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艺》2016年第8期｜李骏：舅姥爷的革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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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姥爷决定去参加革命那一年，全家都非常反对。原因是舅太爷认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但那一年黄安的局势由不得他们控制。1927年底的一场黄麻起义，彻底让整个黄安县搂着阔太的官爷们睡不着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一群手持冲担、锄头、棍棒和镰刀的庄稼汉，竟敢围攻县城，而且赶走了守军。还有一个全部由铁疙瘩做成的飞机，竟然能飞到半空中撒传单，把人们吓坏了：这是国将不国的气象啊！
飞机从黄安县城上空一过，也就成了古董，后来改名叫列宁号。据说，这是红军的第一架飞机。
我舅姥爷当时没有见到这架飞机。但民间的嘴，迅速从县城一张接着一张，传到乡下来了。我们本吴庄离七里坪较近，七里坪闹革命的，把宣传工作做得很扎实，迅速在四乡八里起了波澜。
而我舅姥爷想去当兵，一是村庄里的大地主周三胖想占他家的房子，二是听说国民党要来抓壮丁，三是他羡慕山外边的生活。当了兵，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的，当地总是要思量一下，哪支军队打回来会有什么样的果子吃。
舅太爷不想。他家祖传几代，都是民间游医，四乡八里有病，都来找他们治。除了那些顶不过时世变迁的，附近多数人家有的几代都是由周家看病。
舅太爷不想舅姥爷去当兵，为的就是手艺要有个传承。平素在四乡八里，遇有伤筋动骨、头痛脑热、感冒伤风，舅太爷三下五除二，或是手到擒拿，或是几副草药下去，马上病秧变活虎，能下地干活了。因为这个手艺，舅太爷在当地成为名门，非常吃香，在当地非常持得开。再加上舅太爷四海，宽厚好客，总是门庭若市。不管认识不认识的，只要从他家门口过，最少也得喝上一碗水，打个尖，再拍拍屁股走路。舅太爷家靠近周家冲的大路，路口刚好有一棵大树，还伸出一片空地，人们便喜欢坐在这里聊天说笑吹牛逼。
要说黄安县的人吹牛逼，过去的人肯定不信，嘴巴一撇：“穿着破裆裤说自个是皇亲国戚，鸡巴才信！”但改为红安县后，你不吹人们也信了：“一个县48万人革命，14万牺牲，出了220多个将军，那是真的牛逼得很呀！”
黄安人吹牛逼传统起于何时，待考。但不用置疑的是，黄安人性情刚烈，直来直去这种性格，想必全国与红安人共事的，都有耳闻。人们会认为黄安人傻，连个红薯都叫“黄安苕”。苕，就是哈货的意思。
所以，出于我舅太爷这样的家庭，人们都会眼羡，可自己的儿子却要去革命，这不是屁股欠痒招打么？我舅太爷脸一沉，全家便要阴几天，生怕接着会打雷下雨了，一家人会小心翼翼地陪着小心。所以，舅太爷不准舅姥爷去当兵，家里人也跟着劝他别去当兵。
事情常常是这样，你越是较那个劲，那个劲越是下不来。这时就会节外生枝了。家里的这劝那劝还没完，让所有人后悔的事情发生了：有天夜里，国民党突然摸进村来抓壮丁，说是搜查土匪，结果所有的人赶到打谷场上，身子高一点的青壮年，都被赶到一边，说是检查审问，其实就是征兵。不少人还没从睡梦中醒来，便莫名其妙地被抓到国民党的队伍上去了。
舅姥爷那年还不到16岁，按国民党在黄安县的土政策规定，不应该在被征之列，但那时也没有身份证，加之舅姥爷家里条件稍好，行医走户，还偶尔闻到荤腥，他就像山上的一棵树一样，长得老快，就直接被征入队伍了。
舅姥爷高兴呀。说想当兵还真当上了。后悔的只有舅太爷，他平日走乡串户，什么事都知道，早知这样，还不如让他参加共产党哩。就像他行医一样，共产党是穷人的队伍，帮穷人是他们的本份。为什么这样说呢？舅太爷有例为证。这个例子，舅太爷几乎讲了一辈子，让家族里的个个皆知。
某年某月的某日深夜吧，舅太爷为一个孕妇难产的事，出急诊归来，路上遇到了土匪。土匪也不问他姓甚名谁，上来便抢他的钱。舅太爷身上的钱不多，都掏出来给了。一个土匪看到舅太爷衣着不凡，就想绑架他。
舅太爷说：“你别绑我。绑了我不打紧，好多人都得病死。”
土匪说：“在黄安县，死个人还不像个蚂蚁，能么样？”
舅太爷说：“我是行医的，我一死，许多重病人都得死，大家都上有老下有小的，死一个家就倒了呀。”
土匪要他报上名号。舅太爷说：“我叫周德荣，人们叫我周半仙。”
也是巧遇，也是舅太爷的好事做多了。刚好土匪头子在边上听到了这句话，当即下跪说：“原来是周半仙，我该死呀！”连忙让其他土匪还舅太爷的衣物、钱财和药品。
舅太爷有些疑惑。土匪头子说：“善人呀，我娘当年就是你救活的，没喝我家一口水，还欠着你的出诊费呀。”
舅太爷记不清有这事，土匪头子说：“好人呀，我当时给娘去找吃的了，回来你已走了。”
土匪头子又让人把他们抢别人的钱拿出来，给舅太爷。
舅太爷说：“你么样当了土匪？”
土匪头子说：“就是为了给娘找吃的，才上山当了土匪。”
舅太爷不说话。土匪头子说：“我该死，抢了善人的。”
舅太爷还是不说话。土匪头子又说：“半仙你放心，我从不抢穷人的。”
舅太爷这才收下了，说：“刚好我要买药，暂且算借的。”
土匪头子很高兴，决定送舅太爷一程。刚越过山，忽然听到枪声，原来是国民党的团丁跟在土匪身后，进山围剿。土匪头子说：“这些王八羔子一般夜里是不敢出来的，不定是谁泄了密。”他对舅太爷说：“你沿着山路向北走，我们从大路引开他们。”说完，转身就没了影。果然，国民党的人跟着大路跑开了。
舅太爷喘着气，刚爬到山顶，一把枪突然顶在了脑门上：“干什么的？土匪？”
舅太爷说：“不是，行医的。”
那些兵爷不管，三下五除二，舅太爷身上最后只剩下了一条短裤。舅太爷说：“你们要讲道理。”国民党的兵爷说：“这世间还有什么道理？有枪就是道理。不杀你就是万幸了。”
舅太爷要求给条裤子，兵爷们不理，钱拿走了，药箱扔了，舅太爷孤零零地留在山顶了。舅太爷一下子觉得想哭，什么世道啊。他一边冻得直打哆嗦，一边下山。幸运的是下山时他遇到了游击队。游击队里多数是穷人，穷人认识舅太爷的多。一看这个样子，以为是土匪打劫了，连忙报告队长。队长一听说是行医的周半仙，还为队员们治过病，马上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舅太爷穿上。他们害怕舅太爷再遭遇什么，一直把舅太爷送到周家庄，还掏了几个银元让他再添置些药具。
从那以后，舅太爷对这三支有枪的队伍有了本质上的认识。他对家人说：“国民党不如土匪，土匪是盗亦有道，国民党是无法无天；土匪又不如共产党，人家与穷人是心连心呀。”
现在，舅太爷的儿子舅姥爷被国民党征召了，他心里非常懊恼。但懊恼也没用。从心里来说，虽然他对共产党比较认同，常在走村串户中听到老百姓说共产党的好话，但要把儿子送到共产党里去，他也是担心的。被杀头的共产党太多了。分析来分析去，舅太爷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参加哪个队伍，必须坚持一条，即坚决不能当土匪！
现在，儿子突然被抓去当兵了。虽说是正规部队，但见证了国民党军队的烧杀抢掠，舅太爷的心悬了起来。
2
舅姥爷被抓壮丁后，一群人日夜行军，到了武汉郊区。当时天还没亮，一群人中有的哭，有的笑，有的唧喳看热闹。多数人冻得流鼻涕。大家都是夜里抓来的，有的相互认识，有的相互间不认识。乡下人没见过世面，你看我，我看你，看了便不敢再抬头。几个拿枪的人在他们周围骂骂咧咧，看上去牛逼轰轰。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亮起大嗓门：“排队，排队，娘的，你们连个队都不会排吗？”
这群穿得破破烂烂的人，开始慢慢吞吞地排队。我舅姥爷虽说身子长得快，也只限于横向发展，海拔并不高。一排便排到了最后。分兵时，眼看着一个个被人领走，舅姥爷有些急了。
在我的记忆里，舅姥爷一生都是个急性子。遇有事不顺意，马上就会发脾气。他一发脾气，所有的人都躲得远远的。等他的气消了，他自然会来找你了。
所以，舅姥爷眼看着剩下的人越来越少，便跳起脚喊：“我是大（Dai）夫，我是大夫！”
军营里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大(Dai)夫”，舅姥爷喊了也没人听懂。一个长官式的人用棒子一指：“把那个叫的，给我拉过来。”
舅姥爷不等他们拉，便飞快地跑到一个长官样的人面前，啪地打了个敬礼：“报告长官，我是医生！”
舅姥爷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说自己是医生，他充其量不过一乡村游医而已，学到的，也许还不到舅太爷的十分之一。
长官面部蜡黄，胳膊用白布扎起来吊着，脸上汗直冒。听说舅姥爷是医生，他笑了：“一个不怕死的，老子正好有毛病，你给治治。”
舅姥爷上前一摸一看，便知道他胳膊脱臼了。心里想，多大的事，至于这样！嘴上装着问：“怎么回事？谁有豹子胆，敢打长官呀。”
长官说：“娘的，被共产党的游击队追着，摔了一跤，胳膊痛的要死。”
舅姥爷说：“唉呀，伤筋骨一百天，长官恐怕要忍着呀。”
长官说：“一百天剿共，恐怕老子都死球了。你到底有没有本事，给老子治好。”
舅姥爷说：“小病，小病，当然能治。”一边说，一边给长官扯下白布条，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猛然把他胳膊一拉，痛的长官蹲到了地上，伸手去摸腰中的枪：“给老子毙了……”
话没说完，舅姥爷笑了说：“长官，你看胳膊能不能动了？”
长官直起腰来，试着甩了一下胳膊，竟然真的能动了。他说：“娘的，怪了……”刚说一句，便拉着我舅姥爷低声地问：“不会再痛了？”舅姥爷说：“还要用草药敷一下。几天就行动正常。”
长官又对着舅姥爷耳语：“娘的，不能说好了，好了就要去剿共，到时头都没了。记住了？”舅姥爷明白过来：“必须的，必须的，长官。”
长官这才转过身来，对另一个副官模样的人说：“这个兵，我要了，给我当个卫生兵，负责给大家看病。”
副官打了个敬礼，说：“是，营长！”
我舅姥爷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兵，而新兵连第一天便认了个营长，给营里当卫生兵。他一下子神气起来。特别是换了国民党的军装，他看上去有那么一些气质，腰杆便挺得笔直。他在营区里大摇大摆，走起路来都非常牛逼。事实上，他也的确非常牛逼，营里的战士们，谁有个头痛脑热的，他扯一把草，熬几碗汤喝下去，几天就见效了。更让营长喜欢的是，这个小个子的卫生兵，还会针灸推拿，每天收了工，便是营长的享受时刻。他躺在竹椅上，喊：“卫生兵！”
我舅姥爷腰一挺回答：“有！”
这一声回答高亢有力，让营长极其满意。营长鼻子里欢喜地唧咕一声：“来，给我按按！”
“是！”
舅姥爷跑过来，慢慢地把营长从头捏到脚。营长好像觉得有一股特别酥的东西，也慢慢地从头跟到脚。于是，他满意地、舒服地、享受地睡着了。直到舅姥爷啪地立正报告：“营长，任务完成了！”
营长有些脑，睡得正香呢。一个激灵地挺起腰来，以为又打仗了呢。一看营区安静，寂然无声，便开始骂起来：“妈拉个巴子，以后让我休息好，睡到自然醒！”
舅姥爷脸上流着汗，他故意不擦，两眼直直地盯着营长。营长笑了：“好兵！好兵！”
说完喊勤务兵：“晚上炖的鸡汤，给这小子一碗汤喝！”
勤务兵老大不愿地说了声“是”。那声“是”答应得非常勉强，连舅姥爷也能听得出来。
是呀，他心里吃醋呢——自己跟了营长几年，也没有享受这等荣耀呀。最多的，就是他们喝不了，自己舔舔碗上的汤而已。
勤务兵看着舅姥爷。舅姥爷胸板直直的，一动不动。到了夜里，勤务兵磨磨蹭蹭地拿来了一碗汤，往舅姥爷床前一放：“喝吧！”
舅姥爷从床上坐起来，向勤务兵敬礼：“老兵先喝，老兵辛苦！”
勤务兵怔住了。他看到舅老爹脸上满脸的真诚，还不相信：“我喝？”
舅姥爷说：“老兵辛苦呀，当然应该先喝，喝不完再分我一点。”
其实，舅姥爷早就闻到香味了，心里痒着呢。以往，他与舅太爷一起出诊，遇上富裕一点的人家，端碗鸡肉上来，他口水就流出来了。舅太爷马上狠狠地踩了他一脚，算是警告。等没人的时候，舅太爷教训舅姥爷说：“吃要有吃相，吃相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在家里，你想么样吃就么样吃，在外，一定要体现教养来。”
跟着舅太爷，舅姥爷早就学会了如何在美食前控制自己的情绪。离家之后，兵营里像喂猪似的，哪里有好东西吃？舅姥爷将喉咙涌出来的口水硬是吞了回去。
他再次将碗端到勤务兵手上，勤务兵却一个劲地往后退。
舅姥爷说：“喝吧，喝吧……”
勤务兵说：“不喝，不喝……”
舅姥爷想，再不喝老子可不客气了。但他还是端着再客气一下，说：“喝吧，喝了你也好睡觉。”
勤务兵说：“不能喝，不能喝……”
