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基，只为旗帜高高飘扬在太岳山上
导 语
1942年秋到1945年春的太岳山中，一个核心人物，一群坚定的跟随者，怀着一个坚定的信念，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义无反顾，浴血前行。
1971年，刘开基在兴县蔡家崖晋绥干部会议会址
1912年农历正月二十二，正值新春。一个婴儿在太岳山中的沁源县诞生，让几代以放羊、种地为生的雇农刘家无比开心，为他起名“新春仔”，希望这个春天降临的新成员能给家庭带来好运。
只是他们不会想到，这片穷困的土地也不会知道，三十年后面对日寇铁蹄入侵，这个啼哭声并无异样的“新春仔”，会成为这片土地上对敌斗争的领头人。
“新春仔”很快有了学名，叫刘开基。可是，靠给地主打工的家庭实在太穷了，以至于他的大哥、大弟、小弟均在六七岁时因饥饿与肺炎夭折，随后五妹也因病死去。刘开基成为刘家唯一幸存的儿子。父亲知道读书重要，无奈连肚子都填不饱的日子，哪里去找书的影子？让父亲没想到的是，极其聪明的刘开基竟会自己偷空跑到城东五龙庙一家私塾，主动帮先生干活。
贫苦人家的小孩，很快讨得先生欢喜，让他一边干些力所能及的杂事，一边旁听，度过关键的两年半识字生涯。
到了10岁，刘开基必须开始劳作了。先是替家里卖豆芽，砍柴。14岁起便外出到酒坊、粉坊干杂工。
贫困交加，跌跌撞撞，刘开基个头却不低。也因此，雇主经常把14岁的少年当作成人使唤，无论挑还是扛，一次就是200多斤重物。最累的时候，他挑完谷子又磨麦子、背粮食，最终从楼梯上摔下来受伤。地主家却因毁损了一袋粮食将他毒打一顿，另加别的惩罚。
泥瓦工、拉炭、送货、耕种，一直到20岁。
1926年，共产党领导的早期秘密革命活动在沁源悄然铺开。15岁那年，一个“平等”的新词汇突然出现在刘开基世界里，打开他的视野，让他瞬间产生了对“革命”的向往，而且“心情越来越强烈”。1930年，沁源县共产党组织的奠基人之一、被沁源人民尊称为“董老人”的李素卿，与中共地下党员宋乃德联合开办了农民夜校，一边教农民识字，一边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本就识得一些字的刘开基，便成了夜校的忠实学员。
一粒火种，在他心田播下；一种信念，从他内心升起。
而刘开基在赶车拉货途中结识的洪帮组织带头人、当地农民领袖朱秀芝，很快与他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进而成为抗日路上的生死搭档。
1937年8月，中共沁源地下党以牺盟会的名义组建了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作为一名工作人员，刘开基在春节来临之际直接将“好男儿直赴前线，称好汉平灭日寇”的春联贴在家门上。
1937年9月，八路军向太岳山脉悄然挺进，这是党中央与毛泽东根据华北抗战局势变化作出的战略部署。随后，八路军一二九师地方工作团、山西青年抗战决死一纵队十二中队、民运工作队先后抵达沁源，发动群众创建了地方武装，成立了沁源县抗日游击团，打开沁源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
这一年12月，中共沁源县委恢复建立。当月，刘开基经本县宋保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县三区（今王陶乡）任牺盟会协助员，从此走上专职革命道路。
彼时，刘开基这个家中唯一的儿子，已将父母托付堂弟，而他则把身心完全交付这片土地。好不容易回一趟家，竟是因为工作队缺粮而向父亲讨要。为了扩大党的武装力量，他成功地动员朱秀芝参加了抗日组织，并于1938年在沁源官军村胡家庙成立了“洪元抗日游击队”，队长就是朱秀芝。次年2月，又在游击队基础上组建了沁源县抗日游击大队，朱秀芝升任大队长，实现了全县抗日武装的统一领导。
然而，道路是曲折艰难的。抗日工作屡屡受到来自县公道团、旧县政府等多方面的阻挠，有一次刘开基甚至被一群地痞流氓扔进冰冷的沁河中。彼时正值冬日，寒风凛冽。刘开基忍着寒冷，在水中继续高呼“抗日救国”，大声斥责敌顽势力卖国求荣的行为。
