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袁远：作品见于《人民文学》《收获》《十月》《青年文学》《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原创版》等刊。出版有小说集《一墙之隔》《单身汉董进步》《纯属巧合》，长篇小说《亲仇》。曾获第六届、第九届四川文学奖。现居成都。

成都，成都

文/袁远

一

多年前，成都是我的异乡。住久了，往事长进记忆，流光生出根须，缓缓撑开记忆地图上的山川草木，城廓街巷，于是，异乡渐成故乡。

我第一次进成都，三岁那年。父母带着我从北京南迁贵州，目的地黔东南，一个藏于深山的保密基地。途经成都，短暂停留，我的手因而拽住了成都猛追湾老游泳池池边的一根铁栏杆。这动作保留在一张黑白老照片上。梳童花头、穿灯芯绒外套的我，站在成都初冬阴云低垂的天幕下，面带迷茫一笑不笑，似对这座完全陌生的城市，感到疑惧。

再来成都，火车穿越白昼与黑夜，大小行李肩背手提，一头走进大学校门。四年光阴，除了校园，最熟悉的莫过于校门外人头攒动的老培根路，夜间昏灯下摆摊卖旧书的老九眼桥，女生们拉手挽臂去淘便宜衣服的老春熙路，还有就是当年的空军礼堂了。坐在男生自行车后座上，薄雾染白的夜色轻微鼓荡，凉风推着雾气刷过耳畔，而激昂的诗歌朗诵会，小众的文艺电影，喧嚣的川剧表演以及魅异的实验话剧，正在夜的那一头，张开怀抱。

毕业后离开成都，再来已是两年之后。辞了公职、丢了铁饭碗的我，再不是当初有校园可寄身的学生了。若把成都比作文学世界里的巴黎，那时来自一个二线城市的我，无疑成了巴尔扎克笔下，一穷二白的“外省青年”中的一个。

有人说，每个走进大城市的人，皆有自己所求，或求生存，或追梦想。我去职来到成都的初衷，是找寻朋友。不是找某一个，而是找某一群。在我想象里，那是一个把文学当空气来呼吸的异质之群，是把日子过得飞起来的一个别样族群，是现实生活的叛军，是令人瞠目的异端。他们与我相不相识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当我抬起眼，能望见那群人飞翔的身影，能听到他们飞翔的声音，能感受到空气中的闪电与震荡，那就足够美妙。

现在回头来看，倒不是这想法过于文学青年而让人发笑。有意思的在于，我其实是个特别不善于跟人交际的人，给人打个电话都有各种心理障碍，在人群面前，永葆退缩之姿。于是，我这个前来找寻想象中同类的人，一路退缩着，默默旁观着，终于随着时光之河的淙淙流淌，如期退到一个僻静角落。当然，这个角落，是成都提供给我的。

二

不管怎么说，来到陌生城市，生存总归是第一要务。我在成都念了四年大学，但对于当年的我，这座城市仍是陌生之城，东南西北都辨不清。托成都是“媒体之城”的福——此地报纸最风光的黄金时期，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小报社比比皆是——我到成都第二天，就在一家报社谋到了工作。其后这些年，多数年头我吃着报社编辑的饭，也做过杂志，基本没脱离这个行当。

数年前我在一篇随笔里写过一句：“成都给人的一个幻觉是，在这里，过好日子根本无需勤劳勇敢，好吃懒做就行了。”有此幻觉，并非空穴来风。成都天生有种闲散气质，人们走路总那么慢吞吞，餐馆随时坐着吃喝的吃客，茶馆里整天粘着打麻将和斗地主的闲人。真的啊，没有哪一个城市像成都这般坦然自如、无怨无悔地追求吃喝，并在形式上充分体现出来：这城市几乎全天二十四小时处在进食状态，每一条街上都能找到饭店、面馆、小吃店，每一条街都可谓餐饮一条街。而且茶馆也卖饭，饭馆也卖茶。当年如此，至今依然。

但事实上，好吃懒做就能过上好日子的待遇，确乎幻觉，尤其对“外省青年”而言。回到我在成都谋生的初期，小报社里谋职收入低微，只能租住城郊简陋结合部的民居，冬冷夏热，老鼠成群，开水瓶里水垢厚积。那几年，跟我一样从外地来到成都并在报界打拼的一众青年，多是低收入。说起来，我们是编辑、记者，其实，食不果腹的日子也有。这么说，不是夸张，更非卖惨。某年某月，我供职的一个小报社遇风波关停，下一份工作一时间找不到，我和一同龄女同事，头脑发热决定做自由撰稿人。这个冒失的决定，很快把我俩带入囊中空空的境地。弹尽粮绝之前，我们花掉了仅余二十多元中的二十元钱，路上还跟来了一条待价而沽的小奶狗，我们用余钱买下一盒牛奶一块面包做狗粮。小奶狗拒绝进食，它被我们带回来后就生病，狗与人，病的病，饿的饿。奇怪的是，日后我的大脑记忆库中，却难觅饥饿记忆。或许因为年轻不记困苦的经历，也可能还饿得不够狠。可见，人的记忆会拐弯，也可以说，记忆是一张网，留下什么漏掉什么，它自有主张。

