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021年第5期｜李月峰：昨日（节选）
李月峰，写小说多年，在国内各类文学期刊上发表过作品，著有两部长篇，中短篇小说若干。主要作品有《星星的孩子》《在你的双重城门里》《鲜女巷》等 。
编辑推介：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透过“我”这个孩子纯真的视角表现出来，而“我”也因反思获得了真正的成长。被时代浪潮裹挟其中的具体的个人，没有人是真正无关和无辜的，也没有人拥有掌握命运的权力。作品对于人物的命运表现深切而饱含怜爱。
昨 日（节选）
李月峰
很多年之后，我还记得她当时的样子，梳两条垂到肩膀上的短辫子，脑袋有点儿扁平，上门牙突出，眼睛眨动起来频率快，走路明显内八字的罗圈腿。她大概二十七八岁，或更大些，我九岁，对成年人年龄的判断模糊。她是班主任火老师，一个老姑娘。我们那片地儿，对年岁大没结婚的女人统称为“老姑娘”，谁谁家的老姑娘。男人没成家就直接了，别管他四十岁六十岁八十岁，一律为“老光棍”。火老师的“火”字我总也写不好，不知道是不是不喜欢她的原因。
火老师上下班骑一辆自行车，车座高，她的脚不能完全踏在脚蹬子上，她蹬车时左右扭动着屁股去够脚蹬子。我和黑子经常跟在火老师的自行车后面，就为看她左扭一下屁股，右扭一下屁股，我俩摇晃着屁股模仿火老师，给火老师起的外号叫“大屁股”，也只限于我和黑子之间这么叫。
黑子家跟我家隔一条胡同，我俩打穿开裆裤就在一块儿玩儿，撒尿和泥，舔蚂蚁屁股，爬墙上树，逮蚂蚱，捉蜗牛。他妈跟我妈一个厂，他爸是开卡车的，黑子应许带我坐他爸开的“大解放”去马路上撒欢儿，老也没兑现。每天上学我俩在北胡同街口汇合，过这条土街，拐上一条大马路，约摸走十分钟，斜插入另一条街，立同小学在这条街上。街头有个修车点，修车的王长贵，热天一件无袖小褂，黄渍渍的，冬天破棉袄外扎根绳子，衣服上打了多处补丁，还有棉花露出来。他是个光棍，有人叫他“老王”，也有喊他“麻子”的，他脸上有几颗麻点。王长贵有点跛脚，光头，胳臂像小树干那么粗，一只手臂能举起一辆自行车。他家在我家和学校之间的一条胡同里，偏近我家这边，属同一个街道。有一回街道革委会召开批斗小老徐大会，会场在向阳商店院内，人群中有王长贵，他的秃头好认。那年夏天之前，我们并不知道他住的地方，但他的修车点却是我和黑子经常的去处，两节课之间短暂的间休去，有时也干脆逃课去。
王长贵修车点总有几个人盘踞在此，他的长条凳上就没空下来过，有人站累了，找块砖头垫屁股底下，站的站，坐的坐，最多时围了二十几个人，都是男男女女、四五十岁往上的“老年人”。有两个老头儿雷打不动在一旁摆棋盘，看他们下棋受罪，老半天才挪动一步棋子。有时下着棋两人吵起来，摔棋子骂大街，扬长而去，走了的走了，没走的继续跟别人对弈。修车点是国内外消息的来源地儿，大事小事新鲜事，家事国事天下事：西哈努克亲王访华，美国几千人无家可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台，解放台湾；某个男厕所内又发现了反动标语，谁家的小子娶了个农村媳妇儿；家里不再让挂领袖像了，上面说了，你们在睡觉，大救星却一宿一宿睁着眼；公安又破获一起偷听敌台搞破坏活动……没有听不到的事儿。而小老徐因改粮食本被批斗就是最早从王长贵修车点传出去的，要不是小老徐有个疯老婆，三个萝卜头似的小子儿，他得坐牢。小老徐之所以被叫做小老徐，因为他人长得矮小、面相老的缘故。
“跟个疯娘们儿也变疯了？那粮食本是能改的吗？你本上改了，人家有底，两下一对，露馅了吧。”