1938年正月二十，正值新春佳节，日军在人们毫无心理准备的午后空袭沁源，县城立时陷入火海，一家正在营业的盐店当即便有21名店员与顾客被炸死，许多百姓被炸死、炸伤在家中或路上。4月，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起“九路围攻”，47天空袭过后，西路日军二十师团2000余人的部队进入沁源，疯狂攻击抗日军民七天七夜。
同年8月，刘开基受命担任沁源二区（今郭道镇）分委副书记。他不断在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扩大抗日队伍。在他的带动下，无数青年积极投身抗日，加入八路军行列，包括原本打算投奔国民党的青年，甚至有年仅14岁的少女。
刘开基的追随者，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
形势，也越来越艰难。1939年7月3日，驻山西日军5万余人发起对晋东南的“一号作战”。8月7日，同蒲、白晋线日军第一〇八、一〇九师团，以及第九混成旅团，四面合围沁源，妄图一举扑灭我太岳区首脑机关及主力部队。八路军三八六旅和决死一纵队一、三总队边掩护纵直机关与山西第三专署、上党银号转移，边与日军展开两天两夜的浴血奋战。过程中，决死队500余名抗日将士壮烈殉国。
秋风呜咽，万树齐哀。
1940年到1941年，敌后抗日进入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刻。彼时，沁源除太岳区党委，还聚集了山西第三专署的白晋路西办事处，八路军主力三八六旅及总部特务团，山西新军二一三旅五十七团和汾城、襄陵自卫队，以及来自晋中、晋南13个县的县级机关与地方干部。
彼时的沁源，堪称太岳区“小延安”。然而工作也进入前所未有的困难与转折期。
1940年1月，刘开基担任中共沁源县委副书记（书记暂缺）兼县抗日游击大队政委。为支援抗战，全县迅速组织掀起开荒及大生产运动。同时，他与朱秀芝一起带领民兵，积极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粉碎日军的一次次进攻。在1940年8月份进行的“百团大战”中，中共沁源县委和抗日民主县政府积极组织动员，2000多民兵与民工组成的担架及运输队随军奋战在一线，抗日游击大队及民工更是与留守部队连续出击同蒲、白晋两线，阻击了日军向正太路榆（社）辽（县）方向增援。
1941年元旦这一天，为便于开展工作，中共太岳区党委与专署决定，以朱鹤岭为界，将沁源分设为沁源、绵上两个县治，刘开基担任中共沁源县委书记。
受命于危难，刘开基迅速着手，展开反“扫荡”工作。
而受到重创的日军，也开始了疯狂大报复。
一九四二年，正值秋收天，
日本鬼子横行霸道进攻咱沁源，
又杀人又放火，真呀么真野蛮，
从此后沁源人民遭下了大难。
半夜就起身，鸡叫就爬山，
沁源人都住进深山里面，
铺黄蒿盖百草冷水拌炒面，
多少人白天黑夜眼望着延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怀奇等人创作出《回延安》，真实再现了当时的沁源百姓生活。
1942年10月中旬，日军开始秘密向沁源周边集结部队，陆续在同蒲、白晋铁路和临屯公路线上设立驻扎点，主力是其第三十六师团二二二联队斋藤、鹿野两个大队及六十九师团六十旅团伊藤大队。
他们发誓要血洗这片土地，征服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六十九师团，是侵华日军的一支老牌部队，代号为“胜”。伊藤大队下辖四个步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一个卫生队，一个工作队和一个苦力队。另有伪军一部，共7000余人。
种种迹象让县反“扫荡”指挥部察觉到，敌人这次“扫荡”与以往不同，他们妄图配合政治上的怀柔，一步步“蚕食”太岳根据地。沁源，不得不作长期打算。
全民大转移。这个想法，不是随意从领导层脑子里跳出来的。县反“扫荡”指挥部决定，将百姓与敌人隔离，是剥夺敌人掌握主动的完美开篇。
可是，即将入冬了，舍弃热炕头，进入一座一无所有的深山？一些老者当下便老泪纵横。
