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些年，都市题材电视剧热衷于在“原生家庭”上做文章，从《欢乐颂》《都挺好》《安家》，到《摩天大楼》《乔家的儿女》等，剧作者越来越青睐以原生家庭来营构叙事情境、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使得原生家庭近乎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大众话题。“渣爹”“恶妈”“愚孝”“扶弟魔”等作为原生家庭的引申名词和议题，也成为网络空间和社交平台的热议对象。

事实上，都市剧讲述原生家庭故事已经成为屡见不鲜的创作现象，这一现象本身也折射出时代、社会、市场以及艺术症候对剧集生产的多重影响。作品往往以城市中努力打拼的青年人为切入点，着重讲述其奋力挣脱家庭羁绊，与家人不断碰撞、冲突、磨合、妥协，最终与原生家庭和解的故事。这种叙事程式其实暗含着某种倾向，即将当下青年所经历的生活压力、当代社会所面临的结构问题，笼统地归因于原生家庭不幸而产生的个体成长创伤，为人们抚慰心灵困顿提供了单一性的精神替代方案。其后果是把原生家庭的因素进行了主观放大，甚至让宿命论甚嚣尘上，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其他方面对个人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都市剧里的“原生家庭叙事”大多聚焦于都市青年的生活焦虑和生存困境，貌似为其发声和代言，其实也掺杂着一些市场因素。一方面，都市青年是剧集市场中最具消费潜力的受众群体之一。在文化市场竞争日益白热化的当下，剧集想要获取受众注意力，就必须考虑年轻人的心理需求和审美偏好，而原生家庭叙事往往可以集中展示代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种展示既是一种建构作品叙事张力的策略，也是年轻人在成长轨迹方面获得共鸣的载体，同时也为其提供了与子女和谐相处的参考路径。另一方面，受市场环境下趋利导向的影响，已然经受市场检验的作品，往往会成为创作生产者竞相模仿的对象。从《欢乐颂》到《都挺好》，从《安家》到《乔家的儿女》，愈发娴熟的原生家庭叙事不仅将都市青年人生不幸的原因越来越简单化、模式化，也使创作者的创作思维越来越固化。尽管这种叙述范式能够取得短时的市场收益，但实质上也暴露出创作者的惰性心理，不利于建构健康积极的行业生态。同时，“原生家庭”经过剧集作品和大众媒介的发酵，不断被刻板化乃至妖魔化，其自身也遭遇着被资本青睐、被公众“嫌弃”的双重境遇，成为人们既热衷“吃瓜”却又唯恐经历的矛盾体。

剧集中的原生家庭虽然是高度浓缩后的戏剧情境，但也应折射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现实矛盾与深层结构。剧里的樊胜美、房似锦、钟美宝等年轻人在城市生活中所面对的种种境遇，不仅源自原生家庭所带来的羁绊与束缚，也应包含其在融入大都市过程中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原生家庭叙事内在地裹挟着一个议题，即原生家庭不幸的人是否能组建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然而，当生存成为难题，当安家拥有门槛，当创伤萦绕心头，这些青年人只能在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中艰难求生，组建幸福家庭本身就成了一种奢望。当下，剧集中对于原生家庭的过多关注，使原本更深层面的社会性剖析，转变为了较浅层面的家庭性讨论，作品在呈现重男轻女、情感付出和教育理念等家庭性问题时，自觉不自觉地掩盖了阶层焦虑、多子女养育以及社会性养老等问题，这些其实为剧集创作提供了更为宽广、更有潜力的创作土壤。都市剧可以展现原生家庭，但表现图景和思想触角不应拘囿于此。

都市剧中原生家庭创伤叙事的泛滥，很容易催生出身宿命论的悲观论调。《欢乐颂》中樊胜美的艰难困窘、《都挺好》中苏明玉的叛逆独立、《安家》中房似锦的苦苦支撑、《乔家的儿女》中乔家兄妹的相互扶持，凡此种种，似乎都在提醒观众：原生家庭会对个人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一个人若生活不幸，总可以在原生家庭中窥见端倪。从《欢乐颂》开始，都市剧中的原生家庭叙事就走向了压抑与苦闷，因此多多少少地助推了原生家庭决定论在社会上的传播。剧集作为大众艺术，承担着传递精神正能量、引领正确价值观的社会功能。都市剧创作者应积极思索如何通过恰适的结构、创新的叙事、有效的引导，来合理有度地表现原生家庭问题，避免其成为社会的焦虑点、舆论的风险点。显然，简单的“洗白”与“和解”并不为大众接受，表面的“疗伤”与“治愈”也并非万全之策。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创作者只有真正从火热的百姓生活中寻创意、找选题、讲故事，真正切入中国式家庭的内在肌理，思考家庭与个人、与时代、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与良性互动，才能让作品真正受到观众期待和欢迎，也才能让人们在富有亲切感的人物和故事中看到光明、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