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2021年第5期｜卫鸦：朗日居（节选）
1
他们从楼道口冒出来，一高一矮。光线太弱，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只看到两条影子，像两团烟雾似的，模模糊糊飘进了走廊里。那时天色向晚，我陪小鸦在走廊里玩积木。这条走廊暗着，它总是暗着，即便白天也是如此。外面是城中村的黄昏，天南海北的炊烟在晚风中升起来，与嘈杂声混在一起，从走廊两端的窗口源源不断地渗进来。这是夜晚即将来临的征兆。
这地方叫大浪，原本是龙华的一个村。后来龙华升级，成为深圳的一个新区，大浪也跟着升级为街道。从来深圳那天开始，我就待在这个地方，没挪动过，不是有多么喜欢这里，而是习惯了。我住的这栋公寓叫朗日居，有很好的寓意——朗朗乾坤，青天白日。可事实上，它的前身是工厂宿舍，里外稍一改造，便成了炙手可热的出租公寓。可在我眼里，它就是栋出租屋，再怎么雕琢粉饰，也遮蔽不掉根深蒂固的城中村气息，鬼知道为什么会取个如此好听的名字。
朗日居一共七层，每层布局一样：一条走廊两边，挂着二十几间房子，大部分是单间，也有些被打通了，并成简易的一房一厅，或者两房一厅。走廊由十几户人家共享，两端各有一个窗口，开得很小，紧贴着邻近房子的墙。这一带都是出租屋，也叫亲嘴楼，楼与楼之间没有多少空隙。光线从间隙中漏下来，再在窗口拐个弯，就成了两团幽光，微弱地悬着，透不过来。
走廊里的灯早已老旧，是那种声控灯，房东一直舍不得更换，年月长了，感应开关不再灵敏，不用力跺几下脚就亮不起来。可谁会闲着没事就去跺脚呢？当然没有。所以，这条走廊就这么暗着，昼夜并无多大分别。住在这里的人，似乎也习惯了黑暗，就像蝙蝠，能够凭借特殊的生理构造，在幽暗中准确地行动。当然，我也是只蝙蝠。小鸦跟我一样，也是蝙蝠。我们都是蝙蝠。
小鸦是我儿子，今年六岁，唯一的爱好是搭积木。三岁那年，我给他买了第一桶积木。他如获至宝，并且很快就在这方面显示出过人的天赋。每次看动画片时，见到感兴趣的图形，他就会记下来，等动画片放完了，再凭着记忆，用积木将那些图形还原出来。这让我感到惊喜，在这个三岁的孩子身上，我似乎看到了我这一生已经无法实现的理想。读大学时，我学的是建筑设计，曾经想当一名设计师，可事实上，毕业之后，我从未干过一件与建筑相关的工作。小鸦也许可以将我的梦想继续下去。
从那时起，我就认定，我儿子是个天才，一有时间我就陪他玩积木。这条黑暗的走廊，对我来说，是一种黑暗的视觉环境。对小鸦来说，却是由积木构成的童年。说实话，作为父亲，我感到愧疚。我应该像那些事业有成的家长一样，为小鸦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让他有个明亮的童年。但我没能做到。因我的碌碌无为，他只能在这栋叫朗日居的出租屋里出生，成长，一晃就是六年。这里的生活，以及走廊里那种长久的黑暗，就如同血液一般，流淌在他的童年里。
作为父亲，这是一种失职。当然，如果非要为自己开脱的话，我也能找到理由——我们之所以不搬到更好的地方去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左蓝，我们这个三口之家，她说了算。两年以前，我们买了房子。首付交出去后，我就着手设计书房。作为一位文字工作者，在深圳十几年，我从未有过自己的书房，这是件很尴尬的事。几千册书就像城墙一样，壮观地在边边角角里码着。我怀疑小鸦爱上搭积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我的影响。我太想要一间书房了，这是我的一个梦想，买房之后，它离我是如此之近。遗憾的是，左蓝并没有给我实现梦想的机会。交房那天，一拿到钥匙，她立即就找了家房屋中介所，把房子连同我的梦想一起租了出去。我那张设计稿刚一完成，就成了一张永远也实现不了的蓝图。