“亏他想得出来。”
“拎个包，戴个帽子，见谁都待搭不理，整得像个领导。”
“多大个领导哇。”
“他老婆那病……”
“当姑娘时就疯了。”
“小老徐是个饿鬼，我看斗他不多。”
“唉，谁吃饱了会去改粮食本。”
“嘿！小兔崽子，打盆水来！”王长贵冲我和黑子吆喝。
我和黑子拿起几乎掉了全部瓷的瓷盆，屁颠屁颠去附近的小河沟里打水，我让黑子猜这盆里原先是条鱼还是朵牡丹花的图案。黑子一龇牙，“就不许是条狗？”
“没有狗的盆。”
“那是你没见过。”
“你见过？”
“麻脸狗。”
“让王麻子听见非削你。”
“你去告状？”
“你才去告状呢。”
我和黑子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端了满盆的水，也弄得浑身上下湿漉漉的。
只有我和黑子两个小孩儿，王长贵有时会赶我们走，“去去去，大人说话小孩子别听，不上学，不学好，告诉你家大人逃学，等着回去棒子炖肉。”
有回他说：“这么小不上学将来干什么？”
黑子说：“叔，跟你学修车。”
王长贵笑了：“小崽子有出息啊。”
听说王长贵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这地儿有几回出现一个长山羊胡的老头儿，脸上的皱纹像核桃皮一样深，我都以为他快一百岁了。老头儿从前在书馆说过书，他给我和黑子讲《水浒》，我最喜欢“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段，老头儿有板有眼，还使上了身段：“鲁智深走上前来，相了一相，瞅了又瞅，看了又看，走到树前，褂子一脱，右手向下，把左手紧扣树的上截，身子别住，运足气力，大喝一声，‘呔’！将那棵绿柳树连根拔起……”
老头儿的听众只有我和黑子，没听够，再没见他，有人说他死了，说他连自己都不知道多大岁数，孤独了一辈子。除了这个说书的老头，有个疯汉时不时来站站，蓬头垢面，破衣烂衫，一双手仿佛十年没洗过，黑黝黝的脚上趿着一双勉强能称作鞋的鞋。他倒也不讨人嫌，谁丢了烟屁股他就捡了去，他的疯体现在自说自话和喊歌上。疯汉背对着人，盯住一个地方，就像那里站个人，他就对那个不存在的人说些没头没脑的话，说着说着就生了气。我和黑子都不敢靠近他，尤其他喊歌的时候，别人都是唱歌，他是用沙哑的嗓子喊歌，打鬼子的歌。疯汉举着手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手臂凌空一劈，一只脚也狠狠跺在地上，怪吓人的。
我和黑子对王长贵的长条木箱子充满敬畏，他每天用自行车驮来，里面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工具，锉、钳、钣、螺丝、锥、镊、砂纸、砂轮、线轴、细麻绳、胶水、皮垫、榔头、鞋楦，还有我们叫不出名的玩意儿。我和黑子摸摸这个，拿起那个，掂量掂量，猜测一些工具的用途。王长贵除了修车，也给人修鞋，多烂的鞋王长贵都给修。那回一个老太太拎来双鞋，底都快磨没了，一旁的人说：“老太太，你这鞋比破鞋还破呢。”
“破鞋得斗哇，老太太。”
这句话让周围人笑了好一阵子。黑子冲我挤眉弄眼，嘘着声：“破鞋你又不懂了？”
我懵懵懂懂。我家那儿就住一个“破鞋”，“破鞋”都是女的，左邻右舍包括我妈背地里都这么叫，被叫“破鞋”的就不是好玩意儿，路上碰到了都躲着走，有人躲不过去，就啐上一口，避邪似的。那女人身上有股香喷喷的味儿，脸上也总是笑笑的，不像我妈和别人家的女的脸上总仿佛在忆苦思甜。邻居迟叔在胡同口跟“破鞋”说了几句话，迟婶站家门口骂了一下午，烂啥啥，破啥啥，臭啥啥，很难听。到晚上迟叔和迟婶打架，动起手来自然是迟婶吃亏，挨了巴掌和拳头。但从这一架打完，迟叔再见那“破鞋”头不抬眼不睁就过去了，邻居们都说迟婶这一架没输。