舅姥爷问：“为么事不能喝？营长喝的汤，那肯定是有营养的。”
勤务兵脸红了。他拿起碗往外走，边说：“好吧，好吧。我喝，你是个懂事的伢。”
舅姥爷很想拦着他，也得让自己喝上几口呀。没想勤务兵走得快，一碗鸡汤在眼前消失了。
舅姥爷很想上前去给勤务兵几个耳光，他从床上跳下来，光着脚跟着想往外走，但走到门口伸出的头又缩了回来。他看到，勤务兵悄悄地将那碗汤倒掉了。
舅姥爷很吃惊。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么好的鸡汤，怎么能倒掉呢？舅姥爷不懂。
没想，一会勤务兵又拿了一碗进来，递给舅姥爷说：“这碗是真的，喝吧喝吧。”说完他一脸的坏笑。
舅姥爷犹豫着。勤务兵又笑了：“刚才那碗……那碗……我吐痰在里面了……奶奶的，营长从来没让我喝过……”
舅姥爷突然也笑了。他说：“不对，你一定撒尿在里面了！”
勤务兵脸又红了：“没，没呀……”
舅姥爷说：“你可真坏呀！幸亏我让你喝，不然……”
勤务兵说：“你是个好人呀！”
他们说着说着都笑了起来，很快便搂成了一团。从此，舅姥爷与勤务兵张德贵成为了好兄弟。这是他的兵之初，还算得上幸运。
3
就在我舅太爷一家为舅姥爷去当了兵，在家里唉声叹气的时候，舅姥爷却发现，当兵是出奇的好。到了兵营，由于懂些医术，舅姥爷很快得到了全营的重视。
先是营长，每天见不到舅姥爷心里就失落。他的膀上还吊着白布带，遇上上峰要他剿共，他便说：“伤还未好呢。”暗地里，再三叮嘱我舅姥爷：“不该说的，坚决不能说。”
我舅姥爷胸脯马上挺起来：“打死我也不说。”
营长很满意。在每天训练的时候，他装作很痛苦的样子，让舅姥爷拉着，也就在营区走走，然后坐在帐篷里，让舅姥爷和勤务兵伺候着。感觉筋骨不舒服，他就让舅姥爷给他捏捏，舅姥爷一捏，他便觉得神清气爽，浑身说不出的舒服。
那时营区的卫生条件很差，兵营里不时有人生病。报告上来，营长便吩咐副官：“让周大福去看看！”
营长一直喊舅姥爷为“周大福”，因为舅姥爷姓周，加上那天不懂“大夫”与“大夫”的区别，他喊自己是“大夫”，人们便以为他叫大福了。再加上大福这个名字，大富（福）大贵，寓意好嘛。
于是，舅姥爷周大福便提着个药箱，跟着副官走。每次走前，都要暗地里给勤务兵挤个眉眼。舅姥爷非常爱这个药箱，是营长派专人去武汉买回来的呢，全牛皮做的，分三层，可以放不同的药品。那时药品稀贵，每一瓶药品舅姥爷都像命似的护着，生怕丢了。睡觉时，无论冷热，他也要把药箱子放在枕边。半夜醒了还伸手去摸。
舅姥爷喜欢去训练场。因为他一出现，马上成了受欢迎的人物。那些新兵老兵休息时，见了他，都喜欢围上来，这个要点药，那个说句话。特别是一些老兵，总是喜欢去摸他的头，这让他很不习惯。舅姥爷说：“男人的头，女人的脚，只许看，不许摸！”
但老兵哪听他的，还是伸手去摸他的头，谁让他年龄小呢？舅姥爷说：“你们再摸，我便把你们装病的事捅出来。”老兵听了，伸出的手便在半空中静止了。老兵们谁还喜欢训练啊，好不容易从战斗中熬过来，谁不是保住小命要紧！遇上平时训练，大家也是磨洋工，这个说旧伤复发，那个说伤还未好。接二连三又出现了逃兵事件，副官也不敢把他们逼急了。
但舅姥爷来后，装病的官兵便害怕了。因为他们多数人的小病，都是舅姥爷诊好的。舅姥爷心里装着他们的几斤几两。这些人一害怕，舅姥爷的地位便高了起来。穿着肥大的军裤，舅姥爷看上去是被空荡荡的床单裹着。他走到哪里，哪里便有人来跟他套近乎。有人发烟，有人拿凳子，有人让道，让舅姥爷觉得很有面子。年轻的舅姥爷也牛轰轰的，拿着眼睛一瞪，满不在乎的样子。讲排场、爱面子、摆架子，这一直是我们黄安人的性格，这种脾气让舅姥爷后来吃了不少亏。
那时，黄安县国共两党打来打去，一会儿是共产党占了上风，一会儿又是国民党夺回了县城，战争让这块山区的土地天天布满枪声。我老家的本吴庄，大都参加了共产党，当然也有加入国民党的。但无论是哪个党，都对这座被石头城裹住的山村不感兴趣，因为这里易守难攻，加之两党都有人做大官，谁来也会给个面子。而舅姥爷的家不一样，他家在山底下，又靠近大路，不是土匪来洗劫，就是国民党来打牙祭，村庄像块蚕食后的蛋糕，慢慢地一贫如洗。我舅太爷，甚至找不到稍微像样的洋药，他只好从山上挖些药草，晒在门前，一片一片的桔梗、苍术根、鱼腥草、甘草……让人进了院子便处处能闻到药味。
于是，一个特别意外的情况出现了。随着时间的拉长，无论是谁到了舅太爷的村庄，都对这个院子客客气气的，共产党、游击队经常送这送那，半夜里将一些珍贵的东西，慢慢地放在院子的门前，敲敲门便走了；国民党来了，要到舅太爷家里拉拉家常，他们可能把整个村子翻过遍，弄得鸡飞狗跳，但从来没有官兵敢进舅太爷家里抢东西；即便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也要在踩点时留下暗记，以防夜里抢错了人家……
舅太爷于是常常对着洗劫一空的村庄叹息：“我们行医，无论贫富贵践，无论什么身份，都要一视同仁啊，大善能为医，大德能行医，这个传统在我们周家不能丢掉！”
为此，他还经常教育舅姥爷：“历朝历代，哪个能缺少得了医生？医生治病救人，谁又缺少得了？你们好好学医，世代有饭吃！”
但我舅姥爷对学医并不感冒，在黄安发生黄麻起义后，他特别盼望着去外面的世界里看一看。因此，在抓了壮丁真的到了部队后，我舅太爷一直在家里闷闷不乐，认为他没有走正道。四里八乡，谁不知道周家是鼎鼎大名的医学世家，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啊！一个连国民党和土匪也不骚扰的人家，在当时的黄安县有几个呢？
现在，舅姥爷当了兵，意味着舅太爷家祖传的手艺要丢了，这让舅太爷心急如焚。万般无奈之下，舅太爷的几个女儿都要求他传给她们，但舅太爷说：“祖上有训，传男不传女，古训绝不可违背！”
几个女婿对吃这门手艺饭也特别羡慕，跑来求舅太爷：“里外都是一家人，内弟当了兵，传给我们也可以呀。”
舅太爷不语。他们没法，也不敢再开口。
舅太爷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儿子，放着这令人骄傲与羡慕的手艺不要，非要跑去当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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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舅姥爷知道，他体内流淌着浓郁的不安分基因。早些年，我们黄安县虽是穷乡僻壤，却历来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黄安自建县以来，反抗与斗争不断，诗书与礼乐齐鸣。文中有武，武中有文。特别是李贽在此传道后，男人强硬倔强，女人开化明理，遇事男人挑梁打斗，女人当仁不让。特别是进入民国，先是黄兴的革命党在武汉一带活动，黄安有不少人参加，等共产党来了，革命之风盛行，谁家要是不参加革命，那简直是有辱门风。一场黄麻起义后，整个黄安县被赤化成红色的海洋，男女老少，连几岁刚学会走路说话明白一点事理的孩子，也要参加革命。
而我舅姥爷，想参加红色革命并以此为荣时，却被国民党一夜之间抓了壮丁。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周家的大名在当地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但这次来抓他们的，是另外一支过路的国民党部队，据传是蒋光头的嫡系。当时，这支国民党部队与共产党的红四方面军，经过数场血战，严重缺乏兵员，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要补充兵源再说，舅姥爷撞在枪口上了。
许多年后，舅姥爷在酒后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对过去的一切，充满了淡然的心情，但他在叙述时，对过去的辉煌还是充满了眷恋。比如，他当了卫生兵后，那日子过得是相当的滋润。一早起床，他不用训练，可以在被窝里睡到开饭；在打理好营长的事后，他才晃晃悠悠地来到各个连队，查看每个伤员的病情，能诊的诊，不能诊的听天由命。在某些时候，舅姥爷甚至有些后悔，没有完全学到舅太爷的精髓，对有些病只是望洋兴叹。特别是看到有些人活活地等死时，舅姥爷甚至有些内疚。但那也仅是一会儿的事，对于一个刚16岁的少年来说，玩才是人生最大的乐事。
舅姥爷这个人一生最好吃。这从当兵时可以看出来，舅姥爷给他们看病，全是为了吃得更好一些。早些年在家里的时候，舅太爷家的日子也远远好于周边的人家。但舅太爷有个脾气，家里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无论是客人还是家人，无论是雇工还是长工，大家都必须都吃一样的。舅姥爷有时先跑到厨房里偷吃的，被舅太爷抓住就是一顿饱打。这也是舅姥爷想跑到外面去的原因之一。
现在，舅姥爷成了营区里受欢迎的卫生兵，吃的事便显得尤其大了。他和勤务兵，关系混好后，两个人经常偷吃营长的美食，偷喝营长的汤，但也仅限于尝尝。对于长身体的他们来说，尝尝当然还远远不够。他们得想办法填饱肚子。我舅姥爷发现，兵营里经常克扣当兵的伙食费，那些当兵的也是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的。于是，一些老兵便唆使新兵去偷去抢老百姓的东西。舅姥爷家里有个传统，饿死冻死，也不能偷不能抢。因此，老兵们把从老百姓家里抢来的东西，给我舅姥爷吃时，舅姥爷拿着，想起舅太爷的话，却常常下不了口。
他越是这样，那些为了躲避训练的老兵们，越是把偷抢来的东西，送给舅姥爷吃。起初，舅姥爷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来历，来者不拒。直到有一天一个在国民党当官的亲属找上门来，老兵们说舅姥爷也吃了时，舅姥爷被营长骂得够呛，蹲在房间里哭了。从那以后，舅姥爷说，他无论饿得前心贴肚皮，再也不吃来历不明的食物了。
许多年后，舅姥爷回忆过去的生活时，特别要讲到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兵这一段。因为，他有时饿得头昏眼花，连帮忙给营长推拿的力气也没有。
于是，他常常等营长睡着了，与勤务兵张德贵一起，去乡下的田地里挖泥鳅、捉鳝鱼，甚至抓蛇吃。那时，舅姥爷驻扎在黄陂，靠近武汉，那里河多湖广。有时，他们甚至在夜里偷偷溜出来钓鱼。我舅姥爷天生聪明，他用竹子编成的竹篓，总有办法找到鱼吃。这把营长高兴坏了，有时连病也不让他看，连推拿也不上，让他和勤务兵一起去搞鱼吃。
虽然饿得发慌，但那时舅姥爷最幸福的日子。他与勤务兵张德贵，一边在树下钓鱼，一边用柴火烤鱼吃。我们黄安县属丘陵地带，山多林密，塘少鱼乏。而江汉平原不同，四处都是河流，到处可见湖泊，我舅姥爷和勤务兵张德贵，常常能撑饱肚子。
张德贵是河南新乡人，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国民党队伍路过时，他瞒着家里跟着部队走的。他长相清秀，又有眼色，就被营长选去当了个勤务兵。这个人，比我舅姥爷大5岁，后来与我舅姥爷成了一生的朋友。许多年后，张德贵去世时，我舅姥爷本来病了，可他硬是连坐几天的大车小车，赶到河南去参加张德贵的葬礼。回来后，他因为思念瘦得不成人形了。
在舅姥爷的记忆里，张德贵坏点子多，经常戏弄营里的兵们。他在营长身边工作，兵们都怕他，见了他就躲。他也会弄些小把戏，还会武术，枪又打得特别准，所以大家对他很服气。牛逼轰轰的张德贵，自从有了那碗鸡汤之后，对我舅姥爷是出奇地好。
在舅姥爷眼里，这种好还有其它原因。就是副官对营长有意见，常常找张德贵和周大福的茬。有事没事，副官就给他们派活，一会儿去挑水，一会儿要去劈柴，一会儿去种菜，一会儿把他们弄去站岗……勤务兵张德贵受不了，几次想与副官干，被我舅姥爷拉住了。
“我总有一天要毙了这个狗日的，姨，啥子人呀！”勤务兵说。
“可人家是官呀！我父亲经常对我讲，穷莫与富斗，富不与官争！”舅姥爷劝勤务兵说。
张德贵说：“你看他把你欺侮的，不仅要给他按摩，还要烧火、站岗，还要你去训练，卫生兵把病看好就行了，还需要训练么？”张德贵总是打抱不平。
张德贵曾在战场上救过营长，因此经常被营长爱着护着，吃苦头的还是舅姥爷。营长也知道副官的意思，就是想打仗立功，早日往上爬。但营长不想打仗，他只盼望日子太平，与共产党打仗，有几次打赢的？湖北人性格剽悍，吃软不怕硬，打起仗来，国民党的军队是哭爹喊娘！
看到整不住勤务兵，副官就整舅姥爷。先是，让一批老兵拉舅姥爷去赌博。舅姥爷家族多少代都特别反对赌博，所以没有沾染这个恶习。但舅姥爷经不住老兵们的拉扯，禁不住就去参加赌博。这是黄安人的通病，赌博是他们生活的必须品，直到今天，住在县城的人，很多家庭都有麻将机。男人打完女人上，女人没空甚至有的小孩接着上。舅太爷说：“赌博是恶习，我们周家人不能沾。”但舅姥爷好奇，先是赢了几次，兴高采烈的。接着，便开始输钱，输得连两年后当兵的薪水都没有了。
