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高质量发展
编者按
10月16日，全国古籍出版社在成都召开专题座谈会，回顾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历程，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强国建设特别是近期在《求是》杂志发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重要文章和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重要回信精神，重温《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布40周年，总结4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古籍出版成就、经验，探讨新时代古籍出版工作如何为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作出新贡献。座谈会上，古籍出版人就建设和呈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成果，推动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高质量发展各抒己见。
“没有这份文件，就没有我国古籍出版的今天”
□本报记者 章红雨
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4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出版》6月刊发的《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分析研究一文显示：“《规划》执行期间，一批有分量、高质量的规划项目一经出版便成为精品图书，获得了出版界、学术界的多项殊荣，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截至目前，已有百余种项目成果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级奖项，如《顾炎武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华书局，2014年）、《李太白全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陆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获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这些精品项目折射出古籍规划的多重特质，贯穿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全过程。”
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华书局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徐俊认为，40年前，中央和老一辈革命家高瞻远瞩，在《指示》中明确提出：“古籍整理，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有指示，有落实，直接影响了过去40年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局面的形成。可以说，没有这份文件，就没有古籍出版的今天。
对此，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表示认同。高克勤说，回顾40年来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历程，深深地体会到《指示》对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是在这一巨大的推动下得到迅速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如上古社编纂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结了清代中期《四库全书》编纂至民国成立之前的学术成果，收录古籍共5213种，是新中国编纂的规模最大的一套古籍丛书，于2003年荣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早期成员之一，始终秉持首任社长冯雪峰提出的“古今中外，提高为主”办社方针，如今已形成以贴近大众阅读需求的文学古籍普及出版为主、兼顾专业古籍整理出版的传统与特色。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说，人文社推出的《孟浩然集校注》《孟郊诗集校注》《刘长卿集编年校注》《李商隐诗集疏注》《李贺诗集疏注》《李璟李煜词》《苏轼和陶诗编年校注》《李清照集校注》等古代名家作品的校勘注释本，是古籍整理的重要成果。2014年人文社推出的《杜甫全集校注》（12册），是对杜甫的全部作品和历代研究成果的总结集成式著作，其在广受学术界好评的同时，市场表现也十分突出，目前已经加印数次，发行量超出一般专业古籍图书。
另据臧永清介绍，根据开卷监控数据显示，近10年人文社在古典小说市场占有率均为全国出版单位第一。分析原因，臧永清认为，在于人文版古典小说有可靠的底本、优质的校点注释，且在几代读者中受到好评，如《儒林外史》《镜花缘》等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只有人文社独家的注释本。
1982年春天，岳麓书社在《指示》的春风吹拂下应运而生。岳麓书社所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船山全书》等古籍图书，所倡导的“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的理念，以及“古典名著普及文库”“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等古典名著普及读物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岳麓书社社长崔灿说，岳麓书社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和推广普及优秀传统典籍所作出的艰苦努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所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敦煌愿文集》、《船山全书》、《湘绮楼日记》、《海国图志》等获得国家图书奖；《魏源全集》《中国古代图书印刷史（彩图本）》《能静居日记》等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船山全书》《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荣获首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向全国推荐的优秀古籍整理图书。
巴蜀书社成立于1983年8月，是西南地区唯一一家古籍出版社。38年来，巴蜀书社切实贯彻《指示》精神，始终坚持“刊行古籍，整理地方文献，出版学术著作”出版方向，出版了《中国水书》《周原出土青铜器》《韩诗外传笺疏》《三国志校笺》《战国策新校注》《广韵疏证》《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中华大典·经济典》《大明一统志》《辑补旧五代史》《四川民歌采风录》《吐鲁番文献合集·契约卷》《周诗新诠》《十三经恒解（笺解本）》《羌族石刻文献集成》等一大批国家重点项目。
在地方文献整理方面，巴蜀书社总编辑侯安国介绍说，巴蜀书社推出的《日本藏巴蜀珍稀文献汇刊》《日本藏巴蜀稀见地方志集成》《巴蜀珍稀史学文献汇刊》《巴蜀珍稀金石文献汇刊》《巴蜀珍稀科技文献汇刊》《巴蜀珍稀医学文献汇刊》《巴蜀文丛》《巴蜀古旧地图集》等系列文献丛书，既为四川经济文化发展添了把力，又增强了自身发展的实力。
据统计，凤凰出版社列入“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共计32项，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项目50项。凤凰社成立近40年来，先后有数十种图书荣获全国各级奖项：《册府元龟（校订本）》《赵翼全集》《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李太白全集校注》等图书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全元文》《陆士衡文集校注》《宋代文学编年史》《文心雕龙解析》等荣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说文解字注》《金圣叹全集》《凌濛初全集》《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明词话全编》《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缪荃孙全集》《大清会典·康熙朝》《文选旧注辑存》《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等荣获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
凤凰出版社社长倪培翔说：“实践证明，‘以书立社’从根本上抓住了内容产业基本特征，是出版企业发展的基本途径。”