动员工作，和风细雨展开。党员出来了，干部出来了，民兵出来了，积极分子出来了。一家一家走访，一户一户动员。摆事实，讲道理。担心到外村无法安置的，把对方村干部请来动员；家里人力不足搬不走东西的，民兵顶上；无理由坚决不走的，动员理解的亲戚前来说服。
犹豫，矛盾，牢骚……一点点被化解，人们默默做起准备。
果然，10月20日，日军兵分七路，向沁源、绵上发起进攻。
夜里10点，刘开基接到各据点敌人已经向这里开进的紧急情报后，果断下令：“将县委机关与城关群众从城里转移出去！”
从城关开始，首脑机关、主力部队，连同群众一起，连夜大转移！
敲锣，打钟，声声传递出不容迟疑的信号。
被窝里爬起来，挑灯坐起来，埋藏物品，烧光柴草，拔去磨芯，填掉水井，杀鸡宰羊。锅，碗，瓢，盆；米，面，菜，盐；铺盖衣物，甚至桌椅板凳，挑在男人肩头，挂在女人臂弯。孩子们懵懵懂懂，跌跌撞撞，跟着队伍向山中行进。
10月下旬的天气，瑟瑟冷风回荡在太岳山中。月光幽幽，洒在沁河两岸；星星点点，照在沟沟坎坎。人群有些杂乱，却沉闷无言。
转移出城的战士、民兵与游击队，反身封锁了城内的日军。只要有人一出据点，就给打回去。
而日军占领的县城，平素繁华的街上，只剩下一家酒铺，一家蒸馍店，以及他们自己开办的一家“慰安所”。稀稀疏疏的灯光，偶尔响起的野狗叫，死寂得让人恐惧。
不仅找不到做事的百姓，自己倒成了困兽，日军羞愧不已，愤怒无比，常常星夜出发，挥着血淋淋的刀枪，向深山与林区进发。
沿途百姓一群群被抓，一批批被杀。
跟着转移到山中的县反“扫荡”指挥部很快决定，将敌占点线安沁和二沁大道两旁离据点十里、离大道五里以内的群众，也全部转移。
23个村庄，加上离沁源城最近的城关，共有3200多户人家、1.6万多人。而且要丢掉他们赖以生存的4.2万多亩耕地啊。
可是，这一步棋不得不走。与其被围困，不如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把敌人围起来困起来，再逼走。
11月下旬，又一场秘密大转移开始了。
局势混乱，秩序安稳，纪律严明。
一条条山路，一道道山梁，如蚁的人群，趁着星夜，向深山挺进。
短短五六天时间，1.6万余人的秘密大转移全部完成，创造了沁河两岸宽十里，长百里内无人烟的奇迹。
“把碾子、磨子、水井，都破坏掉！”一声令下，一条线上的生活用具全部被毁。室中空空，仓中空空，瓮中空空。井中打上来的水，散发出阵阵恶臭。无奈，日军只好到几里外的沁河去挑。然而那流淌着清潾潾沁河水的河边，早已有神枪手在等待狙击。他们才知道，挑水也会死伤。于是不得不让士兵持枪保护挑水人，并从两个人增加到一个班。
尽管如此，却依旧免不了丢掉性命，并且常常连水桶也要失踪。
夜晚的入睡，更觉凄凉。架床无木板，炕上无席片。无奈的敌人只好找来杂草铺在身下。没有柴火，只好将门板拆下。
人无粮，牲口无草料，只好杀马充饥。
一座萧瑟的城，只剩寒流。
伊藤不得不向临汾师团司令部求援：“来到这里没有人，没有水，没有粮，天天有病倒的……”
百姓的山中生活，何尝不也是艰难万分。“白天钻山山，黑夜钻庵庵。”交口乡胡家庙村92岁的胡凤义老人清晰地回忆当年。
流离奔波，天气一晃就冷起来。毕竟走得急，毕竟没做长远打算。无衣替换，无家御寒。病痛随之而来，年老的，体衰的，孩童们，都抵抗不住这恶劣简陋的环境，一批批人倒下了。
陈赓曾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抗疫无药——老百姓病太多。”
要看病，要吃饭。关键的是，要回家。
“回去吧。”许多百姓这样说。
“先回去吧。”有干部这样建议。
这些说法与建议，都是建立在生活基础上的。
主张群众回城去的干部，提出可以像别的地方一样，搞合法斗争，也就是给敌人成立维持会。
“这样的话，党组织，党员就都要回城作隐蔽斗争。”刘开基一锅一锅地抽着烟，思考着，始终不点这个头。他知道，这是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是个被动的、消极的路子，也是一条危险的路子。回去，就是向敌人妥协，态度上就输了。他更明白，能不能顶得住敌人，不仅关系着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抗战能不能坚持，更关系着华北抗战能不能坚持，乃至直接牵动着全国抗战的命运。沁源的决策，至关重要。沁源一战，不仅仅是沁源人民保卫家园的战斗，更是一场保卫与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斗。
