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游者”郭文景
天高，地远，绿草，蓝天，佛塔，经幡……
车窗外，景致倏忽掠过。佛塔洁白，金顶闪耀，在阳光下无声讲述着美丽的传说，圣洁仿若“神界”。车窗内，作曲家郭文景思绪缭绕……八月暑夏，青海采风，于他既是身体之行，更是心灵之游。
十月金秋，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中国爱乐乐团带来的郭文景交响作品音乐会，名字亦作《心灵的远游》。
远游无骛，执著一念，从1982年捧出第一部作品《川崖悬葬》至今，四十载春秋，长河无声奔去。
在媒体笔端，他是中央音乐学院“四大才子”之一，他更是“一个为音乐痴、为音乐傻、为音乐疯的音乐狂人”。走近他，倾听他，便知所谓痴、傻、疯，许是源于一种“病”——艺术的“强迫症”。而在当下艺术创作环境中，这种“病”，难能可贵，令人钦畏。
1 音乐的远游：精神高度
“我们在尊重、继承传统的同时，也要发展传统。”
“唯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而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这是经常加注在郭文景身上的标签。人们较多聚焦于“国际声望”，但其实“中国作曲家”也许更值得着眼。
10月10日晚，保利剧院，郭文景交响作品音乐会亮相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在指挥家黄屹、中国爱乐乐团、竹笛演奏家唐俊乔、女高音歌唱家宋元明的携手演绎下，爱乐者们畅游郭文景的音乐世界，领悟他的音乐哲思。
音乐会以“心灵的远游”为主题，集中演绎了郭文景的四部交响作品——为管弦乐队而作的帕萨卡利亚《日月山》、为女高音和管弦乐队而作的《远游》、芭蕾舞剧《敦煌》第二组曲、为竹笛与管弦乐队而作的《野火》。
一曲《野火》，唐俊乔与乐团合作演绎，乐随心动，意蕴深邃。
这部创作于2004年的作品，回避竹笛惯常的音响，而着力于挖掘这件传统乐器的交响性。这样做，充分扩展了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性格，也延伸了郭文景关于现代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思考。
“我们在尊重、继承传统的同时，也要发展传统。我在创作这首竹笛协奏曲时，将竹笛当作一件现代乐器而非传统的民间乐器。这个作品也表达了我近些年创作的一个想法，那就是中国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和存在，文化方面也是一样，我觉得应该反映今天中国的精神面貌，要表达今天中国音乐要说的话。”郭文景说。
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文化责任感、一种文化自觉意识，“作为艺术家，不能对我们自身的文化有所低估。”
在古典音乐领域，不少艺术家都是外籍，郭文景觉得这并不影响艺术家自身文化意识的凸显，“国籍身份和文化身份是两个概念。斯特拉文斯基最后加入了美国籍，但他永远是俄罗斯的作曲家，他骨子里的东西改变不了，他的文化身份是改变不了的！”
郭文景注意到，“民乐演奏家会追着作曲家要作品，古典音乐搞演奏、演唱的，好像就没这个需求。因为西方音乐史上保留曲目太多了，一辈子都弹不完、拉不完、唱不完。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曲家的文化意识、责任意识就更重要了。当然了，如果你一辈子只弹肖邦，只拉老柴，也没问题，没有人会指责你、诟病你。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在中国当代音乐曲目库里，蒙尘的精品有没有？肯定有。应该去发现，把蒙尘的它们发掘出来。我希望中国的音乐界对中国作品更加重视，这样中国作品就会有更多展示机会。”
借由这场音乐会，郭文景四乐章《远游》迎来世界首演。这是一部跨越17年的作品。
2004年，郭文景以诗人西川的现代诗为歌词，为女高音和管弦乐队创作了三乐章《远游》。时隔17年后，他创作完成了第四乐章。“《远游》追求精神上的高度，当我聆听理查·施特劳斯的《阿尔卑斯山》交响诗时，仿佛看到的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这不是因为山的高度，而是音乐所追求、所蕴涵的精神高度，我希望自己的作品也尽力使中国交响作品达到这样的高度。”他说。
