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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文艺》2021年第9期|王选:隐疾
来源:《广州文艺》2021年第5期 | 王 选  2021年09月29日09:25

王选,1987年生,甘肃天水人,出版作品有《南城根》《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最后一个村庄》,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敦煌文艺奖等,作品散见于各种刊物。

“黑夜潜藏在黎明之前,随时偷袭掠夺一个人的梦境。一个人的梦境,在80码的速度里支离破碎。”

天空泥泞不堪。每个人心怀隐疾。

路过精神病院门口时,灰鸽子垂直坠落,冷雨从地上起身而去,在紫叶李树下搓手跺脚,哈着热气。一个人弓着腰,从大雨里抽身而出,把一棵树,当作了独木桥,倒着走。

门口依然繁杂。

摆摊子的人,一手数钱,一手抓起生菜,铺在煎饼上,或者提起半把香蕉,塞进塑料袋。他们心存惶恐,不知道下一刻,面色乌黑的管理人员会从哪里气势汹汹扑来。他们两手准备。一边以熬油点灯之苦,换取一家之需;一边时刻准备推着车子跑掉。

精神病院分两块。路边是门诊,对面斜坡上是住院楼。

从住院楼出来,到门诊做检查的病人,每天都有。他们统一穿着竖条纹白蓝相间的病号服,皱巴,陈旧,还粘着黄色药汁。他们面色暗黄,浮肿,头发蓬乱,表情落寞,行走迟缓。很多时候,他们三五个人手拉着手,或者一前一后扯着后衣襟,排成一溜子,走了下来。身边跟着穿白大褂的大夫,进行看管,表情严厉、冷漠、疲惫。他们要在监督之下,去吃药,打针,拍片子。

他们像是一堆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坏叔叔的带领下面,排着队,准备玩老鹰抓小鸡。他们穿过早晨的寒气,带着睡意和木讷,带着委屈,随时都有哭闹起来的危险。

他们像是一群犯人,走向刑场。他们体内的疾病犯了错,干了坏事。这责任,要这无辜的肉体承担,即便他是冤枉的,可也要寻找替罪羊。这人间,最可怜的羊,莫过于替罪羊。

他们像是一串鱼,串在铁丝上,眼珠翻白,口吐白沫,尾巴上下摇摆。他们要被烤掉了。炭火在嬉笑,铁板在抓痒。坐在餐桌前的人出卖爱情,并用啤酒灌醉十八岁的姑娘。

他们是我们,被生活的鞭子抽打着。羊群一般,茫茫然要去某个不确定的牧场。听说那里有沼泽,我们将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进门诊前,大夫顺手从摊子上买了擀面皮夹饼。一口咬下去,嘴角的辣椒油冒了出来,鲜红如血。他白皙的脸上,七八根胡须在随风招摇。他高傲地走过这三百米的距离,似乎所有擦肩而过的人都值得被怀疑患有精神疾病。不过也对,这日子,谁不是嫌疑人,谁都在所难免。能亮明真身的人,本身就是一种病。

我曾很多次看到病人们走过街道,穿着拖鞋。鞋跟磨在地上,细密的灰尘在忘记修剪的指甲缝里沉淀,发酵。听说,穿了拖鞋,病人们就不会逃跑。拖鞋严重阻碍着他们奔跑的速度,甚至成为绊脚石。有时候,连成一排的病人会走过门诊部大门。是故意的,还是真的忘记了?不得而知。在“领头羊”的带领下,他们走过了。后面紧随的大夫,或男或女,或多或少,定会大喊一声:站住!病人们瞬间站住,立正,不再动弹。大夫又喊:回来!由你们了?病人们向后转,整齐划一地在“领头羊”的带领下,走向了门诊院子。

我也见过两三个病人,互相手拉着手,有些两个人牵着的手上会戴一个袖套。为什么要遮住?袖套里面有什么?听说,是绑在一起的两只手。也是为了防止其中一个逃跑,用另一个牵扯。他们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最终变得顺从,乖巧。然而有一次,当两个牵着手的病人走到门诊院门口时,似乎密谋很久一般,一起甩开步子,朝远处跑去。大夫的饼子还未到手,他已无暇顾及,一边喊着站住,一边追了上去。大风啊,吹起了大夫白褂子的衣襟,呼啦啦翻飞着。大风啊,也吹起了病人们的长发,像秋天地埂上的芦苇,莎啦啦倒在了一边。他追,他们逃,没有人知道最后怎么样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大风呼啸里,他们会跑成我们此刻的模样。或许,他们已经跑成了我们,只是我们尚未察觉。