然而，如果强迫群众留在山中，能保证一万多名群众活命吗？
寒风，只管呼呼地吹，吹冷人的身体，更吹冷人的心。
“决不维持！”这是当时县委制定的战略目标，目前的关键任务，是他们必须要给群众找一条活命的路子。
“相信党组织，依靠群众。”最终，刘开基决定把权力交给群众，他带着党员干部，深入到山沟里的群众当中，大规模展开“誓死不回城维持敌人，永远不当亡国奴”的民族气节教育，组织所有转移出来的群众进行大讨论：回不回去？如果不回去，怎样与敌人斗争到底？
“现在咱们面前有三条道儿：一是回城；二是逃走；三是斗争。”
这时候，主张回城的干部先说话了：敌人是主动的，我们是被动的。
刘开基答：敌人杀人放火是主动的，我们要是回去则是被动的，是因为无能，最终赶走了群众。
“群众顶不住这种苦。”
“苦是真苦，可穷人啥苦没吃过？关键问题是，我们领导人要和自己怕苦的情绪作斗争，克服畏难悲观思想。”
“群众怕死。”
“谁不怕死？鬼子不怕死为什么出来戴钢盔，回去钻碉堡？问题是谁能杀死谁。”
“敌人可怕。”
“日本强盗怎么不可怕？可山是我们的山，路是我们的路，群众是我们的群众，为什么会没办法？”
“鬼子赖下不走了，怎么办？”
“敌人厉害，顶多是块石头，没有根，不能生长。我们弱，是草，可有根，能生长。”
“拿命去碰敌人太危险。”
“不危险就不叫斗争，不危险就不叫尖端，不危险就不叫技术。千钧一发，我们就要叫这‘千钧一发’变成通向对敌斗争胜利的现实。”
“敌人扎下那么多据点，你怎个打呀？”
“挤！一点一点挤，一个一个挤，把这里的敌人挤走了，那里的敌人就动摇了。再一挤，他就逃跑了。”
“人只有一条命，谁不怕死？”
“打仗就是去送死吗？不是，只有消灭了敌人，才能保住自己的命。”
……
一来一往，刘开基硬是以自己宏大的格局与出众的智慧说服了想回城的人。所有的群众也从这些对话中汲取了力量，有过动摇的人，也坚定了信念，那就是留下来，那就是斗争到底，那就是“宁可饿死在山里，也不回去搞维持”。
紧接着，中共沁源县委决定将长期反“扫荡”的方针改为长期围困敌人的方针，将沁源县反“扫荡”指挥部改为“沁源县对敌围困斗争总指挥部”，由山西新军决死第一纵队三十八团团长蔡爱卿任总指挥，县委书记刘开基任政委，集党、政、军权于一体，实行一元化领导。又组建了城乌联合镇公所和城乌镇党总支。其他各主要隐蔽点也相应建立了党组织，全县4支反“扫荡”游击队，11个战区指挥部也很快建立。
为安抚人心，城乌镇总支部为适应转移山上群众工作需要，专门在乌木沟与永宁沟之间的西塔子沟建起一个镇公所。
只是一个简陋的房子，却犹如定海神针一般扎在百姓身边，更扎进百姓心里。难民们从沟里各个方向出来，远远都要先朝这里望上一眼。
“镇圪垯”，这是百姓给的名字。一个土圪垯，镇定了百姓的心。
党员干部们又出动了，深入一条一条山沟，推开一扇一扇大门，走进一户一户人家，对人数，年龄，男女，身体状况，粮食及衣物情况细细摸底。对于表现好的百姓，及时表扬；对遇到的困难，及时解决。饿了，就跟着百姓随便吃一口粗饭；晚了，便索性与百姓挤在一盘炕上睡去。
为了保障百姓的正常生活，县围困指挥部设法在沁县、平遥、洪洞、霍县及河北邢台、邯郸等敌占区开辟了地下贸易客栈；在根据地内的王勇、柏木、支角、韩洪等离敌人据点较远的地方开辟了新的集市。还特别发放了商业贷款，鼓励和组织小商小贩外出贩运物资，按照“用我所余，换我所需”的原则，让百姓按需自由交易。
简陋而清贫的山中，有了笑声。大家暗暗抱定一个信念：为了进攻的退让。
可是，毕竟山中险，山中冷，山中饿，山中难。也常常，跑着跑着就没了命。
可是，沁源人还是要奔往山中。
沁源的山中，弥漫着一种无形却神秘的力量：“要围困，不要维持”“家家不维持，人人反维持”。
“沁源人不能有一个当汉奸！”对县围困指挥部发出的强音，沁源百姓坚定回应。
《陈赓日记》1943年3月12日记载，“60岁寡妇出嫁，卖小孩，偷，面黄肌瘦。士绅、地主亦然。每日两顿，普遍吃糠，但誓死不维持。以上永宁沟”。
