙跋涉了许多个日夜，最终选择在古老的布鲁湖南岸停留的时候，这片后来被命名为庙沟地的土地连同我们老王家的命运，就在一片蚊子的吵闹声中开始了。

那时候庙沟地这片土地尚未命名，它在布鲁湖消失之后，正以处女地的形式存在着。从四面八方到来的人们开垦它，种植它，向它索取粮食和蔬菜。人们经年累月的劳作，使得这里农田密布，牛羊不时点缀在河汊滩头的密草之中。与此同时，人们内心的无所依靠和外表的木讷神情，被一个巡边的马姓差官发现了。他口齿严厉地斥令远居边城的地方官，要求他择地筹银，为这些已经吃饱肚子的庄稼汉修寺建庙，把观音菩萨和孔子的圣像请进大殿，用彩绘泥塑和展示因果报应的壁画，对这群庄稼汉们进行教化，以避免他们走向更加深远的愚痴。这到底起始于何年何月，的确已经无从查考。总之一片高大的庙宇在疏勒河转弯的地方耸立起来了，总之庙沟地这三个字作为地名，就在祁连山和北山之间的绿洲上出现了，一片无名之地终于有了名字，一片野地也终于有了自己的主人。

因为蚊子的缘故，老王家在来到庙沟地还没有建起供活人藏身的茅屋之前，就在沼泽边的一处高地上，垒起了一座庞大的坟茔。这个坟茔距离他们一开始选择停留的地方并不远。在他们看来，这个坟茔的出现完全是上天的安排，天意如此，人的意志是无法违拗的。当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天空便有星星闪烁。当一些人漂泊不定的时候，土地会以某种神奇的方式留住他们，这就是根脉。当你的根系深深扎入泥土之中，你全新的日月也就开始了。老王家的这座坟茔，在当年就体现了这种难以言说的寄托与寓意，也昭示了某种新的开始。在后来的许多年里，那个第一次接受了王氏族人尸骨的地方，很长一个时期都无人垦殖，一直以老王家专用墓地的名义存在着，只不过人们给了它另外一个称呼——王家坟。

于是日月太平之后，人们走出用树枝和草捆围起的窝棚，开始垒墙起屋时，某一面尊贵的墙壁上便有了一个或大或小的佛龛。佛龛里除了供奉慈祥的观音娘娘，一些祖先的木制牌位也有了一席之地。后来一些家大业大的人家，祖先的木制牌位则被他们的后人请进了与新屋一起建成的家族祠堂。当一个家族人丁兴旺出现分支，子孙们分门立户的时候，祖先的牌位也无可避免地出现了新的走向，就像一个祠堂不可能容纳全部祖先的牌位一样。

老王家没有自己的祠堂，也没有制作祖先的牌位，甚至连一部简单的家谱也没有，或许这一切先前都是有过的，但后来因为千奇百怪的原因，全都消失了，后辈子孙只能从漫长时间的缝隙中，星星点点地追溯家族的历史。到了后来，这种追溯不得不在一些不置可否的节点上索然止步，因为他们发现，的确没有人比他们自己知道得更多。这种空洞的思念已经无法容纳他们对先祖的怀想了，他们的思绪会在一些闲散的季节里相互碰撞，甚至纠缠在一起，把自己独立在时间之外。这也成了他们内心所有痛苦的根源。

但老王家的确一直固执地没有建祠堂，甚至也没有过制作祖先牌位的打算。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有关老王家的历史，便被悄悄地隐没在庙沟地这方圆十里的泥土之中。土地年复一年生长万物，必然使一些东西在毁灭的同时获得新生，也使一些东西永久消失了。土地接纳一切，同时消隐一切。这种接纳与消隐过程，在人类三维的世界中等同于灭亡。这似乎就是宇宙轮回天地变幻的大道理，只不过生活在庙沟地的人们从来不关心这些罢了。因为这些似乎超出了他们思想和意识的边界。