几年前,我和妻子去看他的小叔。

也是一个天空泥泞的日子。医院门口的小摊位都是旧模样,连人都是褪色的样子。我们买了水果,去住院楼。

偌大的院子,周末,没有人。只有一些反复盛开的花睡着了,它们的梦境迷离而幽深,如同罂粟点燃后的烟火。我们在三楼报了病人的名字。门锁着,留有玻璃窗口。护士去叫人。等了片刻,领着小叔来了。透过玻璃,我看到了一个面部浮肿的人,表情干硬地出现在了玻璃框中。真的像极了一块表皮烤焦苏打太多的面包,让人惊异而陌生。他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到来而有丝毫高兴,还是无动于衷的样子,呆呆地站着。门里只能进去一人,这是规定。妻子进去了,我在外面等着。她听到了病房里的喊叫声,无缘无故的喊叫声,声嘶力竭的喊叫声,欲哭无泪的喊叫声,无欲无求的喊叫声。她还看到了年轻的、年迈的病人,赤脚光头,或兴奋,或落寞,或悲伤,或痛苦,进出于病房,甚至追赶打闹,梦游一般。从办公室出来的大夫大喊一声,病房和楼道瞬间陷入寂静,各种各样的病人浑身一缩,躲进了房间,捉迷藏一般,不再出声。

在这里,大夫似乎把病人吓怕了。大夫有什么办法能把一群嬉笑怒骂的人震慑住?不知道啊。

妻子和小叔说着话。说了什么,我听不清。时间到了,护士让她出来,锁了门。我们提去的香蕉,小叔说,他不拿,拿进去会被别人抢了。他说这话时,真的很正常。我们一直拿他当病人看,可他说这句话时却暴露了真正的病人并不是他,真正的病人似乎逍遥法外,在街区、商厦、酒店、单位,在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缝隙里。最后,香蕉被大夫提走了,据说,她会把香蕉一一分给所有人,像哄幼儿园小朋友一样。否则,就乱了。

小叔年轻时,爱喝酒。二十多岁的人,不知天高地厚,也不惧生死。喝完酒,就闹事。有一年,和一帮县城的混混喝酒。喝醉了,小叔口出狂言,惹怒了混混,他们上来拳打脚踢,小叔也提着砖反击,岂料身后一支啤酒瓶砸来,落在头上。玻璃碴四溅,鲜血咕嘟嘟直冒。混混们都跑了,一个都没找到。住院,所有费用家里人承担了。报案,也不了了之,毕竟那时没有监控,也无可靠的人脉。

出院后,小叔落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整个人变得迟钝、迷糊,可他依然没有放弃酗酒的恶习。隔三岔五就去找人喝酒,喝完酒,出言不逊,又挨打。如此几年,小叔似乎受到了太多刺激,人变了样,不论肉体还是精神。有时,眼仁一翻,口吐白沫,倒在地上四肢抽搐,过片刻,从地上翻身而起,随手拿起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始乱打乱砸。

从那时起,大家断定小叔精神不正常了,如此下去,会疯掉的。最后,经过商量,家里人一致同意将其送到精神病院治疗。随后的好些年,断断续续,小叔都是在精神病院度过的。他在医院久了,大家都忘记这世上还有那么一个人,在铁门紧锁、药味纵横的混沌世界活着。

而同样很多年前,天空尚未落下雨,一些尘土,还未搅和成泥。尘土以尘土的模样,披着灰斗篷在高处招摇。

我带着母亲去精神病院看病。那时候,精神病院还没有建起门诊楼。看病、住院,都在北坡上。

也不知从何时起,母亲开始失眠,头疼,眼睛干涩。那些年,母亲四十来岁,尚且年轻。很多年份,正月,过完年,她都要去天津打工。一去一年,有时,失眠严重,整夜难安,实在熬不住,她买了车票,只好回来。回来后,还带着愧疚,说自己上半年挣钱,下半年看病,没挣几个钱,都看了病了。母亲说这些话时,秋后的落日恍惚,把最后的光亮一丝丝扯掉。面对昏暗而来的逼窄天空,城中村的出租屋里,塞满苦涩的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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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是一台挖掘机,在母亲的脑袋整夜开挖着。似乎这机器从来没有一个零件坏掉过,似乎驾驶的人永远不知道疲乏也不需要吃喝。它一直挖啊挖。母亲一天天疲惫起来,一天天苍老起来。当我们在暗夜如死人一般,把沉重的肉体摊在炕上,借着某个梦境来填补生活的裂缝,母亲独自一人醒着,睡意离她万里之遥。她是这茫茫黑暗中唯一的守夜人。

天亮了,我们依然睡意黏稠,母亲早早起来,开始忙家里的一摊子事。忙完,她顶着一头雾蒙蒙的晨霭,跟我们说昨晚又没有睡着,然后坐在炕头,两手抱着脑袋,像抱着沉重之物。她的眼睛发干,满是血丝,她用凉水反复清洗,也无济于事。