买了房子又不住，那买下来有什么意义？当时我很愤怒。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穷尽十几年的积蓄，换来的却仍然只是一纸租赁合同。我像只火药桶一样，暴躁地向左蓝提出质问。我们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但左蓝是个理智的女人。我想说的是，对婚姻来说，理智绝对是个褒义词。一个理智的女人，纵然在生活中无多少情趣，但她能让日子变得冷静。她似乎天生就具备一种能力——每当我愤怒或者激动时，她总能找到有效的方法，让我迅速平静下来。她搬过一张椅子，在我面前坐下来，然后扳着手指头，跟我算了笔账。还没等她算完，我的火气就已经消了。
的确，她考虑得比我周全。我们都是独生子女，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三口的吃喝拉撒，双方父母的赡养费、水电费、煤气费、物业管理费等等，一张张账单，就像一堆岌岌可危的肿瘤，咄咄逼人地悬挂在我们生活中。若是再背上房贷，我们就成了两匹名副其实的骆驼，房子一旦断供，将会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必须把房子租出去，以房租来抵充月供。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今年三十五岁，在一家文化传媒公司上班，任项目总监，年薪二十五万。在职业生涯里，这已经是我的巅峰，要想再有所发展，就得辞去工作，自己出来创业。我承认，深圳是座适合创业的城市，可我有自知之明，我压根儿就不是创业的那块料。我甚至连辞职的勇气都没有。有什么办法呢？百无一用是书生，这话不是说出来的，是活出来的。
我把那张设计稿找出来，揉成一团，连同我的梦想，扔进了垃圾桶里。在我看来，一个没有经济实力支撑的梦想，也就只配躺在这样的地方。可是左蓝在扔垃圾的时候，看到了这张设计图纸，又把它捡了出来，小心翼翼地展平，压在一本书里，说好歹也是个作品，不应该跟垃圾混在一起，她先帮我保存着，说不定哪天就能用上。
2
坦白说，朗日居也并非一无是处。这条走廊始终暗着。我们就像些远古时期的动物，为了适应环境，视力不断进化。十几年下来，我已具备了在弱光中视物的能力。就比如说这两个人，一进走廊，我就看到他们了。尽管只是两个模糊不清的影子，几乎与黑暗融为一体，但我还是看到了。他们走得很慢，就像两只蠕行的软体动物，缓缓向我移来。长的那个影子双手向前伸着，像位盲者一样，小心翼翼地抚拭着面前的空气。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初次进入这条走廊的人，都会变成瞎子。
“起来，有人过来了。”我俯下身，拍拍小鸦的肩膀。小鸦“嗯”了一声，没说话，仍然蹲在那里，全神贯注地摆弄着手里的积木。他是个专注的孩子，沉浸于自己的世界时，就很难唤醒。
我在地上跺了一脚。灯蓦然亮起，满地的灯光像雪一样，清清朗朗地铺开，走廊里顿时异常明亮。我有点不太适应，脑子剧烈晃了一下，眼睛出现片刻的失明，世界黑了。我闭上眼睛，眯了一会儿，等适应了灯光，再睁眼看时，这两个人已经到了我面前。他们应该是远道而来，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脸上盖着一层疲惫，就像用工笔画出来似的，十分清晰地暴露在灯光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对父子，眉眼之间挂着相似的神态。
“你好。”我打了声招呼。
男人没回话，只微微一笑，牵着小孩的手，从那堆积木上跨了过去。廊灯再次熄灭，黑暗重新填满走廊。我没有再去跺脚。在这样的环境里住着，我不太喜欢光亮。那父子俩一前一后，摸黑往前走着，在一间房子前停了下来。黑暗中咔嗒一声，细碎的火星溅开，男人把火机拧燃了，一束火苗亮起来，摇晃着，两张脸映在通红的火光里，同时也将一个门牌号码映照出来——707。就在我家隔壁，原来的租户是位民工，在这里住了三年多，我很少碰到他。他一直在修地铁，每天早出晚归。朗日居对他的意义，仅仅只是张床。大部分时间，他像条蚯蚓一样，与工友们一起，没日没夜地扎在地下，挖掘并疏通着这座城市的交通网络。每次坐地铁，我都会想起他。这两年，这座城市的地铁像蛛网一样越结越大，四号线穿越大半个深圳，从皇岗口岸通到龙华，其中就有他的功劳。这几年他修的就是四号线，可是这条线路一通车，他就搬走了。