位于西安的三秦出版社成立于1985年年初，是西北地区唯一一家专业古籍出版社。据统计，36年来，三秦社共出版石刻文献类图书180多种；文史经典文献整理类图书400多种；旧志整理类图书10多种；古籍及国学经典普及类图书近900种。2000年以来累计有47个古籍项目获得国家古籍整理专项资助，6个古籍项目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统计显示，三秦社有3种古籍图书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20多种图书获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
总结经验，三秦出版社总编辑赵建黎认为，古籍整理出版需考虑不断提高古籍重大项目对全社经营发展和品牌提升的贡献率。他以2016年推出的《陕西金文集成》为例介绍，该套书是迄今为止对陕西金文资料整理最为全面、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最高的精品力作，出版后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填补了陕西省20年在国家图书奖正奖上的空白，目前该书已销售1500套。“由此形成了国家规划—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出版政府奖的完美链环。”赵建黎说。
上述部分出版社所取得的成绩，可谓4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辉煌成就的缩影。徐俊认为，重温40年前的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具有针对性的意义，因为文件说到了古籍出版工作的每一个关键之处，具有一以贯之的指导作用。步入新时代，在40年前一以贯之的中央精神之上，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高度重视是空前的。体现一，中央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这与以前古为今用、批判继承是不一样的。体现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体现三，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中一再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使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挖掘弘扬，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单从上述三点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工作的大背景起了巨大变化，国家政治文化社会需求都不同于过去几十年，新的时代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给了我们新动力、新机遇。”徐俊说道。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本报记者 章红雨
引人关注的是，如何“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落到实处，是与会古籍出版人思考的重要问题。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张继海说，40年来，我们的古籍整理出版，有高度、有深度，较多地考虑了为学术需要服务、为专业研究服务，但是考虑一般大众的需求比较少。如《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强调从学校教育和娃娃抓起，让孩子从小亲近古籍，学习古诗文和传统文化知识，保证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代代传承下去。做到这一点，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进校园、进课堂，语文等基础课也要进一步增加传统文化的比重。综合性大学、理工科专科院校的公共课、通识课，也要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把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为全体中国人培根铸魂。
张继海认为，新时代整理后的古籍让年轻人愿意看、看得进去、看得懂，仍然是一个重大课题，因此当代古籍整理出版除有今译之外，还需要有导读、题解、串讲、评析，形式上要活泼多样，设计上要美观漂亮，要想方设法“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张继海建议，古籍整理出版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普及和大众化方面，要研究新时代年轻人的阅读需求、审美口味，为不同人群量身打造对的、合适的古籍读物，通过这些图书，让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代代传承。
“做实做好‘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这篇大文章，就应不负使命，不负重托，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岳麓书社社长崔灿表示，岳麓书社将结合“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项目、2021—2030年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的实施，组织策划好立得起的重大项目，做到有规划、有策划、有项目、有奖励、有效益，力争每年有项目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全力冲击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出版政府奖。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在三秦出版社总编辑赵建黎看来，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典籍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三秦社古籍整理出版大众化取得新的突破。比如三秦社精心策划出版的《诗经》《楚辞》《东京梦华录》《三国志》少年版在深受读者好评的同时，也使得三秦社在开卷数据排行中居于较高位次。不仅如此，文献+互联网的出版发行模式，大大推动了三秦社传统古籍出版与数字技术融合，据悉，目前该社获得相关资助累计1000多万元。
“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为搞好古籍整理出版指明了方向；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为搞好古籍整理出版指出了路径；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为搞好古籍整理出版提供了动能；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的普遍参与，为搞好古籍整理出版增强了信心。面对机遇，扛起弘扬传统文化的大旗，做传承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力军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也是我们事业跨越式腾飞的希望所在。”巴蜀书社社长林建的话代表了与会古籍出版人的心声。
古籍出版人的期待
□本报记者 章红雨
面对未来，与会古籍出版人结合工作实际也提出了自己的期待，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希望政府各界鼓励和支持古籍数字化出版，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服务等高新技术，做好特色文献和珍贵古籍的数字化出版，提供古籍数字化出版的顶层设计。
2.希望重点扶持甲金、盟书、玺印、简帛、石刻、写本、文书等各类出土文献数字化出版，为学术研究提供便捷、高效的第一手、基础性数据库。
3.加快建立数字化出版的信息数据管理平台，扩大古籍数字资源开放，促进资源共享，提高利用效率。
4.希望设立古籍图书专项评奖机制，进一步提升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社会影响力。
5.希望支持各社发展特色板块出版，形成古籍出版单位专业特长明显状态。
6.持之以恒支持长线系列项目持续推进。
7.希望在下一个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更加重视子部小书的规划性整理，比如加强对子部艺术类图书的重视。
8.坚决抵制“一元钱一本”的网红直播带货销售行为，要尊重出版社和作者的劳动价值。
9.协调举办各类全国性古籍学术交流活动和古籍专业人员培训活动。
10.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数字古籍、融媒体古籍，规划和实施古籍融合发展，创新古籍图书出版发行手段。
11.希望与相关文化部门合作，探讨设立古籍修复中心，对破损古籍进行修复和古籍仿制文创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