舅姥爷呆呆在站在屋子里，没钱，老兵们不让他玩了。如果借钱可以，先要扣掉高利贷。舅姥爷那时不知这几个老兵设了套来套他，他借了一个老兵的钱，正等下注时，副官带着人进来包围了他们。
“敢在我的地盘里赌博？你们死定了！”副官说。
面无表情的副官把他们全部抓了起来，关进了几间黑屋里。舅姥爷被单独关在一间，进来便又挨了一顿死打，打得他哭爹喊娘，直到张德贵找到他。
张德贵说：“你上当了，那是他们设的局。”
舅姥爷说：“什么局？”
张德贵说：“他们只把你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其他的人都放了。”
我舅姥爷听后暴跳如雷，要冲出去与副官拼命。张德贵拦住他说：“你斗不过他们。连营长都让他三分。你不知道呀，他带着几个老兵经常欺侮新兵，克扣新兵的军饷；有的新兵存了点钱，他们就设局赌博，让新兵们穷光光的。最后，他们还放高利贷，控制新兵。”
张德贵还说：“新兵们都害怕他们。有时遇上打仗，他们让新兵在前面冲，说如果胜利了就免去债务。有的新兵欠钱太多，不得不往上冲……”
我舅姥爷听后不寒而栗。
张德贵迅速向营长报告了情况，我舅姥爷被营长保出来了。回来时，低着头。
营长看了看说：“周大福，你再赌博，我枪毙你。”
舅姥爷说：“我再也不敢了。”
虽然不赌博了，但舅姥爷还是受到副官的刁难。有时，遇上训练，副官便让舅姥爷在操练场上跑圈。舅姥爷农村出身，从小便随着舅太爷走村入户、翻山越岭地给人看病，早练就一身硬骨，这点小事难不倒。但架不住饥饿，一饿两腿像灌铅似的，千斤重腿提不起，跑得头昏眼花。只要一停，倒地就睡。遇上副官不高兴，就用鞭子猛抽。
舅姥爷是个火爆脾气，按他的性格，完全可以把副官按倒在地收拾一下。但舅姥爷也估量了，他不是对手。副官长得人高马大，舅姥爷一个人收拾不了，只有忍着。
又有一天，副官命令几个老兵，暗地里又将舅姥爷收拾了一顿。那天夜里，舅姥爷上厕所时，也不知怎么回事，头上便被人蒙了布，按在地上一顿拳打脚踢。那些人下手很重，舅姥爷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等勤务兵听到惨叫赶过来时，战斗已经结束。
张德贵扶起舅姥爷，舅姥爷只是哭。
张德贵说：“一定又是他娘的副官干的！”
舅姥爷说：“为什么要打我？”
张德贵说：“他们收拾不了我，自然要收拾你了。以后要防着点。”
第二天，舅姥爷实在受不了副官的折磨，就利用给营长按摩的机会向他诉苦：“营长，我想回家去。”
营长吃了一惊，直起身来问：“回家？当兵的是想回就能回的吗？我们不是散兵游勇。开除了被抓，说不定头就没了。”
舅姥爷说：“我不怕。”
营长说：“你不怕，如果找不到你，他们还会去抄你的家！”
舅姥爷吸了一口冷气。原来想当逃兵的想法，再也不敢滋生了。
从那以后，舅姥爷说，他忽然特别后悔跑出去当兵。但他高兴的是，听说红四方面军自在我们黄安县七里坪成立后，迅速壮大，黄安已成为一座红色之城。
营长说：“你们黄安人呀，骨子里想的都是革命，闹得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家庭都有革命党，奇了个怪了！”
营长又说：“怪的还有，那些地主、富农出身的伢，也都愿意跟着共产党走，这不是疯了头了么？”
营长一边说一边以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舅姥爷。舅姥爷听了心里很高兴，脸上却佯装镇定。对照营长给他的，他当逃兵的念头愈来愈烈。
5
还没等到舅姥爷当逃兵，残酷的战斗来临了。
1929年3月，部队接到命令，进攻黄安县的革命中心七里坪。他们从武汉郊区开始向黄安县挺进。
营长命令：“这次战斗大家小心，黄安县那些共产党的部队，骨头是铁打的，个个不要命！”
他一说，新兵们都很紧张。果然，第一仗时，就被四方面军打得七零八落。副官带着老兵爬在坑道里，却在后面用枪逼新兵：“上，给我上！”
新兵们刚露头，便有几个中枪。于是，他们潮水一般后退。
我舅姥爷跟着营长。营长也爬在地上，他对勤务兵和我舅姥爷说：“你们两个，必须紧紧跟着我，保护我。”
两个人点点头。一左一右地跟着营长。
在兵营里，也只有营长对他们好。虽然营长不喜欢打仗，对下面的事睁只眼闭只眼，但心里还是个明白人。天长日久，舅姥爷对营长和张德贵有了依靠的思想。
营长对张德贵说：“让副官指挥冲锋，共产党太厉害了。”
张德贵跑过去传达命令。副官抬了一下头，喊：“弟兄们，冲啊。拿下天台山，重重的有赏！”
几个老兵指挥新兵们冲。新兵们爬在地上，不敢抬头。副官抬手向空中打了几枪，又喊道：“弟兄们，共产党的部队没有多少子弹，他们没几条枪，不要怕，冲啊。”
新兵们还是没有反应。副官拿枪顶在一个新兵的头上，说：“你带头！”
新兵吓尿裤子了。他刚露头，便有子弹打在身边的石头上，溅出的火花让人吓破了胆。
我舅姥爷一见，一把抢过张德贵的枪，站起来便往外冲。刚露出上半身，子弹啪啪啪地打在两边的土堆上，灰尘顿时弥漫。舅姥爷还想前冲，没想被张德贵一下扑倒在地。
张德贵说：“你不要命呀？”
他的话音刚落，几颗土雷在队伍中开花，一片哭爹喊娘声顿时传开，一个老兵见状赶紧下撤。其他新兵也跟着一峰窝往下跑。才跑出没几步，就见一片人倒地。舅姥爷看到，一半是对方的部队干掉的，有几个是副官干掉的。
新兵甲喊道：“哥呀，我中枪了！”
新兵乙说：“别急，我来救你。”可刚往后，便被老兵按住了。老兵说：“只许往前，不准往后！”
新兵甲痛得大喊：“哥，快来救我！”
新兵乙又想往回冲，但副官把枪对着他说：“你若敢退一步，我就毙了你！”
新兵乙犹豫着。副官回过头，一枪打在新兵甲的胸口：“反正你也活不了，我来帮你这个逃兵解除痛苦！”
新兵甲喷了一口血，倒下了。
新兵乙大哭了起来：“细弟啊……”
副官刚想骂他，没想红军像潮水一般从树林和草丛里向他们涌来。他们穿着破烂的鞋子，褴褛的衣服，却高喊着冲锋的口号，像铁打的人一样，从四面八方聚集。特别是那冲锋的号子，吹得格外高亢，让这些国民党的正规军听了心发抖，腿发软。
副官见状，拔腿便带头后撤。营长刚想制止，可一扫周围，也跟着后撤。张德贵扶着他，舅姥爷盯着两边的人，他们连滚带爬地越过了高地，撤到一片树林里。
这时，有人喊：“副官中枪了！”
果然，副官倒在地上，呻吟着。
一个老兵说：“是新兵乙开的枪，我看到了的……”
营长问：“新兵乙为何事开枪？为什么打自己人？”
老兵嗫嚅着说：“副官开枪打死了他的哥哥……”
营长枪一挥：“妈拉个逼，连自己的兵都不爱，打球仗！撤！”
但撤来不及了。红军四面包围着。他们忽东忽西，搞不清有多少人。
营长连忙喊张德贵和我舅姥爷：“你们两个，紧紧地跟着我。”
于是，混乱中，营长带着他们从草丛里往外爬。群龙无首，战场一会儿便枪声稀松。
等舅姥爷战战兢兢地从草丛中爬出来直起身，他发现，眼前只有他们三个。部队已经全打散了。
营长拿枪指着舅姥爷说：“你，掩护我俩突围！”
说着，营长命令张德贵：“把机枪给他！”
张德贵犹豫着。营长枪一指，张德贵便把机枪交到舅姥爷手里。舅姥爷感到机枪特别重，他身子晃了一下：“我……我我我……掩护你们突围？”
营长说：“对，你掩护。一会儿小张来救你。”末了还叮嘱一句：“这是命令……”
舅姥爷信以为真，他准备爬下来。张德贵却跑过来抱了他一下，对着他耳朵说：“营长转身后，你赶紧跑……”
张德贵还暗中握了握舅姥爷的手。
果然，营长带着张德贵一会儿就没有了影。我舅姥爷把机关枪摆上，却不知怎么开火。正在急中，突然听到红军的部队喊话：“凡是投诚的，缴枪不杀！”
舅姥爷露个头，脱了衣服光着上身，把白色的衣服举过头顶，喊：“我投诚，我投诚……”
果然，一个带手枪的过来了。舅姥爷还未明白怎么回事，那个带手枪的便来了他身边，问：“你为么事参加国民党？”
舅姥爷躬着腰说：“报告长官，我是被抓壮丁来抵数来的。”
他一说，红军的长官笑了：“奶奶的……”
当时舅姥爷身材不是特别高，长得又特别瘦。那位长官便相信舅姥爷的话了。特别是当舅姥爷把一挺崭新的机关枪双手交上时，红军长官还吓了一跳：“这要是开枪，还了得？”
说着，长官摸着那挺机关枪，爱不释手。
打扫完战场后，舅姥爷怎么也找不到营长和张德贵。红军长官问舅姥爷：“你是愿意回家，还是愿意留在部队？”
舅姥爷虽然一直想当逃兵，但他压根就没想回去。
他还是将小胸脯挺得笔直，双手贴紧裤缝说：“报告长官，我会治病，请收下我吧？”
长官的眼睛亮了：“会看病？这么小会看病？真的假的？”
舅姥爷说：“真的真的，祖传手艺，人称半仙。”
长官又笑了：“吹吧？那好，赶紧把伤员给我救治了，要是说假话，我可不跟你闹着玩！”
舅姥爷脸急红了，说：“真的，真的，不信你等着瞧。”
说完，他就急忙跑到伤员堆里，一个个察看起来。那些比他老了不知多少的红军，起初看到年轻的舅姥爷跑来跑去，一会儿这样处理，一会儿那样处理，还不太相信。但一个晚上不到，他们立马都相信了：红军的全体伤员，一个个都安排妥当。
许多年后，舅姥爷在酒后告诉我说：“我那时就懂得伤员要进行分类治疗。重的先治，轻的后治，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否则轻伤的未见好，而重伤员就死了。”
不过他又感叹：“那时的条件太差啦！你都不能想象，做个小手术，红军都得用自己打铁打出来的家伙割肉，吓死人！”
不过，舅姥爷的手艺迅速得到了红军的认同。
红军长官笑着对他讲：“还真不赖。你要是愿意留下，就留下吧。我们的确急需医生，但如果你不愿意，发两块大银元回家。”
舅姥爷回答说：“走到哪死到哪，回家一样没饭吃。”
长官大笑说：“我们每天要拉百余里路，小鬼你跟得上么？”
舅姥爷拍着胸脯：“不怕！我从小就登山采药，上山砍柴，还怕这个？”
长官欣赏地看着舅姥爷说：“那你就留下吧。说不成，等革命成功，你就成为名医了！”
于是，1933年７月21日，舅姥爷在国民党的部队呆了三年又三个月后，转身参加了红军。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事。
此时，红四方面军第10师、第11师、第12师、第73师扩编为第4军、第30军，第9军、第31军，共4万余人，队伍空前扩大。
舅姥爷也便在这支队伍里，像一条饥渴的鱼儿，突然蹦跶进了水里一样，从头到脚都充满了生命的力量。
6
许多年后，舅姥爷讲起过去的事来，对我们说出了这样的一个道理：“伢呀，人挪活，树挪死呀。不同的环境造就不同的人。”
舅姥爷说这句话时，往往是在喝了酒之后。他喜欢喝高度酒，喝完后脑门上亮亮的。因此说话时，额头上仿佛也金光闪闪。
的确，舅姥爷加入红军之后，他们连续打胜仗。特别是在我们黄安、麻城与黄陂、光山和金寨一带，与谁交战都所向披靡。
舅姥爷说：“我们红军上了战场，就是不顾一切地拼命，无论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大家哪个也不后退，谁也不会怕死！”
虽然舅姥爷此前也参加过国民党的部队，但提起两者时，在称呼上已有了细微的区别，对红军称“我们红军”，而称呼国民党时，叫“蒋光头的部队”。
此时，红军已经历了三次的“反围剿”斗争，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在鄂豫皖一带，声威大振，不少贫苦农民、小知识分子甚至是地主家的孩子，也都积极报名参加红军。
舅姥爷觉得非常奇怪：“过去地主家庭对我们不屑一顾，怎么也参加共产党的部队？”
慢慢地舅姥爷便发现了，这支衣着破烂、枪弹稀少、缺衣少粮的部队，有一个共同特点：在战场上，当官的比当兵的冲在前；在生活中，当官的和当兵的分不清。
那位红军长官，在舅姥爷的眼里完全不是长官，而像一个服务员。每次战场过后，他对每个战士关怀备至，嘘寒问暖。舅公后来才知道，他竟然是红军的一个团长！
“连团长都亲自上战场，难怪红军老打胜仗！”许多年后，舅姥爷的长子也就是我舅舅在部队当兵后也干到了团长，舅姥爷去部队，总是一个劲地批评我舅舅不该老坐在办公室，而是要和战士们一起劳动。
红军团长赵向前给舅姥爷一生影响最大。
有一次，战斗正在进行中，舅姥爷去抬伤员，刚直起腰，突然被重重地扑倒在地上。等回过身，团长压在他脸上，满头是血。原来，团长赵向前发现敌人的一梭子子弹飞来，赶紧一跃而起，将舅姥爷扑倒在地，而子弹，就从舅姥爷的头皮擦过。
好险啦！
舅姥爷出了身汗。
晚年的时候，舅姥爷经常骄傲地露出肚皮，有意无意让我们看他肚皮上的伤痕，那是战斗中积累下来的。
他吹嘘说：“我命大，子弹打进来又打出去了，有时还擦的一下过去了，都没事。”
的确，在战场上，舅姥爷特别不怕死。他不像在国民党部队时那样躲躲闪闪，而是跟着拿短枪的一起冲锋。他对这支部队是百分之百的满意，为什么呢？
“你们伢不晓得呀，那时除了师长团长带头冲，连伤员也不愿意拖后腿。在战场上，轻伤的不下火线；伤得重的宁愿战斗到死，实在觉得活不了的，除了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重伤员甚至不愿为组织转移时添麻烦，自己开一枪或拉个手榴弹把自己炸死了……”