在老王家来到庙沟地大约一百年后，其中的一支在大庙西北方向的一片土地上，取得了被广泛认可的垦殖权。他们在开垦土地的同时，还在那片土地上规划了一座代表着自己另立门户的庄园。这一支王家的掌柜是个有心人，而且从先辈们那里继承了木匠手艺。这当中除了打造桌椅板凳，立木架梁、起房建屋才是他远近闻名的拿手绝活。这座二进院落的庄园，因为耗费资财和人力的原因，修建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六年。完工之后的王家庄园，成了这片土地上最为恢弘的建筑物。它的四周是黄土夯筑的丈八高墙，南面的正门有青砖砌就的高门楼子，门框和门板都采用了结实的榆木。北面西角的后门直通后院，后院里除了饲养骡马牛羊，碾房磨房也被巧妙地设置在里面。庄子周围，是自家不断扩大的耕地。一座像样的庄园是一户人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如果再加上鸡鸣狗叫娃娃吵这“人间三宝”，那说明日月已经相当不错了。

那时候，这片南临疏勒河的土地上，又陆续搬来了一些人家，他们中有边卡哨营退役后无力返乡的兵丁将佐，也有来自内地的流放者；有行走江湖的落魄刀客，也有亏了本钱的行商小贩；更多的则是历朝徙民实边者的后代，他们怀揣梦想，远走关外闯世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着高大健壮的体格和孔武有力的身板。他们能够顶着风沙烈日，像骆驼一样在戈壁上负重穿行。也能像灵巧的盘羊一样，在荒山野岭上奔走。他们是战士，也是农夫；他们是游牧人，也是狩猎者。这期间，庙沟地以东以南的大片土地也得到了开发，人们有组织地将荒滩按规划进行开垦，凿渠引水，打埂造田。数十年间，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村庄像蘑菇一样从地面上冒了出来。到了夏天，绿油油的麦田和谷子地绵延不绝，那种草色连天一望无际的景象，完全改变了往昔人们对这片关外苦寒之地的看法。就在这一时期，朝廷将“关西七卫”中所剩无几的赤金卫与和靖逆卫合并，重新恢复为这一地域的汉代建制——玉门县，县治设在两卫之间的达里图，周边四里八乡所有民户，统统归其管辖。后来当人们开始追忆往昔的时候，总会想起最早被埋进这块土地的那位王家先人，于是便有了“先有王家坟，后有庙沟地”的说法。事实上这种说法，更多的代表了人们对第一批拓荒者的某种纪念。

若干年后，有人在庙沟地西面的疏勒河上筑坝拦水，开渠引流，架起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水磨，于是这个地方便有了一个有别于庙沟地的全新名称——水磨沟。后来住在这一带的人们，都会自豪地说，我家在水磨沟，我是水磨沟人。

水磨沟王家到了“兆”字辈这一代，改变了财旺人不旺的宿命，人丁渐渐兴旺起来。完婚也就十数载光景，王家掌柜膝下竟然排开了五条儿子。人们用羡慕的目光和复杂的语气，按照排行的习惯，依次称他们大爷二爷三爷四爷五爷。依据老王家的传统，“兆”字辈五兄弟成家之后，便被要求分门立户，各自择地，安家另过。

二爷兆华以一个农家少年的聪明好学，出色地继承了前辈的木匠手艺。门窗柜凳，桌椅农具，皆可承制，尤其构造整栋立木房屋的手艺，几乎超越了自己的先辈。那时候二爷已经完婚整整三年，他从庙沟地娶来的女人徐贵兰还没有为他生下一男半女，这事让这个声名在外的年轻木匠内心十分焦虑。另一方面，这也使得父亲的到来，成为他减少遗憾的另一种可能。后来证明，事实的确如此。

那个爷爷在那个腊月的头一场小雪中送命之后，父亲头上的天瞬间就塌了。当爷爷的尸首被人们抬到自家一片空地上的时候，闻讯赶来的奶奶和姐姐锅锅不相信这个突发的事实，但当她们看到爷爷那被马贼劈成两半的脑袋时，便蓦地意识到死亡已经在她们到来之前降临了。锅锅扑上去喊了一声爹爹，发现他竟然没有动静，又摇了摇他的胳膊，那条胳膊却是像顶门杠子一样僵硬的。那时候她猛然扯开嗓门哭叫起来，奶奶则一屁股坐在被无数只大头棉鞋踩脏的雪地上，向天空发出母狼般尖利的嚎叫。

最后赶到停尸场上的是父亲，那时候他还小，但他从母亲和姐姐歇斯底里的尖叫声中，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无法预知的未来。