深圳是座由流动人口构成的城市，与之对应的，是一个庞大的租赁产业，绝大多数的本地人，都靠出租屋活着。因此，朗日居永远不缺租客，尽管条件一般，却总是住满了人。那位民工留在房子里的气息还未散去，这对父子就搬过来了。男人拿出钥匙，借着火光，把门打开。他举着那束火苗，牵着儿子进了屋。门砰的一声关上，火苗一晃，不见了，两张脸紧跟着消失在门后。
3
离朗日居不远，紧邻公路，有块菜地，被两位来自湖南的菜农租了下来。他们一看就知道是对夫妻，面相上显示着共同的生活和经历。两口子没有租房，就在菜地边搭个棚子，简单而随意地住着。在我印象中，一年四季，这对夫妻几乎没有休息过。每次经过这块菜地，我总能看到两个低头弯腰的身影，就像两株生机勃勃的植物那样，风雨无阻地扎在地里。他们秋冬两季种蔬菜，春夏两季种草莓。附近的人常来这里买菜，比市场上便宜，也比市场上新鲜，远远就能闻到一股原生态的味道，让人心里踏实。你走到地里，看准哪样蔬菜，他们就当着你的面拔出来，抖掉泥土，也不上秤，凭着多年的经验，估个合适的价，往塑料袋里一装，就是你的了。在深圳这样的城市，你只有接近这些与泥土打交道的人，才知道生活原来还可以过得如此简单。
我很喜欢这对勤劳的夫妻，喜欢他们种的蔬菜。当然，我更喜欢生长草莓的季节，每个日子都是暖暖和和的，天高云淡，没有台风和暴雨的袭扰，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股酸甜味。在这样的季节里，深圳是最好的深圳，大浪也是最好的大浪。你会觉得，在紧张而枯燥的生活中，仍有一片色彩，是那么慷慨、那么大方地向你热情绽放。因此，我们都管这地方叫草莓园。
草莓园的边上，有个公交站台，一趟从大浪始发的高速大巴途经此站。每天早晨，左蓝都会在这里等车。大巴开出大浪后，直接走福龙快速路，中间不再停靠，直达福田区，下车就是左蓝上班的地方。每天早晨，我也会来这里。我坐车的地点在另一边，但我愿意兜上个半圈，先送左蓝上车，再掉头回去，坐小巴走四站路，转地铁四号线去公司上班。下班也是如此，下车后我绕半个圈，在这里接上左蓝，两人一起回家。这一早一晚的同行，是我们为数不多的独处时间，白天都有各自的工作，回到家里之后，则有家务和孩子将我们分开。因此，我很珍惜这样的相处。婚姻中，如果你总是漠视细节，你就永远也不会明白婚姻对于生活的意义。
左蓝上班的地方在八卦岭，那是所特殊教育学校。在深圳，八卦岭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不到一平方公里的面积里，却有着深圳最具人气的美食街、深圳最大的印刷包装基地、深圳最大的二手图书市场，以及深圳最早的会展中心。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和领域，就像大杂烩一样，融洽地煮在一起，虽带着一丝乱象，但这样的深圳，却更接近于我对一座城市的理解。
在学校里，左蓝教聋哑班的手语。大学里她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选修过手语。她没有当过主持人，这一行竞争太激烈。因此她的主专业一直没能用上，选修的专业，反倒阴差阳错地用上了。她的手语算不上多好，但拿来教一群孩子，却是绰绰有余，收入也还不错，比普通教师高出不少。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左蓝喜欢这份职业。她当初选择当特教，确实是出于收入上的考虑，这点她自己也从不否认，我们需要钱。在深圳这样的城市里生活，对于工薪阶层来说，物质和金钱是一种永远也无法达到饱和的需求，虽然收入也在涨着，但与物价相比，这种涨幅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在这个无钱寸步难行的时代里，左蓝又怎么可能视金钱如粪土？她毕竟是个女人，每天面对的是柴米油盐。只是，除了物质之外，她心里尚存着对职业的热爱。