舅姥爷那时快80岁，谈起这些事时，不知不觉地，他会突然嚎啕大哭。
“那些伤员，听说打仗，往往是我在前面治，后面的便找不到影子了，一问，往战场上跑了……那些仗，打得恶呀！”
舅姥爷在哭过之后，开始又吹嘘起来：
“我，是团里最受欢迎的人啊。团长说，谁牺牲了也不能牺牲我！为么事呢？等着我治病救人呢。”
舅姥爷回忆战场时的情景，有时还会抹泪：“死的一堆一堆的人啊。有的还是孩子，有的还穿着破烂的衣服，有的光着脚咧……”
说到这些时，舅姥爷说不下去。
但只要烈酒烧灼着舅姥爷的喉咙，他的话便开始骄傲起来：“我们只打胜仗，不打败仗！我们红军只会往前冲，不会向后退！你知道我们打了多少胜仗！从营山打到渠县，再打到周口，共歼杨森第20军3000余人，一次就缴枪2500余支，根据地向南发展百余里呀！”
唯一让舅姥爷想不通的是，他加入这支队伍不久，听说张国焘开展肃反，杀害了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等高级干部。
我舅姥爷当时年轻，感到特别不解：“红军队伍里怎么还有敌人咧？而且都是高级领导干部。”
他这一句话，差点让他丢了命。
有人将他说的这句话反映给了上级。马上有肃反局的领导来了。领导说：“参加部队才几个月，还是从国民党里来的，是不是特务？”
团长赵向前拍着胸脯说：“绝对不是，我保证。”
肃反的领导说：“在白雀园，那么多有文化的，识字的，发牢骚的，都杀了，你不怕？”
赵向前说：“我不怕。我是1923年就在武汉入了党的。跟着党干了10年！这个小周，是个行医的，来的时间不长，但救了我们多少战士！”
肃反的领导说：“你要讲政治！”
赵向前说：“我和你一起参加革命的，你说我讲不讲政治？我真的可以保证！”
肃反的领导说：“看在你曾救过我命的一面上，我当然相信你。但你们要小心，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说！”
赵向前又拍着胸脯保证。
肃反的领导说：“暂时相信这一次，好自为之……”
他的话还未说完，突然咳嗽一声，吐出一口鲜血。然后人向后一仰，便倒在地上不动了。
舅姥爷此时正好被绑着，站在一边。他高声说：“让我看看！”
押着他的兵是保卫局的，不让。
团长赵向前对保卫局的兵说：“他是学医的，让他看看吧。”
保卫局的警惕性挺高，还是不让。
舅姥爷挣扎着说：“再不让，他就会死了！”
保卫局的两个老兵面面相觑。舅姥爷说：“不松绑，我就看一下！”
他力图站直身，转过来。两个兵压得死死的。舅姥爷大声说：“你们要是觉得我是坏人，等我把人救好，枪毙我也不迟！”
舅姥爷说这话时很有气派。赵向前团长上前装模作样的踢了他一脚。舅姥爷明白了，绳子没松绑，他只有一蹦一跳地来到肃反的领导身边，一看就说：“这是急性病，吃了毒草所致，赶紧的找草药。”
保卫局的人半信半疑。赵向前说：“把周大福的药箱拿来！”
周边的人说：“哪个周大福？”
赵向前说：“就是周半仙，知道了吧。”
原来，由于舅姥爷医术不错，红军里的人也叫他周半仙，而真正的名字，经常被人忘了。
舅姥爷说：“团长，药箱里没有这种药，要立即上山去采！”
“你跑了么样办？”保卫局的一个人说。
舅姥爷很生气。他瞪了保卫局的人一眼，说：“你们把我绑着，一起上山采去呀。我跑你枪毙我！”
保卫局的人，拿着枪，加上赵向前团长派的两个战士，拿着锄头，上山采草药。我舅姥爷的手一直反绑着，上山的速度却比保卫局的还快。
舅姥爷此时恢复了自信，他指挥他们，从一个山转到另一个山，采了一种又一种，采了大半天，终于凑齐了。
下得山来，保卫局的两个累得腰酸背痛，不过对舅姥爷有些相信了。舅姥爷一看保卫局肃反的领导还在床板上躺着，他瞧了瞧，心中有数，便立即指挥他们熬药。
果然，几剂药下去，保卫局的领导醒来了。
大家对舅姥爷立即刮目相看。
保卫局的领导能坐起来时，叫来舅姥爷。问：
“为何要当红军？”
“还不是为了混口饭吃。”
保卫局的领导笑了，说：“果然是农民出身，看觉悟多低！”接着他又问：“现在觉得共产党和国民党哪个好？”
舅姥爷说：“共产党好，大家都为了穷人，我也不会落后。只有大家都好，个人才会小好。”
保卫局的领导挥挥手：“松绑吧。”
舅姥爷说：“早松呀，手都麻木了。”
那天夜里，赵向前对舅姥爷说：“周大福，好险呀，一条小命差点没了！看以后你还爱胡说八道不？”
舅姥爷说：“报告团长，以后我把嘴巴闭得紧紧的。”
赵向前哈哈地笑了。
第二天，一匹白马直射营地。舅姥爷正在专心致至地熬药，他听到外面一片欢呼之声。
舅姥爷不知道，也不关心。正当他拿着药勺尝药时，突然房门的帘子一掀，一个人高马大的汉子走了进来。
“你是周大福？”
舅姥爷头也未抬说：“是。”
那个汉子拿着马鞭，轻轻地在舅姥爷身上抽了一下，笑着说：“好个周半仙，跟着红军，就要一直革命到底！”
这时，团长赵向前跟了进来，对舅姥爷说：“周大福，这是红四军政委陈昌浩！”
舅姥爷马上立正：“首长好！”
陈昌浩笑了。他对周围的人说：“昨天就听说要杀一个懂医的，我急匆匆地跑来，幸亏没杀呀！学医的人，在革命队伍里紧俏得很，是红军战士的定心丸，怎么能随便杀呢？有点小毛病教育就行了，大家说是不是？”
赵团长带头喊是。其他跟着的人也接着喊了起来。
陈昌浩拍了拍舅姥爷的肩头：“革命的队伍是个大熔炉，小伙子要好好干！”
舅姥爷把胸脯挺得笔直道：“是！”
一群人都笑了。自此，再也没有人来找过舅姥爷的麻烦。
舅姥爷晚年时还说，有一次，也就是在第三次过草地的时候吧，他还正在抢救伤员，没想到迎头碰上了张国焘。周边的人介绍说舅姥爷是良医，张国焘还亲切地给了舅姥爷一个拥抱。
许多年后，舅姥爷说：“当时恐怕没有人会想到，这样一个白胖白胖的人，会背叛革命，跌得这么惨呢？”
他接着又补了一句：“在红军队伍里，大家都是面黄肌瘦的，只有张国焘，长得像个地主一样。那时他的威望，真的很高呀！”
7
舅姥爷参加红军后，其实并不想当医生。那只是他的入门券。
舅姥爷心头最大的愿望，就是到一线打仗。打仗，才是他的理想。黄安人当兵不打仗，那还叫当兵？
此时，已是1934年1月上旬。四方面军西线红军先后在快活岭、三川寺、鸡山梁等地，与邓锡侯、田颂尧的军队作战，给敌人重大杀伤。下旬，东线红军猛烈推进，给敌以极大的杀伤。到了2月份，又全歼敌警备第三路副司令郝耀庭的两个团。四川军阀刘湘急红了眼，开始颁发《第二期作战计划》，企图夺占巴中、通江和万源。到了这一年的5月，舅姥爷说，敌人的围攻兵力达到了140多个团。
红军的形势非常严峻。
舅姥爷对团长赵向前提出：“我也要到一线打仗！”
团长说：“救治伤员也是一线！甚至比一线作用还大！”
舅姥爷说：“男人不打仗，还叫什么当兵的？”
团长告诉他说，战争没有前方后方，往往上午是前方，下午便变成了后方，到了晚上，又变成了前方。双方夺来夺去，每个地方都很危险。
团长教育舅姥爷说：“你想想看，如果一线打仗的革命兄弟得不到及时救治死了，或是残了，再或是撤离阵地，我们不管伤员了，那他们有多伤心？所以，医生的地位比一线的战士作用还大！”
舅姥爷听不进，他认为只有拿起枪，才能体现勇敢和价值。
团长训他说：“我没有时间与你扯皮，有一天你看到战场的真实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舅姥爷很委屈。但他听团长的，因为团长每次从敌军那里缴到好吃的，都要特别关照他。
他没有机会接触战斗，但战斗却惹上舅姥爷了。
有一天，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一伙敌人，袭击了医疗队的营地。那时，医疗队的人，大多是一些小孩和伤兵，缺枪少弹药。
舅姥爷没有枪，他拿着刀子冲出去，一梭子子弹打在他前面的地上，直冒烟。舅姥爷连忙爬在地上。敌人小分队呼啸着冲了进来。舅姥爷的心悬了起来：这么多伤员，怎么办咧！
一想到这里，舅姥爷站起来，准备拿刀冲出去。
没想到，此时，躲在病床上的伤员们，只要是能站起来的，拿起枪便往外冲了。实在站不起来的，跟着呐喊。有个号兵，甚至在病床上吹起了冲锋号。
悠扬的号声迅速在空气中传来。
敌人们听到号声，突然害怕了。凭经验，这是以往在正规的战场上冲锋时才能听到的。正在疑惑之间，伤员们抢占了有利地形，一时枪声大作！
敌带头的，连忙喊撤！
我舅姥爷看到这种情况，还想拿起刀去宰个把敌人，顺便缴上一支枪，但他刚露出头来，就被一个伤员狠狠地撞到在地上。好险呀，敌人的一个手榴弹就在脚下转。
那个伤员身手敏捷，一脚便把手榴弹踢飞了。
手榴弹在空中爆炸。
我舅姥爷感到手上一麻，刀子跌落地上，咣当一声响。一股血顺着胳膊流了下来。
这时，他听到团长赵向前的声音：“同志们，我们增援来了！”
敌人此时要跑也来不及，被红军迅速包了饺子。
打扫战场结束，舅姥爷才发现弹片扎破了右手。赵向前来看时，笑着说：“现在知道什么是打仗了吧？”
舅姥爷有些不好意思。他缠着绷带，只是呵呵地笑。
此时，他才知道，那个将他撞倒在地的伤员，只有一只胳膊。而那个吹冲锋号的，竟然是个小孩，比他还小不少。因为腿上中了枪伤，送到他们这里治疗的。
大家一时都特别佩服小孩的机智。
从此，只要前方枪声一紧，舅姥爷的心便紧张起来了。因为伤员太多了！只要两军短兵相接，枪伤、刀伤、石头砸的伤、摔伤……一场战役，几万人投入战斗，伤员比比皆是。
而每次战役过后，舅姥爷便从早忙到黑。他虽然不在最前沿，但救治的地方离战场其实也不远，战斗打响时，野战医疗室外面全都是枪声、呐喊声、叫声、呻吟声、哭声……舅姥爷就觉得红军战士特别奇怪，只要送到简易的救治所，无论是断了腿，还是没了胳膊，无论是眼瞎了，还是肠子流出来了，没有一个吭声的。
舅姥爷晚年时还感慨：“红军真是铁打的汉呀！”
那时，舅姥爷他们的任务很重。特别是进入夏季，天气炎热，部队都是白天行军，为预防中暑、疟疾和肠道传染病，卫生队要求部队出发前喝足水、带足水，沿途不吃腐烂瓜果等不洁食物，行军速度放慢，15里小休息，30里大休息，60里即宿营，缓解了指战员在转战突围中过度疲劳。到达宿营地之前，由各团卫生队派出卫生侦察人员先一步到宿营地点选好能饮的水源，避开有传染病人的房舍和村庄，竖立木牌加以标明；如部队住下后发现了有传染病人，也要坚决离开另觅宿营地。部队到达后，卫生人员即深入到班、排、连检查发病情况，送医送药上门，督促战士用热水洗脚，治疗脚伤、脚泡，做到脚活动(把下肢垫高，促进血液循环)。舅姥爷说，他们还指导各伙食单位在远离水源和厨房处挖厕所，使用后用土掩埋或撒土灰，以防蝇防臭。宿营地的室内，院内和进出道路，都要打扫干净，把低洼处垫平。
令舅姥爷骄傲的是，凡是红军住过的房舍和村庄，其环境卫生面貌都为之一新，不仅部队的卫生状况有很大改善，也为当地群众留下了良好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舅姥爷不再觉得救治所不是战场了。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全部发挥了出来。晚年回忆时，他告诉我们：“那时我是见了世面了！包治百病！能用草药医的，就用中草药，不能用的，就用从敌人那里缴来的药！你晓得我们么样做手术不？拿个刀，在火上过一下，就敢剜子弹！你别看我手掌这么大，那缝起伤口的线来，还是毫不含糊！那些红军伢，有的好小啊，比我还小的都有不少。但他们不哭，硬是咬着牙，有的手术时把牙都咬烂了！哪里有麻药？有时吃点草药顶，有时喝口酒顶，有时干脆么事没有！那时，我们医生的水平高呀！四方面军的医疗队，从通江建立后，便一直跟着。只要战场在哪里，我们便在哪里！”
舅姥爷讲起往事时，醇红的脸上光芒顿现。他的手势看上去很有力，完全进入了说书人的状态。
往往说完救治的事情，他就骂起今天的人们来：“电视上看到人们说中草药不行，放他妈的屁！几千年来，汉人不都是用草药治病吗？西药治标，中医治本管长远啊，他们不懂！他们见过真正的伤员是么样治的吗？放他娘的屁，我恨不得钻进电视里去给他几个耳巴子！”
的确，在舅姥爷的记忆里，红军在战斗过程中，很难搞到西药，除非打下稍微像样点的城市，偶尔可以找到一些外。红军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打仗。而只有像舅姥爷这样从事医疗工作的人，才会从不停路过的山头上找草药。
舅姥爷说，那时候，他背上背着的永远只有竹篓子。
每到一个驻地，除了救人，在队伍休整期间，舅姥爷整天不是采药、晒药、制药，就是在熬药、尝药、品药、试药……他说：“我命大呀，好几次中毒了，没死成，又活过来了。”
舅姥爷讲到此时一般都要骄傲半天，感谢菩萨的不收之恩。因为，当他尝药中毒导致昏迷后，那些伤病员们，整整齐齐地坐在他的木板床头，生怕他死了。当他睁开眼，听到大家一片欢呼声时，舅姥爷的眼睛湿润了。
他开始意识到，在红军的队伍里，自己是一个真正有用的人。
舅姥爷说，那时红军战士对他的好，简直都表达不了。遇上战斗时，他们掩护舅姥爷的医疗队员，掩护伤员们撤退；战斗休息时，他们把歌声、笑声、欢呼声，送给医疗队；遇到吃饭时，他们把最好的饭菜、最好的干粮，送给医疗队……
那个吹冲锋号的小孩，还拿出几块军团首长给的饼干，硬是塞给舅姥爷吃。