2 书生面孔+麻匪性格
“我是硬着头皮说这些的，其实不是为我自己说的，是为整个中国音乐说的！”
“这次音乐会，中国爱乐乐团给予了非常充足的排练时间，排练效果也很好，我非常满意，也非常感激！”在这场音乐会开始前的媒体见面会上，郭文景开篇坦言道。
“很多段落，听得我身体会不由自主地颤抖……”当晚音乐会结束后，郭文景如此表达坐在观众席里聆听四乐章《远游》时的状态，听得出来，一向“挑剔”的他对演出效果异常满意。其实，很多观众也是这样的感受，他们深深折服于这部作品的艺术性、哲思性。
无疑，这是郭文景与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又一次完美合作。而从2003年至今，他们竟已携手走过十八载光阴。当年，郭文景享誉世界的歌剧《夜宴》《狂人日记》登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舞台，在爱乐者欢呼、业界的期盼中，郭文景首演于海外的中国歌剧回家了。2008年，郭文景和导演李六乙合作的《巾帼英雄三部曲》上演，至此，郭文景共有6部歌剧作品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演。除了歌剧，郭文景的其他类型代表作，比如《江山多娇》《蜀道难》《满江红》等，都曾在北京国际音乐节首演或上演。
在郭文景看来，一部作品，作曲家完成之后，演出呈现很重要，“甚至对作曲家来讲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有很多伟大的作品，第一次演出是失败的。但后来碰到另外的指挥家、乐团，演绎得很精彩，作品也就有了流传下来的可能性。”
他举例，《a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是肖斯塔科维奇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完成于1947年，题献给他的挚友、小提琴大师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然而，由于某些原因，直到1955年该作品才有机会首演并获得空前成功，“当时整个苏联评论界全部傻眼了，因为这个作品太牛了！最后，作为演奏家的奥伊斯特拉赫，竟然自己提笔写文章。他说自己和这部作品一起生活了8个月。也就是说，他用了8个月时间练习，才有了最终的效果。”
相比之下，如果作品没有充足的排练、磨合时间，或将遗憾满满。“我这个话说出来也许会得罪人……”郭文景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比如有些乐团，更充足的排练时间是留给‘马勒’之类，他们觉得那是经典，愿意花时间去练，但是对中国音乐、对中国作曲家们的作品，可能感觉差不多就得了……我是硬着头皮说这些的，其实不是为我自己说的，是为整个中国音乐说的！”
郭文景语气平和，但语间锋芒却若隐若现。不过，他很快逆转了话题方向，“其实，中国的这些交响乐团对我不薄，即便是在2020年疫情那么严重的年份，杭州爱乐、上海爱乐还给我开了专场。此前青岛爱乐青岛交响乐团、天津交响乐团、四川交响乐团都给我开过专场。交响乐团的生存是很困难的，现代作品的票房又没古典、经典的好，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交响乐团还能给我开专场，我真的是感激不尽、感恩戴德。或许有人会说，郭文景这个人贪得无厌、得陇望蜀，他竟然要求和马勒一样的待遇！事实上，我是在心存感恩的同时，想提出一点呼吁，那就是希望中国作曲家们认真精心创作出来的作品，都能被重视，都能有合适的展示机会。”
他觉得，从个人利益出发，他不应该如此直言不讳，但还是忍不住想说出来。早年，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中国的指挥家“拍板砖”，“如果一个指挥家没有个人风格，没能在此基础上训练出一支好的乐团，那就不能称之为指挥，只能叫‘打拍子的人’。”他很庆幸当时没有人跟他一般见识，大家彼此还能继续做朋友，指挥家们也还愿意演奏他的作品，“我觉得他们能够听得进不同意见，所以此刻我就硬着头皮把这些话说一下。”
褒贬鲜明，实事求是，绝不违心，这便是率真、耿直的郭文景，同时也不难理解他为何自诩“书生面孔、麻匪性格”了。
3 从表达自我到关照社会