我曾经以为，汉语是世上最美的语言。直到有一次，我去学校里接左蓝，看到她站在讲台上舞动双手的样子，才改变了这种看法。天啦，你不知道，讲台上的左蓝有多迷人。她面对着一群无声的孩子，手势灵动地变幻着，在空气里画出条条优美的弧线，完成与他们的碰撞和交流。在我看来，这已经超越了语言层面，更像是一种优雅的舞蹈，具有强烈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4
在朗日居，时间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大家都关起门来过日子，老死不相往来，彼此间缺乏平行的参照和比对，时光也就显得随意和凌乱。一个月以后吧，也许是半个月，我记不确切了。总之，我又见到了那对父子，在草莓园旁边的公交站台上。那天我送左蓝坐车，没等多久，那辆大巴就过来了，准时将她带走。我也想走，却没走成。应该是台风快要来了，一丝凉意在空气中暗暗涌动。这是入秋的迹象。这时节的深圳总是难以捉摸，好端端的天气，雨说下就下起来了。我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天地间已是一片磅礡的雨声。我没有出门带伞的习惯，只好留在站台上避雨。
我点了支烟，正抽着，对面有人挥手。我看了看，雨帘后面两条人影，一高一矮。雨下得很大，两张面孔模模糊糊，但我还是认出来了，是那对父子。我脑子里闪过那条黑暗的长廊，以及他们在黑暗中步履蹒跚的样子。我挥了下手，回应他的招呼。
男人把小孩扛在肩上，从对面的站台上一步跨下，斜穿马路向我走来。不时有车辆从雨中疾驰而过，轮胎下翻起阵阵水花。我很担心他被车辆碰到，但我有点多虑了，他走到马路中间，从容不迫地跨越隔离栏，就像位特技演员那样，避开交错飞奔的车辆，从大雨中穿了过来。尽管我不赞成他的行为，毕竟横穿马路有损一座城市的文明和秩序，而且很不安全。他对生命缺乏敬意。但从他身上，我也看到了一种人生哲理——一个人心中若是无畏，眼里便没有障碍。
“是你啊。”我说。
他点了点头，跨上站台，站到我旁边，没说话，脸上带着一丝羞涩和不安，但立马就被从额头挂下来的雨水遮掩住了。我很想跟他聊点什么，告诉他横穿马路的危害。可我只是张了张嘴，没出声。我组织好的那套说辞，就像块坚硬的鱼骨，在喉咙里牢牢卡住，无法表达出来。这是陌生人之间不可避免的障碍。
他把小孩从肩上放下来，转过身去，撩起衣服的下摆，去擦拭小孩湿淋淋的头发。他的衣服也是湿的，不停地滴着雨水。如此一来，他的擦拭便成为一个略显滑稽且毫无意义的动作——他擦得越勤，小孩的头发就越湿，雨水顺着前额胡乱地淌下来，那张稚嫩的脸很快就湿透了。可男人全然意识不到，只是焦急地擦着，动作慌乱且笨拙，他显然缺乏这方面的经验。
男人徒劳无功地忙了一阵子，才终于发现方式不对。他看了看我，又看看四周，然后果断地把衣服脱了下来，光着上身，露出结实的肌肉。他的身材看上去没有健身爱好者那么匀称，却显得更为自然和健康。这种壮实明显是来自体力劳动。他手上的力气，也配得上他的肌肉，那件湿漉漉的衣服，两把就被他绞干了。他把衣服展开，叠成一块毛巾的形状，再次去给小孩擦头。这一次，小孩的头发很快就被擦干了，变得蓬松起来，脸也变得十分干净，就像刚从浴室出来，带着一种童颜才有的光洁和清爽。男人把衣服卷起来，又绞了两把，两只手各提着一只衣袖，噼噼啪啪地往空中甩了几下，又套在了身上。他转过身来，面朝着我。这时我才发现，他的身材十分高大，背和腰都微微弯着，却仍比我高出半头。目测他至少有一米八五。
我问他要去哪里。他仍然没有接话，只是在裤兜里摸索着，找出一盒烟来，在衣服上擦了擦，掏出一支，递给我。我晃了晃手里的半截香烟，道了声谢，说正抽着。他咧嘴笑了一下，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反手把烟送进了自己嘴里，点着火，又回过头去，向小孩比画起来。我瞬间想起了左蓝的那群学生。父子俩是哑巴吗？但他们使用的手语，让人看着不太舒服，动作幅度很大，结合着脸上夸张的表情。跟左蓝的手语比起来，就像是某种偏远地区的方言。不过，他们的这种手语，虽然没有左蓝的那种规范和优雅，却显得简洁和直观，也比较好懂。就连我这个完全不懂手语的人，也能大致揣摩到他向小孩传达的意思，大概是小孩犯了什么错，且与我有关，他要小孩向我检讨。