舅姥爷的眼睛湿润了。
听人说，小孩是从湖北跟着红军过来的。他家在黄陂，幼年时父母双双饿死。他给地主家放牛，也是吃不饱穿不暖。红军路过他们村庄时，小孩铁了心要跟着队伍走。部队上的人觉得他小，不同意，但他偷偷地跟着，走了几百里后，终于被队伍发现，并成为红军里的一员了。
舅姥爷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孩说：“大家叫我铁蛋。”
舅姥爷说：“以后，我也叫你铁蛋！”
小孩笑了。舅姥爷从此与铁蛋也成为特别要好的朋友。他们有时在一起玩，有时一起听团长赵向前休息时给他们讲课，每次，他们都听得热乎乎的。
8
不再奢望上一线打仗的舅姥爷，还特别好酒。
这个毛病是他与舅太爷出诊时染上的。那时，在故乡黄安，每逢出诊时，遇到天气寒冷，或是天黑一个人怕走夜路，再或是碰到富有人家，舅姥爷一般都要喝酒。因为喝酒可以御寒，可以壮胆，可以饱餐陶醉一次……
在国民党队伍当兵时，舅姥爷与勤务兵张德贵经常喝酒。那时，队伍里的兵上了街，经常明仗直抢，因此舅姥爷随时可以喝到。参加红军后，他一年也难得喝一次，但只要遇上一次，他必定会醉一次。
舅姥爷有时在为战士治疗时，闻到酒精味，鼻子会不由自主地抽动一下，但他自己会摇摇头，作罢。
有一天，部队打了胜仗，缴获了一些当地的酒。团长让人送了一些给医疗队来，还没开饭，舅姥爷便盯上了。
当连长宣布开饭时，舅姥爷不吃菜，几乎是抱着酒喝。结果，连队里的饭还没吃完，大家发现舅姥爷不见了。
有个兵说：“周大福……是不是逃跑了呢？”
正在喝酒的连长一听吓坏了，周大福要是跑了，那还了得？
他一声令下：“赶紧的找，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大家慌乱起来。结果，刚走出营地，便看到地上躺着一个人，一翻身，果然是周大福！
“报告连长，他喝醉了！”
连长笑了：“就这点酒量，还好这口？”
大家接着喝。剩下的酒，连长说：“都给周大福！”
于是，那几天，舅姥爷几乎天天晚上醉。
他一醉，差点耽误了急救伤员的治疗。连长批评他，他只是笑嘻嘻的，说：“误不了事，误不了事……”
那时整个连队都知道，只要有酒，都要给周大福这个半仙留着，不然，他与你急。
但有一段时间，嗜酒如命的舅姥爷，突然滴酒不沾了。
这话放在今天，打死我们也不相信。但一直到舅姥爷回乡前，他真的不沾酒了。这是真的。
舅姥爷在部队上戒酒的原因，是为了铁蛋。
14岁的铁蛋，与18岁的舅姥爷相识后，经常跟在舅姥爷屁股后，帮他递这递那，成为舅姥爷的小帮手。
看到舅姥爷喜欢喝酒，铁蛋动了脑筋。他当吹号员，与许多军团长熟悉，没事时去首长那里蹭酒。
“首长，行行好呀，把你的酒分一点给卫生队啊。”
“小鬼，要酒做么事？莫非你这么小，就成了酒鬼？我们红军可不欢迎酒鬼啊。”
“报告首长，是给卫生队的伤员用啊。没有碘酒，伤口有时化脓，有酒消毒，好得快。”
首长笑了。于是，酒也被铁蛋弄到手了。
他将酒拿回来，对舅姥爷说：“这是某某的，好酒，可以给伤员擦洗或消炎；这是某某某的，酒稍差些，喝起来还有味道……”
舅姥爷两眼放光，哈哈大笑。
酒稍上头，他便与铁蛋吹嘘起行医的经历。
“有一次，你知道不？你当然不知道，那时你小嘛。我给我们黄安县某某村的一个人手术，你知道不？他急性阑尾炎，痛得满地滚，但没有麻药，嘛也没有。就一把刀，我放在火上烧，烧红了，你知道不？然后呢，我就按照书上说的，把它割了。你相信不？肯定不相信，但是真的。后来病人好了，还给我送了一块腊肉。你知道不？我父亲也不信，但事就在那摆着。父亲说，你从来没有做过手术呀。我说，我没有做过人的，但做过猪的，我在猪身上试验过。他们都不知道啊。我那时想当个名医，你知道不？我要超过我父亲啊……”
舅姥爷话匣子一打开，便没完没了。往往是月上三更，铁蛋的瞌磕睡已经起了，双眼皮打架。舅姥爷却还在自讲自说。
一个说自己的，一个睡自己的，他们聊得挺开心。
可惜好景不长，铁蛋伤好后迅速回到了部队。
走的那一天，铁蛋对舅姥爷说：“周半仙，等我上了战场，我一定要给你弄瓶好酒喝。”
舅姥爷依依不舍，拉着铁蛋的手送了好远。
他们都哭了。
那是舅姥爷在外面，第一次为一个不是亲人的人哭。
他送了一程又一程，还舍不得分开。
团长赵向前说：“革命战友的友情，就是比山高，比海深呀！”
他又说：“但是，铁蛋要上前线了，周大福你也要救伤员了。别磨磨叽叽的。革命队伍不能磨叽，磨叽怎么能打胜仗！”
他们终于分开了。铁蛋抹着泪走，舅姥爷抹着泪回。
舅姥爷说：“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
舅姥爷没想到，这却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战士们说，铁蛋在连队吹号，那是学得相当地快，虽然他不懂音律，但只要你哼出歌来，他的号声便能马上跟着来了。因此，每遇到战斗，大家都在等他吹冲锋号。
真是一个好苗子啊！赵向前团长对人说。他特别喜欢部队每次冲锋时，铁蛋能将“滴滴打滴滴……”的号声吹得格外的响亮，那是多么的激昂、多么的撩动人心啊。
的确，只要铁蛋一吹号，那号声刺入耳孔，撞进鼻子，让男人们全身血液沸腾，仿佛脚下踩了个风火轮，战士们不顾千难万阻，一个劲地往前冲。
没想到，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了铁蛋。
当他被送到舅姥爷的医疗队时，眼睛已经睁不开了。舅姥爷见到铁蛋，泪水马上流了下来。
他呼喊着他，他亲吻着他，他拥抱着他，但是，铁蛋再也没有醒过来。
一个战士将一个小铁瓶交给舅姥爷：“这是铁蛋死前，说一定要交给你的。他放在身上藏了好些日子了。”
舅姥爷没有打开，他接过来，便知道那是一盒酒。
那个小铁盒的酒，直到后来过草地，舅老爷从来没有打开，更没有尝过。
舅姥爷只是哭。
哭得昏过去的舅姥爷，再也没有沾酒。至少有三个月的时间，他都陷入悲伤之中，很少与人说话。
没想到，有一天，团长赵向前顶着黑夜来帐篷里找他。
赵团长大声喊：“周大福，我来了！”
舅姥爷在给伤员治疗呢。他啊了一声，头都没有抬。
团长有些失望。他来到舅姥爷的身边，说：“周大福，我给你带什么来了？猜猜。”
舅姥爷说：“你能带什么来？少给我带伤员来，就是万幸。”
团长说：“你还是猜猜。”
舅姥爷猜不出。
赵向前说：“真没趣。”
说完他从屁股的口袋里掏出一瓶白酒来，说：“你看……”
还没说完，团长赵向前便迫不及待地用牙咬开瓶盖，只听牙齿咯啷一下，接着听到咕哝一声下去，一口酒已下了肚子。
一股酒香飘散开来，团长赵向前还以为舅姥爷会与他抢酒呢。但舅姥爷只是看了一眼，不说话。
赵向前说：“周大福，泸州老窖呀，这可是一个川军逃跑时丢下的。”
舅姥爷说：“我已经戒酒了。”
赵向前不相信。他说：“你会戒酒？那就像我们不想打仗一样，可能吗？”
舅姥爷说：“我真的戒了酒。真的。”
团长沉默了。他忽然明白了什么，不说话了。
等舅姥爷包扎完伤员后，团长赵向前又笑了起来：“你说可笑不可笑？这些川军，上战场时不是喝酒，就是喝鸡血，有的也喝猪血牛血，还有的，吃鸦片！不吃鸦片打不了仗！”
舅姥爷好奇地问：“团长，他们为么事要喝酒和动物的血咧？”
团长笑了：“还不是迷信！喝酒可以壮胆呀，他们被红军打怕了，借着酒劲往前冲，怕中枪，认为喝动物的血可以避邪呢！”
舅姥爷说：“能不能弄一些鸦片来呢？”
赵向前说：“要那干啥？”
舅姥爷说：“有些战士实在是太痛苦了，听说吃那可以减轻一些。特别是手术时。”
赵向前说：“可以试试。”
说完，舅姥爷将团长赵向前刚才喝的酒慢慢收回来，对他说：“团长，这个不能浪费呀。伤员用得着。”
赵向前说：“你喝吧……是专门给你带来的。”
舅姥爷摇摇头说：“还是留给伤员们喝吧，可以镇痛呢。”
他真的不再喝酒。这一点让团长赵向前没有想到。
赵向前竖起大拇指说：“周大福，这下你有些像个红军战斗员了！”
舅姥爷说：“当然，当然要向团长学习……”
过了几天，团长赵向前真的从前线弄回了一些鸦片。但他规定：“只能给重伤员镇痛时用！”
赵向前说：“周大福，你晓得啵？那些川军，吃了这个能打一会仗，但吃多了，就没了战斗力！这东西可不能放开！”
舅姥爷说：“团长，你放心吧。我有适项（分寸）”。
舅姥爷想不到，许多年后，当革命胜利了又遇上运动时，他因为给伤员吃过鸦片，此事还作为罪状之一挨过斗呢。
那时中国已没有鸦片。但那些斗他的人问他吃鸦片的感觉。舅姥爷说：“那就是腾云驾雾，欲死欲仙，最后重重落在地上，却轻如羽毛！”
红色小将们不懂，还挖根问。
舅姥爷说：“弄些酒来，我表演给你们看。”
小将们还真的给舅姥爷弄了一大壶酒来，舅姥爷就着地瓜，开始饮酒，当一壶酒见底，他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歪歪扭扭，像个小丑，才几步就倒在地上，还扭过头说：“吃了鸦片，就是这样的……”
说完，舅姥爷倒在地上，竟然睡着了。那些小将们拿他没法，踢他几脚，见没有动静，便只好又去斗别人了。
一直到去世前，舅姥爷可能什么都缺，就是从此再也没有断过酒。只要餐桌上有酒，每次都会酩酊大醉。
9
许多年后，我姥姥谈起舅姥爷来，还有些吃醋。
主要原因，是1934年妇女独立团成立后，舅姥爷的队伍中，也成立了专门的医疗队。
他开始真正喜欢起医疗工作来了。为什么真正喜欢上了呢？这中间有故事。这一段历史，舅姥爷讳莫如深。但他虽然不讲，我们后来还是从姥姥那里拐弯抹角的搞明白了。
其原因，就是医疗队有关。
此时，英雄的红四方面军在万源已彻底打破敌人的六路围攻，东西两线均取得重大胜利。特别是9月11日，红军攻克巴中，继以主力向敌作大纵深迂回，待进至黄木垭地区，将正向反退之敌10余个团全部包围歼灭，仅此一仗，便毙、伤、俘敌旅长以下14000余人。22日，四方面军乘胜前进，又克苍溪，其它各部又分克复仪陇、南江等城。至此，历时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结束，红军杀敌8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炮100余门。
就在红四方面军休整总结之时，12月19日，中央军委为执行黎平会议决议，要求“四方面军应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应钳制四川全境的军队”，以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
在这个美好的修整期，舅姥爷遇到一生中从来不提的另外一个人。
战地医疗队成立后，突然进来了一批姑娘。
团长赵向前对舅姥爷说：“周大福，给你派个人手，一边帮助你的工作，一边向你学习治疗。”
一个姑娘跳到舅姥爷面前敬礼说：“你好！”
然后，她伸出手来，舅姥爷一边后躲，一边手足无措。19岁的舅姥爷，见到17岁的四川姑娘张丹桂，脸红，心跳，转身跑。
赵向前喝住舅姥爷：“周大福，跑什么跑？以后天天要与你一起工作呢。”
当然，这些对话只是我今天的想像。舅姥爷当时见到张丹桂时，究竟是怎样的心情，后来又发生了怎么样的故事，像一阵风一样，有时传得像真的，有时听起来又像假的。
晚年时，特别是我，喜欢绕着弯子逗舅姥爷讲故事。他的每个故事都说得有头有尾，讲得有声有色，但关于张丹桂的故事，舅姥爷从来没有开一个头，也没有结一个尾。往往话题扯在此时，他总是打个叉，或仰头装作说别的东西，一晃便过去了。
后来，听舅姥爷的战友说，那些年，由于经历了连绵不绝的战斗，舅姥爷身边突然多了一个女孩，他的生活一下子丰富起来了。我们黄安人原来非常封建，从小怕与女伢打交道。舅姥爷从小便跟着舅太爷学医，还不懂男女间的事。但张丹桂天天跟着他，吃饭、看病、换药、打针、洗伤口、包扎、安慰伤员……舅姥爷身后像是跟了一个尾巴。
那时，红军战士中最常见的病都是疟疾、痢疾、疥疮、下肢溃烂……只要不打仗，战士们不是在挠痒痒，就是在打摆子。
这些小病，舅姥爷用祖传的中草药一般都能及时救治。
张丹桂经常跟在舅姥爷身后，以钦佩的目光看着他说：“周大福同志，你怎么这么聪明呢？这么小就学会了看病？我什么时候能学会呀。”
舅姥爷的脸一定是红了。他的回答都是相当严肃的：“这个嘛，你努力学，一样也会了。”
张丹桂真的学。她什么都问，什么都好奇。舅姥爷很有耐心，他什么都答，什么都能讲出几条。
有一天，张丹桂说：“周大福同志，你能教我号脉么？”
舅姥爷说：“这个嘛，需要实践，不是一般人能学会的。”
张丹桂说：“大福同志，我要学嘛。”
舅姥爷便教她号脉，先是在病人身上号，教她如何“望闻问切”。后来病人少了，不号了。
张丹桂不干：“大福同志，可以在我身上号呀。”
舅姥爷的脸一定又是红红的。他说：“你没有病，号个么事脉！”
张丹桂说：“那也能听到心跳，也能预测有没有病呀。”
舅姥爷不干。他从来没有握过张丹桂的手，两个人在给伤员看病时，即使偶尔手与手相遇，舅姥爷也是像触电似的缩了回去。
其实往心里说，按我舅姥爷的性格，他一定是想握一下张丹桂的手的，那手多白呀，那脸上的笑容多甜呀，那眼光多炽热呀。
