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山西夏县古称安邑，因夏朝在此建都而得名，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北京作家、学者徐铁猊1968年底赴夏县插队，数年的知青生活、见识的农家风貌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有感而发，近年写出“辛丑杂记”系列随笔。北京青年报选摘其中的部分片断，让我们一起重回到那丰富驳杂而又细腻感人的历史现场中去。

农家活

1968年12月20日，我们从北京站出发，坐火车直达山西夏县水头站，一车全是北京知青。不少当地人在站台上迎接，好像全都是男人，几乎每个男人都围着一条女用的方头巾，棕色或蓝色，而棉衣棉裤则一律黑色。那些人面无表情，木呆呆地望着我们，我们也同样木呆呆地望着他们。月台上有鼓号队在不紧不慢地敲着鼓。我小时候曾经参加过鼓号队，他们的鼓点跟我学过的有些不同，听上去很难受。世界上的事很奇特，有时只差一点儿就有了天壤之别。

有一年端午，我干完活回到自己住的屋子，桌子上放着黏米饭。整整七碗，都是队里大娘、大嫂送的。我心头一热，眼泪差点落下。过后还那些碗费了些周折——不知谁是谁家的。

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又干那么重的活，大伙儿饭量都很大。第一年的春节，大家包了一顿饺子，方方吃了98个，路都走不稳了，要扶墙。我去绛县修铁路，每天干十个小时以上，挑200担土上8米高坡，还要换班铲200担土！我每天的口粮定量是四斤，全是高粱面馍，就着咸菜和小米粥，这么多粮食还是吃不饱。绛县老乡看我们可怜，有时会给我们几块煮红薯。

当地饭食，干的是馍，稀的是面条和小米粥。面条叫“齐子”，又叫“齐饭”，大约是面条一刀刀切得齐齐的意思吧。小米粥里面大都是会放上红薯的，当地叫红薯米汤。1972年几个人一起回北京，临行时我熬了一大锅红薯米汤。做好一尝，苦得根本不能吃。原来我把锅盖放在灶台，灶台上有块肥皂粘到锅盖上，掉到锅里煮了。

晋南那边是棉麦产区，出产麦子和棉花。所以农民可以吃上白面，家里都自己纺线织布，也有的穿。下乡知青不然，很多衣服都是带补丁的。乡亲们都可怜我们，说学生娃“稀惑”。那边人是不穿补丁衣服的。

农家肥最主要的还是圈肥，牲口棚、牛圈、猪圈的肥。起圈也是很脏很累的活，一年总要做上几次。施肥是靠大车把肥拉到地里堆成一堆一堆，再由人用铁锨撒开。第二年庄稼长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凡是原来堆过肥的地方都长得好，看来肥还真管用。而菜地不一样，那里是把厕坑中的粪便直接浇上，肥力更大了。

说到最累还是要说麦收。先说“破麦”也就是割麦。麦子三行为一拢，九拢为一组，割麦人三个人一组，每人割三拢，九拢要一起割。三个人中割得最快的在中间，另外两人跟在后面。中间的叫“拱筒”，他不但要割，还要在身后“打腰（yào）”，就是用两束麦子接在一起，后面人用它把割下的麦子捆成捆。由于到雨季了，麦子要抢收，所以几乎没什么休息时间，割麦人都有两把磨好的镰刀，用一把，腰上别一把。我是左撇子，用什么农具都别扭，镰刀更是。开始割得慢，只能跟在别人后面，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竟然“拱筒”了。两把镰刀，俨然双枪。

场院上的活儿还有风车簸麦。风车一人多高，木制的，里面是风扇，扇叶也是木制的。风扇的左侧是铁制的摇把，出风口在前面的上端。最有意思的是，簸麦要有老婆坐到风车顶上，手持簸箕均匀地往风口处倾倒，风把麦秸、麦秆都吹掉，麦粒就堆在风车前面了。我喜欢摇风车，双手倒换着，对三角肌、肱二头肌是非常好的锻炼。

交公粮是最累的活之一。比如交麦子，都是装在200斤的标准麻袋里的。公粮检测很严格，湿度、籽粒饱满程度、杂质等等都要用探叉抽查，够标准的会评等级，不够标准就拒收了。最后还要把麦子过筛，这可是最恐怖的。麻袋口要打开，人要蹲下，自己一人把麻袋竖着放在肩上，然后上一个两层楼高的高台，最后是要把麻袋里的麦子斜着倾倒在大筛子上，再拿着空麻袋下来。

