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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由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协办的“第九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北召开。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的51位诸子学专家学者及博士生，就诸子学与当代文明思潮、子学与传统学术转型、“新子学”的发展和“《子藏》学”的定义及拓展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王淑音、陈逢源、高柏园、王俊彦、郑灿山、方勇、马世年、山田俊、曹玟焕等主办方代表、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王淑音说，经过多年的推动，“新子学”已经在两岸三地，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落地扎根，并蔚然成为思想界的新的学术风潮，引起了诸多关注与回响。历史上的子学文化博大精深，历代学者面对同一论题时，都会因时代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理解。到如今现代化成为全球思潮主流的时候，对孔、孟、老、庄等传统子部之学的解释自然应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方勇表示，“新子学”不仅是一个学术理念，更是一种文化立场。这一理念意味着要让传统诸子学在当代开出新局面，“新”不仅是研究手法的创新，更是要让子学与新时代对接，在当代形成新的形态。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持的子学文献集成《子藏》已经接近尾声。结合《子藏》，我们提出了“《子藏》学”理念，期望通过《子藏》的出版带动子学研究在方法和理念层面的创新。

马世年认为，“新子学”既是对晚清以来子学传统的赓续，也是对现代诸子学研究范式的推进与突破，同时也是构建中国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具体实践。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新子学”必将回归到诸子学史的传统当中，并逐渐成为一个开放、多元的学术系统。

在分论坛中，“《子藏》学”作为一个关键议题被反复提及。陈成吒就“新子学”与“《子藏》学”的交互关系发表了看法：“《子藏》学的建构及其意义有赖于‘新子学’理念的方法论指导，‘新子学’的相关成果也依托于《子藏》文本的层级积累，二者属于基础与进一步深化创新的关系”。《子藏》学凭借新颖的研究宗旨以及“新子学”理念所带来的创新性修编原则和思路，一跃成为当今古文献研究领域中的显学。“《子藏》是对子学源头——先秦两汉‘诸子百家’历史文本的整理。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要继续梳理魏晋以后各‘子’的历史文献，如《续子藏》。在此之后，还可以撰写各‘子’、各家子学通史，乃至‘中国诸子学通史’等。”王泽宇表示，“《子藏》学”搜罗了大量被《汉志》《隋志》舍弃的书目，将儒、道等显学与杂家、名家等学派平等视之，从而保证了各派思想在当今多元浑融的文化体系中得以进一步传承。

谈到“新子学”的学术理念，贾学鸿说，“新子学”之新，在于它要在学术大众化时代，发挥对现实世界的引导功能。需要综合传统训诂方法与西方哲学理念，重新考察先秦诸子原典的内涵，作出历史性的阐释，这是“新子学”发展的基础。选择适合普通大众个体的接受方式进行有效传播，则是当下“新子学”的任务。曾建华认为，“新子学”若想真正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首先便要突破“国学”（空间观念的限制）与“哲学”（学科观念的限制）之范畴，甚至还应突破整个“古典学”（时间观念的限制）的思维局限。欧明俊表示，“新子学”所彰显的“子学精神”，可以具体扩充为诸如仁爱精神、平等精神、超越精神等多种文化因素，这对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新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具有相应的指导意义。刘洁对“新子学”与“中华文化认同”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爬梳，认为“反省是中华文化自我更新的动力，与多元性、融合性一起构成中华文化的原始基调。诸子各家的最终目的都是以施‘治’为要，来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庄秀婷提出，“新子学”不仅要重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还应重视辞章之学，要加强子部之学与集部之学、哲学与文学的跨界会通。

会议还着重探讨了诸子学认知及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旁涉诸子学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应用、多学科互融的诸子学研究、诸子思想及学术的专题研究等多个领域，大大开拓了“新子学”研究的内在层次和新的增长点。各学科专家学者为诸子学及“新子学”的未来发展建言献策，充分彰显了当代子学文化与子学精神的强大号召力。通过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也大大推动了海内外诸子学及“新子学”联盟的建设。这对推动诸子学及“新子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