但舅姥爷不敢。越是随着时间加长，两个人变得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之后，他一旦有了这个想法，便开始在心里责备自己，“怎么能有这个想法呢？”
的确，战斗每天都在进行，几乎每天都有伤亡。舅姥爷跟着卫生队，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当别的想法一出来，他就会责备自己。加上此时，红四方面军接到中央红军的电令，要求“集中全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在克羊模坝，歼敌胡宗南部补充旅第一团后，由于围攻昭化、广元未攻下，2月初，部队撤回嘉陵江东。2月3日，陕南战役开始。随后，四方面军一路凯歌，到3月下旬，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
舅姥爷没有空闲来想这些问题。部队几乎天天都在行军打仗，伤亡都很大。
白天，舅姥爷要抢救伤员，有时到了夜里还有伤员不停地抬进来。红军的伤员从五六十岁到十三四岁的，什么样的人都有。舅姥爷有时忙得两眼一松，就要打瞌睡了。这时，只要是张丹桂的笑容出现在面前，他的瞌睡又一下子无影无踪。
我相信，舅姥爷那时候一定是遭遇了爱情。
张丹桂对舅姥爷是充满崇敬的。没事她便问：“你这样年轻，怎么就学会了医术咧？”
舅姥爷说：“我从小就在山里，山里的什么草、什么花都能叫得上名字，哪种草、哪种花、那种根能治什么病，我都一清二楚。”
舅姥爷说这些有点骄傲。他其实隐瞒了一部分。那就是舅太爷在他刚识字的时候，便要他背《本草纲目》，要认身边的各种花花草草。而他小时见了字就头痛，见了各种味道的花草就恶心。只要背不出来，或是逃了课，舅太爷必定在后面追着一顿饱打。
张丹桂以欣赏的目光打量着舅姥爷。舅姥爷那时穿得其实也破破烂烂，红军的衣服一般都是旧的，看上不有什么特别，但那样吸引着张丹桂的眼睛。
舅姥爷躲避张丹桂，绕开话题：“张丹桂，你说说，我们还会往哪里打呢？”
张丹桂是四川人，她说：“我希望就在四川扎下根，在这里有饭吃。”
舅姥爷说：“恐怕不会啊。”
张丹桂说：“你说会往哪里打？”
舅姥爷说：“我听赵团长说，中央要我们集中全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啊……”
话说出口，舅姥爷后悔了：“张丹桂，我偶尔听到的，你可别对别个说啊。说了要掉脑袋。”
张丹桂说：“你放心，我肯定不说，我怎么舍得你掉脑袋……”
说完，张丹桂笑着跑了，让舅姥爷一个人在原地发呆。
结果，战斗真的打起来了。从3月上旬到4月中旬，四方面军共歼敌上万人。有人说，从渡江时起，四方面军就开始了长征。到月底，四方面军决定向岷江地区发展，积极策应红一方面军过金沙江北上。
伤员开始如潮水一般涌来。
在舅姥爷的记忆里，攻占土门的战役最为曲折。先是第9军、第30军和第31军一部，分左中右三路，向土门发起总攻。激战当日便占领该地。敌先后在该地区投入兵力约20个旅，被方面军歼灭1万余人。
小小的医疗卫生队里，挤满了大量的伤兵。
舅姥爷跟在别的医生后面，分捡、擦洗、手术、救治……只要坐下来，他便开始迷糊着眼。
“周大福，又来了一个，腿断了……”
“周大福，这个伤兵眼睛看不见，么办咧？”
“周大福，快来手术呀，这个小兄弟的肠子都出来了！”
张丹桂的声音无处不在。
许多年后，舅姥爷老时，他在墙跟下晒太阳，往往是在进入梦想的时刻，他也似乎陷入了这种回忆。
张丹桂的声音那时是个巨大的安慰。舅姥爷得以保持清醒，并且最大限度地与其他队员们一起，尽可能地及时抢救到每个伤员。
舅姥爷在那一刻开始有了少有的沉静。枪林弹雨之下，灌木草丛之中，红军战士视死如归的心情，给了周大福另外一种世界。在舅姥爷眼里，“过去我在老家看了多少病人啊，都是哭死哭活的，但红军呢？他们生，就得战斗，死，仿佛回家！”
让舅姥爷悲伤的是赵向前，在攻打土门时，冲在最前面，结果，他的一只胳膊被打断了。
赵向前送来时，基本上是昏迷的。勤务兵进门便哭着大叫：“周半仙，快来救我们团长呀。”
舅姥爷出来，掀开一看，倒抽一口冷气：“妈呀，这是什么事啊！”
只见赵向前的一只胳膊，只剩了一点骨头还连着，皮毛还沾着筋。赵向前已不醒人事。
舅姥爷哇的一声就跟着哭了：“团长，团长……”
一边哭，舅姥爷一边喊张丹桂：“快些跑，还傻着站，看什么看！赶紧拿消毒的酒精来，全部拿来，别舍不得……”
他们连忙将赵向前放在案板上，一堆人围了起来。舅姥爷说：“我来手术，这只手，恐怕只有锯掉……”
一说，他自己先哭了。拿刀的手，对着赵团长的胳膊，却怎么举着也放不下来。
张丹桂喊：“周大福，快些呀。”
舅姥爷闭上眼，轻轻地下刀，团长赵向前那只沾连着血肉的手，全分开了。
从此，舅姥爷见到团长，都要主动自责：“团长，是我的医术不精，让你只有一只手呀。”
赵向前哈哈大笑：“周半仙，没有你，我的命可能都不在了，半只手算什么？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哩。”
舅姥爷听了，不好意思的垂下头。
赵向前又说：“周大福，那么多战友都为革命牺牲了，我能捡一条命，那是多大的幸运！你自责个啥哩！”
疗养期间，他又拿舅姥爷开玩笑：“张丹桂，你们的周半仙神呀。我昏迷了四五天，还是让他叫唤回了，阎王爷说，周半仙的病人，不敢收哩。”
张丹桂哗的一下笑了。
舅姥爷也跟着笑了。
在他的革命生涯中，那是极其美好的季节。五月的南方，四处莺歌燕舞，杂花生树，生机昂然。特别是成片的油菜花在阳光下摇曳，成群的蜜蜂在空中嗡嗡的飞舞，张丹桂穿着一袭红衣出现在舅姥爷的视线中，远远看去，像一只自由飞翔的小鸟，舅姥爷一边感到满足的同时，一边觉得生活无限美好起来。
到了下旬，传来了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9军军长何畏各一部迎接党中央的消息。特别是当红一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的消息传来，整个部队每天充满了一片又一片的欢呼声。
“你们听说了吗？6月18日，毛主席见到30军政委李先念了啊。”
“听说了。我们听说他把30军所有最好的物品都给了中央红军。”
“你们知道吗？中央红军一路打得非常艰难，他们缺衣少食，穿得很破烂，但士气很旺。”
“不要瞎摆乎，中央红军是百战百胜的。连张国焘政委都表示，‘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哩。”
“是呀，是呀。都是红军，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劳苦大众……”
“两军会合，这下革命的力量强大了，中国的革命形势一定会发生大变化了。打倒蒋介石马上将成为现实……”
听着人们的议论，舅姥爷心里在高兴的同时，又乱糟糟的。他在想，如果革命迅速胜利了，他打回家乡黄安，那会是一种什么景象呢？
舅姥爷心里没有准备。
10
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舅姥爷，就被两军会师后的各种景象迷惑住了。松潘战役还未打响，部队已过了毛儿盖。按照军委规定，红军分为左、右路军北上。
长征开始了。
舅姥爷被编入左路军。出发之前，他说：“我要一匹马。”
当时马很稀少。舅姥爷的请求第一次并未通过。但他固执地认为：“我必须要有一匹马，用来驮药草和医疗工具。”
他的倔强打动了团长赵向前。
赵向前说：“将我的马给他。你们知道，带上一个医生打仗，比带一挺机关枪还管用。”
舅姥爷得到马后，他向独臂的赵向前深深的鞠了一躬。来到马前，他又亲吻那老马的脸。
从此，舅姥爷伴着这匹马，走上了他认为自己一生中最长最难的路。
雪山、草地，那是不知埋葬了多少红军战士的地方。
在舅姥爷的记忆里，以往的战斗虽然艰苦，伤员也多，但那是一种面对面的、刀对刀的、刺刀见刺刀的战斗。
但眼下，雪山草地那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痛苦和牺牲，是那样无声无息。到了老年，舅姥爷的记忆被无限拉长，仿佛总有一段停在原来的路上。
“伢啊，雪山海拔在5000米上下，终年积雪，经常刮起七、八级甚至十级以上大风。山上除有少数民族走过的羊肠小道外，根本无路可寻。其实部队上山前已经询问了当地人，选择了最好时机，并有向导引路，还向全体指战员进行了教育，要求大家做好防护准备，比如用有色棉纱保护眼睛防止雪盲；上山的当天，食足穿暖并带开水；每人准备一根棍子，用于探路或做拐杖；上山时要缓慢行进，一个脚印跟着一个脚印，以免陷进雪坑。但即使如此，爬雪山时大家还是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个个气喘，面色青紫，明显缺氧，这实际上就是高山反应不全症，不过，那时我们不知道这个病啊。”
舅姥爷对雪山草地的回忆，就像是《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索尔兹伯里的见闻：
“虽然几个月来的行军和缺粮已使大家十分疲乏，开始爬雪山倒似乎很顺利，可是，没多久,进入了一个冰雪世界。眼睛突然看不见了。山上没有路，踩在冰上滑倒了，挣扎着往前爬，却没有气力，但谁也没有想到会死，也不知道海拔14000或15000英尺的高山上氧气如此稀薄。有的人挣扎着要站起来，结果却永远倒了下去。”
过草地时，舅姥爷跟在30军。这是永远在打恶仗的队伍，李先念的脸上永远是严肃的，沉郁的。
部队从甘孜出发，经阿坝到腊子口共走了40多天。40多天的行程，每一步对舅姥爷和他的伤病员都是考验。
“伢呀伢，草地一望无际，海拔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气候多变，时雨时风时雹，遍地有草无木，除小山坡略干燥外，大都是水草地，行走时只能踏着草丛墩子走，稍一踩偏，就可以陷入泥坑……”
因为空气稀薄缺氧，战士们一个个面色如土，行军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有的战士即使缓慢行走，也感到十分吃力，呼吸急促，甚至跌倒。
舅姥爷晚年讲起这一段特别激动。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甚至用注射强心针或樟脑酒精嗅闻的方法治疗了一些病人。
然而，一个新的问题摆在眼前：他们没了粮食！
40多天时间里，他们带的粮食早就吃完了，整个部队普遍的缺衣少食，饥与寒交迫，许多人倒下就起不来了。
舅姥爷说：“我们采集野菜充饥，甚至把皮带、皮鞋烧焦煮熟吃。卫生所有10余人，发给我们一头牦牛驮粮食，等粮食吃完了，我们只好把它杀掉吃了。”
舅姥爷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要杀他驮药品的马。他不干。
“你们杀了我也行，不能杀马。杀了马，这些东西么样能带走呢？这些器械，都是战友们用生命换来的呀。”舅姥爷说。
他一说，赵向前团长沉默。所有饿着肚子的人，都沉默。
最后，他们放过了舅姥爷的马。
赵向前说：“同志们，我们再忍忍。看看还能找一些什么吃的！也许，这马上的器材，将来是新中国一所医院的未来呢。”
赵向前团长总有这种鼓动能力。
据舅姥爷晚年回忆，“红四方面军翻越5000多米的折多雪山之前，随四方面军行动的总卫生部，向部队下发了预防冻伤和雪山救护工作的指示，补发了一些急救药品。总供给部弄到一批准备在行军路上宰杀的活牛羊，分给部队和医院，并为医院的伤病员用牛羊皮制成了防寒衣帽、鞋、袜、雨具等。但由于选择的路线曲折，路程较远，时间又长，仍发生了吃的困难。为了给部队找到能吃的东西，当时有的同志误吃有毒的蘑菇、大黄叶而上吐下泻。为此，朱德总司令和董振堂军长冒着自身中毒的危险，亲尝野草，发现可食用的苦莱、灰菜、荠菜。总卫生部在《健康报》上还专门出版了一期介绍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的种类及如何识别的常识。”
舅姥爷说，红军不是什么特别的人，所吃野菜也是平时常见的野菜了。比如，马齿苋、藜蒿、地米菜、鱼腥草、蕨菜、香菜、枸杞芽、蒲公英和车前草等，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野生的，只有藜蒿和香菜人工栽培的较多。
在这些野菜中，舅姥爷对马齿苋情有独钟。他讲起来，也头头是道：“这种马齿菜，一般为红褐色，叶片肥厚，像倒卵形。它含有蛋白质硫氨酸、核黄素、抗坏血酸等营养物质。由于其中含酸类物质比较多，所以吃的时候会觉得稍有些酸味。你知道吗？马齿菜的药用功能是清热解毒，凉血止血，能降低血糖浓度、保持血糖恒定，对糖尿病有一定的作用。它的吃法有很多种，焯过之后炒食、凉拌、做馅都可以。如大蒜拌马齿菜、马齿菜炒鸡蛋、马齿菜馅包子、马齿菜粥等。”