母亲说,要是有些药,我吃了,睡个十天半月,我这病,也就好了。我们听着,难以感同身受。

母亲又说,人活着没意思,还不如死了,最起码能睡个好觉。我们听着,脊背发凉。

那台挖掘机,轰隆隆响着,似乎真的要把母亲挖空,然后垮塌了。如果母亲最后彻底倒下,我们的日子将如何面对。想起来都是可怕之事,我们不能没有一个为我们操持让我们惦念的母亲。

有人说母亲是更年期,也有人说母亲是抑郁症,还有人说母亲是高血压。

而我已经带着母亲把城里大大小小的医院跑遍了。每到一处,把脉,询问,拍片,取药。大包大包的药,母亲提着,一边心疼花了钱,一边坐上班车回了乡下。她得熬药去了。她说,这些年我吃的药怕能把一间屋子装满了。母亲也曾住过一段时间院,病情有所减轻,大夫说是焦虑。但后来,那些成山的药吃完了,病情并没有缓解。母亲到处打问偏方,偏方一堆,试了一遍,也无济于事。母亲心神不宁,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我们跑遍了医院,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只好给她买一些正天丸之类的药。买药,吃药。买药,吃药。陷入了无限的循环,而对于疾病却无济于事。最后,买药,吃药,成了我们的日常,也成了母亲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甚至一种迷信。

有一天,有人说,要不到精神病院看看吧,睡不着是头脑里面的病,精神病院就是治疗脑瓜子里面的疾病的。听人这么说,好像也有道理。

我带着母亲去精神病院时,天空灰尘滚滚,抑或是一些阴云滚滚。我难以分辨,我同样难以分辨的是人们对于精神病院的态度。人们认为去了精神病院就等于患有神经病一样。那种讳莫如深,那种异样眼光,那种窃窃私语,那种防备,抵触,躲避。我们走过医院长长的走廊,一些看病的人闷着头擦肩而过,他们都不高兴,他们都觉得自己患了某种难以治愈的疾病。不远处,是大大的花园,栽着花花草草,一些猩红的花,不知好歹地开着,一副赖皮的样子。穿白蓝相间病号服的人在体育设施上活动筋骨,他们那么自由、舒展、无所谓,似乎很享受那样毫无忧虑的光景。

多年以后的今天,母亲失眠的病并未好转多少,而我已忘了那天的光景。我只记得一个大夫给母亲把了脉,因为之前拍过B超、CT、核磁共振的片子,他再没有让拍片,然后在手掌大的纸片上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字,打发我们取药。

我们带着一堆白色的药片,大大小小的药片,白得让人眩晕的药片,据说是一些专治失眠抑郁的副作用很大的药片,离开了医院。从医院出来的那一刻,我们松了一口气。走在人潮汹涌的马路上,没有人知道我们有病,我们与他人一样,只有隐疾,秘而不宣。可一踏入医院,我们立马就成了病人。

后来,母亲的病依旧如此,那些药吃完了,好像于事无补。我们再也没有去过精神病院。

一个人在这里的门口走惯了,也就无所谓天空了。下雨,泥泞。不下雨,内心泥泞。

总有不尽人意,让我们难以自拔。

我就像一个陌生人,路过他们。路过早点摊,路过他们的戒备之心,和对生活廉价的期待。路过一排梧桐树,路过它们宽阔的掌心,和火焰一般在燃烧的秋天。也路过了那些进进出出于医院的人,路过他们的疾病、苦楚,和那些恍惚游离的光景。我甚至路过了我自己,路过我深藏不露的无助、茫然,和大醉后借着月光的哭泣。

我还路过了什么?

那个在医院门口躺着的女人,春天了,依然套着毛衣、羽绒服,还有厚厚的鞋子。她躺在马路上,毛衣牵起来,露出了肚皮上剖宫产留下的刀痕。她大声号啕着,悲伤如同她倾泻在地上的暗黄色头发,河流一般流了开去。我们都是踩着她的悲伤走路的陌生人啊。可我依然觉得她是我的某位亲戚,或者跟我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这世间,所有困苦的人都和我有关系。

她在地上躺了好久,也哭了好久。午后的阳光,是一枚枚图钉,把哭泣挂在大地上。她的男人,也或许是兄弟,使劲拉她,扯她,劝她,都无济于事。他们一定是去精神病院的。没有人知道他们所背负的苦难,没有人知道她的哭泣背后暗藏着什么,甚至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最后怎么样了。

还有那个少年,坐在门口的道沿上。他把头垂下去,像一颗石头架在两腿之间。我看到他时,他就那样坐着。头发长而散乱,两手抱着膝盖,衣裳掉色。只有他背上的黑书包高高隆起,像一颗石头,架在他的脊梁上。他隔壁的教堂,院门半闭,高高的十字架,站着灰鸽子。没有风,灰鸽子也在垂直坠落。看门人把自己深深藏进壳里,蜗牛一般,有被轮胎碾压之后,咯嘣的脆响。

我没有看清少年的长相,但我知道他有着落寞的表情。他为何而坐?