七天后，在族人们的张罗下，爷爷被装进一口薄木棺材，抬到北沙梁后面的一处山坳里埋了。爷爷劈成两半的头颅，被男人们粗针大线笨拙地缝在了一起。他的那身象征勇敢的血衣被剪下来，换上了一身崭新的青布棉衣，蓝缎子鞋面上还有祥云的图案。为了减轻他灵魂走上西天的痛苦，那些被剪成碎片的血衣，被投入坟地里为死者引路的大火里，在噼里啪啦的爆燃声中烧得一干二净。

丧事在他几年来亲手筑起的庄户小院里举行了七天，原本计划停灵三天就下葬，结果从与黄花营相邻的十二墩请来的风水先生段爷掐指算过之后，认为对于爷爷这样一个刚刚步入中年就遭暴亡的男丁，停灵三天实在太少了，五天也不够，丧事至少要办七天。这七天当中，至少有五天要请道士作法事，灵前鼓声弦索不能断。于是在家族请托的总管东家主持下，爷爷的丧事有条不紊地进行了七天。男人们在院子里砌灶架锅，生火杀羊，女人们在屋里揉面切肉，操持饭菜。父亲在一位族人的引领下，作为孝子前往远近的村庄为亲朋们磕头报丧。奶奶和锅锅的任务仿佛只有一个，那就是在爷爷灵前长跪，并用长短不一的哭声感谢亲朋前来吊唁。那个被爷爷从马贼手里搭救下来的刘小花，则被她爹刘栓宝锁在屋里，一直没有在丧事上露面。他们老刘家生怕爷爷的族人处于某种激愤，对她做出意想不到的举动。但出于对丫头救命恩公的感激和报答，或者说更多的是为了安慰自家的内心，刚刚经历了贼抢的老刘经过深思熟虑，想尽办法适时地送来了三只肥羊，还为死者送上了一木盘硕大的白面馒头和一幅丈三的挽帐，并在爷爷灵前长跪大哭，一遍遍述说爷爷追贼救人的神勇与仗义，合着那流淌了半晌的满脸老泪，才使爷爷族人心头的愤怒稍稍得以平复。

丧席在院子里不停歇地一连摆了七天，远亲近邻来往穿梭，男女老少吃吃喝喝，人们把爷爷的丧事和过年的喜庆参杂在一起，脸上的喜悦在不经意间掩盖了吊唁死者本该有的肃穆和悲怆。这七天时间，轻松地消耗了爷爷多年积累的十几只绵羊和六口袋粮食，连老刘家送来的三只羊也搭上了。到了丧席结束的这天晚上，家里除了孤儿寡母三个人，几乎什么也没有了。

那个爷爷去世后，那个奶奶的去向始终是个谜。我没有从父亲的口中得到过一丝信息，这也成了父亲一生保守的秘密。

那时候父亲的家已经散了——姐姐锅锅被族里做主送给邻近的王家做了童养媳。王家有个娃子，大约比锅锅小两岁。母亲去向不明——不是不明，而是所有人出于某种避讳，都闭口不提。父亲自己则在此后不久，被过继给水磨沟王家，成了王二爷的养子。

这就是我爷爷中的“那一个”和“这一个”。

“石蛋，我给你打问下一户人家。”那一天，父亲的大爸将他叫到身边，用一只缺少温情的大手抚着他的毛盖儿说，“你去给他当娃子吧。”

“你嫌弃我了是不是？你不要我了……是不是？”父亲睁大眼睛，看着他父亲的大哥——他的大爸，看了好一会儿，也想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张开口嗫嚅着说，“我能给你放羊哩。”

“石蛋娃，你看，是这——我最不缺的就是娃子。”父亲的大爸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看——你大哥二哥都已经是十七八的小伙子了，还一个都没娶上婆姨哩……还有你三哥……这王二爷家境么——好着哩，你去给他当娃子合适着哩，他有吃不完的粮食。”