舅姥爷还说，“还有一种叫做荠菜的，在田边地头经常都能看到，那星星点点的荠菜花，就是好菜啊。它的食疗作用是凉血止血、补虚健脾、清热利水。春天摘些荠菜的嫩茎叶或越冬芽，焯过后可凉拌、蘸酱、做汤、炒食，荠菜水饺、荠菜馄饨是春天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美味，另外还可以做成鲜美的荠菜粥。”
舅姥爷晚年带了个徒弟，还以长征中的事例来教他：“蒲公英知道啥？它的花粉含有维生素、亚油酸，枝叶中则含胆碱、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它的功能是清热解毒，消肿、利尿，具有抗菌的作用，能激发机体的免疫功能，达到利胆和保肝的作用。你以为这种菜只会飘呀？它焯过后生吃、炒食或做汤都可以，可拌海蜇皮、炒肉丝;还能配着绿茶、甘草、蜂蜜等，调成一杯能够清热解毒、消肿的婆婆丁绿茶……”
徒弟不敢反驳舅姥爷，只有听着他摆乎：“还有一种叫苦菜。又名苦苣菜，茎呈黄白色;叶片为圆状披针形，表面绿色，背面灰绿色;花鲜黄色。苦菜中含有丰富的钾、钙、镁、磷、钠、铁、等元素，能清热、消肿、化淤解毒、凉血止血。苦菜对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急性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都有抑制作用。苦菜嫩叶可采食，生吃略带苦味，用开水烫一下制熟，苦味可除。苦菜可炒肉、做汤，或加些大豆粉做成小豆腐吃，亦可沸水烫后蘸面酱食用。或做麻酱拌苦菜、苦菜粥等……”
舅姥爷还想讲蕨菜、明叶菜、水芹菜、薇菜、乌刺菜、树头菜、香椿菜等等，但经常听的人听着听着便打起了呼噜。这让舅姥爷很失望。
舅姥爷便怀念起当初长征的日子。那时，张丹桂是用多么崇拜的眼神看着他啊。
有一次，张丹桂说：“周大福，你的马比金子还贵？让大家吃这样那样的菜，舍不得杀马？”
舅姥爷说：“这些药品器材贵重，马也显得贵了。”
的确，那时舅姥爷他们拥有的药品器材补充，一般来自于三个渠道。一是靠每打开一个城镇后就地征购，二是沿途没收土豪劣绅经营的医药器材，三是从敌人手中缴获。但无限的战斗，得到的药材毕竟有限，所以，部队还是不得不把着眼点放在草药上面，依靠就地取材来解决。
为此，舅姥爷往往这样吩咐张丹桂：“用西药治疗伤员，用中药治疗病员。”
张丹桂跟着舅姥爷一起工作的时间长了，她懂得用药和节约。凡是敷伤用的棉花、纱布、绷带等，每次她都是用过后洗净消毒再用，用食盐水洗涤伤口，用红汞碘磺纱布换药。最困难的时候，张丹桂学会了将植物叶子、喇嘛经文用纸蒸煮后代替纱布，以蒸煮后的羊毛代替脱脂棉，以动物油脂代替软膏。而将仅有的一些强心、止血、镇痛等西药，只用于危重病人。
这个时候，舅姥爷的功用又显示出来了。他是中医世家，西药没有，中草药却易于到手，沿途到处都可以收购麻黄、柴胡、大黄、具木和黄连，稍加炮制即可使用，这对治疗感冒、肠胃病等起了很大作用。
舅姥爷晚年吹牛时也有了资本：“红二、红四方面军都有一些中医师，如我们四方面军总医院，就设有一个由中医、中医药人员组成的中医部和中医师训练班，受到伤员的好评。”
但是，新的困难又到来了。舅姥爷不得不面对，此时的敌人，不再是攻坚打垒的激战，硬碰硬，现在完全称得上是软碰软。
长征开始时，卫生队员都是用担架抬着伤病员行军，由于气候太差，前后的距离迅速拉得很大，要跟上部队前进的速度很困难。特别是夜间行军，几乎天天都有雨有雪，坡陡路滑，不易行走。
舅姥爷说，与正规的部队日行军几百里相比，他们医疗队有时一夜也走不了10几里路，甚至点上火把也走不动。因为伤病员太多了，特别是担架队，总是跟不上大部队。
舅姥爷曾认为，自己最不怕的就是走路。从小他就跟在舅太爷屁股后，走村串户，爬山越岭，一双脚板走得像铁板似的。
然后，在舅姥爷眼里，红军过雪山草地，似乎感觉那是一条世界上最长的路。连他这样号称铁脚板的人，每天都走得昏天地黑的。似乎脚还在自己身上，又似乎不在自己身上……
更让他难受的是，沿途都在死人。过雪山时有死的，踏草地时有死的，有病死的，有冻死的，有饿死的，有摔死的，还有陷入泥泞里死的。
张丹桂总是哭。舅姥爷觉得奇怪，张丹桂为什么还能哭。在他眼里，一般的红军，包括妇女团的，都不轻易掉眼泪。好像眼泪都流尽了。无论战与不战，部队天天都在减员啊。
但张丹桂一哭，舅姥爷便觉得六神无主。仿佛前面的路，永远没有尽头。
他们跟在担架队后，一步一步往前走。
舅姥爷与张丹桂还分管一副担架，上山时在后面推，下山时在后边拉。跟他们一起的民工，因为瘦得像麻杆，有时舅姥爷让张丹桂牵着马，自己替换民工抬担架。到了宿营地后，舅姥爷还要先为伤病员安排食宿，然后抓紧时间察看伤情，进行治疗。
舅姥爷说：“那时，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躺下休息啊，我的背包，有半个多月都未离开过肩，实在困乏了，我跟在马后，拉着马尾巴打个盹。”
舅姥爷最害怕的，是路过敌人的封锁线。那时，他拖着麻木的双腿，要用小跑的速度在限定的时间内迅速通过。
“掩护的部队一到点，便要撤走。走慢了，我们就会有掉队的危险。”舅姥爷对张丹桂说。
张丹桂每天也紧紧张张的。
有一天，她实在走不动了，对舅姥爷说：“周大福，你们走吧，我走不动了。”
舅姥爷说：“快走啊。不走就被敌人追上啦。”
张丹桂说：“你们走吧，我要是牺牲了，将来要把我算在烈士里啊。”
舅姥爷说：“不行！这样牺牲了不算烈士，将来还会说你是逃兵。”
张丹桂以为真的，害怕了：“周大福，你拉着我走吧。”
舅姥爷脸红了。他说：“你拉着马尾巴走。”
张丹桂说：“我不敢，我怕马踢我。”
舅姥爷说：“你放心，红军的马不踢红军。”
张丹桂还是不敢。终于有天夜里，张丹桂说：“周大福，我怕，你拉着我走吧。”
舅姥爷的脸一定红了。但那样的夜晚，一般人也看不见。舅姥爷开头还很犹豫，但最终，他终于握上了他心里曾多次盼望握着的手。
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感觉啊。舅姥爷一下子觉得，脚下的路也不长了，艰难的泥泞地也不再难走了。天上的星星在看着他们，舅姥爷觉得寒冷的夜里不再寒冷，他忽然觉得发热，心口发热，手心发热，最后连呼吸的空气都带有了热量……
可以想见那样的夜晚，在舅姥爷一生中是多么漫长！他一只手拉着马尾巴，另一只手拉着张丹桂，行进在美好的冰凉的夜色中。
那是舅姥爷一生中，最为隐秘的情感。
他们走得那样踏实而又坚定。
但在舅姥爷的回忆里，他一般都是忽略了这样的时刻。在他眼里，红军是多么豪迈，多么壮志凌云！
“你们晓得不？再苦再累，我们卫生人员的工作也不能稍有马虎。每日到达宿营地后，首先选择一块比较干燥的山坡，搭起帐篷支上炉灶，捡来干牛粪点上火，消毒医疗器材，给病人看病、换药、发药，包括伤病员烫脚、开饭，我们医务人员也尽力帮他们做。有一次，我们正准备搭帐篷拾牛粪，忽然天气骤变，雨水冰雹齐下，十几人个个浇得像落汤鸡，牛粪打湿了，火也点不着了，我们真是伤心着急啊。风雨一过，满天星斗，我们又开始工作了。休息对我们来说有时真比吃饭还重要。”
舅姥爷害怕草地。因为进入草地后，沼泽遍地，野草丛生，没有道路，几百里见不到人烟，天空忽雨忽雪，早晚温差很大，加之时有狂风冰雪袭来。
舅姥爷晚年想写回忆录，但只开了个头，便又写不下去。因为他写着写着就掉泪了，“我们部队在通过这一地区时，由于路面松软，大家都手挽手或拄着棍子走，稍不小心，就会掉进泥沼里，越动陷得越深，有些人和牲口因此丧生。伢啊，因为部队携带的粮食不够，我们的生活异常艰苦，经常以野菜野草为食，用脸盆当锅，以搪瓷缸代壶，煮沸了充饥。不少同志由于体力支持不住而倒下。但我们做医护人员的，从来不顾疲劳，每次露营都先为伤病员选择一处比较干燥的地方，支架起简易布篷，用以遮风挡雨，进行各种治疗处置，然后捡些干柴、牛粪等生起半明半灭的篝火，为伤病员驱寒、烧开水、弄饭。尽管没有吃的、那怕只有一把野菜，也要煮熟让伤病员吃上热食……”
虽然条件如此艰苦，但舅姥爷却希望一直能这样走下去。哪怕前面永无尽头，哪怕前面仍是冷雪寒霜。
因为，有了张丹桂的手，舅姥爷觉得脚脚踩的，都是希望。
然而，包座之战打通了北进甘南的门户之后，张国焘命令红军返回阿坝。同时致电中央，反对继续北上，主张南下！
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许许多多的人，包括舅姥爷，命运从此发生了改变！
11
“一方面军一、三军北上了！”
“张国焘总政委在阿坝召开会议，要求四方面军南下！”
“中央军抛弃我们了！”
一时，各种说法在四方面军中迅速传开。
舅姥爷他们接到命令，不再北上了，而是重新南下。
“打倒成都去吃大米！”
舅姥爷听到这个口号时，作为南方人，他像那些四川兵对此表示热烈欢迎。至于为什么停止北上，为什么又要南下，中央军和红四方面军发生了什么，舅姥爷那时完全不知道。
他们喜欢四川的山和水，喜欢那里的花和树，而北方全是沙和土，灰与尘。
到了晚年，舅姥爷还骂张国焘：“一粒老鼠屎带坏了一锅粥啊！我们的命，全部从他那里改变了！”
舅姥爷的话里，全是叹息。
因为当时张国焘致电中央，坚持南下，声称“南下为真正的进攻，绝不会做瓮中之鳖”！
四方面军的队伍，一下又重回原来的道路。虽然路都是熟悉的，但天气并没有什么好转。此时，经过数月行军，红军的粮食又严重不足，人也筋疲力尽。爬山起初似乎还很顺利，后来突然进入了冰雪世界。雪山刺得人们睁不开眼睛，又没有路，人们在冰上滑行，摔倒了，要站起来，浑身无力，有的红军就这样永远地躺倒在雪山的怀抱里了。
舅姥爷说，“我们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最长，三过草地啊。第三次过草地时，总供给部和各军供给部自筹购到一批酥油、糌粑和帐篷，发给每人15到20斤糌粑和3双草鞋。但东西很快就吃光了。更糟糕的是，有位同志的右脚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我们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一位战友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大家提来马灯一看，一根近0.1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
虽然受伤只是一瞬间，但此后，这位战友被伤脚折腾苦了。“我们的队伍连续行军，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他的伤口化脓了，我只好让战友们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都伴随了钻心的疼痛，但有什么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惟一办法。”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熬到9月下旬，左路军的部队全部集结于马塘、松岗、绰斯甲以北的地区。
10月5日，在舅姥爷的记忆里，这个日子就像一块耻辱的布。因为在卓木碉，张国焘宣布成立第二中央。
舅姥爷他们那时不知道，这是背叛党的行动。他们认为，张国焘一切都是对的，连陈昌浩、徐向前都沉默了，所有的红军战士都以为从此革命要靠红四方面军了。
就是在这样的休整时间里，卫生工作开始提高到另一个层次。
那时，一部分卫生人员跟总卫生部编入左路军后，随红四方面军一起行动。到了10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再次南下到达松岗、天全、芦山后，总卫生部让红军的卫校复课。舅姥爷还作为地方中医代表，忙里偷闲，去讲过几次课。
舅姥爷说：“当时，卫校除招回未毕业的军医班学生外，还招收了四方面军的卫生干部和一批20岁左右的青年女同志，共300余人到卫校受训。”
舅姥爷对卫生工作充满了骄傲，“这时，卫生学校的校部由总卫生部兼任，派陈志方担任校长，周越华任政治处主任，孙仪之任教务主任兼教员。当时任教员的还有苏井观、许德、周泽藻等人。更让我们激动的是，开学那天，贺诚部长亲自到会讲话，勉励教职学员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办好教学，为壮大红军卫生工作队伍，为保障部队健康做出贡献。”
卫校的学员们群情激昂，雄心激荡。当时的学员，都是从各部队选派经过考核录取的，年龄都在20岁上下，具有一定文化程度，政治素质好，身体健康，人人才能刻苦学习，奋发进取，加上互相帮助，对教员讲授的内容都能理解掌握。特别是军医班学员，经过10个月学习，于1936年7月，在炉霍举行了毕业典礼后，全部走上了工作岗位。
接着，队伍继续南下。连绵的战斗，一场又接着一场。
此时，无论战斗情况如何，我舅姥爷甚至喜欢上了这种气氛。他们天天都在高压下奔跑，与敌人奔跑，与自己奔跑，与气候奔跑……而舅姥爷，觉得自己还在与爱情奔跑！
