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82年，孙犁把两则很短的小说投给某家文学刊物，但是被退了回来。
孙犁又投给另一家文学刊物，很快便刊登出来了。
从1981年11月24日到1989年1月16日，数年之间，孙犁创作出三十篇同样体裁的小说，后来以“芸斋小说”为题结集出版。这些小说采用了许多熟人与朋友的事迹，且在大部分篇幅的末尾模仿《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与《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缀以“芸斋主人曰”而对小说中的故事与人物进行议论与评介 。（1）
按照西方传统的小说(fiction:虚构故事的散文)理念，小说是虚构文体，当时给孙犁退稿的编辑很可能便是秉承西方传统小说理念，而拒绝接受他的这种文体的小说，孙犁坚持以“小说”而不是其他文体命名，必然有他对小说理念的理解与对小说文体的追求，很可能是他对中国传统小说理念的回归与认知。
在我国文化传统中，小说属于诸子百家，小说家不是单纯讲故事的人。民国四年（1915）江阴缪荃孙刊印了一本小书，收录七个短篇话本，以《京本通俗小说》的形式在坊间流行，开卷是宋人的《碾玉观音》，讲述两个年轻人，一个是王府绣娘，一个是王府里制玉的匠人，他们二人在没有得到郡王的准许下，私自结合而受到以生命为代价的惩罚，这么一个悲惨的故事。在“说话”，也就是讲故事之前，作者引用了大量与春天相关的诗词。
第一首是《鹧鸪天》，描写初春景象：“东郊渐觉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2）第二首也是《鹧鸪天》，歌咏仲春的景致：“杏花出落疏疏雨，杨柳轻摇淡淡风”；（3）第三首还是《鹧鸪天》，感叹暮春飘零：“小桥杨柳飘香絮，山寺绯桃散落红”。（4）之后，引出了王荆公、苏东坡、秦少游，邵尧夫、曾两府、朱希真等人所做的诗，再后是苏小妹，她吟哦了一首《蝶恋花》，都认为春天的归去与物象有关——王荆公认为是春风，苏东坡认为是春雨，秦少游认为是柳絮，也有人认为是燕子或者黄莺将春天衔走了。最后，王岩叟全盘否定，他认为：“也不干风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蝴蝶事，也不干黄莺事，也不干杜鹃事，也不干燕子事”，（5）而是时间到了，春天只有三个月，九十日春光已过，春天自然要回去了：
怨风怨雨两俱非，风雨不来春亦归。
腮边红褪青梅小，口角黄消乳燕飞。
蜀魄健啼花影去，吴蚕强食柘桑希。
直恼春归无觅处，江湖辜负一蓑衣！（6）
在小说发端之前，为什么要援引这么多诗词？书中解释是因为有个咸安郡王，“怕春归去，将带着许多钧眷游春。”（7）从情节演绎的角度看，这样的解释是十分勉强的。因为这些诗词不是故事变异的元素，而与情节演变无关。但是“说话的”，也就是作者，却不避啰嗦而娓娓道来，表现一种无关故事的兴趣。
《碾玉观音》是我国优秀的话本小说，这样的小说是在书场搬演给听众的，书场流行这样的小说，说明听众对它的喜爱，《碾玉观音》的作者之所以敢于如此大幅度地脱离故事而援引诗词，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传统小说的理念与西方不同，不是简单地通过故事愉悦读者，而是将其归入诸子百家之中，就此而言，西方晚近以来注重小说的文化性，与我国传统的小说理念难免重合而有异曲同工之处。然而，现实是1919年以后，我国主流文坛全盘西式，传统文学被边缘化了，因此研究我国小说的叙事经验，往往不得不返身回顾旧有样式，既要梳理传统，也要梳理当下的叙事经验，才能形成我国本土的文学理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叙事学引入我国，曾经流行了短暂时间，但很快被文化主义的浪潮所淹没，学人以谈文化为时尚而少有人谈叙事学了。但是，叙事学所揭示的对小说的关键性分析，至今是研究的指南与工具，需要赓续与发展，而作为中国的学人一方面要继承本土根脉，同时也要融通西学，站在中西学术的节点上创建本土话语体系。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小书，便是我多年研治叙事理论——从文本到叙事的一点心得与体会。古希腊的哲人柏拉图说过这样一句话：神不是一切事物的起源，但是好事物的起源。文学理论也是如此，理论不是批评不是创作，但是好批评与好作品的起源，因为文学理论——包括叙事学，多少会给创作的拓荒者们提供一痕光影，哪怕是行进中驿动、幽寂的光影呢!
2016、8、30
注释：
（1）《芸斋小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1月出版）收录有：《鸡缸》、《女相士》、《高跷能手》、《言戒》、《三马》、《亡人逸事》、《幻觉》、《地震》、《还乡》、《小混儿》、《修房》、《玉华婶》、《葛覃》、《春天的风》、《1976年》、《小D》、《王婉》、《杨墨》、《杨墨续篇》、《鱼苇之事》、《一个朋友》、《冯前》、《无花果》、《颐和园》、《宴会》、《蚕桑之事》、《罗汉松》、《石榴》、《续弦》、《我留下了声音》等三十篇小说。
其中，五篇没有，另外二十五篇均采取了“芸斋主人曰”式的结尾，比如《女相士》记述“文革”中，作者结识了一位女士，这位女士精于相面，解放前曾以相面所得在长沙“自盖洋楼两座”。小说的结尾是：“芸斋主人曰：杨氏之术，何其神也！其日常亦有所调查研究乎？于时事现状，亦有所推测判断乎！盖善于积累见闻，理论联系实际者矣！‘四人帮’灭绝人性，使忠诚善良者，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对生活前途，丧失信念；使宵小不逞之徒，天良绝灭，邪念丛生。十年动乱，较之八年抗战，人心之浮动不安，彷徨无主，为更甚矣。惜未允许其张榜坐堂，以售其技。不然所得相金，何止盖两座洋楼哉！”
（2）（3）（4）（5）（6）（7）《京本通俗小说》，第1页、第1页、第1页、第3页、第3页、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