笑完了“破鞋”，王长贵坐下来给老太太修鞋，问老太太哪个胡同的，老太太就说是哪个胡同的。
“哟，不是张德修家的那胡同？”
“就是。听说他在打离婚。”
“搁着旧社会，他写一纸休书就打发了老婆。”
“还是新社会好。”
张德修家有钢琴，钢琴是大家伙，我们顶多有个口哨，再阔点的趁个口琴。张德修家的钢琴是用吊车吊进院里，又拆了门框抬进屋的。我和邻居的孩子们趴过他家后窗看他弹琴，张德修梳着大背头，前仰后合地弹着琴，我没见过他那样又长又白的手，跟我爸、黑子爸的手都不一样。他弹琴时小静就站在一边歪着头听。张德修家有四个姑娘，梅、兰、竹、菊，菊后来改名叫小静。几年之后，也就是粉碎“四人帮”那年，张德修老婆去派出所告张德修，警察去家里把张德修和小静带到派出所，小静很快回了家，张德修在派出所关了一夜后也回了家，然后，就有人说张德修不是人是个畜牲。那时候我和黑子已经上了中学，不同班，有了新朋友，逃课业已经成为习惯，反正到头来要下乡，有时在城市某个地方闲逛时碰上，相互看一眼，都想要先开口说话，没说成，也就过去了。到我们毕业，已经没有人再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知青的使命已完结，我们变成了城市等待分配工作的无业青年或混混。
有一天，火老师推着她的自行车来到王长贵的修车点。中午的时候，我和黑子在家吃过饭后匆匆回到王长贵这里。只有他一个人了，他带着饭，窝头咸菜，没换过样儿。看王长贵吃饭能看得流口水，他把窝头咸菜吃成了珍馐美味的劲头，他能吃两个大窝头，而我每顿只吃个窝头尖儿，吃得少是因为不爱吃，总感觉饥肠辘辘，就盼着过年，能吃几顿白面馒头和大米饭。
王长贵吃饭的当儿，我和黑子就可以献殷勤替他干些活儿。来给车胎打气的，我和黑子跳着去抢打气筒，这是我们最爱干的，打气筒对着气门芯儿，“扑哧”“扑哧”，一上一下用力，眼见着瘪着的轮胎足绷起来。扎了车胎的，如果不急，我和黑子就试着卸车轮，扒外胎，给内胎打气，浸到水盆里找漏气点。这套程序我们熟，只是扒胎需要些力气。我们还可以征得王长贵和车主的同意，用抹布和细砂纸擦生锈的车轮钢条。这一项不收钱，打气筒也不收钱，只给王长贵赚个好人缘。有一个活儿王长贵绝对不许我和黑子染指，就是给内胎漏点周围用锉，王长贵说这是个经验活儿，锉薄了容易再漏气，厚了粘合度不够，非得不薄不厚恰到好处。经王长贵补过的胎，在同一个地方没再出过问题，这一带人公认他补胎牢靠。
火老师自行车的脚蹬子掉了，看见我和黑子，板起面孔，“还不上学去？”我和黑子灰溜溜往学校走，这会儿学校没几个人，“这个大屁股！”
火老师开始任班主任时我就不喜欢她，班上大多同学也不喜欢她，她揪过我耳朵，罚过站，还请过家长。最要命的是她动辄让同学之间互相揭发，这种行为实在太考验小学生之间的友谊了。有回我们去农村劳动，劳动是经常的事儿，干大人的活儿，这次是扛稻子，从学校排队出发，五个班级的学生走大约五六公里的路程，到了田间地头，把稻子运到指定地点，距离也差不多几百米。稻子有大捆小捆，大捆男生负责，小捆交给女生，但仍然有女生连一小捆稻子也搬不动，只好两个女生搭伙抬。从早晨一直干到下午四点，再排队走上五六公里回家。这种劳动唯一能让我们高兴点的就是要自带午饭，比平日吃食好，不见了窝头和饼子，最不济也是白面和玉米面混合的馒头，大米和高粱米混焖的二米饭，有时会出乎意料地有个鸡蛋，或一小段香喷喷的肉肠。我的口袋里罕见地揣着买冰棍的五分钱，一年到头都见不到钱的我生怕不小心掉了这钱。