张丹桂的手，越来越多的握在了他的掌心，握在了他的手里，握在了时光的隧道，握在了胜利的消息中。
百丈一战，四方面军杀敌万余，自身却也伤亡过重，从此转入守势。张国焘开始处处碰壁。
特别是1936年1月林育英代表共产国际两次电告张国焘后，在任家坝召开的会议上，从来斗志昂扬的张国焘，忽然失声痛哭，表示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2月，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一致同意中央提出的第一方案，北上与陕甘与中央会合。
在舅姥爷的革命史上，这是一个分岔口。
看着那么多的伤员，方面军决定，留下一支小分队照顾和分散伤员，以图后谋。
舅姥爷被选中了。
舅姥爷后来无数次进行人生回顾时，都对这一段进行了各种假设与分析。最终，他得出结论，之所以留下他的原因，一是因为医术较好，二是因为年轻，三是对南方的情况比较熟悉，四是能迅速适应当地环境……
这些假设，被舅姥爷列了无数次。甚至在红卫兵后来纠斗他时，他对此也是如此假设，相信组织上是这样考虑的。但组织未有只言片纸留下，舅姥爷关于留守只是历史的迷雾。
舅姥爷说，他当时就哭了。
“我不愿意留下，我要跟部队一起走！”
赵向前团长严肃地说：“你必须留下，你是医生。对情况熟悉。”
舅姥爷突然觉得有种被抛弃的感觉。长征开始，过雪山草地，然后南下，又翻雪山回来，现在，他们又要去过雪山草地，自己却被留下了。
舅姥爷那时并没有想到留下是否安全。四处都是敌占区，部队一走，国民党的、川军的部队如潮水般涌来。他突然觉得孤独。更孤独的东西，在于内心。
那是因为，他要与张丹桂告别了。
在组织最终决定后，在部队一夜之间撤走之前，张丹桂也哭了。那是真正的哭啊。在舅姥爷的眼里，那种哭，一定是撕心裂肺。
河水在呜咽。山川在静默。
那一夜，舅姥爷和张丹桂坐在河边的石头上。他们已经习惯了组织的安排，因此没有任何东西和理由可以作为抵抗。
“明天我就走了，你要记住我啊。”张丹桂说。
“你要记住我才是，你们跟着大部队，我留下还不知会怎么样呢。”舅姥爷的泪来了。
他可能不想掉泪，但泪水就在那里静静的流淌。舅姥爷握着张丹桂的手，仿佛一下子就会消失了。
“我们都要活下去。”张丹桂说。
“是的，我们一定要活下去。”舅姥爷说。他忽然觉得说这句话时，有泪水从脸上滑落下来。
最后，他们在夜里紧紧地拥抱。那是舅姥爷年轻时，第一次拥抱一个异性。可能也是他一生中，除舅姥以外，最后一次拥抱一个异性。
分别时，他们没有哭泣，没有道别，没有任何杂念。
因为第二天一早，上万人的队伍一夜之间从舅姥爷眼前消失了。偌大的甘孜、炉霍、绥靖，一片白茫茫的水草，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
舅姥爷与张丹桂分别了。这一分别，便是永别。
舅姥爷特别想告诉她，他爱她，但口头的话却是：“你等我啊。”
张丹桂说：“我等你。”
他们哭了。
但许多年后，舅姥爷辗转听到张丹桂的消息时，是从一本描写西路军女战士的书上。原来，张丹桂在红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再次会师后，编入西路军行动，在河西走廊那块令四方面军将士的伤心之地，历尽了九死一生，终于活了下来。
她既没有当官，也没有享到革命的幸福，而是被马匪围剿受伤后，为了活命，不得不嫁给了祁连山中的一个农民……
从此，关于革命，这些老战士们提起时，只有不停的泪水和哭声。
12
在四方面军第三次重过草地时，舅姥爷领受的任务是，照顾十名不能随队行动的伤员。
伤员都被分成若干队。每人负责一组。他们接到的任务，就是各自分散，为革命保存火种，把伤员送到任何一个安全的地方。
因为这，舅姥爷从此永远脱离了部队。
关于那之后的故事，舅姥爷再也不讲，因为他只要开讲，必定会像个小孩子一样，大哭一场，最后讲不下去。
我们了解到的结果是，舅姥爷护送十名伤员，中途因病情加重死了2个，还有2个被舅姥爷安全地送回四川老家，2个送回了安徽，2个送回了湖北，1个被国民党抓获枪杀。送回安徽和湖北的4个人，在李先念新五师打回来时，又跟着去了部队。
让舅姥爷念念不忘的，是那个被国民党抓获枪杀的。舅姥爷说，他甚至不知道那个战友的名字，“我没尽到责任啊，有一次我们遇上了敌人，他为了掩护我们其他人，主动站出来向另一条道路跑，最后引开了敌人，却不幸被杀了……”
舅姥爷从来没有讲过，他是如何在那样残酷的条件下，费尽周折把那些伤员各自送到安全地带的经历。因为脱离了部队，他心中有扇窗似乎已经永远地关闭。
关于舅姥爷的故事，并未因此打住。他在送回伤员后，自己也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选择。那时消息闭塞，舅姥爷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队伍。在曲曲折折的送回伤员后，无事一身轻的舅姥爷，决定先回老家看看。
当他走回黄安县境，一打听，周围全是国民党的部队，都在四处抓人。舅姥爷忽然害怕了。他考虑，是以共产党的身份回家，还是装成国民党的身份回去？
最后，舅姥爷决定，还是扮成国民党回去比较安全。因为，他当初出去时就是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的。
舅姥爷用身上的银元买了一套国民党的军服，大摇大摆的回乡了。舅姥爷以为，回到家里，会受到全村的热烈欢迎。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出去参加革命六年多来，舅太爷已于3年前就去世了，整个家族一下子衰落起来，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紧张张，栖栖惶惶。
更要命的是，舅姥爷一个本家地主周三胖，看中了舅老家的田地和房屋，正在图谋霸占，见舅姥爷回来，便怀疑他不是国民党，去区上告了密。国民党的人听说后，正在往村庄里赶来，要抓他这个逃兵……
仅仅在家住了一夜，爬在舅太爷的坟头上哭了一阵后，舅姥爷第二天一大早便又悄悄地走了。中国那么大，他能到哪里去呢？他找不到部队，找到部队还得有人证明……舅姥爷越想越不是滋味。于是，当他走到附近的麻城县时，身无分文的舅姥爷，毅然扔掉了国民党的衣服，不得不到一个地主家打了10多年的长工，直到1948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又解放了红安后才回来。
在十多年里，舅姥爷甚至不敢说自己是个医生，会看病。在地主家里，他除了干活，还是干活。
而回到黄安县的舅姥爷，靠着自己的手艺，迅速娶妻生子，过上了革命前想过的另外一种生活。
在家人们的眼里，舅姥爷与参加革命前不同的是，他喜欢喝酒，特别是那种高度的，能用火柴点得着的，一喝就是半瓶，一喝就醉。有时醉了，舅姥爷会莫名其妙地跑到山坳里哭上一阵……另一个变化是，舅姥爷不喝酒时，喜欢坐在墙角晒太阳，一动不动地望着远方。而远方除了山还是山，什么也没有。村庄里的人便说：“这个周大福，人称周半仙，是不是有些呆了呢？”
家里的人，都特别为舅姥爷担忧。
当黄安县后来又改为红安县，并开始搞另一种革命运动的时候，舅姥爷还被当作逃兵，拉去批斗和陪斗。
舅姥爷固执地说：“我是红军，是接受任务，送伤兵回来的！我找不到队伍！”
红卫兵们不信。
“送伤员？伤员在哪里呢？谁来给你证明呢？你要是红军，那大家都是红军了。”
舅姥爷很生气。他甚至能说出伤员的名字，但最终那些人住在哪里，事过多年，他一下子也说不清楚。那些曾经和他一起参加革命的人，后来编入西路军，多数死在了河西走廊，死在了马匪的刀下。个别能侥幸活下来并当了官的，舅姥爷却又只能从报纸上见到他们。
一个要命的问题是：即使都活着，可舅姥爷认识他们，他们却不认识舅姥爷！
舅姥爷一想起这个，便真的想哭。
舅姥爷有时也想张丹桂，她能证明。但张丹桂那时在甘肃一个偏辟的乡村里，做了一个农民的妻子，日子过得比他们还差，哪里联系得上呢？
舅姥爷想起了赵向前。那是让他加入共产党队伍里，直接接触到的最大的官。可革命胜利了20多年，舅姥爷也不知道他的任何消息。人世苍茫，舅姥爷不知那亲爱的团长，是死了还是活着。
从此，作为革命者的舅姥爷，被人们当作逃兵，一直在村庄里忍受着一切。他也给人治病，也参加生产劳动，但话越来越少，酒越喝越多。
终于有一天，舅姥爷从掉在一张地上的破破烂烂的《湖北日报》上看到，一个叫赵向前的人，在黄石市当市委书记。
由于上面没有照片，舅姥爷想，会不会是团长赵向前呢？
舅姥爷决定去黄石市走一遭。
没有钱，也没有路费，舅姥爷决定走着去黄石。
红安县到黄石市并不远，但舅姥爷走了整整四天。他来到市政府，说要见赵向前。
那时的干部比今天的干部更容易见到，人家通报过去，政府便让舅姥爷进门了。
远远的，舅姥爷看到一个只有一只胳膊的人，站在那里晃荡。他的泪一下子像奔涌的海水似的，像喷发的火山似的，急剧而出！
“团长啊，他们说我不是红军呀！”
那个独臂的市委书记，见到舅姥爷，当时便搂着舅姥爷哭了：“周大福，如果你不是红军，那谁还是红军呢？”
他们像两个孩子，在市委大楼里，旁若无人地哭，哭得整个楼的人，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都跟着掉泪！
舅姥爷从黄市回来后，整个变了个人似的，人特别精神，见人便一脸的笑。
“我是红军了！”
“我是红军了！”
“我是红军了！”
舅姥爷在村子里高声喊。
从此，舅姥爷在村庄里抬起了头。人们都知道这里也有一个走了二万五千里还不止的红军战士，为了护送伤员回来的。
而且，舅姥爷得到了每个月25块钱的照顾。
又是几年过后，有人到村庄里来找舅姥爷，拿出一张照片问他认不认识这个人？
舅姥爷觉得面熟，但到底是谁，他也说不清楚。
舅姥爷想起历次挨的整，闭了嘴巴，不说话了。他说他不认识。
他是老红军，那些人也就没有难为他。转而，他们又去河南找到一个叫张德贵的农民。
张德贵一眼就认出了。他说：“这是我们的营长呀。”
就是这句话，让这个叫张德贵的人后悔了一生。他自己不仅被关进去审问了好几年才放出来，更让他难受的是，他说的那个营长，本来生活得好好的，结果却被红卫兵斗得跳楼自杀。原因在于他们曾参加过国民党。
又是几年后，舅姥爷打听到了张德贵的消息，他又跑到河南去看他。两个人在一起，又是高兴又是掉泪。张德贵死后，舅姥爷伤心了好长时间。
有时，舅姥爷特别想去甘肃。他想去看张丹桂，但只要这个念头一出来，他便闷闷不乐好半天，最终，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即使再见到，他会对她说些什么呢？
不知道。他们一生，再也没有相见。
13
2012年冬天，在雪花飘舞的季节里，90多岁的舅姥爷瞌然长逝。他走的那天早上，我还见过他。他躺在床上，看着我笑。
那时刚好春节，我要回北京上班。他拉着我的手，摸了摸他的酒瓶。
我笑了笑。因为，那酒是我给他买的。
到武汉坐上高铁，中午我舅舅给我打电话，告诉了舅姥爷去世的消息。
我舅舅说，舅姥爷走时很安详。不过弥留之际说了胡话。
我问舅姥爷说了什么。
我舅舅描述了舅姥爷走时的状态。
舅姥爷闭着眼，突然身体抖了起来。他朦朦胧胧地问：
“鱼腥草晒干没有？”
我舅舅当时还未反应过来。不过，当过兵的他，很快理解了老爷子的心事。他回答说：
“晒干了。”
“苍术根挖到没有？”
“挖到了。”
“伤员们都消毒了没有？”
“消过了。”
“药品保存好没有？”
“保存好了。”
“还魂丹练成没有？”
“练成了……”
舅姥爷听着回答，努力挤出一点笑，便闭上了眼睛。
一片哭声从瓦屋里迅速传来。
我舅舅出来含泪宣布：“大升天了。”
其时，屋外的雪越下越紧。在舅姥爷身边，只有一个牛皮做的空手枪套，以及一瓶未曾喝完的超过了58度的烈酒。
【作者简介：李骏，湖北红安县人。先后戍边新疆、西藏，现在北京某部任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全国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各类作品400余万字，出版《肝胆人生》《谛观生命》《仰望苍穹》《黄安红安》《遍地英雄》等著作十余部。作品曾获第十一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十二届“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冰心散文奖、长征文艺奖、第六至十届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连续十届荣获总后军事文学奖等。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精选》、《读者》文摘、《中外期刊文萃》、《青年文摘》等选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