之后，县围困指挥部又组织群众回城抢粮，春天抢种，秋天抢收，开荒，生产大竞赛，为百姓生存与持久的对敌斗争建立起保障。
二沁大道上的民兵，还在决一旅著名军械改革能手、工兵排长聂培章的带领与指导下，发明出石雷，培养出地雷能手。1943、1944两年间，二沁大道上441名敌伪就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被雷化为灰，近500名敌伪在地雷阵中折肢断腿，负伤逃命。
“踏上二沁路，等于进了棺材铺。”一次次挣扎后，日军终于服输了。最困难时，不得已把几十匹军马都杀了吃。
围困期间，如二沁大道这样的地雷阵，布满沁源山中。民兵们的智慧层出不穷，创造出各种磁雷，包括瓶瓶雷、罐罐雷、盆雷、碗雷、钵雷、瓮雷等，甚至连小孩子玩的瓷娃娃都是雷，不仅防水、防潮、容易制造，杀伤力还大。在这些地雷与其他武器的助力下，沁源山中新奇战术不断涌现，“铺雷运动”“摆死狗阵”“芦柴封锁”“陷马坑制敌”“号炮动员”“泥神骂阵”“毁井断源”“乘机劫敌”“牌楼迎敌，草人爆炸”“锣鼓喧天，噪声扰敌”“狼烟号火，起火联络”“清扫街道，神桌祭法”等十多种战法，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搞得敌人晕晕乎乎。
长期的斗争，也产生了李学孟、张法中、赵正中、任彦、贺逢光、余文海、郑士威、李德昌、史载辕、郭三魁、范田则、韩相虎、续水成等一大批当地民兵英雄。他们以鲜血与生命，捍卫着脚下的土地。
1944年1月17日，距春节还有8天。一个振奋人心的声音，越过江跨过河翻过太岳山传来，“抗战以来的长时间中，敌后军民以自己的血肉头颅，写出了可歌可泣的英勇史诗，在这无数的史诗中间，晋东南太岳区沁源八万军民的对敌斗争，也放出万丈光芒的异彩。”
说的正是太岳区，是沁源的八万军民，听，“八万人口的沁源，成了日军坚甲利兵攻不下的堡垒，成了太岳区的金城汤池……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我们向沁源军民致敬，祝沁源军民保持这光荣的地位。沁源军民要更加团结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你们将无坚不摧。”
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当日发表的一篇社论，题目是“向沁源军民致敬”。
全国的沟沟坎坎，一下铺满来自沁源的声音。
隐蔽在大山深处的人们沸腾了。收到这个春节最好的礼物，他们激情澎湃，斗志昂扬，乘胜追击，儿童、妇女、老人、绿茵剧团齐上阵，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最终将敌人赶出沁源。
从1942年秋，到1945春，艰苦的两年半时间，“哪里发生问题多，哪里就能找到党组织，找到刘开基”。八万沁源百姓在刘开基的带领下，对敌作战2730次，毙伤敌伪3078名，生俘特务汉奸245人。两年半时间，900多个日日夜夜，八万沁源人也付出巨大的代价，百姓近一万牺牲，一万多致残。
时任太岳区二地委书记、亲自参与指导沁源围困战的史健曾说过，“沁源‘两年半’的胜利，和启用了一个有觉悟、有群众基础的当地人有重要的关系。”
他说的有觉悟、有群众基础的当地人，便是刘开基。
正如1944年2月4日的《解放日报》报道中所言：“人民的公仆——抗日政府，和人民的儿子——八路军、决死队、游击队，是和群众一起打发着日子的。”
1942年秋到1945年春的太岳山中，一个核心人物，一群坚定的跟随者，怀着一个坚定的信念，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义无反顾，浴血前行。
八万沁源人，在危难袭来之际不屈不挠，万众一心，排除万难，联手唱响一曲保卫家园之歌，悲怆淋漓，艰苦卓绝，荡气回肠，谱就一种独一无二的沁源精神。
两年半，家散了，但党组织没有散，百姓没有散，反而越聚越拢，越战越强。
最终，沁源人披荆斩棘，走向终点，让鲜红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太岳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