整整一个上午,他就那样坐着。整整一个下午,他还是那样坐着。最后,在暮色里,把自己也坐成了一块石头,不动弹,也不言语。三块黑石头,内心裹着什么样的岩浆,就裹着什么样的故事。可已经是黑夜了。黑夜里,人心和故事都黑漆漆的了。

我在长风呼啸的夜晚,睡在城中村,听微雨敲打着屋顶的铁皮,散乱溅起了满院嘈杂之声。我想起了少年,石头一般。我不想在第二天遇见他。

还有那些坐班车从另一个县城来的人。每个周一,我们同车而坐,来到这个小城。在车上,每一次,都有人急切地询问精神病院去不去。有些司机好些,会说经过,到时候停车;有些恶劣,充耳不闻,要么言语生硬如同吃了火药。那打听精神病院的人,独自一人,问毕,依然满心不安坐在座位上,自言自语,大意是要去看自家的亲戚,在那里住院,家人没有人管了,已经半年了,他想看看人还活着没。有两个人,打听的人迷迷糊糊地坐下,他的旁边,坐着他的亲人,裹得严严实实,从那灰暗木讷的脸上,就可以看出,要去给他看病了。

这些搭乘班车,要去城里看病的人,似乎多是乡下的。他们要起得很早,从村里坐车进县城,然后转乘班车。他们都灰扑扑的,提着旧式的黑皮包,里面塞得鼓鼓囊囊。而他带着的人,特意穿了新衣裳,毕竟要去市里,要见人,得拾掇拾掇。在乡下,一个人生病,看不好,甚至死了,也都无所谓的。可要说去精神病院,大家多多少少就会带着偏见,以为那个人疯了,有神经病了。可那个人他没有疯,他只是吃遍了药,于事无补,在别人的提议下,被家人带到了遥远的城里,送进了精神病院而已。

车在路上跑着,窗外夜色汹涌。离黎明尚早。渭河在高速公路南岸,结着厚重的冰。渭河凝固,寒意凝固。一个人带着昏沉睡意,去向不确定的远方。听说远方,那个被药片、针管、手术刀、病床、铁门等夯筑的城堡,会把那些岌岌可危、随时崩断的神经绑紧,结牢,会把大脑里溅满泥浆的镜片用消毒液擦拭出反光,能让人变成你们所认为的正常的人。他把自己往衣服里缩了缩,在塌陷的座位上,蜷成一个包子。只有这样,他才觉得安全。而危险就在不远处潜伏,如同火焰和开水,随时要把他蒸熟,上桌,蘸上佐料,被血红大嘴吞掉。

这个世界危机四伏。黑夜潜藏在黎明之前,随时偷袭掠夺一个人的梦境。一个人的梦境,在80码的速度里支离破碎。

我总是要经过这里的门口。有时,我打车,顺路捎上他们,毕竟同路。到了精神病院门口,放下他们。我也是一个身藏疾病之人,只是无人知晓。我想,你们去吧,也算是替我看病了。这人间,谁不会忧郁、悲伤、压抑、疯狂、抑郁、痛苦、死亡、分裂、毁灭呢?只是,我们伪装出所谓的健康,招摇过市罢了。谁敢把另一个患病的自己从牢笼里放出来?

据说,以前,这里每天看病的只有几十人,现在,二三百了。看病的人越来越多,这里的生意越来越好。

我们都是病人。世界不会在乎。活生生的光景不会在乎。

《隐疾》创作谈

我之前住城中村,到单位,可步行半个钟头。一路所见,我曾写下一组文章,《隐疾》便是其中之一。我每天经过那个医院(主治精神疾病),门口出出进进的人,穿白大褂的大夫,走成一串做检查的病人,摆摊子的小商贩,和那些横陈的电线和黑鸟,一起织成这个城市的另一幅面孔。我曾在那个医院带母亲去看过失眠,曾和妻子去探望她家亲戚,也曾于一些前往就医的人同车而坐。我看似每天经过那个医院,形同路人,但我与其也有丝缕之牵。于是我想起隐疾,那些看不见的焦虑、抑郁、疼痛、失眠、苦楚,让一些人走进医院,于是成为病人,而那些强忍着或未曾发觉病痛的人,行走于街市,他们,或者说我们,也有属于自己的隐疾。只是,我们未曾发觉,或者不曾启齿。世人匆忙,不会真正去关心另一个人那揪心的隐疾。