交棉花也累。棉花的检测很繁琐，先要拿一些棉花去掉棉籽，还要测绒长，还测什么就不知道了。农民对此非常关心，因为不同的等级价格会差很多。等级测完了就要称斤入库，棉花都装在一个巨大的箩筐之中，两个人用长扁担往库里抬，库是非常高大的屋子，里面的棉花堆得像山一样。我们抬着箩筐顺着跳板往上走，跳板很长，一颤一颤走起来非常费劲。好不容易干完了，我倒在棉花堆上起不来了。老乡都出去等着算账，大库房里就我一人，我想妈妈，唱着那首《妈妈的生日》泪流满面。

村里人

我所在的七队，队长叫老八，人憨厚，不识字。一次公社开会回来给社员传达两项内容，一是中央发生了“二月逆流”，二是要搞“合作医疗”。老八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最后问大家：哪位参加“二月逆流”，报名。众愕然。用当地方言去讲“二月逆流”与“合作医疗”，确实有些纠缠不清。还有一次讲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当地人理解为“破裂又捏住”，语音极其相似。

我们村里有个戏台，就在大队部院里。1969年春节，村里的业余剧团排演了好几出样板戏，好像有《沙家浜》《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等，但不是京剧，更没有芭蕾，都是当地的蒲剧。演员、伴奏都是村里的社员，还挺像模像样。道具布景因陋就简，我还帮着画了几丛芦苇荡。灯光就是很亮的一盏汽灯。女主角演员叫蒲宪，唱得非常好，据说县里都有名，听得社员们如醉如痴。当然在细节上改动很多，还加了不少插科打诨。记得史家村演的是《智取威虎山》，里面的八大金刚张口闭口“毬嘞、巴嘞”用当地话骂。他们真敢干，一个一千人口的村，八个样板戏都能演似的。还有一种戏叫眉户，用当地话说就是“迷糊”，他们听得也是摇头晃脑、迷迷糊糊的。

每个小队都有地主富农分子。我们七队是老四和老六。老四身材高大，腰板挺直，是种麦子高手。种麦最关键的是播种，是用一种叫做耧的农具，用牲口拉着，在大田里摇着撒下三溜麦种。这活儿一是要撒得均匀，二是要撒得直。我们那边都种麦子，十里八村就是老四扶耧最好。老四穿着半长的黑袄，老骟拉着耧，在地里一趟趟走，看着他扶耧可说是一种享受。那时节老四很忙，别村人都来请他去。

地主富农子弟每年都要上缴一定数量的工分，究竟多少我忘了，是以什么名义缴的我也忘了，好像叫什么义务工。还有一旦搞什么运动，他们都有可能被揪上台批斗。而每年秋天的种麦扶耧，应该是老四最为风光的时刻，会暂时忘掉平时的那些屈辱吧。

有一次冬天平整土地，我用镐头刨冻土，把虎口震裂了，伤口渗出了血。老四忙把口袋里的火柴盒掏出拆开，撕下一片儿划火用的药面儿纸贴在我的伤口上，血就止住了。这就是农民的创可贴。

上埝底村有一老者，一副饱经沧桑模样。一次逊白在树林中拉提琴，老者过来搭话，说自己也曾拉过琴，并请一试。果不妄言，不过已显生疏。老者名叫王介山，是北大毕业生，在校时曾加入过校乐队，司中提琴。他学的专业比较冷，梵文，毕业后进入公安系统。他后来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回乡务农，家就在上埝底，老母还在。我曾几次与他交谈，聊印度，聊梵文，聊达罗毗荼人，聊犍陀罗文化……与这个典型老农模样的老者聊这些，每每恍惚不知所以。

王介山在北京有家，就在西单手帕胡同，我去过，一间小屋。妻子早已离他而去，好像有个女儿。他给我看过他的小说手稿，清秀的字工工整整地抄写在乡村小学生的作文本上。

王介山后来平反了，被安排在夏县中学担任英语教师。他跟我说起他的一个叫申克功的学生是数学天才，可以对任何一个数开方，不只是开平方，而是三次、四次……直到七次方，并且不用演算，只用眼盯着这个数就行。他还教了班上同学，有同学已经可以开三次方了。申克功就是大吕公社师村一位生产队长的孩子。没上学时，一次他爸爸带他去城里买农具，他在一旁玩。他爸买的东西很多，交钱时，申克功说了句钱数不对。后来大家又重算，果然申克功说的数是对的。