“人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环，只有和传统发生联系，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是有根的。”
依旧犀利，依旧锋利，不会刻意掩饰巴蜀之地养成的狂傲、奔放秉性，但随着人生阅历纵拓，“狂人”郭文景似乎在无意间渐渐柔化了“狂”这个标签，正如他自己所言，现在的他创作时更注重与社会的关联、对话，而不仅仅是强烈地表达自我了。
歌剧《狂人日记》《夜宴》《凤仪亭》《诗人李白》《骆驼祥子》，交响合唱作品《蜀道难》《春天，十个海子》……郭文景的音乐版图大开大阖、泼墨写意。
回首来路，郭文景坦陈自己的音乐风格、音乐语汇有所变化，但一些典型特征、创作理念从未改变，那就是写人，人之情、人之思，寻找最贴近人性的心灵之声。相较过去，如今郭文景的创作更关注现实，更注重与社会沟通，“刚毕业时，想的完全是自我表达，观众理不理解、接不接受，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但随着时间推移，我越发觉得和社会的沟通非常重要。在音乐厅里面对2000个观众表达自我，不考虑他们的感受，相对于要把这2000个人感动，让他们接受你的作品，后者要难得多。我后来发现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也许，这正是作曲家艺术生命延展过程中一个自然变化的过程。毕竟，观众与创作者的关系，本就是相依共荣。
在作品中追求人性的真实与现实的深刻，同时，郭文景心中深埋着一处“根”，那就是自己的文化身份，“我虽然一直在努力成为独特的那一个，在创作上追求不拘一格，但我更知道一点：文化背景是作曲家的土壤和源泉，人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环，只有和传统发生联系，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是有根的。”
1994年起，郭文景的歌剧《狂人日记》《夜宴》等陆续在国外首演，海外声誉扑卷而来。然而，他始终是“最中国的”，他的作品总是充满中国元素与历史气息，同时又不乏通过现代音乐语汇进行的先锋性探索。比如，在《凤仪亭》中，貂蝉和吕布，一个化身川剧演员，一个化身京剧演员；在《思凡》中，加入川剧的打击乐，与西洋乐器对话……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方交响乐的融合呈现，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共鸣与共振。郭文景的音乐创作，并非一脉相传，而是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多脉相传”。他用音符营造诗意效果、诗意氛围，再把哲学深度带入其中——这使得他的作品厚重、深沉、广阔。
法国作家福楼拜在回忆《包法利夫人》创作过程时说：“这里没有一点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全然虚构的故事，这里没有一点放入我的感情或者我的存在……艺术家在他的作品中，应像上帝一样，无所不在，又无处可见。”有观点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呈现艺术，退隐艺术家。
对此，郭文景并不认同，“有艺术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听马勒的作品，就是要听马勒；我们听贝多芬的交响曲，就是少不了贝多芬这三个字，贝多芬能藏起来？”
言语之间，郭文景逍遥放达的真实心性、兀傲不群的个性显露无遗，倒也生出几分可爱。
4 为音乐而生的“教书匠”
“正因为不断返工，所以特别累，这确实是一种‘强迫症’！”
“自己不满意，坚决不交。”这是郭文景的创作信条。
郭文景从2012年初夏开始创作国家大剧院委约作品、歌剧《骆驼祥子》，这是他目前作曲生涯中规模最大的歌剧。他原本计划一年内完成，但最终用了两年时间才拿出作品。事实上，他可是开足了马力一路跋涉，几乎每天都在写，从清晨写到中午，从傍晚写到次日凌晨，其间唯一一次停工，是生病进了手术室。
“写作时我对自己非常苛刻，为了追求更好的效果。写完一个想法之后，我会停下来，反复思考和尝试还有没有更好的，一定要自己满意才肯继续往下走。”郭文景说，“我想要达到的层级比较高，确实很难够到。但不管多累、经济账有多么不划算，我都要达到自己的要求才肯罢休。我就是和自己较劲、较真儿，对自己的要求甚至超过了委约方。正因为不断返工，所以特别累，这确实是一种‘强迫症’！”