小孩犹豫了一阵子，才走到我面前。他有点认生，却并不胆怯，身上有股乡间孩子的野性。他从裤兜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我接过来看了下，是块积木。如此一来，我便清楚是怎么回事了。这积木是小鸦的，我想应该是他在走廊里玩的时候，不小心遗漏了，被这小孩捡到。这是小事，对小鸦来说，多一块少一块，并没什么影响，小孩要是喜欢，可以送给他。
可是，我怎么才能跟他表达呢？我大声嚷嚷着，配合手势，向男人比画着，想让他明白我的意思，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时我才体会到一个习惯用嘴巴说话的人在肢体语言上的匮乏。我更加认可左蓝特教老师的身份了。我也许该跟她学点手语，这样的话，面对这对父子，就不至于存在如此大的障碍。可是，就在我手忙脚乱，声音也越来越高时，男人却开口说话了。
“我能听见。”他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又看了一眼那小孩，“我儿子不能说话，但他也不是哑巴，原来是会说话的，三岁那年生了场病，就成这样了。”他的嗓门压得很低，仿佛生怕儿子听到了似的。他坦白地告诉我，这块积木并不是捡的，是偷的。说到“偷”字的时候，他很自然。
“言重了，”我说，“这么小的孩子，有什么偷不偷的。”
他感激地看我一眼，说谢谢我的理解，然后问我，能不能帮他也买一套。他的语气中带着恳求，动作却显得有点蛮横，还没等我回答，便从裤兜里掏出钱包，数出三百块来，不由分说地拍到了我手里。
“这孩子刚到深圳来，没见过世面，不喜欢出门，我就想给他买样东西在家里玩着，可我转了好些天了，就是没找着。”
“没问题，这个我可以帮你买。” 我说。
“那真是太感谢你了。”男人一边说着谢谢，一边把钱包塞回兜里。
“用不了这么多。”我抽出一百，想退还给他。但他已经把小孩扛在肩上，走下了站台，几个大步，转眼就到了马路中间。他轻松地翻越隔离栏，穿过了马路。
雨渐渐停了，雨后的草莓园绿得发亮，秋天带来的那丝颓败，被雨水冲洗掉了。那对夫妇停止了劳作，双双把手撑在锄把上，就像是各自拄着一根拐杖。两人仰着头，以同样的姿势看着天空，分析气象，以判断大雨是否会卷土重来。我看了看表，八点半，时间紧迫，我得走了。
5
这天下班，我没去接左蓝。在地铁上，我打了个电话，说下班后有点事，得晚点回家。她没问什么，只“嗯”了一声，就把电话挂掉了。对我的事情，她很少过问。有时我在外面出差，长达一两个月，回到家里，她也只是淡淡地说一句：“回来了。”脸上的表情平静得就仿佛我一直待在家里，从来就没从她生活中离开过似的。我们结婚十年，从未有过小别胜新婚的感觉，只有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平静。我不知这种平静，是出于她对我的信任，还是压根就不在乎。
出地铁站后，我找了家文体用品店，楼上楼下逛了一圈。在二楼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小鸦玩的那款积木。老板告诉我，就剩下最后两桶了，我的运气真是不错，他正想着要当成废品处理掉，我就来了。
“现在的小孩，不是守着电脑，就是抱着手机，玩具不好卖了。”他叹了口气，说科技发展也是把双刃剑，给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无形之中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他说的也许有些道理，但我一刻也不想听这套忧国忧民的理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人不可能永远活在过去。
回到朗日居，已是晚上。这条走廊依然暗着。它总是暗着，就像个黑色梦境，永恒地萦绕在我们生活中。我刚拐上楼梯，远远地，就看到两条影子，站在707的门口。是那对父子。很显然，他们等候已久，见到我时，就像见到了从远方归来的亲人，满脸期望，目光灼灼地望过来。