父亲的大爸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有四个儿子了。就在十天前一个无风的静夜，他女人又为他生下了鞋底大的一个儿子。她身上除了骨头已经没有什么肉了，根本没奶水喂娃。要不是正好有一只下了羔子的母羊能挤奶对付，事情恐怕就麻烦了。几年来大爸家的地没有增加一分一厘，每年的收成也就是数得着的那么几升几斗，碰到眼下动不动贼抢火烧的世道，多养活两张嘴，真是个不小的负担。而他自己的儿子们，本就一个比一个能吃，在大爸眼里，渐渐长大的他们已经不是儿子了，而是一匹匹永远吃不饱的狼崽子。

自打翻过年他就骑着爷爷留下的那头毛驴开始外出，遍访了方圆三十里的所有村庄，直到有一天老驴在残雪地里摔了一跤断了气，他也没有为死去兄弟的娃子寻妥个落脚之地。就在他被现实折磨得无比焦虑的时候，水磨沟王家突然托人捎过话来，要他抽空去一趟。头天接了话，他连夜借好邻居吴厚德大掌柜家的老草驴，第二天一早顶着星光就去了。那时候湖沟里的冰块还没有完全解冻，枯草纤瘦如发，但他感觉暖风已经向他吹来了。

这一去，事情竟然成了。

如果不是水磨沟王家最后放过来的这根救命草，父亲大爸真有点撑不过去了。这倒不是说他的家境撑不过去，而是他内心升腾起来的某种意念在不停地催促他，折磨他，推搡他。家里多了张外来的嘴，女人娃娃咋看石蛋都不顺眼，虽然碍着他的面子，但他知道背地里石蛋没少受他们的欺凌。

“人家有的是粮食，就是缺个儿子。”父亲的大爸开导他说，“你这个没爹没娘的，去了正好——你去了一个家就浑全了。”

有了在大爸屋里这段冷眼恶语外加饿肚子的经历，父亲对新的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抱太多的幻想。

“能吃饱，天天都……能吃饱？”他将信将疑地小声问道。

“那肯定，他满满两仓子粮食，就你一个儿子，还不紧着你吃。”父亲的大爸十分肯定地回答。

“他还有二十多亩地哩——水浇地。”父亲的大爸生怕他不答应，又补充说。

“那就走吧。”父亲想了想说。

那时候父亲肚子饿哩，咕咕咕叫得正欢。尽管他又喝了一马勺凉水，把肚子喝得咣啷咣啷乱响，但仍然难以抵挡那种被掏空的感觉在他身体里冲撞。另外一户人家有粮食，天天都能吃饱，尽管这对他是一种奢望，他觉得往后的境遇无非就是比眼下更坏一些罢了，但无论如何，他也是应该去试一试的。父亲的大爸听了他这句肯定的回答，心里感到异样的高兴，这比他预想的情况简单多了，几乎超出了他所有的预料。石蛋这娃子答应得太痛快了，不仅没哭没闹，眉宇间竟然暗藏着一些喜色，这让父亲的大爸心头蓦地升起了一股酸楚，他突然意识到父亲其实早就清楚他个把月不动声色地东奔西走，要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撵他走。当这个结果突然来到的时候，他又感到某种包含着歉疚的失落。

从那个春风乍起的日子开始，父亲便领受了另一个家族的使命，开始了另一种意愿和人生。父亲坐着一辆大轱辘牛车，身体包裹在一件硕大的光板皮袄里。那时候父亲的身子是一丝不挂的，这一去就不再是自家的人了，临行前父亲的大爸叫他脱掉了那身已经半旧的衣裤，把它们留给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在父亲的大爸眼里，这是他唯一能够留给这个家族的财产。

后来我根据父亲的口述考证，那一天从节令上讲，应该已经过了惊蛰。荒野里的枯草杂木，看上去比冬天更加清瘦，但其中暗含了一丝生机。在巨大的黄色包围之中，绿意只能成为它们或深或浅的点缀，黄色依然势不可挡地占据着整个世界，并成为世界的主色调。风贴着地面，先从低凹处出发，然后借助草木的阻挡升到空中，继尔回旋飘扬。在遇到更大的障碍物绕起弯子的时候，便发出或尖利或沙哑的长长哨音。老牛拉着沉重的大轱辘车，沿着故有的车辙前行。在父亲眼中，眼前灰空如盖，目光所及之处的大地，全被一层淡淡的黄尘笼罩着。