今年7月30日晚，国家大剧院，指挥家谭利华执棒北京交响乐团，与钢琴演奏家薛颖佳共同完成了郭文景的C大调钢琴协奏曲《海坨戴雪》世界首演。
在郭文景看来，这部作品是他艺术星空中不可缺少的一颗星。写钢琴协奏曲，一直是他的一个梦想，为此他对自己树立了高标准：要写出钢琴协奏曲的规格与品质，同时要有中国特色和自己的特色，“当然，不能因为是中国作曲家写的钢琴协奏曲，就拿中国特色当幌子，协奏曲一定要符合国际化的标准。我希望这部作品可以拿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舞台上去验证，不能让外国人指着它说‘这不是协奏曲’。”
从2018年12月开始创作，到2021年4月作品完成，两年零五个月时间里，他所有心思都放在这部作品上，为此放弃了不少其他委约创作的机会。然而，他觉得，一切都值得。
郭文景始终坚信一个最朴实的道理：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一部作品，和用两年半时间完成一部作品，效果差距太大了。“如果说能够很好地实现自己脑海中那个美丽的愿景，很满足，很幸福。这种快乐会完全超越对金钱的考虑，当然作曲本身也挣不了大钱。”他笑言。
呕心沥血，作品完成，如释重负的愉快感包裹着郭文景，然而这是短暂的，因为接下来是新的困难，即进入排练、演出阶段，而如果排练、演出效果没达到自己预期，他便会陷入煎熬，“有时候会有无能为力的无奈感，但转念一想，作品能被演出就不错了，我就知足常乐吧。”
在作曲家之外，郭文景另一个身份是教书匠。上世纪90年代起，他站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讲台，每周都给学生们上课，“和年轻人思想碰撞，可以防止自己止步不前，在学术、技术、理论上保持不退步。”
多年教学，他有了一套“郭式学习准则”，总是对学生们强调三点：第一，技术是前提，没有技术、技巧，就谈不上艺术，这是硬杠杆，有无才华另说；第二，知识面要广，多读书，尤其是其他艺术门类的书，这样才能开阔眼界、提升素养；第三，要有良知，没有良知怎么搞艺术？伟大的艺术家如果没有良知，肯定写不出伟大的作品。要有是非感、同情心，要关心社会，关心他人疾苦，心灵不能麻木、冷漠，不能对他人痛苦、社会问题无动于衷。
他笃信，这些关系到如何做人，更是艺术家应有之风骨。
2019年，郭文景卸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没了繁忙、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他能更心无旁骛地投入创作，写作数量、质量双升，“我感觉我的创作会迎来大丰收！”
“我觉得我就是为音乐而生，我很庆幸，兴趣和职业是一件事，没有发生错位。而且事实证明，我适合干这一行。所以我很感恩命运，对命运没有任何抱怨！”郭文景说。他对未来的创作充满信心和期望，“我几乎每天都在写，上午写，下午写，晚上写，写音乐对我来说就像买菜、吃饭、打球、看电视、看电影一样，就是一种生活，我现在就是祈求身体健康，赐予我更多创作的力量。”
今夏青海采风，郭文景心灵受洗，“我脑海里那一个个写作计划、创作愿望，就像我看到的窗外那一座座佛塔，引人入胜，引人前行。当我去实现某一个的时候，会全力以赴，忘掉一切现实利益的考虑，很纯粹，很美好。”
后记
“人生如同谱写乐章。人在美感的引导下，把偶然的事件变成一个主题，然后记录在生命的乐章中。犹如作曲家谱写奏鸣曲的主旋律，人生的主题也在反复地出现，重演，修正，延展。”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如此写道。
以音乐记流年，郭文景匠心如始。浸入超世无我的之“坐忘”境界，这般创作，必然是幸福的。
同时，他也在音乐中雕刻着人生的岁月年轮。这其中，有变，更有未变，比如他的“书生模样、麻匪性格”，比如他放诞无忌的天性，超然自适的状态，就像他自己总结的：“我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就是追求真实，厌恶一切装腔作势，厌恶一切虚伪的装腔作势！”
为文、作画、写乐，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内心都须有一个真字作为根底。只要“真”，故不必刻意求工。既能“真”，性灵已自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