队里事

社员们吃的油都是队里分的，只有一种棉籽油。棉籽油在油坊里榨，油的颜色很深，不是很透明，吃起来还不错。我曾经路过油坊没进去，榨油的味道有点怪。棉花真好，除了棉花本身，棉秆是好柴禾，棉籽可以榨油。

我原来没有扁担，是虎山带我到柳沟埝上砍了一根大的柳树杈做了一根，很小巧精致。回北京后一直后悔没把它带回来。我最喜欢的农具是镰刀，镰刀把儿是枣红色硬木的，纹理很漂亮，有收藏价值。还有那种大长扁担，北京有段时间兴做家具，曾想过弄两根回来做沙发扶手。

那边的房子是梁柱结构，墙是那种“干打垒”。房子比较高，上面还会有装杂物的阁楼。“干打垒”就是用两组碗口粗的树干扎成两尺来高的槽，在槽中填满半干的黄土，几个人在上面夯实。夯实后再架高，再填土夯实，一直到需要的高度。这样的墙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墙角底座比较宽，第二外墙不平，有树干留下的横条纹。屋子一般是三间，中间开门，左边是炕，中间和右边之间没有隔断。炕是密封的，中间有门，门上有个布帘。阁楼就在炕的顶上。炕边角上有个灶台，烟是从炕下边的烟道通到屋顶一侧的烟囱出去的。冬天每天做饭烧火会把炕烧热，刚睡下时比较舒服，越睡越冷。炕比较大，横竖都能睡。

收玉米是人用手掰棒子，每棵玉米结一根棒子。但有的玉米会多结出一根小的棒子，收的时候根本顾不上这些，小棒子也就留下了。等最后去砍玉米秆时，人们再把这些小棒子掰下来自己拿回家，小棒子都很嫩，很好吃。

也有些玉米根本不结棒子，这样的玉米一旦被发现大家都抢，这叫甜杆儿，说吃起来像甘蔗。我尝了，比甘蔗差远了。

收红薯时，一般会有人先去拾一大堆柴草，再刨出一些红薯放在柴草下，点起火，火慢慢熄灭，煨在灰中的红薯也慢慢熟了。非常好吃。

走街串巷最多的是换豆腐的，玉米、麦子、小米、豆子、麸子都能换。豆腐很好吃，当时在当地是很难得的佳肴了。我曾想过，农民一年也吃不上什么肉，他们的蛋白质从哪里来？第一是豆腐，植物蛋白；第二是鸡蛋。但是农民的零花钱主要指着鸡蛋，卖给村里供销社，五毛钱一斤，换了钱买呲火（火柴），买盐，买煤油点灯。

羊是很“费厄波赖”的动物。我曾经在村边见过山羊决斗，两只硕壮的公羊隔开两三米的样子，同时冲向对方，在相距不到两米的地方同时起跳，两头相抵，在空中相撞，发出嘭的撞击声。幸亏它们的犄角向后弯曲，撞的只是脑门，否则是会出“羊”命的。这种相撞周而复始，每隔两三分钟就再来一次。其实只要有一次一只羊在相撞的前一秒闪身，对方肯定扑空而摔出去，但两羊在起跳时间、起跳高度和起跳的相对方向上竟完全一致，它们有绅士风度。

冬闲的确十分清闲，吃喝玩乐都集中在这段时间，婚嫁也集中在此。这里结婚没有汽车也没有花轿，只有一长串的自行车队，车上驮着嫁妆，其中最主要的嫁妆就是棉被，好像一辈子都用不完的棉被。

那边还兴一种花鸟字写的对联。这主要是在集市上现写现卖。写字的人用两三寸左右的板刷，在板刷的不同部位蘸上不同颜色，用板刷在纸上拧着转着写，又是花鸟又是字，全幅又是对联，挺有意思。当地人很喜欢，裱好了挂在中堂或拿来送人。前两年宝军还送给我一幅呢。