我走过去，男人迎上来。小孩还是有些认生，我刚一走近，他就像条件反射似的往后一缩，躲到了父亲的身后，两只眼睛却相当大胆，直勾勾地盯着我手里的积木。我刚想把积木递给男人，小孩却从他身后突然闪了出来，将我手里的那桶积木一把夺了过去，转身跑进了屋里。
“别介意啊，小地方长大的孩子，没见过世面，不懂礼貌。也怪我，没教好。”男人说。
“挺好的。”我说，“男孩子嘛，就是得有点野性。”
“这话没毛病，男孩就得有男孩的样子。”他连连点着头，说现在的男性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尤其是那些男明星，一个个涂着口红，画着眼影，一身的脂粉气，跟女人的区别也就差个变性手术了。“还小鲜肉，去他妈的，堂堂七尺男儿，弄得那么妖娆，跟个娘儿们似的，怎么看怎么别扭。”
他的言语有些粗鲁，与他五大三粗的形象，倒是十分吻合。可话糙理不糙，小鲜肉这一类的名词，我也十分反感。男人女性化，确实是审美上的一种扭曲。
“对了，钱没用完。”我把剩下的钱掏出来，退还给他。他连连摆手拒绝，无论如何不肯接，说就当是请我吃饭了。
“两码事，”我把钱拍到他手里，“再说了，这点小忙，也不值一顿饭。”
“兄弟，你这是打我脸。”他把钱又塞了回来。我再往回推时，推不动了，他的力气确实很大。他诚恳地邀请我：“进屋去坐坐？先认个门，远亲不如近邻嘛，挨在一起住着，以后免不了常来常往。”
在朗日居住了这么久，我还从未串过哪家的门。说实话，我还真想进去看看，可是他堵在门口。他的身材十分高大，无形之中让我有种压迫感，同时也给我造成一种错觉——他嘴上在邀请，却并没有让我进屋的意思。
“改天吧。”我说。
我嘴上这么说，两条腿却没动，就好像这男人身上有种什么神秘的东西，在吸引着我。我歪着脑袋，往屋子里看了一眼。灯光很暗，应该是从对面阳台上漏进来的余光。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住进去后，屋子的装修和摆设没动过。灯是那位民工留下来的，他的职业决定了他对灯光的要求，一个长年在地底下工作的人，不需要太多的光亮。沙发也是旧的，一边扶手上的皮已经裂开，往外卷着。那个小孩蹲在沙发上，积木已经被他拆开了，他一边往外边掏，一边扭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脸上挂着干净的笑容。
“不好意思啊。”男人这时才发现自己堵住了门，他笑了一下，赶紧把身体挪开。我也朝他笑笑，进了屋。
6
房子不大，一室一厅。客厅里一张沙发、一张餐桌、一台饮水机、一个上下两开门的小冰箱。此外就是一个三层的鞋架，挤在门后的角落里，上面有双粉粉的女式拖鞋。卧室很小，从门口看进去，只有一张床。由此可以看出，这对父子的生活十分简单。简单到就连这屈指可数的几样家具，也显得有些多余。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个鞋架，虽然很不起眼，可我却不时瞄向那里，因为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双女式拖鞋摆在上面，据我观察，屋子里并没有女人生活的痕迹。
“快请坐。”他说。他朝儿子比画了几下，指了指卧室。
小孩把沙发让出来，抱着积木，进到卧室里玩去了。我走到沙发边，坐下来。屋子里有些噪音。这是二十年前的旧改房，电线已经老化，嗡嗡的电流声在空气中振动。一股油烟味从对面的阳台上飘过来。
“我叫秦大同，秦始皇的秦，大同嘛，就是那个产煤的大同。你喝点什么？饮料还是啤酒？”他一边说，一边走到冰箱前蹲了下来。
“白水吧。”事实上我也喜欢啤酒，但因陌生，我有些矜持。他打开冰箱，拿了瓶矿泉水递给我，自己又拿了瓶啤酒出来。他把冰箱门关上，走到我对面，随手抄了条塑料凳子，往屁股底下一塞，坐了下来。他的体形十分高大，一坐下来，那条凳子立马就消失了。如此一来，他看上去就像是在蹲着。
“你也可以叫我老秦，我今年三十八岁，应该比你大很多，你这样子看上去最多也就三十出头，对了，该怎么称呼？”
“卫鸦，精卫填海的卫，乌鸦的鸦。”我说，“听你的名字，应该是山西人吧。”