在牛车的吱呀声里，父亲眼前是无尽苍凉而远博的灰空。那时候的父亲，像一只刚刚顶破壳的小鸟，把头从皮袄里挤出来，呼吸着带着咸味的空气。车板箱里塞满了去年的麦草，新皮袄的毛领子一直壅到他下巴上，浓重的羊腥味袭击着他，又引诱着他。父亲的脖子很细，头便显得格外硕大，这样的体型极像一种造型夸张的木偶玩具。父亲偷偷看着坐在车辕上自己新的父亲，他的一只手里握着一根已经磨得油光水滑的羊骨头烟杆，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根柳条棍，时不时爱怜地敲一下黄牛的屁股。柳条棍每一次落下都带着浓烈的感情色彩，仿佛不是在抽打，而是在抚摸。黄牛总是保持着自己不紧不慢的老样子，它的车拉得很稳，对于这辆车，它已有了多年的驾龄，在水磨沟那块地面上，任何人对它的劳作都没有理由说三道四。它身上那些皮鞭抽出的老茧，就足以说明它成长所付出的代价。它既然选择了在一户人家作牛，就会用自己勤勉的劳作终其一生。父亲的眼睛只能看见半边牛臀，仿佛牛全身的力量都藏在那一鼓一鼓的肌肉里。

父亲被巨大的空茫笼罩着，眼睛盯着路边缓缓移动的芨芨草，耳边是长风掠过时发出的尖利呼啸。风声越来越大的时候，父亲就什么也听不见了，眼前一望无际的荒凉景色使父亲眼酸眸困，他的眼睛在不知不觉中涩涩地闭上了。那时候父亲还只是个不到四岁的孩子，他喜欢坐一坐牛车，但他从没坐过这么长时间的牛车，所以父亲在牛车驶离黄花营不久就沉沉睡去。大轱辘牛车的吱吱声像荡在风声里的树叶，呱啦呱啦地地一路喧响。

这次远行在父亲的一生中，大概是最为漫长的一次远行了。这种距离的长度与内心的孤独与恐惧叠加在一起，使这次远行在他的心里几乎成了又一个噩梦。父亲在后来有了我们众多的儿女之后，却对此缄口不提。但父亲肯定不会将这一切忘却，事实上那次幼儿时代饥寒交迫中的远行，使父亲对离家出门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因此在来到水磨沟王家之后，他就暗暗决定，这一生都不出远门。

皮袄里的父亲被一次又一次地颠醒又睡着，睡着又颠醒。直到太阳落下西边地平线，夜色从高空降落下来，摆在父亲面前朦胧的长路依然绵绵无期。路的前方一片漆黑，父亲幼小的内心开始涌起了一层惆怅，一层厚厚的惘然。隐隐的恐惧让他蜷缩起来，仿佛整个身体就被他攥在自己手中。父亲感到他身边原有的一些东西正在快速消失，迎面而来的新的一切却又无从料想，无从把握。但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个漫长的黑夜过去之后，以往的东西将只能存在于他的记忆当中了。

春寒料峭中的朔风，在夜幕降临之际停歇了，宛如一匹狂奔不羁的野马，终于回到了骑手的胯下。于此同时，巨大的寂静使父亲的耳朵里塞满了虫鸣。仿佛每一棵枯草，每一粒飞尘都在发出轰轰烈烈的声响。夜色淡却了白昼的喧哗，尘埃落定的夜空深远无比，神秘无比。幼小的父亲像受到惊吓躲藏起来的小猫，黑眼睛滴溜溜地转动着。看不见的地气升上来以后，空气中有了一丝轻微的潮湿感，父亲的嗓眼慢慢变得不再那么干涩难耐了。

那时候父亲手里攥着一把刀子。那是父亲的大爸用来替村人们宰猪杀羊的，一年用不了几次。在这个爷爷从车上卸下三口袋粮食的酬谢之后，父亲的大爸把扒光衣裳的父亲交到这个爷爷手里，开始贪婪地一一解开口袋，验看粮食的成色。这个爷爷看到骨瘦如柴又一丝不挂的父亲，登时面露愠色，赶紧把搭在身上的新皮袄给他裹上了。就在被爷爷抱上牛车的瞬间，父亲从街门道的墙缝里拔出刀子，裹进了皮袄里，之后又藏在车板箱的麦草里。幼小的父亲深深体会到，在男人的一生中，拥有一把刀比拥有一根杠子更为重要。手中有刀，会让敌人望而却步；手中有刀，会让握刀的男人站立不倒。父亲的性格从这一天起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了。牛车上路之后，他偷偷把刀子抱在怀里，面对巨大而沉静的黑暗，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带刀的男人，我啥也不怕。