在另一家小报社，办公场地是租来的老房子，日光灯照不亮昏暗办公室。编辑部有三个编辑，共编四个版面，还得自己画版，其时还是纸质办公条件，画版全靠手工。校对也是我们几个编辑的活儿，此外，还要轮流到印刷厂值班。这且没完，报纸印出后，我们得帮着人手不足的发行人员，清早就赶到报刊发行一条街，吆喝着把报纸批发给零售小报贩。身兼数职，薪水却挺不起腰杆，不敢问津街边卤菜摊上最便宜的猪肝、兔脑壳。不过当时的我们，对钱多钱少并不十分关切，记忆中，那是我在报界工作最惬意、最堪留恋的一段光阴。

惬意和留恋，是因为编辑部里来来往往的人：诗人，准诗人，一腔激情热爱着文学或新闻的年轻人。诗人A，烟支夹于拇指与中指间，发乌嘴皮咬住深吸，每出一截烟灰，食指轻抹，抹出殷红烟头。文学青年B，言辞慷慨，好谈也好战，舌战到我们收工下班，一拨人，总是四五个，齐拥到街头小餐馆，吩咐老板或老板娘，两瓶啤酒，一碟花生米，随便炒两只菜，总共不超过二十元。老板端来酒菜，附送免费泡菜与茶水，任由我们对着吃空的菜盘，就着杯续免费茶水，高谈阔论到深夜十一二点，他从不催促，也无怠慢，好像我们的邻家大伯、隔壁阿姨，好像我们不认识的远房亲戚，纵容着我们。

如果我没记错，大约每周，我们都会到小餐馆来一次这样的盛宴。当我们围坐油污餐桌，以各样外地口音，大张旗鼓谈论文学艺术、新闻奇闻和天下大事之时，别桌食客是否对我们侧目而视、翻白眼，我毫无印象。以成都具备的对各种怪人怪事强大消化能力的体质，我推测，我们并没遭受多少白眼。

这是我喜欢成都的原因之一。在广阔的民间，在腾腾烟火气之下，对外地人和本地人一视同仁的友爱与宽厚，铺陈于日常生活的河床，看得见摸得着。类似的事情多了，我与当时依然不熟悉的成都之间，彼此慢慢确认了眼神。

三

生计问题总归会解决。

就我们这些“外省青年”来说，即便在貌似以游手好闲为己任的闲散成都，解决生计肯定不是靠整日喝茶。当然，不少生意和业务是在茶桌饭桌上谈成的，这是另一话题，暂且不谈。不过，成都这地方确有一批人，能够不动声色、无为而为地，把该做的事做了，把该挣的钱挣了，然后，就是喝茶打牌吃美食。成都的特点在于，无论事务多么繁忙、生活多么奔波的人，总不会耽误一杯闲茶。但凡遇着空中太阳出巡，就是理所当然的喝茶日，这是成都人的共识。

我后来应聘进入一家规模很大的报社，其发行量、影响力在本地是数一数二的。印象中，报社的外地人要占八九成。成都调子再慢，生活再闲，在这种大报社里的工作，情况就完成不一样了。我们的工作总在高速运转，记者手机二十四小时待命，半夜两三点被从床上叫起披挂上阵；编辑连轴熬夜熬成兔子眼；从早到晚催命似的电话铃声、催稿的叫喊声、上司的训斥声、下属的应辩声、敲键盘的噼啪声、如风一样来去的脚步声，交响不绝。我在报社副刊，相对不那么紧张，却也绝不轻松。我们做的是大副刊，部门因而配有记者。女记者Y，我们昵称小绵羊，五官纤细身段玲珑，干劲、冲劲、耐力不让须眉，赶稿至凌晨，天亮后又有新任务，家也不回，三把办公椅拼成简易床，和衣一躺，数小时后起身洗把脸，即刻精神抖擞。