“不全是，你猜对一半。”他告诉我，他祖籍山东，在大同出生。他父亲以前在一家国营煤矿工作，是名机械维修工，钳工和电工都是八级。他十岁那年，煤矿不景气，父亲下岗了，在大同活不下去，就带着一家人，又回到了山东老家。在大同时，父亲给他取的名字叫秦小鲁，回到山东后，父亲又将他的名字改成了秦大同。
“我爹这人啊，书没读过几本，文化人身上的矫情倒是学会了。”他把啤酒瓶举起来，喝了一口，“在大同的时候，总埋怨那地方哪儿哪儿都差，说呼口气出来都是黑色的，远不如绿水青山的山东老家好。等离开大同了，那座他挖了半辈子煤的小城，却成了他朝思暮想的第二故乡。我前后两个名字，都是老头子思乡思来的。”
“很正常，人都是这样，距离产生美。”我喝了口水，“以前我在家乡时，也从来都不觉得那穷乡僻壤有什么好，离开的时间长了，才觉得那里的一草一木，都跟外面不同。中国人总是在乡愁里活着。”
“那也得分人，我就没有什么乡愁，不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写，什么家乡不家乡的，在我看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家乡，哪里黄土不埋人啊。唉，扯得有点远了，我可不是话痨啊，来深圳有段时间了，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碰到你，话就有点多。对了，你的名字有点特别。”说到这里，他顿了顿，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我：“你别怪我多嘴啊，在我们山东，乌鸦不是什么好鸟，但你这名字也许还有别的寓意，精卫填海我是知道的，《山海经》里的故事，你父亲应该是文化人吧？”
“跟文化不挨边，”我说，“就是懒，给我取名字时，到邻居家里去借字典，邻居家没有，他也不想再跑第二家，就顺手拿了本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回来，翻到《乌鸦喝水》那篇，觉得这种鸟很有智慧，就是我的名字了。”
“那也是文化，毕竟是从书里来的。你父亲很有意思啊，比我家老头子强。”他说。他跟我聊起了他的父亲，说老头子没什么别的本事，大半辈子都钻在煤矿里，回到山东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还时时端着一副国企职工的架子，动不动就喜欢训人。但说到钳工和电工技术，那真的是好，大到汽车轮船，小到一颗螺丝，就没有他弄不了的。就是走得太早，矽肺病，在煤矿上班时落下的，泡在药罐子里好几年，把全部家当熬空的同时，也把母亲活活熬死了。老头子此生唯一做的一件好事，就是在临走之前的那几年里，把一身的技术传给他了，让他有了这一技之长，虽然发不了财，但混口饭吃还是没问题的。他也是名技工，在老家的一家造船厂上过十几年班。
“那为什么跑深圳来？”我问他。
“都说深圳钱多，就来了。”他往房间里看了一眼，“我儿子这个不能说话的病，医生说能治，但我没钱，只好一直拖着。我没想过要发什么财，但作为一位父亲，儿子的病总得治好吧，你是说不是？在老家待着，真是赚不了钱，那家造船厂要死不活的，怎么努力也就是勉强糊个口。”
“他妈妈呢？”我问他。鞋架上摆着的那双女式拖鞋，就像个谜一样，吸引着我。
“什么妈妈？”他愣了一下，就仿佛被打了一拳似的，表情颤了颤，随即在脸上僵住不动。过了好一阵子，他的脸才松弛下来。可他却不说话了，就仿佛一个休止符在我们之间落了下来，屋子里一片沉默。他举着啤酒瓶子，大口大口地喝酒。他只是喝酒，嘴巴像被缝死了似的。
我意识到自己有些唐突。左蓝总埋怨我，说我没有社交能力，不会察言观色，容易得罪人。她说得一点没错，我从不会看人说话，也不会把握分寸，常常让对方和自己同时陷入莫名的尴尬。好在时间已经不早了，门外不时传来脚步声。那是上夜班的人开始出门。我能听出一种疲惫，从那条黑暗的走廊里，缓缓拖过。我该回去了。趁他没注意，我把买积木剩下的钱掏出来，留在了沙发上，起身告辞。
……
（全文原载《清明》202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