夏县有一条涑水河，源头在绛县、垣曲交界的历山，流经绛县、闻喜、夏县、运城、临猗、永济，入黄河。而历山就是传说中舜帝的耕作之地。总体看来，尧在临汾，舜在历山，禹（启）在夏县，这里果然是华夏发祥之地。

知青们

县城有个新华书店，里面没什么可看的书。我无意中看到书架后面有一套落满灰尘的线装书，开本还挺大。当时店里没人，好像连售货员也没在。于是我脱下外衣裹住书，抱在怀里跑了出来。回来一看，原来是《翁同龢手札》。这书现在我还留着。孔乙己说：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有一年“三夏”，我被叫去大队部办《三夏战报》，自己一个人写新闻、画漫画、刻蜡版、印刷。一次有些清闲，我偷偷爬上阁楼，在一堆杂物中找到一本书拿下来了。这本书是线装的《增评加批历史纲鉴补》卷二十五至二十七，锦章图书局印行，书上有朱笔圈点，封面钤“杨天定图”章。我们村有四大姓，杨姓是其中之一。看到此书，可以想象到早年间的耕读人家，有地种，有书读，有可以经过努力而得到的前程。此书于今仍在。

1971年夏天，我在县城看到通知，露天影院当晚放映《中国乒乓球队访问四国》，我回来跟大家一说，五六个人就一起去了。村里离县城十里，有一段还是山路。影院就是个有围墙的空场，里面摆放着木板搭起来的条凳。电影看得很开心，多少年没有电影可看，这次又是有外国风光的。回村时已经很晚，大家都很兴奋，逊白当时就学会了片子里的插曲，大家走着山路，踏歌而还。

煤油灯下看书，那种沉浸感却不是电灯可比的。

武斗造成南同蒲线不通车，如果要回北京就要绕道河南走陇海线。从庙前坐汽车到平陆茅津渡，坐船过黄河到河南三门峡，从三门峡到郑州，从郑州再到北京。这就是我们要走的路线。由于没有钱，我们是要全程扒火车的，一路上惊险不断。

一次见到火车进了编组站，广播里不断地说着谁也听不懂的编组口令。谁知道我们这车还走不走啊？我下车找了一位扳道工，扳道工看出我们是知青，就说这车不走了，旁边这车走，上旁边车吧。

我们全都下了车，到旁边车上一看，原来是一辆运煤车。上吧，没办法。几个人就在高高的煤堆上坐了下来，车很快就开了，等速度开起来，车倒是不晃，但一阵一阵颠得厉害。我们都坐在高处，连个能扶的地方也没有，只能互相紧拉着手。而我腾出一只手，死劲扒住一个大煤块。当时还是黑夜，七八个人坐在煤车顶上，随时都有被颠下来的危险。这个场景，常人绝难想象。

我下乡的时候带了一只接近一米见方的木箱，里面一半儿装的是书，大约二百多本，其余是些衣服之类。箱子很沉，村里几个小伙抬着才进了我们的安置点儿。这些书有文学作品，还有历史、诗词、词典以及其他一些图书。书陆续被人借走不还，最终一本不剩。

当时知青中私下传抄郭路生（食指）的诗。郭路生是北京56中高一学生，他在山西临汾杏花村插队。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诗是《相信未来》，是很多人都会背诵的。它曾经是我们千百万人共同的精神支柱。世界上有什么样的诗能达到如此地步？我后来在讲课时说，只一首《相信未来》便让郭路生成为不朽。

我不认识郭路生，2008年在知青下乡40周年聚会上见过一面聊过几句而已。后来我在讲现代诗时，讲了他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烟》《疯狗》等四首。我最喜欢《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每次讲到这首，我都会喉咙哽咽甚至落泪。

郭路生去过夏县，他去的是大庙公社的杨家川，还写过一首类似贺敬之体的诗《杨家川》。

今年早些时候，偶然机会看到安育中先生写的回忆录《那山那湖》。因为写的是我插队的地方夏县，所以很有触动，回忆起当年的很多事情。也因此有了上面的这些文字。

安育中在史庄插队，那里就是司马光的故乡。安育中我见过，见过他代表知青打篮球，还在县广播中听到过他的播音，这次又看了他的书，算是很全面地知道了他。

2021.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