成年以后，这把刀又成了父亲用来宰猪杀羊的工具，它放在我们家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我们谁也不敢伸手动它，动它引来的，必定是父亲一顿劈头盖脸的呵斥。那把刀据说是一个很有名的蒙古铁匠打造的，做工虽然够不上精细，但锋利程度可以与任何外观漂亮的刀子相比。

在我能够看见那把刀子的时候，历经多年磨砺和使用，刀身已经又细又小了，如果不是被包在一个光亮的皮夹里，没人会在意它。那时候我所感兴趣的，是那些看上去威风凛凛的木头马刀，它们比父亲那把已经退役的杀猪刀更能激起我冲杀的欲望。有一把童年的木头马刀我保存了很久都没有舍弃它。那把木头马刀是在一场童年的战争中，我从作为敌人的同伴手里夺来的。我先用一根长棍将同伴击败，然后对方认定长棍比马刀历害，结果同伴那把精致的木头马刀就到了我手上。马刀到手之后，我又用同伴的马刀将手持长棍的同伴打得落花流水，然后扬眉吐气地走过硝烟弥漫的童年战场。

那天夜里，父亲是被一双大手摇醒的。

牛车在三更时分如一叶飘泊在大海上的小船，终于摆脱风浪的纠缠缓缓靠岸了。父亲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一盘大炕上了，他一睁开眼睛就闻到了扑鼻的饭香。他张大鼻孔贪婪地吸着，油炝葱花浓烈的香气却不断向他扑过来，从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往里渗。当最粗壮的那股香气通过鼻腔钻进父亲肚子的时候，他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晃了一下，仿佛有一丝莫名的寒气从他身体上掠过。父亲在那个瞬间抿上嘴唇，咬紧了满口细碎的小牙。

爷爷坐在炕沿上，手里握着羊骨头烟锅，脸上堆着厚厚一层笑，他一边抽烟一边乐呵呵地对正在灶台上忙碌的女人说，“娃子叫石蛋，这名听着贱，但硬实，好养活。”

听男人这么说，女人回过头来盯着父亲看，她的眼睛专门看了看父亲的大头细脖子，然后眨着眼睛思谋了一阵才说，“这娃……该没啥毛病吧？”

“没啥，我仔细看了，就是吃不上饱肚子，给饿得。”男人胸有成竹地说，“娃正长身子哩，一饿就这相，吃几顿饱饭就好好的了。”

爷爷嘴里又呵呵了几声，就招呼父亲坐到炕桌前吃葱花面条饭。父亲的父亲用烟锅指了指给他端饭过来的那个女人，示意他叫那个女人妈，这是一路上已经商量好了的。父亲瞟了一眼那个穿着半长大襟褂子的女人，她的头发在脑后绾了一个髻，周正的眉眼看上去还没有年老的迹象。不知道什么原因，父亲紧闭的双唇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倒是女人露出一口细密的白牙，嘿嘿轻笑出两声说，“娃是累坏了，这长的路，可不把娃累坏了，吃饭，先吃饭。”

这顿饭父亲吃得十分贪婪，但爷爷却只准许他吃两碗，而且必须连汤一块吃。事实上父亲吃完两碗的时候已经睡着了，直到第二天后晌父亲一个长觉睡醒，他才哇地哭出声来。这一哭父亲就一直哭到了大后晌，身材清瘦的爷爷生怕父亲牛脾气上来跑回老家去，便从院子西北角的羊圈里抱来一只出生不久的小羊羔，答应立刻为父亲宰了，晚上在火盆上给他做红柳烤肉吃。父亲听了，却一把将小羊搂在怀里，一个劲地摇头，并且不许爷爷再碰。

小羊的到来神奇地减轻了父亲心里的悲伤，他真的喜欢上这个有粮食又有羊的新家了。从此，父亲代表这一支王家，在水磨沟延续了下来。

……

（全文原载《满族文学》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