劳动后的第二天，上自习课，火老师坐在讲台后，发动我们揭发谁在劳动中偷了懒。没有人举手老师就点一个学生的名，一旦第一个人被揭发出来，接下去就是一连串的反应，揭发反揭发，让我吃惊的是，轮到黑子揭发时，他竟然点的是我的名，虽然火老师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惩罚，但我仍感到受了伤。我和黑子相互不理睬几天，然后就别别扭扭地又和好了。我很快报复了黑子。这次是在一家水产品工厂劳动，我们要做的是将煮过的毛蛤肉分离出来，听说这些毛蛤要做成罐头，支援亚非拉的朋友。亚非拉是谁我们不知道，可以去王长贵那里问问。照例，火老师又让我们揭发谁偷吃了毛蛤肉，除了班长和几个老师平日信任的好学生，其他四十几个同学无一幸免。我第一个站起来揭发黑子，我则是被另一个同学揭发出来，被揭发的学生全部罚站，前台站不下，就站到最后一排的墙边，站到了下课，腿都酸了。火老师一走，我们蜂拥走向门外，在门口，我和黑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黑子嘴一咧，露出缺了半颗牙的门牙（从树上摔下来磕的），嘿嘿笑了，我忽然就不好意思起来。
毁掉我和黑子友谊的是之后，和王长贵和火老师有关。
火老师到王长贵那里修脚蹬子，也不知道“麻脸狗”说了什么，反正之后只要我和黑子不在学校或消失在火老师的视线范围内，她都去王长贵修车点拎着我们的耳朵回去。即使不上课的日子，我们在王长贵这里玩得也不那么开心了，火老师的破车不是脚蹬子坏了，就是链子掉了、车闸松了，要么就是座偏了。我和黑子远远看见火老师推着车过来，就会像个贼似的溜掉，王长贵胡撸着他的秃头，哈哈大笑。
有一天，我觉得发现了一个秘密，上课间操时，我让黑子看前面的火老师，“鞋，鞋！”
火老师脚上是双胶底布带鞋，以前后跟磨偏了一大块，或许就是因为鞋跟偏了使得她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左拐一下，右拐一下，就像她骑车左右摇摆的屁股。今天火老师的偏鞋跟打了胶皮鞋掌，不偏了，似乎老师走路也不拐了。我和黑子猜测这个鞋掌是王长贵打的，怎么也得两毛钱吧。走路不拐的老师脸上也不总板着了，突出的牙总龇在外面，虽然笑得不好看，也比板着脸强，有些时候没让我们相互揭发。
那天放学我被留在教室里罚写课文，犯了点小错，火老师命令我写十遍，明天检查。离开教室时，对面老师办公室朝北的屋子有的都点上了灯。走到街口，王长贵在收拾他的箱子，见了我，朝我招手，“来来，过来！”他第一次主动打招呼，我以为他要我干活儿。王长贵递给我一截细木棍，“写你的名字。”
“干么？”
“什么干么？叫你写就写。”
我在地上写了“尹柱”两个字。
“这个怎么念？”王长贵问。
“尹柱。”
“啊，忍住，嗬，这名字好，忍住。”他拿过木棍，在地上也一笔一划写个字，“这个念个什么？”
“玉呀，王加一点。”
“噢，这个呢？”他写得有点困难，字也歪歪倒倒。
“凤呀，凤凰的凤。”那会儿的凤没有简化，大杠底下是个“鸟”字。
王长贵吸了口气，有点兴奋，“我写对了啊。”他胡撸胡撸光光的头皮，看了又看，用脚抹平地上的字，“走走走，家去，小兔崽子要好好上学啊。”
我背着他做了个鬼脸。
到了胡同口，几个半大小子在路灯下弹玻璃球，黑子和一帮孩子围观，我撅着屁股看了会儿。我们听到大人往家里叫孩子，都散了。本来我要跟黑子说王长贵写字的事，一转脸忘了。
……
（全文请阅读《长城》202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