自来，四川女子骨子里有股泼辣劲，成都发达的传媒体系，激烈的报业竞争，又相当豪迈地为本地输送了大批“女汉子”。虽然我依旧不擅与人打交道，在人际交往方面总做不到游刃有余、进退自如，可是谈吐举止也大有了汉子之风。那时我们部门的几个女子，张口“老子”闭口“老子”，做事个个手脚麻利，闲谈说笑间任务一来，一个转身，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生计不成问题之后，是向上走，求升职？向前跨，求财富？转个弯，发展个人产业？还是散淡下来，爱做什么做什么？这就又面临选择。向上走、向前跨，自然不乏其人；发展个人产业，随后成功转型，案例亦不鲜见；然而，不求位不求钱，只图个逍遥安适、自由自在，这样的人，成都同样会成全他。多年以后，我见到当年一些老同事，无官位的、没发财的、连工作都没有的不少，却没什么人愁眉苦脸，该谈笑谈笑，该喝茶喝茶。本来嘛，沧海一声笑，纷纷世上潮，高高低低不都是日子，进进退退不尽是人生？

就是在那个报社工作期间，我开始像成都本地人和新本地人一样，时不时泡茶馆。大慈寺里的露天茶馆，是我们常去之处。古旧建筑，参天老树，青砖院坝，青花茶碗，成都经典的阴天伴着茶香氤氲。那些嘎吱作响的老竹椅，托起了多少人的浮生半日闲，或者，成都式的忙里偷闲。一把竹椅安坐，身边朋友三四，茶水穿肠一过，不说天清地明，也自有一份心平气和。

四

当一个外乡人，在一座城市有了房、置了业，获得了安身之所，按通常标准，就等于安居下来了。到这个阶段，你基本会万无一失地发现，日常生活提供的可能性和戏剧性极其有限。两点一线，毕竟是大多数人的常态，城市再大景观再多，生活到底欠缺流动性。精神领域的通关，上升为紧迫之事。

我在成都这些年，有一段不短的时间，内心里总有一个死不改悔的声音：“离开，离开！”每过一时，这声音就要鼓噪起来。成都是安乐窝、温柔乡，然而生活的悖论恰恰是：生活在别处，风景在他方；成都情长故事多，而同时，这里又是一批生活梦想家注定要常怀惆怅之地。毕竟，城市的最初版本，就是合围，围起一片免受外地侵扰的区域，安放众人的温饱，守护人群的繁衍，可焉知，这又不是一种画地为牢。

离开的冲动不是我的个人专利。当年我随手写下过一批小随笔，那些随笔记录了那年月，三十岁上下、渴望离开成都远走高飞的人，俯拾皆是。他们好比溺水之人，急于浮出水面换一口气。都说，成都来了就不想走，其实多面的成都，具有远超这个简单论断的丰富性。有人来了不想走，有人来了却想走，有人走了又来，来了又走。这才是成都。而我，真的离开了，从成都出发，一去去到南半球，遥远的非洲，非洲的南端。曾有一些朋友问过我，为何要走得那么远。这又要说到成都了，早年的空军礼堂，在我读大学期间，放映过一部影片《走出非洲》，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非洲辽阔的异域风光，迥异的人文风情，如受电击，心醉神迷。那就是根源所在。

在国外的日子，实话说，我没怎么想念过成都，然而每当别的中国留学生向我问起成都时，有趣的事情就来了：一开始，我总是想一分为二地介绍它，但每次说着说着，就变成了唱赞歌。我终于发现，在成都生活过的人，对这个城市总会有不那么容易戒除的精神成瘾性。

在国外生活近两年后，我又回到了成都。似如游子归乡，漫长归途中，我体会到了回归成都的急切心情。小时候，我随父母辗转迁徙多地，心中并无什么故乡概念，正是那一次的离开又返回，我确认了这个地方，我愿意回去也回得去的地方，我已然久居并还可以久居下去的地方，这，就是家乡。

五

在成都，我曾经住过的城郊结合部，如今早已华丽变身，成了热闹主城区的鲜亮部分。我后来住过的玉林小区，就是那首近年风行一时的歌曲《成都》唱到的地方，有诗人翟永明的老“白夜”，有“摇滚教母”唐蕾的小酒馆，这里是成都时尚生活与文化生活紧密拥抱的标志性地带。再往后，我搬至三环路边，继而搬到主城区外，离喧嚣热闹、离中心区域越来越远。作为一个从不长于“快进”向前的人，我享受到的成都版图不断扩容的福利，就是在城市的偏远处，找到了自己的安谧一角。

这么说吧，有千万个住在城市的人，就有千万种城居生活。都城的广大浩瀚，足够雄心驰骋、野心膨胀，足够一腔壮志挥斥方遒，同样，也会不消停地生产孤独、惶惑、胆怯、失意、疼痛与唏嘘。前面说过，我的生活步姿是一路退却，那又何妨，这样的生活，也能捧起一杯茶，看晨昏交替，忆往事如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